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七十章 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
为官之道，自古便是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更是一门需穷其一生钻研的大学问。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躬身践行，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也留下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通俗箴言。但在漫长的为官实践中，一个核心概念始终被世人热议，却也常被曲解——那便是“为官之巧”。有人将“巧”曲解为投机取巧、钻营取巧，靠耍小聪明、走捷径谋取私利、规避责任，此乃大谬不然，更是对为官之道的亵渎。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是“术”与“道”的辩证统一，是在坚守初心为民、坚守公平正义这一根本大道之上，运用科学方法、精准策略、深远智慧，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惠及一方百姓的“大智慧”。这种“巧”，既区别于“鲁”——不顾实际、蛮干硬干的莽夫之为，看似勤勉却劳民伤财、事倍功半;也区别于“伪”——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奸佞之为，看似光鲜却根基不牢、终会败露;而是真正的“巧”在方法、“巧”在智慧、“巧”在效能，是用最少的资源、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民生价值。
从政为官者，当有为民之心、担当之勇，但绝非仅靠一腔热血、一身蛮力便能成就一番事业。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官从政亦是如此，唯有以巧为钥、以能为基、以民为本，方能跳出“有为”的基本履职范畴，迈向“卓越”的经世济民境界。这里的“巧”，是审时度势的清醒，是因地制宜的灵活，是统筹兼顾的智慧，而非投机取巧的钻营;这里的“赋能”，是激活资源、凝聚合力的实效，是补齐短板、破解瓶颈的突破，而非凭空造势的虚浮、华而不实的作秀。从“有为”到“卓越”，从来不是简单的履职升级，而是为官者从“完成任务”到“创造价值”、从“立足岗位”到“引领发展”、从“被动执行”到“主动作为”的质变，是政绩观、治理能力、境界格局的全方位升华，而“以巧赋能”，正是打通这一质变通道、实现这一跨越的核心路径。
所谓“以巧赋能”，本质上是以为官之巧，为履职尽责、为民造福的事业注入新动能、开辟新路径、破解新困境，推动为官者从“有为”——能够干事、愿意干事、主动干事，向“卓越”——干成大事、干好实事、泽被后世的高阶境界跨越。这其中，“有为”是基础，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履职之要，是“做了什么”的基本答卷;“卓越”是升华，是为官者的追求之标、价值之境，是“做成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的时代答卷;而“巧”，便是连接二者的桥梁与纽带，是让“有为”更有质量、让“卓越”触手可及的关键支撑。
当今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正处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攻坚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基层治理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带头担当作为、接续艰苦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为官从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这一命题，既是对中国传统官箴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是对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总结与深刻提炼，对于引导广大从政为官者树立正确政绩观、提升治理能力、实现价值升华，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
第四节 做一个“巧”而有“格”的为官者
以巧赋能，是为官从政的智慧方法;坚守其“格”，是为官从政的根本底线。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巧”是干事创业的“利器”，无巧则难以破局增效、成就卓越;“格”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无格则容易偏离正道、误入歧途。真正的为官之道，从来不是无底线的“耍手段”“玩权谋”，而是“巧”守其格、“能”有其界，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前提下，善用智慧方法，实现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终极目标。所谓“格”，是为官者的底线、原则与操守，是心中的标尺、行动的准则;巧是方法，格是根基，无格之巧，终会沦为投机取巧、权谋算计的“歪路”，即便一时得利，也终将身败名裂;无巧之格，虽有坚守初心的赤诚，却难免陷入蛮干硬干的“困境”，难以成就大事、惠及民生。新时代的为官者，唯有做到“巧”而有“格”，方能在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中行稳致远，既善干事、能干事，又不出事、干成事，真正实现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跨越。
一、明“格”立心：“巧”的底色的是坚守底线，不越雷池
为官者的“格”，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可触碰的底线，是“巧”的前提与根基。脱离了“格”的约束，再精妙的“巧”，也会沦为违背初心、损害民生的“邪术”;唯有坚守“格”的底线，“巧”才能成为服务人民、推动发展的“正道”。具体而言，为官之“巧”，需牢牢守住三大核心之“格”，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一)“巧”守为民之格：初心如磐，方得始终
为民之格，是为官者最根本的“格”，是“巧”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为官之巧，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升迁、谋取私利，而是为了更好地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是“术以载道，巧以利民”的生动实践。无论运用何种智慧、何种方法，若脱离了为民初心，偏离了为民方向，再好的“巧”也失去了价值，甚至会沦为损害百姓利益的工具。明代况钟任苏州知府的典故，便是“巧”守为民之格的生动典范。
况钟，明代著名廉吏，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当时的苏州，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却也是赋税最繁重、吏治最腐败的地区——当地豪强权贵相互勾结，虚报田亩、转嫁赋税，导致百姓不堪重负，流离失所，民怨沸腾。况钟到任后，深知百姓疾苦，却也明白，若直接与当地豪强权贵对抗，不仅难以推行改革，反而可能自身难保，甚至连累百姓。他没有选择蛮干硬干，而是运用“迂回沟通”的巧劲，坚守为民请命的初心，一步步推动问题解决。他借进京述职之机，提前数月深入民间，走村入户收集百姓疾苦的实证，记录下豪强权贵欺压百姓、转嫁赋税的具体事例，整理成详实的奏折;在面见明宣宗时，他没有直言指责权贵，而是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动情陈情，详细阐述苏州百姓的困境，恳请朝廷减免赋税、整顿吏治。同时，他还巧妙地联合朝中正直官员，共同为苏州百姓发声，最终打动了明宣宗，促成苏州赋税减免，废除了多项苛捐杂税，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况钟的“巧”，是迂回变通、借力发力的智慧;而他的“格”，是为民请命、心系百姓的初心。他的实践充分说明，为官之巧，唯有扎根为民之格，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赢得百姓的爱戴与历史的认可。正如古人所言：“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为民之格，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也是“巧”的根本底色，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治理环境如何复杂，为民初心始终不能丢，为民之格始终不能破。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更应坚守为民之格。脱贫攻坚中，驻村第一书记们扎根基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而是结合当地实际，巧思谋划、精准施策——有的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有的借助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有的通过技能培训提升群众增收能力，他们的“巧”，始终围绕“为民增收、为民致富”的初心，最终带领亿万群众摆脱贫困，这正是“巧”守为民之格的新时代实践。
(二)“巧”守法纪之格：知敬畏、存戒惧，不越红线
法纪之格，是从政为官者的“高压线”，是“巧”的边界与约束。党纪国法是全体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为官之巧，必须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运行，绝不能以“巧”为名，钻制度空子、越法纪红线。脱离法纪约束的“巧”，本质上不是“智慧”，而是“邪术”，是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借口，最终只会让为官者身陷囹圄、身败名裂。
近年来，新时代反腐案例中，不乏一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官员。他们身居高位，具备一定的治理能力，却将“巧”用错了地方，试图以“巧”钻制度空子、规避监督，搞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有的巧立名目、虚报冒领，将公款据为己有;有的暗度陈仓、利益输送，为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看似“巧”于伪装，实则早已触碰法纪红线。比如，某省原发改委主任，利用职务之便，巧设“审批关卡”，通过“体外循环”“暗箱操作”等方式，为企业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最终被依法查处，身陷囹圄，其所谓的“巧”，最终沦为了违法犯罪的工具。这些案例深刻警示我们：为官者的“巧”，必须有法纪之格的约束，必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党纪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官员”，也没有“投机空间”，任何试图以“巧”规避法纪、谋取私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相反，那些坚守法纪之格、善用“巧”劲的官员，往往能够行稳致远、成就事业。比如，清代名臣于成龙，一生清廉自守、严于律己，始终坚守法纪底线，同时善于运用智慧化解治理难题——他在任黄州知府时，面对地方盗匪横行的局面，没有一味派兵镇压，而是巧施计谋，分化瓦解盗匪势力，同时安抚百姓、完善治安，最终实现了黄州的安定，被百姓称为“于青菜”，名垂青史。中央领导强调：“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坚守法纪之格，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巧”的运用始终在法纪框架内，做到依法用权、依规用权、廉洁用权，唯有如此，才能守住立身之本，避免误入歧途。
(三)“巧”守务实之格：脚踏实地，不务虚功
务实之格，是从政为官者的“立身之本”，是“巧”的生命力所在。以巧赋能，从来不是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不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而是基于现实、贴合实际的创新与突破。“巧”的价值，不在于多么精妙、多么华丽，而在于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脱离实际的“巧”，再精妙也只是空中楼阁，难以落地生根、取得实效。中央领导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务实的重要性。为官者的“巧”，必须扎根务实之格，立足当地实际、结合岗位实际，善于发现问题、找准突破口，用务实的方法、创新的思路，破解治理难题。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便是“巧”守务实之格、实现跨越发展的典型案例。曾经的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属于欠发达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明显。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贵州没有盲目跟风、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实际，巧思布局、精准发力——贵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气候凉爽、电价低廉，非常适合大数据中心建设;同时，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基于此，贵州提出“大数据战略”，以“巧”布局数字经济，重点发展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应用等产业，打造“中国数谷”。为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贵州出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华为、腾讯、阿里等知名企业入驻;加强人才培养，与高校合作开设大数据相关专业，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完善基础设施，推进5G网络全覆盖，搭建大数据交易平台。经过多年的努力，贵州大数据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一个欠发达地区，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大数据高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贵州大数据企业数量突破1万家，大数据产业产值超2000亿元，带动就业超30万人，大数据产业已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有效推动了贵州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贵州的实践充分说明，“巧”的运用必须扎根务实之格，唯有结合实际、脚踏实地，才能让“巧”真正发挥作用，才能实现从“欠发达”到“高质量”的跨越。反观一些地方，有的官员脱离实际、盲目决策，试图以“巧”搞“形象工程”，结果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惠及百姓、推动发展，反而造成资源浪费，这便是脱离务实之格的“伪巧”，最终只会遭到百姓的质疑与唾弃。
二、守“格”用巧：“格”为根本，巧为赋能
“巧”不是目的，“格”才是根本。所谓“有格”，不仅是坚守底线、不越雷池，更是有格局、有格调、有品格——格局决定境界，格调决定品位，品格决定口碑。从政为官者当“巧”而有“格”，既要善用“巧”劲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更要坚守“格”的根本，做到心有大我、行有大德、干有大为。具体而言，要把握好四个核心原则，实现“巧”与“格”的完美统一。
(一)“巧”不能违“道”：坚守初心，不偏航向
为官之巧，必须在“大道”的框架内运行，这个“大道”，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为官者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一切为官之巧，如果偏离了为民造福的“大道”，偏离了政治方向，就会变成权谋算计、奸佞之术，最终必然走向失败。晚清名臣曾国藩，其“和光同尘”的做法之所以被后世称道，正是因为他的“巧”没有背离清廉刻苦的底色，没有违背为民报国的“大道”。曾国藩早年初入官场时，一味刚直强硬，处处碰壁，后来他反思总结，学会了“和光同尘”——表面上顺应世俗、协调各方，不与同僚、权贵正面冲突，实则坚守初心、坚守底线，骨子里始终是清廉刻苦、为民报国的清官。他在练兵、治政过程中，善于运用巧劲化解矛盾、凝聚合力，但所有的“巧”，都是为了实现平定叛乱、稳定国家、滋养民生的目标，从未偏离为民报国的“大道”。这种“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的张力，恰恰体现了曾国藩对原则的坚守与对现实的妥协之间的平衡点，也彰显了他“巧”而有“格”的为官智慧。反观历史上的严嵩、和珅，他们并非没有“巧劲”，并非没有治理能力，但他们的“巧”，偏离了为民报国的“大道”，沦为了谋取私利、结党营私的工具，最终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深刻启示我们：为官之巧，无论多么精妙，都不能违背“大道”，不能偏离初心，唯有坚守为民初心，才能让“巧”始终走在正道上。
(二)“巧”不能失“实”：求真务实，务求实效
为官之巧，要落地生根、发挥作用，必须讲求实效，不能脱离实际、纸上谈兵。“巧”是方法，“实”是成效，没有“实”的支撑，再精妙的“巧”也只是空中楼阁，难以产生实际价值。姚崇的“十事要说”之所以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不仅因为它构思精妙、直指时弊，更因为它被唐玄宗全部接受并付诸实施，真正落地生根、取得实效，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姚崇是唐代名相，开元初年，他向唐玄宗提出“十事要说”，涵盖废除严刑峻法、休养生息、禁止宦官干政、皇亲国戚不任要职等十个方面，字字直指时弊，条条关乎国家安危、百姓疾苦。这“十事要说”，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纸上谈兵的构想，而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百姓需求提出的务实举措。唐玄宗采纳后，姚崇亲自督办、狠抓落实，逐一推动“十事要说”落地见效——废除苛法，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禁止宦官干政，整顿吏治，让朝廷行政更加清明;重视农桑，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姚崇的辅佐下，开元初年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经济快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史料记载，开元盛世时期，我国人均粮食占用量达到700斤，这个数字直到新中国成立33年后的1982年才重新达到，足以看出姚崇“十事要说”的实效。如果没有扎实的执行，没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再好的“巧”也只是纸上谈兵，难以成就盛世伟业。这启示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以巧赋能，关键在“赋”字——不是把“巧”当作装饰，不是用来哗众取宠、应付上级，而是真正把“巧”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动能，转化为惠及百姓的实效。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每一项“巧”策、每一个举措，都要贴合实际、贴合民生，都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唯有如此，才能让“巧”真正发挥价值，才能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
(三)“巧”不能损“公”：公私分明，坚守廉洁
从政为官之巧的一切出发点，都必须是公共利益，必须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绝不能以“巧”为名，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公”是为官者的“格”，“私”是为官者的“戒”，公私不分、以公谋私，再精妙的“巧”，也会沦为“奸巧”，最终被百姓唾弃、被历史淘汰。汉代名相萧何“自污以释君疑”的做法，从个人保身的角度看，是一种智慧;但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其核心是为了继续发挥自身作用，为汉室效力、为百姓谋福，这一做法的前提，是萧何一生恭谨廉洁、一心为公，为汉朝的建立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后，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引起了刘邦的猜忌。为了打消刘邦的疑虑，让自己能够继续辅佐刘邦治理国家、惠及百姓，萧何不得不采取“自污”的巧劲——故意强买民田、收受小贿赂，让自己的“名声”受损，以此向刘邦表明自己没有谋反之心，只想安于本分、辅佐君主。萧何的“巧”，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妥协，其本质是一心为公、坚守底线;而如果为官者以“巧”为名，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那就从“巧”变成了“奸”，从“清官”变成了“贪官”。比如，历史上的蔡京，善于投机取巧、钻营谋私，凭借“巧劲”跻身高位，却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损害国家利益，最终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奸臣，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提醒我们：为官者在运用为官之巧时，必须守住廉洁底线，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要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只能用来推动公共事业发展，绝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私利诱惑，不被人情裹挟，让“巧”的运用始终围绕公共利益，始终坚守廉洁之格，唯有如此，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行稳致远。
(四)“巧”不能止“善”：精益求精，止于至善
真正的“巧”，不是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而是“止于至善”的持续追求，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优化、不断提升的过程。为官之巧，不能满足于一时的成效，不能停滞于现有的方法，而要始终保持创造性、创新性，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不断精进方法、提升效能，追求治理的最高境界。管理学者吉姆·柯林斯所说的“训练有素的文化”，正是这种动态平衡的体现——既要求人们遵守一贯的原则、坚守不变的底线，又要保持创造性、创新性，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方法、提升能力。
从政为官者当以此为镜，既要坚守“格”的底线，始终保持对原则、对法纪、对人民的敬畏，又要不断精进为官之巧，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主动应对治理环境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方法、新路径、新举措。比如，浙江“千万工程”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变，而是在坚守“为民造福、尊重规律”的“格”的前提下，不断优化方法、持续推进——从最初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到后来的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再到如今的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千万工程”的“巧”，在不断优化、不断提升，其成效也在不断扩大，成为“止于至善”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摒弃“一劳永逸”的思想，摒弃“墨守成规”的僵化，始终保持进取之心、创新之心，在坚守“格”的底线的同时，不断精进为官之巧。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现代治理知识，学习历史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不断优化方法、提升效能，让“巧”始终贴合时代需求、贴合民生需求，让治理能力在动态中持续提升，最终实现“止于至善”的终极追求。
三、践“格”赋能：做“巧”而有“格”的新时代为官者
做一个“巧”而有“格”的为官者，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更是从政为官者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选择。“巧”是干事创业的智慧，“格”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巧”为“格”赋能，让坚守底线更有方法、更有成效;“格”为“巧”定向，让智慧方法不偏航向、不越雷池。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核心素养。
做“巧”而有“格”的为官者，就要始终牢记：“巧”是服务人民、推动发展的工具，而非满足私欲的手段;“格”是约束自身、坚守初心的底线，而非束缚手脚的枷锁。要坚守为民之格，始终把百姓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巧”劲破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要坚守法纪之格，始终把党纪国法刻在心上，用“巧”劲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要坚守务实之格，始终把实事求是落在行动上，用“巧”劲推动事业发展、取得实际成效。
从政为官者要把握好“巧”与“格”的平衡，既不因为坚守“格”而墨守成规、蛮干硬干，也不因为追求“巧”而偏离底线、投机取巧;要做到心有大我、行有大德、干有大为，既有善用智慧、破解难题的“巧劲”，又有坚守底线、不忘初心的“品格”;既有推动发展、成就卓越的“能力”，又有泽被后世、造福一方的“格局”。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征程需要新作为。作为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以史为鉴、以古为镜，学习古今中外“巧”而有“格”的为官典范，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善用智慧、善用方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做一个“巧”而有“格”的为官者，既善干事、能干事，又不出事、干成事，用智慧与担当书写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时代篇章，实现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终极追求。
第五节 历代名臣为官之巧案例精析
为官之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的权谋算计，而是审时度势的智慧、谋定后动的策略、坚守底线的通透。纵观中国历史，无数名臣贤相凭借高超的为官之巧，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成就大业，既保全自身以持续履职，又兴邦安民以泽被后世。他们的为官之巧，始终扎根“为民、务实、清廉”的底色，兼顾原则与策略、刚直与变通，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了宝贵的镜鉴。本节通过精析萧何、姚崇、曾国藩、张居正四位历代名臣的为官案例，深挖其“巧”的内核、方法与境界，结合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为当代为官者破解治理难题、提升履职能力、坚守初心底线，提供深刻的启示与指引。
一、萧何：自污以释君疑，以退为进的保身之巧
“伴君如伴虎”，在封建皇权至上的时代，功臣宿将往往因功高震主而遭君主猜忌，最终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惨结局。西汉开国功臣萧何，却凭借“自污以释君疑”的保身之巧，在波谲云诡的君臣博弈中保全自身，得以持续辅佐刘邦治理天下、安定社稷，其背后蕴含的审时度势、以退为进的智慧，至今仍对为官者有着深刻的启示。
萧何是西汉开国第一功臣，辅佐刘邦起兵反秦、平定天下，先后负责后方粮草供应、户籍管理、官吏任免，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西汉建立后，萧何以功被封为相国，权倾朝野，却也因此遭到了刘邦的深深猜忌——刘邦出身布衣，生性多疑，尤其忌惮功高盖主、威望过高的功臣，韩信、彭越等开国功臣的悲惨结局，便是最好的证明。萧何深知刘邦的猜忌心理，更明白：在皇权专制的时代，唯有先保全自身，才能继续发挥治理作用，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为社稷固根基。
萧何的保身之巧，并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审时度势、主动布局，以“自污名节”的方式，化解君主的猜忌，实现“以退为进”。这一智慧的践行，分为两个关键阶段，每一步都彰显着他对人心的深刻洞察。
第一阶段，辞让封邑、资助军用，初释君疑。当时，陈豨谋反，刘邦亲征在外，韩信又在关中暗中谋反，吕后采纳萧何的计谋，成功诛杀韩信。刘邦得知后，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增加封邑五千户，并派五百士兵和一位都尉作为相国的卫兵，表面上是嘉奖，实则是试探与监视。朝中百官纷纷前来祝贺，唯有陈平看出了其中的危机，直言劝诫萧何：“祸自此始矣。”陈平分析道：“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新反于中，有疑君心。”意思是，皇上在外征战，冒着生命危险，而您留守关中，没有经历战场的艰险，却得到加封和卫兵护卫，这是因为韩信刚在关中谋反，皇上已经开始怀疑您了。陈平建议萧何，立即辞让封邑，将自己的全部家财捐出，资助前线军用，以此表明自己毫无异心，只想辅佐皇上平定叛乱。萧何听从了陈平的建议，刘邦得知后，果然大为高兴，对他的猜忌也减轻了几分。
第二阶段，自污名节、主动留柄，彻底释疑。后来，黥布反叛，刘邦再次亲征，期间多次派人回京，询问萧何在关中的所作所为。此时，又有门客向萧何警示：“君灭族不久矣，上所谓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貰貣以自污?上心必安。”门客的话一针见血：您身居高位，功劳第一，已经无法再得到提拔，而您在关中治理多年，深得百姓拥戴，皇上多次询问您的动向，就是害怕您威望过高、动摇关中，重蹈韩信的覆辙。如今，您唯有主动“自污”，故意低价强买民田民宅、接受小额贿赂，让自己背上“贪财”的名声，主动给皇上留下一个可掌控的把柄，皇上才会彻底放下心来。
萧何深以为然，依计行事，故意强买百姓田地，甚至克扣田租，一时间百姓怨声载道，纷纷上书控诉萧何。刘邦平定黥布叛乱回京后，百姓拦路上访，将控诉萧何的状纸递到刘邦手中。刘邦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萧何说：“相国对百姓真好!”随后将状纸交给萧何，让他自己处理。萧何本是贤相，趁机向刘邦建议：“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意为长安附近土地稀少，而皇上的上林苑有很多空地，希望皇上能将这些空地分给百姓耕种，田里的秸秆还能作为牲畜的饲料。没想到刘邦大怒，指责萧何：“相国你自己到处敛财，却让我把上林苑的空地让给老百姓?”随即下令将萧何关进大狱。几天后，王卫尉(统率卫兵守卫皇宫的官员)向刘邦进谏，反问刘邦为何要关押萧何。刘邦辩解道：“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善归主，有恶自与，而萧何自己收受商人的钱财，却在我面前为民请命，这是他‘自媚于民’，所以我要治他的罪。”王卫尉反驳道：“相国为民请命，是他的职分所在。您以为相国真的贪财吗?当年您与项羽争夺天下，后来平定陈豨、黥布叛乱，萧相国一直镇守关中，当时他若有丝毫异心，关中早已不是您的天下了。萧相国当时不贪整个关中的大财，如今怎么会贪商人的一点小财呢?而且，李斯辅佐秦始皇，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这样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刘邦听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错怪了萧何，随即下令赦免萧何。萧何被赦免后，赶紧赤足前往谢恩，刘邦反而安抚他说：“您为老百姓请求上林苑的空地，我不许，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暴君，而相国您则是贤相。我之所以将您下狱，就是要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以衬托您的伟大。”萧何的“自污”之计，虽历经波折、遭受下狱之辱，却最终彻底打消了刘邦的猜忌，得以继续担任相国，辅佐刘邦治理天下，为汉朝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萧何之“巧”，核心在于他深刻洞察了封建君臣关系的本质——君主的猜忌，从来不是怕臣子有能力，而是怕臣子有能力且无把柄可抓、无弱点可制。他的“自污”，并非真的贪腐失德，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一种“适度示弱”的智慧：主动放弃“完美贤相”的名声，故意暴露自己的“小缺点”，让君主感受到掌控感，从而化解猜忌、保全自身。这种“巧”，有其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它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君臣之间缺乏信任的无奈之举，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对当代从政为官者仍有重要启示：一是要懂得审时度势，规避风险。为官从政，难免会遇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潜在的工作风险，不能一味刚直硬干，要学会洞察形势、把握分寸，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适当规避风险，为自己的履职创造良好环境。二是要懂得适度示弱，不逞锋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官者不能过于张扬、锋芒毕露，要学会收敛光芒、低调行事，在必要时适度示弱，既能化解矛盾，也能赢得他人的理解与支持。三是要懂得平衡原则与策略，以退为进。坚守原则是为官的底线，但实现原则的方式可以灵活变通，有时候，适当的“退让”“妥协”，并非放弃原则，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持续发挥作用。
二、姚崇：“十事要说”定纲领，谋定后动的履新之巧
履新之际，是急于烧“三把火”、彰显政绩，还是先理清思路、确立原则?这是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会面临的选择。唐代名相姚崇，在接受唐玄宗任命、出任宰相之际，以“十事要说”的履新之巧，将“受命”转化为“议政”，为自己的施政划定框架、争取支持，既彰显了自己的治理智慧与责任担当，也为开元盛世的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履新之道，为当代从政为官者履新履职、谋定后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多次出任宰相，以善于治国、敢于直言、务实创新著称。唐玄宗即位之初，唐朝历经“神龙革命”“韦后之乱”，政治腐败、吏治混乱、民生凋敝、边防松弛，社会矛盾尖锐。唐玄宗决心励精图治、重振大唐雄风，深知姚崇的治国才能，于是决定起用姚崇为宰相，托付他辅佐自己治理天下。面对唐玄宗的重用，姚崇既没有欣然受命、盲目谢恩，也没有急于表态、承诺政绩，而是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借履新之机，主动向唐玄宗提出“十事要说”，即十条治国改革建议，明确表示：如果唐玄宗能够同意并真正落实这十条建议，他就出任宰相;否则，便拒绝接受任命。这种“先立规矩、再谈任职”的做法，看似“傲慢”，实则是对国家、对百姓、对自己负责的体现，更是一种“谋定后动”的履新之巧。
姚崇的“十事要说”，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涵盖施政原则、军事战略、用人制度、法律公平、财政廉洁、谏议渠道、外戚防范等方方面面，条条切中时弊、字字关乎国计民生，具体包括：一是废除严刑峻法，施行仁政，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二是禁止宦官干政，防止宦官专权乱政，整顿朝纲;三是禁止外戚干预朝政，剥夺外戚的特权，避免外戚专权;四是拒绝进贡奇珍异宝，减轻百姓负担;五是停止修建大型土木工程，减少劳民伤财;六是严格考核官吏，赏罚分明，整顿吏治;七是允许群臣直言进谏，畅通谏议渠道，避免君主决策失误;八是杜绝边功，不轻言战争，注重边防建设与和平发展;九是禁止滥封官爵，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十是整顿财政，杜绝贪污腐败，确保国库充盈。这十条建议，既是姚崇多年治国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当时唐朝积弊提出的务实举措，更是他未来施政的行动纲领。唐玄宗听完“十事要说”后，深受触动，逐一应允，明确表示会全力支持姚崇推行这些改革举措。直到此时，姚崇才欣然接受宰相之职，正式开始辅佐唐玄宗治理天下。
姚崇之“巧”，体现在三个层面，彰显了他“谋定后动、纲举目张”的治理智慧。第一，巧在“变受命为议政”，掌握施政主动权。他没有被动接受任命，而是主动提出施政纲领，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与唐玄宗的治国意愿相结合，既让唐玄宗明确了治理方向，也为自己后续的施政划定了框架，避免了后续施政中出现“君命与己愿相悖”的尴尬，掌握了施政的主动权。第二，巧在“先立原则后履职”，为施政争取支持。他将十条原则性问题放在就职之前，让唐玄宗从一开始就对他的施政方略产生认同和承诺，也让朝中百官明白未来的施政方向，减少了后续改革的阻力，为施政争取了最高层面的支持。第三，巧在“纲举目张定全局”，为盛世奠基。“十事要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吏治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治国方略，为开元盛世的开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姚崇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正是对他治国智慧与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在姚崇的辅佐下，唐玄宗严格落实“十事要说”，整顿吏治、轻徭薄赋、重视农桑、加强边防，唐朝的政治逐渐清明、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日益改善，最终开创了“开元盛世”——据史料记载，开元盛世时期，我国人均粮食占用量达到700斤，这个数字直到新中国成立33年后的1982年才重新达到，足以看出姚崇“十事要说”的深远影响与实际成效。
姚崇的“履新之巧”，对当代为官者履新履职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启示：一是履新不急于求成，谋定而后动。履新之际，最忌急于烧“三把火”、急于彰显政绩，而忽略了对实际情况的调研、对工作思路的梳理。真正的智慧，是先深入调研、摸清实情，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方向、确立工作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规划，再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这样才能避免仓促行动、盲目决策，才能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二是履职要明确纲领，纲举目张。为官者履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找准工作的核心与关键，制定清晰的工作纲领和行动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这样才能统筹全局、有序推进，才能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势可依。三是要善于争取支持，凝聚合力。履新履职，离不开上级的支持、同僚的配合、群众的理解，要善于主动沟通、积极协调，将自己的工作思路与上级要求、群众需求相结合，争取各方支持，凝聚工作合力，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曾国藩：和光同尘守底线，和而不同的处世之巧
“和光同尘”，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四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意为收敛锋芒，混同于世俗，不露锋芒、不标新立异。晚清名臣曾国藩，早年以刚直闻名，却在官场上处处碰壁、举步维艰;历经挫折与反思后，他将“和光同尘”的智慧运用于官场，形成了“以巧处世、以拙立身”的为官之道——骨子里坚守清廉刻苦的底线，表面上与光同尘、灵活变通，既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又能化解官场阻力、凝聚各方力量，最终成为晚清中兴名臣，其处世之巧，至今仍值得每一位为官者深思与借鉴。
曾国藩早年在京为官时，出身农家、寒窗苦读，心怀家国天下，秉持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直品性，凡事坚持原则、直言不讳，甚至多次上书弹劾贪官污吏、针砭时弊，即便面对权贵、甚至皇帝，也毫不退让。这种“硬碰硬”的作风，让他在官场上处处受制、备受孤立——同僚排挤他、权贵打压他，甚至连皇帝也对他的刚直颇有微词，他的仕途屡屡受挫，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后来，曾国藩回乡组建湘军，奉命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湖南练兵期间，他依然坚持刚直作风，从严治军、不徇私情，甚至不惜得罪当地官员与士绅，结果遭到多方掣肘，练兵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甚至一度陷入生命危险。更让他痛心的是，自己一心为国、鞠躬尽瘁，却得不到朝廷的充分信任、同僚的理解支持，甚至被人诬陷、排挤。咸丰八年，皇帝再次命令他出山，此时的曾国藩，历经人生的苦难与挫折，终于深刻反思：想做大事，就不能一味刚直硬干，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光同尘，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灵活变通、协调各方。自此，曾国藩彻底调整自己的处世方式，将“和光同尘”的智慧融入为官处世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外圆，是表面上的灵活变通、和光同尘;内方，是骨子里的坚守底线、清廉刻苦。他的“和光同尘”，并非同流合污、放弃原则，而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巧劲，一种“适度妥协”的智慧。
曾国藩的处世之巧，具体体现在他的日常为官实践中。在官场应酬上，他不再一味拒绝，而是适当参与——该应酬的应酬，该往来的往来，既不显得不近人情，也能维系与同僚、士绅的关系;在人情往来上，他不再一概拒收礼品，而是选择性地收下最轻的一两样，比如一把扇子、一方砚台，既不违背清廉底线，也能照顾对方的情面，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他曾说：“一点儿不收，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与下属、同僚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
为了更好地协调官场关系、开展工作，曾国藩专门设立了一个“小金库”，用于官场应酬、打点往来，但他对这个“小金库”有着严格的规定——只能用于公务应酬，不能用于个人私利;而他自己的养廉银，则单独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专供家庭开支，公私分明、绝不混淆。他曾在《曾国藩家书》中告诫家人：“以不要钱为本，以勤字、廉字为立身之本”，始终坚守清廉底线，从未因“和光同尘”而迷失自我。
曾国藩的“和光同尘”，核心是“守底线、善变通”——他收敛自己的锋芒，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力量、开展工作;他与世俗相融，不是同流合污，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实现目标。他的志向，从来不是做一个“独善其身”的清官，而是做一个“兼济天下”的能臣;他的处世之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国家、为百姓办实事。正是凭借这种“和光同尘”的处世之巧，曾国藩在复杂的晚清官场中站稳了脚跟，化解了无数阻力，争取了各方支持，不仅成功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悍的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稳定了晚清的统治，还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兴办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成为晚清中兴名臣，被后世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曾国藩的处世之巧，对当代为官者有着深刻的启示：一是要懂得收敛锋芒，和而不同。为官从政，不能过于张扬、锋芒毕露，要学会收敛自己的个性与锋芒，尊重他人、理解他人，与同僚、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收敛锋芒不等于放弃原则，要做到“和而不同”，在坚守底线、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与他人和谐相处、协同共事。二是要懂得灵活变通，协调各方。治理工作复杂多变，难免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矛盾，不能一味刚直硬干，要学会灵活变通、协调各方，善于化解矛盾、凝聚合力，为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环境。三是要懂得公私分明，坚守底线。“和光同尘”不是同流合污，不是放弃清廉，而是在公私分明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人际关系;为官者要始终坚守清廉底线，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不能因人情往来、官场应酬而迷失自我。
四、张居正：刚柔并济破积弊，务实创新的改革之巧
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而改革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往往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与挑战。如何在坚守原则与灵活变通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强力推进与争取支持之间把握节奏，是每一位改革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积弊深重的关键时刻，凭借“刚柔并济”的改革之巧，既坚守原则、强力破局，又灵活务实、争取支持，推动改革持续深入，使明朝一度出现“万历中兴”的局面，其改革之巧，为当代为官者推动改革、破解难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张居正主政之时，明朝已历经嘉靖、隆庆两朝的腐败统治，陷入了严重的内外交困境地：政治上，吏治腐败、党争不断，官员推诿扯皮、玩忽职守，行政效率低下;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百姓流离失所，国库空虚、财政赤字严重;军事上，边防松弛，倭寇侵扰、蒙古南下，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社会上，矛盾尖锐，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面对这样的积弊局面，张居正深知，唯有大刀阔斧地改革，才能挽救明朝的危局，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但张居正也明白，改革必然会触及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强大的阻力。于是，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改革策略——在原则问题上刚毅果断、绝不妥协，在执行方式上灵活务实、善于变通;在改革力度上强力推进、绝不退缩，在争取支持上主动协调、善于借力，这种刚柔并济的巧劲，让改革得以在强大的阻力中持续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居正的改革之巧，体现在“刚”与“柔”的完美结合，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他展现出“刚”的一面——坚守原则、强力破局，绝不向阻力妥协。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了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安定民生、整顿吏治。他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考成法”。考成法的核心，是“综核名实、赏罚分明”，通过建立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核体系，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执行朝廷诏旨的情况，根据官吏的勤惰、政绩，决定赏罚升降，彻底打破了以往官场“推诿扯皮、玩忽职守”的陋习，让明朝的行政机构高效运转起来。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张居正“任法独断，操持一切”，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革新，面对权贵阶层的反对、弹劾，他毫不退缩、坚决打压，哪怕是皇亲国戚、朝中重臣，只要阻碍改革，他都一视同仁、严惩不贷。比如，他坚决反对万历皇帝的铺张浪费，多次上书劝谏，甚至驳回皇帝的不合理要求;他严厉打击土地兼并，下令清查全国土地，收回被权贵侵占的民田，得罪了大批豪强权贵，但他始终坚守原则、绝不妥协。正如张居正所言：“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这种不计毁誉、勇往直前、坚守原则的“刚”，是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另一方面，他展现出“柔”的一面——灵活务实、善于借力，主动争取改革支持。张居正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推动改革持续深入，必须争取各方支持，尤其是最高层面的支持。于是，他主动协调与李太后、司礼监冯保的关系，争取他们的信任与支持——李太后一心想让万历皇帝成为明君，支持张居正通过改革整顿朝纲、安定国家;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手握实权，张居正与他达成默契，相互支持，共同推动改革。这种“柔”的策略，为改革扫清了宫廷内部的阻力，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改革的具体执行上，张居正也展现出“柔”的智慧——灵活务实、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财政改革上，他推行“一条鞭法”，没有盲目强制推行，而是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逐步试点、稳步推广，将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结合起来，赋役合一、按亩征银，既简化了赋税流程，减轻了百姓负担，又增加了国库收入;在边防改革上，他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一方面对蒙古采取安抚政策，互通有无、和平相处，另一方面加强边防建设，修缮长城、训练军队，提升边防实力，有效缓解了边境冲突，保障了国家安全。
张居正的改革，持续了整整十年，取得了显著成效：政治上，吏治清明，行政效率大幅提升，党争得到有效遏制;经济上，国库充盈，财政赤字彻底消除，据史料记载，改革后明朝国库的银钞达到了大明帝国建立以来的最好水平，粮食储备更是达到了“农民十年不种田地而全国人口仍然有饭吃”的历史最高水平;军事上，边防巩固，倭寇、蒙古的侵扰得到有效遏制，国家安全得到有力保障;社会上，矛盾缓解，百姓安居乐业，明朝一度出现“万历中兴”的局面，延续了明朝的统治寿命。
张居正的改革之巧，深刻揭示了改革的内在规律，对当代为官者推动改革、破解难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改革要坚守原则、勇于破局。改革不能畏首畏尾、半途而废，面对阻力和困难，要坚守改革的初心和原则，勇于担当、敢于破局，坚决打击阻碍改革的势力，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二是改革要灵活务实、因地制宜。改革不能一味刚硬、搞“一刀切”，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改革策略和方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确保改革举措贴合实际、取得实效。三是改革要把握节奏、善于借力。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同时，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争取各方支持，凝聚改革合力，为改革的推进创造良好环境。四是改革要不计毁誉、久久为功。改革之路必然充满争议和非议，为官者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计个人毁誉，坚守改革初心，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才能推动改革取得最终成效，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谋发展。
五、案例启示：为官之巧，终归于“格”，成于“实”
萧何的保身之巧、姚崇的履新之巧、曾国藩的处世之巧、张居正的改革之巧，虽所处时代不同、面临的困境不同、运用的方法不同，但都蕴含着共同的核心内涵，为新时代为官者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其一，为官之巧，底色是坚守底线。无论是萧何的“自污”，还是曾国藩的“和光同尘”，无论是姚崇的“十事要说”，还是张居正的“刚柔并济”，他们的“巧”，都始终坚守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底线，从未因“巧”而迷失自我、放弃原则。无格之巧，终会沦为权谋算计;唯有守格之巧，才能行稳致远。
其二，为官之巧，核心是审时度势。四位名臣的“巧”，本质上都是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的智慧，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困境挑战，灵活调整策略、优化方法，既不盲目蛮干，也不墨守成规，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实现目标与方法的统一。
其三，为官之巧，目标是为民干事。无论是保全自身、履新履职，还是处世协调、推动改革，四位名臣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安定社稷、惠及百姓，都是为了办实事、求实效。为官之巧，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升迁、谋取私利，而是为了更好地为民服务、推动发展。
其四，为官之巧，关键是知行合一。四位名臣的“巧”，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智慧，而是落实在具体实践中的行动，他们将智慧转化为履职的行动、干事的成效，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
新时代的为官者，要以历代名臣为镜，汲取他们的为官智慧，既要学会用“巧”，善于审时度势、灵活变通、协调各方，破解治理难题、提升履职效能;更要坚守“格”，坚守为民初心、坚守法纪底线、坚守务实作风，让“巧”成为服务人民、推动发展的工具，而非满足私欲的手段。唯有做到“巧”而有“格”、“实”而有“效”，才能在复杂的治理环境中行稳致远，才能真正实现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终极追求，书写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时代篇章。
第六节 以巧入道，臻于至善
纵观全篇，“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的核心命题，始终贯穿一条清晰主线：以巧为术，以道为纲，以民为本，以善为归。这十二个字，既是对历代名臣为官智慧的高度凝练，也是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履职尽责的根本指引。“巧”是干事创业的方法与智慧，“道”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与方向，“民”是履职尽责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善”是追求卓越的终极目标。为官者唯有将“巧”与“道”深度融合，将“民”与“善”牢记于心，才能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真正做到以巧入道、臻于至善，在治国兴邦、为民造福的道路上走得稳、走得远、走得实。
一、以巧入道：术为道用，方显智慧本色
“以巧入道”，核心是明确“巧”与“道”的辩证关系——“道”是根本，是为官从政的初心与使命，是不可动摇的政治方向;“巧”是方法，是实现“道”的路径与手段，是提升履职效能的智慧支撑。二者如同舟与舵、车与辙，缺一不可：没有“道”的引领，“巧”就会沦为投机取巧、权谋算计的“歪术”，即便一时得利，也终将偏离正道、身败名裂;没有“巧”的赋能，“道”就会变成空中楼阁、纸上谈兵的“空谈”，即便初心纯粹，也难以破解难题、实现目标。真正的为官智慧，从来不是“唯巧是举”，也不是“唯道是从”，而是让“巧”服务于“道”，让“道”引领着“巧”，以巧为梯，登道而行。
古人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道”是方向，“行”是路径，而“巧”就是让“行”更高效、更顺畅的智慧。回顾前文所述的历代名臣，他们的“巧”，始终围绕“济世安民、治国兴邦”这一根本之“道”，从未偏离初心、背离使命，这正是“以巧入道”的生动典范。
萧何的“自污保身之巧”，其“道”是为国效力、安定社稷。他深知，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唯有先保全自身，才能持续发挥治理作用，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为汉朝固根基。他的“自污”，不是贪腐失德，而是审时度势的智慧，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继续辅佐刘邦治理天下，推动汉朝的稳定与发展。试想，若萧何没有这份“巧”，一味刚直硬干，必然会重蹈韩信、彭越的覆辙，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更会影响汉朝的安定大局。正是这份“巧”，让他得以在波谲云诡的君臣博弈中站稳脚跟，始终践行着“治国兴邦”的大道。
姚崇的“十事要说之巧”，其“道”是整顿朝纲、为民兴利。唐玄宗即位之初，唐朝历经动荡，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姚崇深知，唯有厘清治国方略、凝聚君臣共识，才能推动唐朝走出困境、重振雄风。他借履新之机，主动提出“十事要说”，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与唐玄宗的治国意愿相结合，既为自己的施政划定了框架，也为开元盛世的开启奠定了基础。他的“巧”，不是邀功请赏、故作姿态，而是为了更好地践行“济世安民”的初心，让治国之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如毛泽东同志对姚崇的评价——“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这份评价，正是对他“以巧入道、为民实干”的最高肯定。
曾国藩的“和光同尘之巧”，其“道”是凝聚合力、共襄大业。他早年刚直不阿，却在官场上处处碰壁，难以施展抱负;历经挫折后，他领悟到“和光同尘”的智慧，在坚守清廉刻苦底线的前提下，灵活变通、协调各方。他的“巧”，是收敛锋芒、不逞一时之快，是兼顾人情、凝聚各方力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打造湘军、平定叛乱，稳定晚清统治，推动国家安定。他曾说：“以不要钱为本，以勤字、廉字为立身之本”，这份坚守，正是他“道”的体现;而“和光同尘”的巧劲，正是他实现“道”的路径。
张居正的“刚柔并济之巧”，其“道”是破解积弊、振兴明朝。明朝中后期，积弊深重、内外交困，张居正深知，唯有大刀阔斧改革，才能挽救明朝危局。他的“刚”，是坚守原则、强力破局，严惩阻碍改革的势力，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他的“柔”，是灵活务实、善于借力，争取李太后、冯保的支持，因地制宜推进改革举措。他的“巧”，是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整顿吏治、增加国库、巩固边防，让百姓安居乐业，让明朝重焕生机。正如他所言：“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这份不计个人毁誉、坚守改革之道的担当，正是“以巧入道”的核心要义。
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臣，北宋“铁面御史”赵抃，更是“以巧入道”的典范。赵抃一生为官40余年，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先后呈上175篇奏章针砭时弊，弹劾过多位朝廷重臣，成为当朝懒官庸官恶官无人不惧的“铁面御史”，这是他坚守“济世安民”之道的“刚”;而在地方任职时，他又展现出“巧”的智慧，推行“因地制宜、因俗治政;宽严不同、有度适度”的治理方式，既不纵容恶徒，也不苛待百姓。在杭州执政时，面对盗贼横行的局面，他没有一味严刑峻法，而是宽严相济，对情节严重的恶徒严加处置，对误入歧途者加以劝导，很快让杭州境内恢复安宁;在处理茂州蕃部叛乱时，他拒绝“杀婢取血”的野蛮结盟方式，改用三牲之血结盟，未伤一人便平息动乱，用“巧”的方式践行了“仁政安民”的大道，被《宋史》评价为“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
新时代的治理实践中，“以巧入道”的智慧依然闪耀着光芒。鹤岗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巧用“保姆式”服务模式，成立市、区两级工作推进专班，为重点项目提供全链条保障，让海油华鹤30万吨绿色增值复合肥项目实现当年建设、当年竣工，创造了国内高支模施工作业日进度3.7米的“海油速度”;绥滨县水务局巧用创新思维，在全省率先建立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模式，采用“以大并小、集中供水”方式，投入2220万元实现周边8个村屯全天智能供水，彻底解决了农村群众“用水难”问题，用“巧”的服务践行了“为民造福”的大道，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治理的温度与实效。这些实践充分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以巧入道”的核心从未改变——“巧”是服务“道”的工具，“道”是“巧”的根本方向，唯有术为道用，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发挥价值。
二、臻于至善：永不止步，追求卓越境界
“臻于至善”，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是最高的善，是最完美的境界，是为官者履职尽责的终极追求。对于从政为官者而言，“臻于至善”，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一种为民造福的责任担当——它要求为官者不能满足于“做了事”，而要追求“成大事”;不能满足于“一时之效”，而要追求“长远之功”;不能满足于“个人之名”，而要追求“民生之实”;不能满足于“有所作为”，而要追求“卓越不凡”。
从“有为”到“卓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是一个永无止境、持续精进的过程。正如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中提出的“第五级经理人”理念，卓越的领导者，从来不是满足于现状的“守成者”，而是兼具谦逊品质与坚定意志、始终保持学习和进化能力的“进取者”，他们以集体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始终追求持续的卓越业绩，这正是“臻于至善”精神的生动体现。为官者的“臻于至善”，就是要以“第五级经理人”为标杆，在坚守“道”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巧”的方法，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不断追求为民服务的更高境界。
“臻于至善”，要摒弃“躺平”心态，坚守“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为官从政，最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满足于“过得去、不出错”，满足于“做了就是完成了”。真正的卓越，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反思、不断改进、不断提升，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历史上，姚崇辅佐唐玄宗推行“十事要说”，开创开元盛世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持续优化施政举措，关注民生疾苦，推动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最终让开元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时期;赵抃一生为官40余年，无论身处高位还是地方任职，始终坚守初心、精进履职，72岁才告老还乡，用一生的坚守践行了“臻于至善”的追求，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流人”，其祭祀仪式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臻于至善”，要摒弃“短视”思维，坚守“长远为民”的政绩观。从政为官者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的轰动”，而是“长远的受益”;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民生的实效”。有些官员急于求成，追求“短平快”的政绩，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看似热闹非凡，实则劳民伤财、毫无实效，最终被百姓唾弃、被历史淘汰;而真正卓越的为官者，始终立足长远、着眼民生，宁愿多花时间、多下功夫，也要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事。张居正推行改革，历经十年风雨，顶住各方压力，不追求一时的政绩，不畏惧一时的非议，最终实现了明朝的“万历中兴”，让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盈，他的改革举措，不仅惠及当时，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鹤岗市工农区打破思维定式，将婚姻登记处设在公园里，创新融合婚姻登记与特色文化，仅3天就拉动辖区经济消费700余万元，带动24家婚庆上下游企业发展，既服务了群众，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用“巧”的举措实现了“短期见效、长远受益”的双赢，彰显了“臻于至善”的政绩观。
“臻于至善”，要摒弃“自我”执念，坚守“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为官者的价值，不在于个人的升迁荣辱，而在于百姓的幸福安康;不在于个人的名声威望，而在于民生的改善提升。真正的卓越，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曾国藩一生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的“立功”，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平定叛乱、稳定国家、滋养民生;他的“立德”，不是为了标榜自己，而是为了坚守清廉底线、引领官场风气。新时代的驻村第一书记们，扎根基层、默默奉献，不追求个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巧用当地资源、创新发展路径，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民至上”的初心，追求着“臻于至善”的境界;萝北县团结镇工农兵村聚焦留守、独居、高龄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建成乡村大食堂，为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餐饮，用务实举措筑牢乡村养老防线，用点滴善举诠释着“臻于至善”的内涵。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应当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根本遵循，以“以巧赋能”为方法路径，以“臻于至善”为终极追求，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在为民服务中锤炼本领，在干事创业中追求卓越，让“有为”成为底线，让“卓越”成为目标，用智慧与担当，书写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时代篇章。
三、践行启示：守道用巧，走好卓越为官之路
结合前文历代名臣的为官智慧与新时代的治理实践，围绕“以巧入道，臻于至善”的核心主题，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出四点具体启示，既是对前文内容的总结升华，也是对为官者履职尽责的实践指引，助力每一位有志于卓越的为官者，在从政路上行稳致远、不负使命、不负人民。
启示一：不要轻视“巧”，以巧赋能，不缚手脚
现实中，部分从政为官者存在一种片面认知：认为“巧”就是投机取巧、耍滑头，只有“拙”才代表忠诚、代表实干，于是一味蛮干硬干，拒绝灵活变通，最终事倍功半、难以成事。这种认知，混淆了“真巧”与“伪巧”的界限，忽视了“巧”的真正价值——真正的“巧”，不是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而是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升华、科学的方法论，是“事半功倍”的干事智慧，是“灵活变通”的履职能力，是“审时度势”的政治敏锐。
轻视“巧”，本质上是思想僵化、能力不足的表现，等于自缚手脚、自我设限。就像晚清时期的守旧派官员，固守“天朝上国”的陈旧理念，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治理经验，一味蛮干硬干，面对列强入侵和国内积弊，只会用老办法应对，最终导致清朝国力衰退、被动挨打，不仅未能实现“治国兴邦”的大道，反而让百姓深陷苦难。相反，那些善于运用“巧”劲的为官者，往往能够事半功倍、成就卓越。鹤岗中院在全省首创“法院+不动产登记中心”遗产继承房屋变更登记“直通车”机制，大胆改革繁琐流程，将原本需要6个多月的手续简化为即时办结，用“巧”的举措破解了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既提升了工作效率，又赢得了群众认可，这正是“巧”的价值所在。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摒弃“轻视巧”的片面认知，主动学习“巧”的智慧，善于总结工作经验，优化工作方法，学会审时度势、灵活变通，让“巧”成为破解难题、提升效能的“利器”，而不是束缚手脚的“枷锁”。要明白，实干与用巧并不矛盾，真正的实干，是“巧干+苦干”的结合，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用最科学、最高效的方法，把事情办实、办好、办出成效。
启示二：不要滥用“巧”，守正用巧，不偏航向
“巧”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够造福苍生、成就事业;用得偏，能够害己害人、身败名裂。现实中，一些官员误入歧途，不是因为没有“巧”的能力，而是因为滥用“巧”的智慧——他们把“巧”用在投机取巧、谋取私利上，用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上，用在权力寻租、利益输送上，最终偏离了“为民”的正道，沦为“巧”的奴隶，身陷囹圄、遗臭万年。
历史上，严嵩、和珅之流，并非没有“巧”的能力，他们善于钻营、善于伪装，凭借“巧”劲跻身高位，但他们的“巧”，没有用于“济世安民”，而是用于谋取私利、结党营私，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反观赵抃，即便手握权力、敢于直言，却始终坚守“为民”之道，巧用宽严相济的治理方法，既严惩恶徒，又善待百姓，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变通，从未滥用“巧”劲谋取私利，最终名垂青史、被后人敬仰。新时代的反腐案例中，也有一些官员试图以“巧”钻制度空子，搞“体外循环”“暗箱操作”，看似“聪明”，实则早已触碰法纪红线，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正是滥用“巧”劲的必然结局。
从政为官者当牢记：“巧”只是工具，不是目的;“道”才是根本，才是方向。无论运用何种“巧”劲，都要坚守初心、坚守底线，确保一切“巧”的运用，都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服务于事业的发展，都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运行。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真巧”与“伪巧”，摒弃“投机取巧”的歪念，坚守“守正用巧”的原则，让“巧”始终走在正道上，成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启示三：不要停止“巧”，与时俱进，常新常活
时代在变，形势在变，群众的需求在变，为官者的治理理念和工作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吉姆·柯林斯的研究表明，卓越的领导者，始终保持学习和进化的能力，他们不固守过去的经验，不墨守成规的方法，而是主动适应时代变化，不断优化自身能力，这正是“第五级经理人”的核心特质之一。为官之“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迭代、不断升级的动态智慧——如果停止更新“巧”的方法，固守过去的经验，就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治理需求，无法满足群众的新期待，最终会被时代淘汰。
从古代的“自污保身”“和光同尘”，到新时代的“数字化赋能”“精准化服务”，为官之“巧”的形式在迭代、方法在升级，但“以巧入道、为民实干”的核心从未改变。这种迭代，不是对传统智慧的否定，而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鹤岗市创新实施“鹤岗半月坛”32期，开展干部“星火提能计划”赴外培训23期，组织常态化练兵比武活动409次，不断提升干部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让干部的“巧”劲常新常活，为地方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从最初“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朴素智慧，到如今融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建立“线上调解平台”“网格议事机制”，实现矛盾纠纷精准排查、高效化解，正是为官之“巧”与时俱进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摒弃“墨守成规”的僵化思维，始终保持学习之心、进取之心，主动拥抱时代变革，学习现代治理知识，借鉴古今中外的治理智慧，结合岗位实际和群众需求，不断更新“巧”的方法、优化“巧”的路径。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让“巧”的方法更具科学性、精准性;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心声，根据群众需求的变化，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工作举措，让“巧”的实践更贴合民生、更具实效，让“巧”始终常新常活，成为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启示四：不要忘记“道”，初心如磐，方得始终
“巧”是术，“道”是本;“巧”是末，“道”是根。无论“巧”的方法多么精妙、“巧”的能力多么出众，都不能忘记“道”的根本，不能偏离“为民”的方向。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为官之道的终极归宿——无论运用何种为官之巧，无论追求何种卓越境界，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历代名臣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被后人敬仰，核心不在于他们的“巧”，而在于他们始终坚守“济世安民、治国兴邦”的大道;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之所以能够赢得群众认可、成就卓越事业，核心不在于他们的能力，而在于他们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初心。萧何、姚崇、曾国藩、张居正、赵抃，他们的“巧”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道”高度一致——都是为了国家安定、百姓幸福;鹤岗市各级干部巧用“保姆式”服务、“智能供水”“直通车”机制等举措，核心也是为了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践行“为民造福”的大道。
为官之路，道阻且长，诱惑众多，唯有坚守“道”的根本，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不迷失方向，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摇初心。要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要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为民造福的实事落在行动上，无论运用何种“巧”劲，都要以“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四、以巧入道守初心，臻于至善赴新程
以巧入道，是从政为官者的智慧;臻于至善，是从政为官者的追求。从萧何的保身之巧、姚崇的履新之巧，到曾国藩的处世之巧、张居正的改革之巧，再到赵抃的宽严之巧，历代名臣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以巧入道、臻于至善”的为官之道;新时代的治理实践中，无数从政为官者用务实的举措、创新的智慧，践行着“以巧赋能、为民实干”的初心使命，书写着从“有为”到“卓越”的时代篇章。
为官之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坚守“道”的根本，善用“巧”的智慧，秉持“民”的初心，追求“善”的极致，才能行稳致远、成就卓越。“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每一位有志于卓越的从政为官者，都应当以巧为梯、以道为舵，以民为本、以善为归，既善用智慧、灵活变通，又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在干事创业中锤炼本领，在为民服务中实现价值，从“有为”走向“卓越”，从“做事”走向“传世”，用智慧与担当，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为官华章——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每一位从政为官者的使命与荣光。(本章完结)
2026年4月13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