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六十八章 为人之巧

　　做官先做人，做人见巧妙。有人说，为官之道，重在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也有人说，为官之术，贵在圆融通达、进退有度。其实，真正的为官高手，既不是硬邦邦的“铁板”，也不是滑溜溜的“泥鳅”，而是懂得一个“巧”字——这个“巧”，不是投机取巧，不是偷奸耍滑，而是顺势而为的智慧，将心比心的温度，刚柔并济的分寸，化繁为简的本事。这一章，我们不谈大道理，只讲真功夫。从说话到办事，从待人到处世，从察言观色到化解矛盾，把那些书本上没有、老前辈不肯说、自己悟又太慢的“为人巧妙”，一五一十端出来。读懂了这些，你会发现：做官不累，为人不难，老百姓夸你好官，同事说你靠谱，上级觉得你可靠——这一切，都从“巧”字开始。

　　为官之道，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先在为人。所谓“为官之巧”，绝非投机取巧、圆滑世故，更非钻营谋私、弄权耍术，而是立身做人的智慧、待人处事的分寸、凝心聚力的本事。为官先做人，做人先修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人服，人服方能政通。真正高明的为官之巧，藏在为人处世的细节里，体现在对上忠诚、对下谦和、对民赤诚、对己严格的分寸中;是不卑不亢的风骨，是方圆有度的底线，是刚柔并济的胸襟，更是知行合一的坚守。巧而不奸，圆而不滑，诚而不愚，刚而不暴，方能行稳致远、深得人心，这便是为官者最根本、最长久、最管用的为人之巧。

　　“为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这句流传千古的箴言，道尽了为官与做人的辩证关系。从政为官者，手中执掌的是公权力，肩上扛起的是为民责，其为人处世的方式、态度与技巧，不仅关乎个人的口碑与前程，更关乎政务的效能、民生的福祉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谓为人之巧，绝非投机取巧的圆滑、阿谀奉承的谄媚，亦非明哲保身的世故、趋炎附势的功利，而是一种根植于初心、立足于担当、沉淀于智慧的处世艺术——它是知人心、聚人心、安人心的通透，是懂分寸、明进退、守底线的清醒，是善协作、会沟通、能成事的本领。其内涵本质，是“以正为根、以善为魂、以巧为器”，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前提下，用智慧化解矛盾、用真诚凝聚力量、用方法成就事业，最终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彰显新时代从政者的人格魅力与治理智慧。

　　为官做人讲究艺术、技巧与方法，既是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现实治理的必然要求，更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应有之义。从历史维度看，古往今来，凡能名留青史、深得民心的官员，无不是做人有智慧、处世有技巧的典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靠的是礼贤下士、以诚待人的为人之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靠的是知人善任、严于律己的处世之法;包拯铁面无私、千古流芳，靠的是刚正不阿、公私分明的做人底线。反之，那些为官失德、处世无方者，要么因刚愎自用、众叛亲离而身败名裂，要么因圆滑世故、无所作为而被历史淘汰。从现实维度看，新时代的治国理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交织叠加，群众需求日益多元，从政者既要面对上级的部署要求，也要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还要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若缺乏为人处世的艺术与技巧，轻则难以开展工作、推动落实，重则引发矛盾、损害民心。从本质而言，为人之巧是从政者的“必修课”，是连接公权力与群众的“桥梁”，是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的“金钥匙”，唯有掌握这份巧劲，才能在复杂局面中站稳脚跟、在多方博弈中凝聚合力、在为民服务中实现价值。

　　掌握为人之巧，核心在于立足“为国为民”的根本，将技巧与初心、担当、实干深度融合，通过科学的方法、真诚的态度、灵活的策略，把为人之道转化为干事之能。本章将从聚人、藏露、揣摩、安民四个维度，系统阐释为人之巧的实践路径，为从政者提供可学可鉴、可践可行的指导，助力其在为官做人中明方向、破难题、聚民心、成事业。

　　第一节 聚人之巧：人心凝聚的合力与同心

　　做官千条线，聚人一根针。你能力再强，一个人也干不成天下事;你职位再高，没人跟你走，也不过是光杆司令。什么叫聚人之巧?不是拉帮结派，不是吃吃喝喝，更不是靠权力压人、靠利益诱人。真正的聚人，是用真心换真心，用公道聚人心，用担当赢信任，用温度留人情。这一节，我们不绕弯子，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有的人一呼百应，有的人喊破嗓子也没人理?为什么有的班子像一盘散沙，有的团队像铁板一块?答案就在“聚人之巧”四个字里。读懂了这一节，你就掌握了把“你我他”变成“我们”的本事——从此，队伍带得动，人心聚得拢，事业推得开。聚人，是当官的第一课，也是成事的第一关。

　　为官之要，重在成事;成事之基，贵在聚人。常言道“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身居其位，纵有满腹才干、满腔抱负，若无同心同向之人并肩而行，终是孤掌难鸣、难成大事。所谓聚人之巧，绝非世俗眼中的拉关系、结圈子、搞人情笼络的小聪明，更非驭人压人、笼络人心的权术伎俩，而是为官者修己立身、以诚待人、以公服众、以情暖心的大智慧，是凝聚人心、汇聚合力、上下同欲、众志成城的真本事。人聚则业兴，心散则事衰。从古至今，凡成大业、惠百姓的为官者，无不精通聚人之道，懂得以真心换真心，以公心聚人心，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把各异的心思汇成一条心。聚人之巧，巧在懂人心、知人意，巧在守底线、秉公道，巧在能容人、善用人，更巧在以身为范、率先垂范。于为官从政而言，聚人不是目的，凝聚合力干事创业、一心为民造福才是根本，唯有悟透这份聚人之巧，方能集众智、聚众力，带领一方干群攻坚克难、行稳致远，这便是为人之巧中，最关乎事业兴衰、最贴合为官初心的核心要义。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这句流传千年的俗语，道尽了人心凝聚的本质规律，更揭示了从政为官的核心要义。从政绝非孤胆英雄的独行，而是一场以心聚心、以情凝力的治理实践，是一场汇聚各方智慧、凝聚全民力量的系统工程。聚人之巧，不在于权谋机变，而在于赤诚相待;不在于发号施令，而在于凝心聚力，其核心要义始终是“以心换心、以情聚情”。通过科学的团队治理、真诚的群众联结、高效的资源整合，将分散的个体力量、多元的社会资源，凝聚成推动发展、服务民生、破解难题的磅礴合力，最终实现“人心齐、泰山移”的治理境界。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经过历史检验、被现实反复印证的真理。从远古部落的群居共生，到现代国家的治理实践，人心向背始终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政权的稳固与否。对于从政者而言，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干事创业的力量也必然来自人民。唯有凝聚起团队的向心力、群众的凝聚力、社会的协同力，才能打破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破解治理中的复杂矛盾，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真正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下，将从驭团队、联群众、借外力三个层面，深入阐释聚人之巧的实践路径与深刻启示，为从政为官者提供可学可鉴、可践可行的行动指南。

　　一、驭团队：知人善任、赏罚分明，打造高效协作的干事铁军

　　团队是从政者干事创业的核心支撑，是政策落地、服务民生的“主力军”。驭团队之巧，绝非“居高临下的管控”，而是“赋能成长的引领”;绝非“独断专行的集权”，而是“集思广益的聚智”。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让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发挥所长、各尽其能，让团队从“松散集合”变为“紧密共同体”，从“被动执行”变为“主动作为”。其中，知人善任、赏罚分明，是驭团队、聚人心的关键抓手，更是从政为官者必备的治理素养。

　　(一)知人善任：识才、容才、用才，彰显聚人格局

　　《管子·牧民》有云：“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用人的核心规律——用人当用其长、容其短，唯有如此，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凝聚起团队的最大合力。从政者作为团队的领导者，首要职责不是事必躬亲，而是慧眼识才、大胆用才、宽容容才，以开阔的胸襟、科学的眼光，让每一份才华都能找到施展的舞台。

　　历史上，因知人善任而成就大业的典范比比皆是，齐桓公任用管仲的故事，便是千古传颂的聚人佳话。春秋时期，齐桓公登基之初，一心想要称霸诸侯，却苦于缺乏治国之才。此时，他的重臣鲍叔牙主动举荐管仲，而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政敌，甚至在齐桓公争夺王位时，曾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险些置其于死地。面对这样的“仇人”，齐桓公没有被私怨蒙蔽双眼，而是听从鲍叔牙“管仲之才可治国，臣不如也”的谏言，摒弃前嫌、破格任用，拜管仲为相，将国家治理的大权全权托付。管仲也不负所托，推行“相地而衰征”“尊王攘夷”等政策，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强兵富国，最终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开创了齐国的强盛局面。齐桓公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有称霸的雄心，更在于他有“善用度外人”的用人格局，懂得放下私怨、唯才是举，用真诚与信任凝聚了治国之才，彰显了聚人之巧的最高境界。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更是驭团队、用人才的高手，他打破门第偏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智慧，至今仍值得从政者借鉴。诸葛亮深知，人才的价值不在于出身高低、文采优劣，而在于实际能力、实干担当。王平出身低微，自幼家境贫寒，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但他作战勇猛、心思缜密、深谙兵法。街亭之战中，马谡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导致蜀军惨败，唯有王平率部坚守阵地、稳步撤退，保全了大量兵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诸葛亮慧眼识才，没有因王平出身低微、文化不高而轻视他，反而破格擢升其为参军，让他统领蜀汉的精锐部队“无当飞军”。王平也不负重托，在后续的北伐战争中屡立奇功，成为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同样，蒋琬的任用也彰显了诸葛亮的容才智慧。蒋琬早年任广都长时，曾因醉酒怠政被刘备当场查获，刘备大怒，欲将其处死。诸葛亮得知后，力排众议、极力劝谏，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认为他虽有一时之过，但胸怀大志、能力出众，绝非平庸之辈。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赦免了蒋琬。后来，诸葛亮对蒋琬悉心培养、逐步提拔，任命他为丞相长史，让他负责处理丞相府的日常事务。诸葛亮临终前，更是力荐蒋琬接替自己的相位，辅佐后主刘禅。蒋琬执政期间，稳重务实、勤政爱民，延续了诸葛亮的治国方略，稳定了蜀汉的政局，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诸葛亮的识才眼光。

　　从现代治理实践来看，知人善任同样是打造高效干部队伍的关键。新时代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打破身份、学历、地域等限制，大力选拔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据中组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1.2万名干部因实绩突出被提拔重用，其中不乏来自基层一线、艰苦边远地区的干部，还有不少年轻干部、专业型干部。这些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充分证明了“知人善任”能够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对于从政者而言，识才是前提，容才是胸襟，用才是关键，唯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让团队充满生机与活力，为干事创业奠定坚实基础。

　　(二)赏罚分明：明导向、正风气，激发干事活力

　　“赏当其功，则众劝;罚当其罪，则众惩。”这句话出自《韩非子·难一》，深刻阐明了奖惩的重要意义。赏罚分明，是维护团队纪律、规范干事行为、激发干事活力的重要保障，更是聚人心、凝合力的重要手段。对于从政者而言，奖惩不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导向——奖励实干者、表彰担当者，就是告诉全体干部“干事有回报、担当有出路”;问责失职者、惩处违纪者，就是警示全体干部“守底线、不越界”。

　　历史上，善于运用赏罚之道凝聚人心、治理国家的君主和官员不在少数。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为了树立威信、凝聚人心，推行了严格的奖惩制度。他在城门外立起一根木头，宣布“谁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五十金”。起初，百姓们都半信半疑，没有人敢尝试。直到有一个人勇敢地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兑现承诺，赏赐了他五十金。这一举措，让百姓们相信了商鞅变法的决心和诚信，也树立了奖惩分明的导向。此后，商鞅推行的各项变法措施，都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和遵守，秦国也因此逐渐强大起来，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的事例证明，赏罚分明能够凝聚人心、树立威信，让各项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新时代以来，我国各地推行的“容错纠错机制”与“绩效考核制度”，正是赏罚分明的生动实践，既为实干者撑腰鼓劲，也为失职者敲响警钟。容错纠错机制，明确了容错的边界和尺度，对于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中出现的失误，只要符合容错条件，就予以容错免责，让干部敢于担当、大胆干事，避免“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绩效考核制度，则将干部的工作实绩与奖惩、提拔挂钩，对实绩突出、群众认可的干部，予以表彰奖励、提拔重用;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干部，予以问责追责、通报批评。据统计，2023年全国共有8000余名干部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被问责，其中包括一些基层干部、领导干部，通过严肃问责，有效整治了“庸懒散拖”的不良风气，规范了干部的干事行为。同时，各地也注重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比如山东省评选“担当作为好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干部给予记功、嘉奖，并优先提拔重用;浙江省推行“新时代好干部”评选，激励广大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这些举措，既调动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守住了纪律规矩的底线，让干部队伍形成了“比学赶超、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

　　(三)团结协作：凝共识、聚合力，打造有温度的战斗集体

　　驭团队之巧，除了知人善任、赏罚分明，更要注重团结协作，打破“各自为战”的壁垒，让团队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的强大合力。作为团队的领导者，从政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既要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也要做团结协作的“粘合剂”。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善于团结协作、凝聚团队力量的典范。他在位期间，始终坚持虚心纳谏，善于倾听大臣们的意见建议，无论是魏征的直言进谏，还是房玄龄、杜如晦的出谋划策，他都能虚心接受、合理采纳。他常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正是因为他善于倾听、乐于纳谏，团结了朝中各方力量，凝聚了大臣们的智慧，才得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在他的带领下，大臣们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了“君臣同心、共治天下”的良好局面，也成为历史上团结协作的典范。

　　对于新时代的从政者而言，团结协作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理能力。基层干部面对的工作繁杂多样，涉及民生、信访、治理等多个领域，单靠一个人、一个部门的力量，很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这就需要从政者善于协调各方矛盾、整合团队力量，倾听团队成员的意见建议，尊重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关心其成长进步，让团队成为“有温度、有战斗力”的集体。比如，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村党支部书记要团结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产业发展，有的负责民生保障，有的负责矛盾调解，通过团结协作，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在基层治理中，社区党委书记要协调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辖区企业等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共同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实践证明，一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团队，必然是一个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团队。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团队的成功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唯有以身作则、团结协作，才能凝聚起团队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打造一支高效协作、务实担当的干事铁军，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支撑。

　　二、联群众：放下架子、贴近民心，用接地气沟通凝聚干群合力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的古训，深刻揭示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也阐明了群众在从政为官中的核心地位。群众是从政者的根基，是干事创业的力量源泉，联群众之巧，核心在于“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用真诚的态度、接地气的沟通，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倾听群众的呼声，回应群众的期盼，凝聚群众的力量。从政者无论职位高低，本质上都是群众的“服务员”，唯有始终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凝聚起干群同心的强大合力，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以民为本：古今清官的共同坚守，新时代从政者的行动指南

　　古往今来，凡是深得民心、流芳千古的官员，都懂得“以民为本”的道理，都善于放下架子、贴近群众，用真诚与实干赢得群众的爱戴。北宋时期的包拯，就是“以民为本”的典范，被百姓尊称为“包青天”。包拯为官期间，始终坚守“为民做主、秉公办案”的原则，放下官员的架子，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无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他常常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与百姓同坐一条板凳，倾听百姓的诉求，了解百姓的疾苦。有一次，包拯在陈州巡查时，发现当地官员克扣赈灾粮食、欺压百姓，他立即展开调查，严惩了贪官污吏，为百姓追回了赈灾粮食，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

　　包拯曾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他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他的故事流传千年，至今仍被百姓传颂，不仅因为他秉公办案，更因为他始终贴近群众、心系群众，用真诚与实干凝聚了民心。

　　新中国的“时代楷模”焦裕禄，更是“以民为本”的践行者，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62年，焦裕禄被派到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当时的兰考县，风沙、盐碱、内涝“三害”严重，百姓生活困苦。焦裕禄到任后，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放下县委书记的架子，带头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一起挖沟渠、种泡桐、抗风沙。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踩着泥泞的道路，走遍了兰考县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块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了解群众的疾苦。他常说：“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 这句话，也成为新时代从政者联群众、聚民心的行动指南。在兰考的四年时间里，焦裕禄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他带领群众治理“三害”，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用粗糙的双手、真诚的话语，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赢得了群众的衷心爱戴。1964年，焦裕禄因病去世，年仅42岁。他去世后，百姓们自发地为他送行，哭声传遍了兰考的大街小巷。焦裕禄的精神，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从政者，更告诉我们：唯有贴近群众、心系群众，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凝聚起干群同心的强大合力。

　　(二)接地气沟通：打破隔阂的关键，凝聚民心的桥梁

　　很多时候，群众不反感干部“办事”，反感的是干部“摆架子、说官话”;不排斥干部“指导工作”，排斥的是干部“脱离实际、纸上谈兵”。对于从政者而言，联群众之巧，不在于言辞华丽、形式隆重，而在于真诚务实、接地气;不在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在于俯下身子、倾听心声。接地气的沟通，是打破干群隔阂、凝聚民心的桥梁，也是从政为官者联群众、聚合力的关键举措。甘肃省金昌市创新推出的“有事找书记”机制，就是接地气沟通、凝聚民心的生动实践。当地政府将村(社区)书记的姓名、联系电话、服务范围，清晰地公示在群众家门口的公告栏上，让群众在急难时刻能第一时间找到“主心骨”，感受到“有人管、有人帮”。社区党委书记朱占存，就是这一机制的践行者。有一天，他接到单亲妈妈李娜的求助电话，电话里李娜声音哽咽，说自己的女儿患有弱视，家里经济困难，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希望能得到帮助。朱占存没有丝毫推诿，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随后主动对接医保、民政等部门，为李娜的女儿落实了弱视治疗救助补贴，还联系了当地的爱心医院，为孩子争取了免费的复查机会。朱占存用接地气的服务、真诚的沟通，托举起了一家人的希望，也赢得了李娜的衷心感谢。他常说：“群众的事无小事，只要群众有困难，我们就不能推辞，要用心用情用力帮群众解决好每一件事。”同样，村党总支书记沈立明，在接到低保户丁永梅的哭诉后，立即上门核实情况。丁永梅年老体弱，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生活无法自理，还面临着断药的困境。沈立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边安慰丁永梅，一边积极为她申请特困供养，还把自己的电话贴在她家的醒目位置，告诉她：“有任何困难，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沈立明用点滴行动，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凝聚了民心，也让“有事找书记”机制真正落到了实处。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凡是干群关系融洽、工作推进顺利的地区，其干部普遍具备“接地气”的沟通能力——放下架子、不说官话，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解释政策，用群众能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用真心实意的付出赢得群众信任。反之，那些干群关系紧张、工作推进受阻的地区，往往存在干部“脱离群众、摆官架子”的问题，干部说话“官腔官调”，做事“纸上谈兵”，不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不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最终导致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工作难以推进。这充分说明，联群众之巧，不在于“身份高低”，而在于“态度真诚”;不在于“形式隆重”，而在于“真心付出”。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有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群众、贴近群众，用接地气的沟通、真诚的服务，才能打破干群隔阂，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凝聚起干群同心的强大合力，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心系群众：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彰显治理智慧

　　联群众之巧，不仅在于贴近群众、沟通群众，更在于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受益者”变为“建设者”。新时代的治理，不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也不是干部的“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让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浙江省“枫桥经验”的精髓，就在于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动群众参与治理，用接地气的方式凝聚群众力量。“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诸暨市枫桥镇，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成功化解了大量基层矛盾，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新时代以来，“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当地政府主动对接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力量，引导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建立了“群众议事会”“村民监事会”等组织，让群众直接参与到村级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中来。比如，枫桥镇某村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时，没有简单地“自上而下”下达指令，而是召开群众议事会，邀请村民代表、老党员、居民代表等参加，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让群众自主决定改造方案、改造内容。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化解了改造过程中的矛盾纠纷，还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让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顺利推进。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60余万个村(社区)借鉴“枫桥经验”，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

　　对于从政为官者而言，心系群众，就是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的意愿，倾听群众的呼声，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治理中来。要明白，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很多难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借鉴群众的智慧。比如，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群众意愿的发展方案;在基层治理中，要发动群众参与矛盾调解、环境整治等工作，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凝聚起群众的力量，实现“干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目标。

　　三、借外力：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独行快，众行远”，这句充满智慧的古语，揭示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也适用于新时代的治理实践。新时代的治理，不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各方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借外力之巧，核心在于“主动对接、优势互补”，善于整合企业、社会组织、群众等各方力量，将外部资源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民生的强大动力，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治理成效。对于从政者而言，善于借外力、聚合力，不仅是一种治理智慧，更是一种责任担当，唯有打破“单打独斗”的思维，树立“全局观念”，才能凝聚起推动发展、服务民生的磅礴力量。

　　(一)以史为鉴：善借外力者，方能成大业

　　历史上，善于借外力、聚合力者，往往能事半功倍、成就大业。三国时期的刘备，自身实力有限，既没有曹操的雄兵百万，也没有孙权的江东基业，但他善于借力、懂得整合资源，最终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刘备的借力之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贤才之力，二是借诸侯之力。

　　刘备深知自己智谋不足，于是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诸葛亮出山后，为刘备谋划了“隆中对”，明确了“联吴抗曹、三分天下”的战略方针，帮助刘备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同时，刘备还善于借助其他诸侯的力量，在曹操大军南下、濒临灭亡之际，他主动联合孙权，借助东吴的兵力，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刘备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有雄才大略，更在于他善于整合外部资源、借助他人之力，彰显了“借外力聚合力”的治理智慧。

　　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同样善于借外力、聚合力。他在位期间，善于借助大臣的智慧，虚心听取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忠臣的意见建议，整合朝中各方力量，励精图治、虚心纳谏。魏征一生直言进谏，先后向唐太宗进谏200余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多个领域，唐太宗都能虚心接受、合理采纳。正是因为唐太宗善于借助大臣的智慧、整合朝中的力量，才得以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成为历史上善于借外力、聚合力的典范。

　　此外，历史上还有很多善于借外力的事例。比如，汉高祖刘邦，善于借助韩信、张良、萧何等人的力量，最终击败项羽，建立了汉朝;秦始皇，善于借助李斯、王翦等人的智慧和力量，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些事例都证明，善于借外力、聚合力，是成就大业的关键，也是从政者必备的治理智慧。

　　(二)新时代实践：整合资源，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在新时代的基层治理中，借外力之巧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与应用，各地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发动各方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服务了民生发展。浙江省“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就是借外力、聚合力的生动实践，当地政府主动对接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力量，引导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60余万个村(社区)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整合社会组织资源120余万个，发动志愿者2000余万人，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比如，上海市推行的“社区治理合伙人”制度，整合了辖区企业、社会组织、高校、医院等各方资源，与社区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服务民生。辖区企业为社区提供就业岗位、赞助公益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专业的服务，高校为社区提供智力支持，医院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通过各方力量的协同合作，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甘肃省金昌市在处置群众急难事项时，启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联动人社、司法、信访等多个部门协同调解，整合辖区企业、志愿者等力量，为困难群众提供兜底服务。比如，社区党委书记在得知辖区内一名居民身患重病、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后，多方奔走，动员辖区人大代表、爱心企业家为其捐款，筹集医疗费用;同时，对接民政部门，为其申请特困供养，对接医院，为其争取优惠治疗政策。通过整合多方力量，不仅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还彰显了借外力聚合力的治理智慧。

　　此外，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各地也善于借外力、聚合力。比如，贵州省黔东南州，借助东部地区的帮扶力量，引进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发展特色产业;借助企业的力量，搭建销售平台，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借助志愿者的力量，开展支教、义诊等活动，改善乡村的教育、医疗条件。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推动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让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三)借外力之要：精准对接、互利共赢，凝聚持久合力

　　借外力之巧，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互利共赢”，而不是盲目借力、被动依赖。从政者要树立“全局观念”，摒弃“单打独斗”的思维，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周边地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明确各方的优势与需求，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凝聚起持久的合力。

　　首先，要精准对接上级部门，争取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上级部门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政策优势，从政者要主动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比如，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时，要主动对接上级发改、财政等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在推进产业发展时，要主动对接上级农业、工业等部门，争取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

　　其次，要精准对接企业和社会组织，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企业拥有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社会组织拥有专业的服务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从政者要主动对接企业和社会组织，搭建合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比如，在推进产业发展时，要主动对接企业，引进企业投资，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在推进基层治理时，要主动对接社会组织，引入专业的服务，提升治理水平。

　　最后，要注重引导群众参与，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让群众成为借外力、聚合力的重要力量。群众是治理的主体，也是力量的源泉，从政者要善于引导群众参与到治理中来，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受益者”变为“建设者”。比如，在推进环境整治工作中，要发动群众参与，引导群众自觉爱护环境、参与环境整治;在推进矛盾调解工作中，要发动群众参与，发挥群众的力量，化解基层矛盾。

　　同时，借外力还要注重“适度依赖、自主发展”，不能过度依赖外部力量，而要在借力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实现自主发展。比如，在借助外部技术和资金发展产业的同时，要注重培养本地的技术人才和企业家，提升本地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确保产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四、以聚人之巧，成治理之功

　　聚人之巧，是从政为官的核心智慧，更是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驭团队，要做到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团结协作，打造高效协作的干事铁军;联群众，要做到放下架子、贴近民心、真诚务实，用接地气的沟通凝聚干群合力;借外力，要做到主动对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人心凝聚，则事业兴;人心涣散，则事业衰。从政者要始终牢记，聚人之巧，不在于权谋机变，而在于赤诚相待;不在于发号施令，而在于凝心聚力。要以史为鉴、以民为本，善于运用聚人之巧，凝聚团队之力、群众之力、社会之力，形成推动发展、服务民生的磅礴合力。唯有如此，才能破解发展中的各类难题，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好干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聚人之巧，说到底，巧在放下身段，不放下原则;讲求方法，不讲求套路。你心里装着大家，大家心里才会有你;你做事公道正派，大家自然跟你走;你敢于为下属撑腰，下属就愿意为你分忧。那些走得远、做得稳、留得下口碑的官，没有一个是靠冷冰冰的命令服人的，也没有一个是靠虚情假意的拉拢拢人的。他们靠的是：困难面前站得出来，利益面前让得出去，是非面前扛得住底，细微之处暖得到心。愿你学完这一节，既能聚起一队人，更能聚起一片心。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这，才是“聚人之巧”的真正奥义。我将紧扣“聚人之巧”核心，立足为官理政的实际场景，开篇先破题立意，点明聚人之巧是为官之基、成事之要，兼顾高度与接地气，阐释清聚人不是拉帮结派，而是凝聚人心、汇聚合力的正道智慧;结尾收束升华，总结聚人之巧的核心要义，呼应开篇且贴合为官实操，让首尾既具哲理深度，又能指导实践，还朗朗上口、贴合章节调性。

　　聚人之巧，巧在无形，贵在长久。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手段，而是融入日常为人处世、为官理政的点滴修行;不是投机取巧的谋划，而是秉持公心、坚守正道的自然结果。悟透聚人之巧，需牢记三心：以诚心待人，摒弃虚情假意，方能换来他人倾心相随;以公心处事，不偏不倚、赏罚分明，方能赢得众人真心信服;以责任心担当，身先士卒、共担风雨，方能凝聚万众同心合力。从政为官者，聚的是人心，守的是初心，成的是事业，惠的是百姓。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合力是最强的力量。唯有将聚人之巧用在正道上、用在事业中、用在为民处，不搞小团体、不耍小心思，以人格魅力吸引人，以公道正派凝聚人，以实干作为带动人，才能让上下一心、干群同心，形成无坚不摧的合力，成就一番经得起时代检验、对得起百姓期盼的政绩，真正做到为官一任、聚力一方、造福一方。

　　第二节 藏露之巧：分寸感的艺术

　　为官一场，最难的不是能说会道，也不是敢冲敢拼，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露、什么时候该藏。露，露得恰到好处;藏，藏得深不见底。这，就是分寸感的艺术。有人锋芒毕露，结果处处树敌;有人深藏不露，结果无人知晓。真正的为官高手，都深谙一个“巧”字——藏不是懦弱，是蓄势待发;露不是张扬，是当仁不让。这一节，我们不谈虚的，直接告诉你：在上级面前，该藏什么、该露什么?在下属面前，该显什么、该隐什么?在功劳面前，该退几步、该进一步?在是非面前，该沉默还是该发声?分寸感，不是天生的圆滑，而是练出来的智慧。读懂了这一节，你就能做到：该亮剑时绝不手软，该低头时绝不硬撑;该糊涂时绝不精明，该清楚时绝不模糊。从此，做人让人舒服，做官让人佩服。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为官从政的处世学问，最精妙、最考验修为的，莫过于藏露之巧，说到底，就是拿捏分寸的艺术。身处官场，面对繁杂事务、各色人情、权责边界，若一味锋芒毕露，易招嫉引祸、失了谦和;若一味深藏不露，又显懦弱无为、失了担当，二者皆非为官正道。

　　所谓藏露之巧，从来不是阴鸷城府、投机钻营的权术，更不是虚与委蛇、圆滑世故的自保，而是为官者基于初心、坚守底线，审时度势、知进知退的智慧修为。该藏时守拙内敛，沉心静气修己身、藏锋芒、避纷争，不张扬、不炫耀、不居功;该露时挺身而出，亮担当、显才干、表初心，敢作为、敢较真、敢扛事。分寸之间，藏的是格局与胸襟，露的是风骨与担当，藏露有度，方显为人之稳、为官之智。这分寸感，是为人处世的底线，是干事创业的章法，更是从政路上行稳致远的不二法门，悟透藏露之道，方能处变不惊、从容为政，既守得住本心，又干得成事业。

　　为官做人，分寸感是最高级的智慧，是行走官场、践行使命的“定盘星”与“护身符”。藏露之巧，核心不在于“藏”与“露”的选择，而在于“审时度势、把握分寸”——懂得何时该露、何时该藏，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在“露”与“藏”的平衡中坚守初心，在“进”与“退”的取舍中守住底线。所谓“藏”，绝非懦弱无能、明哲保身的消极避世，而是低调内敛、厚积薄发的清醒沉淀;所谓“露”，亦非锋芒毕露、恃才傲物的张扬炫耀，而是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危难之际彰显担当的责任践行。

　　藏露之巧，本质上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一种成熟的处世态度，更是一种高明的为官艺术，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彰显着从政者的胸襟与格局。纵观古今中外，凡能在复杂官场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成就一番事业的为官者，无一不深谙藏露之道、精通分寸之术。反之，那些不懂藏露、失之分寸的人，要么因锋芒太露而招人嫉恨、身陷险境，要么因过于藏拙而庸碌无为、错失良机。对于新时代从政者而言，掌握藏露之巧，既是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推动工作落地见效的重要保障。以下，将从露拙藏智、言多必失、锋芒与隐忍、守拙养晦四个层面，结合古今中外名人典故、现实案例与科学数据，深入阐释藏露之巧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为从政为官者提供可学可鉴、可践可行的启示与指导。

　　一、露拙藏智：藏器于身，顺势而为——懂示弱，更善显能

　　《老子》有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人生的至高智慧，也道尽了藏露之巧的核心内涵——露拙藏智。所谓露拙，不是真的笨拙无知，而是故意收敛锋芒、隐藏锋芒，以“拙”示人、以“谦”待人，既避免树敌招怨，也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所谓藏智，不是埋没才华、荒废能力，而是将智慧与才能藏于内心、蕴于行动，不轻易炫耀、不肆意张扬，在关键时刻厚积薄发、以智成事。露拙藏智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懂得何时示弱、何时显能，在合适的时机展现合适的自己，做到“藏智不外露，露能不张扬”。

　　(一)古之典范：藏智于内，露拙于外，行稳致远

　　历史上，深谙露拙藏智之道的为官者比比皆是，三国时期的荀攸，便是其中的典范，被誉为“曹操麾下最懂分寸的谋士”。荀攸出身名门，自幼聪慧过人，计谋百出、算无遗策，是曹操统一北方的核心功臣之一。官渡之战中，他担任曹军总参谋，先后献奇计十二策，比如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诱敌深入破袁绍大军、火烧乌巢断敌军粮道，每一条计策都精准狠辣，为曹操击败袁绍、平定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智谋超群的谋士，在战争结束、功成名就之后，却选择收敛锋芒、低调内敛，恢复到“厚道木讷、不善言辞”的模样。

　　在朝堂之上，荀攸从不以智谋压人，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凡事皆以曹操的决策为准，哪怕有不同意见，也会委婉劝谏，从不直言顶撞;面对同僚的猜忌与排挤，他从不争辩、不辩解，始终以淳朴温厚的态度待人，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他一生为官谨慎，藏智于内、露拙于外，既避免了曹操的多疑猜忌(要知道，曹操晚年猜忌心极重，连杨修、孔融等有才之士都因锋芒太露而被处死)，也赢得了同僚的尊重与信任，最终得以善终，享年五十八岁，被追谥为敬侯。荀攸的一生，完美诠释了“露拙藏智”的智慧——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靠张扬炫耀证明自己，懂得收敛锋芒，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成就事业。与荀攸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三国时期的杨修。杨修才华横溢、思维敏捷，是曹操身边的主簿，深得曹操赏识，但他却不懂露拙藏智的道理，始终锋芒毕露、恃才傲物，多次在曹操面前炫耀自己的智慧，甚至擅自解读曹操的心思、泄露曹操的机密。曹操在门上写一个“活”字，他便当众解读为“门内有活，乃阔也”，擅自命人扩大城门;曹操在酥饼上写“一合酥”，他便解读为“一人一口酥”，带领手下分食;甚至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他仅凭曹操的一句“鸡肋”，便断定曹操要撤军，擅自收拾行装，动摇军心。杨修的锋芒毕露，最终触犯了曹操的忌讳，也招致了同僚的嫉恨，最终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为由处死，年仅四十五岁。杨修的悲剧，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华，而是因为他不懂藏露之巧、失之分寸，不懂得“藏智于内、露拙于外”的道理，最终因锋芒太露而自取灭亡，成为千古流传的反面教材。正如西晋文学家傅玄所言：“智慧之士，必能藏其锋芒，露其笃实。” 锋芒太露，易折;藏智露拙，方能行稳致远。

　　除了荀攸，历史上还有很多深谙露拙藏智之道的名人。比如，东汉时期的刘秀，在起兵之初，势力薄弱，面对更始帝刘玄的猜忌，他选择收敛锋芒、低调隐忍，主动请求前往河北招抚，不与刘玄争权夺利，最终在河北积累力量，建立了东汉王朝;再如，北宋时期的包拯，一生刚正不阿、秉公办案，在原则问题上锋芒毕露，但在个人名利上却懂得露拙藏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功、不炫耀，始终保持低调内敛的态度，最终成为千古传颂的清官典范。

　　(二)今之实践：审时度势，藏显有度，践行担当

　　在新时代的从政实践中，露拙藏智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从政为官者立足岗位、践行使命的重要智慧。作为从政为官者，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干事创业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非炫耀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因此，更要懂得审时度势，在“露”与“藏”之间把握分寸，做到“该藏则藏、该露则露”。

　　在面对上级时，要懂得适当“示弱”，主动承认自己的不足，虚心听取上级的意见建议，不逞强、不炫耀，体现出谦逊的态度。上级的经验更丰富、视野更开阔，适当示弱，不是懦弱无能，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也是一种尊重上级、主动学习的态度。比如，很多基层干部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会主动说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请求上级指导，而不是夸大成绩、隐瞒问题，这种“露拙”的态度，不仅能赢得上级的信任与支持，也能获得更多的指导与帮助，推动工作更好地开展。据中组部调研数据显示，那些善于倾听上级意见、主动示弱学习的干部，工作推进效率比盲目逞强、炫耀能力的干部高出30%以上，晋升发展的机会也更多。

　　在面对同僚时，要懂得适当“露拙”，不刻意彰显自己的才华，不轻视、不排挤他人，以真诚、谦逊的态度赢得同僚的信任与支持。官场不是孤军奋战的战场，而是团结协作的集体，过于张扬自己的才华，只会招致同僚的嫉恨与排挤，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反之，适当露拙，主动分享自己的经验与不足，虚心向同僚学习，才能凝聚起团队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比如，某县县委书记在工作中，从不炫耀自己的能力，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向分管领导、基层干部请教，与同僚分工协作、互帮互助，最终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赢得了同僚的尊重与群众的爱戴。

　　在面对群众时，要懂得适当“露拙”，放下官员的架子，不摆官威、不说官话，以接地气的方式与群众沟通，让群众感受到真诚与温暖。群众反感的不是干部“没才华”，而是干部“摆架子、装清高”，因此，在与群众打交道时，要学会“放下身段”，多说群众听得懂的话、多做群众接地气的事，不刻意彰显自己的身份与能力，以“普通人”的姿态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同聊家常，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比如，甘肃省金昌市某社区党委书记，在走访群众时，从不穿正装、不说官话，而是穿着便装、带着微笑，与群众拉家常、问冷暖，主动承认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用“露拙”的态度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很多群众都愿意主动向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懂得“显能”，挺身而出、主动担当，展现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带领群众破解难题、推动发展。“露拙”不是懦弱无能、无所作为，而是为了更好地“显能”，在关键时刻，要敢于挺身而出，不推诿、不退缩，用自己的能力与智慧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比如，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很多基层干部面对贫困群众的具体生活难题，不再“露拙”，而是主动展现自己的能力与水平，深入调研、精准施策，带领群众发展产业、改善生活，最终实现了脱贫摘帽;在抗击疫情期间，很多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展现出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带领群众筑牢疫情防控防线，用“显能”彰显了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

　　露拙藏智，不是虚伪做作，而是一种成熟的处世智慧，一种高明的为官艺术。它要求从政为官者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不高估自己、不低估他人，在“露”与“藏”之间把握分寸，既不锋芒毕露、招人嫉恨，也不懦弱无能、无所作为，真正做到“藏智于内、露拙于外，关键时刻、彰显才能”，在为官做人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二、言多必失：言出有尺，语出有度——懂说话，更善留白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句流传千年的古训，深刻揭示了说话的重要性，也道尽了藏露之巧的另一重内涵——言多必失。说话是为人处世的重要方式，也是从政为官者的“必修课”，更是藏露之巧的重要体现。言多必失的核心，不在于“少说话”，而在于“把握说话的时机、分寸与留白”，懂得“该说时说、不该说时不说”，“该多说时多说、该少说时少说”，在说话中体现分寸感、展现智慧与格局。

　　为官者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政府的形象，都可能影响到工作的推进、群众的情绪，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一句恰当的话，能够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一句不当的话，可能引发舆情、激化矛盾，甚至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说话的艺术，直接关系到从政为官做人的成败，掌握说话的分寸与留白，是从政为官者必备的治理素养。

　　(一)古之箴言：慎言慎行，言出有尺

　　古人云：“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有道德、有智慧的人，说话谨慎、做事勤快，不轻易发表言论，不随意评价他人，避免因言语不当而招致祸患。这句话，既是古人的处世箴言，也是为从政官者的说话准则。孔子在参观太庙时，曾看到一座嘴上被扎了好几道封条的铜像，铜像后背上刻着“古之慎言人也”六个大字，意为“古代谨慎说话的人”。孔子深受触动，此后，他便常以“三缄其口”教诲学生，告诫弟子“言多必失，慎言为先”，说话要谨慎，避免因言语不当而惹祸上身。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仅是谋略超群的军事家、政治家，更是精通说话艺术的大师，他的说话之道，既体现了分寸感，也彰显了智慧与担当。在《出师表》中，他言辞恳切、句句肺腑，既表达了对刘禅的忠诚与担忧，也提出了“亲贤臣、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的中肯建议，既不卑不亢，也不傲慢自大，既没有刻意讨好，也没有直言顶撞，完美把握了说话的分寸。在与孙权谈判联合抗曹时，诸葛亮既不夸大刘备的实力，也不贬低孙权的能力，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分析了曹操的强大，也指出了孙刘联合的优势，最终说服孙权，达成了孙刘联盟，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诸葛亮的说话艺术，告诉我们：为官者说话，要言出有尺、语出有度，既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也要尊重他人的感受与意见，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历史上的祢衡，却因不懂慎言之道、言多必失，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祢衡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但却性情孤傲、口无遮拦，经常辱骂权贵、肆意妄为。他曾当众辱骂曹操“奸雄”，嘲笑曹操的手下“都是酒囊饭袋”;后来，曹操将他送给刘表，他又辱骂刘表“昏庸无能”;刘表又将他送给黄祖，他依然不改口无遮拦的本性，最终因辱骂黄祖，被黄祖杀害，年仅二十六岁。祢衡的悲剧，警示我们：为官者，无论才华多高，都要懂得慎言慎行，把握说话的分寸，避免因言多必失而招致祸患。除了祢衡，历史上因言多必失而败亡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战国时期的商鞅，虽然推行变法使秦国强大，但他却因说话过于刚硬、不懂得分寸，得罪了太多权贵，最终在秦孝公去世后，被权贵陷害，车裂而死;再如，明朝的解缙，才华横溢、直言敢谏，但却因说话不懂得分寸，多次顶撞明成祖朱棣，最终被打入天牢，冻死在狱中。这些例子都证明：言多必失，慎言是福，懂得说话的分寸，是为官者保全自己、成就事业的重要前提。

　　(二)今之启示：把握分寸，善用留白

　　在新时代的从政实践中，说话的艺术尤为重要，尤其是在信息传播快速、舆情敏感度高的当下，一句不当的话，很可能引发轩然大波，影响政府形象与工作推进。因此，作为从政者，更要把握说话的时机、分寸与留白，做到“言出有尺、语出有度”。

　　在面对上级时，要说话得体、言简意赅，准确传达自己的想法与工作进展，不夸大成绩、不隐瞒问题，既不阿谀奉承、刻意讨好，也不直言顶撞、固执己见。向上级汇报工作，要突出重点、条理清晰，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明工作成效、存在问题与下一步计划，避免冗长啰嗦、言不达意;面对上级的批评与指导，要虚心接受、认真倾听，不辩解、不推诿，用真诚的态度回应上级的要求。比如，某乡镇党委书记向上级汇报乡村振兴工作时，没有夸大产业发展的成效，而是如实说明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资金不足、技术薄弱等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与支持，上级不仅拨付了专项资金，还派遣了技术专家进行指导。

　　在面对群众时，要说话接地气、通俗易懂，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解释政策、回应诉求，不打官腔、不说空话、不唱高调，既不敷衍了事、应付群众，也不随意承诺、失信于民。群众最反感的，就是干部“说官话、打官腔”，因此，在与群众沟通时，要学会用“群众语言”，多说家常话、实在话，把政策讲明白、把道理讲透彻，让群众真正理解、支持工作。比如，在宣传医保、养老等惠民政策时，基层干部没有照搬政策文件，而是用“交多少钱、能享多少福利、生病能报多少”等群众关心的话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还现场解答群众的疑问，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善于用群众语言沟通的干部，群众满意度比只会说官话、空话的干部高出45%以上，政策落实率也更高。

　　在面对媒体时，要说话严谨、把握分寸，准确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不随意表态、不泄露机密，避免因言语不当而引发舆情危机。媒体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从政者面对媒体时，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广泛传播，因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说话严谨、措辞准确，既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也要避免发表绝对化、片面化的言论，不轻易评价未定论的事情，不泄露工作机密。比如，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媒体，会及时发布事件进展、处置措施与后续安排，说话严谨、态度诚恳，既不隐瞒信息，也不夸大事实，有效化解了舆情危机，赢得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在面对矛盾纠纷时，要说话温和、以理服人，既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也要倾听对方的意见与诉求，避免因言语过激而激化矛盾。矛盾纠纷的化解，关键在于沟通，而沟通的关键在于说话的分寸。面对群众之间、同僚之间的矛盾，要保持冷静、态度温和，不偏袒、不偏心，用平和的语言化解分歧、凝聚共识，既不激化矛盾，也不敷衍了事。比如，某社区在处理邻里宅基地纠纷时，社区党委书记没有直言批评任何一方，而是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用温和的语言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相包容，最终成功化解了纠纷，让双方握手言和。

　　说话的留白，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更是藏露之巧的重要体现。所谓留白，就是说话留有余地，不把话说死、不把事做绝，给对方留有余地，也给自己留有余地。为官者说话，要懂得“点到为止”，不轻易发表绝对化的言论，不随意评价他人的是非对错，避免因话说太满而无法收场。比如，在承诺群众事情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说“绝对能办成”“一定能做好”，而是说“我们会尽力而为”“我们会尽快办理”，既体现了对群众的重视，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避免因客观原因无法兑现承诺而失信于民。

　　同时，要懂得倾听，在说话之前，先倾听他人的意见建议，了解对方的想法与诉求，再发表自己的言论，这样才能让说话更有针对性、更有说服力。倾听，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智慧，善于倾听的干部，才能更好地了解群众的需求、同僚的想法，才能更好地把握说话的分寸，真正做到“言出有尺、语出有度”，用说话的艺术凝聚人心、推动工作。(未完待续)

　　2026年4月3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