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废除奴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七十一章 做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

　　(接4月14日)四、注意事项：在做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从政为官，承载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肩负着治国理政、为民造福的神圣使命，从来不是一时的履职尽责，而是一场关乎初心、考验担当、锤炼作风、涵养品格的终身修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经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为官从政亦是如此——一时的坚守易，终身的践行难;偶尔的实干易，始终的务实难。唯有摒弃浮躁之心、坚守底线之道、践行为民之责、锤炼务实之风、涵养慎微之德，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怀警醒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才能在权力、利益、人情的多重考验中站稳脚跟，在时代征程中行稳致远，真正做到不负党、不负人民、不负历史。

　　从政为官，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为社稷尽责，身处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面对权力、利益、人情的多重考验，为官者唯有坚守准则、锤炼本领、涵养作风，才能行稳致远、不负重托。“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做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是一项崇高的追求，更是一段布满诱惑与考验的征程，从来没有坦途可走。结合古今中外的历史智慧、惨痛教训与新时代的实践要求，从政为官者在践行优秀为官之道、追求崇高从政目标的过程中，需重点警惕和克服十大类突出问题，层层设防、久久为功，以清醒自持、笃行不怠，走好为官从政的每一步，真正实现为民造福、留名青史、无愧时代。

　　(一)锤炼务实作风：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守实干本色

　　“为政之道，贵在实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明确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唯一路径，更是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为官从政的顽瘴痼疾，是阻碍实干、背离民心的“绊脚石”，更是做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的“拦路虎”，其核心症结在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重表面、轻实效，重表态、轻行动，重痕迹、轻实绩，最终只会消耗民力、损害民心、贻误发展，被人民唾弃、被历史否定。

　　首先，警惕形式主义：摒弃“虚功”，务求实效。形式主义的本质是“虚”，是用表面文章代替实干实绩，用痕迹材料代替实际成效，看似忙忙碌碌、轰轰烈烈，实则毫无实效、劳民伤财。这种“花架子”式的履职，不仅浪费公共资源，更会凉了群众的心，最终难以逃脱历史的评判。古人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形式主义的危害，不仅在于“虚耗”，更在于“失信”——失去群众的信任，背离为官的初心。现实中，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多样，极具隐蔽性，却始终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有的地方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不深入调研群众真实需求，不结合本地资源禀赋谋划发展路径，反而花费大量资金打造“样板村”“景观路”，只为迎接检查、应付考核，看似成效显著，群众却未得到真正实惠;有的干部落实惠民政策，不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照搬照抄上级文件，搞“一刀切”“一阵风”，导致政策“水土不服”，难以落地见效，甚至适得其反、损害群众利益;有的干部把“开会发文”当作落实工作，把“打卡留痕”当作履职尽责，把“标语横幅”当作工作成效，会议开了一堆、文件发了一堆，却没有一件落到实处、惠及群众。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5年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8万起，其中因重痕迹轻实绩、重表态轻行动被问责的干部达1.2万人，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形式主义对事业发展的阻碍、对群众利益的损害，深刻警示我们：形式主义害人害己害事业，必须坚决摒弃、彻底整治。反观延吉市北山街道丹青社区，摒弃“窗口式”服务的形式主义弊端，将办事窗口改为开放式服务岛，让社区工作者与居民围坐畅谈，通过红心物业、红色代办等载体，将服务精准送到居民身边，用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这正是杜绝形式主义、坚守实干本色的生动实践。

　　其次，摒弃官僚主义：放下架子，扎根群众。官僚主义的本质是“浮”，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把“官”当“老爷”，把群众当“下属”，漠视群众需求、忽视群众疾苦，脱离实际、主观臆断，最终失去民心、动摇根基。历史上，无数王朝的衰败、官员的落马，都与官僚主义的泛滥密不可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官僚主义最大的危害，就是割裂官民关系，让权力脱离群众，最终被群众抛弃。西晋时期的石崇，身为荆州刺史，手握重权却不关心百姓死活，反而凭借职权大肆搜刮民财、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建造豪宅，甚至与贵族比富，用蜡烛当柴烧、用锦缎铺道路，极尽奢华、挥霍无度，最终因贪腐被杀，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明末的魏忠贤，权倾朝野，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漠视百姓疾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最终引发农民起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成为官僚主义的千古反面教材，被后世永远唾弃;近代以来，一些封建官僚闭目塞听、固步自封，无视百姓诉求、漠视时代潮流，最终导致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用惨痛教训印证了官僚主义的致命危害。

　　第三，坚守实干本色：以实立身，以绩服人。反观历史上的贤官良吏，皆以实干摒弃形式、以亲民杜绝官僚，用行动诠释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唐代魏征，身为谏议大夫，始终坚持深入群众、倾听民声，多次向唐太宗进谏，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张“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建议唐太宗轻徭薄赋、体恤民情、求真务实，助力开创“贞观之治”，被历史永远尊重、被百姓永远铭记;新时代“最美公务员”廖俊波，在政和县任职期间，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形象工程”，不做“表面文章”，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带领群众修路建桥、发展产业，用实干实绩改变了政和县的贫困面貌，用真心真情赢得了群众的衷心爱戴，被人民永远记住。梧州市万秀区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周霞，扎根社区一线，摒弃官僚主义作风，不摆架子、不搞形式，面对骑楼城改造中的征拆难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面对熟人想多要补偿的请求，坚决坚守原则、不徇私情，牵头办实事700多件，组建“骑楼大妈”志愿服务队，守护百年骑楼城、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用实干赢得了各族群众的认可，成为基层干部务实履职的典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振聋发聩的告诫，深刻揭示了实干的重要意义，更是对每一位从政为官者的鞭策。对从政为官者而言，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要坚守实干本色，把心思用在干实事、谋实利上，把精力放在解民忧、纾民困上，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要脚踏实地、深入一线，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用实打实的行动解决问题，用看得见的成效造福民众;要始终牢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裁判是公正的，唯有实干，才能赢得民心、获得历史尊重、成为时代骄傲。

　　(二)敬畏权力边界：警惕权力异化、以权谋私，坚守清廉底线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于民则造福一方，用之于私则祸国殃民。”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明确指出，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这是权力的本质属性，也是为官从政的根本遵循。权力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但一旦掌握权力的人忘记权力的本质，丧失对权力的敬畏之心，放松对自身的要求，就会导致权力异化，陷入以权谋私、贪腐谋私的泥潭，最终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不仅无法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反而会被人民唾弃、被历史追责。

　　一要警惕权力异化：守住公心，不谋私利。权力异化的核心，是把公权力当作个人私器，把为官从政当作谋取私利的途径，无视纪律规矩、漠视群众利益，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历史上，这类教训比比皆是，发人深省：东汉时期的梁冀，身为大将军，权倾朝野，利用职权搜刮民财、残害忠良，聚敛的财富相当于当时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他不仅强占民田、建造豪宅，还杀害反对自己的大臣，独断专行、祸国殃民，最终被汉桓帝诛杀，家产被抄没，成为历史上“权力异化”的典型;清代和珅，身居高位却贪得无厌，结党营私、权钱交易，聚敛的财富折合白银达8亿两之多，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他利用职权为家人、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最终被抄家赐死，成为“以权谋私”的千古反面教材，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三国时期的董卓，手握重兵却滥用权力，废立皇帝、祸乱朝纲，搜刮民财、残害百姓，最终被部下所杀，成为权力异化、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现实中，也有不少干部因权力异化、以权谋私而落马，教训深刻、令人警醒。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5年全国共查处贪污贿赂案件3.1万起，处分3.8万人，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有的干部利用职权为家人、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土地出让等领域;有的干部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有的干部挪用公款、贪赃枉法，无视纪律规矩、漠视法律底线，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北海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原局长陈某，面对不法商人的“围猎”，未能坚守权力底线，沦为腐败“蛀虫”，被依法查处，成为权力异化的现实反面典型，警示我们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必然走向腐败。这些案例深刻警示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失去约束，就会害人害己。

　　二要坚守清廉底线：敬畏权力，廉洁用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今中外的优秀为官者，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坚守清廉底线，公正用权、廉洁用权，用行动诠释了“公权为民”的深刻内涵。北宋包拯，始终牢记权力的本质，公正用权、廉洁用权，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在端州任职三年，离任时没有带走一方砚台，留下了“端州三年任，不持一砚归”的千古佳话，被百姓誉为“包青天”，被历史永远尊重;印尼总统佐科，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坚守清廉自守的准则，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带领印尼人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和世界的尊重。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中，手握工程管理重权，却始终坚守廉洁底线，立下“不赴宴、不收礼、不插手招投标”的“三不”规矩，积极落实“业务监督+廉洁监督”双查要求，以廉洁工程护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带领团队攻克世界性技术难题，用勤廉实干诠释了新时代干部对权力的敬畏与坚守，成为廉洁用权的典范;北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晓东，长期战斗在反腐败一线，主办案件200多起，面对不法商人的“围猎”断然拒绝，始终坚守正义底线，深挖涉黑“保护伞”、破解民生难题，用行动践行“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誓言，彰显了为官者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清代张伯行的这句名言，深刻警示广大干部要敬畏权力、坚守底线。对从政为官者而言，警惕权力异化、以权谋私，就是要时刻牢记权力的本质是服务，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坚决杜绝权力寻租、贪腐谋私，不越雷池、不踩红线;要自觉接受监督，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主动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做到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公正用权，始终坚守清廉底线，才能行稳致远，才能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

　　(三)树立正确政绩观：摒弃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坚持久久为功

　　“为官做事，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长远。”做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摒弃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错误倾向，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显功”，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只会导致“寅吃卯粮”“竭泽而渔”，损害长远发展、损害群众根本利益，最终被历史否定、被人民遗忘。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评价一名官员的政绩，不仅要看当下的成效，更要看长远的影响;不仅要看表面的成果，更要看群众的真实感受。

　　一要警惕急功近利：拒绝“短期行为”，摒弃“政绩泡沫”。历史上，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官员，往往难以被历史尊重，甚至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战国时期的赵括，熟读兵书却缺乏实战经验，急于建功立业，在长平之战中贸然出兵，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指挥，最终导致赵国大败，40万赵军被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赵括也成为“纸上谈兵”的反面教材，被历史永远唾弃;隋炀帝杨广，急于建功立业、彰显政绩，不顾百姓疾苦，大肆征发民夫修建大运河、攻打高句丽，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最终引发农民起义，隋朝二世而亡，杨广也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成为急功近利的典型;北宋时期的蔡京，为了迎合皇帝、追求政绩，大肆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搞“花石纲”，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最终被罢官流放，遗臭万年，警示我们急功近利终会自食恶果。现实中，一些干部存在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问题，为了一时的GDP增长，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牺牲群众利益，搞“短期行为”——有的地方盲目引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虽然短期内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百姓健康受到威胁，后续治理需要花费数倍的资金;有的地方为了打造“政绩工程”，花费大量资金修建脱离实际的大型建筑、景观工程，最终闲置浪费，加重了财政负担，损害了群众利益;有的干部为了快速出成绩，搞“数字造假”“虚假政绩”，看似成效显著，实则自欺欺人，最终被群众揭穿、被组织问责，丧失了为官的公信力。

　　二要坚持久久为功：立足长远，深耕细作。反之，那些立足长远、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官员，始终被人民记住、被历史尊重。明代李拔，在福建福宁任职时，不追求一时政绩，而是立足长远，看到当地百姓穿衣困难、收入微薄的问题，不顾乡绅的质疑与反对，在府衙内隙地试种棉花、桑树，亲自摸索种植技术，历经多次失败，终于成功培育出优质棉花、桑树品种，并著成《蚕桑说》《种棉说》，在当地广泛推广，手把手教百姓种植棉花、桑树，教百姓织布、缫丝，让百姓摆脱了“穿衣难”的困境。他还主张“官山许民认垦”，鼓励百姓开垦荒山、栽插竹木，提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理念，虽然当时没有立即看到显著成效，但十年后，福宁的荒山变成绿洲，佳木良材漫山遍野，百姓的收入大幅提升，李拔的实干与远见，被百姓永远记住、被历史永远尊重。东汉时期的王景，奉命治理黄河，他没有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而是立足长远，深入调研黄河水情，制定科学的治理方案，带领百姓筑堤修渠、疏浚河道，历经多年努力，彻底根治了黄河水患，让黄河两岸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其治理成果惠及后世数百年，被历史永远铭记;新时代的谷文昌，在福建东山岛任职时，不追求一时的政绩，而是立足长远，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克服风沙肆虐的困难，历经十多年努力，把荒岛变成绿洲，为当地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他生前没有看到显著的政绩，但他的实干与远见，被百姓永远铭记，成为“潜功”变“显功”的典范。

　　对从政为官者而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错误倾向，既要做“显功”，更要做“潜功”;既要立足当下，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更要着眼长远，为后人铺路搭桥;要始终牢记，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做给群众看的，不是一时的“面子工程”，而是长久的“民心工程”，唯有久久为功、深耕细作，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才能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

　　(四)坚守原则底线，不随波逐流——做为政者的“定盘星”

　　“政者，正也。”为官从政，首要在于坚守原则、不越底线，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古往今来清官廉吏的共同追求。官场从来不是一潭清水，诱惑与考验如影随形，无论是权力寻租的陷阱、人情往来的羁绊，还是不良风气的裹挟，稍有不慎便会迷失方向、滑向深渊。坚守原则底线，不是墨守成规、固执己见，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亮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不是不近人情、不懂变通，而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在底线问题上不妥协，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

　　一要坚守原则：以正立身，不逾矩。历史长河中，无数仁人志士用一生践行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坚守，用行动诠释了为官者的初心与气节。春秋时期，齐国丞相晏婴秉持“廉者，政之本也”的理念，辅佐国君执政40余年，始终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无论是赏邑、住房还是车马衣物，一概谢绝，生活简朴、廉洁奉公，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原则、不卑不亢，成为世代敬仰的名相，用行动诠释了“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为政之道;东汉时期，杨震赴任东莱太守途中，昔日所举茂才王密深夜送金十斤，称“暮夜无知者”，杨震厉声驳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四知拒金”的典故流传千古，彰显了古人“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的原则坚守，成为后世为官者的廉洁标杆。唐代的狄仁杰，身为宰相，始终坚守原则、刚正不阿，面对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的专权跋扈，敢于直言进谏、坚决抵制;面对冤假错案，敢于秉公执法、为民伸冤，始终坚守“公正无私、为民请命”的原则，被百姓誉为“狄青天”，被历史永远尊重;北宋的范仲淹，始终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面对权贵的排挤、小人的陷害，始终坚守原则、坚守初心，不随波逐流、不妥协退让，用一生践行了为官者的气节与担当。

　　二要警惕随波逐流：守住本心，不盲从。反观现实，一些官员之所以身陷囹圄，根源就在于放弃了原则底线，在不良风气中随波逐流、妥协退让，最终迷失方向、滑向深渊。河北省大名县县委原书记边飞，因调任另一县县委书记后心理失衡，放弃了为官初心，在不良风气的裹挟下大肆敛财，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沦为反面典型，警示我们“执之失度，必入邪路”的深刻道理;有的干部面对歪风邪气，不敢抵制、不敢亮剑，一味妥协退让，甚至同流合污，最终丧失了为官的底线，受到了组织的问责和群众的唾弃;有的干部在人情往来中迷失自我，把“人情”当作“特权”，把“关系”当作“资本”，突破原则底线，最终陷入腐败的泥潭，追悔莫及。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清醒，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这要求为官者必须时刻绷紧原则之弦，明辨是非、坚守正道，不被人情所扰、不被利益所惑，面对歪风邪气敢于抵制，面对错误言行敢于纠正，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正的政治本色，筑牢为政之基;要始终牢记，从政为官者的原则底线，不仅是个人的名节所在，更是群众的期盼所在、国家的希望所在，唯有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才能行稳致远，才能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

　　(五)坚持终身学习，与时俱进——做执政者的“充电者”

　　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工作任务的艰巨性，要求从政为官者必须摒弃“本领恐慌”，坚持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步伐、适应工作需求，真正履行好为民服务的职责。“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学习是提升政治素养、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也是为官者修身立德、履职尽责的基础。无论是理论知识的更新、业务能力的提升，还是思维方式的转变，都离不开持续不断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只有持续学习，才能不断提升认识水平，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要勤学不辍：以学修身，以学增智。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无不注重终身学习，用学习提升能力、用知识成就事业。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一生勤学不辍，即便身居高位，仍坚持“立身以立学为先”，晚年还在不断研读典籍、修改文章，其“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治学理念，不仅成就了自身的文学成就，更让他在执政过程中能够明辨是非、科学决策，成为一代贤相;明代徐光启，身为朝廷重臣，始终保持谦逊好学的态度，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农桑知识，结合中国实际编撰《农政全书》，既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彰显了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执政智慧;美国前总统林肯，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始终坚持终身学习，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学习，从历史典籍、法律文献中汲取智慧，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用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平陆运河集团的何俊辉，从高速公路建设领域跨界到运河建设，面对“旱鸭子下水”的困境，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坚持终身学习，深入钻研运河建设技术，带领团队攻克省水船闸技术等世界性难题，研发的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省水率达63%、年节水超10亿立方米，参与编制《省水船闸设计规范》，填补了水运工程标准空白，用学习破解难题、用实干成就事业，彰显了新时代干部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

　　二要与时俱进：以学促干，以干践学。从现实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席卷而来，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为官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各级政府开展的干部培训中，关于数字化治理、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等新型业务的培训占比超过60%，这正是应对时代变化、提升干部能力的具体举措。反观一些干部，因固步自封、不愿学习，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时束手无策，出现“不善为、不会为”的问题，影响了工作推进和群众利益——有的干部不懂数字化治理，面对智慧政务、数字化监管等工作无从下手;有的干部不了解乡村振兴的新政策、新要求，仍沿用老思路、老办法，难以适应工作需求;有的干部不学习法律法规，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不足，甚至出现违法违纪的行为。

　　这警示我们，从政为官者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既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也要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提升履职能力，主动学习数字化治理、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等新型业务知识，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专业能力;还要注重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经验，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以过硬本领回应群众期待，才能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

　　守正笃行，方得始终。做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是一场终身修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从政为官者，唯有始终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瘴痼疾，坚守实干本色;敬畏权力边界，坚守清廉底线;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坚守原则底线，不随波逐流;坚持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权力的考验中站稳脚跟，在时代的征程中行稳致远。

　　“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准则底线，以公心立身、以民心为政、以天下为怀，脚踏实地、实干担当，在履职尽责中锤炼初心，在为民服务中实现价值，努力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好官，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为政为民的精彩华章，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负历史和时代的期望。

　　(六)警惕急功近利，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实干者的“铺路石”

　　政绩观是为官者的“方向盘”，更是从政履职的“思想罗盘”，直接决定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乎群众福祉、事业发展和历史评价。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看似是“干事创业”的积极姿态，实则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漠视群众根本利益的浮躁心态，是党性修养缺失、责任担当弱化的具体表现。这种心态驱动下的“干事”，往往沦为取悦上级的“面子工程”、华而不实的“半拉子工程”，看似短期见效、光鲜亮眼，实则透支未来、损害民心，最终只会破坏政府公信力，被群众抛弃、被历史否定。

　　中央领导深刻指出：“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为广大从政为官者指明了方向。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短平快”的表面光鲜，不是不计成本的“数字好看”，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功名”，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远实效，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是惠及一方的“集体荣光”。为官者唯有摒弃“速成心态”，涵养“久久为功”的定力，兼顾显功与潜功、当下与长远，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古人云：“政者，正也，久也。”为官从政，唯有脚踏实地、深耕细作，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才能真正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一是警惕“急功近利”：莫让政绩冲动作祟，坚守发展规律。1，何谓“急功近利”?——一种植根人性深处的政绩冲动。古人云：“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急功近利，本质上是一种源于人性弱点的政绩冲动，其核心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回报，不惜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追求短期效果与表面数据，而置长远根基与民生福祉于不顾。对于为官者而言，急功近利往往表现为好大喜功、盲目铺摊子、追求“数字出政绩”，甚至为了制造“亮眼报表”而弄虚作假、拔苗助长，把“政绩”当作个人晋升的“垫脚石”，而非为民服务的“成绩单”。这种心态的本质，是政绩观的偏差，是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初心的背离，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2，历史的镜鉴：急功近利终致失败，循序渐进方得始终。急功近利之害，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其中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沉痛教训，尤为发人深省。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满怀“富国强兵、泽被苍生”的理想，推出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规，试图以国家之力矫正市场失灵、救济贫弱、充实国库。然而，王安石急于求成，不顾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基层治理水平，短短四年间，一口气颁布大小十一项新法，在全国全面推行，丝毫不顾“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规律，更忽视了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最终，这些“良法美意”在基层执行中面目全非——农民自愿借贷变成了强迫摊派，赈济救灾变成了催债逼税，原本旨在惠及百姓的政策，反而加重了群众负担。正如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中一语道破：“王安石的初衷，到了基层变成了考核基层的KPI。”当政策初衷被简化为一串冰冷的数字指标，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不是关心农民是否真正受益，而是确保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最终导致民怨沸腾、改革失败。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尖锐批评：“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与之也，岁收其什四之息”，深刻揭示了急功近利对政策执行的扭曲和对民生的损害。类似的教训还有很多。战国时期的赵括，熟读兵书却缺乏实战经验，急于建功立业，在长平之战中贸然出兵，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指挥，最终导致赵国大败，40万赵军被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赵括也成为“纸上谈兵”的反面教材，被历史永远唾弃;隋炀帝杨广，急于彰显政绩、建功立业，不顾百姓疾苦，大肆征发民夫修建大运河、攻打高句丽，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最终引发农民起义，隋朝二世而亡，杨广也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成为急功近利的千古典型。这些历史案例深刻昭示：任何一项惠及长远的事业，任何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如果推行者心浮气躁、不顾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盲目推进，最终不仅难以达成预期，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加重民生负担，留下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3，现实的警示：从“面子工程”到“数字游戏”，急功近利的现实危害。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在现实中以各种形式反复上演，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政府公信力，教训极为深刻。据统计，近年来全国曝光的“形象工程”“政绩造假”案例中，60%以上源于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这些案例遍布各个领域，触目惊心。河南三地曾被曝光招商数据造假，不到1个亿的省外资金被上报为78亿，一分钱没到账的项目凭空编出9.6亿，背后正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在作祟，这种“数字政绩”不仅误导宏观决策，更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让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大打折扣。四川省昭觉县作为曾经的贫困县，财政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却安排149万元财政资金定制3首文旅宣传歌曲;湖北省文旅厅及其直属单位更是花费300万元定制1首宣传歌曲，均未认真评估宣传效果，盲目跟风推进，违背了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反映出部分干部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不清醒，急功近利、主观盲目。更有甚者，一些干部为了追求短期政绩，不惜脱离实际、劳民伤财。江西省樟树市原市委书记刘安安为“快出政绩、多出显绩”，以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为名，大张旗鼓打造号称集现代会展、产品展示、电子商务、中药材交易等于一体的国家级特色小镇，结果商业项目全部烂尾，耗费巨资建设的会展中心和博物馆除每年药品药材交易会外，平时基本闲置，还要花费大量资金维护管理，既浪费了财政资金，又没有惠及群众。陕西林业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有为在任职期间，“急功近利盲目铺摊子，背离主营业务无序扩张”，导致该集团负债总额、资产负债率猛增，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损害了国有资产安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李小豹，在担任萍乡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脱离实际，不顾实际在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肆上马房地产项目，把经开区变成“房地产开发区”;盲目追求政绩，要求全市在3年内建成全国第一个全域“海绵城市”，工程质量问题频发，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为全市项目观摩考核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导致一些县区脱离实际花巨资“堆盆景”，甚至弄虚作假造项目，最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3年3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委原书记张冠军，2017年至2023年在乡村振兴迎检等工作中弄虚作假搞“面子工程”，花费大量财政资金在农业园区大门等位置安装大型电子显示屏、建设参观通道，多次组织养殖户临时集中以制造市场繁荣、交易活跃假象，导致大量资产长期闲置，浪费巨额财政资金，最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领导一针见血地告诫：“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些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的政绩冲动，本质上是对“四个有没有”要求的严重背离，不仅会贻误事业发展，更会损害群众根本利益，最终让干部失去民心、自食恶果。4，正确政绩观：既做显功也做潜功，践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绩观?中央领导给出了清晰回答：“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2026年1月，中央领导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深刻揭示了政绩观的辩证法——“无我”与“有我”的统一：功成不必在我的“无我”，是襟怀坦荡的精神境界，是不计个人得失、着眼长远发展的格局;功成必定有我的“有我”，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是立足本职岗位、主动履职尽责的坚守。历史长河中，无数贤吏用一生践行着正确的政绩观，为后世树立了标杆。战国时期，西门豹治理邺县，没有急于求成搞“形象工程”，而是深入调研、摸清症结，先废除“河伯娶妇”的陋习，再带领群众开凿十二渠、兴修水利，深耕农业生产，让昔日贫困落后的邺县变成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的富庶之地。他在任时没有惊天动地的“显绩”，却用长远实效赢得了百姓世代铭记，成为实干兴邦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谷文昌在福建东山岛任职期间，面对荒漠化的恶劣环境，立下“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带领群众扎根荒岛、植树造林，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荒岛变成绿洲，如今他当年描绘的“举首不见石头山，下看不见飞沙滩，上路不被太阳晒，树林里面找村庄”的愿景已变成现实，用毕生坚守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天眼”工程建设负责人南仁东，带领团队用22年时间深耕科研，不追求短期名利，只为打造国之重器，最终让“中国天眼”落成启用，用坚守与奉献书写了“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之歌。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多个日夜，蹬着自行车走访120多个生产队，忍着肝癌剧痛战风沙、治内涝，不搞“形象工程”，只做民生实事，用生命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誓言，其朴素而坚定的政绩观，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指引意义。塞罕坝三代建设者用六十多年的坚守，生动诠释了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自1962年建场以来，三代塞罕坝人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在茫茫荒原上建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82%，资源总价值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155.9亿元。他们创造的不仅是“显功”——为京津锁住了风沙、涵养了水源，更留下了“潜功”——让周边百姓吃上了“生态饭”、过上了好日子。第一代务林人赵振宇说得好：“我们那时候，想的就是让老百姓不再受风沙之苦”。六十多年过去，这片林海依然在造福一方，这正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真实写照。5，为官启示：以实干践初心，以实绩赢民心。从政为官者当深悟：真正的政绩不在于报表上的几个零，不在于一时一地的轰动效应，而在于能否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检验、历史检验。正如老百姓关心的，“是家门口的路通不通、孩子的托位够不够、饮水安不安全”，这些事未必上热搜、登简报，却最能暖人心、聚民心。因此，必须坚决摒弃“政绩冲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谋长远，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功”;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干实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多做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显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做给群众看的;不是一时的“面子工程”，而是长久的“民心工程”。为官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事物发展规律，摒弃浮躁心态，脚踏实地、深耕细作，既要立足当下，解决群众眼前的困难，也要着眼长远，为后人铺路搭桥，用实干践初心、以实绩赢民心，努力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好官。

　　(七)坚守“公私分明”：筑牢为官从政的根本底线，永葆清廉本色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而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就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这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一个没有私利的政党，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拥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为官从政，唯有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才能守住初心、不越红线，才能筑牢为政之基、赢得群众信任。

　　一是公与私：衡量党性强弱的核心标尺。“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提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的治国主张，深刻阐明了公私分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这一思想被历代仁人志士一脉相承，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马融在《忠经》中写道：“无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意指如果为官者能秉公办事、不怀私心，天下百姓自然也就一心为公，天下也自然变得公正有序。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公私分明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更是一种党性要求。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绝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满足个人私欲。公私不分、公器私用，不仅会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更会让干部自身滑向腐败的深渊。因此，每一位为官者都要时刻绷紧公私分明这根弦，分清公与私的界限，守住公与私的底线，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

　　二是历史中的“大公无私”典范：以公为先，以民为本。历史长河中，无数仁人志士用一生践行着公私分明的准则，留下了千古佳话，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标杆。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故事，堪称公私分明的典范。春秋时期，晋平公问祁黄羊谁可任南阳县令，祁黄羊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理由是“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后来又问谁可担任军中尉，祁黄羊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理由是“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孔子闻之赞叹：“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为官者用人处事，应当唯贤是举、唯能是用，决不能让私人恩怨、亲情关系干扰公义，更不能因私废公。另一座丰碑是北宋名臣包拯。他铁面无私、一心为民，深得百姓拥戴。百姓不以官职称他为“包待制”或“包龙图”，而是世代尊称他为“包青天”——不是以职位命名他，而是以公正无私的品格来纪念他。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离任时没有带走一方砚台，留下了“端州三年任，不持一砚归”的千古佳话;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只要触犯法律，一律严惩不贷，用行动诠释了“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为政之道。这深刻印证：真正的口碑，不来自权力的大小，而来自公私分明的品格;真正的政绩，不来自表面的光鲜，而来自一心为公的坚守。唐代魏征，身为谏议大夫，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向唐太宗进谏，反对权贵专权、反对铺张浪费，主张轻徭薄赋、体恤民情，始终把国家利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助力开创“贞观之治”，被历史永远尊重。明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保卫京师，面对瓦剌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气节、不卑不亢，坚决拒绝割地求和，始终把国家安危、百姓福祉放在首位，被百姓世代铭记，成为公私分明、忠君爱民的典范。

　　三是“公私不分”的现实教训：公器私用，必遭严惩。反观当下，一些落马官员的堕落轨迹，无不是从公私不分开始，一步步突破底线、滑向深渊。辽宁省住建厅驻政务大厅工作人员王某某，一个仅有“接件”和“转办”职权的普通窗口人员，竟在8年时间里年均收取好处费超过200万元，按工作日计算，每个工作日收取的好处费就近万元。他把“依法办理”异化为“依钱办理”，把法定的审批时限让位于“利益时限”，这种将公共服务彻底商品化的行径，严重腐蚀了市场公平竞争和政府公信力，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中，76名省人大代表中56人存在送钱拉票行为，527名市人大代表中518人收受钱物，涉案金额高达1.11亿余元。这些官员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把选举当作“权钱交易”的平台，公私不分、公器私用，不仅破坏了选举制度，更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最终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还有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家人、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土地出让等领域，把“公权”变成“私权”，把“公家”变成“自家”，最终身陷囹圄、追悔莫及。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6.8万件、处分62.8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万人。这一数据一方面显示了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也警示：公私分明的防线，任何时候都不可失守;一旦公私不分、公器私用，无论职位高低，都必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最终自食恶果。

　　四是坚守公私分明的实践路径：明辨公私，克己奉公。从政为官者当常思三问：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应当为谁所用?怎样才能不负重托?答案只有一个——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孟子》有云：“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面对可拿可不拿的利益，当保持清醒，坚守原则，以不妄取分毫、不僭越寸心的态度划清公私界限。东汉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更是对公私分明的生动诠释和深刻警示。杨震赴任东莱太守途中，昔日所举茂才王密深夜送金十斤，称“暮夜无知者”，杨震厉声驳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面对无人监督的场景，杨震依然坚守原则、不为所动，拒绝私利诱惑，堪称慎独的典范。这种“暗室不欺”的自觉，正是公私分明的核心要求——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无论有监督还是无监督，都要始终坚守公心、摒弃私心，做到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坚守公私分明，既要靠个人自律，也要靠制度约束。为官者要始终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各种私利诱惑，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要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让权力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防止公器私用;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身，坚决杜绝“小节不守、大节难保”的现象，筑牢公私分明的思想堤坝。

　　五是为官启示：公字当头，方能行稳致远。“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为官从政，必须时刻绷紧公私分明这根弦，把“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作为铁律。要始终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要始终把国家利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摒弃私心杂念，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要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利益诱惑面前不为所动，以公心立身、以公心处事、以公心履职。唯有如此，方能守住从政为民的初心，方能不负党的重托、不负人民的期望，在为官从政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八)克服“脱离群众”：把心贴近人民，永葆鱼水情深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一切工作的大敌，也是为官从政的“致命隐患”。领导干部如果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更不可能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如果漠视群众疾苦、忽视群众诉求，就会割裂官民关系，失去群众信任，最终被群众抛弃。做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官，必须克服脱离群众的问题，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心贴近人民，永葆鱼水情深。

　　一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割裂官民关系，贻误事业发展。脱离群众的本质，是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是政绩观偏差的重要体现——一些干部把“官”当“老爷”，把群众当“下属”，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漠视群众需求、忽视群众疾苦，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不愿“倾听民声”;习惯于“纸上谈兵”，而不愿“深入一线”;习惯于“应付了事”，而不愿“真抓实干”。这种作风，不仅会导致决策失误、工作脱节，更会割裂官民关系，让群众产生不满情绪，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批判“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主观主义学风，脱离群众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主义”在政绩观上的反映——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以至于忽视客观规律、背离群众期盼，最终导致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贻误事业发展。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凝聚起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力量源泉，最终走向失败。

　　二是焦裕禄的榜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声。焦裕禄同志就是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1962年，焦裕禄来到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之苦的兰考，面对组织的重托，他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没有丝毫怨言，只有为民服务的坚定决心。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他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副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5000多里，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摸清了“三害”的分布情况和治理规律。他常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所以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风里、雨里、沙窝里，焦裕禄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调研，到最贫困的农户家中走访，他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同喝一碗茶水，倾听群众的心里话，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他从群众口口相传的“土办法”中汲取智慧，通过实验调查、试点推广，总结出治理“三害”的科学方案。那把被肝病顶出窟窿的藤椅，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那件深夜走访时披在肩上的旧棉袄，都在无声诉说着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赤子情怀。焦裕禄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他带领群众战风沙、治内涝、改盐碱，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甚至忍着肝癌的剧痛坚守岗位，用生命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誓言。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有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才能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才能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奋斗，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三是谷文昌的传承：造福一方，留名千古，民心所向即是政绩。焦裕禄精神在后辈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谷文昌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谷文昌同志扎根福建东山岛14年，面对荒岛荒坡、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立下“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带领干部群众植树治沙、筑堤修渠，创造了“荒岛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他的为官准则只有两条：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的威信有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在东山岛任职期间，他始终深入群众、倾听民声，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期盼，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他不追求短期政绩，不搞“形象工程”，只做为民实事，用一辈子的坚守，让东山岛的百姓摆脱了风沙之苦，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每年清明时节，“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已成东山风俗。这种民心所向的口碑，比任何“政绩报表”都更具分量，比任何荣誉称号都更显珍贵。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真心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谁就会被他们永远铭记;谁脱离群众、漠视群众，谁就会被他们遗忘。谷文昌同志用一生践行了群众路线，用实干赢得了民心，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的好官。

　　四是群众路线的当代意义：把心贴近人民，凝聚发展力量。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把心贴近人民”，要求干部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以群众视角谋划工作、解决问题。从井冈山时期的“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到延安时期的“只见公仆不见官”，再到新时代的“把心贴近人民”，群众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始终是我们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更需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凝聚起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反观那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官僚习气，那些“重痕迹、轻实效、重表态、轻行动”的形式主义做法，归根结底都是脱离群众的表现，不仅损害了群众利益，更影响了事业发展。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群众路线，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原汁原味的声音，了解原汁原味的诉求，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要始终把群众当亲人，主动关心群众的冷暖安危，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凝聚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五是为官启示：深入群众，实干为民，永葆鱼水情深。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倾听群众的心里话，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坚决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摆架子、不搞形式，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上，放在为群众谋福祉上。要始终牢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任何事业都难以取得成功。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心贴近人民，把情系于人民，用真心换取真情，用实干赢得民心。只有在群众中摸爬滚打，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才能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好官。

　　(九)防止“庸懒懈怠”：为官须勤勉，实干方成事

　　古语云：“为官之道，清廉、谨慎、勤勉三者缺一不可。”清廉是底线，谨慎是准则，勤勉是本分。作为从政为官者，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肩负着治国理政、为民造福的神圣使命，必须摒弃“庸懒懈怠”的不良作风，树立“勤勉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干”字当头、以“实”字托底，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当前，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不敢为、不愿为、不善为”的突出问题，不仅影响整体干事创业氛围，更贻误事业发展良机、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坚决克服。

　　一是庸懒懈怠的表现：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贻误事业发展。当前，庸懒懈怠在一些干部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躺平式”干部，精神懈怠、思想消沉，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在工作中敷衍了事、消极应付，不推不动、甚至推了也不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二是“佛系式”干部，缺乏责任担当，怕事畏难、避重就轻，只想当官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面对困难和挑战，要么退缩回避，要么敷衍塞责，不愿主动作为、积极担当;三是“陀螺式”干部，习惯于“等靠要”，缺乏主动意识和创新精神，上级推一下就动一下，不推就不动，甚至推了也不动，工作效率低下、成效不佳，被形象地称为“不抽不转”“转而无功”。这些庸懒懈怠的干部，把官职当成“铁饭碗”，把从政视为“舒服日子”，忘记了为官的初心和使命，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他们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更贻误了事业发展的良机，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让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大打折扣，必须坚决整治、彻底扭转。

　　二为官的真谛：做官不是享福，而是吃苦;不是索取，而是奉献。中央领导深刻指出：“认认真真地当好共产党的‘官’是很辛苦的，但只有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才能在领导岗位上感受到无穷的乐趣。”这番话道出了为官的真谛——做官不是享福，而是吃苦;不是索取，而是奉献。为官从政，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风险，需要始终保持勤勉实干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人民群众对“平平安安占位子、舒舒服服领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的庸官懒官深恶痛绝。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既是职责要求，也是从政本分。作为为官者，要始终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摒弃“享福”思想，树立“吃苦”意识，把心思用在干实事上，把精力放在谋发展上，以勤勉实干的作风，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用实干成就事业、用奉献赢得民心。

　　三反面典型的深刻警示：庸懒懈怠，必受问责。山西省运城市林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建刚的案例，令人深思、发人深省。他因没有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带着“对组织不理解、甚至埋怨的情绪”走上新岗位，从此精神懈怠、消极应付，陷入了庸懒懈怠的泥潭。面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党中央的重要部署，他连续三年置若罔闻、熟视无睹，连一次专题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整改要求，他不研究、不部署、不督促，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这项工作容易引发争议，我们宁可被上级通报，也不积极推动”。这种“宁可被通报也不愿推动工作”的消极心态，不仅是懒政怠政的典型表现，更是对组织和人民极端不负责任。最终，李建刚因庸懒懈怠、不作为被问责，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处理，成为庸懒懈怠的反面典型。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一些干部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被通报问责、受到处分，这深刻警示我们：庸懒懈怠不可取，不作为、慢作为必受问责;为官者必须勤勉实干、主动担当，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四是勤勉作为的科学依据：实干兴邦，勤勉成事。勤勉作为，不是盲目蛮干，而是科学实干，是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结合实际情况的主动作为、有效作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表明，领导者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一个勤勉的领导者，能够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整个团队，形成积极向上、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提升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反之，一个消极懈怠的领导者，不仅自身工作效率低下，更会“传染”整个团队，形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恶性循环，影响整个单位的工作成效。焦裕禄的“风越大越往外跑、雨越大越往低处走”，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更是一种科学精神——不到现场去，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可能拿出科学管用的治理方案;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勤勉实干，就是要深入一线、摸清实情，立足实际、科学决策，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用实干成就事业、用实绩赢得民心。

　　五为官启示：勤勉实干，担当作为，不负时代重托。从政为官者当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砥砺奋进，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紧迫感推动工作。要坚决摒弃庸懒懈怠的不良作风，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变“等靠要”为“闯干拼”，以“马上就办”的使命感干工作，以“事不过夜”的责任感抓落实。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勇于担当、善于作为，面对困难和挑战，不退缩、不回避，主动想办法、找路径，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实干推动发展。正如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领导干部要“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开拓、积极作为，用实际行动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唯有如此，方能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奋斗中，真正体味到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乐趣，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才能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好官。

　　(十)杜绝“小节不守”：筑牢防微杜渐的思想堤坝，永葆清廉本色

　　中央领导反复告诫广大干部：“堤溃蚁穴，气泄针芒”，要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身，防微杜渐，严以修身。中央领导更是深刻指出：“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任何大的溃败，都始于小的疏忽;任何严重的腐败，都发端于“小节”的失守。为官从政，必须杜绝“小节不守”的现象，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筑牢防微杜渐的思想堤坝，永葆清廉本色。

　　一是小节不守的危害：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室，焚于隙烟。”小节看似微小，却关乎大节;小事看似琐碎，却影响品行。对于为官者而言，小节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党性原则的反映。一些干部认为，“小节无关紧要”，“吃点喝点不算啥”，“收点拿点无所谓”，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一旦放松了对小节的要求，就会逐渐放松对自己的约束，从接受一顿饭、一瓶酒、一张卡开始，慢慢陷入腐败的泥潭，最终“小节不守、大节难保”，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小节不守，不仅会损害干部自身的形象和声誉，更会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影响官民关系。群众看干部，不仅看干部的大节，更看干部的小节;不仅看干部的表态，更看干部的行动。一些干部的“小节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却会让群众产生不满情绪，让群众对干部失去信任。因此，为官者必须时刻绷紧“小节”这根弦，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筑牢防微杜渐的思想堤坝。

　　二是慎独慎初慎微：古人的修身智慧，为官者的行为准则。“慎独、慎初、慎微”，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为政者修身养性的核心要求，也是为官者筑牢防微杜渐思想堤坝的重要途径。慎独，就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原则、不越底线，做到“暗室不欺”;慎初，就是守住第一次，坚决杜绝“第一次”的诱惑，不越雷池、不踩红线;慎微，就是注重小事小节，从点滴做起，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明代大学士徐溥储豆律己的故事广为人知：他在书桌上放两个瓶子，分别储藏黑豆和黄豆，每行一善、每做一件好事就往瓶中投一粒黄豆;每起一恶念、每做一件错事就往瓶中投一粒黑豆。通过这种方式时时自省、日积月累，最终黄豆渐多、黑豆渐少。这种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功夫，就是“慎独”的生动实践，更是从小事小节加强修养的典范。东汉杨震“暮夜却金”更是慎独、慎初、慎微的典范。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携金拜访，以报举荐之恩，认为“暮夜无知者”。杨震正色以“四知”回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面对无人监督的场景，杨震依然坚守原则、不为所动，坚决拒绝私利诱惑，守住了“第一次”，守住了小节，更守住了大节。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就可能一泻千里。防微杜渐，必须从杜绝“第一次”开始，从点滴小事做起。

　　三是小恶积大恶：触目惊心的现实案例，深刻警示。现实中，“小节不守”最终“大节难保”的案例比比皆是，触目惊心。长春市汽开区第七小学原后勤主任戚世国，从学生餐费中一餐克扣几毛钱，看似微不足道，却日积月累，仅他一人就收受23万余元。几毛钱的“小节”，最终演变成严重的贪腐问题，不仅损害了学生的利益，更断送了自己的前途。永嘉县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更有甚者，一社区书记竟然挪用、侵占集体资金高达1.7亿元。这些官员，都是从“小节”开始失守，慢慢放松对自己的约束，从收受小恩小惠、侵占小额资金开始，逐渐陷入贪腐的泥潭，最终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辽宁省住建厅政务窗口工作人员王某某，一个普通窗口岗位，仅仅通过“送钱的当天转办，不送的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的简单操作，8年敛财1614万元。令人震惊的不只是贪腐数额之大，更是其作案时间之长、监管缺失之严重。这充分说明：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哪怕再微小，都可能滋生腐败;任何“小节”的失守，都可能引发“大恶”的发生。防微杜渐，不仅要靠个人自律，更要靠完善的制度监督。

　　四是党性修养与日常修身的统一：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中央领导强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确指出了党性修养与日常修身的内在统一。大德是根本，关乎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是从政为官者的精神支柱;公德是要求，关乎公共利益、群众福祉，是为官者的行为准则;私德是基础，关乎个人品行、家庭美德，是为官者的修身之本。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才能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领导干部的私德，不仅关乎个人操守，更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焦裕禄发现儿子没买票看了场戏，立刻带孩子去剧场认错，补上票款，并由此起草了《干部十不准》，从制度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多年后，中央制定“八项规定”时，曾受到“十不准”的启发。这个故事深刻说明：真正有党性的干部，从不把“小事”当作小事，而是从小事中看到大问题、从细节中堵塞大漏洞;从不忽视“小节”，而是从点滴做起，加强自身修养，筑牢防微杜渐的思想堤坝。

　　五是为官启示：慎独慎初慎微，筑牢清廉防线。从政为官者必须做到慎独慎初慎微，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始终保持定力、守住底线。要常怀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越雷池、不踩红线;要常思贪欲之害——一念之差，可能万劫不复，始终保持对私利诱惑的警惕，坚决杜绝“小节不守”的现象;要常修从政之德——以“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的境界，加强自身修养，完善自身品格，永葆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就可能一泻千里。只有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严格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才能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才能在为官从政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守正笃行，方得始终是为官从政的十个重要遵循。以上十个方面——锤炼务实作风、敬畏权力边界、坚守原则底线、坚持终身学习、树立正确政绩观、警惕急功近利、坚守公私分明、克服脱离群众、防止庸懒懈怠、杜绝小节不守，构成了从政为官的十个重要遵循，它们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为官从政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根基。没有正确的政绩观，就难以抵御急功近利的诱惑;没有公私分明的底线，就难以做到廉洁奉公;没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难以真正为民造福;没有勤勉实干的担当，就难以推动事业发展;没有防微杜渐的自律，就难以守住清廉本色。中央领导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既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也需要深厚的人民情怀作基础，更需要严格的自我约束作保障。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事业，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干事业，立足本职、主动作为;以“公字当头”的品格立事业，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以“实干为本”的作风成事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慎独慎微”的修养护事业，防微杜渐、永葆清廉。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守正笃行、久久为功，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努力成为让人民记住、历史尊重、时代骄傲的好官，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从政为民的精彩华章。(未完待续)

　　2026年4月15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