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任务：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

　　本章综合研判：对外开放与外交领域全局性矛盾深层成因与集成方略

　　（接10月20日）量力而行担道义，精打细算行天下。我们必须懂得中国国际责任的辩证法。讲中国的国际责任，我们不能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讲台讲起，不能从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讲起，也不能从达沃斯的经济论坛讲起。要讲中国的国际责任，得从黄河故道的一棵泡桐树讲起，从福建东山岛的一片木麻黄林讲起，从贵州遵义绝壁上的一条水渠讲起。因为这些树、这些林、这些渠里，藏着中国人理解世界、分摊责任、担当道义的全部密码。

　　第一是焦裕禄：475天种出的5万亩泡桐。1962年冬天，焦裕禄来到兰考。那是一个怎样的兰考？全县180个生产队，粮食亩产不足百斤；1600个沙丘，像一座座黄色的坟墓，压在36万兰考人的头顶；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庄稼连根拔起，屋子揭顶掀瓦。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村子一年要被风沙搬走三次。有人劝他：＂焦书记，这么大的灾，你慢慢来，不急在一时。＂他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福的。＂可他心里清楚——这沙，这碱，这涝，不是一年两年能治好的。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笨＂的事：不贪大求全，不一口吃成胖子，而是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地治，一条水沟一条水沟地挖，一片泡桐一片泡桐地种。他带着三个干部，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用了120天，跋涉5000多华里，走访了120多个生产队。他把每个沙丘的位置、大小、走向，都画在地图上；把每个风口的风力、风向、危害，都记在本子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1963年，他带领全县群众种下5万亩泡桐。他亲手栽下的那一棵，如今已经长成26．4米高的＂焦桐＂，枝繁叶茂，华盖如伞。每年春天，紫色的桐花开满枝头，香飘十里。他在兰考只工作了475天。475天，他的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他的肝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用一支钢笔顶着，顶着，顶着，最后把椅子都顶出了一个窟窿。临终前，他说：＂我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一治，就是一辈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兰考的泡桐已经从最初的5万亩，发展到今天的40余万亩、500余万株；当年的＂救命树＂，变成了今天的＂摇钱树＂——全县家居及木制品加工企业1000余家，年产值突破500亿元。曾经＂风沙肆虐人逃亡＂的苦寒之地，如今成了＂泡桐成林民安乐＂的富裕之乡。焦裕禄没有看到这一天。但是，他种下的那棵泡桐，替他看到了。

　　第二是谷文昌：14年染绿的荒岛。同样的故事，发生在福建东山岛。1950年，谷文昌随解放军解放东山岛。他看到的东山，是一个＂神仙也难救＂的荒岛。风沙淹没了11个村庄，3万多亩耕地每年被流沙侵蚀。老百姓＂春夏苦旱，秋冬苦风，三餐红薯稀汤＂。最可怕的时候，风沙一夜之间能把一个村子埋了，人在睡梦中就被活埋了。有人说：＂这风沙，是老天爷降的灾，人是斗不过的。＂当地有句老话：＂神仙也难救东山。＂谷文昌说：＂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怎么治？不是喊口号，不是刮一阵风，而是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从1958年试种木麻黄开始，他试了又试，种了又种。第一次种下去，活了9株；第二次，活了20多株；第三次，终于找到了窍门。他用了整整14个春秋，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8．2万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装，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到他调离东山时，全县绿化率已达96%以上。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如今的＂东海绿洲＂。东山人有个习俗：＂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每年清明，老百姓第一件事，就是去给谷文昌扫墓。一个人，能被老百姓这样记着，这才是真正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第三是黄大发：36年凿出的9400米天渠。还有一个人，在贵州遵义的深山里，用了整整36年。草王坝，一个＂滴水贵如油＂的地方。全村人要走十几里山路，才能挑回一担浑浊的山泉水。女人生孩子，用的水都是攒了半个月的雨水。逢年过节，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一担水。黄大发当选村支书的第一天，就立下誓言：＂我一定要让村里人喝上自来水。＂这不是一句话，而是36年的坚持。从1962年到1995年，他带着村民们，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总长9400米的水渠——主渠7200米，支渠2200米，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有人算过，这条渠的每一米，都浸着他的汗水；每一米，都冒着生命危险。最危险的地方，他腰上系着绳子，从悬崖顶上吊下去，在半空中打炮眼。石头掉下来，砸在他的肩膀上，砸出一个又一个血口子。通水那天，草王坝的村民们捧着清凌凌的山泉水，哭得像孩子一样。他们把这条渠，叫做＂大发渠＂。

　　第四是三个故事，一个道理。这三个人，三个地方，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做事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能好大喜功、不能寅吃卯粮。焦裕禄在兰考治沙，靠的不是一口气把所有沙丘都推平，而是＂一口气＂种一片泡桐、＂一口气＂挖一条排水沟、＂一口气＂治一个风口。谷文昌在东山岛种木麻黄，不是一年就把全岛都染绿，而是14年才让荒岛变成绿洲。黄大发在绝壁上凿渠，不是三年五载就把水引进村，而是36年才让清水流进草王坝。这不是慢，这是尊重规律。这不是保守，这是实事求是。这不是无所作为，这是一张蓝图绘到底。《道德经》里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子在《劝学》篇中也讲：＂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曾国藩带兵打仗，讲究的是＂结硬寨，打呆仗＂——不抄近道，不出奇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硬是把气焰滔天的太平天国给熬垮了。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快90岁了，家门口有两座大山挡路，他决定把山移走。智叟笑他：＂你太蠢了，这么大的山，你怎么可能移得动？＂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山不会长高，为什么移不平？＂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不急于求成，不迷信奇迹，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坚持的力量，相信＂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些道理，放在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是对的；放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治理上，也是对的；放在中国在国际上承担责任这件事上，更是对的。

　　三是大国的责任与边界：在＂能力＂与＂期待＂之间找平衡。大国行事，从来不是能力所能单向定义的，更受制于国际社会的期待、自身发展的阶段与权责的边界。如何在可及的行动能力与各方多元期待之间把握分寸、拿捏平衡，是新时代大国必须直面的重大命题。承担责任不等于无限承诺，有所作为不等于无界扩张。大国治理与对外担当的艺术，核心就在于厘清责任边界，理性统筹自身能力与外部期待。国际格局变迁之下，大国常常身处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自身实力持续提升，具备更多行动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各类诉求不断叠加，外部期待持续走高。张力之中最考验智慧的，是守住责任边界，在能力所能支撑的范围和纷繁的外部期待之间寻得稳态平衡。大国担当贵在有度，既要积极回应世界期待，也要立足自身客观能力，明晰责任边界，避免责任过载、期待失序。

　　首先，两种声音，两种陷阱。今天的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多。有一种声音，来自西方某些舆论场。他们说：＂你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你是大国了，你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把＂大国＂两个字，像一顶沉重的帽子，使劲往中国头上扣。他们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上做更多，在对外援助上出更多，在国际事务中管更多——仿佛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已经发达了一百年的老牌帝国。另一种声音，来自另一个方向。他们说：＂你看，中国在搭便车。我们辛辛苦苦建的国际规则，中国在里面享受好处，却不肯出力。＂他们把＂搭便车＂三个字，像一顶脏帽子，使劲往中国身上扣。他们嫌中国做得不够多、不够快、不够＂够意思＂。这两种声音，看起来完全相反，其实是同一种逻辑——都是在用他们的标准，来定义中国的责任；都是在试图把中国塞进他们画好的圈子里。你做少了，他们骂你＂搭便车＂；你做多了，他们又怕你＂抢风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答案还是那八个字：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你是大国＂，就头脑发热，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那样做，不仅会把自己拖垮，最后也帮不了别人——就像一个人，自己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到处捐钱捐物，最后自己家揭不开锅，这不是善良，这是愚蠢。我们也不能因为别人说＂你搭便车＂，就缩手缩脚、无所作为。那样做，不仅辜负了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也辜负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担当。就像一个人，明明有能力帮邻居一把，却因为怕别人说闲话，就袖手旁观，这不是谦虚，这是冷漠。关键是在＂能力＂与＂期待＂之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

　　其次，中国到底有多大？要找这个平衡，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多大？从总量上看，中国确实大。2024年，中国GDP超过12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8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全世界最多的互联网用户。这些数字，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18万亿美元的GDP，除以14亿人口，人均只有1．3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在全世界排到什么位置？大约在60多位，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我们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还有很多地方的教育、医疗、养老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大而不强，总量大、人均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承担国际责任，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好高骛远。

　　《论语》里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话，不是说我们穷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富的时候就随便挥霍；而是说，帮助别人，要先掂量自己的分量。你自己都站不稳，怎么扶别人？你自己都还在爬坡，怎么拉别人一把？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独善其身＂，就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地为世界做贡献。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林则徐有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但是，真正的担当，不是一时冲动，不是意气用事，而是理性的、可持续的、有长远眼光的担当。

　　再次，历史的镜鉴：马歇尔计划的另一面。说到国际责任，很多人会拿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来举例。他们说：＂你看，美国二战后花了130多亿美元援助欧洲，那才叫大国担当。中国呢？中国做了多少？＂我们不妨来算一笔账。马歇尔计划，正式名称叫＂欧洲复兴计划＂，从1948年到1952年，美国总共向西欧17个国家提供了13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赠款占88%，贷款只占12%。按当时的价格计算，这笔钱大约占美国GDP的5%；按今天的购买力计算，大约相当于1500亿到1700亿美元。很多人只看到了美国＂慷慨＂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另一面。

　　古人云：“义者，利之和也；仁者，量力而行。”大国之担当，从来不是简单的财力馈赠，更不是单向度的施舍。一个成熟的大国，既要听见世界的呼唤、回应各方期待，又要清醒掂量自身承载力，辨明责任的疆界，分清何为普惠共赢的公共善意、何为裹挟地缘算计的工具化援助。百年国际风云之中，马歇尔计划常常被包装成 “慷慨援助” 的经典范本，长久笼罩着一层无私济世的神话滤镜。倘若拨开史料的尘埃、穿透宣传的修辞，我们便会看见：这一场震撼二十世纪的欧洲复兴工程，自诞生之初便带着清晰的战略标尺、排他的阵营底色、精密的经济算计。读懂马歇尔计划的本质，正是为我们辨析现代国际责任、区分 “阵营式援助” 和 “平等式合作”，提供一面极具警示意义的历史镜鉴。

　　马歇尔计划，世人惯称欧洲复兴计划，始于1947年，四年间美国累计向西欧16国投入援助总额131．5 亿美元，折合当下币值约两千四百亿美元，其中九成是无偿赠款，一成是低息长期贷款，在很多通俗叙事里，它被简化为美国对破碎欧洲的雪中送炭。然而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这份援助从不是悲天悯人的无私奉献，而是一份经过顶层设计、目标明确的地缘战略投资，它的首要使命，是在冷战的起跑线上稳住资本主义阵营的基本盘。二战烽火熄灭之后的欧洲，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城市在轰炸中化为瓦砾，工厂停产、农田荒芜、粮价飞涨，大量民众在饥饿与绝望之中徘徊。社会动荡的土壤，为左翼力量的生长提供了空间。1946年前后，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30%，意大利共产党支持率一度逼近40%，数百万底层民众把选票投给共产党，左翼政党进入联合政府，西欧不少国家已经站在制度选择的十字路口。乔治・凯南那篇著名的“长电报”，早已为美国定下“遏制”的总基调：一旦西欧大国接连转向，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格局将彻底改写。正是基于这份深重的战略焦虑，马歇尔计划才应声而出。美国的算盘十分清晰：以资金物资激活西欧经济、平复底层民怨、消解左翼力量的社会根基，把西欧牢牢绑定在美国主导的阵营之内。套用现代商业语言，它不是不求回报的捐款，而是一笔长线地缘投资；投入的是美元与物资，期许的回报，是冷战格局下的阵营稳固、制度竞争中的战略优势。恰如史学家的论断：马歇尔计划不只是经济方案，更是杜鲁门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是冷战宏大棋局里关键的落子。

　　这份所谓的复兴援助，更没有普适开放的胸怀，援助的门槛、准入的名单，从一开始就被意识形态的壁垒严格框定，它是一份选择性极强、条件刚性十足的阵营礼包，绝非向所有欧洲苦难国家敞开的普惠方案。计划酝酿阶段，苏联原本受邀前往巴黎参与磋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也曾积极表达参与意愿，渴望拿到资金修复本国饱受战争摧残的工业体系。可美国设置的配套条款，本质上要求受援国开放经济主权、接受西方的统一经济安排、接受美国派驻机构监督资金使用，这是苏联无法接受的底线。当莫洛托夫看清条款背后的控制意图，率苏联代表团退出巴黎谈判；在苏联的强力约束之下，原本动心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只能放弃申请，东欧诸国尽数被隔绝在外。一扇看似敞开的大门，门槛早已悄悄设好：符合美国阵营标准者，方能入场；不在同一阵营、不愿交出经济自主权者，便被挡在门外。援助，由此成为划分东西欧、切割欧洲大陆的分界线。后世很多研究者直言，马歇尔计划加速了欧洲的分裂，是冷战全面落地的标志性一步。援助可以救经济，但它首先要服务阵营，这就是这套方案不容动摇的底层逻辑。世间没有无差别的善意，只有精心筛选的伙伴，这是马歇尔计划留给世人最冷峻的启示。

　　客观而言，马歇尔计划确实加速了西欧的复苏：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产能快速修复，西欧经济在短短数年间走出战后萧条，民众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见西欧获益，就忽略美国在这套双向流动机制之中攫取的巨大红利，它从来不是美国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收益严重不对称的交易。计划规则明文约定，七成以上援助资金，必须用来采购美国本土的商品、设备与农产品。战时美国工业开足马力，积累了巨大的产能，一旦战争结束，军工订单消失，过剩产能、积压农产品本有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马歇尔计划恰好打开稳定的欧洲外销通道：小麦、燃油、工业机械源源不断从美国跨过大西洋运往欧洲。一边是西欧拿到物资恢复生产，另一边是美国消化过剩产能、稳住国内就业、巩固美元在欧洲贸易当中的核心地位，美国企业、农场主、出口商从中收获海量订单。表面看是美元流向欧洲，实质上是美国商品借着援助的外壳占领欧洲市场，美元体系借着援助扎根欧洲大陆。所谓“双赢”，从来不是平分收益的对等共赢，美国掌握规则、掌握供给、掌握货币定价权，拿走了格局塑造、市场垄断、霸权延伸的大头，西欧拿到重建的物资，同时交出经济自主的部分空间。《道德经》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马歇尔计划的运作逻辑，正是把利益包装在人道主义的外衣之下，用援助之名，行市场与秩序塑造之实。

　　梳理完马歇尔计划的三重底色，我们便能戳破流传已久的神话：依附阵营划分、绑定政治条件、追求霸权红利的援助，终究是“我出钱、你选边，我施舍、你依附”的旧式逻辑。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强弱不对等关系下的权力投射，援助是杠杆，目标是塑造他国的选择、固化有利于主导方的秩序。它可以短期救活一地经济，却极易催生依附关系；它能快速构建同盟，却埋下主权博弈、阵营对立的长久隐患。而中国倡导的国际发展合作，从根脉上便与这套旧式援助逻辑划清界限，绝非马歇尔计划的翻版。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开宗明义：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不干涉别国内政，为中国对外合作定下根本准则，历经数十年始终如一。我们的合作，不求以资金换取选边站队，不以项目捆绑制度改造，不把援助当作划分阵营的工具，恪守的是古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东方智慧。鱼可解一时之饥，渔能保长久生存；现金赠与只能缓解短期困难，道路、港口、电站、工厂、技术、人才，才是一个国家走向自主现代化的根基。坦赞铁路，在上世纪物资匮乏的年代穿越东非荒原，结束当地大宗物资无路外运的困境；在东南亚、中亚、非洲，一批批铁路、港口、产业园落地成型，打通当地资源向外流通的通道；与此同时，我们持续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工程师、医护人员、管理人才，仅数年之内，就有数以十万计各国青年来华研修、就地接受技术培训，学成之后回到故土，成为本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骨干力量。我们帮伙伴国搭建产业骨架、培育本土人才队伍、完善基础设施，目标不是塑造依附于我们的附庸，而是激活一个国家内生的发展动能，让伙伴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双手持续增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这正是两种大国责任观最根本的分野：旧式阵营援助，追求的是“我塑造你”；中国式发展合作，追求的是 “我助力你自立，我们结伴同行”。《礼记》讲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真正的大国责任，不是强者居高临下的恩惠，不是用援助捆绑他国的政治筹码，而是以平等为基石、以互利为纽带、以自主发展为目标，尊重每一个国家选择道路的权利，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不搞阵营划线、不搞胁迫交易。

　　回到本节开篇的命题：大国责任的艺术，正在于在自身能力和世界期待之间把握精妙平衡。这份平衡，包含两层清醒的自觉：第一，大国当有担当，不能在全球公共难题面前袖手旁观，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向有需要的伙伴伸出援手，推动共同发展；第二，担当不可越界，不可被外部无限期待裹挟，更不能借 “承担责任” 之名，输出制度、谋求霸权、构建排他性阵营。能力是我们担当的底盘，尊重主权、平等互利、不附加政治条件，是我们责任的边界。超出能力的承诺，是虚浮的许诺；突破主权边界的援助，是霸权的伪装。

　　放眼今日动荡交织的世界，各类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愈发强烈，各种版本的 “援助方案” 竞相登场。马歇尔计划的历史镜鉴时刻提醒我们：区分真担当与伪善意，标尺从来不是投入资金的多寡，而是合作的底层逻辑。凡以阵营划线、附带政治枷锁、谋求单方面霸权收益的援助，无论包装多么温情，终究会在时代浪潮之中显露功利本色；凡坚守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助力自主发展、追求各得其所的合作，方能穿越分歧、凝聚人心，成为长久稳定、惠及万民的正向力量。大国之责，贵在有度；天下之道，贵在公平。量力而行而诚意不怠，积极作为而边界清晰，以义驭利、以和为贵，这才是新时代大国面向世界应当持守的格局与智慧。

　　最后，中国古已有之：丝绸之路的智慧。其实，中国人的国际责任观，不是今天才有的。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那时候，中国没有出兵征服西域，没有殖民西域，而是通过贸易、文化交流，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传到了西方；把西方的葡萄、苜蓿、佛教，传到了中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责任？这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六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他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他没有占领任何一块土地，没有掠夺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带去了中国的友谊和文明。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厚往薄来＂——给出去的多，拿回来的少。这是＂赔本赚吆喝＂吗？不是。这是一种文明的自信，是一种大国的担当——我强了，我不欺负你；我富了，我愿意帮你。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同世界＂。这种天下观，跟西方的＂霸权观＂完全不同。西方的逻辑是：我强了，我就要统治你；我富了，我就要剥削你。中国的逻辑是：我强了，我不欺负你；我富了，我愿意帮你。这就是文明的差异。这就是中国的国际责任观，最深层的文化根脉。

　　四是善意的污名化：为什么做了好事反而被骂。更令人警醒的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好事，在国际上却常常被抹黑、被污名、被误解。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肯尼亚的蒙内铁路。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全长480公里。这条铁路，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造，2017年正式通车。按理说，这是一件大好事——肯尼亚有了一条现代化的铁路，货物运输效率提高了，人员出行方便了，经济发展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亲自为铁路通车剪彩，说这是＂肯尼亚百年梦想的实现＂。可是，西方某些媒体怎么说？他们说，这是＂债务陷阱＂——说中国通过贷款给肯尼亚建铁路，让肯尼亚还不起债，最后把铁路＂收归己有＂。事实呢？事实是：蒙内铁路自建设和运营以来，已为肯尼亚创造超过7．4万个就业岗位，员工属地化率超过90%，培养了2800余名高素质铁路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据肯尼亚政府估算，蒙内铁路对肯尼亚GDP的贡献率超过2%。货物运输效率提升了30%以上，物流成本大幅下降。一条铁路，给当地带来了7．4万个就业岗位，带来了2%的GDP增长，带来了几千名技术人才——这叫＂债务陷阱＂？如果这叫＂陷阱＂，那请多给我来几个这样的＂陷阱＂。

　　第二个例子：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坐落在阿拉伯海沿岸，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只有400公里。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瓜达尔港，就是波斯湾的＂东大门＂。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把它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这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龙头项目，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西方某些媒体怎么说？他们说，这是＂军事基地＂——说中国建瓜达尔港，是为了在印度洋上建立军事存在，是为了＂包围印度＂，是为了＂控制石油通道＂。事实呢？事实是：瓜达尔港正在成为中亚国家最近的出海口。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些内陆国家，过去要出海，得绕很远的路；有了瓜达尔港，它们的货物可以从这里上船，走最短的路线到印度洋，到非洲，到欧洲。巴基斯坦海事部长谢赫说：＂瓜达尔港为拉动巴基斯坦海洋经济、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巴两国的政府文件明确提出，要＂通过瓜达尔港同阿富汗、中亚及其他地区开展贸易＂。一个港口，帮助了巴基斯坦，也帮助了整个中亚地区——这叫＂军事基地＂？如果这叫＂军事基地＂，那请多给中亚人民建几个这样的＂基地＂。

　　第三个例子：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汉班托塔港，位于斯里兰卡南部，是一个人工深水港。这个港口，最初是斯里兰卡自己提出来要建的——他们找了很多国家投资，都没人愿意来。最后，中国企业来了，帮助他们建成了这个港口。后来，斯里兰卡因为债务问题，还不上贷款了，怎么办？是斯里兰卡政府主动提出，把汉班托塔港的经营权，以99年租期的方式，交给中国招商局港口运营。招商局港口持股85%，投资了9．74亿美元。西方某些媒体怎么说？他们说，这是＂殖民掠夺＂——说中国通过＂债务陷阱＂，把斯里兰卡的港口＂抢走＂了，说这是＂新殖民主义＂。事实呢？事实是：第一，这个方案是斯里兰卡首先提出来的，不是中国强迫的。第二，99年租期，这是国际商业惯例，不是什么＂割让＂——当年英国租用香港新界，也是99年。第三，协议明确规定，汉班托塔港不得用于军事目的，纯粹是商业运营。斯里兰卡方面怎么说？他们说，这是＂互利共赢＂的合作——通过港口经营权的转让，斯里兰卡解决了债务问题，获得了发展资金；中国企业获得了港口的运营权，也有了合理的回报。这是一个商业谈判，双方你情我愿，各取所需。一个商业租赁协议，被说成＂殖民掠夺＂——如果这叫＂殖民掠夺＂，那请多给斯里兰卡人民来几个这样的＂掠夺＂。

　　第四个例子：疫苗援助、医疗援助、粮食援助。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80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向43个国家出口了疫苗。仅向非洲，我们就提供了2．4亿剂疫苗援助。中国的援外医疗，更是历史悠久。从1963年第一次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开始，60多年来，中国先后向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援外医疗队员3万余人次，累计诊治患者3亿人次，培养当地医疗人员10万余人次。仅在非洲，我们就向48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员2．6万人次，诊治患者2．3亿人次。这些事，哪一件不是好事？哪一件不是人道主义？西方某些媒体怎么说？他们说，这些都是＂地缘政治工具＂——说中国送疫苗，是为了＂收买人心＂；说中国派医疗队，是为了＂扩大影响力＂；说中国援助粮食，是为了＂控制别国＂。照他们这个逻辑，全世界所有的国际援助，都是＂地缘政治工具＂了。那他们自己呢？他们搞援助，就是＂无私奉献＂？就是＂人道主义＂？

　　双重标准，也不能这么双标吧？

　　污名化的真正功能是抢占＂解释事实的优先权＂。有人可能会说：＂这些说法，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啊。为什么还有人信？＂这就说到了问题的本质。这些说法，在事实面前确实不堪一击。但是，污名化的真正功能，从来不是描述事实，而是抢占＂解释事实的优先权＂。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关于一项合作的性质的定义权，不在合作双方手中，而在第三方手中的时候——那么，不管事实是什么样的，别人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就像一个好心人，天天帮邻居修房子、送粮食、照顾老人。结果邻居不说话，旁边的邻居却到处说：＂你看，他修房子是为了占我们家的地，他送粮食是为了让我们欠他的人情，他照顾老人是为了将来让我们给他投票。＂说的人多了，连被帮助的邻居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目的？

　　这就是污名化的厉害之处。它不需要证据，它只需要不断重复。它不需要真相，它只需要＂第一印象＂。它不需要逻辑，它只需要＂情绪＂。马克·吐温说过一句名言：＂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城。＂尼采也说过：＂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你做了十分事，别人说你一分，你就只有一分；你做了十分事，别人说你一分都没有，你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叙事的力量，这就是定义权的力量。而且，更可怕的是——事实越有力，叙事上的被动反而越深。为什么？因为你做的事情越多，别人能＂解释＂的角度就越多。你建了一条铁路，别人说你是＂债务陷阱＂；你建了一个港口，别人说你是＂军事基地＂；你派了医疗队，别人说你是＂地缘政治工具＂。你做得越多，别人能骂你的点就越多。

　　这就像一个人，越是能干，越容易被人说三道四。你站得越高，越容易成为靶子。

　　社会学家戈夫曼有一个＂污名理论＂。他说，污名化就是一种＂社会贬损＂——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从＂完整的、正常的人＂，贬低为＂有污点的、不可信的人＂。一旦被污名化，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你做什么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处境。我们被污名化了——被贴上了＂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地缘政治工具＂的标签。一旦贴上这些标签，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重新解读、重新定性。

　　历史上的＂污名化＂是所有大国崛起都要经历的阵痛。历史上，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当年美国搞马歇尔计划的时候，苏联怎么说？苏联说，这是＂美国的经济渗透＂，是＂新殖民主义＂，是＂美元霸权＂。你看，苏联骂美国的话，和今天西方骂中国的话，是不是如出一辙？当年日本对外援助的时候，也被骂过＂经济侵略＂。说日本是＂为了掠夺资源＂，说日本是＂为了占领市场＂。结果呢？时间长了，大家发现日本的援助确实带来了好处，骂声自然就少了。当年德国搞＂欧洲一体化＂的时候，也被骂过＂第四帝国＂——说德国要通过经济手段，统治欧洲。结果呢？欧洲一体化搞了几十年，欧洲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骂声也就慢慢地消了。所以，污名化这种事，本质上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叙事阵痛＂。你从一个边缘角色，变成了中心角色；你从一个追随者，变成了一个引领者——那些原来坐在中心位置的人，当然不习惯，当然要骂你，当然要抹黑你。这是所有大国崛起都要经历的阶段。躲不过，也躲不开。就像一个人，从小村庄走进大城市，总会有人说他＂土＂；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重要岗位，总会有人说他是＂爬上来的＂。你做得越好，别人说你的越多；你站得越高，别人骂你的越狠。这很正常。这是成长的代价。这是崛起的代价。

　　骂归骂，但事实是事实。世界银行有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这是什么概念？76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3200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型国家的总人口。这些人，因为＂一带一路＂，摆脱了贫困，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是一句＂债务陷阱＂就能抹杀的。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雇员本地化率达到89%。也就是说，100个员工里，有89个是非洲当地人。这哪里是＂中国跑过去掠夺资源＂？这明明是在帮非洲人创造就业。中老铁路，累计间接创造就业岗位11万余个。万象到昆明的运输价格，降低了40%到50%。老挝国内的物流成本，减少了20%到40%。这哪里是＂债务陷阱＂？这明明是在帮老挝发展经济。孟加拉国的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预计将直接惠及8000万人口，拉动孟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这哪里是＂新殖民主义＂？这明明是在帮孟加拉国互联互通。这些数字，不会说谎。这些成就，不容否认。如果一项合作真的以＂陷阱＂为目标，它不会同时产生7．4万个就业岗位和2%的GDP增长。如果一项合作真的以＂掠夺＂为目标，它不会同时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如果一项合作真的以＂控制＂为目标，它不会同时培养出2800多名当地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逻辑很简单：真金白银的投入，实实在在的产出，才是最好的反驳。

　　五是责任的精细化：从＂力所能及＂到＂精打细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是干脆什么都不做，让别人骂去？不对。是不管不顾地做大做强，用实力说话？也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建立更精细的＂成本—收益—合法性＂核算框架，既不做超出能力的承诺，也不让已经付出的善意在叙事战场上被白白消解。说白了，就是从＂力所能及＂的粗放型援助，升级到＂精打细算＂的精细化责任。怎么做到？

　　第一，要量力而行：把钱花在刀刃上。中国的发展援助，必须优先支持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最急需的领域，不能撒胡椒面、不能讲排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钱有限，不能到处撒、随便给。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用在最能产生效果的地方。我们的援助，要帮到最需要的人，而不是给最会说的人。

　　有些国家，跟我们要援助，不是因为真的缺，而是因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们在国际舆论场上很会表演，很会说，很会制造话题。结果我们给了他们很多钱，最后他们还跟着别人骂我们。这种事，以后要少做。而有些国家，真的很穷，真的很需要帮助，但它们不怎么会说话，不怎么上镜。它们默默地等着，等着有人伸出援手。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多帮。这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哪个弟弟真的有困难，哪个弟弟是在装穷占便宜，做哥哥的心里要有数。帮对了人，是积德行善；帮错了人，是养虎为患。《道德经》里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做援助，要遵循＂天之道＂——把资源从有余的地方，调到不足的地方；从富裕的地方，调到贫穷的地方。而不是＂人之道＂——已经富的，还要给他更多；已经穷的，还要拿走他的。

　　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责任。

　　第二，要互利共赢：不是＂慷慨解囊＂，而是＂一起赚钱＂。＂一带一路＂不是＂慷慨解囊＂，而是＂互利共赢＂。很多人对中国的对外合作有误解。他们觉得，中国给别的国家建铁路、建港口、建工厂，就是＂施舍＂，就是＂白送＂。他们觉得，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就是＂赔本赚吆喝＂。这是大错特错。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是要赚钱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不能要求中国的企业，跑到国外去做慈善。那样的话，企业活不下去，合作也长久不了。但是，我们赚钱的方式，不是＂你亏我赚＂，不是＂我把你的钱赚到我口袋里＂，而是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都分到一块。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要赚钱；东道国也要得到发展——这才是可持续的合作。过去有些项目，我们只考虑了政治效果，没有算经济账。结果项目本身难以为继，还被人说成＂债务陷阱＂。这种教训，我们要吸取。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商业可持续性、财务可问责性。我们做的每一个项目，都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都要有合理的回报，都能自己造血、自己滚动发展。只有这样，合作才能长久，才能真正惠及双方。这就像两个人合伙做生意——不能一个人天天出血，另一个人天天赚钱，那样生意做不长。必须是大家都赚钱，都有动力，才能越做越大，越做越久。《论语》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错了——以为君子只讲道义，不讲利益。其实不是。孔子说的是，君子懂得道义先行，道义里面包含着利益；小人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反而把真正的大利益给丢了。真正的大利益，是＂义利合一＂——既讲道义，又讲利益；既帮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要讲好故事：做了十分事，要说十句话。中国做了那么多好事，但为什么在国际上还是被抹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善于讲自己的故事。我们做了十分事，只说三分话；甚至做了十分事，一分也不说——结果别人就替我们说了，而且说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的一个老毛病。我们中国人，讲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觉得，只要我做了好事，别人自然会知道，自然会感激。我们觉得，到处宣扬自己的功劳，是＂不谦虚＂，是＂不厚道＂。但是，在国际舆论场上，这套逻辑行不通。你不说话，不代表别人不会说话。你不宣传自己，不代表别人不会抹黑你。你沉默，别人就会替你＂定义＂你自己——而且，他们定义的你，跟真实的你，完全是两码事。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做事要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这句话，我们今天要重新理解。＂于实处用力＂——这是说，做事要踏实，要真刀真枪地干，不能光说不练。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建了那么多铁路、港口、工厂，我们派了那么多医疗队、志愿者，我们提供了那么多援助——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不是吹出来的。＂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这是说，做了，还要让人知道；知道了，还要让人理解。你做了好事，却让别人误以为你在做坏事，这不是＂知行合一＂，这是＂知行分裂＂。所以，承担国际责任，也是一样。既要做实事，也要讲实话；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反过来讲，＂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也是对的——你做了，还要让别人知道；你知道了，还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不能再做＂沉默的大多数＂。我们不能再当＂哑巴好人＂。我们要学会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用世界能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的声音。这不是＂吹嘘＂，这是＂正名＂。这不是＂炫耀＂，这是＂澄清＂。这不是＂进攻＂，这是＂自卫＂。当别人往你身上泼脏水的时候，你不能躲，不能忍，不能等别人自己良心发现。你要站出来，把脏水擦掉，把事实摆出来，把真相说清楚。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中国的＂兼济天下＂，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回到开头那三个人。焦裕禄在兰考，只工作了475天。他没有看到泡桐成林，没有看到兰考致富。但是，他种下的那棵泡桐，今天还活着。他种下的那种精神，今天还在影响着兰考人。谷文昌在东山，干了14年。他没有等到东山岛变成今天的样子，没有等到东山人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但是，他种下的那片防护林，今天还在挡着风沙。他留下的那种精神，今天还在激励着东山人。黄大发在草王坝，干了36年。他从一个小伙子，干成了一个老头。他没有享过几天福，没有过过几天舒服日子。但是，他凿出的那条水渠，今天还在流着清水。他立下的那种誓言，今天还在感动着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做事方式——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中国的＂达＂，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中国的＂兼济天下＂，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我们不能急，不能飘，不能被别人的＂捧杀＂或＂棒杀＂带偏了节奏。

　　别人捧我们，说我们是＂大国＂，要我们承担更多——我们要冷静，要清醒，要量力而行。别人骂我们，说我们＂搭便车＂，说我们＂债务陷阱＂——我们要淡定，要坚定，要尽力而为。我们走我们的路，做我们的事，帮我们该帮的人，做我们该做的事。时间会证明一切。事实会说明一切。就像那棵泡桐树，就像那片木麻黄林，就像那条大发渠——你今天种下的，明天会发芽；你今天付出的，明天会开花。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过一句话：＂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国际责任观。不张扬，不炫耀，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一步一个脚印，一年接着一年。把事做好，把路走正，把人做好。剩下的，交给时间。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因为——真正的伟大，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真正的担当，从来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中国人，最懂这个道理。

　　事实与叙事：为什么做对了却被说成做错了

　　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事实——8亿多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这些不是可以轻易否认的数字。但是，国际舆论场的结构性现实同样坚硬：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占据世界新闻发稿量的约80%，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领了世界约95%的传媒市场。这意味着，关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国际新闻＂，从选题、框架到解释，都首先经过了一套并非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认知过滤系统。中国一度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其根源不在于＂道理不够硬＂，而在于道理的传播通道、语法和解释权，都握在别人手里。

　　一是笔杆子里面出认同：从＂枪杆子＂到＂话语权＂。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井冈山就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但他同时也非常重视＂笔杆子＂。延安时期，我们办《解放日报》、办新华广播电台、办鲁迅艺术文学院，就是要用笔杆子、用话筒、用文艺作品，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讲给全国人民、讲给世界人民听。今天我们可以补充一句：＂笔杆子里面出认同。＂大国外交，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托底，更要有软实力的支撑。意大利学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文化霸权＂。他说，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不仅仅靠暴力，更靠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让被统治者把统治者的观念当作＂常识＂来接受。法国思想家福柯更进一步，提出＂话语即权力＂——谁掌握了定义权，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解释权。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本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一个国家让别人心甘情愿做你想让它做的事，靠的不是大棒和胡萝卜，而是吸引力。这些理论，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在硬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谁的叙事更有说服力，谁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

　　二是奥威尔的警告：谁控制了语言，谁就控制了思想。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写道：＂谁控制了语言，谁就控制了思想。＂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的不仅是宣传的技巧，而是认知框架的权力：当＂民主对威权＂＂自由对专制＂＂秩序对修正＂这类二元语法成为公共讨论的默认操作系统时，任何在这一语法内部进行的言说——无论事实多么充分、逻辑多么严密——都只是在加固语法本身。举个例子，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减贫奇迹之一。8亿人摆脱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尊重的事实。但在西方的某些叙事里，中国的脱贫被说成＂数字造假＂、＂强制搬迁＂、＂侵犯人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西方的二元叙事框架里，＂中国＂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被贴上了＂威权＂的标签。凡是中国做的事，无论好坏，都要放到＂威权＂的框架里去解读。中国的高铁是＂威权效率＂，中国的疫情防控是＂威权管控＂，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威权补贴＂，中国的脱贫攻坚是＂威权动员＂。你在这个框架里辩解，说＂我们的脱贫是真的，我们的高铁是好的＂，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在别人的语法里说话，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强化＂威权＂这个标签。这就像一个人，被关进了一个别人设计好的笼子里。你在笼子里怎么挣扎，怎么辩解，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坏人＂——你越挣扎，笼子就越结实；你越辩解，别人就越觉得＂你果然是威权，你在狡辩＂。怎么办？不能在笼子里挣扎。要跳出笼子，用自己的语法说话。

　　三是叙事的破局：从＂熊猫外交＂到＂黑神话：悟空＂。令人欣慰的是，叙事的坚冰正在出现裂缝。1972年尼克松访华，熊猫＂玲玲＂＂兴兴＂抵达美国，超过两万人排队一睹风采——一个温润的符号，抵得上千言万语。今天，李子柒的视频没有一句说教，却让全球数亿观众看见了中国乡村的诗意与匠心。她在YouTube上拥有2410万粉丝，是订阅数最多的中文频道。无数外国人通过李子柒的视频，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乡村是什么样子，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TikTok以算法之力，把中国互联网产品送进了150多个国家，月活跃用户达到15．6亿，全球下载量超过49亿次。在这个平台上，中国的美食、中国的风景、中国的普通人，被无数外国人看见、点赞、转发。＂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大批外国博主自发拍摄＂China Travel＂。一条条真实的中国街道、中国美食、中国高铁视频，在海外平台收获数以亿计的播放——＂China Travel＂标签下的视频播放量，超过10亿次。＂耳听为虚＂的刻板印象，正在被＂眼见为实＂的镜头一点点消解。《黑神话：悟空》全球销量突破2800万份，总收入超过90亿元，海外销量占比超过50%。它让全世界的玩家第一次以中国神话为主角，感受＂踏碎凌霄＂的东方英雄主义。这不是靠官方宣传推出去的，而是靠游戏本身的品质、靠中国文化的魅力、靠玩家的口口相传。一百七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一套全新的叙事框架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今天，面对＂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和＂文明冲突＂的偏执叙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不是口号，而是一套正在生长的新叙事。

　　四是事实与叙事的辩证法：事实是树干，叙事是枝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事实的胜利不会自动翻译为叙事的胜利。从＂做对了＂到＂被承认做对了＂，中间隔着一整套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壁垒。事实是树干，叙事是枝叶。树干不壮，枝叶再繁茂也是昙花一现；但枝叶不茂，树干再壮也难以被人看见。中国用几十年时间，把树干——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养得越来越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枝叶——叙事能力、传播能力、话语体系——还没有跟上树干的生长速度。怎么补？

　　第一，要构建自己的叙事语法。不能总是在别人的框架里说话。我们要讲清楚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概念，要成为我们自己的＂元叙事＂，成为我们解释世界的基本语法。就像英语有英语的语法，法语有法语的语法。中国的叙事，也要有中国的语法。不能总是用别人的语法来说话——那样，你说得再对，也只是在别人的框架里打转。

　　第二，要发动民间的力量。李子柒、TikTok、《黑神话：悟空》、＂China Travel＂——这些不是官方宣传的产物，而是民间自发的创造。官方叙事是＂主力军＂，民间叙事是＂轻骑兵＂。主力军有主力军的威力，轻骑兵有轻骑兵的灵活。二者要形成合力，才能打胜仗。老百姓的故事，才是最动人的故事。普通人的生活，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宣传。

　　第三，要让事实说话。最好的传播，不是告诉世界＂中国有多好＂，而是让世界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发现中国的好。一个免签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游客，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任何外部叙事都无法轻易覆盖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中国的故事，最终要靠世界人民＂亲口吃一吃＂，才能真正尝出味道来。

　　（六）五对矛盾的系统咬合：牵一发而动全身

　　更需要警惕的是，这五对矛盾不是各自运转的独立齿轮，而是一台跨域联动的传动系统。舆论上的污名化（事实与叙事）为围堵遏制提供了＂合法性＂包装，围堵遏制加剧了供应链和技术节点的安全压力（开放与安全、依存与对抗），安全压力又迫使开放步伐趋于审慎，进而压缩了制度型接轨的空间和节奏（接轨与自主）；而国际责任分担上的两难（奉献与承受），则进一步消耗着可用于叙事竞争和规则博弈的战略资源。金融制裁、技术断供、规则重构、地缘冲突、舆论对抗——这些看似分属不同领域的事件，通过同一条传导链条相互激发：一个节点的震动，会沿着依存网络、制度网络和叙事网络同时扩散。正因如此，任何＂单兵突进＂的应对都会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1，只讲开放而不建安全能力，暴露面会被对手利用；2，只讲安全而收缩开放，发展空间会自我窒息；3，只谈接轨而不争夺规则解释权，接上的轨道可能通向别人预设的终点；4，只讲奉献而不核算承受能力，善意会变成战略透支；5，只辩事实而不重构叙事，真相会在别人设定的语法中被稀释。曾国藩治军，讲究＂结硬寨，打呆仗＂。湘军每驻一地，先挖壕筑垒、层层设防，不追求奇谋制胜，而追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一击而溃。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战略智慧。今天我们面对五对矛盾的复杂局面，也需要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功夫——不指望一招制胜、不幻想一步到位，而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一个一个地夯实基础。大禹治水，变＂堵＂为＂疏＂；李冰修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开放与外交，同样是＂水＂的事业：堵是堵不住的，势是违不得的，唯有因势利导、疏浚贯通，才能化风险为机遇、化阻力为动力。五对矛盾的集成，指向的不是五个独立的解法，而是一套有先后、有纵深、有咬合的系统方略。

　　《孙子兵法》云：＂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面对五对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既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又要看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唯有把矛盾看透、把病根找准、把方略谋实，才能在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中，驾驭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三、探成因：三个维度的深层病灶

　　现象是浮于水面的波纹，矛盾是激荡翻涌的浪涛，而成因才是潜藏海底、决定洋流走向的海床。前文所剖析的五对结构性张力，从来不是偶然擦出的摩擦火花，亦不是孤立发生的局部争端，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明迭代、权力重构、秩序转型多重力量交错碰撞、持续共振催生的系统性产物。倘若仅仅停留在矛盾表象之上评判得失，无异于只见枝叶、不见根本；唯有将这一系列博弈张力，放置于绵延数百年的历史纵深、全球权力分配的宏大结构、国家内部治理与战略运转的肌理之中层层透视，方能看清：种种困局的病灶从来不是零散、碎片化的，而是在历史、结构、自身三个维度盘根错节、相互滋养、循环强化，形成一套自洽的负向闭环。

　　历史维度沉淀为民族与世界理解彼此的认知底色，潜移默化塑造着全球社会看待非西方大国复兴的眼光与标尺；结构维度固化成延续百年的制度惯性，锚定全球权力版图、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与利益分配格局，划定博弈的基本场域；自身维度则决定着我们战略回旋的应对余量，界定我们化解外部压力、对冲风险、化危为机的能力边界。三重成因之中，历史之因最为顽固。它不显露于条约文本、不直白写进外交声明，而是深藏在世代传承的思维范式之中，以 “不言自明的常识” 形态潜入人的判断，如温水浸木，日积月累，极难察觉、更难拔除；结构之因最为现实冷峻，它依托既得利益链条与国际制度安排牢牢锁死权力格局，是博弈的硬底盘，直接决定各方手里的筹码、可用的博弈工具与收益分配规则；而自身之因最具决定性、最为关键致命——无论多么厚重的历史认知惯性，无论多么刚性的全球结构压力，都不会自动转化为对一国的战略伤害，外部冲击最终能否演变为实实在在的战略损耗、治理难题，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认知储备、制度韧性、话语能力与战略执行的短板是否被对方瞄准、放大。

　　《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看清外部世界的冲突、读懂对手的诉求与忌惮，不过是“知人”层面的智慧；穿透纷繁复杂的博弈表象，溯源三重深层成因，看清我们身处的认知牢笼、结构约束与能力短板，方才踏上“自知”、进而走向“自胜”的起点。知病灶，方能辨药方；明根由，才可以谋长远。

　　（一）历史之因：西方中心论的认知闭环与 “平视” 的艰难

　　近代以来的数百年，是人类文明版图剧烈倾斜的一段历史。西方依托工业革命先发的时代红利，率先挣脱农耕文明循环往复的桎梏，蒸汽机轰鸣打破人力畜力的上限，远洋风帆与铁甲舰跨过大洋的阻隔，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分科化的近代学术范式接踵登场，物质生产能力、跨区域投送能力实现指数级跃升。在硬实力急速扩张、殖民地网络铺展全球的同时，西方同步完成了一套配套的知识体系、价值框架与解释范式的建构，由此实现了对全球解释权的认知垄断。这套认知霸权最精妙、也最隐蔽凶险之处，不在于单纯依靠炮舰威逼、武力胁迫他国臣服、接受其观念，而在于巧妙地把自身特定地域、特定阶段的历史经验，抽离其原生的时空条件，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模板、唯一标尺。一旦这套解释框架被全球学界、媒体、政界广泛接纳，一道坚固无形的认知壁垒就此成型：当世界习惯于这套单一标尺衡量文明优劣、国家发展道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明谱系、走独立现代化道路的大国走向复兴，天然就会与这套固有认知框架发生剧烈冲突，“平视” 的对话便成为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巴勒斯坦裔思想巨擘萨义德在《东方学》之中，以手术刀般锐利的笔触拆解这套认知生产机制。他一针见血地点破：西方话语里的“东方”，从来不是地理经纬、文明脉络意义上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为完成自我身份确认、论证自身文明优越性，主动建构出来的“他者镜像”。在这套叙事里，东方被固化为停滞、愚昧、被动、落后的客体；西方借这面镜像完成自我赋值与自我定义：正因为 “东方蛮荒凝滞”，才反衬出西方的理性、进步与文明。这不是中立客观的学术考察，本质上是服务于殖民秩序、霸权体系的系统性话语工程。换言之，西方在这面镜子里看见的东方，从来不是东方本身，而是西方需要看见、用来佐证自身优越地位的那个幻象。这套闭环一旦历经几代学者、媒体、政客反复打磨、传播固化，便会生出巨大的认知惯性。惯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独立于现实变化而存续。哪怕东方国家早已挣脱殖民枷锁、实现经济腾飞、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那面陈旧的认知镜面却迟迟得不到更新，很多人的评判标准、预设偏见，依然停留在百年前殖民时代的叙事模板之中。

　　冷战落幕之后，这套根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迎来两次标志性的理论固化，深刻影响此后数十年全球战略界的思维底色。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断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形态演化的终点，宏大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此画上句号；紧随其后，亨廷顿推出“文明冲突论”，预先设置了一个带有强烈偏见的前提：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天然自带对抗属性，文明差异最终必然导向激烈冲突。几十年光阴流转，现实持续不断地证伪两大论断，学术界内部的质疑、辩驳从未停止，但是这套叙事下沉、沉淀为全球舆论场默认“常识”的速度，远远快于理论被证伪、被推翻的速度。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福山本人晚年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坦言，如果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发展、走出一条独属于自身的现代化道路，那么他早年针对中国做出的判断，从根基上就是错的。一位构建宏大理论、享誉全球的顶尖学者，尚且需要耗费数十年时光，才愿意部分修正早年固化的认知；推而广之，整个西方知识界、智库圈层、战略群体根深蒂固的认知惯性，其厚重程度可想而知。

　　这种认知惯性催生出来最危险的思维陷阱，就是对修昔底德命题的偷换：把一份基于历史样本统计得出的高风险概率，悄悄置换为不可挣脱的历史宿命。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在《注定一战》中梳理近五百年 16 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互动案例，统计显示其中 12 组最终滑向战争，仅 4 组实现权力平稳转移；而这四次和平转型，无一例外都要求博弈双方付出巨大、痛苦的战略调整与利益让步。这份史料复盘本身具备极高的警示价值，它冷静提醒世人：大国权力交替不会天然走向和平，想要规避冲突，需要超凡的政治智慧、长久的战略克制、持续的沟通磨合。但认知惰性会扭曲解读逻辑，很多人直接忽略 “人为选择” 这个核心变量，粗暴简化成一句宿命式结论：大国崛起必有一战。

　　基辛格对这一陷阱始终保持清醒。他多次明确阐释，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预设的修昔底德陷阱，两国完全有条件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规避风险的唯一正道，就是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辛格与艾利森的分歧，不在于史料掌握得多寡，而在于底层世界观的分野：面对同一组历史概率，究竟是被动臣服于过往经验、被历史概率裹挟，还是主动依靠战略定力、理性抉择，去改写概率、开辟新的历史路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那句流传千年的论断值得反复品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带给斯巴达的恐惧。”我们必须看清：恐惧，是主观认知、心理判断，不是注定发生的客观必然。恐惧可以被沟通消解，猜忌可以被信任缓释，命运从来不是写死的剧本。

　　说到底，历史之因的核心症结，并不简单等同于一句轻飘飘的“西方人傲慢”，而是认识论层面延续数百年、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当一套解释框架被沿用数百年，在殖民扩张、冷战竞争的历史场景里反复被 “印证”，使用者会慢慢遗忘：它仅仅是特定时空下局部历史经验的归纳总结，反而将其奉为丈量全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国家的唯一标尺。用“民主 — 威权”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标尺打量中国，就天然看不见中国式现代化跳出西方现代化陷阱、开辟全新现代性道路的探索价值；用 “守成大国对抗挑战者” 的单一框架解读大国关系，就提前锁死合作空间，把多层次、复合型的大国博弈强行压缩成零和博弈。

　　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平视”如此艰难。真正的平视，绝不只是口头上承认对方经济总量、科技实力的增长，它要求人们主动抛弃一套已经内化为本能、常年用来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放下沿用已久的认知框架，远比承认对手变强，更加艰难、更加刺痛固有认知。这就如同古代先民长久信奉 “天圆地方”的宇宙图景，即便是航海实践、天文观测的证据摆在眼前，要接受大地是球体，依然要跨越巨大的心理鸿沟。这一道由西方中心主义编织而成的认知闭环，就是横亘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一堵无形却厚重的墙，肉眼看不见轮廓，却无处不在，持续阻滞理性对话、遮蔽真实图景，让平等互鉴的沟通举步维艰。

　　（二）结构之因：秩序转型期的“规则空窗”与权力的“有形天花板”

　　如果说前文所论的历史之因，是弥散在观念长河里、看不见摸不着的认知高墙，那么结构之因，就是嵌在全球治理制度骨架之上、可触碰、可丈量、可博弈的权力天花板。这套运行至今的国际秩序，根脉扎在二战硝烟散尽之后的雅尔塔安排与布雷顿森林架构之中，由彼时实力占优的西方国家主导设计、擘画搭建，历经七十余年的演化沉淀，塑造了全球资本流动、贸易分工、投票权重、争端裁决的底层逻辑，至今仍牢牢框定全球资源、收益与话语权的分配版图。这一结构性矛盾最核心的症结，在于制度框架的“设计基准”与现实世界的 “力量坐标” 发生了根本性错配：旧秩序的运行法则、权力分配比例，依然锚定七十多年前战后初期的力量格局；而经过半个多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重心持续向东、向南迁移，旧制度的容量、代表性、包容性，已经跟不上力量格局转移的节奏，二者之间撕裂出一道不断延展、持续加深的巨大鸿沟。古人云，“器与时移，治与世变”，当承载世界运转的“器”不再适配时代变迁，动荡、摩擦与博弈便成为必然。

　　这道裂痕，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之中暴露得最为直观、最为惊心动魄。依据 IMF 发布的 COFER 外汇储备货币构成统计，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虽从本世纪初接近 70% 的历史高点缓步回落，至 2025 年二季度仍维持在 56．32%，依旧是全球无可替代的储备与结算核心货币；同期人民币占比仅为 2．12%，在全球储备货币格局中仍处于弱势位置。份额下行的曲线平缓绵长，是数十年的渐变；然而美元体系被武器化的进程，却是骤然加速、雷霆突进，其速度远远甩开货币份额缓慢衰减的节奏。2022年地缘冲突升级，部分俄罗斯金融机构被移出 SWIFT 跨境支付通道，这是二战之后全球范围内一次极具标志性的金融“断联”实验，给所有主权国家上了一堂冰冷的风险公开课。俄央行的结算数据清晰刻录这场变局：俄罗斯出口结算之中，美元占比自 2022年1月的52%，短短九个月下滑至当年9月的 34%；欧元占比同步由 35% 跌落至 19%。与之形成强烈对照，人民币在俄出口结算中的占比，自2022年一季度仅1% 的低位，一路攀升，至 2023年四季度达到34%，实现数十倍跃升。这一组数据的分量，早已超越一国层面简单的 “去美元化” 操作，它揭示出一套深刻的全球底层逻辑：当一项本应服务于全球贸易融通、风险分担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反复被异化为单边制裁、定点惩戒的政治工具之时，各国理性的自保选择，从来不是停留在口头抗议、外交谴责，而是主动搭建备选通道、培育替代币种、分散资产敞口。于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悖论就此成型：美元储备份额缓慢下行，与美元武器化加速推进，彼此互为因果、相互消解。每一次冻结他国外汇储备、切断跨境支付链路的单边金融制裁，都是向全世界所有主权国家发出的警示信号：一国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在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随时面临被冻结、截留、剥夺的风险。昔日支撑全球贸易循环、被各国视作安全压舱石的信用基石，正在被它自身的工具化、武器化行为持续侵蚀、慢慢风化。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货币霸权一旦脱离公共性约束，转向服务单边政治目标，它自身的信用根基便会从内部开始瓦解。在多边国际制度的治理层面，这层权力天花板同样坚硬厚重、积重难返。IMF份额改革，本是顺应全球经济版图变迁、重新校准投票权重、补齐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短板的核心抓手，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曾被全球南方寄予厚望，期盼借此机会矫正长久以来代表性失衡的痼疾。然而事后的学术评估与多方复盘显示，本次改革最终选择等比例增资方案，并未实质性调整份额分配公式，没有向经济体量持续壮大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让渡对应的投票权，实质上重蹈第十五次份额改革停滞不前、改革落空的覆辙。存量主导的旧制度，习惯于固化既有的权力蛋糕，不愿为崛起的增量力量腾挪制度空间。当正式改革通道堵塞、协商渠道失灵，新兴力量不会被动坐以待毙，“绕行机制”便自然而然破土而出：新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遍布各大洲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接连落地、蓬勃生长。这绝非简单的技术性补充、配套性点缀，而是一份清晰、严肃的结构性政治信号：当旧体系自我封闭、拒绝与时俱进，新兴力量不会困于原有框架内等待施舍，而是主动开辟新赛道、搭建平行合作平台，另起炉灶构建适配自身需求的多边合作生态。亚投行从最初 57 个创始成员出发，稳步扩容，如今成员达到 111 个，覆盖全球六大洲，覆盖全球 81%人口与65%的GDP，累计批准数百个基建项目，保持全球三大评级机构 AAA 最高信用评级；金砖国家持续有序扩容，吸纳非洲、中东、拉美多国加入；全球南方国家持续推动非盟正式加入 G20 机制，都是旧多边体系改革滞后催生出来的制度增量，是时代力量寻找出口的必然结果。由此，世界坠入一段风险丛生的规则空窗期。旧规则的合法性持续耗散，它已经难以解释、容纳当下多元崛起的世界；而能够覆盖全球、凝聚广泛共识的新规则体系，尚在孕育、磨合、博弈之中，远未成型。旧制度代表性不足、治理效能衰减，新兴多边机制覆盖面、执行力、制度粘性尚浅，羽翼未丰。就在新旧秩序交替，既有旧轨道惯性、又缺少统一新标尺的拥挤而空旷的过渡地带，单边主义、阵营对抗乘虚而入，大行其道：以本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公约之上，搞“长臂管辖”；以“小院高墙”替代开放包容的全球市场，实施技术封锁；以“脱钩断链” 人为拆解历经数十年形成的全球产业链相互依存网络。而中国，恰好处在这一空窗期的漩涡中心，被置于一个极其特殊、两难交织的夹层位置。我们本身就是二战后多边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受益者：依托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我们成长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获得稳定的外部融资渠道、广阔的海外市场与相对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是这套旧秩序代表性失衡、规则偏向不公、霸权干预常态化的直接承受者。于是我们面临一重难以简单取舍的战略悖论：维护多边规则的权威，是为了约束单边霸权、抵制强权霸凌，守住全球自由贸易、主权平等的基本底线；可我们又不得不直面残酷现实：WTO 上诉机构长期瘫痪、争端解决机制近乎停摆，不少国际机构被少数国家把持、议程设置偏向自身利益，多边机制的约束力、公信力持续衰减。结构层面这套深层困境，将中国推到“守成不足、开创未成”的夹缝地带。倘若一味保守现状、无条件维护旧秩序原样不动，无异于默认固化这套偏袒少数国家的权力分配格局，默许不合理的规则长期压制新兴力量；倘若急于全面另起炉灶、仓促推倒重来，又会撕裂已经深度交织的全球合作网络，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背负极其高昂的战略成本，甚至被贴上“破坏现有国际体系”的标签，落入对手预设的叙事陷阱。无论是单纯守旧，还是激进立新，都难免失之偏颇、顾此失彼。这正是秩序转型阶段结构性矛盾独有的严酷考验。《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题。旧秩序并非一无是处，其中《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仍是当今世界不可动摇的法理根基；而旧秩序里的霸权特权、一票垄断、规则偏向，又是必须持续推动改革、逐步矫正的沉疴痼疾。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简单抛弃旧体系，也不是无条件拥抱现状，而是推动一场渐进、可控、普惠的治理革新：在保留多边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持续推动规则更加公平、包容、均衡，让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匹配各国真实的经济分量与发展诉求。而这一漫长的博弈进程，注定荆棘丛生、阻力重重，这便是结构维度病灶，带给大国复兴独有的时代重负。

　　（三）自身之因：能力与需求之间的 “剪刀差”

　　历史积淀而成的认知偏见、全球格局内生的权力失衡，从来不会直接转化为压向一国的现实危机。所有外部压力，都必须穿过国家内部的治理肌体、能力底盘、人才储备与制度响应链条，才能落地为真切的战略损耗。这一重成因，是三重病灶之中最应当坦诚直面、主动叩问的内核。《荀子》有言：“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处境，从来不是外部环境单方面书写的答卷；同样一场外部冲击，是轻擦而过的涟漪，还是撼动全局的震荡，很大程度取决于内部体系消化风险、缓冲冲击、转危为机的吸收转化能力。当下制约我们从容应对百年变局的突出矛盾，集中体现为一组持续拉大的张力：中国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维护海外利益的需求不断拓展，而与之配套的涉外综合供给能力、制度工具、专业人力资本、跨域协同机制，尚跟不上时代向前奔跑的脚步，二者之间，形成一道持续张开的能力 — 需求剪刀差。话语权建设上的落差，正是这道剪刀差最直观的切面。我国主流外宣平台历经多年投入，硬件基础设施、全球传播节点、数字分发载体迭代迅速，覆盖五洲四海的传播网络框架已然成型，信号可以抵达世界绝大多数角落。但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论断，值得我们反复咀嚼、深思明辨：软实力的核心，从来不是发射功率的强弱，而是叙事建构的穿透力与共情力。叙事博弈的要害，不在于音量高低、篇幅长短，而在于我们是否掌握属于自身的认知语法。倘若关于现代化、发展权、安全观、国际秩序的基础定义权、解释框架，依然被对手牢牢把持，那么即便我们论据翔实、数据扎实、传播声势浩大，终究还是在别人预设的句法体系之内填充材料。我们的辩驳、阐释、澄清，不自觉沿用对方设置的概念标签与二元框架，很容易落入对方精心布下的认知陷阱，越辩解，越被原有叙事体系规训、裹挟。中国式现代化以数十年脚踏实地的发展实绩，在实践层面击碎了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这一延续百年的固化命题；然而，把鲜活的本土实践、独特的文明经验、成功的治理范式，萃取成逻辑自洽、可以跨文明对话、具备普遍解释力、能够打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原创叙事体系，依然是一项远未竣工、久久为功的宏大工程。

　　人才与制度层面的人力资本缺口，可以用一组冰冷却无可回避的数据精准画像。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会费占比约20%，年度缴纳额度约 7．7 亿美元，为全球公共治理持续投入财力支撑。可在联合国秘书处约 3．5 万名国际职员之中，中国籍职员仅613人，占比仅1．67%；同期美国籍职员2451人，占 6．66%，法国籍职员1486人，占4．04%，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我国职员占比位居倒数第二。更有标志性意义的地域代表性测算显示，依照联合国既定的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秘书处地域代表性岗位里，中国籍职员合理区间本应在 300至406人，实际在岗合格人员仅126人，最低缺口便达到174人，长期位列联合国系统任职严重不足的国家行列。视线转向 WTO体系，长期稳定任职的中国籍专业人员常年维持在14人上下，不足法国籍人员的十分之一。涉外法治赛道同样捉襟见肘：国内能够独立承接高端跨境经贸、投资合规、国际制裁应对业务的涉外律师仅有7000余名，能够直接站上WTO 争端解决庭审现场、独立出庭抗辩、起草法律意见书的专业律师，仅仅300余人。这一组数字串联起来，勾勒出一幅极具反差感的图景：中国已经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之中分量举足轻重，但是在国际规则起草、条约谈判、机构议事、争端裁决的核心链条上，我们的本土专业人才“在场度”严重不足。所有规则博弈、条款拉锯、法理争夺，最终都会落地到会议室的方寸之间，是一笔一笔修改文本、一句一句磋商措辞、一轮一轮博弈表决、当庭唇枪舌剑的人的较量。如果缺少足够规模、足够层级、深耕国际组织核心圈层、通晓国际法理、熟稔外交博弈、懂得跨文化沟通的本土专业力量持续进场，那么制度性话语权就如同隔着一层明净却坚硬的玻璃，看得见规则博弈的赛场，却难以真正走进规则制定的内核。与此同时，跨部门、跨领域统筹协同的治理能力，同样面临严苛考验。前文梳理的五对结构性矛盾——开放与安全、接轨与自主、发展与安全、斗争与合作、奉献与承受，每一组命题都横跨数十个党政部门、多层级治理链条、多个专业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单一机构能够独立处置。近些年来，我们的涉外法治工具箱持续补短板、夯底座：《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出口管制法》等基础性法律相继出台，制度供给从空白走向体系化；2026 年商务部针对他国单边制裁发布专项阻断禁令，2024年南京海事法院审结全国首例反外国制裁侵权诉讼，实现司法实践上标志性突破。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区分两个阶段：“有法可依”只是起点，距离“用法自如、善用善治”尚有漫长路途；零散个案的应急维权，距离体系化、预判式、主动布局的常态化战略运用，还存在明显鸿沟。法律条文的真实力量，从来不在于文本是否完备优美，而在于运用这套工具的专业密度、信息流转效率、跨部门协同的响应速度，在于事前预警、事中联动、事后复盘的闭环治理能力。法条写在纸上是静态文本，只有成熟的人才梯队、顺畅的协同机制、统一的战略研判，才能把纸面规则转化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动态武器。至此我们应当明晰：历史、结构、自身这三重成因，并不是三条互不相交、平行摆放的直线，而是一套咬合紧密、彼此传导、循环强化的有机系统。历史之因，决定外部世界打量我们时自带何种认知滤镜，预先设定偏见与猜忌的底色；结构之因，决定对手手中握有哪些博弈筹码、制裁工具、制度特权，划定博弈的权力边界；而自身之因，决定我们拥有多大底气去消融偏见、重塑认知，在权力博弈之中争取更公平的规则。三者相较，历史观念的迭代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漫长时间，偏见的消融缓慢而艰难；全球权力格局的再平衡，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马拉松博弈，受制于全球各大经济体的消长节奏；唯独自身能力建设，是牢牢握在我们掌心、可控可塑的变量。主动权，从来就在我们自己手里。

　　古人有言：“内不足者，急于人知；有余者，不期自显。”内功根基虚浮单薄之时，外部一点风浪扰动，都容易被放大为全局性恐慌；若是根基深厚、底盘稳固，风浪不过是阶段性的考验，难以撼动根本。曾国藩治军，一生恪守“结硬寨、打呆仗”，湘军每到一处扎营，必先深挖壕、高筑墙，层层布防，不求奇兵突袭、一战定乾坤，只求底线牢靠，无论敌人如何猛攻，都不至于一触即溃。这份不投机、不取巧、日日夯实根基的智慧，同样适用于大国的涉外能力建设。回望本土治理的精神谱系，焦裕禄扎根兰考治沙，没有幻想一剂良方根除黄沙，而是一株一株试种泡桐，一片一片锁住沙丘；谷文昌在东山岛驻守十四载，日复一日育苗造林，让荒岛褪去荒芜、披上绿装；黄大发绝壁凿渠，三十六年寒暑不辍，一锤一钎，凿出滋养全村的生命之水。这些扎根乡土、久久为功的治理故事，看似远隔万里，和国际外交、全球博弈看似无关，底层逻辑却一脉相承：真正可靠、不可击穿的战略韧性，从来不是华丽宏大的口号，而是在复杂约束之下，日复一日打磨基本功，一点一滴搭建起稳固的能力底盘。反观和珅，天资聪颖、才干超群，身居枢机高位，却私心蔽目、内里溃烂，纵然一时权倾朝野风光无限，外部形势稍有变动，顷刻墙倾楫摧，印证了“外患易防，内腐难救”这条亘古不变的历史铁律。

　　说到底，对外开放与大国外交的内功修炼，本质上就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外法治体系完备化、国际人才队伍体系化、跨领域统筹机制科学化的系统工程。这条修行之路没有捷径，不可一日松懈，不可半途松劲。外部世界的固有偏见、霸权逻辑、博弈算计，不会因为我们秉持善意就自动软化消散；但是当我们的叙事能力、人才储备、法治工具、协同机制持续变强，全球所有主体都会重新权衡、审慎计算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本、风险与收益。我们抽丝剥茧、层层溯源，看清三重病灶，本意不是渲染焦虑、放大风险，而是找准发力靶点，锚定主攻方向，为后文整套系统方略的铺展筑牢认知根基。知病而后知治，明短板方能谋长进。

　　六、谋方略：统筹集成、系统破题的中国答卷

　　病因找准，方可开方。面对五对结构性矛盾、三重深层病灶，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答案既不是退回去关门自保——那是晚清闭关锁国的老路，最终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也不是照单全收、一味迎合——那是旧中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屈辱之路，最终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掠夺。真正的答案，是以＂统筹＂为纲，打出一套系统集成、综合施策的组合拳。这套方略的总纲，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一体推进、行稳致远。其灵魂，是《孙子兵法·军形篇》那句千古名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先把自身的事情办到无懈可击，把底盘扎到别人撼动不了的位置，再等待和创造克敌制胜的时机。这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一种极高明的战略排序：把胜负的主动权，从对手的失误中收回来，握在自己的能力建设里。但这套方略还有另一半灵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治理的最高境界：＂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上乘的治理，不是与规律较劲，而是识势、顺势、因势利导。＂先为不可胜＂讲的是底线与自主，＂善者因之＂讲的是方向与方法。前者让你不被击倒，后者让你不做无用功。二者合在一起，才是＂统筹＂的完整含义——在守住底盘的前提下，顺着世界变化的大方向去用力，而不是逆着潮流去硬掰。大禹治水，变＂堵＂为＂疏＂；李冰修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顺水之性而用之，两千多年不废。开放与外交，同样是＂水＂的事业：堵是堵不住的，势是违不得的，唯有因势利导、疏浚贯通，才能化风险为机遇、化阻力为动力。而＂疏＂的前提，是你自己的河道足够深、堤坝足够牢。底盘扎到不可胜，方向顺着大势走——这既是中国智慧，也是今天集成方略最深层的哲学依据。以下十条方略，正是在＂先为不可胜＂与＂善者因之＂这两条哲学线索的交织中展开的。

　　第一，统筹发展与安全，把牢＂压舱石＂。发展的安全、安全的发展，两者不可偏废，但＂统筹＂的关键不在于平均用力，而在于分清什么是＂不可胜在己＂的底线，什么是可以在开放中动态求解的变量。面对＂卡脖子＂清单，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自立自强是最典型的＂先为不可胜＂。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后极限承压，2021年营收骤降2000亿元，外界一度质疑这家企业能否挺过寒冬。然而六年之后，2025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8809亿元，麒麟芯片在断供条件下持续迭代，昇腾AI芯片在国产算力阵营中占据首位，鸿蒙生态装机量突破8亿台。华为的突围之所以具有标本意义，不在于它＂扛住了＂，而在于它把＂被切断＂的约束条件转化成了重构技术路线的触发器——当别人设定的＂几何缩微＂路径被堵死时，它被迫在＂时间优化＂的新方向上另开一局。

　　钱学森的故事，是这种＂先为不可胜＂精神的最早注脚。1955年，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这位被＂安全化＂锁定的科学家，历经五年软禁终于归国，却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让那句＂抵得上五个师＂的评估，成为美国安全战略史上最著名的失算之一。

　　打压越是凶猛，自强越是坚定——这几乎是规律。粮食、能源、重要矿产、数据、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安全底线同样如此。守底线不是为了关门，而是为了在门被外人关上时，自己手里还有钥匙。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预言中国将因粮食短缺而拖垮世界。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我们靠的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在开放的同时，把自己的耕地红线、种子工程、储备体系建得牢牢的。能源安全是另一块压舱石。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曾经超过70%，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超过45%，这在战争时期是要命的。但我们没有因此关上能源合作的大门，而是一边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核电，把非化石能源占比一步步提升到20%以上；一边拓展进口渠道，从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拉美多点开花，不让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条海峡成为＂卡脖子＂的单一节点。同时绝不因噎废食，该开放的市场继续开放，该引进的技术人才继续引进——安全能力越强，开放的空间反而越大，这是＂先为不可胜＂与＂善者因之＂在同一个逻辑里的咬合。

　　历史上有两个反面教材值得记取。一个是晚清，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结果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另一个是苏联，过度军事化、过度安全化，把国民经济拖垮了，最后不战而亡。这两个教训告诉我们：封闭的安全是假安全，片面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安全。

　　第二，统筹自主与开放，推进制度型开放升级。开放的最高境界，不是关税让利的浅层开放，而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海南自由贸易港2025年12月全岛封关运作，封关百日之内，＂零关税＂政策统一转为负面清单管理，税目由1900个扩大至6637个，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较封关前提高近53个百分点；新增备案外贸企业7503家，同比增长65．7%，新增外资企业737家，同比增长超三成。这组数据的深意在于：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用＂规则的可预期性＂替代＂政策的临时性＂。企业不再需要猜测下一轮优惠在哪里，而是可以按照一张透明的负面清单来安排长期投资。与此同时，中国主动申请加入CPTPP和DEPA，以更高标准倒逼自身改革。接轨不是照搬，而是在对标中校准、在参与中塑造。当你的规则足够透明、足够稳定，别人＂脱钩＂的成本就会自动上升；＂挂钩＂的收益越大，武器化相互依存的杠杆就越短。这是＂善者因之＂在开放领域的运用：不硬拉别人留下，而是让自己变得值得留下。

　　回望历史，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汉朝丝绸之路打通中西交流，唐朝长安成为世界之都，宋朝泉州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开放带来的是繁荣、是文明、是国力的跃升。反观明清两朝的海禁、闭关锁国，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就是在自我封闭中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教训太惨痛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天文仪器、蒸汽机模型和六百箱贡品来到承德，希望打开通商之门。乾隆皇帝的回绝被历史凝固成一句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使团带来的先进器物被登记为＂贡品＂，英王的国书被译为＂表文＂，一次本可以开始平等对话的机会，被翻译成了藩属朝贡的旧剧本。四十七年后，鸦片战争的炮声把这艘＂老旧战舰＂的甲板击穿了。今天我们主动扩大开放，不是被动挨打后的无奈选择，而是主动引领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中央领导在进博会上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第三，统筹大国关系、周边外交与多边合作，织密＂朋友圈＂。大国关系上，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关系应回落到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政治基础上，竞争可以有边界，合作必须有空间。2025年10月，国家领导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韩国釜山时隔六年再次会面，本身就是＂管控分歧＂这一逻辑的体现：两个体量如此之大、利益交织如此之深的国家，对话的中断比对话本身更危险。基辛格博士在90多岁高龄时仍然反复告诫：＂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他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亲历者。1971年7月，他秘密访华，为尼克松1972年历史性访华铺路。那一年，他在巴基斯坦以＂胃病＂为由躲过记者视线，悄悄飞往北京。这次秘密行程，改变了世界格局。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更能体会：两个大国之间，对话永远比对抗好，沟通永远比封闭好。

　　周边外交则是＂亲诚惠容＂最见实效的方向。202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突破9800亿美元，连续五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前11个月双边进出口达6．82万亿元，增长8．5%。在美国对东南亚多国施加＂对等关税＂压力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曲线不降反升，说明周边国家用实际选择回答了一个问题：谁是更具确定性的合作者。多边层面，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G20、金砖、上合、亚投行发挥更大作用。

　　大国关系求＂稳＂，周边关系求＂实＂，多边合作求＂势＂——三者合在一起，就是把全球南方的共同声音汇聚成改变治理格局的集体力量。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推动形成了＂万隆精神＂，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主召开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化解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分歧，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大门。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就是要把全球南方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朋友圈搞得大大的。

　　第四，统筹＂硬联通＂与＂软联通＂，绘好＂工笔画＂。＂一带一路＂建设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进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阶段。2025年，中欧（亚）班列全年开行3．4万列、发送317万标箱，中欧班列开行超过2万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3．6万亿元，增长6．3%，占外贸总值的51．9%。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两周年累计发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单日最高2．67万人次，日均开行列车从初期14列增至高峰期62列，已成为印尼最繁忙的轨道交通干线之一。这些是＂硬联通＂的骨架。但比铁路和港口更深、更持久的，是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和民心相通的＂软力量＂。一条铁路可以在几年内建成，但信任的轨道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铺进人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扎扎实实办好每一个项目、温暖每一颗人心，让合作的红利落到普通人的饭碗里、通勤里、孩子的教育里，这是最朴素也最不可替代的国际传播。1970年代，中国还很穷，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就勒紧裤腰带，援建了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公里，穿越崇山峻岭、沼泽森林。中国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万人次，有60多位中国工人永远长眠在非洲的土地上。今天，你在坦赞铁路的起点达累斯萨拉姆，还能看到一座中国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牺牲的中国工人的名字。这种奉献精神，是中国外交的红色基因。今天的＂一带一路＂，不是＂慷慨解囊＂，而是＂互利共赢＂。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要赚钱；东道国也要得到发展——这才是可持续的合作。

　　一条铁路、一座港口、一座电站，最终要落到普通人的生活里：让一个肯尼亚的农民能把农产品更快运到市场，让一个印尼的上班族能每天通勤少花一小时，让一个巴基斯坦的孩子能在有路灯的路上上学——这些最朴素的生活改善，才是＂一带一路＂最坚实的民心基础。

　　第五，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畅通＂双循环＂。进博会、消博会、服贸会、广交会万商云集，单方面免签国家持续扩容，过境免签延长至240小时，＂China Travel＂成为国际热词——开放的大门不仅没有关闭，反而开得更宽、迎客更诚。

　　2025年入境外国人达8203．5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3008万人次，同比上升49．5%。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口岸增至65个，单方面免签国家达48国，互免签证国家扩大至29国。＂中国游＂成为全球社交媒体上的热词，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收入。当一个人可以免签踏上中国的土地、用几个小时的高铁穿越数个省、在街头用手机完成从打车到支付的一切操作时，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任何外部叙事都无法轻易覆盖的。与此同时，高质量＂走出去＂蹄疾步稳，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由＂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标准出海＂。2025年民营企业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升至57．3%，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超过78万家，机电产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0．9%。这些数字所描述的不是一个＂世界工厂＂在继续输出廉价商品，而是一个由数十万家企业、无数条供应链和品牌网络构成的开放生态在向外生长。

　　＂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是两个方向的孤立动作，而是同一个循环的两端：进来的资本和技术提升出去的竞争力，出去的品牌和标准又反过来增强进来的吸引力。

　　历史上，张骞凿空西域，不仅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带出去，也把西域的葡萄、苜蓿、琵琶、佛教引进来。这种双向交流，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今天，我们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也是这样一种双向奔赴：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吸收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

　　第六，统筹贸易创新与产业升级，锻造＂新动能＂。外贸的成色，说到底是产业的成色。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持续领跑，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方兴未艾，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前11个月，集成电路出口增速连续八个月保持20%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量价齐升，各地＂新三样＂产业链的溢出效应正在重塑外贸结构。新能源汽车是最生动的样本。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连续11年全球第一，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一半。从燃油车时代的追赶者，到电动化时代的规则参与者，这一转身的支点恰恰是完整产业链所提供的＂试错空间＂和＂迭代速度＂。

　　以创新驱动贸易、以贸易反哺产业，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标准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最根本的武器，不是在同一条价值链上争抢份额，而是把自己所在的价值链段位不断向上推移。

　　当你的产品别人造不了、你的标准别人绕不开时，关税和管制的效力就会从＂结构性打击＂退化为＂摩擦性成本＂。清朝洋务运动的教训，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当年李鸿章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买了机器、建了工厂，以为就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只买器物、不改制度、不创新，最终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今天，我们搞贸易创新、产业升级，绝不能重蹈＂只买器物、不重创新＂的覆辙。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搞出来。华为的＂韬定律＂，就是这种创新精神的最好体现。当别人在＂几何缩微＂的赛道上跑到物理极限时，华为开辟了＂时间优化＂的新路径。这种另辟蹊径的创新，才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真正方向。

　　第七，统筹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提升＂货币权＂。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按全口径（含贸易融资和跨境投融资）计算，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国际清算银行2025年调查显示，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升至8．5%，较2022年提高1．5个百分点，是全球占比增幅最大的货币。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金额16．7万亿元，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已进入持续运营阶段。但金融开放必须与宏观审慎管理同步推进。美元体系的经验恰恰提供了最直接的反面教材：当一种货币被过度用作制裁工具时，它的网络效应会从＂护城河＂变成＂离心力＂——每一次将对手踢出支付系统的动作，都在向所有持有该货币资产的行为体发出同一个信号：你的储备在政治上是可被冻结的。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部分俄罗斯银行被踢出SWIFT系统。俄罗斯出口结算中的美元和欧元份额急剧萎缩，美元从2022年1月的52%降至同年9月的34%，欧元从35%降至19%；与此同时，人民币在俄罗斯出口结算中的比重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1%飙升至2023年第四季度的34%。这组数据揭示的，远不止＂俄罗斯在去美元化＂。它揭示的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机制：当一种公共品被频繁地用作惩罚工具时，使用者的理性反应不是抗议，而是寻找替代品。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机会，不在于取代谁，而在于提供一个不被武器化的、可预期的替代选项。这是＂善者因之＂：不推着别人离开美元，而是让留在美元体系之外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小。历史上，英镑曾经是世界货币。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国力衰退，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逐渐被美元取代。但英国没有因为英镑衰落而崩溃，因为它完成了从＂日不落帝国＂到＂普通中等国家＂的转型。今天的美国，是否也在走类似的路？把美元武器化，每一次制裁都在提醒各国：你的储备在政治上是＂可被冻结的＂。这种自我拆解式的悖论，最终会侵蚀美元体系的根基。

　　第八，统筹国家叙事与民间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要义，在于以平等对话取代单向灌输，以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对冲偏见滤镜。官方旗舰媒体挺起主力军，制度性话语权立起新议程，民间文化使者当好轻骑兵，数字平台换道超车。但叙事能力的核心，约瑟夫·奈早有判断：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一种叙事的能力，而叙事能力的较量不在音量，在语法。当＂民主对威权＂＂秩序对修正＂这类二元框架仍然占据认知制高点时，在框架内争夺形容词是没有出路的。真正的突破在于用事实本身去松动框架：一个免签踏上中国土地、用手机完成一切日常操作的外国游客，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比一百篇辩解文章都更不可反驳。

　　令人欣慰的是，叙事的坚冰正在出现裂缝。1972年尼克松访华，熊猫＂玲玲＂＂兴兴＂抵达美国，超过两万人排队一睹风采——一个温润的符号，抵得上千言万语。今天，李子柒的视频没有一句说教，却让全球数亿观众看见中国乡村的诗意与匠心；TikTok以算法之力把中国互联网产品送进150多个国家；＂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大批外国博主自发＂China Travel＂，一条条真实的中国街道、中国美食、中国高铁视频，在海外平台收获数以亿计的播放——＂耳听为虚＂的刻板印象，正在被＂眼见为实＂的镜头一点点消解。《黑神话：悟空》全球销量突破两千万份，让全世界的玩家第一次以中国神话为主角，感受＂踏碎凌霄＂的东方英雄主义。

　　多声部合唱的中国叙事，终将让世界听到、听懂、动容——前提是每一个声部都唱的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排练过的台词。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中国的故事，最终要靠世界人民＂亲口吃一吃＂，才能真正尝出味道来。最好的国际传播，不是告诉世界＂中国有多好＂，而是让世界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发现中国的好。

　　第九，统筹当下与长远，涵养＂人才池＂。龚自珍感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今日之大国外交，最紧缺的不是口号，而是能够坐在规则制定的房间里、用专业语言参与文本起草的人。前文的数据已经勾勒出缺口：联合国秘书处中国籍职员仅613人，占1．67%，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大的任职人数不足国家；在WTO，中国任职人员长期在14人左右，不及法国的十分之一；能够独立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办案的中国律师仅300余名。

　　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最终落在具体的人起草的具体文本、投出的具体票数、在具体会议室里说出的具体判断上。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建设高水平涉外智库，鼓励青年一代走向世界讲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是国际竞争中最持久的力量，也是最无法被＂卡脖子＂的力量，因为能力一旦长在人身上，任何出口管制都切不断它。钱学森的故事，是人才战略的最好范本。1955年，他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到祖国。那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他回国后，主持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带领团队在戈壁滩上白手起家，最终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他一个人，让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至少提前了二十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才：不仅精通专业，更有家国情怀；不仅了解中国，更了解世界；不仅能在国内做事，更能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发声。这需要从教育体系、人才培养、国际组织推送等多个环节系统发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慢功夫，急不得，但也等不得。

　　第十，统筹自身责任与全球担当，拓展＂治理权＂。中国已全额缴纳2025年度联合国会费6．8573亿美元，会费比例从2000年的不足1%上升至20．004%，成为第二大会费国，且自2000年以来从未拖欠。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参加29项安理会授权的维和行动。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数据安全、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中国主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公共产品。全球治理的＂中国席位＂，不是靠别人恩赐的，而是靠贡献换来的、靠实力赢得的、靠道义支撑的。大国之大，不在体量，而在担当；不在言辞，而在履约。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推动形成了＂万隆精神＂，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今天，我们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成立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开展了1000多个合作项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也在逐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以上这十条方略，不是十件并列的事情，而是一套有纵深的系统。＂先为不可胜＂贯穿其中的底盘逻辑：科技自立、安全底线、金融审慎、人才储备，都是＂不可胜在己＂的功夫，是别人拿不走、封不住、也吓不倒的东西。＂善者因之＂贯穿其中的方向逻辑：制度型开放顺应规则透明化的大势，周边合作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全球治理顺应力量多极化的结构变迁，叙事重构顺应全球南方要求代表性的大势——不是逆着世界的变化去防守，而是顺着变化的方向去布局。

　　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回到开篇那句＂察全局而后谋一域，观大势方能定方略＂。一百二十多年前，陈澹然在甲午战败的废墟上写下这两句话时，他面对的是一个＂谋一域而失全局、谋一时而失万世＂的溃败年代。今天，当我们走完这一章从大势研判到矛盾透视、从病根深挖到方略集成的全部路程，可以得出一个清醒而坚定的结论：机遇大于挑战，底气胜过焦虑，方略已然清晰，关键在实干。方志敏烈士在1935年那个最黑暗的年份里，戴着镣铐写下《可爱的中国》。他在狱中写道：＂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写下这段话时，他36岁，脚上拖着十斤重的铁镣，面前是随时可能落下的屠刀。他看不到自己预言的实现，却以生命为代价相信它必将实现。今天，当高铁穿行于他曾经战斗过的赣东北大地，当兰考的风沙地变成了泡桐成荫的良田，当西海固的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朗读课文，当＂China Travel＂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的热词——先烈的预言不是＂正在变为现实＂，而是在许多维度上已经变为现实。

　　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实现＂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让这份已经成型的＂可爱的中国＂不仅自己可爱，更让世界看见她的可爱；让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14亿人民，更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中国的倡议变成世界的共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那句被刻在墓碑上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对世界大势的研判，从＂察大势＂到＂探成因＂，从＂辨矛盾＂到＂谋方略＂，说到底都还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解释得再透彻，不落笔在行动上，就仍然只是书斋里的文章。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行而不知，则是妄行。那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脚下开始，把这份清醒、这份坚定、这份担当，一步一步，走成未来的样子。

　　长风破浪，行稳致远：变局之中的大国定力与实践方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千年前，李白置酒于案，却心绪难平，留下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的浩叹。彼时的他，仕途蹇滞、前路茫茫，没有任何人能许诺他何时可等来助帆长风，可他没有困囿于眼前的失意、沉沦于当下的迷茫，守住心中的理想航向，以一句壮语托举跨越困顿的信念。这份于低谷之中不弃方向、于迷茫之时不改初心的精神，早已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只是，今日中国所面对的风浪，绝非诗人一己的命运坎坷，而是一个文明型大国走向复兴、屹立于百年变局浪潮里，必然遭遇的深层结构性博弈与系统性阻力。

　　世间博弈自有其冰冷的法则：外部的遏制与围堵，不会因我们秉持善意、释放诚意便悄然消散，也不会因一时的焦灼、急切的期盼而迅速消解。黑格尔有言，“理性的狡黠，就在于它让对立的力量在相互较量中推动历史前行”。外部势力调整对华策略、重新界定和我们相处的方式，从来不是源于道德感化，而是源于我们持续攀升的综合实力；国际社会逐步接纳、认可新的力量格局，也不是出于怜悯，而是源于我们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风浪不息，考验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激情呐喊，而是长久扎根的底气、恒定不变的航向。

　　行稳致远，进而有为。这八个字，绝非用于贺岁祈福的吉言短句，而是穿透千年治乱兴衰、被无数史实反复印证的治国理政大道，蕴藏着《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与《史记》“善者因之” 的辩证智慧。所谓行稳，就是固本守底、筑牢根基，把自身的底盘夯实到难以撼动的地步，守住安全、发展、民生的底线，任凭风波乍起、暗流涌动，而不被短期危机掀翻航船；所谓致远，就是察势观潮、顺势而为，看清时代演进的宏大走向，顺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的大势发力，不逆潮流硬扛、不违规律蛮干，避免空耗国力的无效对抗；所谓进而有为，则是稳字当头之下的主动进取、择机突破，在稳固基本盘的前提下捕捉历史机遇，每一次向前的开拓，都反过来增厚底盘、积蓄更持久的稳定势能，形成 “稳支撑进、进巩固稳” 的良性循环。驶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巨轮，从来不是停泊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竞速，而是在大洋惊涛中检验船体筋骨、航舵韧性。航速易得，结构难筑；顺风易走，定力难守。海阔天空的远方，从来不是域外国家的恩赐、别人施舍的坦途，而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同向、久久用力，一桨一桨搏激流、一步一步踏浪行，亲手开辟出来的壮阔航道。

　　中华先哲论治、治世、治天下，最精妙的喻道便是治水。水无常形，顺势而奔，堵与疏之间，藏着治理最根本的辩证法。上古洪荒肆虐，鲧受命治水，执 “堵” 的思路，筑堤围堰、强行拦挡洪水，九年奔波劳顿，水患非但没有平息，积蓄的水势反而愈发凶险，终致功败垂成。大禹接续使命，遍历九州山川，勘定河道脉络，洞悉水往低处流的客观规律，弃堵用疏，导百川归向大海，终于抚平滔天洪灾，为华夏族群寻得安身繁衍的家园。岁月流转，至战国蜀地，岷江汛期狂涛频仍，百姓饱受涝旱交替之苦，李冰父子率众凿山筑堰，立下 “深淘滩，低作堰” 的千古准则：深挖河床，给洪水留出宣泄通道；低筑堤岸，不与水势争高下，因势利导，化暴虐水患为滋养万物的水利。两千二百余年光阴倏忽而过，都江堰依旧奔流不息，灌溉成都平原千万亩良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至今仍稳定发挥防洪灌溉的功用，成为镌刻在大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辩证治世哲学标本。

　　放眼今日之开放、外交与全球博弈，本质上同样是一场 “治水” 的事业。天下大势如江河奔涌不息，商品、资本、技术、人才、思想的跨境流动，自有其内在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好恶转移。倘若一味筑高墙、设壁垒，强行封堵流动的通道，看似隔绝了风险，实则不断蓄积势能，一旦冲破阻隔，代价会更为惨重；倘若逆势而动，强行扭转潮流方向，无异于逆水撑舟，徒耗心力国力，终究难成。唯有秉持疏导的智慧，打通梗阻、贯通脉络，方能把汹涌的外部风险转化为发展机遇，把外部施加的遏制阻力，转化为倒逼自我革新、产业升级的前进动力。但我们必须清醒认知：疏导，绝非放任自流、随波逐流。疏的底气、疏的前提，在于筑牢属于我们自己的河道。河床挖得足够深邃，才有容纳洪流的空间；堤坝筑得足够坚固，才有抵御惊涛的底气。这正是 “先为不可胜” 和 “善者因之” 的完美统一：向内深耕，做强自身、守住底线，铸就不可轻易撼动的底盘；向外顺势，顺应时代大势、尊重流动规律，借大势成就自身。这一套刚柔相济、守正顺势的辩证智慧，既是中华传统哲思沉淀下来的精华，也是我们这套系统集成方略最深沉的哲学本源。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这句振聋发聩的论断，出自清末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百二十余年前，甲午黄海炮响，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土震荡、朝野惶然，偌大王朝坠入风雨飘摇的深渊，陈澹然站在满目疮痍的时代废墟之上，写下这句警世之言。晚清溃败的病根，恰恰就是 “谋一域而失全局，谋一时而失万世”：朝堂之上，目光拘囿于一城一池的得失，看不见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世界格局加速重塑的大变局；算计困于短期权宜、眼前利弊，无视民族长久存续的根本大计，遇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变局之中步步被动、节节退让，直至国门洞开，山河蒙辱。从鸦片战争的丧权条约，到甲午战败的割地赔款，再到庚子国难的万般屈辱，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写尽了失去全局视野、丧失战略自主之后的卑微与悲凉。百年沧桑翻转，我们走完从大势研判、矛盾剖析、病根深挖到方略集成的完整思考链路，由此得出一份清醒、坚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断：机遇大于挑战，底气胜过焦虑，方略已然清晰，成败关键在于实干。它不是安抚人心的温情口号，而是海量经济数据、厚重民族历史、严密逻辑链条共同淬炼、反复佐证的客观结论。

　　把视野投向寰宇：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活力持续迸发，长期经济增速达到七国集团三倍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 80%，世界经济重心自西向东转移已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收回目光审视国内：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6 年稳居全球第一，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攀升，跨越关键关口，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产业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外贸布局早已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伙伴结构多元均衡，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值比重达到 51．9%。将今日之图景，对照近代百年那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苦难岁月，堪称霄壤之别。这份底气，从来不是盲目自大的自我陶醉，更不是脱离现实的虚骄。底气的内核，是一套多层次、多领域、可轮换的博弈筹码：当外部势力轮番祭出技术封锁、高额关税、规则壁垒、舆论围剿等手段，试图锁死我们的发展路径时，我们在产业链、供应链、能源粮食、金融、数字经济、多边合作等领域，都拥有回旋腾挪的空间；反观对手，其博弈工具箱日渐捉襟见肘，制裁、打压的边际效应持续衰减，筹码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般充裕。说到底，扎实雄厚的实力底盘，就是大国博弈之中最硬、最可靠的压舱石。

　　回望那段暗夜如墨的岁月，1935 年，白色恐怖笼罩神州，方志敏身陷囚牢，十斤铁镣锁缚身躯，生死悬于旦夕之间。在阴冷逼仄的牢房里，他以纸笔为炬，写下不朽名篇《可爱的中国》。纸页之间，没有消沉悲戚，只有滚烫赤诚的憧憬：“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落笔之时，他年仅三十六岁，深知自己大概率等不到民族复兴的那一天，却甘愿以生命下注，笃定理想终会冲破黑暗、照临华夏大地。岁月为证，先烈当年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落地生根，从纸上的期盼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如今，风驰电掣的高铁穿行于方志敏曾经浴血奋战的赣东北群山；昔日黄沙漫天、寸草难生的兰考大地，在焦裕禄带领下种下万顷泡桐，流沙固定、荒滩变良田；曾经“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百万群众搬出大山，易地安居，山里的孩子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诵读诗书；“China Travel” 风靡海外社交平台，五洲游客跨越山海，亲身行走中国，看见一个鲜活立体、真实生动的国度。先烈笔下明媚的花园，早已在万里神州遍地绽放。我辈生逢复兴征程，使命从来不是消极等待梦想自动降临，而是承续先辈薪火，扛起三重时代重任：其一，守护好这片生机盎然、可亲可爱的家园，以客观、立体、真实的叙事，向世界展现中国本来的面貌；其二，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份现代化道路，既要惠及十四亿中国人民，也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跳出“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一条全新可行的路径选择；其三，持之以恒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这份源自东方、追求和合共生的价值主张，从中国倡议，生长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共同践行的共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留下振聋发聩的论断，这句话镌刻于他的墓碑之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研判大势、溯源矛盾、辨析病灶、构建方略，所有的推演、分析、思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 “解释世界”的认知层面。理论再周密，论述再恢弘，如果不能落地实践、转化为扎实行动，终究只是书斋之中的纸上文章，无法撼动现实、成就事业。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一语点破实践的真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行而不知，则是妄行。知与行不可割裂，谋与干必须统一，读懂大势是前提，躬身实干才是归宿。基于这套完整的哲学逻辑与全局研判，本章全部论证最终凝练为四个“把”、四个“行”，构成清晰可落地的行动纲领，把宏大的战略思考转化为可推进、可检验的实践抓手：

　　一是把发展的事办好，行固本强基之举。依托科技创新、产业迭代，持续筑牢对外开放最深厚的根基。华为六年攻坚克难、突围破局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极限封锁从来不是发展的终点，反而会倒逼我们开辟全新赛道、重构技术路线。我们拥有全球体系最完备的工业链条、规模庞大的工程师人才梯队、持续向前沿挺进的研发投入，这些不是用来炫耀的勋章，而是国家最坚实的战略压舱石。当外部强行关闭一扇扇大门，凭借自身沉淀的产业与创新能力，我们依然有能力自主推开新的窗口。“发展是硬道理”，历经百年风云变幻，这条铁律从未褪色，只是时代内涵持续迭代：发展目标，从追求总量做大，转向质量效益做强；发展定位，从跟跑追赶，迈向前沿并跑、局部领跑。

　　二是把开放的门开大，行制度革新之举。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争夺国际规则博弈的主动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行之后的实践数据清晰昭示：一套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规则，其吸引力远胜于碎片化、短期化的税收优惠。开放的至高境界，不是单向让利、一味给予优惠，而是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安心经营、放心长期投资。当我们的法律体系清晰透明、市场预期稳定可靠、产权保护坚实有力，人为推动 “脱钩断链” 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自然抬升，互利合作的长期收益不言自明。国门持续敞开，壁垒的搭建就愈发艰难，单边割裂的图谋，终将在深度交织的利益网络面前不断失效。

　　三是把朋友交多，行广结同心之举。依托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持续拓展我们的战略纵深。东盟连续五年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合作机制持续走深走实；金砖扩容、上合扩员，推动非盟参与 G20 议程。这不是外交辞令里虚化的 “朋友圈”，而是一套权责清晰、项目落地、可以协同解决现实问题的务实协作网络。国际博弈底层逻辑，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站队游戏，核心在于谁能够携手创造共同价值、分享发展红利。并肩干事、互利共赢的伙伴越多，被孤立围堵的风险就越低；利益合作网络织得越细密，单边极限施压的效用就越微弱。

　　四是把故事讲好，行凝心化人之举。用心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大国形象，争取全球范围的人心认同。一名免签入境的外国游客，穿行于城乡之间，搭乘高铁、使用移动支付，回国之后分享的亲身见闻，说服力远超长篇的官方文稿；一名每日搭乘雅万高铁通勤的印尼上班族，实实在在享受互联互通带来的便利，他朴素真实的生活体验，足以击碎西方炮制多年的 “债务陷阱” 虚假叙事。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核心不在于反复宣讲 “中国有多好”，而在于创造交流互通的条件，让世界在与中国交往合作的亲身实践之中，自主感知真实的中国。叙事的力量，永远根植于客观事实，源于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

　　行文至此，我们再次回望开篇李白的咏志之句，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之中，更能读懂今日战略选择的分量。诗人的迷茫，是个体命运的浮沉；大国的挑战，是文明复兴必经的淬炼。阻力不会自动消散，善意不等于妥协，焦虑替代不了定力。实力增长，才会换来对手重新权衡；定力恒久，方能赢得格局重塑。“行稳致远，进而有为”，这八个字承载的，是孙子的攻守之道、是大禹李冰的治水智慧，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治理心法。稳，守住根本底线；进，抢抓时代机遇；稳进相依，循环相生。驶向现代化的中国巨轮，考验的从来不是顺风之时的疾驰，而是惊涛之下的韧性。航向笃定，步履稳健，功夫沉实。通往海阔天高的航程，没有从天而降的坦途，依靠的是亿万国人同心划桨、接续奋斗。

　　再读陈澹然那句警世之言，他看见的不只是一场海战的胜负，更是一个文明在封闭与开放、守旧与革新之间的深层抉择困局。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早已跨过 “要不要开放” 的选择题，面对的是更深层次的时代命题：以何种姿态、何种结构、何种节奏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中的张力不会凭空消失，深层次的矛盾不会自行消解。这套集成方略的价值，不在于寻找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而在于建立一套全局标尺：确保每一次局部应对，不脱离长远大局；每一项短期选择，不透支未来的战略空间；让开放从被动适应旧的国际秩序，转向主动、定向参与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格局。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下，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时代本身没有先天的好坏宿命，所谓好坏，取决于一代人的选择：是困于一隅、短视盲从，还是胸怀全局、顺势有为。知危而不慌，识机而善用。这十二个字，既是本章全部论述的收束落点，也是我们迈向下一阶段战略思考的全新起点。风浪未歇，征途不止；心有长风，方能远航。（本章完结）

　　2026年10月21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兼总主持。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九千多万字，发表各类文章五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六万字和至少每天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他既为苍生说人话，也为权贵美策划!他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偶然的争利，没有必然的对立;虽然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只要大家心连心手携手，幸福美好处处有时时有!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上下同心，面貌焕新!他真诚希望国家好人民好世界好人类好!他向往：世界和乐、社会美满，人类大同、民族幸福!他的文笔人品学识格局境界，受到高层和广大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与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