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七十章 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

　　为官之道，自古便是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更是一门需穷其一生钻研的大学问。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躬身践行，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也留下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通俗箴言。但在漫长的为官实践中，一个核心概念始终被世人热议，却也常被曲解——那便是“为官之巧”。有人将“巧”曲解为投机取巧、钻营取巧，靠耍小聪明、走捷径谋取私利、规避责任，此乃大谬不然，更是对为官之道的亵渎。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是“术”与“道”的辩证统一，是在坚守初心为民、坚守公平正义这一根本大道之上，运用科学方法、精准策略、深远智慧，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惠及一方百姓的“大智慧”。这种“巧”，既区别于“鲁”——不顾实际、蛮干硬干的莽夫之为，看似勤勉却劳民伤财、事倍功半;也区别于“伪”——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奸佞之为，看似光鲜却根基不牢、终会败露;而是真正的“巧”在方法、“巧”在智慧、“巧”在效能，是用最少的资源、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民生价值。

　　从政为官者，当有为民之心、担当之勇，但绝非仅靠一腔热血、一身蛮力便能成就一番事业。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官从政亦是如此，唯有以巧为钥、以能为基、以民为本，方能跳出“有为”的基本履职范畴，迈向“卓越”的经世济民境界。这里的“巧”，是审时度势的清醒，是因地制宜的灵活，是统筹兼顾的智慧，而非投机取巧的钻营;这里的“赋能”，是激活资源、凝聚合力的实效，是补齐短板、破解瓶颈的突破，而非凭空造势的虚浮、华而不实的作秀。从“有为”到“卓越”，从来不是简单的履职升级，而是为官者从“完成任务”到“创造价值”、从“立足岗位”到“引领发展”、从“被动执行”到“主动作为”的质变，是政绩观、治理能力、境界格局的全方位升华，而“以巧赋能”，正是打通这一质变通道、实现这一跨越的核心路径。

　　所谓“以巧赋能”，本质上是以为官之巧，为履职尽责、为民造福的事业注入新动能、开辟新路径、破解新困境，推动为官者从“有为”——能够干事、愿意干事、主动干事，向“卓越”——干成大事、干好实事、泽被后世的高阶境界跨越。这其中，“有为”是基础，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履职之要，是“做了什么”的基本答卷;“卓越”是升华，是为官者的追求之标、价值之境，是“做成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的时代答卷;而“巧”，便是连接二者的桥梁与纽带，是让“有为”更有质量、让“卓越”触手可及的关键支撑。

　　当今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正处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攻坚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基层治理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带头担当作为、接续艰苦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为官从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这一命题，既是对中国传统官箴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是对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总结与深刻提炼，对于引导广大从政为官者树立正确政绩观、提升治理能力、实现价值升华，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

　　第一节 升华：为官之巧的核心归宿——初心为民、术济苍生

　　“以巧赋能”的深层内涵，绝非单纯的方法技巧升级，而是将智慧、方法、策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以更高效、更精准、更贴合实际、更符合民心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民生福祉最优化。其本质可以概括为“术以载道，巧以利民”——所有的“巧”，都必须根植于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所有的“能”，都必须落脚于苍生福祉的实现，所有的“效”，都必须经得起历史、实践与人民的检验。而“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核心是为官者履职理念、履职方式、履职境界的全方位升级：“有为”是履职的基本要求，是底线标准，回答的是“有没有干事”“干了什么”的问题，是对为官者基本职责的检验;“卓越”是治理的高阶境界，是价值追求，回答的是“干得好不好”“做成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的问题，是对为官者能力、格局、担当的终极考量。从“有为”到“卓越”，看似只是一字之差，实则是从“被动执行”到“主动创造”、从“短期见效”到“长远受益”、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提升”的巨大飞跃，而这一飞跃的根本前提，便是坚守“初心为民、术济苍生”的核心归宿。

　　一、古鉴今照：民本思想中的“为官之巧”

　　中国古代的为官理念中，“巧”从来都没有脱离“民本”这一核心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始终，而“为官之巧”，本质上就是服务于民、造福于民的智慧与方法。《礼记·大学》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便是古代为官者“巧”的根本遵循——一切方法、一切策略，都要围绕百姓的喜好与憎恶展开，都要以百姓的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春秋时期，子产治郑的典故，便是“巧以利民”的典范。子产(公元前582年—公元前522年)，姬姓，公孙氏，名侨，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被后世视为法家先驱之一。当时的郑国，地处中原要冲，小国寡民，贵族与平民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内乱。子产出任郑国执政后，没有沿用当时普遍推行的严刑峻法，也没有采取蛮干硬干的方式强行整顿，而是以“宽猛相济”的巧思，化解矛盾、凝聚合力。他主持推行“作丘赋”，按田亩征税，客观上限制了贵族特权，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他没有强行推行，而是先深入贵族与平民之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解改革的必要性与益处，争取各方理解与支持;他主持“铸刑书”，将郑国的刑法条文铸造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公布成文法，打破了旧贵族对法律解释权的垄断，推动了法律的透明化与规范化，但他始终坚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注重德政教化，让百姓知法、懂法、守法，而非单纯畏惧法律。最终，在子产的治理下，郑国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实现了“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的安定局面，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实力显著提升。孔子听闻子产的政绩后，评价道：“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更称其为“古之遗爱”。子产的“巧”，不在于投机取巧，而在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化解矛盾、推动发展，在于让改革举措落地生根、惠及百姓，这正是“初心为民、术济苍生”的生动体现——若只凭刚直硬干，强行推行改革，极易引发贵族反抗、百姓不满，反而加剧社会动荡;唯有以巧化力、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才能让政策得到广泛认同，才能真正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类似的例子，在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写道：“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这一理念，被历代良吏奉为圭臬。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便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典范。他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任职期间，他亲身走访民间疾苦，常出入乡野田间，少有安闲休息的时候。他深知百姓以农耕为本，便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良农具、推广先进耕作技术，让南阳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他注重教化，改善民风，禁止奢靡之风，让百姓安居乐业。百姓感念其恩德，尊其为“召父”，班固将其列入《汉书·循吏传》，正是对他以民为本、巧施善政的褒扬。召信臣的“巧”，在于他深知百姓的需求，善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于他把百姓的“富乐”作为自己的最大政绩，用务实的方法、精准的举措，真正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二、时代践行：新时代治理中的“以巧赋能”

　　进入新时代，“以巧赋能”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新时代干部提升治理能力、实现从“有为”到“卓越”跨越的重要路径。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更加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精准施策，更加注重激活资源、凝聚合力、久久为功，其核心依然是“初心为民、术济苍生”，其目标依然是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民生福祉最优化。浙江“千万工程”的推进，便是新时代“以巧赋能”、实现从“有为”到“卓越”跨越的生动实践与典范。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立足浙江农村实际，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的重大决策，初衷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这是“有为”的具体体现——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回应百姓对美好环境的期盼。但在推进过程中，浙江的干部没有搞“一刀切”“一阵风”，没有盲目拆建、照搬照抄，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巧”赋能，推动工程从“改善环境”的基础目标，向“乡村振兴”的高阶目标跨越，实现了从“有为”到“卓越”的质变。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浙江干部精准施策：对古村落，注重保护传统风貌、传承乡土文化，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修复古民居、整治古街巷，让古村落“活起来”，既保留了乡愁记忆，又发展了乡村旅游;对偏远乡村，侧重基础设施完善，打通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最后一公里”，解决百姓“出行难、饮水难、用电难”等实际问题，让偏远乡村不再“偏远”;对城郊农村，融合城市发展，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民宿、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这种“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的“巧”，既尊重了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贴合了不同村庄的实际需求，更顺应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数据不会说谎，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截至2023年，“千万工程”已实施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动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5431元增至2022年的37565元，增长近6倍，年均增长10%以上;乡村旅游收入超3000亿元，带动数百万农民就业增收;浙江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90%以上的村庄达到美丽宜居标准，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成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标杆。更重要的是，“千万工程”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增加了农民收入，更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了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便是新时代“以巧赋能”的现实印证：巧在尊重规律、精准施策，能在惠及民生、推动发展，最终实现了从“改善环境”的有为，到“乡村振兴”的卓越，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除了“千万工程”，新时代还有许多生动案例彰显着“以巧赋能”的力量。“四有书记”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将荒岛变为绿洲，为后代留下了一条绿色林带，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愚公”黄大发，历时30余年，带领群众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一条“生命渠”，用精准施策、久久为功的“巧”，解决了当地群众饮水难、灌溉难的问题，让干涸的土地变成了良田;“樵夫”廖俊波，为当地经济发展4年跑了36万多公里，用“能拼会干、敢闯敢试”的巧劲，破解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难题，留下了“俊波速度”，也留下了百姓的深切怀念。这些新时代的好干部，都在用自己的实践，诠释着“初心为民、术济苍生”的深刻内涵，彰显着“以巧赋能”的强大力量，实现了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标杆。

　　三、本质坚守：初心为民是“巧”的灵魂，术济苍生是“巧”的归宿

　　回望古今，无论是子产治郑、召信臣治南阳的古代良吏，还是新时代“千万工程”的践行者、谷文昌等优秀干部，他们的“为官之巧”之所以能够被历史铭记、被百姓传颂，核心在于他们始终坚守“初心为民、术济苍生”的核心归宿。“为官之巧”的灵魂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初心为民，术济苍生。离开了这个核心，再精妙的“巧”，再高明的“术”，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甚至可能沦为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被历史唾弃、被百姓抛弃。

　　(一)初心为民：为官之巧的根本前提

　　所谓“初心为民”，就是为官者无论身处何位、身居何职，无论使用何种方法、何种策略，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人民的福祉，都必须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百姓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道德经》中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没有固定的意志，而是以百姓的心声为意志，这正是对“初心为民”最朴素的诠释。为官者的“巧”，必须建立在“为民”的基础之上，否则，“巧”就会偏离方向，沦为“伪巧”“奸巧”。唐代名相姚崇，便是“初心为民、巧施善政”的典范。姚崇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三次出任宰相，尤其是在开元初年，唐玄宗即位后，欲任命姚崇为相，姚崇没有立即谢恩，而是向唐玄宗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表示：“臣愿以十事上闻，陛下若认为不可行，臣不敢接受任命。”这“十事要说”，字字直指时弊，条条关乎国家安危、百姓疾苦，包括：废除严刑峻法，实行仁政;数十年不追求边境战功，专注于休养生息;禁止宦官干政，防止权力滥用;皇亲国戚不担任要职，杜绝外戚专权;亲近贤臣、疏远小人;杜绝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禁止营造宫殿楼阁，厉行节俭;重视农桑，保障百姓生计;尊重大臣，不随意杀戮;杜绝祥瑞之说，注重实际。这“十事要说”，看似是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政治条件，实则是他“初心为民”的生动体现——他深知当时的社会弊端，深知百姓的疾苦，所以不惜以“不接受任命”为代价，力劝唐玄宗推行仁政、惠及百姓。毛泽东同志读《新唐书·姚崇传》时，挥笔写下两条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姚崇之巧，巧在他深刻洞察了当时的政治弊端，巧在他以清晰的政治纲领赢得了君主的信任，巧在他以精准的策略推动了改革落地，但这一切“巧”的本质，都是利国利民的初心使然。正是因为坚守这份初心，姚崇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巧施善政、力挽狂澜，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贤相，被百姓传颂至今。

　　反观历史上那些被唾弃的官员，他们并非没有“巧劲”，并非没有“能力”，但他们的“巧”，偏离了“为民”的初心，沦为了投机取巧、钻营谋私的工具。比如，历史上的严嵩、和珅，都是极具“巧劲”的人，他们善于揣摩君主心思，善于钻营取巧、结党营私，看似“有为”，实则为一己私利，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损害国家利益、百姓福祉，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这充分说明，初心为民，是为官之巧的根本前提，离开了这份初心，再高明的“巧”，也只会走向反面，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二)术济苍生：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所谓“术济苍生”，就是以得当的方法、科学的策略、深远的智慧，来实现为民造福的目标，来破解治理中的难题，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这里的“术”，不是权谋诡计，不是投机取巧的手段，而是科学的方法论，是精准施策的智慧，是统筹兼顾的能力，是“巧”的具体体现。为官者的“巧”，最终要落实到“济苍生”上，要通过“术”的运用，真正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这才是“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也是从“有为”到“卓越”的关键所在。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是“术济苍生”的典范。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年间，他出任内阁首辅十年，面对明朝中后期内外交困的局面——政治腐败、吏治混乱、财政空虚、边境不宁，他没有蛮干硬干，而是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以精妙的“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张居正改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术济苍生”的理念。张居正的“术”，首先体现在整顿吏治上。他深知，吏治混乱是明朝衰败的根源，于是创造性地发明了“考成法”，提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考成法的核心，是建立起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核体系：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检查，完成一件登出一件，未完成的如实申报，违者处罚;六科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议处;内阁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推诿扯皮的问题，使各级政府形成了“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的清明政治局面，朝廷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整顿吏治的基础上，张居正又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增强国力的改革：财政上，清丈土地、整顿田赋拖欠，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等合并，按田亩征收银两，简化了征税流程，减轻了百姓负担，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边境防御，平定叛乱，使边境为之肃然;民生上，重视农桑，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兴修水利，缓解了百姓的温饱问题。张居正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智慧与谋略，刚毅果断、缜密务实的改革作风，使大明帝国的行政机构开始高效运转，财政上竟然积攒下了足够十年支用的钱粮，一度扭转了明朝衰败的局面，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明代大思想家李贽称赞张居正为“古今宰相之杰”，梁启超称赞他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更说他不仅是明朝唯一，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汉朝以来所少有的大政治家，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张居正的“术”，之所以能够“济苍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核心在于他的“术”始终围绕“为民”的初心，始终聚焦于破解治理难题、惠及百姓福祉，在于他的“巧”是科学的、务实的、精准的，是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

　　中唐“诗豪”刘禹锡，也是“术济苍生”的践行者。他强调“功利存乎人民”，无论在哪里为官，都能把百姓的富裕安乐作为施政追求。在连州任职期间，当地遭遇疫病，他立即向在广西柳州的柳宗元等人求援，讨来药方，按方制药，发给百姓服用，帮助百姓度过了疫病难关;为栽培当地人才，他亲自执教讲学，打破地域偏见，悉心培育学子，使连州文风昌盛，成为“科第甲通省”;在苏州任刺史时，正遇上大水灾，他及时察访灾情和百姓之需，不顾个人安危，向朝廷上奏章请求救济，积极组织百姓抗灾救灾，使当地百姓安然度过灾年。刘禹锡的“术”，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贴合百姓需求，处处彰显为民初心，用务实的方法、真诚的行动，真正为百姓解难题、谋福祉，成为“术济苍生”的生动典范。

　　四、核心要义：“巧”“实”“效”“恒”四者合一，方为卓越为官之道

　　综合古今中外的为官实践，结合新时代的治理要求，我们可以将“为官之巧”的核心内涵，概括为“巧”“实”“效”“恒”四个字。这四个字，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的核心要义，也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

　　“巧”是方法，是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路径支撑。这里的“巧”，是审时度势的清醒，是因地制宜的灵活，是统筹兼顾的智慧，是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找到突破口、善于整合资源的能力。为官者要摒弃蛮干硬干的“鲁”，拒绝弄虚作假的“伪”，学会用科学的方法、精准的策略，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就像子产治郑，巧在“宽猛相济”;张居正改革，巧在“考成法”的精准施策;浙江“千万工程”，巧在分类施策、因地制宜。这种“巧”，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基于实际、基于民心的智慧，是让工作事半功倍的关键。

　　“实”是作风，是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根本保障。“实”就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务虚功、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官者的“巧”，必须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否则，再精妙的方法，也只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就像姚崇提出“十事要说”，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百姓疾苦提出的具体举措;谷文昌带领群众植林，不是靠豪言壮语，而是靠十几年如一日的真抓实干;黄大发开凿“生命渠”，不是靠空想，而是靠三十余年的攻坚克难、脚踏实地。唯有务实，才能让“巧”真正发挥作用，才能让为民服务的初心落到实处。

　　“效”是结果，是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检验标准。“效”就是治理效能的提升，就是百姓福祉的改善，就是历史、实践与人民的认可。为官者的“巧”与“实”，最终都要体现在“效”上——不仅要“做了什么”，更要“做成了什么”;不仅要“干事”，更要“干成事”;不仅要惠及当下，更要泽被后世。浙江“千万工程”的成效，体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环境的改善、乡村振兴的推进;张居正改革的成效，体现在国家财政的充盈、百姓生活的安定、明朝国力的提升;姚崇辅政的成效，体现在开元盛世的奠定、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安乐。以“效”为标尺，才能检验出“巧”的真伪，才能衡量出“实”的深浅，才能判断出为官者是否真正实现了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

　　“恒”是境界，是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精神支撑。“恒”就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就是把为民造福作为毕生追求，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每一件事。为官之道，非一日之功，从“有为”到“卓越”，更是一个长期奋斗、持续提升的过程，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久久为功的坚守。谷文昌用十几年时间植林，黄大发用三十余年时间凿渠，子产用一生时间治郑，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之所以能够被历史铭记、被百姓传颂，核心就在于他们的“恒”——坚守为民初心不变，坚守干事创业不怠，用一生的坚守，践行“术济苍生”的誓言。

　　“巧”“实”“效”“恒”，四者合一，方为真正的“为官之巧”，方为卓越的为官之道。“巧”为方法，“实”为根基，“效”为目标，“恒”为保障，四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的完整体系。对于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而言，唯有深刻理解并践行这四个字，坚守“初心为民、术济苍生”的核心归宿，才能真正实现从“有为”的履职尽责，迈向“卓越”的经世济民，才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异答卷。

　　第二节 号召：以巧劲促发展，书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时代篇章

　　为官从政，干事创业，既要心怀为民之心、扛起担当之责，更要深谙成事之巧、善用赋能之法。“以巧赋能”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是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从“有为”到“卓越”跨越的必由之路。那么，为官处世为何必须以巧赋能?答案，就藏在“效能”二字的深层内涵里，藏在历史经验的沉淀中，藏在现代治理的规律里，更藏在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迫切需求里。

　　一、鉴往知来：历史镜鉴中，以巧赋能是破解治理困境的智慧选择

　　回望中国古代官场，无数仁人志士用自身的仕途实践，印证了“巧干胜蛮干、智为胜硬为”的深刻道理。真正的良吏，从来不是只知“埋头苦干”的莽夫，而是善于用巧劲、聚合力，让为民初心落地生根、让治理举措见效落地的智者。晚清名臣曾国藩，便是从“蛮干碰壁”到“巧干成事”的典型代表，他的仕途转变，为后世为官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曾国藩早年初入官场时，秉持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直品性，一味强硬行事、勇猛精进，不懂得变通之法、协调之道。他出身农家，自幼寒窗苦读，心怀家国天下，立志做一名清正廉洁、为民办事的清官，却因不懂为官之巧，处处碰壁、举步维艰。在京城为官时，他直言敢谏，多次上书弹劾贪官污吏、针砭时弊，即便面对权贵也毫不退让，最终得罪了大批同僚与权贵，被孤立排挤，仕途屡屡受挫;后来他奉命赴长沙练兵，为了打造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悍的湘军，他坚持从严治军，不徇私情，甚至不惜得罪当地官员与士绅，结果遭到多方掣肘，练兵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甚至一度陷入生命危险。接连的挫败让曾国藩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有所利有所弊，有所得有所失”，逐渐认识到：想做成大事，仅凭一腔热血、一身刚直远远不够，必须在坚守初心、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学会和光同尘、灵活变通，才能调动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才能让正确的事情得以推进。这种反思，是一次深刻的认知飞跃——从“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的固执坚守，转变为“让对的事做得成”的务实智慧;从“只做清官”的单一追求，升级为“做能成事的清官”的综合考量。此后，曾国藩彻底转变行事风格，秉持“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的原则，既坚守清正廉洁的底线，不贪腐、不徇私，又学会了协调各方、灵活处事。他主动缓和与同僚、权贵的关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懂得借力发力、凝聚合力，不再一味强硬蛮干，而是以巧劲化解矛盾、破解困境。在练兵过程中，他既坚持从严治军的核心原则，又适当兼顾当地士绅的合理诉求，争取各方支持;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善于利用地形优势、分化敌人力量，而非一味硬拼硬打，最终带领湘军平定叛乱，挽救了晚清危局。曾国藩曾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种“柔”，不是软弱妥协，而是以巧劲破局、以智慧成事的谋略。他的“非典型清官”形象，正是以巧赋能的生动写照——清官是底色，巧干是方法，唯有二者结合，才能既守住初心，又能成就事业。反观历史上那些只知蛮干、不懂巧劲的官员，即便心怀赤诚，最终也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明代海瑞，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被誉为“海青天”，但他过于刚直、不懂变通，推行改革时一味强硬，不懂得协调各方利益，最终改革难以落地，甚至遭到百姓误解，虽留名青史，却未能实现更大的治理价值。这充分说明，做清官不易，但只做清官而不懂为官之巧，事业同样难以推进;唯有以巧赋能，才能让清正初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二、循理而行：现代规律中，以巧赋能是实现卓越治理的科学路径

　　以巧赋能，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符合现代治理科学规律的必然选择。现代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早已印证了“巧干胜于蛮干”的道理，其中，管理学者吉姆·柯林斯的“第五级经理人”理论，与为官者“以巧赋能”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为新时代为官者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吉姆·柯林斯是全球知名的管理学家，他带领研究团队，历经长达五年的严谨对比研究，筛选出11家从优秀走向卓越的企业，通过深入分析这些企业的发展历程与管理模式，提出了从优秀到卓越的七项核心条件，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一项，便是“第五级经理人”。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明确指出，“第五级经理人”是兼具极度的个人谦逊与强烈职业意志的领导者，他们具有两大鲜明特质：一方面，“具有令人折服的谦逊”，不居功自傲、不张扬跋扈，善于倾听、乐于合作，懂得凝聚团队力量，而非靠个人英雄主义行事;另一方面，“具有职业化的坚定意志，将自己的雄心壮志都倾注于事业”，在坚守核心使命与目标的前提下，善于运用科学方法、灵活策略，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事业向前。

　　这种“谦逊与坚毅并存、方法与使命统一”的特质，恰恰是为官者“以巧赋能”的核心内涵。为官者的“有为”，是坚守使命、敢于担当的职业意志;为官者的“巧为”，是谦逊务实、善于方法的治理智慧。真正卓越的为官者，从来不是靠个人逞强、蛮干硬干的“英雄”，而是靠智慧凝聚合力、靠方法提升效能的“智者”。就像柯林斯在研究中发现的，那些实现从优秀到卓越跨越的企业，其领导者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独断专行的人，而是善于倾听、善于借力、善于用巧劲破解难题的人——他们不纠结于“我能做什么”，而是聚焦于“我们能做成什么”;不执着于“用强硬手段推进”，而是善于“用科学方法落地”。这一理论，在现代公共治理中同样适用。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便是“第五级经理人”特质的典型践行者。他一生谦逊务实，始终将新加坡的发展与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不搞个人崇拜、不张扬跋扈;同时，他又具有极强的职业意志，面对新加坡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种族多元的困境，他没有蛮干硬干，而是以巧劲破局——在种族治理上，推行“多元共存”政策，尊重不同种族的文化与信仰，化解种族矛盾，凝聚国家合力;在经济发展上，立足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优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外资、发展高端产业，最终将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打造成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现代化国家。李光耀的治理实践，印证了“以巧赋能”的科学性——唯有将谦逊务实的作风与科学灵活的方法相结合，才能突破困境、实现卓越。

　　对于新时代的为官者而言，柯林斯的理论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不仅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担当精神，更需要科学的治理方法、灵活的处事智慧。以巧赋能，本质上就是遵循现代治理规律，将“个人担当”与“科学方法”相结合，将“为民初心”与“治理效能”相结合，让干事创业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

　　三、立足当下：时代需求中，以巧赋能是扛起使命担当的必然要求

　　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既是新时代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明确要求，也为为官者的成长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对资源有限、矛盾交织、需求多样的治理现实，仅仅“有为”——愿意干事、敢于担当，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巧为”——善于干事、科学干事、高效干事。以巧赋能，已然成为时代对为官者提出的必然要求，成为为官者扛起使命、履职尽责的必由之路。正如中央领导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里的“干”，绝非盲干蛮干、急功近利，更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花架子”，而是讲究方法、注重实效的科学之干、智慧之干、巧劲之干。在现实治理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干部心怀赤诚、干劲十足，却因不懂方法、不会变通，一味蛮干硬干，结果“好心办坏事”——比如，有的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不结合当地实际，盲目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搞“一刀切”的产业建设，最终导致资源浪费、百姓不满;有的干部在化解矛盾纠纷时，不倾听群众诉求、不讲究方式方法，一味强硬施压，结果激化矛盾、影响稳定。这些案例充分说明，没有巧劲的“有为”，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唯有以巧赋能，才能让“干”更有质量、更有效效。

　　为官处世之所以要以巧赋能，根源在于现代治理的复杂性与民生需求的多样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治理难题，早已不是“一令既出，天下从之”的简单模式，而是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多元交织，是不同群体、不同诉求的相互碰撞。百姓的需求，早已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升级为“宜居宜业、公平公正、幸福安康”的多元需求;治理的场景，也从“单一管理”转向“多元共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仅凭“埋头苦干”，往往难以应对复杂局面、满足多元需求，甚至会出现“出力不讨好”的困境。唯有以巧赋能，善于整合资源、精准施策、灵活处事，才能在复杂的局面中找到突破口，在多元的需求中找到平衡点，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四、知行合一：以巧劲践初心，书写造福一方的时代答卷

　　从历史镜鉴到现代规律，从时代需求到治理实践，“以巧赋能”的重要性已然清晰。对于新时代的为官者而言，以巧劲促发展、以赋能践初心，不仅是一种方法智慧，更是一种责任担当、一种境界追求。唯有将“巧劲”融入履职尽责的每一个环节，才能真正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书写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时代篇章。

　　(一)历史维度：巧则顺，蛮则逆，坚守规律方能行稳致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好的清醒剂。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懂得以巧赋能、顺应规律的王朝，往往能长治久安、百姓安乐;凡是一味蛮干硬干、脱离实际的王朝，往往会民怨沸腾、走向覆灭。秦代的兴衰，便是最生动的例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其功绩不可磨灭。但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缺乏治理之巧，一味推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强行征调民力修建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墓，繁重的徭役、严苛的刑罚，让百姓苦不堪言、民怨沸腾。他的初衷，是想通过强硬手段统一思想、强化集权、巩固统治，却因不懂“宽猛相济”的巧劲，背离了民心、违背了规律，最终导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便迅速灭亡，成为“蛮干致败”的历史教训。

　　与秦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刘邦建立汉朝后，面对秦末战乱后的残破局面——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没有一味蛮干硬干，而是听从萧何、曹参等大臣的建议，以“无为而治”的巧劲，顺应民心、遵循规律，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免赋税、废除苛法、鼓励农耕、释放奴婢，让百姓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恢复生产、安居乐业。这种“无为而治”，并非真正的“无所作为”，而是一种“以巧赋能”的治理智慧——不折腾、不扰民，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百姓意愿，用最小的干预，实现最大的治理效能。正是凭借这种巧劲，汉初的经济迅速恢复、国力不断提升，为大汉四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巧干致胜”的历史典范。

　　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吸取王莽改制失败的教训，不搞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而是以“柔道治国”的巧劲，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安抚百姓，最终实现了“光武中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秉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善于倾听大臣的意见，推行仁政、宽缓刑罚，以巧劲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开创了“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治世典范。这些历史经验反复印证：“巧则顺，蛮则逆”，脱离实际的硬干，只会消耗资源、背离民意;以巧赋能，顺应规律、贴合民心，才能让治理举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

　　(二)现实维度：巧赋能，提效能，精准施策方能惠及民生

　　进入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多样性日益凸显，“以巧赋能”已经成为基层干部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其中，基层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便是以巧赋能、实现从“粗放式”有为到“精细化”卓越的典型实践，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彰显了“巧劲”的强大力量。

　　以往，我国的社区治理常常面临“管不到边、抓不到点、服务不到位”的困境：社区范围大、人口多，居民需求多样，干部精力有限，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有的群众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有的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有的服务举措得不到精准落地，看似干部们“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属于典型的“蛮干硬干”式有为，难以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

　　为破解这一困境，各地积极探索，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巧劲整合资源、精准发力，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所谓“网格化管理”，就是将社区(村)划分为若干个细小的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或多名网格员，负责网格内的人口摸排、诉求收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服务代办等工作;同时，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网格化管理平台，整合公安、民政、卫健、应急等部门的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协同联动，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据民政部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已建成城乡社区网格近500万个，网格员队伍规模超过1400万人，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超2000万件，办结群众诉求超3000万件，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当地推行“网格智治”模式，将全市划分为近10万个网格，配备网格员15万余人，借助大数据平台，实现网格内群众诉求“一键上报、快速响应、及时办结”，2023年以来，当地网格矛盾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诉求办结率达99%以上，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这种“巧”，在于精准定位、整合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将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让干部的精力用在“刀刃上”;在于精准对接、精准服务——网格员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实现“群众有需求、干部有回应、服务有温度”;在于科技赋能、提升效能——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协同联动，减少重复劳动，提升治理效率。这种“巧劲”，让基层治理从“粗放式”的有为，成功转向“精细化”的卓越，让为民服务的初心，通过科学的方法、精准的举措，真正落到了实处。除了网格化管理，新时代还有许多生动实践彰显着“以巧赋能”的力量。比如，贵州省毕节市，面对喀斯特地貌显著、生态环境脆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困境，没有一味依赖上级扶持、盲目发展产业，而是以巧劲破局，推行“生态补偿+产业发展”模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带动了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又如，江苏省苏州市，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没有搞“一刀切”的拆建，而是以巧劲兼顾“改造质量、居民意愿、历史风貌”，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既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又保留了老小区的历史韵味，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

　　(三)使命践行：以巧劲践初心，书写卓越时代答卷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这份“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为民情怀，是历代为官者的精神追求，更是新时代为官者的使命担当。但这份宏大的情怀，从来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口号，而是需要以巧劲落地、以实干践行——若没有治理之巧，再坚定的为民初心，再宏大的理想抱负，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唯有以巧赋能，将智慧与担当相结合、方法与初心相结合，才能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美好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学会以巧劲促发展、以赋能践初心，就要做到三点：一是坚守初心，筑牢“巧”的根基。所有的“巧”，都必须根植于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偏离公平正义的底线，不能沦为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工具，要始终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百姓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让“巧”始终服务于民生、服务于发展。二是勤学善思，提升“巧”的能力。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现代治理知识，学习历史经验教训，不断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协调能力，学会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善于发现问题、找到突破口、整合资源，让“巧劲”成为干事创业的“硬本领”。三是求真务实，彰显“巧”的实效。“巧”不是花言巧语、弄虚作假，而是务实管用、能解难题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巧劲”用在破解难题上、用在提升效能上、用在惠及民生上，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真正干成大事、泽被后世。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代又一代为官者接续奋斗、担当作为。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摒弃蛮干硬干的浮躁，摒弃投机取巧的歪念，坚守初心、勤学善思、求真务实，以巧劲赋能、以实干建功，在复杂的治理局面中破局前行，在为民服务的实践中实现价值，从“有为”的履职尽责，迈向“卓越”的经世济民，书写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彩时代答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节 展望：从优秀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终极追求

　　为官从政，最基本的追求是“有为”，最崇高的境界是“卓越”，最终极的价值是“传世”。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不是简单的履职升级，而是为官者初心、能力、境界的全方位升华，是从“完成当下任务”到“留下长远价值”的历史性跨越。“有为”是履职尽责的底线，是“当下的成绩”，是能够扛起责任、办好具体事务、解决眼前难题;“卓越”是经世济民的高阶，是“历史的印记”，是能够塑造治理范式、破解深层矛盾、留下不朽价值;而“以巧赋能”，正是连接二者的核心桥梁，它要求为官者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思维，以战略眼光谋全局、以创新方法破难题、以系统思维促长远，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质变，最终抵达“传世”的终极追求。

　　纵观古今中外，那些被历史铭记、被百姓传颂的为官者，无一不是以巧赋能、从有为走向卓越、从做事迈向传世的典范。他们的实践，不仅彰显了“以巧赋能”的强大力量，更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了可学可鉴的宝贵经验，清晰诠释了“有为”“卓越”与“传世”的内在逻辑。

　　一、古今典范：以巧赋能，见证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跨越

　　从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践行者，无数为官者、实干家以自身的实践，践行着“以巧赋能、追求卓越”的初心，书写着“传世”的时代篇章。他们的故事，既是对“有为”与“卓越”最生动的诠释，更是对“以巧赋能”最有力的印证。

　　(一)张謇：以实业为支点，以巧劲筑传世之基

　　近代以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仁人志士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张謇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身为清末状元，本可跻身官场、安享荣华，却在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国耻之下，毅然放弃仕途，践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以巧思谋发展，以实干筑根基，从“办企业”的有为，实现了“建城市”的卓越，更留下了泽被后世的传世之功。

　　张謇的“巧”，在于跳出单一实业的局限，以系统思维整合资源、谋划发展。1899年，他历经千辛万苦，在南通唐家闸创办大生纱厂，取名“大生”，寄托“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的理想，这是他“有为”的起点——创办企业，解决百姓就业、带动地方经济。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构建起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先后创办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还在黄海海滩办起20多家盐垦公司，到1907年已围垦近10万亩，既保证了大生纱厂的原棉供应，又带动了农业发展。更难得的是，张謇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以实业滋养教育，以教育支撑实业，走出了一条“实业+教育+民生”的系统发展之路。他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通州师范学校，随后又创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等，还协助创办复旦学院、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如今国内近20所百年高等院校，追根溯源都与张謇有关。同时，他还在南通建设医院、水利工程、博物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影剧院等民生设施，将一座落后闭塞的封建小城，打造成“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以巧赋能”的深刻内涵：他巧于整合资源，将实业、教育、民生紧密结合，而非孤立发展;他巧于系统谋划，立足长远、兼顾当下，让每一项举措都能惠及百姓、滋养后世。毛泽东同志曾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謇的“有为”，是创办实业、兴办教育的具体实践;他的“卓越”，是开创了近代地方治理的新模式，塑造了“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治理范式;而他的“传世”，则是他的治理理念、实干精神，以及他留下的企业、学校、民生设施，跨越百年依然滋养着南通百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用一生践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信念，真正实现了从“做事”到“传世”的终极跨越。

　　(二)精准扶贫：以巧策破难题，以实干铸卓越之功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对各级官员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以往的扶贫工作，多采取“大水漫灌”的模式，不分贫困类型、不分群众需求，盲目投入资源，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效果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只是“有为”层面的尝试，却未能实现“卓越”层面的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正是以巧赋能、从有为到卓越的典范。这一战略跳出了“一刀切”的扶贫思维，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的巧策，针对不同贫困类型、不同贫困家庭的实际需求，制定差异化帮扶方案，真正实现了“扶真贫、真扶贫、扶贫真”。这种“巧”，在于精准定位、精准发力，打破了以往扶贫“大水漫灌”的粗放模式，让资源用在“刀刃上”;在于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根据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推行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多管齐下的举措，确保扶贫举措贴合实际、取得实效。数据见证成效，实践彰显价值。截至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就，不仅是“消除贫困”的“有为”——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具体任务，解决了亿万群众的温饱问题;更是“探索出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卓越”——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治理范式，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被动扶贫”到“主动脱贫”，精准扶贫的实践，彰显了“以巧赋能”的强大力量。它启示新时代为官者：干事创业不能盲目蛮干，唯有以巧策破难题、以精准促实效，才能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才能留下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才能真正做到造福一方、泽被后世。

　　二、深刻剖析：有为与卓越的差距，卓越与传世的内核

　　很多为官者都能做到“有为”，却难以抵达“卓越”，更难实现“传世”，核心在于未能深刻理解“有为”与“卓越”的本质差距，未能把握“卓越”与“传世”的核心内核。厘清这种差距与内核，是为官者实现从“做事”到“传世”跨越的前提。

　　(一)有为与卓越的差距：从“完成任务”到“开创局面”的质的飞跃

　　何为“有为”?有为者，是有担当、有作为、愿干事、能干事之人。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能够认真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能够及时解决眼前的突出问题，能够在自己的任期内做出一定的成绩，不辜负岗位的使命、人民的期待。比如，有的干部在任期间，认真落实上级政策，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初步发展，这便是“有为”，是为官者的基本素养。

　　但“卓越”与“有为”，有着本质的差距。卓越者，不仅能够完成任务，更能够开创局面;不仅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能够奠定长远的发展根基;不仅能够造福一方百姓，更能够泽被后世子孙;不仅能够立足本职，更能够跳出局限、引领发展。如果说“有为”是“低头做事”，那么“卓越”就是“抬头看路”;如果说“有为”是“解决具体问题”，那么“卓越”就是“构建治理体系”;如果说“有为”是“当下的成绩”，那么“卓越”就是“长远的价值”。

　　从“有为”到“卓越”，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是治理境界、治理能力、治理格局的根本提升。这种飞跃，离不开“以巧赋能”，更离不开长期的坚持与积累。管理学者吉姆·柯林斯的研究，深刻揭示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关键机制——“飞轮效应”。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指出，飞轮效应就像骑自行车，刚开始启动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让飞轮转动起来，但一旦转动起来，随着持续的、累积的努力，飞轮会越转越快，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质的跨越。他通过调查1000多家企业发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根本没有所谓的“神奇时刻”，唯一的成功道路就是全力以赴、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这一理论，对为官者有着深刻的启示：卓越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靠一次性的变革、某个天才的决策，更不是靠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而是靠长期坚持正确的方法、持续积累治理效能的自然结果。为官者要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就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树立“久久为功”的长远意识，以巧劲赋能、以实干筑基，在持续的努力中推动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最终实现质的飞跃。

　　(二)卓越与传世的内核：从“个人政绩”到“民生福祉”的境界升华

　　如果说“卓越”是从“有为”到“传世”的桥梁，那么“传世”就是“卓越”的终极归宿。所谓“传世”，不是要名垂千古、流芳百世，不是要追求个人的“不朽之名”，而是要泽被后人、惠及长远——为官者在任期间的制度设计、治理理念、工作方法，能够超越任期、超越个人，持续为国家和人民创造价值;能够让后人在传承中受益，在践行中发展，这才是为官者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卓越”的最高境界。

　　实现“传世”，核心在于境界的升华——从“为政绩”到“为民生”的转变。有为者的动力，可能来自对个人政绩的追求，来自对个人升迁得失的考量，他们所做的事情，往往更注重“当下的成效”，更注重“上级的评价”;而卓越者的动力，来自对民生福祉的深沉关怀，来自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担当，他们所做的事情，更注重“长远的价值”，更注重“人民的满意”。中央领导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为官者的价值追求，也点明了“卓越”与“传世”的核心内核。真正的卓越，不是为了青史留名，而是为了人民幸福;不是追求个人的“卓越标签”，而是追求事业的长久价值;不是只顾任期内的“光鲜业绩”，而是兼顾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就像张謇，他一生致力于实业、教育、民生，从未追求个人的名利，却因泽被后世而被永远铭记;就像精准扶贫的践行者，他们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只为让亿万群众摆脱贫困，却因创造了人类减贫奇迹而被载入史册。

　　三、实践路径：过好“三关”，实现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跨越

　　实现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跨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为官者在实践中不断锤炼、不断提升，重点要过好“认知之关”“方法之关”“境界之关”，以巧赋能、以实干践行，才能抵达“传世”的终极追求。

　　第一关：认知之关——从“做事”到“成事”，筑牢卓越之基

　　认知决定格局，格局决定成就。有为者与卓越者的差距，首先体现在认知层面：有为者着眼于“做”，注重“做了什么”，满足于完成具体任务、解决眼前问题;卓越者着眼于“成”，注重“做成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追求任务的实效、长远的价值。从“做事”到“成事”的认知跃升，是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起点，也是为官者必须过好的第一关。晚清名臣曾国藩，便是从“做事”到“成事”的典型代表。他一生廉洁奉公，始终坚守“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的信念，在《曾国藩家书》中反复告诫家人“以不要钱为本”，秉持“劳、谦、廉”三字自惕。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封武侯”第一人，达到了“有为”的巅峰——完成了平定叛乱、稳定国家的重大任务，可谓功高盖世。但他在功成之后并未止步，更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深刻认识到：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制度;平定叛乱只是“做事”，整顿吏治、完善制度、滋养民生才是“成事”。于是，曾国藩着手整顿吏治、裁减陋规，致力于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他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官员考核、选拔机制，严惩贪官污吏、倡导廉洁奉公，努力扭转晚清官场的腐败风气;他重视教育、兴办书院，培养人才、滋养文脉，为晚清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从“完成一件事”(平定叛乱)到“构建一个系统”(整顿吏治、完善制度)的认知跃升，正是从有为到卓越的核心体现。他深知，唯有构建起长效机制，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做到泽被后世，这种认知，也让他从“有为”的名臣，成为“卓越”的政治家，被后世敬仰。这启示新时代为官者：要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树立“系统思维”“长远思维”，做每一件事都要思考“这件事能带来什么长远价值”“能为百姓留下什么”“能为后续发展奠定什么基础”，从“注重过程”向“注重结果”转变，从“完成任务”向“创造价值”转变，才能筑牢卓越之基，迈出从有为到卓越的第一步。

　　第二关：方法之关——从“凭经验”到“靠科学”，激活赋能之效

　　方法决定效能，科学的方法是实现卓越的关键。有为者，往往依靠自身的经验、个人的能力干事创业，虽然能够完成任务，但效率不高、效果有限，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治理难题;卓越者，懂得治理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善于运用巧劲、借助科学方法，整合资源、破解难题，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能，这便是“以巧赋能”的核心要义，也是从政

　　为官者必须过好的第二关。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之所以能够成为从有为到卓越的典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得益于他对制度的精密设计。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吏治混乱、财政空虚、边境不宁，社会矛盾尖锐，很多官员虽有干事之心，却因缺乏科学方法、仅凭经验行事，难以扭转局面，只能算是“有为”却不“卓越”。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没有盲目蛮干，而是以科学的思维、精密的方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核心的便是“考成法”。“考成法”的核心，是“综核名实、赏罚分明”，通过建立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核体系，将官员的履职情况与考核、奖惩直接挂钩，明确官员的职责、任务与期限，确保“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张居正用制度的力量代替个人的力量，用规则的确定性代替人治的随意性，打破了以往官场“推诿扯皮、玩忽职守”的陋习，让明朝的行政机构高效运转，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边境逐渐安定，一度扭转了明朝衰败的局面。他的改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治理难题，更留下了一套可借鉴、可传承的治理方法，成为“以巧赋能、靠科学成事”的典范。新时代的为官者，面临的治理环境更加复杂、治理任务更加繁重，仅凭经验行事早已难以适应时代需求。要过好“方法之关”，就必须摒弃“经验主义”，主动学习现代治理科学、系统思维、创新方法，善于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技术，善于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善于精准施策、因地制宜，让干事创业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要学会用巧劲破难题、用科学提效能，让“以巧赋能”成为干事创业的“硬本领”，才能实现从“有为”到“卓越”的跨越。

　　第三关：境界之关——从“为政绩”到“为民生”，彰显传世之本

　　境界决定高度，为民情怀是实现卓越、抵达传世的根本。有为者，可能会追求个人政绩、注重个人形象，所做的事情往往带有“功利性”，难以兼顾长远、惠及后人;卓越者，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民生福祉放在首位，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默默奉献、久久为功，追求事业的长远价值，这是从有为到卓越的最高跨越，也是从政为官者必须过好的第三关。中央领导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根本宗旨。真正的卓越，不是为了个人的升迁得失，不是为了青史留名，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追求任期内的“光鲜业绩”，而是追求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不是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是做“民心工程”“传世工程”。历史上，这样的典范比比皆是。除了张謇、曾国藩，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是如此。他一生为官清廉、心怀百姓，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无论身处何位，都始终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恰逢当地遭遇洪涝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没有急着搞“政绩工程”，而是因地制宜、以巧施策，一方面组织百姓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既解决了洪涝问题，又美化了环境;另一方面，他利用西湖的水资源，发展灌溉、养殖产业，带动百姓增收，让百姓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安居乐业。他所修筑的苏堤(后经苏轼修缮完善)，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洪涝问题，更成为杭州的标志性景观，泽被后世千年，成为“为民生、留传世”的典范。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过好“境界之关”，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摒弃“功利心”，涵养“为民心”，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百姓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牢记，为官一任，不是为了留下个人的“名声”，而是为了留下百姓的“笑容”;不是为了留下“政绩标签”，而是为了留下“传世价值”。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默默奉献、久久为功，做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让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能惠及百姓、滋养后世，真正实现从“有为”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终极跨越。

　　四、终极回响：以巧赋能，书写传世华章

　　从优秀到卓越，本质是从“解决问题”到“创造模式”的升华;从做事到传世，本质是从“个人履职”到“为民造福”的境界升华。从政为官者的终极追求，从来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泽被后人、惠及长远的传世之功;从来不是一时的有为，而是长久的卓越。

　　时代呼唤卓越，人民期盼传世。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多的从政为官者跳出“有为”的局限，以巧赋能、追求卓越，以初心践使命、以实干铸传奇。要过好“认知之关”，从“做事”到“成事”，筑牢卓越之基;过好“方法之关”，从“凭经验”到“靠科学”，激活赋能之效;过好“境界之关”，从“为政绩”到“为民生”，彰显传世之本。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的治理实践超越个体履职的范畴，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才能让自己的初心使命，转化为泽被后世的传世之功;才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彩华章，实现从优秀到卓越、从做事到传世的终极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未完待续)

　　2026年4月12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