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的岁末年初，当华夏大地由南向北渐次萌动春意，一场被称为“人类最大规模周期性人口迁徙”的春运，便会在中华大地如期上演。在这说短也短、说长也长的四十天内，数十亿人次跨越山海，只为奔向同一个终点——“家”。如果我们将视线透过拥挤的车厢、繁忙的机场，看到那些一个个心中写着“家”字的旅客，不难发现，春运其实不只是交通运输的奇迹，更是盛大的国家仪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年复一年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首先，春运在认知层面一年一度地催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空间聚焦下的“在场”认知。春运在春节这个特定时间点前后，通过大规模、高密度的空间移动，将数亿人集中“在场”于同一叙事——“回家”。这种“在场”创造了中华儿女“共同”交流、“共同”感悟的机会，从而让中华儿女深切感知“我们”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二是符号密集下的“实体性”认知。春运往往伴随着春运票根、春运专列、春运志愿者、春运服务区等一系列鲜明的春运符号，这些和中华民族“年”的文化符号紧密相连或高度相关的春运符号，高频度、大规模地在春运期间使用和传播，实际上唤醒了人们关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三是历史叙事下的“共同性”认知。春运的年复一年，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集体记忆反复操演，它不断“重演”着中华民族关于路途、家和团圆的集体记忆。这种周期性的、大规模的集体实践，将个体经历嵌入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让个人记忆成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从而让“中华民族”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充满温馨记忆的具体的“我们”。

　　其次，春运在情感层面一年一度地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春节是中华民族情感最集中、最浓烈的释放点，春运则是这场情感节点的序曲和保障。春运承载的不仅仅是人流，更是中华儿女对家庭、亲情、故乡的深切眷恋，以及对“团圆”这一“年”的共同价值的文化追求。这种超越地域、民族、阶层甚至是国界的中华共同情感内核，在春运的归途中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当数亿人怀揣同样的心愿——回家过年，经历相似的辛劳——抢票、赶路，享受共同的喜悦——团聚时，会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意识到，原来“我们”共享着同一套情感密码，遵循着同一种情感节律，个体情感便共鸣为一种集体性的、宏大的民族情感，共同体意识则在情感共鸣中被迅速强化，每个人不由自主地滋生出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深厚眷恋。

　　再次，春运在行为层面一年一度地濡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要说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就是同一民族内部，也有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但是，春运所带来的巨大人流，也必然是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融互动的洪流。这种大范围的交往交流交融，恰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实践。南来、北往、东去、西返的人们，在北国雪、高原黄、江南雨的变幻中，不自觉地感知到中华大地的辽阔。尤其是车厢里，方言与普通话并存;行囊中，北方的饺子与南方的米粑共处。这让人们在尊重差异的同时，深切地感受到“多元”背后的“一体”，即我们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但都共享着“中国人”的身份，都认同着同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这种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心理归属和认同，最终将转化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维护民族团结、共创美好生活的自觉行动。

　　因此，春运这场“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人口迁徙”，不只是简单的交通运输活动，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动态的“文化熔炉”，在年复一年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熔铸着“我们”的故事，在认知上催化、在情感上强化、在行为上濡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坚。(作者：江西水利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巢传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