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六十七章 处事之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乃从政者的初心所向、使命所系，其志可嘉，其情可鉴。然初心易得，善为难成——仅有“愿为”的赤诚热忱，若无“善为”的通透智慧，往往会陷入满腔热血却四处碰壁、劳心费神却事倍功半，甚至好心办坏事、初衷与成效相悖的困境。古往今来，凡名留青史的贤臣良吏，无不深谙此理，于繁杂事务中磨砺心性，于人情世故中锤炼本领，于处事之道中探求“巧”法，终得以履职有成、惠及百姓。世人多对“巧”字存有误解，或将其等同于投机取巧的圆滑世故，或视之为见风使舵的机诈权术，此乃大谬不然。本章所言“处事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钻营之术，亦非趋炎附势的权谋算计，而是为官者深谙事理规律、洞察人心向背之后，于万端纷扰中抽丝剥茧、于千头万绪中举重若轻的大智慧、真本领。它是“道”在具体政务中的精微践行，是“义”在复杂情境中的权变通达，是“诚”在人际交往中的温润彰显;是“以拙立身、以巧解缚”的清醒，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通透，更是“铁肩担道义”的刚正与“妙手著文章”的圆融之辩证统一。

　　为官从政，处事为要;处事有道，巧为关键。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政之路，本质上就是一部处事之道的修行史——上对组织嘱托，当履职尽责、不辱使命;下对百姓期盼，当躬身实干、冷暖入心;中对同僚伙伴，当凝心聚力、协同共进;面对复杂局面，当从容不迫、破局解难。所谓处事之巧，扎根于忠诚初心，立足于责任担当，沉淀于实践锤炼，是“守正”与“求变”的共生，是“原则”与“灵活”的融合，是“大局”与“细节”的兼顾。

　　它既藏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顶层治理智慧，也透着“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基层为民温度;既彰显着为官者的格局胸襟与综合素养，也决定着履职成效的好坏与民心向背的得失。身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层出不穷的民生诉求、交织叠加的矛盾风险，从政者每日要面对千头万绪的事务、形形色色的矛盾、大大小小的抉择，处事得当，则政通人和、事业精进;处事失当，则矛盾丛生、贻误发展。

　　“为官者，当以巧成事，以正立身。”从政为官，绝非“居其位、谋其政”的简单履职，更不是“蛮干硬拼”的鲁莽行事，而是一门融格局、智慧、实干于一体的处事艺术。处事之巧，作为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更是从政者破解治理难题、践行初心使命、实现履职实效的“金钥匙”。唯有摒弃歪门邪道的“伪巧”，锤炼正道直行的“真巧”，才能在复杂官场中不惑、不忧、不惧，在刚性制度与人性温度间架起桥梁，在原则硬度与方法弹性间找到平衡。本章立足古今从政实践，深挖处事之巧的核心内涵、实践路径与境界追求，围绕其内涵要义、重要价值、实践方法、注意事项，分五节深入阐释，厘清处事核心逻辑，破除认知误区，为新时代从政者破解处事难题、提升处事能力、践行使命担当，提供可学可鉴、可践可行的系统指引，助力从政者悟巧、学巧、用巧，以巧赋能实干，以实干践行使命，于纷繁复杂的政务中找准方向、破局突围，既干成事、又不出事，既为国家分忧、又为百姓解难，真正将一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政通人和，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不负初心。

　　(接3月26日)第二节 干事之巧：落地执行的破局与创新

　　古人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谋定而后动，谋事是前提，干事是关键，实效是目标。再好的顶层设计、再完美的规划方案，若不能转化为实打实的行动、看得见的成效，终究只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无法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期盼。所谓干事之巧，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也非“偷奸耍滑”的敷衍，而是立足实干、深耕细作，以科学方法破局、以创新思维赋能，在执行中破解堵点、在实践中突破瓶颈、在创新中激活动能的处事智慧。其核心要义在于“破局”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破局，是打破执行中的“中梗阻”，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决策部署不打折扣、落地生根;创新，是打破思维定势与路径依赖，探索适配实际、高效便捷的工作方法，让干事创业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既有实效、又有新意。干事之巧的本质，是“实干为要、创新为魂”，是从政者履职能力的核心体现，更是检验初心使命、衡量担当作为的重要标尺——唯有善用干事之巧，才能在复杂局面中打开工作新局面，在攻坚克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从历史维度看，但凡能名留青史、被百姓铭记的从政者，无不是干事有巧、实干有果的典范。从商鞅变法“徙木立信”推动政策落地，到房玄龄辅政“精于落实”开创贞观之治;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创新勇气，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魄力，他们用实干破解难题、用创新引领发展，彰显了干事之巧的深厚内涵与实践价值。从现实实践看，新时代的从政者，身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壮阔征程，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纷繁复杂的矛盾，更需深谙干事之巧，既要守住“实干”的底线，又要掌握“破局”的方法，更要激活“创新”的动能，让每一项工作都能落地见效、每一份努力都能惠及民生，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一、抓落实：以科学方法为器，畅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落实是干事创业的生命线，是践行初心使命的落脚点，更是检验从政为官能力的“试金石”。为官从政，谋划再好、方案再优，若缺乏有力落实，终将沦为“纸上谈兵”;政策再科学、部署再周密，若出现执行走样，也只会成为“空中楼阁”。现实工作中，“雷声大、雨点小”的形式主义、“政策悬空、执行打折”的官僚主义、“纸上写得好、嘴上说得妙、行动上没成效”的虚浮作风，往往是阻碍政策落地的“拦路虎”，更是损害群众利益、消解政府公信力的“绊脚石”。许多时候，并非谋划不科学、方案不完善，而是缺乏科学的落实方法、务实的执行作风，导致好政策“搁浅”、好思路“落空”、好举措“打折”。抓落实之巧，不在于“蛮干硬拼”的盲目发力，不在于“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而在于善用科学方法、规范执行流程、强化执行效能，以闭环管理破解“虎头蛇尾”的难题，以精准施策打通“中梗阻”的堵点，以实干担当破解“落地难”的困境，让上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正畅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受益的实际成果。

　　(一)深刻认知：抓落实是从政为官的核心职责与必备本领

　　中央领导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落实在治国理政中的极端重要性——部署是前提，落实是关键;谋划是方向，落实是成效。对从政者而言，抓落实不仅是一种工作作风，更是一种责任担当、一种能力本领，是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脱离落实，一切谋划都是“镜花水月”，一切承诺都是“空头支票”;唯有狠抓落实，才能把顶层设计转化为基层实践，把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实景。古人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句古训穿越千年，依然彰显着抓落实的深刻哲理。从政为官，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承担何种职责，都要深刻认识到：落实不是“额外任务”，而是本职所在;不是“被动应付”，而是主动担当。无论是政策实施、项目推进，还是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每一项工作的成效，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落实;每一份群众的获得感，都源于不折不扣的执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善于抓落实者，总能成就一番事业、赢得群众爱戴;忽视落实者，终将一事无成、被群众唾弃。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脚踏实地疏通河道、平息水患，守护百姓安宁;到商鞅变法“徙木立信”，以实打实的执行彰显政策公信力，推动变法落地生根;再到新时代脱贫攻坚中，无数基层干部扎根一线、真抓实干，把脱贫政策落到每一个村、每一户，实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都充分证明：抓落实是从政为官的立身之本、成事之要，唯有狠抓落实，才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反之，那些忽视落实、敷衍塞责的从政者，即便有远大抱负、完善方案，也终将一事无成。三国时期，诸葛亮为北伐中原制定了周密的谋划，却因后期执行不力、缺乏科学的落实机制，加上蜀汉官员落实不到位，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明末崇祯帝虽有救国之志，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却因缺乏有力的落实举措，官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最终导致政策落空、王朝覆灭。这些历史教训深刻警示我们：抓落实容不得半点虚浮，来不得丝毫懈怠，唯有以科学方法为器、以实干担当为基，才能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方法赋能：科学方法是抓落实、破难题的“金钥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抓落实，既要有“真抓实干”的态度，更要有“科学高效”的方法。没有科学方法的支撑，落实就会陷入“蛮干硬拼”的误区，不仅难以取得成效，还可能事倍功半、适得其反。现代管理学中的PDCA循环(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与项目管理法，正是从政者抓落实的“利器”，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能够有效规范工作流程、提升落实效能，让“落实”从“被动执行”变为“主动作为”，从“盲目推进”变为“精准发力”，从“虎头蛇尾”变为“闭环高效”。

　　一是PDCA循环：以闭环管理确保落实不缺位。PDCA循环的核心是“闭环管理”，强调从计划制定到执行推进，再到检查复盘、优化完善，形成“计划—执行—检查—优化”的完整闭环，打破“重部署、轻落实，重执行、轻复盘”的困境，避免工作“不了了之”“半途而废”。这一方法的核心逻辑，正是抓落实的关键所在——任何一项工作，只有形成“部署—执行—检查—优化”的闭环，才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缺位、每一项任务都有回音。具体而言，PDCA循环的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1，计划(Plan)：精准谋划，明确方向。结合“上情”与“下情”，深入调研、科学研判，制定详细的落实计划，明确工作目标、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工作标准，避免“模糊化”“笼统化”，让每一项任务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这一步的核心是“精准”，要杜绝“拍脑袋决策”，确保计划贴合实际、切实可行。2，执行(Do)：真抓实干，稳步推进。按照制定的计划，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一步一个脚印推进落实，及时协调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推诿扯皮。这一步的核心是“务实”，要杜绝“形式主义”，确保各项举措落地生根、见到实效。3，检查(Check)：全程监督，查漏补缺。成立专项督查组，通过实地走访、群众回访、数据核查、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执行不到位、流程不规范、成效不明显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这一步的核心是“严格”，要杜绝“走过场”，确保问题早发现、早整改。4，处理(Act)：复盘优化，持续提升。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项整改、销号管理，总结落实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可复制、可推广的举措固化为制度;同时针对落实中的不足，优化完善计划方案，进入下一轮PDCA循环，形成“持续优化、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这一步的核心是“提升”，要杜绝“一劳永逸”，确保工作质量持续提升。

　　(三)项目管理法：以精准拆解破解落实“中梗阻”

　　项目管理法的核心是“精准拆解”，强调将复杂的工作任务拆解为具体的项目、明确的节点，把“大目标”分解为“小任务”，把“硬骨头”拆解为“小切口”，明确每个任务的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工作标准，让“人人有责任、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地见效。在抓落实的实践中，许多复杂的政策部署、重大的工作任务，往往因“任务过重、头绪过多”而难以推进，而项目管理法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通过精准拆解，将一项复杂任务分解为若干个具体、可操作的小项目，每个项目明确责任人、完成时限，既能避免“责任虚化、推诿扯皮”，又能让执行者清晰明确工作重点，集中力量破解难点，从而提升落实效能。例如，推进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若笼统地提出“推进乡村振兴”，往往会陷入“无从下手”的困境;而运用项目管理法，将其拆解为“产业振兴项目”“生态振兴项目”“乡风文明项目”“治理有效项目”“生活富裕项目”，每个项目再拆解为具体的子任务——如产业振兴项目拆解为“特色产业培育”“农产品加工”“销售渠道搭建”等，明确每个子任务的责任部门、完成时限，就能确保乡村振兴各项政策有序推进、落地见效。PDCA循环与项目管理法，并非“纸上谈兵”的理论，而是经过国内外无数实践检验、可直接借鉴的工作路径，早已被广泛应用于各地治理实践，成为推动政策落地的“金钥匙”，为从政者抓落实提供了科学指引。

　　(四)古今实践：以科学方法抓落实的典型案例与启示

　　无论是古代从政者的治理实践，还是新时代的治理探索，都有许多善于运用科学方法抓落实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科学方法+实干担当”的落实之巧，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了宝贵借鉴。

　　一是新时代实践：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科学方法赋能落实的典范。在新时代的治理实践中，浙江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善用PDCA循环与项目管理法抓落实的典范，生动诠释了“科学方法+实干担当”的落实之巧，成为全国政务服务改革的标杆，为畅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改革之初，面对群众办事“跑断腿、磨破嘴”、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政策落地“中梗阻”等堵点难点，当地从政者没有盲目发力、急于求成，而是运用科学方法，精准谋划、分步推进，将PDCA循环与项目管理法深度融合，贯穿改革全过程：在“计划(Plan)”阶段，深入调研群众和企业诉求，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梳理出群众和企业办事的高频事项、堵点事项，制定详细的改革方案，明确改革目标——“让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将改革任务拆解为“梳理事项、优化流程、整合窗口、强化技术支撑”4大项、28小项具体项目，明确每个项目的责任部门、时间节点、工作标准，确保改革有方向、有路径、有抓手。在“执行(Do)”阶段，按照方案稳步推进，整合政务服务窗口，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定期召开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执行中的问题——如部门数据共享不畅、窗口人员业务不熟练等，确保改革有序推进、不打折扣。在“检查(Check)”阶段，成立专项督查组，通过实地走访、群众回访、数据核查等方式，对改革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事项梳理不全面、流程优化不到位、窗口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确保改革不走过场、取得实效。在“处理(Act)”阶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项整改、销号管理，总结改革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如“一窗受理”“数据共享”等，将其固化为制度;同时针对改革中的不足，如部分复杂事项仍需多次跑、偏远地区群众办事不便等，优化完善改革方案，推出“跨省通办”“就近办”“掌上办”等举措，进入下一轮PDCA循环，形成“持续优化、不断提升”的闭环管理。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浙江省“最多跑一次”事项覆盖率达99.8%，群众办事平均时间缩短60%以上，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政务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8.9%，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仅如此，浙江还将这种科学的落实方法推广到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生态保护等各项工作中，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充分证明：抓落实不是“蛮干硬拼”，而是要善用科学方法，以闭环管理确保落实到位，以精准施策破解堵点难点，让好政策真正惠及群众、推动发展。

　　二是古代实践：房玄龄、黄霸——以科学方法抓落实的历史典范。历史上，善于运用科学方法抓落实的从政者，更是不胜枚举，唐朝名相房玄龄、东汉“天下第一循吏”黄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实践的生动诠释了“精准拆解、闭环推进”的落实之巧，为后世从政者提供了宝贵启示。唐朝名相房玄龄，辅佐唐太宗李世民治理天下，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核心就在于他善于抓落实、善用科学方法，将国家治理的各项任务细化分解、闭环推进。他深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深刻明白“落实不到位，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将贞观年间的治国目标——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安抚百姓，拆解为具体的事项，明确每个部门、每个官员的职责，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和时间节点，定期开展检查督促，及时纠正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检查到位、优化及时”的高效落实机制。例如，在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过程中，房玄龄没有只停留在“颁布政策”层面，而是亲自深入各地调研，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发现部分地区存在“土地分配不均、赋税征收不公”的问题，立即组织官员整改，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主体，确保政策惠及每一位百姓;在整顿吏治方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标准，定期对官员的履职情况进行检查，奖惩分明，对落实政策到位、政绩突出的官员予以提拔重用，对敷衍塞责、落实不力的官员予以惩处，有效杜绝了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正是这种“精准拆解、闭环推进”的落实之巧，让贞观年间的各项政策落地生根，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史载“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米斗三四钱，外户不闭者数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典范，也彰显了科学方法在抓落实中的重要作用。东汉时期的“天下第一循吏”黄霸，也以善于抓落实著称，他的落实之道，核心在于“把大事拆小、把小事做好”，以精准细致的举措，推动政策落地生根。黄霸任颍川太守期间，面对当地民风淳朴但治理松散、百姓生活贫困的局面，没有急于求成、大动干戈，而是将朝廷的惠民政策拆解为具体的小事，逐一落实、闭环推进：他亲自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百姓耕种、兴修水利，解决百姓“种地难、灌溉难”的问题;建立乡规民约，规范百姓行为，营造“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设立“劝农掾”，督促百姓发展生产，鼓励百姓垦荒种地，提升粮食产量;对贫困百姓给予帮扶，发放种子、农具，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黄霸坚持“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定期检查各项举措的落实情况，及时解决落实过程中的问题，对落实到位的乡吏予以表彰，对落实不力的予以督促整改，形成了一套“精准施策、闭环管理”的落实机制。经过几年的努力，颍川成为“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的富庶之地，百姓安居乐业、感恩戴德，黄霸也被百姓尊为“父母官”。黄霸的实践告诉我们，抓落实不在于“声势浩大”，而在于“精准细致”，在于善用科学方法，把大事拆小、把小事做好，把政策落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位群众身上，才能让政策落地生根、惠及民生。

　　(五)从政启示：以科学方法践实干，畅通落实“最后一公里”

　　新时代新征程，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既是检验从政者能力本领的“试金石”，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场”。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掌握抓落实之巧，核心在于把握三个关键，以科学方法为器、以实干担当为基，畅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惠及百姓。

　　一是善用科学方法，让落实更高效、更精准。从政者要主动学习现代管理方法，将PDCA循环、项目管理法等科学方法与工作实际深度融合，灵活运用，避免“蛮干硬拼”“盲目发力”。要学会“精准拆解”，将复杂的工作任务分解为具体的项目、明确的节点，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工作标准，让“人人有责任、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要构建“闭环管理”，将“计划—执行—检查—优化”的流程贯穿工作全过程，定期开展复盘总结，及时优化完善举措，避免工作“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落实效能，打通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破解“中梗阻”问题，让政策落实更高效、更精准。

　　二是强化责任担当，让落实更务实、更有力。抓落实，关键在人，核心在担当。从政者要摒弃“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消极心态，树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主动作为、真抓实干。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工作落实的每一个环节，及时破解执行中的堵点难点，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敷衍了事;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担当作为，面对落实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不推诿、不逃避，主动想办法、找路径，以实干破解难题、推动落实;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不计个人得失，专注于把每一项政策、每一个举措落到实处，以实干实绩践行初心使命。

　　三是聚焦民生导向，让落实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抓落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惠及民生、守护群众利益。从政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落实成效的根本标准，聚焦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放下官架子、扑下硬身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政策落地的实际情况，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政策不贴合基层实际、执行流程繁琐、群众享受不到政策红利等。要打通政策落地的“中梗阻”，简化执行流程、优化服务举措，让政策真正走进基层、贴近群众，让群众能够便捷、高效地享受政策红利，真正实现“政策落地有声群众受益有感”，以落实的实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抓落实，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善用方法、真抓实干，才能把上级决策部署转化为基层实践，把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实景。作为新时代的从政者，要始终以科学方法为器，以实干担当为基，破解落实难题、打通“最后一公里”，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每一份努力都能惠及民生、推动发展，在抓落实中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彩篇章。

　　二、破难题：以“小切口”破局，试点推广与全域攻坚协同发力

　　为官从政，本质上就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过程。在改革发展的深水区、民生保障的第一线、社会治理的复杂场域，各类难题层出不穷、错综复杂——既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的堵点，如老旧小区无电梯、就医上学不便等;也有改革发展“卡脖子”的瓶颈，如产业升级滞后、营商环境不优等;还有社会治理“顽瘴痼疾”的痛点，如基层治理松散、矛盾纠纷难解等。这些难题往往涉及面广、利益交织、矛盾突出，破解难度极大。面对难题，若一味追求“声势浩大”“全面开花”，盲目发力、急于求成，往往会陷入“力不从心、顾此失彼”的困境，甚至引发新的矛盾隐患;若畏首畏尾、避重就轻、不敢突破，又会导致难题积重难返、恶性循环，最终影响发展大局、损害群众利益。

　　破难题之巧，不在于“大动干戈”的粗放推进，而在于“精准发力”的精细施策;不在于“面面俱到”的全面铺开，而在于“小切口突破”的以点带面。所谓破难题之巧，就是要找准难题的“牛鼻子”，以“小切口”破局，聚焦具体问题、精准施策发力，同时坚持试点推广与全域攻坚协同发力，既破解单个具体难题，又推动同类问题系统性解决，实现“小投入、大成效”“小切口、大变化”“小举措、大突破”，让难题破解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可持续性，真正做到解民忧、破瓶颈、促发展，为从政为官者破解复杂难题提供科学路径与实践指引。

　　(一)深刻领悟：“小切口”破局的核心逻辑与时代内涵

　　中央领导强调：“要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破难题的核心逻辑与科学方法，为新时代从政者破解复杂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小切口”不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的消极应对，不是“杯水车薪”“无关痛痒”的表面功夫，而是“抓主要矛盾、抓关键环节”的辩证思维，是“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工作智慧，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务实作风，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古训蕴含着深刻的治理智慧——治理国家、破解难题，如同烹饪小鱼，不能急躁冒进、大翻大炒，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唯有精准施策、精细发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才能实现预期效果。“小切口”破局，正是这种治理智慧的现代实践：它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具体问题，切口小、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能够快速落地见效、赢得群众支持，进而撬动一个领域、一类问题的系统性破解，最终实现全局突破。

　　从哲学层面来讲，“小切口”破局符合“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破难题，就是要找准这一“主要矛盾”，以“小切口”精准直击，集中力量破解，再以点带面、辐射延伸，推动各类难题系统性解决。从实践层面来讲，“小切口”破局能够有效降低改革阻力、减少试错成本，避免“全面推进”带来的盲目性，让难题破解更接地气、更合民心，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时代以来，各地破解民生难题、推进改革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小切口”看似微小，却能触及问题本质、回应群众期盼;看似具体，却能带动全局提升、推动社会进步。无论是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加装电梯”，还是政务服务中的“一件事一次办”，无论是乡村振兴中的“特色产业培育”，还是生态治理中的“垃圾分类”，这些“小切口”举措，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直击问题痛点，最终实现了“小变化”撬动“大发展”、“小举措”破解“大难题”的良好成效，彰显了“小切口”破局的强大生命力。

　　(二)古今实践：“小切口”破局的典型案例与经验启示

　　纵观古今中外，善于以“小切口”破难题的从政者、治理者，比比皆是。他们的实践不仅破解了当时的复杂难题，更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为新时代从政者破解难题提供了深刻启示。从古代的管仲治齐、包拯治汴，到现代的上海老旧小区改造、浙江“厕所革命”，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小切口”破局的智慧与力量，证明了“小切口”能够实现“大突破”、成就“大事业”。

　　一是新时代实践：上海老旧小区改造——“小切口”破解民生大难题。在新时代的民生改革实践中，上海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就是以“小切口”破难题的生动典范，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老旧小区改造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也是公认的难点工程——许多老旧小区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础设施落后、管线杂乱、环境脏乱，居民需求多样，且改造涉及资金筹集、邻里协调、审批流程等诸多复杂问题。若搞“一刀切”的大规模改造，不仅投入巨大、周期漫长，还可能因不符合居民实际需求、忽视群众意愿而引发不满，导致改造工程“费力不讨好”。为此，上海从政者转变工作思路，摒弃“贪大求全”的粗放思维，坚持以“小切口”破局，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加装电梯、环境整治、管线改造”等具体问题，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让改造工程真正贴合群众需求、惠及群众生活。改造过程中，上海坚持“群众主体、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的原则，先在徐汇区、黄浦区等老旧小区集中的区域开展试点，充分征求居民意见，优化改造方案，重点解决老年人上下楼难、小区环境脏乱、管线杂乱等“急难愁盼”问题。例如，徐汇区田林街道某老旧小区，建成于1985年，共有6栋多层住宅，没有电梯，小区内老年人占比达60%以上，上下楼难成为困扰居民的最大痛点。当地官员以“加装电梯”为小切口，成立专项工作组，主动上门倾听居民意见，协调解决电梯加装过程中的资金筹集(居民自筹+政府补贴)、邻里协调(低楼层居民顾虑采光、噪音)、审批流程(简化手续、开辟绿色通道)等难题，率先完成2部电梯加装，彻底解决了老年人上下楼的痛点。在此基础上，当地顺势推进小区环境整治、停车位规划、充电桩安装、无障碍设施完善等配套改造，带动了小区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实现了“小投入、大成效”。不仅如此，上海还将“小切口”改造与基层治理相结合，建立小区业主自治机制，引导居民主动参与改造、参与管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上海市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2万个，覆盖居民近300万户，加装电梯2.3万部，改造后的老旧小区环境明显改善、居民生活便利度显著提升，群众满意度达98%以上。其中，80%以上的老旧小区通过“小切口”改造，带动了配套设施完善、治理机制优化，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既破解了民生难题，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这种“小切口、大突破”的破题之巧，不仅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更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类民生领域，成为各地破解民生难题的重要路径。除了上海老旧小区改造，浙江“厕所革命”也是“小切口”破局的典型案例。曾经，农村厕所脏乱差、城市厕所分布不均，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浙江从政者以“厕所革命”为小切口，聚焦“干净、卫生、便捷”的核心需求，从农村到城市、从景区到社区，分步推进厕所改造升级，完善厕所配套设施，规范厕所管理，看似是“小事”，却精准破解了群众“如厕难、如厕脏”的痛点，带动了城乡环境整治、文明程度提升，实现了“小厕所、大民生”“小切口、大变化”的成效。截至2024年底，浙江累计改造农村厕所120万座、城市厕所3.2万座，建成“智慧厕所”5000余座，群众如厕满意度达97.5%，“厕所革命”已成为浙江民生改善的一张亮丽名片。

　　二是古代实践：管仲治齐——“小切口”撬动国家大强盛。历史上，以“小切口”破难题、促发展的从政者，更是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就是其中的典范。春秋时期，齐国国力薄弱、百姓贫困，诸侯争霸激烈，内有民生凋敝、财力不足的困境，外有诸侯环伺、战乱频繁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管仲没有推行大规模、一刀切的改革，而是坚持以“小切口”破局，从百姓最关心的“温饱问题”入手，逐步完善治理体系，最终实现齐国强盛，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留下了“管仲相齐，称霸诸侯”的千古佳话。管仲深刻认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百姓的温饱问题，是治国安邦的根基。他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只有让百姓吃饱穿暖，才能推行礼义教化，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强盛。为此，管仲以“整顿盐业、渔业，减轻赋税”为小切口，推行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破解百姓贫困、国家财力不足的难题。1，整顿盐业和渔业，实行“官山海”政策。当时，齐国濒临渤海，盐业、渔业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盐渔交易混乱，私盐泛滥，国家未能有效管控，既损失了财政收入，也导致百姓盐价负担沉重。管仲推行“官山海”政策，由国家统一管理盐业和渔业，规范交易秩序，打击私盐私渔，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稳定了盐价，让百姓能够买得起盐、吃得起鱼。2，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管仲推行“相地而衰征”政策，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产量高低，征收不同额度的赋税，实现税负公平，彻底改变了以往“一刀切”的赋税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愿意耕种、乐于耕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3，扶持手工业和商业，活跃经济。管仲鼓励百姓发展纺织、冶铁等手工业，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打通齐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贸易通道，让齐国的丝绸、鱼盐等特产走向各地，进一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改善了百姓生活。这些“小切口”的举措，看似微不足道，却精准直击当时齐国的核心难题，逐步带动了齐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在此基础上，管仲逐步推进吏治整顿、军事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整顿吏治，选拔贤能、奖惩分明，杜绝官员不作为、乱作为;改革军事，实行“寓兵于农”政策，既保障了农业生产，又提升了军队战斗力。最终，齐国国力大增，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管仲的破题之巧，就在于他找准了难题的切入点，不贪大求全、不急于求成，以“小切口”破解“大难题”，以“小举措”筑牢“治国基”，用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带动了全局工作的提升。这种“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为后世从政者破解复杂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类似的案例，在古代还有很多。东汉时期的黄霸，任颍川太守期间，面对当地治理松散、百姓贫困的局面，没有急于求成、大动干戈，而是以“劝农桑、兴水利、立乡规”为小切口，逐一破解民生难题：亲自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百姓耕种、兴修水利，解决百姓“种地难、灌溉难”的问题;建立乡规民约，规范百姓行为，化解邻里矛盾，营造“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设立“劝农掾”，督促百姓发展生产，鼓励百姓垦荒种地，提升粮食产量。这些“小切口”举措，让颍川逐步成为“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的富庶之地，百姓安居乐业，黄霸也被后世尊为“天下第一循吏”。

　　(三)科学路径：试点推广与全域攻坚协同发力，破解复杂难题

　　破难题，既要善于以“小切口”破局，精准发力、直击痛点，也要坚持科学方法，注重策略、统筹推进。面对复杂难题，尤其是涉及面广、矛盾突出、无成熟经验可循的难题，仅靠“小切口”突破还不够，还需要坚持“试点推广与全域攻坚相结合”，这是破解复杂难题的科学路径，也是干事之巧的重要体现。试点推广，核心是“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降低风险”。复杂难题往往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若盲目在全域推进，容易出现偏差、引发矛盾，甚至导致工作失败、造成损失。通过在局部地区、部分领域开展试点，能够大胆探索、勇于尝试，探索可行的方法、优化完善方案，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避免“盲目推进”带来的损失，为全域攻坚奠定坚实基础。试点推广的关键，在于“精准选点、科学试点、总结提炼”——选点要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全域的共性问题;试点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真正探索出可落地、可推广的经验;总结要精准提炼，既要总结成功经验，也要梳理存在的问题，为全域推广提供科学指引。全域攻坚，核心是“巩固成果、扩大成效、全面破解”。试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全域推广，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群众、破解全域范围内的难题。若只注重试点、不推进全域攻坚，就会出现“试点成功、全域落空”的尴尬，导致试点经验“束之高阁”，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全域攻坚的关键，在于“统筹协调、上下联动、久久为功”——要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明确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要上下联动，上级加强指导、下级狠抓落实，确保试点经验在全域落地生根;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攻坚克难，避免“一阵风”“走过场”，确保难题得到全面破解。

　　“试点推广与全域攻坚相结合”，既体现了“审慎务实”的工作态度，又彰显了“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是新时代破解复杂难题的重要法宝。无论是农村改革、政务服务改革，还是生态治理、产业升级，我国许多重大改革、难题破解，都遵循了这一科学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效。

　　案例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破冰，全域开花。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试点推广与全域攻坚相结合”的典范，精准破解了农村发展的难题，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大锅饭”制度，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低下，农村发展面临巨大难题——农民吃不饱饭、农村经济停滞不前，成为当时最突出的民生痛点和发展瓶颈。面对这一复杂难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若盲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容易引发混乱、影响稳定。在此背景下，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率先大胆试点，按下了“红手印”，实行“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明确农民的生产责任和收益分配——农民承包土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收成扣除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后，全部归自己所有。这一试点举措，看似是“小切口”的尝试，却精准直击农村发展的核心难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试点当年，小岗村粮食产量就大幅提升，从上年的3.5万公斤增加到13万公斤，农民实现了“吃饱饭”的愿望，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党中央及时总结小岗村的试点经验，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优化完善，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试点到推广，从局部到全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最终破解了农村发展的难题，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据统计，1982年至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从3.5亿吨增长至1.39万亿斤，实现了“十八连丰”，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34元增长至2.3万元，增长了170多倍;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正是“试点推广与全域攻坚相结合”的破题成效，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案例二：数字政府建设——试点探索，全域提升。近年来的“数字政府”建设，同样遵循“试点先行、全域推广”的路径，破解了政务服务效率不高、群众办事不便的难题，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传统政务服务模式存在的“流程繁琐、部门壁垒、来回跑腿”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也是政府治理的难点。面对这一难题，我国没有盲目推进数字化转型，而是选择浙江、广东等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试点，探索数字化治理模式。浙江作为首批试点省份，率先搭建省级数字政府平台，推行“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让群众和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例如，浙江推出的“浙里办”APP，整合了社保、医保、户籍、企业开办等10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在线办理，极大地提升了办事效率。广东则聚焦营商环境优化，试点推行“数字赋能营商环境”，实现企业开办、审批、报税等全流程数字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提升企业获得感。这些试点地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党中央及时总结推广，逐步将试点经验向全国范围内拓展。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建成省级数字政府平台，政务服务网上可办率达95%以上，高频事项跨省通办覆盖率达80%以上，企业开办平均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群众办事平均时间缩短60%以上，有效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方便了群众办事，破解了政务服务“中梗阻”的难题。

　　(四)从政启示：掌握破题之巧，做善于破解难题的实干者

　　新时代新征程，难题层出不穷，挑战无处不在。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掌握破难题之巧，不仅是一种能力本领，更是一种责任担当。结合古今实践与科学方法，破解复杂难题，关键在于把握三个核心，以“小切口”破局，以“试点推广”探路，以“全域攻坚”收尾，真正做到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务求实效，让难题破解惠及群众、推动发展。

　　一是善找“小切口”，精准发力破痛点。从政为官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找准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具体问题，找准改革发展的堵点难点，不贪大求全、不避重就轻，以“小切口”破局。要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聚焦具体问题，精准施策、精准发力，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让每一项举措都能直击痛点、落地见效。要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不盲目发力，从群众最期盼、最容易见效的“小事”做起，以“小举措”破解“大难题”，以“小变化”带动“大提升”，逐步赢得群众支持，凝聚破解难题的合力。

　　二是坚持试点先行，审慎务实探路径。面对复杂难题、无成熟经验可循的工作，要敢于大胆探索、勇于尝试，坚持试点先行、先试后推。要精准选点，选择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共性问题的地区或领域开展试点，避免“试点失真”;要科学试点，注重实效，大胆探索可行的方法、优化完善方案，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要注重总结，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复盘，既要总结成功经验，也要梳理存在的问题，为全域攻坚提供科学指引，避免“盲目推进”带来的损失，确保难题破解有序推进。

　　三是强化全域攻坚，统筹推进求实效。在试点基础上，要强化全域攻坚意识，加大推进力度，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打破部门壁垒、区域壁垒，加强协同配合，确保试点经验在全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攻坚克难，避免“一阵风”“走过场”，对全域范围内的难题进行全面破解，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定期开展群众回访、满意度调查，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调整优化工作举措，让群众在难题破解中感受到发展的温度、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破解难题，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坚持以“小切口”破局，以试点推广探路，以全域攻坚收尾，精准发力、统筹推进、真抓实干，才能破解各类复杂难题，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科学高效的方法，善于找准“小切口”、勇于试点探索、勤于全域攻坚，以破难题的实际成效，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彩篇章。

　　三、求创新：以破局思维为魂，探索差异化治理激活发展动能

　　《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句穿越千年的古训，深刻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治理真理——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形势变化日新月异，为官从政、干事创业，最忌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最忌陷入“路径依赖”的桎梏、困于“经验主义”的牢笼。若一味沿用老思路、老办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只会束手无策，不仅难以破解发展难题，更会被时代淘汰，辜负人民的期盼、错失发展的机遇。所谓求创新之巧，核心不在于“标新立异”的形式包装，不在于“凭空想象”的空中楼阁，而在于以破局思维为魂，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突破路径依赖，立足本地实际、贴合群众需求，探索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和工作方法，激活发展内生动能，让干事创业更具活力、更具成效、更具温度。

　　创新，是从政者干事创业的核心技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它是“立足实际、解决问题”的实践探索，是“继承传统、突破常规”的智慧结晶，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科学实践。新时代语境下的创新，不是脱离实际的“天马行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效为目标，用创新的思路破解发展的堵点，用差异化的举措回应群众的期盼，让创新真正成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金钥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对从政者而言，唯有涵养创新思维、掌握创新方法、勇于创新实践，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打开工作新局面，在攻坚克难的实践中实现事业新突破。

　　(一)深刻阐释：创新的核心要义与从政价值

　　理解求创新之巧，首先要厘清创新的核心内涵——创新不是“否定传统”，而是“扬弃继承”;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因地制宜”;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久久为功”。它的本质是破局思维的实践落地，是差异化治理的生动体现，核心在于“打破路径依赖、找准发展定位、激活内生动能”，最终实现“解民忧、促发展、提效能”的目标。

　　从哲学层面来讲，创新符合“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否定旧事物、突破旧框架，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过程。为官从政，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治理的是复杂多样的社会事务，只有坚持创新，才能适应事物发展的规律，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从治理实践来看，创新是破解“发展瓶颈”“治理困境”的关键抓手——无论是资源匮乏地区的突围发展，还是传统产业地区的转型升级，无论是民生领域的痛点破解，还是社会治理的效能提升，都离不开创新的支撑。

　　对从政者而言，创新不仅是一种能力本领，更是一种责任担当、一种价值追求。古往今来，凡是成就一番事业、赢得群众爱戴的从政者，无一不是善于创新、勇于破局的典范;凡是停滞不前、走向衰败的治理实践，无一不是源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创新的从政价值，就在于它能让治理更具针对性——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差异化路径，避免“照搬照抄”“千篇一律”;能让发展更具活力——激活内生动力，打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能让民生更具温度——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创新举措解决实际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

　　需要明确的是，创新绝非“凭空想象”“标新立异”，更不是“脱离实际的蛮干”。真正的创新，必然扎根于实际、服务于实际：它可以是对传统工作方法的优化完善，也可以是对治理模式的大胆探索;可以是小范围的试点尝试，也可以是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可以是技术层面的升级，也可以是理念层面的突破。正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理之常也。”从政者的创新，就是要在“穷”境中寻“变”，在“变”中求“通”，在“通”中谋“久”，让每一项创新举措都能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二)历史镜鉴：古今中外创新破局的典型案例与启示

　　纵观古今中外，善于以创新破局、以差异化治理推动发展的从政者、治理者，比比皆是。他们打破路径依赖、突破思维定式，立足实际探索创新，不仅破解了当时的发展难题，更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了深刻启示。从中国古代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政，到国外的新加坡治理创新、韩国新村运动，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创新的力量，证明了“唯有创新，方能破局”的深刻道理。

　　一是中国古代：创新破局，力挽狂澜的治理实践。中国历史上，诸多从政者以创新勇气打破治理困境，用差异化举措推动国家发展、百姓安居，成为后世从政者的标杆。其中，北宋王安石变法与明朝张居正“万历新政”，更是创新破局的典范，彰显了创新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北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制度创新实践，更是打破路径依赖、破解国家困境的勇敢尝试。北宋中期，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国库空虚、财政亏空，每年财政支出远超收入;百姓贫困、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军队战斗力低下，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面对这一局面，传统的“重农抑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需求，无法破解发展难题。时任宰相的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创新勇气，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立足北宋实际，针对突出问题，推行了一系列差异化的创新举措，聚焦财政、军事、农业等关键领域，精准破解发展难题。在财政领域，推行青苗法，在农忙时节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解决农民春耕缺粮的困境，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募役法，改“差役”为“募役”，让不愿服役的百姓缴纳钱款，由政府招募人员服役，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也提升了服役人员的专业性;推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肥沃程度、面积大小征收赋税，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税负不公问题。在军事领域，推行保甲法，将百姓按户编组，实行“兵农合一”，既加强了基层治理，又提升了军队战斗力;推行保马法，鼓励百姓养马，解决军队战马短缺的问题。在农业领域，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虽然王安石变法最终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推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而未能持续，但他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打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束缚，敢于突破常规、勇于探索，试图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国家发展的难题，这种创新勇气和担当精神，成为后世从政者的精神标杆。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王安石的实践深刻告诉我们，创新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唯有打破路径依赖、勇于探索创新，才能打开工作新局面，即便最终未能完全成功，其创新精神也能为后世提供宝贵借鉴。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更是创新破局、力挽狂澜的典范，用差异化治理让明朝实现“中兴”。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财政空虚、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民不聊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现象频发，财政收入锐减，大量农民因失去土地而起义，边疆外敌入侵不断。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深知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打破路径依赖，立足明朝实际，推行一系列差异化的创新举措，全方位破解治理困境。在吏治方面，张居正打破传统的官员考核模式，推行“考成法”，明确官员考核标准、职责分工和奖惩机制，将官员的履职情况与升迁、奖惩直接挂钩，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奖惩分明，有效整顿了吏治，杜绝了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在财政方面，打破传统的赋税征收模式，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为一项，按田亩征收银两，简化了征收流程，避免了官员从中盘剥，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在军事方面，打破传统的边防模式，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边防建设，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策略，抵御外敌入侵，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在农业方面，鼓励农民垦荒种地，兴修水利，推广新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缓解了百姓的温饱问题。这些创新举措，打破了明朝长期以来的治理困境，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加了财政收入，开创了“万历初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的盛世局面，史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张居正的创新，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立足明朝的实际情况，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索出的差异化治理模式，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推动了国家发展，为后世从政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创新必须立足实际、靶向发力，才能真正破解难题、取得实效。

　　二是国外实践：差异化创新，推动发展的成功范例。创新不是中国的专利，而是全球治理的共同追求。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从政者，立足自身实际，打破路径依赖，探索差异化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国从政者提供了有益借鉴。新加坡的治理创新，是小国大治、差异化发展的典范。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建国初期面临着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种族矛盾突出等诸多难题，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面对这一困境，新加坡领导人打破“小国难发展”的路径依赖，立足自身地理位置优势，创新探索“国际化、精细化”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在经济领域，创新推行“自由贸易区”模式，简化通关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企业投资，打造全球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社会治理领域，创新推行“组屋制度”，解决百姓住房难题，实现“居者有其屋”，同时加强社会治理精细化，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民生领域，创新推行“全民医保+公积金”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百姓生活质量。经过几十年的创新发展，新加坡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国，发展成为全球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8万美元，社会治安、民生保障、城市治理均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小国大治”的典范。新加坡的实践告诉我们，创新不需要“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只要打破路径依赖、立足自身实际、找准发展定位，就能激活发展动能，实现跨越式发展。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乡村振兴领域的创新典范，打破了传统乡村发展的路径依赖。上世纪60年代，韩国农村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生活贫困，城乡差距悬殊，乡村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一局面，韩国政府打破“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思维，创新推行“新村运动”，立足农村实际，探索差异化的乡村发展模式，将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相结合，推动乡村全面发展。在农业领域，推广新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在基础设施领域，兴修农村道路、水利、电力等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在民生领域，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在文化领域，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新村运动”的推行，让韩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乡村活力显著增强，为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韩国的实践启示我们，创新不仅适用于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更适用于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只要立足实际、精准发力，就能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动能。

　　三是新时代实践：差异化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的中国典范。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类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创新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地从政者立足本地实际、大胆创新，打破路径依赖，探索出一系列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和工作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从政者的创新智慧和担当精神。

　　1，浙江义乌：“无中生有”，小商品撬动大发展。浙江省义乌市，是打破路径依赖、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更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创新典范。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曾经是一个贫困小县城，资源匮乏、交通不便，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带动群众增收，发展陷入“资源匮乏、发展无门”的困境。面对这一局面，当地从政者没有被“资源匮乏”的困境困住，而是打破传统的“重农抑商”思维和“县域发展”的路径依赖，立足当地群众善于经商的传统，大胆创新，探索出“小商品经济+国际贸易”的差异化发展模式，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为了推动小商品经济发展，当地从政者突破传统思维，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打破“县域发展”的局限，搭建国际贸易平台，简化通关流程，设立义乌国际商贸城，为小商品出口提供便捷服务;打破“重生产、轻市场”的模式，鼓励群众从事小商品生产和贸易，培育一批小商品生产企业和商户，形成“生产+批发+零售+出口”的完整产业链;打破“政策壁垒”，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为商户提供资金支持、场地保障、政策指导，激发市场活力;创新推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简化报关流程、降低通关成本，让小商品出口更加便捷。经过几十年的创新发展，义乌实现了从“贫困小县城”到“全球小商品贸易枢纽”的跨越式发展。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义乌小商品市场年交易额突破5000亿元，拥有商户超7万户，经营商品超210万个品类，带动就业超200万人，出口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核心枢纽;义乌GDP突破2000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榜首。义乌的实践告诉我们，创新不需要“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只要打破路径依赖、立足实际、大胆探索，就能激活发展动能，实现“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发展奇迹。

　　2，贵州黔东南州：“文化+旅游+扶贫”，破解脱贫攻坚难题。贵州省黔东南州，打破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模式，创新探索“文化+旅游+扶贫”的差异化治理模式，彰显了创新之巧的价值，成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创新典范。黔东南州地处喀斯特地貌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但当地民族文化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拥有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等特色民族村寨，还有苗族银饰、侗族大歌等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这是当地最大的发展优势。当地从政者立足这一资源禀赋，打破“单纯依靠政府补贴”的输血式扶贫路径，创新探索“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将民族文化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与扶贫攻坚有机结合，打造特色旅游景区，带动当地群众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增收致富。具体而言，(1)加强民族文化保护，挖掘苗族、侗族等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民族文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感受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2)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修建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3)鼓励群众参与旅游发展，引导群众开办民宿、餐馆、手工艺品店，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在家门口就业、靠旅游增收”;(4)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共享旅游发展成果，确保扶贫成效可持续。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黔东南州累计通过旅游扶贫带动150万群众脱贫，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5%以上，拥有A级景区100余个，其中5A级景区3个，既保护了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又实现了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破解了贫困地区“发展无门”的难题。黔东南州的实践启示我们，创新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才能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百姓增收”的共赢。

　　3，江苏昆山、广东深圳：创新驱动，打造高质量发展标杆。除了义乌和黔东南州，江苏省昆山市、广东省深圳市的创新实践，同样彰显了创新之巧的巨大价值，成为新时代创新发展的标杆。江苏省昆山市，打破“县域发展”的路径依赖，创新探索“产城融合”发展模式，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实现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昆山立足自身地理位置优势，打破“县域只能发展传统产业”的思维定式，创新推行“招商引资+产业培育”模式，搭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吸引了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形成了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截至2024年，昆山GDP突破500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百强县首位，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超5000家，成为县域创新发展的标杆，彰显了“县域也能搞创新、也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力量。广东省深圳市，打破“传统工业城市”的路径依赖，创新探索“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模式，培育了华为、腾讯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起步，打破“传统工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完善科技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和企业集聚。截至2024年，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超2万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40%，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生动诠释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三)从政启示：涵养创新思维，做善于创新的实干者

　　新时代新征程，创新的浪潮席卷全球，创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掌握求创新之巧，不仅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结合古今中外的创新实践，新时代从政者要涵养创新思维、掌握创新方法，立足实际、大胆探索，以破局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以差异化治理激活发展动能，具体要把握三个关键。

　　一是打破思维定式，涵养破局勇气。创新的前提，是打破思维定式、摒弃路径依赖。从政为官者要摒弃“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消极心态，摒弃“老经验、老办法管用就好”的经验主义，树立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尝试，不被“老规矩”“老套路”束缚，不畏惧创新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要涵养“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创新勇气，敢于直面发展难题，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学会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要看到传统工作方法的合理之处，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主动探索更科学、更高效、更贴合实际的工作方法，让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一种责任担当。

　　二是立足实际创新，坚持因地制宜。创新的关键，是立足实际、因地制宜，避免“照搬照抄”“千篇一律”。从政为官者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开展广泛调研，全面掌握当地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群众需求，找准发展的堵点难点，结合实际探索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和工作方法。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举措必须围绕解决实际问题展开，不能脱离实际、凭空想象，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搞“形式主义”。要借鉴先进地区的创新经验，但不能盲目照搬，要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优化完善，让创新举措贴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推动发展。正如古人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创新举措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才能落地见效、发挥作用。

　　三是鼓励全员创新，凝聚创新合力。创新的活力，源于群众、源于基层。从政者要打破“创新是领导干部的事”的误区，鼓励基层创新、群众创新，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尊重基层的探索实践，给基层足够的创新空间，允许基层大胆尝试、勇于突破，及时总结推广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法，让基层的创新活力充分迸发。要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对创新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营造“人人敢创新、人人能创新、人人善创新”的良好氛围。要坚持“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形成“上级引导、基层探索、群众参与”的创新格局，凝聚起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让创新真正成为激活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创新者进，创新者强，创新者胜。”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肩负着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重大使命，唯有以破局思维为魂，以创新实践为要，打破路径依赖、立足实际创新，探索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和工作方法，才能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动能，才能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勇立潮头、担当作为。要始终保持创新的勇气和锐气，敢于突破、勇于探索、善于实践，让每一项创新举措都能落地见效、惠及民生，以创新的实际成效，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彩华章。(未完待续)

　　2026年3月27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