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六十九章 处世之巧
——为官履职的智慧密钥与实践指南
(接4月9日)三、实践精髓：功成身退的三大核心要义
功成身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沉淀千年的从政智慧，更是新时代从政为官者必须锤炼的政治品格、涵养的人生境界。它绝非功成名就后的消极避世，也不是畏难避责的退缩逃避，而是历经风雨洗礼后的清醒通透，身居高位时的自持自律，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升华与责任担当。践行功成身退，看似只是一次简单的“转身”，实则考验着为官者的自我认知能力、胸怀格局境界与初心本色坚守。其核心精髓，可高度凝练为“知止、戒贪、有度”三大要义，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功成身退的完整智慧体系，既扎根于古今从政实践的历史积淀，又契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要求，为当代从政者修身立德、履职尽责、善始善终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与实践遵循。
(一)精髓之一：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筑牢立身之基
老子在《道德经》中掷地有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这句话穿越千年岁月依然振聋发聩，深刻揭示了“知止”的本质内涵——所谓知止，是认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适可而止的人生智慧;是不贪得无厌、不恋权不止的清醒自持;是在功成之时收敛锋芒、从容转身的坚定定力。它要求为官者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看清“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自然法则，明白“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历史必然，在权力、地位、名利达到一定高度时，主动按下“暂停键”，不越雷池、不踩红线、不碰底线，才能远离祸患、行稳致远，实现个人与事业的长远发展。
与范蠡齐名的张良，同样将“知止”智慧践行到了极致。秦末乱世，张良胸怀家国、心怀天下，辅佐刘邦斩蛇起义、逐鹿中原，屡献奇策——鸿门宴上巧解危机，暗度陈仓出奇制胜，垓下之围助灭项羽，最终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汉朝，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汉朝建立后，刘邦对张良恩宠有加，欲封其为万户侯，给予其极高的权力与地位，可张良却始终保持清醒。他深知“功高震主”的致命危险，也明白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过度贪恋只会引火烧身、身败名裂。于是，他坚决推辞了万户侯的封赏，只请求封于留地(今江苏沛县)，随后主动辞官，归隐山林，潜心修道，彻底远离朝堂纷争。正是这份“知止”的清醒与定力，让张良在刘邦诛杀功臣的浪潮中得以保全自身，最终安享晚年，被后世奉为从政者的楷模，更被尊为“谋圣”。
反观历史上那些不懂“知止”、贪得无厌的官员，大多落得身败名裂、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战国时期，文种与范蠡一同辅佐勾践成就霸业，文种功不可没，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功劳不亚于范蠡，却在功成之后贪恋权位、居功自傲，不听范蠡“功成身退”的苦苦劝告，执意留在朝堂，最终被勾践赐死，留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千古遗憾。还有秦朝的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政绩卓著，却在晚年贪恋权力、利令智昏，参与沙丘之变，妄图保住自身权位，最终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市，家族被灭，一生功业付诸东流。三国时期的杨修，才华横溢却不懂知止，屡次锋芒毕露、窥探曹操心思，最终因“鸡肋”之事被曹操所杀，成为“不知止而招祸”的典型。这些血淋淋的案例深刻警示我们：不懂知止，必遭祸患;唯有知止，才能长久。
对当代从政为官者而言，“知止”更是一种必备的政治素养、一种清醒的人生智慧。新时代的从政者，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肩负着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发展、为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更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取得成就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同事的支持、群众的拥护，而非个人的一己之功，不能居功自傲、贪功求赏、目中无人;在权力面前，要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非谋取私利的资本，不能贪权恋位、越权办事、滥用职权。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止步”，在功成之后主动让贤，不盲目追求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而是根据自身能力与事业需求，适时转身——要么深耕基层、继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么主动退位、扶持后辈成长，用“知止”的智慧，筑牢为官立身之基，实现人生价值的另一种升华。就像“时代楷模”张桂梅，在创办华坪女高、帮助数千名山区女孩走出大山、实现教育梦想后，没有贪恋荣誉与权位，而是主动交接工作、培育接班人，用“知止”的行动，诠释了新时代从政者的初心与担当;还有“大国工匠”徐立平，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发动机药面整形领域深耕数十年，攻克无数技术难题，为国家航天事业作出卓越贡献，却始终保持谦逊低调，不贪名不恋利，在功成之后主动传帮带，培育青年技术人才，彰显了“知止”的境界。
(二)精髓之二：戒贪——戒贪止欲，淡泊名利，守住从政之本
如果说“知止”是功成身退的前提，那么“戒贪”就是功成身退的核心与关键。许多官员之所以不能功成身退，并非不懂“功成身退”的道理，也并非缺乏“知止”的认知，而是过不了“名利关”“权力关”“欲望关”，被贪念牢牢裹挟，放不下名位、放不下权力、放不下利益，最终在权位的漩涡中迷失自我，一步步走向违纪违法的深渊，落得身败名裂、身陷囹圄、遗臭万年的下场。所谓戒贪，就是要摒弃贪权、贪利、贪名的念头，始终保持淡泊名利的心态，坚守初心本色，不为名利所惑，不被权位所困，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孔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权，用之有度。”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为官者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追求——为官者并非不能追求正当的利益、合理的权力，而是必须坚守底线、把握尺度，不能贪得无厌、肆无忌惮，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官者手握权力，肩负着人民的期望与国家的使命，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戒贪止欲，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始终保持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的作风。北宋大儒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正是对为官者戒贪止欲、坚守本色的生动诠释，也成为后世从政者修身立德的座右铭;北宋包拯“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一生戒贪止欲，不徇私情、不谋私利，被誉为“包青天”，其事迹流传千古，成为当代从政者戒贪修身的典范。
历史上，范蠡不仅是“知止”的典范，更是“戒贪”的标杆。他归隐经商后，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勤劳，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巨贾，但他始终不贪财、不恋富，始终保持淡泊名利的心态，多次将自己的财富分散给贫困百姓和邻里乡亲，“三聚三散”的故事流传千古、深入人心。他曾说：“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 这种淡泊名利、戒贪止欲的心态，不仅让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敬仰，更让他得以长久安宁、善始善终。张良同样如此，他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功劳盖世、威望极高，却不贪权、不贪名、不贪利，坚决推辞高官厚禄，主动归隐山林，潜心修道，始终坚守初心、淡泊名利，最终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还有东汉时期的杨震，为官清廉、戒贪止欲，有人深夜送金给他，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却直言“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用一生践行戒贪之道，被誉为“四知先生”，成为千古廉吏的典范;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看透官场贪腐乱象，不愿同流合污，毅然辞官归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用淡泊名利的一生，诠释了戒贪止欲的人生境界。
放眼国外，也有许多践行“戒贪”智慧、实现功成身退的从政者。美国前总统乔治·华盛顿，在领导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后，作为开国元勋，他拥有极高的威望，全国上下所有人都希望他终身担任总统，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华盛顿深知权力集中的危害，也始终坚守“戒贪”的底线，坚决拒绝终身任职，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主动卸任，回归田园，过起了平民生活。他的这一行为，不仅为美国确立了总统任期制的传统，避免了权力滥用与独裁统治的隐患，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功成身退、戒贪止欲”的从政智慧，被后世永远铭记。还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带领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后，没有贪恋权位，而是主动卸任，将权力平稳交接给后辈，用“戒贪”的定力，推动新加坡实现了长久稳定发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任期间推动德国经济发展、促进欧洲一体化，政绩卓著，却在任期结束后主动卸任，不贪恋权位、不谋求特殊待遇，回归平民生活，彰显了西方从政者“戒贪”的智慧与担当。
反观现实，近年来查处的许多腐败案件，都深刻印证了“贪念是祸根”的道理，也警示着当代从政者“戒贪”的重要性。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3万件，查处涉案人员2.7万人，其中不乏一些曾经身居高位、政绩突出的官员。这些官员，在从政初期大多兢兢业业、为民服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组织的信任与群众的认可，但在功成之后，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被贪念裹挟，贪权、贪利、贪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大肆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最终触犯党纪国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辜负了人民的殷切期望。
(三)精髓之三：有度——进退自如，张弛有度，显担当之智
功成身退，最易被误解为消极避世、不思进取，或是盲目退位、敷衍塞责，实则不然。真正的功成身退，核心在于“有度”——是进退自如、张弛有度的人生智慧，是该进则进、该退则退的政治担当，是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的处世哲学。所谓“有度”，绝非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也不是随心所欲、肆意而为，而是审时度势的清醒、权衡利弊的理性、胸怀大局的格局，是“进”时勇挑重担、不负使命，“退”时从容坦荡、不失风范，做到进退皆有章法、取舍皆有底线，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这种“有度”，既是一种清醒的政治智慧，一种博大的胸襟格局，更是一种坚定的责任担当，是当代从政者践行功成身退之道的核心支撑。
“进退有度，方圆自如”，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重要准则，更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评价弟子冉有和子路“过犹不及”，深刻揭示了“适度”的重要性——凡事过则必失，不及则不达，唯有把握好分寸、拿捏好尺度，才能行稳致远。对从政为官者而言，“有度”就是要摒弃“要么一味进取、贪权恋位，要么消极避世、无所作为”的极端思维，既要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需要担当、需要建功立业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也要在功成之后、使命完成之时，从容转身、主动让贤，不贪恋权位、不阻碍发展，做到“进”有担当、“退”有格局。
纵观古今中外，那些能够功成身退、善始善终，且被后人铭记的从政者，无一不是“进退有度”的典范，他们用自身的行动，诠释了“有度”的深刻内涵，也为当代从政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功成名就之后，没有贪恋权位、居功自傲，而是审时度势、主动辞官归隐，潜心修道、远离朝堂纷争，这是“退”的智慧，是懂得见好就收、不贪权恋位的清醒;但当汉朝统治出现危机、太子刘盈之位岌岌可危，吕后求助于他时，他没有一味避世、置身事外，而是挺身而出，为吕后出谋划策，请来“商山四皓”辅佐太子，稳定了汉朝的统治根基，这是“进”的担当，是懂得临危受命、不负使命的坚守。一退一进之间，尽显张良进退有度的政治智慧与责任担当，也让他成为历史上功成身退的千古典范。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将“进退有度”的智慧践行到了极致。他奉命组建湘军，历经十余年征战，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为清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功高震主、权倾一方。此时的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功高盖主者危，名满天下者不赏”的历史规律，深知如果继续手握重兵、贪恋权位，必然会引起朝廷的猜忌，最终落得“兔死狗烹”的悲惨下场。于是，他主动向朝廷上书，请求裁撤湘军，逐步交出兵权，降低自己的权力锋芒，虽未完全归隐山林、彻底功成身退，却也做到了进退有度、不贪不恋。他在《挺经》中写道：“人生之善止，可防危境出现，不因功名而贪，不因利禄而恋。” 这句话，既是曾国藩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更是对“进退有度”的深刻诠释——懂得在功成之时收敛锋芒，在鼎盛之际把握分寸，才能避免祸患、得以善终。最终，曾国藩得以善终，被后世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其“进退有度”的智慧，至今仍被从政者奉为圭臬。除了张良、曾国藩，历史上还有许多“进退有度”的典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托，辅佐刘备建立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刘备去世后，辅佐后主刘禅，全力北伐、力图兴汉，这是“进”的担当;但他始终坚守臣子本分，不贪权、不越位，始终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己任，从未有过篡权夺位之心，即便手握重权，也始终保持谦逊低调，做到了“进不越矩、退不避责”，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用一生诠释了进退有度的担当与忠诚。北宋名相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主动上书推行“王安石变法”，不顾守旧派的反对，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全力推动改革、造福百姓，这是“进”的勇气;但在变法受挫、无法继续推行之时，他没有固执己见、恋权不退，而是主动请辞，归隐田园，潜心著书立说，这是“退”的清醒，尽显进退有度的格局。
放眼世界，国外也有许多“进退有度、功成身退”的从政典范，其智慧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度”理念不谋而合。美国国父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被推举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他主动放弃连任的机会，拒绝了终身制的提议，毅然归隐田园，远离政治纷争，用行动践行了“进退有度”的理念，也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树立了典范。他曾说：“我将毫不犹豫地辞去这一职位，因为我深知，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懂得适时退让，才能让民主之花常开不败。” 华盛顿的“功成身退”，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懂得把握分寸、坚守底线的智慧，是“进”时勇担使命、“退”时从容坦荡的担当，与我国张良、曾国藩的智慧异曲同工，也印证了“进退有度”是人类共同的从政智慧。
反观历史与现实，那些不能功成身退、最终身败名裂的官员，很多都是因为不懂“有度”的道理，要么一味“进”，贪权恋位、恃功而骄，最终陷入权力的漩涡无法自拔;要么一味“退”，消极避世、敷衍塞责，忘记了为官者的初心与使命，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关羽，武艺高强、忠心耿耿，辅佐刘备建立蜀汉，立下赫赫战功，却因为刚愎自用、不懂进退，一味逞强好胜，最终败走麦城、身首异处，令人唏嘘;晚清的李鸿章，虽在洋务运动中做出过一定贡献，却因为不懂“有度”，一味追求权力、妥协退让，最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后人唾骂，一生功过参半。
在现实中，也有一些官员，在任职初期兢兢业业、主动作为，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功成之后，却不懂“有度”的道理，要么贪权恋位、迟迟不退，阻碍了后辈的成长与事业的发展;要么消极避世、不思进取，在其位不谋其政，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与期望。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中，有近三成是因为在功成之后，不懂进退、把握不好分寸，要么贪恋权位、谋取私利，要么消极懈怠、失职渎职，最终触犯党纪国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些案例深刻警示我们：“有度”是功成身退的关键，唯有把握好进退的分寸，才能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对当代从政为官者而言，践行“有度”的智慧，实现进退自如、张弛有度，既是践行功成身退之道的必然要求，也是涵养政治品格、履行岗位职责的重要体现。首先，要学会“审时度势”，既要认清时代发展的趋势，把握事业发展的规律，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能力短板、岗位的需求变化，不盲目进取、不消极退让，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全力以赴推动事业发展，做到“该进则进、进则有为”;在功成之后、使命完成之时，要主动让贤、退位让能，为后辈搭建成长平台，把机会留给更有能力、更有活力的年轻人，做到“该退则退、退则有品”。其次，要涵养“胸怀格局”，摒弃“官本位”思想，不贪权、不恋位、不嫉贤妒能，始终以公共利益为重，以人民幸福为念，做到“进”不骄、“退”不怨。要明白，为官者的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在于为人民做了多少实事、办了多少好事，在于是否坚守了初心使命、践行了责任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这句话深刻诠释了当代从政者的担当与格局，也为“有度”的智慧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进”是为了建功立业、为民服务，“退”是为了传承接力、续写辉煌，进退之间，皆是担当。最后，要坚守“初心本色”，无论“进”还是“退”，都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党纪国法的底线，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不被权力、名利所诱惑，不被人情、关系所裹挟。“进”时要坚守原则、廉洁自律，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退”时要从容坦荡、不忘初心，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在归隐之后依然可以发挥余热、为民奉献。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进退有度、功成身退，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才能成为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从政者。
综上，“知止、戒贪、有度”三大核心要义，相互关联、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功成身退的完整智慧体系。“知止”是前提，教会我们明边界、知底线，懂得适可而止;“戒贪”是基础，教会我们弃贪念、守本心，做到淡泊名利;“有度”是关键，教会我们明进退、显担当，实现张弛自如。对当代从政为官者而言，践行功成身退之道，就是要深刻领悟这三大核心要义，将其融入修身立德、履职尽责的全过程，既要胸怀大志、勇于担当，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建功立业;也要清醒冷静、淡泊名利，在功成之后从容转身，以“知止”明方向，以“戒贪”守底线，以“有度”显担当，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成为一名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从政者，书写出属于新时代的从政华章。
第六节 践行之要
——知行合一，躬身笃行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句穿越千年的哲思，深刻揭示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更是为官从政的核心准则。纵观古今为官处世之道，无论是进退之智、守成之巧，还是待人之诚、处事之度，所有的智慧谋略都绝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更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教条——其生命力在于践行，其价值在于落实，其真谛在于知行合一。所谓践行之要，核心在于坚守知行合一、秉持脚踏实地、坚持久久为功，把古今中外的处世智慧与为官技巧，转化为日常履职的实际行动，融入为民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让智慧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既彰显为官者的修养格局，又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处世之巧的践行，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应付上级、装点门面的形式主义，而是体现在每一项工作部署、每一次决策执行、每一次与群众打交道的细微之处。它要求为官者摒弃“纸上谈兵”的浮躁心态，远离“眼高手低”的不良陋习，摒弃“坐而论道”的空谈之风，以“实”立身、以“行”成事，在实践中领悟智慧、在践行中提升能力、在实干中检验成效。唯有如此，才能让处世之道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金钥匙”、为民服务的“指南针”、修身立德的“清醒剂”，既不负组织的信任与培养，也不负群众的期盼与重托，真正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践行处世之巧，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炼、自我提升、自我革新的长期实践，绝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更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其核心要牢牢把握“实、恒、戒、悟”四大关键，四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践行处世之巧的完整体系：既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拒绝虚浮、务求实效;也要有持之以恒的坚韧定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还要有接受监督的清醒自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更要有学以致用的领悟能力，学思践悟、融会贯通。唯有将这四大关键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将处世智慧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才能在从政道路上行稳致远，实现初心不改、使命不怠。
一、践行之基：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以“实”破虚
《荀子·修身》有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这句话深刻诠释了“务实”的本质——再近的道路，不迈步就无法到达;再小的事情，不行动就无法完成。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是践行处世之巧的根本前提，是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更是新时代从政者必须坚守的政治品格。所谓务实，就是摒弃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拒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不良作风，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每一份处世智慧、每一项工作部署，都用在办实事、解难题、惠民生上，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把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好，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从政为官者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唯有务实，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唯有务实，才能让处世智慧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回应群众的期盼。古人云：“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 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治理国家、履职尽责，关键在于行动、在于务实，光靠文书公告、空洞口号，无法实现有效治理，更无法赢得民心。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凡是名留青史、被百姓敬仰的清官廉吏，无一不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典范;而那些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虚浮不实的官员，终究会被历史淘汰、被百姓唾弃，留下千古骂名。
(一)古今典范：务实者流芳，虚浮者速朽
明代海瑞，便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千古典范，更是“以实破虚”的为官标杆。海瑞为官一生，始终坚守“为民办实事、不尚空谈、不慕虚名”的准则，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面对何种境遇，都躬身实干、务求实效，从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在任淳安县令时，他深知百姓深受苛捐杂税、豪强盘剥之苦，没有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深入基层、走访农户，走遍淳安的山山水水，摸清赋税实情、摸清群众痛点，最终坚决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推行“一条鞭法”，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面对地方豪强仗势欺人、鱼肉百姓，他不徇私情、不畏惧权势，坚决打击豪强势力，依法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他自身生活极其简朴，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始终与百姓同甘共苦，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甚至自己亲自耕种、自给自足。海瑞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华丽浮夸的政绩宣传，却用一件又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实事，践行着为官处世之道，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被百姓尊称为“海青天”，名留青史、流芳百世。与海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那些弄虚作假、虚浮不实、空谈误国的官员，西晋时期的王衍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衍出身名门望族，身居高位，位列三公，却胸无大志、不学无术，只会清谈玄学、夸夸其谈，整日周旋于文人雅士之间，空谈“无为而治”“玄学之道”，却从未深入基层了解民生疾苦，从未提出过一项切实可行的治国举措，更从未为百姓办过一件实事。他身居要职，却不思进取、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在西晋面临内忧外患、国家危在旦夕之时，依然沉迷清谈、推卸责任，最终导致西晋迅速灭亡，自己也被石勒所杀。王衍的一生，空谈误国、误民、误己，最终落得“清谈误国”的千古骂名，成为历史上虚浮不实、为官不廉的反面教材。这一正反对比深刻警示我们：务实兴邦，虚浮误国;为官者唯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才能践行处世之巧，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才能赢得百姓的敬仰与历史的认可。除了海瑞，历史上还有许多务实实干的典范，用一生践行着“以实破虚”的为官之道。唐代名相魏征，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不阿谀奉承、从不隐瞒实情，每次上朝都直言进谏，如实反映百姓的疾苦、朝政的弊端，为唐太宗制定治国方略提供了真实依据;他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百姓需求，提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重要主张，都被唐太宗采纳，推动唐朝走向繁荣富强。北宋名臣包拯，一生坚守务实作风，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无论在地方任职还是在中央为官，都始终以百姓利益为重，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严厉打击贪官污吏、豪强势力，公正审理案件，用务实行动践行“为民做主”的初心，被百姓尊为“包青天”，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放眼世界，国外也有许多秉持务实作风、践行处世智慧的从政典范，其务实精神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务实”理念不谋而合。美国前总统林肯，出身贫寒，一生历经坎坷，做过鞋匠、店员，多次竞选失败，却始终秉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作风，从不空谈理想、不夸大承诺。在担任总统期间，面对美国南北分裂的严重危机，他没有空谈“统一”的口号，而是深入南方各州调研，走遍南北各地，了解南北矛盾的核心症结——奴隶制的存在，进而制定合理的政策，循序渐进推进改革;他亲自与南方各州的代表沟通协商，耐心化解分歧、凝聚共识;他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废除奴隶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最终带领美国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分裂局面，推动美国走向稳定与发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的实践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面对何种困境，唯有务实实干、脚踏实地，才能将理念转化为行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成就事业。还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生秉持务实治国的理念，不搞空洞口号、不做表面文章，始终立足新加坡的国情，深入基层了解百姓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在他的带领下，新加坡从一个资源匮乏、面积狭小的岛国，逐步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全球最富裕、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李光耀曾说：“我从不追求虚名，只追求实效;百姓的幸福，才是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 这种务实精神，正是他践行处世之巧、成就治国伟业的核心关键，也为当代从政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二)现实践行：摒弃形式主义，聚焦为民办实事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践行务实作风，核心就是要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立足岗位实际，聚焦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把务实精神融入履职尽责的全过程、各方面，做到对上负责、对下负责、对自己负责相统一。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三点：一是对上不弄虚作假、不夸大成绩，如实汇报工作实情，不搞“数字政绩”“虚假政绩”，不隐瞒问题、不回避矛盾，以真实的工作成效接受组织的检验;二是对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进田间地头、走进社区楼栋、走进企业车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三是处理群众事务不推诿扯皮、不敷衍了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每一件诉求、每一个难题，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温暖。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推进基层减负工作，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务实干事。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基层单位会议数量同比减少35%，文件数量同比减少40%，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同比减少52%，基层干部用于应付形式主义的时间大幅减少，投入到办实事、解难题中的时间占比提升至78%以上。这一组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在整治形式主义、弘扬务实作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新时代从政者践行务实作风、践行处世之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无数从政者秉持务实作风，用实际行动践行处世之巧，书写了为民服务的动人篇章。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便是务实践行处世之巧的生动体现。当地官员摒弃“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旧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大规模调研，全面梳理群众办事的痛点、难点、堵点，聚焦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多跑腿”的问题，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政务资源、推进数据共享，打破部门壁垒、打通服务堵点，实现了“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截至2024年底，浙江省“最多跑一次”事项覆盖率达98.5%，其中“一次都不用跑”事项占比达65%，群众满意度达97.8%，企业办事效率提升60%以上，用务实行动践行了为民服务的初心，也彰显了处世智慧的实践价值，成为全国政务服务改革的标杆。
河南省兰考县，传承焦裕禄精神，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把务实作风融入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全过程，成为新时代务实干事的典范。当地干部传承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群众种植需求、生产困难，推广优质小麦、花生、蔬菜等农作物品种，搭建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帮助农民拓宽增收渠道;针对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农村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养老服务中心，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2023年，兰考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600元，同比增长12.3%，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3.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保持为0，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用务实实干的成效，践行了处世之巧，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也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还有贵州省毕节市，曾经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当地干部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深入调研当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制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发展策略，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推进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同时，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投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破解贫困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务实实干，毕节市实现了全面脱贫，2023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800元，同比增长11.8%，昔日的贫困地区，如今变成了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用务实行动诠释了“知行合一、躬身笃行”的深刻内涵，也为当代从政者践行处世之巧提供了生动的现实借鉴。
反观现实，依然有少数从政者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夸夸其谈、不务实事，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群众的真实需求;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编造虚假数据、夸大工作成绩，只为应付上级检查;有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愿深入基层、不愿与群众打交道，对群众的诉求推诿扯皮、敷衍了事。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务实作风的要求，也违背了处世之巧的核心要义，最终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甚至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5万起，处理6.7万人，其中不乏一些因虚浮不实、不作为、乱作为被查处的官员。这一数据深刻警示我们：新时代从政为官者，必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守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作风，以“实”破虚、以行践知，才能真正践行处世之巧，才能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
二、践行之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恒”致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这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深刻揭示了“恒”的本质——任何事物的成长与成就，都离不开长期的积累与坚守，践行为官处世之巧，更是如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表面工程，而是一场贯穿从政生涯、永不落幕的自我修行，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久久为功的韧劲，更需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与担当。
处世能力的提升、良好处世习惯的养成，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实践与自省;处世智慧的落地生根、干事创业成效的真正显现，更离不开长期的坚持与默默付出。古人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这句话精准诠释了持之以恒的力量——再坚硬的金石，只要坚持不懈地雕琢，终能被镂刻成型;再脆弱的朽木，若半途而废，也无法被折断。对从政为官者而言，践行处世之道，既要胸怀长远、立足当下，锚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也要不畏挫折、不惧困难，不因一时的挫折而动摇信念，不因一时的顺境而懈怠放松，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践行处世之巧，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才能让处世智慧真正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才能在从政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肩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大使命，面临着各种复杂多变的挑战与考验，践行处世之巧，更需要将“恒”字刻在心中、落在实处。唯有坚守持之以恒的初心，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保持清醒，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凝聚力量，才能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回应群众的期盼，真正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庄严承诺。
(一)古今典故：恒者成大事，弃者终无成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好的清醒剂。纵观古今中外，凡是能成就一番事业、被后世铭记的为官者，无一不具备持之以恒的优秀品质;而那些因缺乏恒心、半途而废的官员，终究只能一事无成、被历史淘汰。持之以恒，不仅是一种处世智慧，更是一种为官担当，是践行处世之巧的核心支撑。东晋时期的陶侃，便是持之以恒、践行处世之道的典范。陶侃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凭借自身的勤奋与坚韧，一步步从底层官吏做起，最终官至荆州刺史、侍中、太尉，成为东晋时期的一代名臣，深受百姓爱戴与朝廷信任。他为官一生，始终坚持严于律己、持之以恒，将处世之道融入日常言行的每一个细节。即使身居高位，他也从不懈怠，每天坚持早起劳作，无论是耕种、织布，还是处理政务，都一丝不苟、持之以恒;他注重自我反思，践行“每日三省吾身”的准则，不断检视自己的言行举止，优化处世方法，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他还十分注重团队建设，始终团结下属、尊重他人，倾听不同意见，从不居功自傲、独断专行，用真诚与坚守赢得了下属的拥护与百姓的认可。陶侃曾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正是这种珍惜时光、持之以恒、严于律己的精神，让他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与能力，践行好处世之巧，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名留青史。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推行变法、力图革新，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为官者的担当与韧性，也成为践行处世之巧的典范。当时的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百姓生活困苦，王安石目睹这一现状，立志改变国家命运，主动上书宋神宗，提出一系列变法举措，试图通过改革扭转北宋的衰败局面。变法过程中，他遭遇了重重阻力，保守派纷纷反对、造谣中伤，变法多次陷入困境，甚至连自己的亲友、下属也有不少人动摇退缩。但王安石始终坚守初心、持之以恒，不被困难吓倒，不被流言蜚语动摇，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一步步推进变法，哪怕面临重重压力，也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虽然变法最终因多种原因未能完全成功，但王安石持之以恒、勇于担当、敢于革新的精神，却被后世永远铭记;他所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等举措，也对后世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世从政者践行处世之巧、勇于担当作为提供了宝贵借鉴。除了陶侃、王安石，历史上还有许多因持之以恒而成就事业的为官者。明代的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整顿吏治、改革赋税，试图挽救明朝的衰败局面。改革期间，他面临着来自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甚至遭到人身攻击，但他始终持之以恒、坚定不移，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担当，顶住压力、推进改革，最终使明朝的国力得到一定恢复，百姓生活得到改善，成为明朝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家之一;清代的于成龙，为官一生，始终坚守初心、持之以恒，廉洁奉公、务实实干，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始终心系百姓、为民办实事，他从基层县令做起，一步步做到两江总督，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持之以恒地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被百姓尊称为“于青天”，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相反，历史上也有许多因缺乏持之以恒的定力，而半途而废、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官员，三国时期的袁术，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袁术出身名门望族，是汝南袁氏的核心人物，手握重兵、势力雄厚，本有机会成就一番霸业，甚至有望统一中原。但他缺乏持之以恒的定力，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既不懂得团结下属、倾听意见，也不懂得反思自身的不足，更不懂得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他看到一时的优势，便盲目称帝，不顾百姓疾苦、不顾下属反对，最终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逃避，不愿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兵败身亡，落得千古笑柄。还有唐代的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关系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缺乏持之以恒的初心与定力，贪图享乐、骄奢淫逸，不务实事、专权乱政，既不懂得修身立德，也不懂得践行处世之道，遇到困难就推诿扯皮，看到利益就贪得无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自己也被乱兵所杀，遗臭万年。这一个个反面案例深刻警示我们：践行处世之巧，没有持之以恒的韧劲，再好的智慧、再好的方法，也难以落地生根、取得成效;没有久久为功的坚守，再高的天赋、再优越的条件，也难以成就一番事业，甚至会走向堕落与毁灭。
(二)现实启示：坚守初心，久久为功践使命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持之以恒践行处世之巧，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项任务、每一次付出中。它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每处理一件事、每协调一次关系、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认真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不断优化处世方法、提升自身能力;要求我们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因一时的成绩而骄傲自满，不因一时的困难而退缩不前，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位群众;要求我们注重长期积累，不急于求成、不贪功冒进，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把处世智慧融入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让良好的处世习惯成为一种自觉、一种常态、一种本能。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更要深刻认识到，干事创业没有捷径可走，践行处世之巧也没有捷径可寻，唯有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与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近年来，无数新时代从政者，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践行着处世之巧，诠释着为民担当，书写了属于新时代的从政华章。“时代楷模”黄文秀，便是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持之以恒、践行处世之巧的杰出代表。她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城市的优越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广西百色，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在驻村期间，她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遍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摸清群众的脱贫需求，结合村里的资源禀赋，制定详细的脱贫计划，带领群众发展砂糖橘、杉木等特色产业，修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破解群众“出行难、增收难”等问题。面对脱贫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她从不退缩、从不气馁，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工作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最终带领全村195户88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致富。虽然黄文秀不幸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0岁，但她持之以恒、为民奉献的精神，却深刻诠释了新时代从政者践行处世之巧的真谛，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可学可鉴的榜样。
我国的脱贫攻坚事业，更是无数从政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伟大实践，是践行处世之巧的生动典范。从2012年到2020年，8年间，全国各级从政者深入贫困地区，扎根基层、真抓实干，克服了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贫困程度深等无数困难和挑战，一户一户走访、一项一项落实、一步一步推进，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之以恒地付出。据统计，脱贫攻坚期间，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基层、久久为功，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常年奋战在脱贫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处世之巧，诠释了为民担当。最终，我们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每一位从政者持之以恒的坚守与付出，也彰显了久久为功的践行智慧，更印证了“持之以恒，方能致远”的深刻道理。除了脱贫攻坚，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各个领域，都有无数从政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身影。例如，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2003年启动至今，20多年来，历任浙江各级官员始终坚守初心、持之以恒，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半途而废、不随意变更，从整治农村环境入手，逐步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提升，最终让浙江的乡村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变，让无数农村群众过上了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截至2024年底，浙江累计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1.2万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覆盖率达10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这一成就的取得，正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生动体现。再如，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近年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背后离不开无数从政者持之以恒的坚守与付出。各级官员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之以恒地推进生态治理、污染防治，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不因一时的成效而懈怠，从不因遇到的困难而退缩。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1%，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达87.9%，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4.6%，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一组数据，彰显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也见证了无数从政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坚守与担当。
反观现实，依然有少数从政者缺乏持之以恒的定力，践行处世之巧流于形式、半途而废。有的官员急于求成、贪功冒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缺乏长远规划，一旦遇到困难就退缩、就放弃;有的官员三分钟热度，刚开始工作时热情高涨、干劲十足，时间一长就懈怠放松、敷衍了事，无法持之以恒地践行处世之道;有的官员遇到挫折就心灰意冷、动摇信念，甚至迷失方向、偏离初心，最终无法实现干事创业的目标，甚至触犯党纪国法。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持之以恒的践行要求，也违背了处世之巧的核心要义，最终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这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践行处世之巧，必须牢牢把握“恒”字核心，坚守初心、久久为功。要树立长远眼光，立足当下、谋划长远，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始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持之以恒地践行处世之道;要锤炼坚韧定力，不畏挫折、不惧困难，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实干笃行;要注重日常积累，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优化处世方法、提升自身能力，让持之以恒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要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持之以恒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久久为功的实干，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真正践行好处世之巧，在从政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
三、践行之戒：接受监督，修正不足，以“戒”立身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句千古名言，深刻揭示了为官者自身品行与履职成效的辩证关系，更点明了“戒”字在为官处世中的核心意义。从政为官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来都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乎个人名节、关乎群众利益、关乎工作大局、关乎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公共行为。践行处世之巧，从来不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更不是投机取巧、钻营取利，它离不开监督的约束与校准，更离不开自我的警醒与修正。所谓践行之戒，核心就是要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以“戒”立身、以“戒”正行，主动敞开胸怀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时修正处世不当、方法有误之处，让处世之巧始终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工作实际，不偏离为民初心、不脱离时代正道，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古人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政为官者在践行处世之道的过程中，身处权力的核心、事务的漩涡，难免会因视角局限、思维定式而出现疏漏，因人情干扰、利益诱惑而犯下错误，这是人性的常态，也是履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关键不在于是否犯错，而在于能否正视错误、接受监督、及时修正。主动接受监督，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清醒自觉的政治素养，是敬畏权力、敬畏人民的具体体现;修正不足，不是自我否定的怯懦，而是自我提升的智慧，是永葆初心、永葆本色的必然要求。对从政为官者而言，监督是“清醒剂”，能够让人时刻保持警醒、不越红线;修正是“磨刀石”，能够让人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能力，唯有将监督当作约束、将修正当作常态，才能在践行处世之巧的道路上不偏航、不迷向，才能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肩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大使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诱惑与考验，践行“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处世之戒，更是必修课、硬任务。唯有始终以“戒”立身，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才能坚守底线、不越红线，才能将处世智慧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才能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一)古今案例：闻过则改者兴，讳疾忌医者亡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无数从政者的兴衰荣辱，都在印证着一个深刻的道理：闻过则改者兴，讳疾忌医者亡。善于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的官员，往往能明辨是非、补偏救弊，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名留青史;而讳疾忌医、拒绝监督、固执己见的官员，终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悲惨下场。这一正反对比，为当代从政者践行处世之戒，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唐太宗李世民，便是善于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的千古明君，更是践行“以戒立身”的典范。李世民在位期间，始终坚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执政理念，深刻认识到监督对治国理政、自身修养的重要意义，主动放下帝王的身段，接受大臣的监督，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刺耳的谏言。他重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直言敢谏的大臣，明确要求大臣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允许大臣当面指出自己的错误、批评自己的过失，从不因谏言刺耳而加以斥责，更不因意见不合而打击报复。例如，魏征多次劝谏李世民，反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反对沉迷享乐、懈怠朝政，甚至多次直言指出李世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做得不够，言辞犀利、毫不避讳。李世民虽然有时会感到不满、甚至震怒，但冷静之后，始终能认识到魏征谏言的正确性，认真听取、及时修正自身行为。他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正是因为李世民善于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能够及时发现自身的问题与疏漏，不断优化执政方略、修正处世行为，才能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乐，成为历史上最受敬仰的明君之一，其“接受监督、闻过则改”的智慧，至今仍被当代从政者奉为圭臬。
与李世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纣王——一个讳疾忌医、拒绝监督、最终亡国亡身的反面典型。商纣王在位期间，荒淫无道、残暴不仁，沉迷酒色、滥杀无辜，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朝中大臣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纷纷上书劝谏，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整顿朝政。但商纣王不仅拒绝接受监督，还对直言敢谏的大臣施以残酷的刑罚，甚至杀害了忠心耿耿的比干等大臣，用暴力压制不同意见，将所有监督与劝谏都拒之门外。他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众叛亲离、民怨沸腾，被周武王率军击败，商朝灭亡，自己也落得自焚身亡、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商纣王的悲剧，深刻警示我们：为官者，若拒绝监督、讳疾忌医，不愿正视自身的错误，不愿修正自身的不足，最终必然会走向失败，不仅会毁掉自己，还会危害百姓、祸乱国家。除了李世民，历史上还有许多善于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的官员，用一生践行着“以戒立身”的处世之道。北宋时期的包拯，一生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始终将接受监督、修正不足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他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打破了“官民隔绝”的陋习，彻底摒弃“官本位”思想，敞开府门、广开言路，让群众直接走进官府反映诉求、举报贪官污吏，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他对自己和下属要求极为严格，主动接受组织监督，定期反思自身的言行举止，一旦发现自身或下属存在处世不当、履职不力的问题，就及时修正、绝不姑息迁就。有一次，包拯发现自己的亲戚利用他的职权谋取私利，立即严肃处理，不仅责令亲戚退还非法所得，还公开向百姓道歉，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处世智慧，被后世永远敬仰。还有明代的海瑞，一生坚守初心、廉洁奉公，始终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他为官期间，始终坚持“为民做主”的初心，主动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定期向组织汇报工作、反思自身不足，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有一次，他在处理一起案件时，因调查不够细致、判断出现偏差，导致处理结果不够公正，群众提出异议后，他没有回避、没有推诿，而是主动重新调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及时修正处理结果，向群众道歉，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闻过则改”的处世之道。海瑞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屡遭贬谪，但始终坚守“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底线，最终成为百姓敬仰、后世传颂的清官典范。
反观历史上的另一些官员，因拒绝监督、讳疾忌医而落得悲惨下场的比比皆是。东汉时期的董卓，手握重权、独断专行，拒绝接受任何监督，不听大臣的劝谏，沉迷酒色、残暴不仁，肆意妄为、祸乱朝政，最终被王允、吕布所杀，落得遗臭万年的骂名;晚清的慈禧太后，掌控朝政大权，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拒绝听取大臣的正确建议，固执己见、闭关锁国，导致清朝国力日益衰退，最终在列强的侵略下走向衰败，自己也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些反面案例反复证明：接受监督、修正不足，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拒绝监督、讳疾忌医，是为官者的致命隐患、败亡之源。
(二)现实践行：主动敞开心扉，倾听民意促提升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践行“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处世之戒，既是践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践行为民服务初心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自身处世能力、实现干事创业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要主动接受“三大监督”，做好“三个修正”，主动敞开心扉、倾听民意，把监督当作约束、把修正当作常态，在接受监督中修正不足，在修正不足中提升自我，让处世之巧始终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工作实际。
一是主动接受组织监督，严守纪律底线，在组织约束中修正不足。组织监督是对从政者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规范履职行为的重要保障。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自觉接受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定期向组织汇报工作情况、思想动态和存在的不足，主动接受组织的考核与评价，不隐瞒问题、不回避矛盾，对组织指出的问题，要虚心接受、及时整改，绝不敷衍了事、阳奉阴违。要把组织的监督当作“护身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纪律底线、不越红线，在组织的约束下不断修正自身的处世行为、优化履职方法，确保自己的言行始终符合党员干部的标准，始终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
二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畅通诉求渠道，在倾听民意中修正不足。群众是最好的裁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政为官者的处世行为、履职成效，群众最有发言权。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设立意见箱、开通举报电话、搭建线上反馈平台，让群众能够便捷地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建议;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指责，不回避、不抵触，把群众的批评当作自我提升的契机，把群众的建议当作优化工作的方向，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不断修正自身的处世方法、改进工作作风，让处世之巧真正服务于群众、惠及于群众。
三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持阳光用权，在舆论监督中修正不足。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是新时代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干部作风转变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自觉接受媒体、舆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主动公开工作流程、工作成效、权力运行过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搞暗箱操作、不搞特权主义;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对媒体曝光的问题、社会反映的不足，要及时回应、认真核查、切实整改，不推诿、不遮掩，在舆论监督中发现问题、修正不足，不断提升自身的处世能力和履职水平。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345.2万件次，同比增长12.3%，其中，涉及党员干部处世不当、履职不力、作风不实等方面的举报占比达38.7%。这些信访举报，不仅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重要线索，更为广大从政为官者修正自身行为、优化处世方法提供了重要参考，充分体现了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的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自觉。
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无数从政为官者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以戒立身”的处世之戒，书写了为民服务的动人篇章。某省推行“群众评议官员”制度，打破“干部评价干部”的单一模式，定期组织群众、企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全面评议，建立“评议—反馈—整改—复查”的闭环机制，对群众评议不合格的官员，及时进行约谈、督促整改，对整改不力、群众不满意的官员，依法依规进行问责。通过这一制度，当地官员的工作作风明显改善，处世方法不断优化，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2023年群众对当地官员的满意度达96.2%，同比增长5.7%，信访举报量同比下降23.1%，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处世智慧，成为新时代践行处世之戒的生动典范。安徽省桐城市嬉子湖镇，在践行处世之巧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核心要求，把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该镇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在镇政府、各村(社区)设立群众意见箱、开通举报电话和线上反馈平台，要求镇村干部主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定期召开群众座谈会、民情恳谈会，全面收集群众的诉求与建议。2024年，该镇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00多件，涵盖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干部作风等多个方面，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该镇逐一梳理、分类办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限时办结，及时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截至2024年底，该镇意见建议整改率达100%，办结率达99.5%，连续五年保持“零越级上访”的记录，群众满意度达98.3%。嬉子湖镇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主动接受监督、勇于修正不足，才能不断优化处世方法、提升履职能力，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才能真正践行好处世之巧、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再如，浙江省杭州市推行“阳光政务”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将政务服务流程、审批事项、办理结果等全部公开，开通线上监督平台，让群众能够实时查询、监督政务服务全过程;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官员主动正视自身不足、及时修正错误，对主动接受监督、积极整改不足的官员，从轻或免予问责，引导广大官员树立“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自觉。通过这一举措，杭州市政务服务效率提升65%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7.9%，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处世能力不断提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从政者“以戒立身”的处世之道。
反观现实，依然有少数从政为官者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存在讳疾忌医、拒绝修正的问题。有的官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愿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的意见建议置之不理、敷衍了事;有的官员害怕监督、回避监督，对自身存在的问题遮遮掩掩、不愿正视，甚至想方设法压制监督、打击报复举报人;有的官员虽然表面上接受监督，却阳奉阴违、整改不力，把修正当作走过场、摆形式。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中，有27.3%的官员存在拒绝接受监督、回避整改不足的问题，最终因自身问题不断积累、日益严重，触犯党纪国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些案例深刻警示我们：新时代从政为官者，必须牢固树立“接受监督、修正不足”的意识，主动敞开心扉、倾听民意，以“戒”立身、以“戒”正行，在接受监督中修正不足，在修正不足中提升自我，才能真正践行好处世之巧，才能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这深刻启示我们，践行处世之巧，必须牢牢把握“戒”字核心，把接受监督当作一种政治自觉，把修正不足当作一种人生智慧。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主动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修正处世不当、方法有误之处;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的批评与建议当作前进的动力，把监督的约束当作成长的助力，不断优化处世方法、提升自身能力，让处世之巧始终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工作实际，以“戒”立身、以“行”践戒，真正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在从政道路上书写出属于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未完待续)
2026年4月10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