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技、文化、社会、生态专项核心任务

　　第三节 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幸福中国任务

　　（接11月7日）第四，基层治理效能考题：治理下沉与形式主义的博弈

　　《荀子·儒效》有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这四句话，是求知的阶梯，也是治世的阶梯。闻者，听汇报、看材料；见者，下基层、进现场；知者，明机理、通规律；行者，落地见效、惠及于人。四阶之中，＂行＂最难，也最重。两千三百年前的荀子把它讲得如此朴素，恰恰戳中了今天基层治理最深的痛处——我们从不缺少＂闻＂与＂见＂的制度安排，缺的常常是从＂知＂到＂行＂的那最后一跃。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更是矛盾萌发、诉求汇聚的＂最前沿＂。这一公里，看似最短，实则最难；看似最末，实则最先——它是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的第一触点，是制度善意转化为生活温度的唯一通道。也正因如此，治理下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博弈，才会在基层这个方寸之地，演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一边是网格越织越密、平台越建越多、清单越列越细，一边是干部的时间被台账切碎、被会议占满、被打卡追着跑。这场博弈不解决，治理现代化就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

　　一是＂最后一公里＂的重量：治理何以必须下沉。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区划、数万个乡镇街道、数十万个村和社区，构成了世界上最庞大也最细密的治理网络。秦设郡县，两千余年而不易，＂郡县治，天下安＂六个字，道尽了中国治乱兴衰的基本密码。秦汉乡里设三老、啬夫、游徼，掌教化、听讼、治安；明代王阳明巡抚南赣，行十家牌法、立南赣乡约，试图把秩序的根系扎进每一户人家。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主张给地方以实实在在的自主与责任。这些古人的探索，反复指向同一个判断：治理的有效性，从来不取决于中枢的意志有多强，而取决于末梢的神经有多灵敏。

　　进入新时代，这一判断被赋予了全新的制度形态。二〇〇二年，浙江诸暨枫桥镇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乡镇综治中心，把＂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朴素经验，做成了一间看得见、进得去的屋子。二〇〇四年，北京东城区首创＂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模式，网格化由此走向全国。二〇一九年，《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确立了省、市、县、乡镇（街道）四级综治中心架构。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中央政法委等十二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二〇二五年三月，推进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短短三年，综治中心从地方的分散探索，迈入全国统一推进的规范化阶段。

　　数字是最诚实的证人。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二千八百四十九个，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建成乡级综治中心三点八五万个，覆盖百分之九十八点四的乡级行政区划。二〇二五年，全国通过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九百七十六点四万件，同年受理矛盾纠纷一千零七十三万件；二〇二六年上半年，化解七百一十二点六万件。两组口径一＂受理＂一＂化解＂，指向的是同一条曲线：大量邻里家事、劳资纠纷、土地争议，不再一窝蜂涌向信访和诉讼，而是在一间屋子里＂一站式＂分流处置。与此相呼应，二〇二五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纠纷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件，排查矛盾纠纷八百九十四点六万件；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二点八，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二三，连续六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这组数字背后，是治理半径的实质性缩短。过去群众为一纸证明、一桩纠纷要跑四五个部门，＂磨破嘴、跑断腿＂；如今＂最多跑一地＂正在成为口碑。过去矛盾要在层层上报中慢慢发酵，小事拖大、易事拖难；如今风险在萌芽处就被接住。这正是《道德经》第六十章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深意——大国之治，要害不在猛火，而在火候；不在号令之烈，而在渗透之细。治理下沉，就是把火候调到刚刚好的那个位置：既不让问题在中枢淤积，也不让责任在末梢空转。也正因如此，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构建基层善治格局＂，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系统化、全域化延伸；而制度运行的实际，却可能在这一公里上发生种种偏移。善意与实效之间，隔着一条需要用作风、机制与诚意去填平的沟。

　　二是静默的博弈：形式主义为何随下沉而回流。美好的制度架构之下，一场长久的博弈始终在基层上演：治理下沉的改革方向一往无前，形式主义的沉疴却屡禁屡返、时有反弹。这不是简单的＂作风不实＂，而是四道暗流在同时涌动，最终汇成一股把好事办歪的力量。

　　第一道暗流：责任往下走，权力却往上收。这是＂甩锅式下沉＂的典型病灶。一些上级部门以＂属地管理＂为名，把调研、督查、数据收集、风险兜底这些本该自己完成的工作，层层下压到乡镇和村居；而与之匹配的审批权、执法权、编制、经费，却不曾同步下沉。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中央领导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一席话掷地有声：＂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二〇二五年五月，中央领导在河南考察时再次精准点穴：＂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能好事、栽花的事揽着做，难事、得罪人的事推给基层做。＂两段话，一段讲的是＂接不住＂，一段讲的是＂不该接＂，指向的同一个症结是权责失衡。乡镇处在治理链条末端，上面几十个部门的任务都要承接，却没有说＂不＂的制度依据，只能全收、全办、全兜。

　　第二道暗流：考核要看得见，实绩偏偏看不见。上级要考核，就必须找到可比较、可排序、可留存的抓手；而群众工作的成效，恰恰是最难量化、最难即时显现的。于是考核天然偏爱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开了几次会、发了多少文、报了多少表、挂了多少牌、拍了多少照。英国统计学家古德哈特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当一个指标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也提出过类似的＂坎贝尔定律＂：任何用于社会决策的量化指标，都会催生腐蚀该指标的压力。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毛病，而是所有科层制组织的通病。正因如此，《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才会把＂考核应当化繁为简，不搞＇千分制＇＂、＂不把是否开会发文、拍照留痕、制作学习笔记等作为评判工作优劣的标准＂写进党内法规——这既是纠偏，也是对治理规律的尊重。

　　第三道暗流：痕迹可以留，实效难以证。当考核依赖痕迹，痕迹就会自我繁殖。文山会海层层传导、报表台账名目繁多、考核指标多头重叠、示范点位重复挂牌、各类应用打卡填报接踵而至，一道道无形的事务枷锁，挤占着基层干部本应属于群众的时间。新华社记者在江西调研时发现，一位社区干部手里的＂居民基本信息登记表＂厚约三指，而这只是一个网格的日常报表量，社区有八个网格；＂过去，单位打印机每半个月要换一次墨盒，两年多用坏三台打印机。＂中部某县大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二〇二三年以前，当地乡镇平均每年填写二百零四种报表。同一份居民身份证号，不同部门竟有六种填报要求，有的要完整填写，有的要隐去中间六位，有的要隐去后八位。有地方一年报送的表格超过二千二百份。西部某镇的档案柜记得更清楚：二〇二四年全镇全口径收文六千三百九十三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均十七点五份，二〇二五年降至四千四百七十二份，二〇二六年预计三千六百余份。这摞台账由厚到薄，是减负成色最直观的注脚，也反证了曾经有多厚。重庆永川区的账更细：二〇二二年，全区街道乡镇平均报表事项一百六十八个，年报送一千三百七十七次，日均三点八次，每个街道乡镇八十多人平均每人每天要花两小时填报数据报表。湖南常德石门县天坪村的老支书说得更直白：过去＂填不完的表格，迎不完的检查，开不完的会＂，最忙时一天要处理七个部门下发的台账，在近三十个微信工作群里此起彼伏地回复＂收到＂，村民打趣他＂办公室的板凳比田埂还热＂。他二〇二三年四月一个月参会二十三次，二〇二四年同期八次，二〇二五年只有三次。二十三次与三次之间，隔着的正是一个村庄的发展空间。

　　于是一种令人无奈的反差便生了出来：走访群众变成＂按表走访＂，矛盾调解变成＂先留痕再处置＂，服务群众变成＂有记录才算完成＂。网格越织越密，与群众的距离却未必越来越近；平台越建越多，解决群众烦心事的效率未必同步提升；考核条目越来越细，治理实效却容易在纸面流程中不断稀释。这让人想起狄更斯《艰难时世》里的那位教育家格雷因——他的一切都以＂事实＂为准，只承认可称量、可计算的东西，最终把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压成了干枯的数字。当＂事实＂被窄化为＂数据＂，治理也就有了变成＂数字人＂的危险。

　　第四道暗流：数据在跑，人却被数据追着跑。技术本应是减负的利器，一度却异化为增负的枷锁。重庆江北区寸滩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员，手机里曾躺着五十三个工作群，＂一天八小时，起码花两到三个小时关注这些群＂；另一位社区干部手机里有十几个上级部门开发的应用程序。同一个居民的基本信息，要在党建、综治、民政等多个垂直平台反复录入，系统互不联通、标准各不相同，信息不一致还要被通报。基层干部成了＂数字民工＂，从＂盯着群众＂变成＂盯着手机＂，从＂群里吼＂变成＂打卡走＂。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对六百二十名基层干部的分卷调查印证了这一点：认为政务应用程序管理＂效果最不明显＂的高达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居各项之首；最期盼＂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的达百分之五十二点九，高居所有诉求第一位。真正的堵点不在手机屏幕，而在屏幕背后的＂数据烟囱＂和部门壁垒。

　　最后一道，也是最危险的暗流：指标高压之下，数据开始撒谎。当考核层层加码、排名按天通报，而实际能力又跟不上时，造假就成了最省力的＂达标＂方式。近期中央层面通报的典型问题触目惊心：河北沧州有的县为完成招引省外项目投资任务，要求本地企业在考核节点突击引进省外股东小额参股，有的省外股东仅实缴一千元注册资金、持股百分之零点零二，二〇二五年至二〇二六年八月以这种方式虚假招引十七个省外项目；青县指使授意部分电商企业虚报统计数据、代企业编造资金流水，抽查的五家限额以上电商企业有四家存在虚报，网络销售额失实三倍以上。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在明知十五个小区燃气管网已完成改造并验收的情况下，默许企业伪造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材料，把已完工项目包装成新建项目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获得资金三千九百零八万元，并在未审核伪造监理资料的情况下违规拨付二千二百万元。中国邮政黑龙江省分公司在考核中重规模轻效益，市县分公司通过＂低收高录＂虚增寄递业务收入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元，又违规划转虚增特快服务收入一千九百余万元。这些数字不是孤立的道德个案，而是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不切实际的指标，催生层层的加码；层层的加码，逼出应付的策略；应付的策略，演化成系统的造假；系统的造假，最终污染的是决策所依赖的事实基础。治理最怕的不是不作为，而是＂看着很努力、数据很漂亮、群众没感觉＂的伪作为。韦伯在讨论官僚制时曾提醒，现代组织容易被＂形式合理性＂所支配——程序完备、文书齐整、指标周延，一切合乎规范，而＂实质合理性＂即事情本身是否被办好，反倒退居其次。这道＂理性化的铁笼＂，正是形式主义最坚硬的现代外壳。

　　三是文牍之弊：一条走了千年的老路。治理离不开文书。文书是国家的神经系统：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责任可溯、权力可查，皆赖于此。然而神经系统一旦膨胀到占据整个肌体，人就不再有气力行走。回溯历史，＂重文牍、轻实务＂的弊病，自古便是为政之大忌，而它几乎每隔几百年就要以新的面目重来一次。

　　晚唐是一个标本。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衰微，藩镇各据一方，官署文牍泛滥、文书繁冗，层层申牒往复不绝。州县长官疲于向上呈报文书，无暇下乡劝农、察访民情，地方治理日渐空转。刘禹锡在《陋室铭》里写＂无案牍之劳形＂，看似自得，实则反证——案牍之劳，早已是中唐士人日常的沉重负担。唐之衰亡，固然有藩镇、宦官、党争诸多缘由，但＂以文书治国＂的惯性，使一个庞大帝国渐渐失去了对基层的真实感知，却是其中不易察觉的一条暗线：奏报越厚，朝廷离田野越远。明代中后期，这套机器被拧得更紧。奏报、勘合、簿册制度日趋繁琐：勘合本是为核验文书真伪、防止假冒公文而设，黄册、鱼鳞图册本是为掌握人丁田土、均平赋役而立，立意皆是＂有据可查＂。但制度行久，里甲、粮长、胥吏把大量精力用于应付上司核查、造册归档、比对骑缝，催科之外，民生安抚沦为次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陈其弊：＂簿书繁而吏治荒，文法密而民情隔。＂这十二个字，既是明末的墓志铭，也是后世的警世钟——簿册越繁，吏治越荒；文法越密，民情越隔。手段的精密，恰恰换来了目的的荒疏。明万历元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以救其弊。他设＂三簿＂——各部门立底簿、六科立注销簿、内阁查考，事事定限、月月查考、岁终稽核。其初效之速，史称＂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一时吏治为之肃然。然而考成之法行久，层层立限变成层层催逼，以文书相督、以簿册相责，地方为免参罚而虚报、粉饰、借端挪移，考核本身渐渐脱离了它所服务的目标。张居正身后，考成法成为攻讦之柄，人亡政息。这段历史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考核是治理的必需，但当考核从＂手段＂变成＂目的＂，它就会长出自我繁殖的枝蔓，把被考核者逼进＂做账＂而非＂做事＂的境地。四百五十年后我们重申＂不搞＇千分制＇＂，本质上是在回应同一个命题。王安石变法亦然。青苗、保甲、免役诸法，立意多在纾民困、强基层，不可谓不善；但推行之中层层摊派、指标到户，良法终成苛政，苏轼、司马光之诤，诤的正是＂法意＂与＂法效＂之间的落差。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总结历代赋税改革，指出一种＂积累莫返之害＂：每一次并税式简并，初衷都是减负，但简并之后又在简并之外生出新的名目，时间一长，负担反重于前。后人称之为＂黄宗羲定律＂。这一定律的现代回声，就是＂减负—反弹—再减负—再反弹＂的循环之忧——六百二十份问卷中，百分之四十四点七的基层干部担心减负＂雨过地皮湿＂不能持续，百分之四十三点四担心＂计划赶不上变化＂、对新问题约束不及时。这种担忧不是悲观，而是清醒。

　　顾炎武不只批评，还开了药方。他在《郡县论》中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主张给地方以实实在在的自主与责任，让治理的根系重新扎回州县。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系统性＂下沉＂主张之一。三百多年后，我们在全国推开综治中心、网格化管理、职责清单，走的正是同一条思路——把判断权、处置权、资源，尽可能放到离问题最近的那一级。历史在这里给了一个明确的提示：治标之策是减文书，治本之策是调权责。

　　放眼域外，不少国家在推进基层分权、社区自治的进程中，也曾落入相似陷阱。二十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城市普遍倡导＂社区赋权＂＂社区复兴＂，鼓励社区自主解决民生小事；但随后各类专项补助、项目考核体系不断叠加，配套的报告、审计、台账要求持续加码。有研究显示，一些社区工作者近半数工作时间耗费在项目材料、绩效填报之上，直接服务居民的力量被持续侵蚀，社区自治慢慢异化为＂为报告而运转＂的行政单元。英国学者迈克尔·鲍尔在《审计社会》一书中提出＂审计爆炸＂的概念：现代组织越来越不是为＂绩效＂而运转，而是为＂可被审计＂而运转，他把这称为＂验证的仪式＂——仪式越隆重，实质越稀薄。这一诊断之所以锋利，是因为它指出：问题不出在有人偷懒，而出在系统只认它看得见的东西。

　　英国的教训更为完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它以＂新公共管理＂为旗，推行雷纳评审、＂下一步行动＂方案，九十年代末建立起覆盖地方政府的综合性绩效评估与国家指标体系统治。指标一度被视为最科学的治理语言：可比较、可问责、可激励。但很快，＂为指标而工作＂的倾向蔓延开来——医院为缩短候诊时间让病人先挂号后就诊，学校为提升考试成绩简化课程，地方政府为达标而＂做数字＂。学界称之为＂目标置换＂与＂指标博弈＂。痛定思痛，英国于二〇一一年通过《地方主义法案》，废除了国家指标体系和综合性绩效评估，把衡量标准的制定权交回地方与社区。用二十年时间认识到＂指标暴政＂的代价，再立法退回，这是西方治理史上一堂昂贵的课。

　　美国的教训更为直接。一九九四年纽约市推出计算机统计信息比照系统，以实时数据地图驱动警务资源配置，一度被视为数据治理的典范，犯罪率显著下降。但随后的调查一再揭示：为保住漂亮的数字，有的警局把报案＂降级立案＂、劝说受害人不报案、篡改分类。数据非但没有照亮真实，反而遮蔽了真实。这与我们前面看到的虚报招商项目、虚增营业收入，机理如出一辙——不是制度不同，而是人性与组织的规律相同。也有走对了的路。韩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村运动，政府只提供水泥、钢筋等基础物资，不指定具体项目，由村民自己开会决定用途，干得好的村子下一年多得一份。这道看似＂不作为＂的设计，恰恰把积极性留在了村庄内部，避免了＂上面包办、下面应付＂。日本的平成大合并（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一〇年）把市町村从三千二百余个精简到一千七百余个，规模效益提升，却也在偏远地区加剧了＂空心化＂与自治弱化，逼得日本后来另起＂地方创生＂以补元气。印度第七十三、七十四次宪法修正案确立乡村自治体潘查亚特制度，方向正确，却在执行中出现＂精英俘获＂——资源被地方强势群体截留，普通村民难以受益。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新加坡的议员定期接见选民，则提示了另一条路径：把群众的直接参与制度化，让评价权回到受益者手上。

　　中国的先贤早就把话说透了。《管子·牧民》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淮南子·氾论训》讲＂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中庸》讲＂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三句话合起来，正是一套完整的治理方法论：方向要＂广大＂，落点要＂精微＂，而检验的尺度只能是＂民心＂。曾国藩一生用兵，自谓只守六个字——＂扎硬寨，打呆仗＂，不弄巧、不虚饰、不求速效；他又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形式主义的病根，说到底就是＂局外呐喊＂太多、＂躬自入局＂太少：在材料里研究群众，在会议室里解决矛盾，在报表上检验成效。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警告，行政集权的高度发达会抽空地方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使中央看似强大而社会日趋脆弱。约翰·密尔则把地方自治称为＂自由的学校＂。东西方的智慧在这里罕见地汇流：治理的活力，只能长在离人最近的地方。

　　这一跨地域、跨时代的共性难题，给出一条冷峻的警示：但凡有考核、有督查，就天然存在＂迎合指标、制造痕迹＂的冲动；监督机制本身是保障治理不走样的利器，但边界一旦失守，就会反向消解基层治理的初心。利器之所以反噬，不是因为利器不锋利，而是因为握利器的手忘了它为什么而握。

　　四是结构性病灶：手段如何异化为本位。更深一层剖析，这场博弈的内核，不是基层干部作风单一层面的问题，而是考核评价体系、权责配置机制、层级传导链条交织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作风只是病灶浮出水面的那一角，水面之下是整套制度的力学结构。

　　第一重结构，是条线的分割。自上而下的多个条线部门，各自出台任务清单、各自设定考核标准，条线之间缺乏统筹整合，任务叠加、标准不一，形成＂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的局面。有地方在＂农村危房改造回头看＂专项行动中，两个多月内四次发文更改工作要求、表格内容和上报时限，基层刚刚照着上一版填完，下一版又到了；有部门以＂督促工作进展＂为由，要求下级每日手工统计上报本可以从系统直接提取的数据。这些并非个别部门的任性，而是＂条条＂各自对上级负责、彼此不通报的必然结果。基层处在所有条线的交汇点上，只能承接全部，没有合并的权力。

　　第二重结构，是考核偏好＂可观测＂的东西。这一点最为隐蔽，也最为致命。考核要落地，就必须找到可量化、可比对、可留存的抓手；而群众工作的成效，恰恰最难量化。于是那些难以拍照留痕、难以量化填表的工作——坐在居民楼下耐心劝解一场物业纠纷、反复上门安抚一户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长期跟进帮扶一户困难家庭、常态化巡查排查隐性风险——往往很难在考核表上占到分量；而一张照片、一份表格、一篇简报、一次会议记录，却可以快速形成看得见的＂工作成果＂。学理上，这可称为＂可观测性偏误＂：能被测量的获得奖励，不能被测量的被系统性忽略。价值导向一旦倾斜，基层的行为选择自然随之偏移：优先做容易留痕、容易被看见的工作，放缓、弱化那些润物无声、久久为功的源头治理工作。不是干部选择了虚功，而是尺子只量虚功。

　　第三重结构，是成本的时序错配。当一个基层干部的精力被纸面闭环大量消耗，＂靠前化解、源头预防＂的治理逻辑就会松动。许多原本可以在萌芽阶段温和疏导的邻里矛盾、物业争议、劳资纠纷，拖到激化之后才仓促处置：楼道里两小时能说开的一桩事，演成群体投诉后要动用街道、住建、司法、信访多部门联动；一次原本可以避免的激化，还会在群众心里留下＂不闹不解决＂的暗示。治理成本由此呈几何级数抬升——不是线性增加，而是每越一级台阶，代价翻上一番。更要紧的是，这种成本不在当年的考核表上，它被记在下一年的账上，由下一任干部、由群众去偿还。这就是形式主义最昂贵的地方：它不产生债务，它转移债务。

　　在这里，必须清醒辨识两组极易混淆的概念。其一，留痕本身没有原罪。规范化的台账记录，是复盘纠纷、追溯责任、规范流程的必要手段；没有记录，责任就无从追溯，经验就无从积累。其二，考核督查也绝非多余。它是防止政策空转、权力松懈的必要约束，是治理的免疫系统；取消督查，不是减负，是失守。真正的病灶，不在于＂留痕＂，也不在于＂督查＂，而在于手段异化为本位：把必要的程序留痕变成治理的全部目的，把过程材料等同于治理成效。这正是前面所说的＂理性化铁笼＂在基层的具体形态——程序完备、文书齐整，一切合乎规范，而事情本身是否被办好，反倒退居其次。它是＂程序的自我目的化＂，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最难察觉的一种退化。

　　《老子》第五章有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话说得越多，越容易陷入理屈词穷；政令越繁，越容易走向穷途。老子讲的是言说之道，也是为政之道：台账越厚，未必治理越实；材料越全，未必民情越明；平台越多，未必服务越近。所谓＂守中＂，就是守住那个不偏不倚的根本——为民。基层治理的守中之道，就是回归＂为民＂本源：不是为了向上证明做了什么，而是为了向下兑现了什么。这一念之差，决定了整座制度机器是向着群众转，还是向着纸面转。

　　由此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单靠＂减表＂＂减会＂的算术式减负，往往只能收一时之效。因为病灶在尺子，不在纸上；换不掉尺子，减掉的表还会以另一种形式长回来。推动治理重心向下，本意是把治理的根扎进群众当中；减负松绑、整治形式主义，不是弱化监督、放任失责，而是重塑评价标尺，把评判权更多交还给群众。群众的口碑、矛盾的减量、诉求的办结、风险的消解，才是衡量基层治理好坏最硬核的标尺，而不是报表厚薄、照片多少、材料长短。这场改革真正要动的，是＂谁来打分＂这个根本问题。

　　五是破题：让治理重新踩在泥土上。这道考题，考验着层级治理的统筹智慧、考核体系改革的勇气、为基层减负的恒心。它呼唤的，是一场评价逻辑的深层调转：从＂向上交账＂转向＂向下答卷＂。这不是技术性的微调，而是方向性的转变——交账的对象是上级，答卷的对象是群众；交账看的是材料齐不齐，答卷看的是日子好不好。围绕这条主线，至少要在五个层面同时用力。

　　破题的前提，是先承认这是一道＂效能题＂而非＂作风题＂。作风是表，机制是里；只反作风不改机制，必然是＂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而要真正改机制，就得从评价的坐标原点改起。

　　一是重建权责的对称。＂三张清单＂——基本履职事项、配合履职事项、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正在成为各地标配。重庆渝中区以＂一街一策＂精准梳理，把六十七项共性事项、十五项个性事项从街道＂收回＂到区级部门；新疆规范从县乡借调工作人员，推动七千三百三十六名县乡干部回归本职。这些动作的分量在于，它第一次给了基层一个可以说＂不＂的制度依据。权随事转、费随事转、人随事转，三者缺一，下沉就会变成下压。

　　二是重建考核的指向。《若干规定》已明确＂不搞千分制＂、＂不得按月度、季度频繁搞排名通报＂、＂不得以通报排名的形式变相进行考核＂。甘肃定西安定区把督考事项压减百分之二十以上，干部的评价从＂表格齐不齐＂转为＂服务实不实＂——＂防病害，过去是＇报表上防＇，如今是＇地头里防＇＂。这句朴素的话，正是考核哲学的一次翻转：从证明＂我做过＂，转向证明＂事办成了＂。考核应当盯住三样东西：群众的脸色、矛盾的化解率、风险是否外溢。这三样都不好造假，因为它们不在纸上，而在门口。

　　三是重建技术的伦理。技术的使命是让数据替人跑腿，而不是让人替数据跑腿。江西自二〇二三年九月起试点＂一表同享＂，已推进到全省一百个县（市、区）中的八十三个，业务表单压减率达百分之六十四点七，汇聚治理数据三千四百零七万余条，生存状态、身份信息、医保缴纳等八项基层常用数据实现共享。内蒙古通辽把一年一百三十多份报表整合为六十六张标准化数据表，干部处理报表的平均时间由半天减至十分钟，处理人员由平均十人减至一人。重庆永川把一百六十八项报表整合为八十七个标准化数字台账，原来八十多人每人每天两小时的任务，变成八个人每人每天几分钟的维护。上海市更立下硬规矩：除特殊情况外，一个市级部门要求居村使用的系统最多保留一个，各区要求居村使用的系统最多只有一个。＂数字居委会＂上线后，居民区申请经费从＂提前一个月备材料、跨部门审批＂，变成＂半小时批复到位＂。这些变化共有一个特征：减掉的是重复，增加的是共享；减掉的是留痕，增加的是服务。

　　四是重建能力的配套。减负不是减担当，松绑更要添本领。广州市严控文件数量、提升文件质量，市、区、镇街发文开会量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五以上，腾出的时间被干部用来＂蹲点听民意、现场解难题＂。湖南常德把市级层面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从九十五项压减至二十七项，村级工作事项累计取消六十二项，天坪村支书得以组建青年直播团队，把高山土豆卖出四万公斤，村集体收入从不足五万元增至二〇二四年的十五万元，二〇二五年前五个月电商销售额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一十四，一千一百余户村民受益。这组数字说明一个道理：减负的红利不会自动变成治理效能，它需要能力的承接、产业的承接、组织的承接。否则腾出来的时间，也可能被新的形式填满。

　　五是重建长效的机制。截至二〇二五年七月，中央层面已公开通报二十六起典型问题，示范带动省、市两级通报近四千起。六百二十份问卷显示，百分之九十一点六的基层干部对《若干规定》实施效果给出正面评价，其中百分之五十八点五认为＂整体成效显著、不必要的负担明显减轻＂；百分之六十九点七把＂会议精简＂列为成效最显著之举，超过八成每周参会不超过三次，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会议时长减少三成以上；百分之六十九点四认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显著改善，百分之四十四点五每日打卡的应用减少七成以上；百分之八十八点九的干部心态积极。这些数字证明，只要动真碰硬，风气是可以扭转的。但另一组数字同样必须记住：百分之四十四点七担心＂不能持续＂，百分之四十三点四担心＂约束不及时＂。这意味着长效机制不能只靠＂高压＂，还要靠＂低压＂——靠清单的刚性、靠数据的共享、靠群众评价权的实质化，让减负从＂上级的要求＂变成＂制度的默认＂。

　　落到操作上，就是四件看得见的事：剥离冗余报表、整合多头考核、清理虚设挂牌、打通数据孤岛，破除各条线重复填报的壁垒，让数据多跑路、干部少填表；把网格从＂打卡点＂还原为＂走访路＂，把调解桌从＂留痕台＂还原为＂谈心处＂；让干部从文山会海、材料迎检中解脱出来，重新把脚步踏遍街巷院落，把时间留给千家万户，在家常闲谈之中察隐患，在和风细雨之中化纷争。唯有如此，下沉到基层的治理力量，才能挣脱纸面的束缚，真正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安宁与暖意。

　　六是小节结语：治理的刻度，最终刻在人心上。回到荀子的那四句话。闻之、见之、知之、行之，一层深一层，而＂行＂之所以最难，是因为它要求治理者放下＂证明自己＂的执念，去面对＂事情本身＂。一份台账可以证明走访，却证明不了那扇门有没有被真正敲开；一次打卡可以证明在岗，却证明不了一个难题有没有被真正解开；一套指标可以证明努力，却证明不了群众的日子有没有真正好过一点。

　　治理的生命力，植根于脚下的泥土、市井的烟火，扎根于与群众面对面、膝碰膝的沟通与体察。它不在文件夹的厚度里，不在报表的行数里，也不在系统的登录记录里，而在老大爷办完事转身时那句＂这下可算办成了＂，在返乡青年看着修通的路时眼里闪过的那点光，在矛盾纠纷双方握手时那一声略显别扭的＂算了＂。这些瞬间无法量化、无法上传、无法排名，却恰恰是治理效能唯一真实的刻度。

　　＂重痕迹、轻实效＂的惯性顽疾，至今未能得到根本性根除。承认这一点，不是悲观，而是清醒；正视这场博弈，不是否定成绩，而是为了赢得下一程。治理下沉的方向不会变，形式主义的反弹也不会自动消失，二者的拉锯还将长期存在。我们所能做的，是让制度的每一处设计都问一句：这样一来，基层干部离群众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让每一次考核都问一句：这样一考，考出的是实干，还是痕迹？让每一个平台都问一句：这样一建，是让数据替人跑，还是让人替数据跑？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不到则生，火候过了则烂。基层治理这道考题，考的不是火力，而是火候；不是声势，而是分寸；不是纸面上的周延，而是泥土里的扎实。当每一位乡镇干部、社区网格员都能从台账堆里抬起头来，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从手机屏幕前转过身去，真正走到群众中间，那么＂最后一公里＂就不再是距离，而成为一种抵达。

　　第五，风险治理迭代考题：传统风险衰减，新型风险层出不穷。《老子》第六十四章有言：＂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善治的至高境界，从来不是祸起之后雷霆扑灭、声势浩大，而是在隐患初萌之时提前预判、前置设防、悄然化解。《韩非子·喻老》里那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讲得再明白不过：疾在腠理，汤熨可及；在肌肤，针石可及；在肠胃，火齐可及；一旦＂在骨髓＂，则＂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治理的风险，恰恰也有这样五个层次——腠理之时不觉，肌肤之时不屑，肠胃之时不决，等到病入骨髓，再多的雷霆手段也只是焦头烂额。《汉书·霍光传》里那则＂曲突徙薪＂的寓言更是直指人心：客人劝主人把直烟囱改成弯的、把灶旁柴草搬走，主人不听；后来失火，救火者被奉为上宾，而当初建言者反被遗忘。班固一句＂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道尽了预防型治理在评价体系中的天然劣势——防患于未然者，无功；救火于已然者，有名。

　　风险，从来不是静态不变的存在。它如同水流，会随着生产方式、交往形态、技术工具的迭代不断改易形貌：农业时代怕的是饥荒、瘟疫与匪患；工业时代怕的是工伤、火灾与城市犯罪；信息时代怕的，则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没有现场、没有血迹的风险。一个时代的治理能力，往往不是被它熟悉的敌人打败的，而是被它陌生的敌人追上的。这正是当下风险治理最真实的处境。

　　一是退潮与涨潮：风险图谱的历史性换页。很长一段时期，治安治理的重心集中于线下显性风险：抢劫、盗窃、暴力侵财等传统犯罪，依托固定空间、可见人迹，线索可循、现场可勘，治理逻辑以现场处置、事后打击为主。历经多年持续攻坚、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全域铺开，这张答卷交得相当扎实。二〇二五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二点八，再创本世纪以来新低；治安案件同比下降百分之三点五；严重暴力犯罪、拐卖、传统＂盗抢骗＂案件分别下降百分之四点七、百分之四十点七、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二〇二六年上半年，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同比再降百分之十六点五和百分之十一点三，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三十点七万起、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九，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全国群众安全感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二三，连续六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中国式安全感＂甚至成了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这是平安建设沉甸甸的成果，是最直观的民生福祉，街头巷陌的安全感已成为寻常风景。但也必须清醒：这只是＂存量风险的退潮＂，绝非＂风险总量的清零＂。旧的威胁缓缓退潮，数字时代催生的新型风险，正以跨界交织、瞬息变形的姿态接踵而至。退潮之处，恰是涨潮之所。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有一个洞见：现代风险不同于传统风险，它是＂人造风险＂，由技术与制度自身的发展所生成，具有＂时空脱域＂的特征——风险的发生地与后果承担地可以相隔千里，风险的制造者与受害者可以永不见面。吉登斯则称之为＂脱域机制＂：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抽离，在无限的时空里重新组合。这两段论述，几乎是为我们今天面对的跨境电诈、数据泄露、算法裹挟量身定做的注脚。风险已经＂脱域＂了，治理却还在＂属地＂；这正是全部张力的起点。

　　二是新风险的形貌：链条化、分布式、隐蔽化。相较于传统犯罪扎根于物理空间，今天的新型风险游走于线上线下的边界之间，挣脱了地域的束缚，呈现出链条化、分布式、隐蔽化的崭新特质。电信网络诈骗是其中最牵动人心的一类。不法窝点远置境外，依托AI换脸、语音合成、虚拟货币跑分、短视频精准引流等技术持续迭代话术与作案工具；从剧本编写、引流获客、资金洗钱到赃款分流，形成分工细密、环环相扣的跨境黑灰产业链条。受害者散落国内各个城市，一次诈骗行为，跨越数个法域、穿透多层平台；待群众察觉受骗报警之时，资金往往已经层层拆解、快速转移，溯源追踪、追赃挽损难度陡增。

　　技术门槛的坍塌，是最值得警惕的变化。据公开报道，二〇二三年四月，福建一位科技公司负责人郭先生接到＂好友＂的微信视频，画面里是熟悉的面孔、话筒里是熟悉的声音，说朋友在外地竞标急需四百三十万元保证金走账。他凭＂视频核实＂放下了戒备，十分钟内分两笔转出四百三十万元；事后拨打好友电话才知被骗——那一头是AI换脸加拟声合成的＂数字替身＂。包头警方接报后紧急止付三百三十六点八四万元，仍有近百万元未能追回。十分钟，四百三十万，一个＂眼见为实＂的千年常识就此崩塌。类似的还有香港一起利用多人换脸技术骗取二亿港元的案件，以及多地针对老年人的＂AI孙子＂骗局：屏幕里的孙子哭着说撞了人要赔钱，声音、语气、甚至咳嗽的习惯都一模一样。

　　这条产业链已经明码标价。据媒体调查，普通精度的AI换脸视频，半分钟报价七十五元、一分钟一百五十元；想要＂真人感＂更强、面部表情更自然，一分钟七百到一千元；声音克隆更便宜，三秒的语音样本就够用——专业人士提示，五到十秒的语音即可完整提取一个人的声纹特征。甚至有专门做＂去标识＂的服务，八百九十九元交付一条＂没有AI生成标注、平台识别不出来＂的视频。在福建福州晋安区，两名外卖骑手以每套一点六元至二点五元的价格购买未实名账户与身份信息，用AI生成包含眨眼、点头动作的动态视频，骗过支付平台人脸活体检测，一个多月非法认证账户十五组、协助转移涉赌涉诈资金十余万元、获利三万余元，最终被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刑。青岛胶州警方在另一起案件中查获五万多条AI合成的动态人脸视频，这些视频能模拟真人完成摇头眨眼，成功骗过多款主流应用的人脸识别系统。

　　这里的经济学是冷冰冰的：造假成本指数级下降，防守成本线性上升。一家反欺诈机构发布的《2025年互联网黑灰产趋势年度总结》指出，生成式AI与智能体技术使黑灰产从＂堆资源、拼人力＂转向＂类真人化、智能化＂——不法分子无需硬件、无需编程，通过语言指令就能一键操作，视觉效果从＂僵硬＂迈向＂毛孔级真实＂。仿一张脸，比买一张正版电影票还便宜；而平台升级一次活体检测系统，要付出的是数以千万计的研发投入与全量用户的体验成本。

　　与电诈相伴相生的，是网络谣言的裂变式传播、个人信息非法采集与倒卖、平台算法裹挟之下的劳资争议、影子金融与衍生金融风险、网络侵权、数据泄露等诸多风险形态。二〇二五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十八点二万人，起诉与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相关的犯罪六千一百四十二人。更需注意的是风险的＂耦合性＂：一桩纠纷，常常既是平台用工矛盾，又裹挟信息泄露、网络造谣、金融诱导多重因素；风险不再是单一孤立的事件，而是互相勾连、传导蔓延的复合风险集群。传统的＂一案一因＂分析框架，在复合风险面前常常失效。

　　三是史鉴：风险随世而变，治理岂能刻舟求剑。回望史籍，古人早已洞悉风险形态随时代流变的规律，也早已尝过＂经验失灵＂的苦头。先秦之时，祸患多发于兵戈、灾荒、盗寇，治世之要在＂足食足兵＂；唐宋商品经济兴起，城市坊市打破、商旅往来频繁，便滋生钱庄骗诈、牙行欺瞒、私铸钱币等新型商事风险；明清江南商贸繁荣，票号、行会兴盛，随之而来的伪票、串骗、私兑等欺诈手段花样翻新。每一次商贸、技术的跃迁，都会催生前所未见的风险类型。

　　这其中有两条线索格外值得咀嚼。一条是＂创新与伪造同源＂。北宋交子初行，本是为解决铁钱笨重、商旅不便的金融创举，可谓世界最早的纸币；然而纸币一出，伪造随之而来，朝廷不得不为交子立专法、设专门机构、定期换界，用制度去追技术闯下的祸。创新跑得多快，伪造就跟得多紧，这几乎是一条铁律。另一条是＂防伪技术的代际竞赛＂。清代票号汇通天下，凭一纸汇票走千里，其防伪之精，竟在于＂密押＂——以汉字代替数字、按节令定期更换，外人纵得汇票亦无从破译。这套办法与今天的动态口令、一次性密钥，原理如出一辙。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但他们的工具终究有限：一纸密押只能护一张汇票，护不住整个市场。

　　《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记载，东汉名儒丁鸿给汉和帝的奏疏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冲垮山崖的洪水，起于涓涓细流；遮天蔽日的大树，起于青青嫩芽；坏事在萌芽时制止很容易，等到酿成大祸再挽救就难了。一千九百年前的这四句话，把风险治理的全部难点说尽了：不是不知道该防，而是＂人莫不忽于微细＂——人总是忽略细微之处，直到它变成＂其大＂。

　　古代治理者应对新生欺诈，大多只能依靠事后惩戒、张贴告示、民间联保，缺少前置预警、全链条溯源的能力，常常只能在损失酿成之后被动处置，难以根除土壤。这不是古人无能，而是条件不许：没有全国征信，没有实时通信，没有数据汇聚，官府又＂权不下县＂，治理的触角止于衙门口。制度只能长在技术的地基上，地基有多高，房子就只能有多高。历史的局限警示我们：风险治理若固守旧有经验、旧有手段，在风险形态迭代面前，必然步步被动。

　　而今天的境遇已经根本不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第一次让＂前置预警＂从理想变为可行：一笔异常转账可以在几毫秒内被识别，一个涉诈号码可以在呼出瞬间被拦截，一条谣言可以在扩散之前被标记。古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有了做的条件。这是机遇，更是责任——条件具备了而不去用，比条件不具备更值得反省。

　　放眼全球，数字化浪潮之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欧美多国长期遭遇网络勒索攻击、数据泄露、跨境网络诈骗的冲击。二〇一七年，＂想哭＂勒索病毒在一日之间席卷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感染数十万台设备，医院、银行、企业被迫停摆；二〇二一年，美国一家大型燃油管道运营商遭勒索软件攻击，东南部燃油供应一度中断，最终支付了数百万美元赎金。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可以被一段远在千里之外的代码按下暂停键——这在人类治理史上是全新的事实。

　　更深的困境在于规则的不齐。各国立法标准、数据规则、司法协作机制差异巨大：有的国家对虚拟货币监管宽松，成为非法资金流转的通道；有的国家对网络平台责任界定模糊，平台掌握海量用户数据却缺少有效的风险筛查义务；跨境取证、数据调取受制于主权边界与法律冲突，很多网络犯罪集团正是利用各国制度缝隙游走套利。学界称之为＂监管套利＂——哪里的规则最松，黑灰产就往哪里聚集；哪里的执法最弱，窝点就在哪里扎根。

　　国际社会并非没有努力。《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于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经联合国大会第79／243号决议通过，成为全球第一份打击网络空间犯罪的法律文件，全文九章六十八条，涵盖刑事定罪、管辖权、程序措施与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返还等关键环节；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河内开放签署，六十多个国家签署，中国于首日签署。这无疑是全球共治的一块基石。但也必须承认，基石不等于大厦：各国落实节奏不一，统一的跨境快速取证机制、统一的风险预警、线索移送、资产追缴安排，仍远未成型。条约写在纸上，协作还要落在案子上。

　　域外实践反复证明：单纯依靠单一部门、单一国家的力量，难以驯服数字化时代流动无形的新型风险；治理体系、技术能力、协同机制，必须保持动态迭代，方能跟上风险演化的节奏。一部治理史，说到底是一部＂追＂的历史——治理追着风险跑，追得上则治，追不上则乱。而要追上，前提是不再拿昨天的地图去找今天的路。

　　四是攻防的算术：为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的战绩并不小。二〇二五年，全国公安机关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二十五点八万起，抓获诈骗集团幕后＂金主＂、头目和骨干五百四十二名；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三十六亿次、短信三十三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八百一十六点二万个，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二千一百七十点七亿元；对六点四万款涉诈应用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清理拦截涉诈信息一亿余条，处置涉诈账号二千万个，拦截诈骗犯罪有害信息十三点一亿条；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六百七十四点七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三百五十亿元。国际执法合作上，累计五点八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被彻底铲除，十六名主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志、佘智江、李雄等头目被押解回国，妙瓦底、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人民法院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四点一万件，检察机关起诉六点九万人。二〇二六年上半年，电诈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五点六，自二〇二五年十月起连续十一个月同比下降。

　　战果如此，为什么仍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滞后之感？答案藏在三个不对称里。

　　第一个是＂成本的不对称＂。防守方必须覆盖百分之百的攻击面、守住每一天的每一秒，进攻方只需找到一个缺口、击穿一次。这是网络安全领域所谓＂防守者的困境＂：防守的胜利是沉默的、日常的、无人喝彩的；防守的失败是轰动的、瞬间的、全城皆知的。二者的投入产出曲线天然不同。

　　第二个是＂迭代的不对称＂。犯罪手法的更新速度始终紧跟技术前沿——AI伪造、深度合成降低了造假成本，＂跑分＂模式不断翻新，现金、贵金属等线下洗钱路径悄然兴起，持续绕开既有风控模型。有安全治理专家坦言，造假技术的迭代速度往往快于检测技术的迭代速度。防守方每一次升级都要走完立项、测试、上线、全量验证的漫长流程，进攻方却可以在暗网里一夜之间换一套工具。

　　第三个是＂时间的不可逆＂。资金一旦转出，便进入层层拆解的高速通道，追赃挽损存在一个＂黄金窗口＂，窗口一过，再强的技术也只能在账本上做算术。郭先生那四百三十万里被及时拦下的三百三十六点八四万元，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快＂的胜利；剩下追不回的部分，则是＂慢＂的代价。防与打之间，隔着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唯一不可弥补的资源。

　　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打不过，而是我们赢得不够快；不是力量不够强，而是力量用在了错误的时点上。以＂事后雷霆＂去应对＂瞬时风险＂，好比以重锤击流水——声势不小，收效有限。

　　五是结构的错配：属地的治理与无界的风险。比技术差距更深的，是结构错配。传统治理模式建立在属地管辖、线下取证、部门分治的框架之上：公安、网信、金融、工信、市场监管各有权责边界，各守一段河道。这套框架在物理世界里高效而清晰，因为风险有地址、有现场、有管辖地。而网络风险没有地址。一个风险触点，瞬时从一个平台扩散至全网，从一座城市传导至千里之外；一个诈骗团伙的窝点在境外，受害人在境内，服务器在第三国，资金在第四地清算。部门之间、地域之间的协同壁垒、数据壁垒，极易造成＂各管一段、衔接脱节＂，出现监管缝隙；缝隙之处，正是犯罪滋生的沃土。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难题，而是所有现代国家在复合风险面前的共同功课。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调查委员会给出的核心结论之一，正是情报与执法机构之间＂未能把散落的点连成线＂——各管一段、信息不通、彼此设墙，最终让已知的线索从指缝间漏过。痛定思痛，美国把分散在数十个机构的反恐与安全职能整合为国土安全部，用一个＂超级部门＂去对接一种＂超级风险＂。欧盟则在数字领域走另一条路：二〇二四年生效的《人工智能法案》确立＂风险分级治理＂框架，把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极小风险分而治之，高风险场景设定严格的技术标准、透明度与监管要求，有限风险场景则以显著标识和用户知情为主。两种路径，一个整合机构，一个分级规则，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判断：治理的单元，必须重新与风险的单元对齐。

　　更棘手的是＂域外＂这一维度。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而执法权以国境为界。这就形成了一个近乎悖论的困局：风险无界，主权有界；犯罪跨境，管辖有疆。破解之道只能是一条——以合作对跨界，以联盟对分散。这正是中国倡议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深意所在，也是二〇二六年以来中美、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一举捣毁九个诈骗窝点抓获二百七十六名嫌疑人，以及同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合作抓获遣返二万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的现实意义。中缅泰建立部级协调机制、连续开展十次联合遣返行动，同样是＂以有界之权，行无界之治＂的具体实践。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曾以＂多中心治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的核心主张是：复杂公共事务无法由单一中心有效解决，需要多个中心相互嵌套、协同行动。这句话用来解释当下的风险治理，再贴切不过——面对复合风险，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单独完成闭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筑起防线。多中心不是各自为政，而是有规则的分工、有接口的衔接、有共识的协同。

　　六是破题：从＂事后雷霆＂到＂事前设防＂。破题的方向，写在《孙子兵法·军形》里：＂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首先让自己立于不可被战胜之地，而不是等着敌人露出破绽再追击。风险治理同样如此——最高明的打法不是打赢每一场遭遇战，而是让遭遇战根本不发生。

　　更深一层剖析，这道考题的本质，是治理坐标系的根本性转换。传统风险治理以＂属地、线下、事后打击＂为主轴：空间上以行政区划为界，时间上以案发为起点，主体上以政法机关为主力。而新型风险治理，必须整体位移到＂全域、线上线下一体、前置预警、全链共治＂的新坐标。

　　三条坐标轴同时发生了位移。空间轴上，从＂地＂转向＂网＂：风险不再有明确的地址，治理的边界必须从辖区扩展到链路，从物理空间延伸到数据空间。时间轴上，从＂事后＂转向＂事前＂：治理的起点必须从＂接警＂提前到＂感知＂，从＂发案＂提前到＂苗头＂，把资源投入到尚未显形的风险上。主体轴上，从＂单一＂转向＂多元＂：政府不再是唯一治理者，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家庭、个人都是风险链条上的一环，少了任何一环，防线都不闭合。轴一动，整套坐标就要重画；坐标不重画，再多的努力也只是在旧地图上标新点。坐标系转换，具体拷问三重核心能力。

　　其一为技术适配能力。治理方能否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风控模型，把防线前置到风险萌芽阶段，而不是停留在受害报案之后。技术适配不是买几套系统、建几个平台，而是让技术真正嵌入处置流程：预警怎么触发、线索怎么流转、拦截怎么落地、反馈怎么回流。技术若只停留在展示大屏上，就只是昂贵的装饰。

　　其二为跨主体协同能力。如何打通公安、网信、金融、通信、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的信息链路，破除部门壁垒、地域壁垒，构建统一的风险感知、线索推送、联合处置机制。协同的难点从来不是＂不知道要协同＂，而是＂协同之后责任怎么分、数据怎么共、成果怎么算＂。这三件事不解决，协同就会停在会议纪要与合作协议上。

　　其三为规则弹性能力。网络业态迭代飞快，立法、监管规则既要守住安全底线，又不能简单＂一刀切＂扼杀数字经济活力，需要在包容审慎与风险防控之间求取动态平衡。《韩非子·心度》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商君书·更法》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两千多年前的变法者就已明白：法要随时代而转，治要随世情而宜。规则若僵化，要么管死了创新，要么放任了风险，二者都是治理的失败。我们要切实做到做好以下五点。

　　一要把重心从＂打＂前移到＂防＂。二〇二五年见面劝阻六百七十四点七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三百五十亿元，人均避免损失约五千二百元——这笔账算得很清楚：一次上门劝阻的成本，远低于一次追赃挽损的成本；一次预警拦截的投入，远低于一次案件侦破、审理、救助的综合代价。预防的乘数效应，恰恰是最容易被考核体系忽略的部分，因为它没有＂战果＂可报、没有＂案例＂可讲。这就回到了＂曲突徙薪亡恩泽＂的老问题：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能给＂没有发生的事＂记功的评价机制。

　　二要把格局从＂分段＂提升为＂协同＂。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筹建、中美阿联酋的首次三方合作、与周边七国的联合清剿，都是把＂各管一段＂变成＂共管一链＂的努力。国内同样需要打通：反诈不是公安一家的事，通信、金融、互联网平台、市场监管、教育、民政，每一个环节都是链条上的一扣。断卡、资金链治理、涉诈应用禁装、涉诈账号处置，这些动作之所以有效，正因为它们打在了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而非只打末端的使用者。

　　三要把手段从＂技术对抗＂升级为＂技术治理＂。技术上的可追溯，是实现法律上可问责的前提。《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要求对AI生成的人脸、人声作显著标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进一步把标识义务制度化；二〇二五年六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对数据加密、安全审计、访问控制提出明确要求。强制推行数字水印、推广数字笔迹等难以被AI模仿的动态生物特征，都是把＂防线＂前移到＂生成环节＂的尝试。让造假者在生成的那一刻就留下痕迹，比在传播之后追着删帖有效得多。

　　四要把治理从＂单点处置＂扩展为＂生态治理＂。一次成功的反诈，不只是抓了几个人、追回几笔钱，而是让整条黑灰产业链的每一环都提高成本：让卖卡的人无利可图，让卖＂去标识＂服务的人知道要担责，让平台在钱转出去之前就拦住，让法律的追责穿透＂封号换壳＂的消耗战术。当一门生意的投入产出算不过来，它才会真正停下来。

　　五要把主体从＂政府独治＂扩展为＂全民共治＂。二〇二五年以来，＂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推动反诈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把宣防融入基层治理；国家反诈中心应用、96110预警劝阻专线、12381涉诈预警短信等工具，把预警送到群众指尖。群众防骗意识的提升，看似是最＂软＂的一环，实则是成本最低、见效最久的一环。任何技术防线都可能被绕过，唯有人的警觉不可被一键破解。

　　这里还必须补上一句法治的分量。二〇二四年出台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明确对涉诈人员与单位采取金融、电信网络、信用等分级惩戒；《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行业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缅北＂四大家族＂十六名主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域外侵害我公民犯罪依法必惩的鲜明态度。法治不是治理的补充，而是治理的骨骼——没有它，所有的协同都缺少依据，所有的严打都缺少边界。

　　我们还必须看见风险背后普通人的脆弱。老人容易被养老投资骗局俘获，一生的积蓄在一场＂高息理财＂讲座里化为乌有；青年容易落入刷单、网贷圈套，为几百元＂佣金＂背上几万元债务；务工群体容易遭遇平台算法压榨、权益受损，被一条看不见的规则扣掉本该属于自己的收入；普通网民随时可能遭遇信息泄露、恶意造谣，清白毁于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

　　新型风险的伤害，常常无声无形。不似明火执仗的暴力犯罪那样醒目，却可以悄无声息掏空一个家庭积蓄、摧毁一个人的名誉、打乱一份生计。它没有现场，所以难取证；它没有伤口，所以难诉说；它没有凶手的面孔，所以难追责。受害者在深夜里对着手机屏幕发抖的时候，往往连＂我被谁害了＂都说不清楚。这正是数字时代风险最残酷的地方：它把伤害做到了极轻，又把追偿做到了极难。

　　平安的内涵，由此再次扩容。平安早已不止街巷无劫、夜不闭户，还包括数字世界里财产安稳、信息安全、人格不受侵扰、权益不受算法裹挟。一个孩子不被网络欺凌，一位老人不被＂AI孙子＂骗走养老钱，一名骑手不被算法逼着闯红灯，一个普通人不必担心自己的脸被人拿去开账户——这些都是平安的组成部分，一点都不比＂不被抢＂次要。衡量平安的尺子，也要从＂发案数＂延伸到＂受骗数＂＂泄露数＂＂被侵权数＂，从＂有没有出事＂延伸到＂有没有人心惊＂。

　　韩非有言：＂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语出《韩非子·喻老》，与开篇扁鹊之喻本是一体：堤溃于蚁穴，室焚于隙烟，巨患起于微末。数字世界里的风险，正是这样藏在代码、链接、对话框之中的＂蚁穴星火＂，看似细碎，一旦蔓延，便会形成连锁冲击。一段被泄露的身份信息，可能撬开一个人的全部账户；一个被放任的诈骗窝点，可能演化成横跨数国的犯罪集团。对小患的姑息，从来都是对大祸的邀请。

　　风险治理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不存在一套可以永久生效的防控模板。今日有效的手段，明日可能被绕过；今日堵住的漏洞，明日可能从别处重开。这道考题，考验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治理体系的敏锐度、协同度、应变力。它要求我们跳出属地治理、分线治理的路径依赖，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联动、政企民协同的现代化风险防控体系，以技术对抗技术、以协同应对跨界、以前瞻替代滞后，在风险不断变形的时代浪潮之中，持续守护亿万群众线上与线下双重空间里的安宁。

　　七是小节结语：平安不是零风险，而是可恢复。纳西姆·塔勒布在《反脆弱》中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我们无法预测＂黑天鹅＂，但可以构建一个能从冲击中受益、至少不被击垮的系统。风险管理的目的，从来不是把风险消灭到零——那既不可能，也不经济；真正的目标，是让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可恢复。这是一种治理观的转变：从＂追求无风险的绝对安全＂，转向＂追求有韧性的相对安全＂。《周易·既济》卦辞之后有一句象辞：＂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司马法》则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两部古籍，一句讲的是＂安时要想到危＂，一句讲的是＂安时要备着危＂。这正是风险治理最古老的智慧，也是最现代的智慧。承平日久，最容易松懈的恰恰是对风险的感知；成绩越大，最容易遮蔽的恰恰是新的战场。

　　必须记住，那百分之九十八点二三的安全感，不是统计学上的一个百分点，而是有人用生命换来的。二〇二五年，全国有二百一十名民警、一百四十二名辅警因公牺牲。他们中的许多人，倒在了追捕的路上、倒在了值班的深夜、倒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谓＂平安＂，从来不是岁月的自然馈赠，而是一群人替另一群人挡住了风雨。

　　风险的迭代不会停，治理的进化也不能停。当犯罪已经学会用算法奔跑、用合成的声音说话、用跨境的链条隐身，治理就不能还在原地踱步。真正的考题不是＂能不能打赢＂，而是＂能不能赶在它发生之前＂——能不能在腠理之时就看见，在肌肤之时就出手，在未乱之时就布防。这既是能力的考题，也是价值观的考题：我们是否愿意为那些＂没有发生的坏事＂投入资源，是否愿意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守夜人＂记下功劳。

　　《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八个字，说尽了两千五百年的治理真经。风险永远比治理快半步，但治理可以比风险早半步——早在那一步，就是平安的全部秘密。

　　第六，数字治理价值考题：数字赋能红利与数字鸿沟相伴共生。古人有言：“器者，所以便事也。” 工具本是人手的延伸、心智的辅翼，人类创制器物、发明技艺的初心，从来都是减负济困、利厚民生，而非竖起壁垒、割裂人群。一部文明演进史，本质上就是工具迭代的历史：竹简缣帛打破口传的局限，活字印刷推开知识垄断的大门；驿传烽燧连通四方消息，电报电话消弭山海阻隔。每一次信息载体、通信方式的跃迁，都为文明开辟全新疆域；但历史同样反复印证一条朴素的辩证规律：技术红利从来不会自动普惠众生，捷足先登、掌握新工具者，率先攫取时代便利；囿于认知、条件、身份而无缘接入者，便容易被时代浪潮甩在身后。这种 “技术增益” 与 “群体落差” 共生相伴的矛盾，贯穿古今，到大数据、人工智能蓬勃生长的今天，演化成数字治理必须直面的价值考题。

　　数字浪潮奔涌而至，重塑政务运转、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底层逻辑。智慧安防依托全域感知节点织密立体防线，风险预警从“事后处置”向“提前捕捉” 转变；“一网通办”打通千百项跨层级、跨区域政务事项，曾经“跑断腿、盖满章”的办事难题，化作指尖轻点即可提交的线上申请；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斩断了奔波报账、垫付资金的漫长煎熬；智慧网格扎根街巷村落，群众诉求一键上报、隐患线索实时流转，基层治理的响应速度大幅提升。线上问诊跨越地域距离，偏远地区群众可以对接大城市优质医疗资源；远程帮扶、线上课堂，让山区学子共享名师课程。数字赋能释放的治理红利，不是悬浮在报告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流淌在市井烟火、乡野阡陌之间，化作普通人触手可及的便利。

　　然则潮起之处必有洼地，红利普照之时阴影相随。数字普惠的另一面，是难以回避的数字鸿沟。时至今日，这道鸿沟早已不再局限于 “有没有网络、有没有智能手机” 的接入层面，而是层层递进，分化为接入鸿沟、能力鸿沟、适配鸿沟、权益鸿沟四重叠加的复杂屏障。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体量庞大，农村留守老人逾 1．2 亿。光纤、5G 基站持续向深山村落延伸，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攀升，硬件短板持续补齐，但硬件通达不等于服务可达。多份基层调研数据映照现实：超四成乡村老人尚不熟悉手机支付，挂号缴费、线上核验、预约办事等日常刚需操作，对他们而言如同重重关隘。部分医院、政务大厅一味追求线上办结率，压缩甚至取消人工窗口，将线上渠道作为优先选项。白发老人站在智能终端面前，面对扫码、填单、人脸识别手足无措，本用来便民的数字化流程，反倒变成横亘在民生面前的无形高墙。不止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残障人士、偏远山区群众，即便能够连上网络，也常常受制于数字素养匮乏、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滞后、线下兜底通道持续收缩，只能站在数字时代的门外，无缘共享技术红利。

　　鸿沟之外，算法异化，是数字治理更深层、更考验价值抉择的命题。算法诞生之初，是用来优化资源调度、精准匹配供需、压缩冗余成本的理性工具。可一旦算法被资本逻辑裹挟、沦为逐利工具，就极易偏离公平轨道，滋生一系列隐性不公：大数据杀熟、差异化定价，平台依托用户画像、消费标签，对老用户、高消费群体推送更高报价，把个性化服务异化为隐蔽攫取收益的手段；流量推荐算法持续投喂同质化内容，编织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窄化认知视野，固化认知偏见；即时配送、货运平台依靠算法派单、动态抽成、刚性超时奖惩，不断压缩劳动者休息空间，骑手、货车司机困在冰冷的系统指标之中，在时效催促下不停奔跑，被算法支配、被数据压榨；平台寡头依托数据壁垒构筑护城河，抬高行业准入门槛，挤压小微商户、个体经营者的生存空间；海量个人信息被无节制采集、流转、倒卖，隐私裸奔之下，精准诈骗、网络骚扰接踵而至，普通人在数字世界近乎透明，人格安宁、个人尊严不断受到侵扰。算法无形，却拥有重塑分配规则、定义劳动价值、塑造公众认知的强大力量，算法权力一旦失去缰绳，伤害往往悄无声息、绵延不绝。

　　回望史册，技术异化、红利不均，自古便有镜鉴，并非数字时代独有的困局。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一改雕版印刷成本高昂、刊刻缓慢的弊病，大幅降低知识复制与传播门槛，堪称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但这项伟大技术问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印刷工坊集中于城市，书本流通局限于士绅、官宦圈层，乡野小民依旧目不识丁，知识的鸿沟非但没有立刻填平，反而在城乡之间进一步拉大。明清之际，晋商票号兴起，一纸汇票通达全国，异地银钱流转告别车马押运、盗匪劫掠的巨大风险，极大助推商贸流通。然而票号设立门槛极高，契据繁复、押汇规则晦涩，服务对象以官商、大宗客商为主，底层小农、短途商贩很难涉足，金融红利始终难以抵达乡土底层。先贤早已看透工具的边界：《道德经》有言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句话从来不是否定技术、排斥器物，而是深沉的警示：技术本身无善无恶，它只是中性的载体；决定工具走向济世安民，还是沦为逐利盘剥之器的，是人心取舍、制度约束与价值标尺。

　　放眼寰球，数字化转型的阵痛，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价值选择题，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美国互联网产业起步最早、商业生态发达，线上服务渗透社会方方面面，但低收入社区、原住民聚居区长期存在网络基建短板，老年群体数字帮扶体系薄弱；平台算法长期缺少刚性约束，基于算法的就业歧视、价格歧视诉讼层出不穷。欧盟率先启动数字法治建设，出台《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划定算法透明、平台责任、数据保护的刚性红线，多次对优步等平台算法压榨从业者、自动化封禁账户的违规行为开出巨额罚单，试图以法律牢笼约束算法黑箱。但欧盟的治理实践同样深陷两难：规制过严，容易抑制数字创新活力；监管宽松，则算法不公、数据滥用卷土重来，始终在创新活力与公平秩序之间艰难权衡。技术哲学家梅尔文・克兰茨伯格提出著名的克兰茨伯格第一定律：“技术本身非善非恶，亦非中立。”一语戳破数字治理的核心矛盾：技术会放大原有社会优势，也会放大固有的社会不公。倘若缺少稳固的价值锚点、周全的制度约束，技术力量越强，制造分化、拉大差距的力量就越强劲。

　　更深一层剖析，这道考题的内核，是数字时代人与技术主从关系的终极拷问：数字工具，究竟是服务人的手段，还是筛选人、区分人、规训人的标尺？当治理简单以线上办结率、系统覆盖率作为唯一考核指标，把线上办理当成唯一通道，把智能核验当成唯一标准，把算法评分当成唯一评判依据，主次关系便悄然颠倒 —— 人不再是技术的目的，反而变成适配系统、满足指标的客体。数字治理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追求系统上线数量、线上办理占比、数据报表光鲜，而是守住 “线上线下并行、智能人工互补” 的底线，为数字弱势群体保留稳定、可靠、触手可及的兜底通道。适老化改造，绝不只是放大字体、简化界面这类表层优化，而是在数字化浪潮里守住现金支付、人工窗口、纸质回执、电话代办等传统渠道；算法治理的要义，在于打破算法黑箱，落实算法备案、算法解释、公平性审查制度，遏制大数据杀熟、算法压榨、差别对待，让算法可解释、可监督、可问责；数据治理的底线，是筑牢个人信息保护闸门，清晰划定数据采集、存储、流转、使用的边界，绝不以便利之名肆意攫取、透支普通人的数据隐私。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移植到数字治理的语境之中，便是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本准则：一切技术架构、平台规则、政务系统，都必须以人的福祉、人的尊严、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作为标尺。数字化升级，绝非一场单向度的淘汰式迭代，不能让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不通网络操作的乡民，被便捷时代抛下；也不能让风雨奔波的劳动者，简化成算法系统里一串可量化、可压榨的数据节点。数字红利，理应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普惠红利，而不是少数数字熟练者、资本平台独享的红利。

　　这道考题，拷问着数字治理的价值底色、制度设计的人文温度、市场主体的责任自觉。它要求我们跳出 “技术至上” 的路径依赖，搭建一套包容审慎、向善向暖的数字治理框架：既要持续释放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民生、优化治理的巨大效能，借数字之力拓宽公共服务的边界、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又要持之以恒弥合多层次数字鸿沟，刚性规制算法权力，筑牢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屏障；既要呵护数字创新的活力，鼓励新业态、新模式生长，又要牢牢守住公平、尊严、安全的底线。技术永远是渡人的舟楫，人民才是渡河的主体。唯有始终锚定 “技术为人服务” 这一根本立场，浩荡的数字浪潮才能托举全体人民奔赴美好生活，而不是在高效便捷之外，划出一道冰冷、坚硬的社会分界线。

　　这六大考题，从来不是彼此割裂、单点孤立的问题，而是相互勾连、互为因果、传导放大的系统性时代命题。世间治理矛盾，从来不会悬浮孤立，如同人体经络血脉，牵一发而动全身。前文分列的六大结构性考题，覆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基层治理、风险防控、数字治理六大领域，环环相扣、彼此传导、互相叠加，织成一张盘根错节的时代命题之网。公共服务优质资源的城乡、区域失衡，会固化教育、健康层面的起点差距，持续放大代际鸿沟、群体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若难以适配新业态灵活用工，劳动者权益缺少稳定托底，劳动要素的价值分配就容易失衡，反过来制约新就业形态长久良性发展；基层治理被形式主义裹挟、效能衰减，微小诉求难以及时回应、萌芽矛盾无法就地化解，小事拖大、难事上行，各类社会风险持续积蓄；而数字治理一旦偏离人本轨道，算法不公、数字鸿沟叠加发酵，又会在原本就存在的城乡、代际、贫富差距之上，叠加一层技术带来的服务落差，让弱势群体在获取公共服务、参与市场竞争之时，再多一重无形门槛。一言以蔽之，它们不是零散、局部的弊病，而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变迁、人口结构转型、生产方式变革、技术范式迭代多重浪潮交汇激荡，共生催生的系统性治理考题。

　　回望漫长文明长河，任何一次生产力跃升、文明形态进阶，都会同步抛出全新的治理考卷，这是历史铁律，无人能够绕行。商鞅变法，立木为信、明法重制，以严密法度重塑秦国基层秩序，短时间凝聚国力、富国强兵，为天下一统奠定根基；但法度严苛、重刑轻德，重汲取而轻体恤民生，留下“法密而少温情”的长久诘问，秦二世而亡的结局，正是单向度刚性治理难以长久的深刻注脚。文景休养生息、开元盛世物阜民丰，汉唐两大盛世仓廪充盈、四境安宁，抵达古代治理所能企及的高峰，可即便盛世繁华，历代王朝终究难以跳出土地兼并、资源向权贵豪强集聚的周期困局。繁华表层之下，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的暗流长久涌动，流民滋生、民心离散的隐忧如影随形，成为古代盛世难以挣脱的宿命。

　　近代西方工业革命轰鸣而起，机器打碎农耕文明的稳态，也掀起剧烈的社会阵痛：工厂劳工终日劳作却缺少基本保障，资本快速集聚催生贫富急剧分化，大城市贫民窟蔓延，治安乱象丛生，底层劳动者生存权无人兜底。风起云涌的英国宪章运动、欧洲工人运动，本质上就是工业化浪潮之下，底层民众对制度短板、分配失序、保障缺失最集中的叩问与抗争。为缓和社会冲突、避免体系崩塌，俾斯麦在德国率先推动现代社会保险立法，搭建工伤、医疗、养老基础保障框架；英国修订济贫法案，依托《贝弗里奇报告》擘画现代福利体系蓝图。一系列制度修补，都是矛盾激化之后被动做出的调适。但受制于资本主导的底层制度底色，其改革始终以维护资本秩序为优先目标，分配调节力度有限，阶层流动通道极易闭合，只能缓和矛盾，无法从根源弥合阶层鸿沟、破解贫富分化的深层病灶，社会撕裂、财富极化的痼疾延续至今。

　　反观今日我们作答的这一系列时代考题，从起点上便拥有全然不同的价值底色与制度立场。我们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发现矛盾、研判风险、破解难题，是主动识变、主动思变、主动求变的自觉行动，而非等到矛盾积重难返、冲突集中爆发之后仓促补救。古人云：“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直面六大结构性考题，坦诚剖析短板、理性审视矛盾，绝非自我否定，更不是抹杀数十年接续奋斗换来的厚重成就。这份审慎的审视，是为精准锁定病灶、溯源治本；发展进程里显露出来的短板，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精准发力的清晰坐标；万千群众发自心底的期盼，正是治理体系迭代升级永恒不变的价值罗盘。

　　于此，尤需秉持辩证理性，警惕两种极易陷入的认知偏误。倘若一味沉醉于发展成就，刻意回避潜藏短板，便容易落入路径依赖的桎梏，习惯于沿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攻坚模式应对新矛盾，在旧框架内原地徘徊，改革脚步滞后于时代需求；反之，如果片面放大发展中的局部矛盾，以个别问题否定全局进步，便容易陷入悲观迷茫，看不见脱贫攻坚、社保普惠、平安建设跨越的雄关漫道，看不见民生事业翻天覆地的历史性跃迁。成熟的治理智慧，贵在把握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既要满怀敬意珍视我们已经跨过的万水千山，充分肯定彪炳史册的民生功业；也要保持清醒冷静，正视横亘在高质量发展前路之上的关山万重。

　　穿透表象、抽丝剥茧不难看见，这六道彼此勾连的时代考题，最终汇聚、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在高质量发展的宏大轨道之上，如何持续推动民生保障从底线兜底向品质供给进阶升级，推动社会治理从简单的 “维持秩序” 向着滋养幸福升华跃迁。底线兜底，解决生存有无，守住生存红线；品质供给，回应美好生活期盼，追求公平、优质、可及、有尊严的生活。维持秩序，重在消弭冲突、防范风险；滋养幸福，则着眼安顿人心、舒展民力，让百姓安其居、乐其业、畅其情。（未完待续）

　　2026年11月8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兼总主持。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九千多万字，发表各类文章五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六万字和至少每天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他既为苍生说人话，也为权贵美策划!他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偶然的争利，没有必然的对立;虽然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只要大家心连心手携手，幸福美好处处有时时有!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上下同心，面貌焕新!他真诚希望国家好人民好世界好人类好!他向往：世界和乐、社会美满，人类大同、民族幸福!他的文笔人品学识格局境界，受到高层和广大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与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