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六十九章 处世之巧

　　——为官履职的智慧密钥与实践指南

　　(接4月10日)四、践行之妙：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悟”提能

　　“学而不用则废，用而不学则滞。” 这句流传千年的箴言，精准点出了践行处世之巧的核心密钥——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实践中领悟智慧，在领悟中提升能力，这便是“悟”的真谛。所谓学以致用，绝非简单的“学用脱节”“纸上谈兵”，而是要把所学的处世智慧、为官之道，精准运用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惠及群众民生的实际行动;所谓知行合一，就是要打破“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的壁垒，做到“知”与“行”同频共振、辩证统一，既深谙处世的道理、明晰为官的准则，又能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躬身实干，不做夸夸其谈的空谈者，只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不做墨守成规的教条者，只做善学善用的智慧者。

　　孔子曰：“君子不器。”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为官者的成长之道——为官者不应像器具那样，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能力、困于某一种固定的思维，而应具备广博的学识、开阔的胸怀、灵活的处事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领悟、不断提升。践行处世之巧，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学习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学思践悟”循环过程：既要通过学习汲取古今中外的处世智慧、为官经验，也要通过实践检验所学、锤炼本领，更要通过领悟升华认知、优化方法，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新的实践，形成“学习—实践—总结—领悟—提升”的良性循环，真正掌握处世之巧的精髓，让处世智慧成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让自身能力在“悟”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真正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悟”是践行处世之巧的核心要义，更是提升自身履职能力、应对复杂挑战的关键。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基层治理的复杂难题、群众群众的多元诉求，唯有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感悟、在感悟中提升，才能打破思维局限、破解工作困局，才能让处世之巧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才能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一)践行路径：把握四点，让处世智慧落地生根

　　践行处世之巧，实现以“悟”提能，并非无章可循、无从下手，而是有明确的路径可依、有科学的方法可循。核心就是要牢牢把握“从点滴做起、深入基层调研、学以致用践行、在实践中提升”四点路径，每一点都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学思践悟”的完整闭环，让每一份处世智慧都能转化为实际成效，让每一位从政者都能在践行中领悟真谛、提升能力。

　　其一，从点滴做起，以小见大显担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这句流传千年的古语，深刻揭示了“小事见初心、细节显担当”的深刻道理，更警示着后世为官者：伟大的事业，从来都是由无数琐碎的小事汇聚而成;高尚的品格，从来都是由日常的点滴细节铸就而成。为官从政，最忌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总想着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忽视了身边的小事、群众的琐事;总想着追求轰轰烈烈的政绩，却忽略了脚踏实地的积累。唯有从点滴小事做起，从细节入手，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每一个细节抓实，才能逐步积累经验、提升能力，才能成就大事、担当重任，才能在小事中领悟处世的真谛、彰显担当的本色。东汉时期，陈蕃十五岁时独居一室，庭院荒芜、杂草丛生，毫无整洁之意。他父亲的朋友薛勤来访，见此情景便问他：“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陈蕃却傲气十足地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薛勤闻言，当即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这句话如惊雷般点醒了陈蕃，也成为流传千古的警示名言。此后，陈蕃痛改前非，从打扫庭院、修身律己等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最终成为东汉时期的名臣，历任太尉、太傅等职，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以小见大、以细显担当”的处世之道。陈蕃的故事深刻启示我们：小事不小，细节决定成败;为官者唯有摒弃好高骛远的浮躁心态，立足当下、着眼小事，才能在点滴积累中提升自我，在细节践行中领悟智慧。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从点滴做起，就是要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对待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会议、每一位群众的诉求，不敷衍了事、不马虎大意，把每一件看似琐碎的小事都当作践行处世之巧、提升自身能力的契机;就是要注重自身修养，从言行举止做起，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细节彰显品格、用行动赢得信任;就是要从小事积累经验，从细节总结方法，比如认真对待群众的一次咨询、耐心调解一次邻里矛盾、用心办理一次社保业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拉近与群众距离、提升处世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领悟“为民初心”的生动实践。

　　现实中，无数基层干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从点滴做起”的处世智慧。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城南街道台上村驻村干部王域姗，初到村里负责“最美潇湘文化阵地”创建时，过于依赖书本政策和网络模板，缺乏乡土气息，遭到群众“泥土味不足”的批评。她没有气馁，而是从点滴小事做起，深入田间地头走访村民、查阅村史，一点点挖掘本土革命烈士雷瑜的感人事迹，为文化阵地注入独特灵魂，最终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她的实践告诉我们，处世之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点滴实践中领悟、从细节打磨中提升，唯有把小事做细、把细事做好，才能真正践行好处世之道、彰显担当本色。

　　其二，深入基层调研，实事求是明实情。韩非子在《显学》中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群众是最好的导师。脱离基层、脱离群众，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无法掌握真实情况，也无法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更无法践行好处世之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一古语，反复强调干部要从基层做起、从实践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这既是对古代处世智慧的传承，更是对新时代从政者的明确要求。唯有深入基层调研，才能打破“纸上谈兵”的局限，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摸清群众的急难愁盼，了解工作的堵点难点;才能让处世之巧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工作实际，避免“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基层调研不是“走过场”“装样子”，而是要真正扑下身子、沉到一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倾听群众的心声、收集群众的诉求，把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总结起来，转化为处世的方法、工作的举措。桐城市嬉子湖镇的实践，便是深入基层调研、践行处世之巧的生动体现。该镇摒弃“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的旧作风，将镇村干部编成9支服务团，对应全镇9个村，明确要求镇干部每周下村至少两天，网格员每天在村里“转悠”，深入群众家中、田间地头，倾听群众的心声、收集群众的诉求，做到“群众在哪里，调研就到哪里;诉求在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2024年，全镇9个服务团共走访群众1.2万余户，收集群众诉求600多件，涵盖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办结率高达99.5%，连续五年保持“零越级上访”的记录，用深入基层调研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处世之巧，赢得了群众的广泛信任与支持。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研的次数显著增加，作风持续转变，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年均下基层调研不少于60天，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年均超过1000万条，这些意见建议为政策制定、工作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也让处世之巧在基层实践中得到了更好的践行。例如，王域姗在台上村驻村期间，面对土地拆迁中“机械执行补偿标准难以保障个别群众基本生活”的难题，没有照搬政策条文，而是深入拆迁户家中调研，倾听群众诉求，最终创新采用生活补贴形式补齐合理差额，既守住了“违建不超额补偿”的政策底线，又纾解了民生困难，实现了实质公平，这正是深入基层调研、实事求是明实情的生动实践，也彰显了调研在践行处世之巧中的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践行处世之巧、实现以“悟”提能，必须坚持深入基层、实事求是，把基层调研当作必修课、硬任务，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在调研中了解实情、在调研中领悟智慧、在调研中提升能力，让每一项决策、每一个举措都贴合实际、贴合群众，真正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

　　其三，学以致用践行，知行合一显实效。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知行合一”，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刻阐明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落实，没有知的行是盲目的，没有行的知是空洞的。为官者不仅要知道为官的道理、处世的智慧，更要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把理论知识、处世智慧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便是学以致用的核心要义，也是践行处世之巧的关键环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是许多官员工作出现偏差、处世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现实中，有的官员学了很多处世之道、为官之术，却只会死记硬背、生搬硬套，不会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最终沦为“纸上谈兵”的空谈者;有的官员只注重实干，却不注重学习和领悟，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处世方法，最终陷入“蛮干盲干”的困境。唯有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才能让处世智慧真正发挥作用，才能提升自身的处世能力，才能在实践中领悟“悟”的真谛。王阳明自身，便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典范。他为官期间，始终坚持“知行合一”的理念，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处世智慧，灵活运用到治理地方、为民服务的实践中，不搞教条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正做到学用结合、知行统一。在担任南赣巡抚时，他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到当地治安混乱、叛乱频发、百姓困苦的实情，没有照搬以往的治理模式，而是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剿抚并用、标本兼治”的治理措施，一方面严厉打击叛乱势力，维护地方稳定;另一方面安抚百姓、兴办书院，传播儒家思想，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同时推行惠民政策，减轻百姓负担。在他的治理下，南赣地区很快实现了“社会治安好转、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知行合一”的处世之道，成为后世为官者学习的典范。

　　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就是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把所学的处世智慧、政策理论，与岗位实际、工作实际、群众实际紧密结合，灵活运用到日常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就是要结合岗位实际，灵活运用处世方法，既要坚持原则、坚守底线，又要懂得变通、注重实效，既要坚守为民初心，又要讲究工作方法，让处世智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金钥匙”;就是要像王域姗那样，面对耕地保护“红线”与产业发展“绿线”的平衡难题，不墨守成规、不盲目蛮干，而是将所学的政策理论与村庄实际结合，创新制定“允许建”清单、下放“留白用地”决策权，探索“耕地保护-产业用地”转化机制，成功实现“红线守得住、发展放得活”的破局，用学以致用的实践，彰显处世之巧的价值。

　　其四，在实践中总结，反思提升促成长。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自我反思、自我总结的重要性，更是为官者践行处世之巧、实现以“悟”提能的关键路径。践行处世之巧，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次矛盾化解、每一次任务完成、每一次群众反馈，都是学习提升的机会;唯有善于总结经验、反思不足，才能不断优化处世方法、提升自身能力，才能让处世之巧不断完善、不断提升，才能在“悟”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如果只实践、不总结，只干事、不反思，就如同“盲人摸象”，永远无法掌握处世之巧的精髓，也无法实现能力的提升。唯有在实践中总结、在反思中领悟，才能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实践经验转化为处世智慧，才能避免重复犯错、才能不断优化方法，才能让每一次实践都成为提升自身能力的契机。曾国藩便是善于在实践中总结提升、以反思促成长的典范。他一生为官，始终坚持“每日三省吾身”，每处理一件事、每完成一项任务，都会认真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不断优化处世方法、提升自身能力。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多次遭遇失败、陷入困境，但他从未气馁，而是每次失败后都认真总结教训，反思自己的处世方式、用兵策略，不断调整思路、优化方法，最终平定叛乱、成就大业。在晚年，他总结自己一生的为官经验、处世智慧，写下《挺经》一书，其中“人生之善止，可防危境出现，不因功名而贪，不因利禄而恋”“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等论述，深刻诠释了他的处世之道，成为后世为官者践行处世之巧的重要借鉴。曾国藩的实践告诉我们：唯有在实践中总结、在反思中提升，才能真正掌握处世之巧，才能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在实践中总结提升，就是要定期反思自己的工作与言行，总结成功的经验、查找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处世方法、改进工作作风，避免“重实践、轻总结”的误区;就是要善于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学习先进典型的处世之道，取长补短、提升自我，比如学习王域姗在实践中反思不足、及时改进的态度，学习曾国藩“每日三省吾身”的自觉，在借鉴与反思中提升自身的处世能力;就是要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实践经验转化为处世智慧，比如在处理群众矛盾后，总结沟通技巧、优化工作方法，在推进项目建设后，反思推进过程中的不足、完善工作举措，让每一次实践都能带来新的领悟、新的提升，真正实现以“悟”提能、以行践悟。

　　综上，践行处世之巧，实现以“悟”提能，必须牢牢把握“从点滴做起、深入基层调研、学以致用践行、在实践中提升”四点路径，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始终坚守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准则，在实践中领悟智慧，在反思中提升能力，把古今中外的处世智慧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把为民服务的初心融入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真正践行好处世之巧，实现自身成长与事业发展的有机统一，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在从政道路上书写出属于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五、践行启示：以行践知，以实成事，方得始终

　　处世之巧，贵在践行;为官之道，重在实干。这是穿越古今的为官箴言，更是新时代从政者必须坚守的行动准则。再好的处世理论、再精妙的履职方法，若脱离实践、不落地落实，终究只是纸上谈兵、镜花水月;再高深的人生智慧、再深刻的思想感悟，若不转化为躬身实干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木。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践行处世之要，核心在于一个“实”字——务实笃行、实事求是;关键在于一个“行”字——躬身实践、真抓实干;精髓在于一个“恒”字——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底线在于一个“戒”字——接受监督、坚守本心;升华在于一个“悟”字——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唯有将这五者有机融合、融入血脉、化为行动，才能真正掌握处世之巧的精髓，让处世智慧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从政生涯中善始善终、行稳致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回望古今中外的为官史，那些能够名留青史、被百姓永远敬仰的官员，无一不是以行践知、以实成事的典范;那些沦为历史罪人、被世人唾弃的官员，往往都是空谈虚浮、脱离实践、违背初心的反面教材。明代海瑞，一生脚踏实地、务实为民，深入基层察实情、解民忧，废除苛捐杂税、打击豪强势力，用一件又一件实事赢得“海青天”的美誉;东晋陶侃，持之以恒、严于律己，每日三省吾身、勤勉实干，从底层官吏一步步成长为一代名臣，用一生坚守诠释了“恒”的力量;唐太宗李世民，胸怀谦逊之心，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重用直言敢谏的大臣，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彰显了“戒”的智慧;明代王阳明，秉持知行合一，将哲学思想与治理实践深度融合，平定叛乱、兴办书院、惠民利民，用实干践行了“悟”的真谛。还有北宋包拯，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深入群众、接受监督，公正审理冤假错案，用实际行动践行处世之道;美国前总统林肯，脚踏实地、务实实干，深入南北各州调研，化解分歧、废除奴隶制，带领美国实现统一;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立足国情、久久为功，以务实作风推动新加坡从岛国发展为发达国家，用实干成就治国伟业。这些古今中外的典范，用一生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为官者，唯有摒弃空谈、坚守实干，以行践知、以实成事，才能在从政生涯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才能赢得百姓的敬仰、历史的认可。

　　反观历史上的反面案例，西晋王衍清谈误国、虚浮不实，只会夸夸其谈却不务实干，最终导致西晋灭亡、身败名裂;三国袁术，缺乏恒心、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拒绝纳谏，最终众叛亲离、兵败身亡;商纣王，讳疾忌医、拒绝监督，荒淫无道、残暴不仁，最终国破家亡、遗臭万年。这些案例反复警示我们：脱离实践的空谈、缺乏恒心的浮躁、拒绝监督的傲慢、学用脱节的盲目，都是为官从政的致命隐患，唯有坚守实干、践行初心，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一、核心启示：坚守四字准则，筑牢践行根基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践行处世之要、实现以行践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融入日常履职里。结合前文论述与古今实践，我们提炼出四点核心启示，这四点启示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从政者践行处世之巧的行动指南，指引着从政者在履职路上不偏航、不迷向。

　　(一)坚守务实之心，摒弃虚浮之风，以“实”赢民心

　　务实，是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更是践行处世之巧的核心前提。《荀子·修身》有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新时代从政者，要始终坚守务实之心，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虚浮之风，坚决反对“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做“表面文章”“花架子”，始终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把每一件工作都做细、做实、做好。务实，就是要立足岗位实际，对上不弄虚作假、不夸大成绩，如实汇报工作实情，不搞“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对下不敷衍了事、不推诿扯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5万起，处理6.7万人，这一数据警示我们：虚浮之风害人害己、误国误民，唯有务实实干，才能赢得群众信任、推动事业发展。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便是务实践行的生动典范。当地官员深入基层调研，摸清群众办事痛点、难点，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政务资源，实现“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截至2024年底，事项覆盖率达98.5%，群众满意度达97.8%，用务实行动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新时代从政者，要以这些典范为榜样，把务实之心融入每一项工作，用实事、实效、实绩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让处世之巧在务实中彰显价值。

　　(二)坚守恒心之力，摒弃浮躁之心，以“恒”致远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践行处世之巧，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场长期的修行，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久久为功的韧劲。新时代从政者，要坚守恒心之力，摒弃急于求成、贪功冒进的浮躁之心，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践行处世之道。

　　无论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还是生态保护、民生改善，都需要持之以恒的付出，不能半途而废、随意放弃。我国脱贫攻坚事业，从2012年到2020年，8年间，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基层、久久为功，最终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正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东晋陶侃，一生勤勉实干、持之以恒，即使身居高位，也每天坚持早起劳作、自我反思，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每日三省吾身，在实践中总结提升，用一生坚守诠释了“恒”的力量。新时代从政者，要学习他们的恒心与韧劲，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让处世智慧在坚持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坚守谦逊之心，摒弃骄傲之气，以“戒”守底线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为官者，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更要保持谦逊之心，摒弃骄傲自满之气，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始终保持清醒自觉，不偏离为官正道、不触碰纪律红线。接受监督，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清醒自觉的政治素养;修正不足，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提升的智慧。

　　唐太宗李世民，重用魏征等直言敢谏的大臣，主动接受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及时修正自身错误，最终开创“贞观之治”;北宋包拯，敞开府门、广开言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自身和下属严格要求，及时修正不足，成为“包青天”的代名词。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345.2万件次，同比增长12.3%，这些信访举报为官员修正自身行为、优化处世方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主动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处世不当、方法有误之处，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戒”立身、以“戒”正行，坚守为官底线、永葆初心本色。

　　(四)坚守践行之心，摒弃空谈之举，以“悟”提能力

　　“学而不用则废，用而不学则滞。” 践行处世之巧，关键在于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实践中领悟智慧，在领悟中提升能力。新时代从政者，要坚守践行之心，摒弃空谈之举，不做“纸上谈兵”的空谈者，只做“躬身实干”的践行者，把所学的处世智慧、为官之道，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行动。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自身为官期间，将哲学思想与治理实践结合，平定叛乱、兴办书院、惠民利民，用实干践行了知行合一的真谛;基层干部王域姗，在驻村期间，从点滴小事做起，深入基层调研，在实践中总结反思、提升能力，用学以致用的实践，破解了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难题。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形成“学习—实践—总结—领悟—提升”的良性循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实践经验转化为处世智慧，既要坚持原则、坚守底线，又要善于变通、注重实效，让处世智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金钥匙”，以“悟”提能、以行践悟，不断提升自身履职能力。

　　二、终极指引：知行合一，方得始终

　　为官处世，无捷径可走，无巧术可依。纵观古今，无论是功成身退的至高智慧，还是躬身践行的根本遵循，核心都离不开“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功成身退的智慧，在于“知”——知止不殆、戒贪有度、进退自如，指引从政者明进退、守本心，在权位面前保持清醒，在成绩面前保持谦逊，这是为官处世的“指南针”;践行之要的核心，在于“行”——务实笃行、持之以恒、接受监督、知行合一，要求从政者重实干、践使命，把智慧转化为行动，把初心落实到实处，这是干事创业的“动力源”。

　　没有“知”的指引，践行便会迷失方向、偏离正道，甚至陷入“蛮干盲干”的困境;没有“行”的落地，智慧便会沦为空谈、失去价值，甚至成为“纸上谈兵”的笑柄。二者相辅相成、辩证共生、缺一不可，共同构筑起新时代从政者为官处世的精神内核与行动指南，指引着从政者在纷繁复杂的考验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

　　综上，功成身退是为官处世的至高智慧，知止不殆、戒贪有度、进退自如，方能善始善终;践行之要是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务实笃行、持之以恒、接受监督、知行合一，方能不负使命。新时代从政者，当以史为鉴、以智立身、以行践知，将功成身退的清醒智慧，融入躬身实干的具体行动，把“实、恒、戒、悟”四字融入血脉、化为自觉，在进退取舍间彰显格局，在实干笃行中成就价值。

　　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锤炼优良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保持清醒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坚守底线、不越红线;要始终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处世智慧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不负组织重托、不负群众期盼。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践行为官之道、书写时代担当，成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好干部，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留下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答卷。

　　第七节 巧与拙、德

　　为官处世的智慧，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巧”，而是“巧”“拙”“德”三者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本节深入探讨处世之巧的深层哲学根基——巧与拙、德的关系，厘清“巧”的真伪边界，明确“德”的根本地位，阐释“拙”的核心价值，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兼具理论深度、实践指导与现实意义的处世指引，助力为官者在复杂多变的履职环境中，坚守正道、务实笃行、智慧履职，真正悟透为官之道、践行处世之巧。

　　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在《拙赋》中开篇明义：“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 这短短十六字，道尽了古人对“巧”与“拙”、“德”与“害”的深刻洞察。在周敦颐看来，世间之“巧”，并非全是智慧，那些好张扬、善文饰、爱炫耀的“巧者”，往往言辞浮夸、心机深沉，处处为己、机关算尽，看似精明干练，实则劳心费神、暗藏祸端，最终难逃“凶”之结局;而所谓“拙者”，并非愚笨呆板，而是注重实际、不善言辞，不耍心机、不尚浮华，奉公守法、不求虚名，看似朴实无华，实则内心坦荡、德行兼备，最终得以身家康泰、收获“吉”之福报。周敦颐所处的北宋，官场盛行“巧言令色”之风，不少官员热衷玩嘴皮子、搞花架子，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漠视百姓疾苦、背离为官初心，世风日下、人心浮躁。正是有感于此，他极力提倡以“拙”为荣、以“巧”为耻，痛恨官场上那些“巧宦”的虚伪狡诈，盛赞“拙者”默默干事、以德服人、静心修身的品格。这一论述，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但此处必须深入辨析一个关键问题：本章所论述的“处世之巧”，与周敦颐所批判的“巧”，是否存在矛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绝非同一概念。周敦颐所批判的“巧”，是“巧言令色”之巧，是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弄虚作假之巧，是“巧而无德”的伪巧。这种“巧”的核心是虚伪、自私、奸诈，违背公心、背离道义，只图一时之利、不顾长远发展，只谋个人之私、不担为民之责，在道德上属于“贼者”——损害他人、危害社会，在结果上必然属于“凶者”——灾祸及身、身败名裂。而本章所倡导的“处世之巧”，是建立在忠诚、正直、仁爱基础上的真巧，是“巧以彰德”的正道之巧，是为官者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智慧与艺术，是在坚守原则、坚守底线前提下，以正确的方法做事、以合理的方式待人、以灵活的思维应变的素养与能力。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德”为根本、以“民”为中心：伪巧无德、唯利是图，真巧有德、为民尽责;伪巧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真巧成事为民、利国利民。因此，为官者在掌握处世之巧时，必须牢牢守住“德”的根本，绝不能偏离正道、沦为“巧言令色”的伪巧者。晚清名臣曾国藩，对为官之道有着深刻的体悟，他曾总结为官之根本在于一个“穷”字，这里的“穷”并非贫穷，而是“戒贪、戒奢、戒满”的清醒，是“不贪私利、不谋虚名”的坚守。他更强调：“为官以不爱钱为本，只要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天也能谅。”同时，他主张“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告诫为官者要戒骄戒躁、收敛锋芒，坚守品德底线、不越权力红线。这些理念深刻揭示了一个真理：处世之巧必须以德为帅、以巧为辅，德是体、巧是用，德是本、巧是末，无德之巧必成祸，有德之巧方成事。

　　“巧者贼，拙者德”的论断，核心并非否定所有“巧”，而是告诫人们：为官处世，宁可坚守质朴务实的“拙”，也不可失去道德底线、沦为投机取巧的“伪巧者”。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古语“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将“清”——清正廉洁、坚守底线放在第一位，这正是对“以德为本”从政理念的深刻诠释，也与周敦颐“拙者德”的思想一脉相承。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处世之巧从来离不开“拙”与“德”的双重支撑：德为根基，决定处世的方向;拙为底色，筑牢干事的根基;巧为方法，提升履职的效能，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脱离德与拙的巧，必然是投机取巧、歪门邪道，终将走向失败;唯有以德驭巧、以拙守巧，才能成就正道处世之道，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

　　一、巧与拙：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道德经》有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这一古老箴言，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世的至高智慧，更是新时代从政者践行处世之巧的核心准则与行动指南。此处所言之“拙”，绝非世人误解的愚笨、呆板、迟钝，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质朴、真诚、务实、踏实;是一种不尚浮华的行事风格——摒弃心机、不耍小聪明、不搞花架子;是一种干事创业的实干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更是一种清醒自律的人生坚守——“宁拙毋巧”，不贪捷径、不图虚名。这种“拙”，看似“笨”，实则是大智若愚、大巧藏拙，是最深厚、最持久、最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处世智慧，更是为官者立身成事的根本底色。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厘清巧与拙的辩证关系，悟透“大巧若拙”的深刻内涵，摒弃投机取巧的“伪巧”，坚守务实实干的“真拙”，在拙中藏巧、以巧辅拙，既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履职能力、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为官处世，唯有守住“拙”的根本，才能用好“巧”的方法，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履职环境中，坚守正道、务实笃行，真正做到为民办实事、为业添实效。

　　(一)守拙为本，以拙立身

　　为官处世，首要在于守拙，以拙立身、以拙成事、以拙赢心。所谓“守拙”，本质上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坚定的原则坚守和务实的行动自觉——做人要真诚坦荡、不欺心、不欺民，不搞两面派、不做伪君子;做事要求真务实、不浮躁、不敷衍，不耍小聪明、不玩小手段、不搞花架子。守拙，绝非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愚拙”，而是不贪捷径、不图虚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每一件事的清醒;绝非愚钝无能、不懂变通的“笨拙”，而是坚守原则、守住底线，在纷繁复杂的诱惑中保持清醒，在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坚守初心的坚定。

　　守拙的核心，是“务实”与“真诚”：对组织，务实履职、不弄虚作假，如实汇报工作实情、不夸大成绩、不隐瞒问题;对群众，真诚相待、不敷衍塞责，用心倾听诉求、用情解决困难、用力办好实事;对自己，严于律己、不贪私利，脚踏实地锤炼本领、不慕虚荣追求虚名。这种“拙”，看似不起眼、不张扬，却能在日积月累中筑牢根基、赢得信任，在潜移默化中成就事业、彰显价值。

　　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官员，他们的人生轨迹，恰恰印证了“守拙”与“逐巧”的天壤之别：一种是追求“小聪明”的伪巧者，处世圆滑、善于钻营，投机取巧、敷衍了事，热衷于搞表面文章、做形象工程，擅长用花言巧语取悦上级、用虚浮政绩欺骗群众，看似八面玲珑、一时得利，实则根基不牢、口碑不佳，最终要么因弄虚作假、贪赃枉法被查处，要么因脱离群众、履职不力被淘汰。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中，有31.2%的官员存在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搞形象工程等问题，最终沦为历史的反面教材。另一种是坚守“拙劲”的真干者，他们看似朴实无华、不善言辞，不张扬、不炫耀，却能脚踏实地、一心为民，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放在为民服务上，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实事，最终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成就一番事业、留下一世美名。焦裕禄在兰考的实践，便是“以拙为基、拙中藏巧”的生动典范。上世纪60年代，焦裕禄来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面对黄沙漫天、盐碱遍地、内涝严重的贫困局面，他没有华丽的处事技巧，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一颗为民初心和一股埋头苦干的“拙劲”。他带头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遍兰考的每一个村庄、每一片土地，摸清沙、碱、涝的分布情况，倾听群众的心声、收集群众的智慧，最终摸索出“贴膏药”(翻淤压沙)、“扎针”(植树固沙)等治沙治碱的有效方法，带领群众一步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为官之道、处世之巧。焦裕禄的“拙”，是不耍小聪明、不搞花架子的务实，是一心为民、真抓实干的坚守，是“宁拙毋巧”的清醒。这种“拙”，恰恰是最珍贵的处世智慧，是“拙中藏巧”的生动体现——看似笨拙的实干，实则是解决问题、为民造福的最有效方法;看似朴实的坚守，实则是最高明的处世之道。他用一生的实干，告诉我们：为官者，唯有守拙，才能立身;唯有实干，才能成事。

　　“时代楷模”杨善洲，更是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了“守拙”的真谛、彰显了“大巧若拙”的境界。他退休后主动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毅然扎根云南施甸大亮山，用22年的时间，带领群众植树造林5.6万亩，把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他一生朴实无华、不谋私利，不耍小聪明、不搞特殊化，始终坚守“守拙”的初心，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每天起早贪黑、躬身劳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据统计，杨善洲带领群众营造的林场，如今价值超过3亿元，而他却分文不取，全部捐给国家和群众，用“拙劲”书写了为民奉献的壮丽篇章，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为官者的担当与坚守。

　　历史上，这样的“守拙”典范还有很多，他们用一生的坚守，为后世从政者树立了榜样。东晋陶侃，一生勤勉实干、坚守守拙之心，即使身居高位，也每天坚持早起劳作、自我反思，从不贪图安逸、不耍小聪明，从底层官吏一步步成长为一代名臣，用“拙劲”成就了一番事业，留下了“陶侃运甓”的千古佳话——他每天坚持搬运砖块，只为磨练自己的意志、摒弃浮躁之心，坚守务实实干的“拙劲”。北宋司马光，一生忠厚老实、不尚浮华，坚守“守拙”之道，历时十九年，脚踏实地、潜心编撰《资治通鉴》，不追求速度、不敷衍了事，哪怕遇到重重困难，也始终坚守初心、从未放弃，最终完成了这部横跨16个朝代、共计294卷的千古巨著，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他的“拙”，是潜心钻研、精益求精的坚守，是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实干，这种“拙”，正是成就大业的根本所在。这些古今典范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为官者，唯有守拙，才能立身成事;唯有实干，才能赢得民心。守拙不是愚笨，而是一种智慧;实干不是蛮干，而是一种担当。新时代从政者，要主动摒弃投机取巧的“伪巧”，坚守务实实干的“拙劲”，以拙立身、以拙成事，用实干诠释初心、用实绩赢得信任。

　　(二)巧拙辩证，相辅相成

　　巧与拙，绝非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整体。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构成了为官处世的完整智慧体系：巧是方法、是智慧，是灵活应变、优化高效的处事技巧，是“善干”的能力;拙是根本、是底色，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是“肯干”的态度。没有拙的巧，是空中楼阁、投机取巧，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将难以长久;没有巧的拙，是墨守成规、愚笨呆板，如同蛮干盲干、事倍功半，终将难以高效履职。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真正的处世之巧，不是投机取巧的“伪巧”，而是“以拙养巧、以巧辅拙”的真巧，是巧与拙的有机统一。唯有做到以拙养巧、以巧辅拙，用务实的“拙劲”筑牢干事创业的根基，用灵活的“巧劲”优化履职方法，才能实现巧拙相宜、事半功倍，才能真正掌握处世之巧的精髓，在履职路上行稳致远。

　　以拙养巧，核心在于“实干筑基”，就是要靠脚踏实地的实干，积累经验、锤炼本领，为“巧”提供坚实支撑。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处世之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天生具备，而是在长期的实干中总结、在反复的实践中领悟、在不断的锤炼中提升的。只有坚守“拙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摸清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才能让“巧”有根可依、有本可据，避免“巧”成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木。试想，若没有焦裕禄扎根兰考、走遍田间地头的“拙劲”，没有摸清沙、碱、涝实际情况的实干，就不可能摸索出治沙治碱的“巧方法”;若没有杨善洲22年如一日、躬身植树的“拙劲”，没有积累丰富的造林经验，就不可能实现“荒山变绿洲”的“巧成效”;若没有司马光十九年潜心编撰、精益求精的“拙劲”，没有积累海量的历史资料，就不可能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千古巨著的“巧创作”。这充分说明，“巧”源于“拙”，“拙”是“巧”的根基，唯有以拙养巧，才能让“巧”真正发挥作用、彰显价值。

　　以巧辅拙，核心在于“智慧提效”，就是要靠灵活应变的智慧，优化方法、提升效能，让“拙”的实干更有成效。实干不是蛮干，坚守不是僵化，在坚守“拙劲”、脚踏实地的基础上，运用灵活的处事技巧，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才能让实干更高效、更有质量。为官者既要肯干，也要善干;既要脚踏实地，也要灵活变通;既要坚守原则，也要讲究方法，这正是“以巧辅拙”的核心要义。例如，基层干部在化解群众矛盾时，既要坚守“为民做主”的“拙劲”，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真诚对待群众困难，不推诿、不敷衍，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又要运用“巧劲”，灵活运用政策、讲究沟通方式，既要坚持原则、不偏不倚，守住公平公正的底线，又要换位思考、灵活变通，根据矛盾的具体情况，寻找最优解决方案，才能有效化解矛盾、赢得群众理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再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既要坚守“落实政策”的“拙劲”，不折不扣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又要运用“巧劲”，结合本地实际，灵活调整执行方式，避免机械执行、一刀切，让政策更贴合实际、更惠及群众，实现政策效果与群众利益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实践中，许多地区的探索正是巧拙结合的生动体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发展，便是以拙养巧、以巧辅拙的典范。当地干部始终坚守“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拙劲”，深入群众、摸清民情，建立健全基层矛盾调解机制，组建调解队伍，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运用“巧劲”，创新矛盾调解方法，搭建数字化调解平台，优化工作流程，实现矛盾纠纷“线上受理、线下办理、全程跟踪”，让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快速响应、高效解决。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诸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7%，信访积案化解率达99.2%，连续多年保持“零重大群体性事件”的记录，群众满意度达97.9%。诸暨市的实践充分证明，唯有坚持以拙养巧、以巧辅拙，把务实的“拙劲”与灵活的“巧劲”结合起来，才能破解基层治理的诸多难题，才能提升履职效能，才能真正践行“大巧若拙”的处世境界。

　　这深刻启示我们：为官者践行处世之巧，既要摒弃投机取巧的“伪巧”，坚守脚踏实地的“拙劲”，筑牢干事创业的根基;又要掌握灵活应变的“真巧”，避免墨守成规的“愚拙”，提升履职效能。要做到实干不蛮干、灵活不投机，既不因为“拙”而僵化保守、墨守成规，也不因为“巧”而浮躁功利、投机取巧，实现巧与拙的辩证统一，让处世之巧在实干中彰显价值、在灵活中提升效能，真正做到以拙立身、以巧成事，在从政之路上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二、巧与德：以德驭巧，巧不离德

　　《论语》有云：“德不孤，必有邻。”古人亦言：“德者，本也;巧者，末也。” 这两句跨越千年的箴言，深刻揭示了德与巧的核心关系——德是立身之根、处世之本，巧是成事之法、履职之术。对为官者而言，德是为官之魂，是处世之巧的根本前提与核心支撑，处世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术”，而是必须以品德为根基、以道义为准则，做到以德驭巧、巧不离德。唯有如此，才能让巧用之正道、显之实效;反之，脱离品德的巧，只会沦为心机、算计与权谋，终将害人害己、误国误民。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践行处世之巧，首要在于修德、核心在于守德、关键在于驭德。有德之巧，是为民服务的智慧、是担当作为的艺术，能成事、能服众、能致远;无德之巧，是投机取巧的伎俩、是谋取私利的工具，会误事、会失民心、会栽跟头。唯有坚守以德立身、以巧成事，将德的坚守融入巧的运用，才能真正掌握处世之巧的精髓，在从政之路上行稳致远、善始善终，真正做到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一)修德为先，涵养正气，筑牢驭巧之基

　　为官者，先修德，后谈巧;德不立，巧难行。品德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是处世之巧的“方向盘”，直接决定着处世技巧的走向与最终成效。正如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所言：“巧者贼，拙者德”，这里所批判的“巧”，本质上就是无德之巧，而真正的处世之巧，必然是以德为引领、以德为支撑的。心中有德，才能在处世中坚守公心、不谋私利;才能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光明磊落;才能在面对诱惑时守住底线、洁身自好;才能让处世之巧始终服务于为民初心、服务于事业发展。反之，心中无德，即便掌握再多的处世技巧、拥有再高的履职能力，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向堕落与毁灭。现实中，一些官员之所以身陷囹圄、身败名裂，并非缺乏处世的“巧劲”，而是丧失了品德的底线——他们擅长钻营、精于算计，把处世技巧用在谋取私利、讨好上级上，把聪明才智用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上，最终因无德失道，被群众唾弃、被历史淘汰。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中，89.7%的官员存在品德失范、初心失守的问题，其中不乏擅长投机取巧、精于权谋算计的“巧宦”，他们的结局，深刻印证了“无德之巧必成祸”的真理。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始终坚持修德为先，涵养浩然正气，把修德作为终身课题，始终坚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做到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亲民爱民，筑牢以德驭巧的坚实根基。具体而言，要重点涵养“四德”，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一是修忠诚之德，筑牢政治根基。忠诚是为官者的首要品德，要坚守对党忠诚、为民忠诚的初心，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做两面人、不搞两面派，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始终坚守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让处世之巧始终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二是修廉洁之德，守住立身底线。廉洁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要坚守清正廉洁的底线，不贪私利、不谋虚名，自觉抵制金钱、权力、美色等各种诱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让处世之巧远离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歪路。

　　三是修为民之德，践行初心使命。为民是为官者的根本宗旨，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察民情、解民忧、惠民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为民办实事落在实处，用实干践行为民初心，让处世之巧始终围绕“为民”二字展开，成为服务群众的工具。

　　四是修担当之德，扛起履职责任。担当是为官者的必备素养，要坚守履职尽责的使命，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挫折面前不气馁，敢于担当、善于作为，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问题敢于动真碰硬，用行动诠释为官担当，让处世之巧成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助力。

　　古今中外，以德驭巧、修德立身的典范比比皆是，他们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德为根本、巧为工具”的深刻内涵。北宋包拯，便是以德驭巧、修德立身的千古典范。包拯一生品德高尚、清正廉明，始终坚守“秉公执法、为民做主”的初心，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即便面对权贵施压、利益诱惑，也始终坚守原则、守住底线。他的处世之巧，始终围绕“为民”二字展开，灵活运用法律条文、讲究办案方法，既坚持原则、公正无私，又注重方式、化解矛盾——面对复杂案件，他不急于定论，而是深入调查、明察秋毫，用智慧破解了无数冤假错案;面对权贵说情，他不卑不亢、坚守底线，用刚正不阿的品格赢得了群众的敬仰，被后世尊称为“包青天”。包拯的实践告诉我们：有德之人，其巧必正;无德之人，其巧必邪。处世之巧，唯有以品德为引领，才能行之正道、显之实效。还有明代于谦，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坚守“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品德追求，他的处世之巧，始终围绕“为国为民”展开。在“土木堡之变”后，面对瓦剌的威逼利诱，他不卑不亢、灵活应变，既坚守民族气节、不妥协退让，又运用智慧团结各方力量，拥立明代宗、稳定朝局，组织军民保卫北京，最终击退瓦剌，保住了明朝的江山社稷。他用品德驾驭技巧，用智慧践行初心，成为后世为官者修德驭巧的典范。

　　反观历史上的“巧宦”，他们虽有“巧劲”，却无品德，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西晋的王衍，善于清谈、巧言令色，处事圆滑、投机取巧，却毫无品德底线，不务实事、误国误民，面对国家危难，他只知明哲保身、推卸责任，最终导致西晋灭亡、身败名裂，被后世唾骂为“清谈误国”的典型;晚清的和坤，聪明绝顶、善于钻营，掌握诸多处世技巧，却贪婪无度、品德败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聚敛钱财，最终被抄家赐死，遗臭万年，成为“无德之巧必成祸”的生动警示。

　　新时代的从政者中，也有许多修德立身、以德驭巧的典范。“时代楷模”廖俊波，一生廉洁奉公、为民服务，始终坚守品德底线，不贪私利、不搞特殊，他的处世之巧，始终围绕“为民办实事”展开。在任职期间，他善于倾听群众意见、灵活解决实际问题，面对复杂的基层矛盾，他不推诿、不敷衍，用真诚打动群众，用智慧化解矛盾;面对贫困群众的期盼，他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让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累计带动10万群众增收致富，用以德驭巧的实践，书写了为民奉献的壮丽篇章。还有“时代楷模”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主动放弃城市的工作机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始终坚守忠诚、为民、担当的品德，她的处世之巧，体现在与群众的真诚相处中、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她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同甘共苦，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传政策，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带动群众发展产业，最终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新时代从政者的品德与担当，成为以德驭巧的青年典范。

　　(二)德巧相依，以德驭巧，彰显巧之价值

　　巧与德，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德为根本，巧为工具;德是灵魂，巧是表现;德决定巧的方向，巧彰显德的价值。品德是处世之巧的“定盘星”，没有德的引领，巧就会沦为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伎俩，如同无舵之舟，终将偏离正道、触礁沉没;技巧是品德的“助力器”，没有巧的支撑，德就难以更好地落地生根、彰显实效，如同有舵无帆，难以行稳致远。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践行处世之巧，关键在于做到德在巧先、以德驭巧，让所有处世技巧都服务于品德修养、服务于为民初心，绝不做违背品德、丧失道德的处世行为。要深刻认识到：处世之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在官场上“混得开”“爬得高”，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是为了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因此，以德驭巧，核心在于坚守公心、摒弃私心，关键在于坚守原则、灵活变通，本质在于知行合一、践行初心。

　　以德驭巧，核心是要坚守“公心”，摒弃“私心”。公心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也是以德驭巧的核心要义。处世之巧的运用，必须始终坚守公心、秉持公道，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事出于公心、谋于公利，不搞亲疏有别、不搞权钱交易，不把处世技巧用在谋取私利、讨好上级上，而是用在为民服务、推动发展上。只有坚守公心，才能让处世之巧始终行之正道，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例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既要运用“巧劲”，结合本地实际灵活变通，避免机械执行、一刀切，防止政策与实际脱节、损害群众利益;又要坚守“德”的底线，确保政策执行不偏离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搞特殊化、不搞暗箱操作，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位群众，实现政策效果与群众利益的有机统一。近年来，各地推行的“柔性执法”，便是以德驭巧、坚守公心的生动实践——执法人员在坚守法律原则、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沟通、劝导、教育等方式，代替简单粗暴的处罚，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体现了人文关怀，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与温暖，这正是公心引领下的“巧执法”，彰显了德与巧的有机统一。

　　以德驭巧，关键是要坚守“原则”，灵活“变通”。坚守原则是德的体现，灵活变通是巧的运用，二者并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为官者在处世过程中，既要坚守政治原则、法律底线、道德准则，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不搞变通、不越红线，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又要在方法手段上灵活应变、讲究艺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做到既坚守原则、又灵活高效，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偏离正道。

　　基层治理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某乡镇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耕地保护红线”与“村民建房需求”的矛盾，既不能违背耕地保护的政策原则，又不能忽视村民的合理诉求。当地干部没有机械执行政策、简单拒绝村民诉求，而是运用“巧劲”，深入调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创新推出“耕地置换”“集中建房”等模式，在坚守耕地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建房用地，满足了村民的建房需求，既守住了原则，又解决了问题，实现了“政策落地”与“群众满意”的双赢，这正是以德驭巧、坚守原则与灵活变通相结合的生动体现。中央领导强调：“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修德与驭巧的辩证关系，为新时代从政者践行处世之巧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从政者，要始终坚守以德驭巧的准则，把修德作为终身课题，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让德成为处世之巧的灵魂;把驭巧作为履职能力，在实践中锤炼灵活应变的智慧，让巧成为彰显德的工具。要始终牢记：无德之巧，终是祸;有德之巧，方是福。要坚决摒弃投机取巧的“伪巧”，坚守以德驭巧的“真巧”，在修德中提升驭巧水平，在驭巧中坚守品德底线，让处世之巧始终行之正道、显之实效。要始终把为民初心放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用品德引领技巧，用技巧践行初心，真正做到以德立身、以巧成事，在从政之路上行稳致远，成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好干部。

　　三、终极境界：巧、拙、德三者合一，行稳致远

　　为官处世的智慧，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巧”，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拙”或“德”，而是巧、拙、德三者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为官者处世之道的完整体系，更是为官处世的终极境界，是新时代从政者践行处世之巧的最高追求。以德立身，筑牢为官之魂，确保从政之路不偏航;以拙务实，夯实干事之基，确保履职之路走得稳;以巧成事，提升履职之效，确保为民之路行得远。唯有将三者深度融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品德之本、秉持务实之拙、运用正道之巧，才能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官员，在纷繁复杂的从政环境中行稳致远，真正做到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为业赋能。

　　古人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对为官者而言，“德”就是“本”，“拙”就是“基”，“巧”就是“术”。无德之巧，是投机取巧的歪术，终将害人害己;无拙之巧，是空中楼阁的虚术，终将难以长久;无巧之德与拙，是墨守成规的愚术，终将事倍功半。唯有三者合一，以德为魂、以拙为基、以巧为术，才能让处世之巧真正发挥价值，让为官之路走得正、走得稳、走得远。纵观古今中外，那些名留青史、被百姓敬仰的官员，无一不是巧、拙、德三者合一的典范;那些身败名裂、被历史唾弃的官员，往往都是偏离了三者合一的正道，要么失德逐巧，要么愚拙无巧，要么巧而无德无拙。

　　在处理巧、拙、德三者关系时，为官者应牢牢把握以下四点核心要求，做到心中有尺、行中有度、处事有方，真正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践行好处世之巧的终极境界：

　　第一，德是巧的灵魂，是拙的根基，居核心引领地位。德为立身之本、为官之魂，是巧与拙的“定盘星”和“指南针”。没有德的引领，巧就会沦为巧言令色、投机取巧的歪门邪道，即便一时得利，迟早也会走向反面;没有德的支撑，拙就会变成愚笨呆板、不思进取的消极懈怠，即便脚踏实地，也难以成就有价值的事业。为官者必须始终把修德放在首位，涵养高尚品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让德成为巧与拙的核心引领，确保处世之巧不偏离正道、务实之拙不失去方向。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正廉洁、秉公为民的品德，这是他的“德”;他脚踏实地、深入查案，不搞花架子、不耍小聪明，这是他的“拙”;他灵活运用法律条文、讲究办案方法，化解矛盾、破解冤案，这是他的“巧”。正是因为有了高尚的品德作为灵魂和根基，他的“拙”才成为务实实干的坚守，他的“巧”才成为为民做主的智慧，最终成为千古传颂的“包青天”。反之，晚清和坤，聪明绝顶、善于钻营，不乏“巧劲”，却丧失了基本的品德底线，贪婪无度、谋私害民，最终被抄家赐死、遗臭万年，深刻印证了“无德之巧必成祸、无德之拙必无功”的真理。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中，91.2%的官员存在品德失范问题，其中不乏擅长投机取巧、却毫无道德底线的“巧宦”，他们的结局警示我们：德是巧与拙的根本，失德则巧拙皆废，唯有坚守德的底线，才能让巧与拙发挥正向价值。

　　第二，巧是德的表现，是拙的延伸，为履职赋能增效。巧并非投机取巧的权谋，而是以德为引领、以拙为基础的履职智慧和处事艺术。有德之人运用巧，才能更好地实现德的目标——为民造福、为国尽忠;务实之人运用巧，才能让拙的实干更有成效、更具价值。巧是德的外在表现，是践行德的有效工具;巧是拙的延伸拓展，是提升拙的实干效能的重要手段。为官者要在坚守德与拙的基础上，锤炼处世之巧，让巧成为践行德、落实拙的助力，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手段。“时代楷模”廖俊波，始终坚守忠诚为民的品德(德)，扎根基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拙)，同时善于倾听群众意见、灵活解决实际问题，创新工作方法、优化工作流程(巧)。他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用“巧劲”破解脱贫攻坚中的难题，用“拙劲”筑牢为民服务的根基，用“德”引领干事创业的方向，最终带动10万群众增收致富，让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生动诠释了“巧是德的表现、是拙的延伸”的深刻内涵。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对为官者而言，“巧”就是干事创业的“器”，而“德”就是“器”的灵魂，“拙”就是“器”的根基。没有德的引领，“器”就会沦为害人的工具;没有拙的支撑，“器”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唯有以德为魂、以拙为基，才能让“巧”这一“利器”真正发挥作用，为履职赋能增效。

　　第三，巧与拙辩证统一、相得益彰，实现务实与高效并重。巧与拙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整体。巧是方法、是智慧，是灵活应变、优化效能的处事技巧;拙是根本、是底色，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为官者要把握好巧与拙的平衡，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拙”——坚守原则、不搞变通、不越红线，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定;在方法手段上要“巧”——灵活应变、讲究艺术、优化效能，始终做到务实与高效并重。既要避免因拙而僵化保守、墨守成规，不懂变通、不善创新，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又要防止因巧而浮躁功利、投机取巧，忽视实干、背离初心，最终根基不牢、难以长久。要实现巧拙相宜、事半功倍，让“拙”的实干为“巧”的创新筑牢根基，让“巧”的创新为“拙”的实干提升效能。浙江省诸暨市“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发展，便是巧与拙辩证统一的生动典范。当地干部坚守“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拙劲”，深入群众、摸清民情，建立健全基层矛盾调解机制，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拙);同时运用“巧劲”，创新矛盾调解方法，搭建数字化调解平台，优化工作流程，让群众反映的问题快速响应、高效解决(巧)。截至2024年底，诸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7%，信访积案化解率达99.2%，连续多年保持“零重大群体性事件”的记录，用巧拙结合的智慧，破解了基层治理的诸多难题，彰显了巧与拙辩证统一的强大力量。

　　第四，大巧若拙，返璞归真，抵达处世的至高境界。《道德经》有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最高明的巧，看起来像拙;最深厚的智慧，看起来最质朴。那些默默无闻的实干家，看似笨拙，实则最为智慧;那些不事张扬的为官者，看似朴实，实则最有担当。这种“拙”，不是愚笨呆板，而是返璞归真的清醒，是不尚浮华、不耍小聪明的坚守，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自觉。从政为官者要摒弃对“伪巧”的追求——那种善于钻营、巧言令色、投机取巧的“巧”，终将害人害己;坚守“真巧”的初心——那种以德为引领、以拙为基础，务实高效、为民服务的“巧”，才能行稳致远。要在务实实干中领悟处世智慧，在坚守品德中提升履职能力，不追求表面的圆滑，不炫耀所谓的技巧，而是以质朴的初心、务实的行动、高尚的品德，践行“大巧若拙”的至高境界。“时代楷模”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用22年时间带领群众植树造林5.6万亩，把荒山秃岭变成绿水青山。他一生朴实无华、不谋私利，不耍小聪明、不搞花架子，看似“笨拙”，却用一辈子的实干，诠释了“大巧若拙”的真谛。他的“拙”，是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实干;他的“巧”，是顺应自然、科学造林的智慧;他的“德”，是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坚守。三者合一，让他成为新时代从政者的典范，也让我们深刻领悟到：大巧若拙，返璞归真，才是为官处世的至高境界。

　　四、践行指引：以道御术，以巧践德

　　为官处世之巧，从来不是一门投机取巧的权谋之术，而是一门为民服务的智慧之道;从来不是一种圆滑世故的生存之法，而是一种担当作为的履职之要。它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修行——修行的是品德，锤炼的是本领，坚守的是初心。从应变之巧到关系之巧，从方圆之道到守成之巧，从功成身退到践行之要，再到巧与拙、德的辩证统一，每一项处世技巧，都根植于公心、立足于为民、坚守于底线，都需要为官者用心体悟、用情践行、用力落实。

　　处世之巧，是为官者的必修课，但它绝不是权术、不是诡计，而是以道御术、以德帅巧的为官艺术。这里的“道”，就是为民之道、忠诚之道、廉洁之道;这里的“术”，就是处世之巧、履职之法。正如《之江新语》中所言：“要善于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置于全局来定位和谋划，提出前瞻性的工作思路。” 为官者当以全局观之明、处世巧之精、为民情之切，真正做到“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唯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官场环境中游刃有余，在为国为民的实践中成就事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需要深刻明确的是，处世之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让官员在官场上“混得开”“爬得高”，更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追求权位荣耀，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为了更好地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巧也好，拙也罢，德也好，最终都要归结到“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上来，这是为官处世之道的大本大源，不可不察、不可不守。得此大本大源，则巧拙皆可为用：巧能优化方法、提升效能，让为民服务更高效、更精准;拙能脚踏实地、筑牢根基，让干事创业更扎实、更长久;德能引领方向、坚守底线，让从政之路更正直、更坦荡。失此大本大源，则巧亦为害、拙亦为弊：巧会沦为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身败名裂;拙会变成不思进取、敷衍了事的借口，最终辜负组织信任、错失群众期盼;德会沦为空洞的口号，最终丧失初心、偏离正道。

　　广大从政为官者，当深刻领悟处世之巧的核心内涵，坚守正道、摒弃歪路：摒弃歪门邪道的“伪巧”，坚守正道直行的“真巧”，让巧成为为民服务的智慧;摒弃愚笨僵化的“愚拙”，秉持务实实干的“拙劲”，让拙成为干事创业的根基;摒弃失德失范的“歪路”，坚守以德立身的“正道”，让德成为为官从政的灵魂。要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在自省中提升修养，在坚守中践行初心，以圆融的智慧处事，以方正的品德立身，以务实的行动尽责，真正把处世之巧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能力、为民服务的效能。要始终牢记，为官者的价值，不在于权位的高低，而在于奉献的多少;处世的智慧，不在于技巧的圆滑，而在于品德的高尚。唯有坚守以德立身、以拙务实、以巧成事的准则，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负组织信任、不负人民期盼，才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从政篇章，真正践行好处世之巧、诠释好为官之道，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优秀从政者。(本章完结)

　　2026年4月11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