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六十九章 处世之巧

　　——为官履职的智慧密钥与实践指南

　　(接4月6日)五、为官处世之巧的价值意义与深远影响——以巧履职，以行践心

　　掌握正道的为官处世之巧，绝非“可有可无”的加分项，而是新时代从政者履职为民、干事创业的必备素养，其价值意义不仅体现在从政者个人成长、事业发展的微观层面，更贯穿于工作推进、社会和谐、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一)对个人：行稳致远，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掌握正道的处世之巧，是为官者个人成长、事业发展的“护身符”与“助推器”，既能帮助官员在复杂的政务环境中找准定位、守住本心，又能助力其提升能力、成就事业，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处世之巧能帮助官员规避风险、行稳致远。官场环境复杂多变，诱惑与考验并存，善于处世的官员，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在各种诱惑与考验面前站稳立场、守住本心，避免因一时糊涂、处世不当而误入歧途、身败名裂。北宋名臣司马光，一生处世沉稳、坚守原则，不搞投机钻营、不玩权谋套路，虽历经朝堂斗争的风雨洗礼，却始终廉洁自律、平安履职，最终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成就一番事业，流芳百世;基层干部老杨，不懂讨好、不搞站队，始终坚守原则、务实干事，不越底线、不谋私利，虽看似“木讷”，却凭借“让人放心”的口碑，被破格提拔，用坚守与实干实现了个人成长，印证了“正道处世方能行稳致远”的深刻道理。另一方面，处世之巧能提升个人执政能力、拓宽发展空间。善于处世的官员，能精准把握事务发展规律、精准处理人际关系，既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工作高效落实，从而赢得组织的信任与重用;又能与同事和谐相处、协同发力，赢得同事的支持与配合，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更能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诉求，赢得群众的信任与爱戴，为施展才华、干事创业搭建广阔平台。古有包拯，处世刚正不阿又体恤民情，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兼顾百姓疾苦，终成一代清官，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今有焦裕禄，处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团结同事、带领群众，在兰考治沙治碱、为民造福，用一生践行初心，成为党员干部的楷模，赢得了组织的认可、群众的爱戴，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老杨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务实的处世作风，把“笨功夫”做进细节，从普通验收员成长为科室主任，用实干与担当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成为新时代基层干部的典范。

　　(二)对工作：提升效能，推动政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政务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协同，而处世之巧，正是打通工作堵点、凝聚工作合力、提升工作效能的“金钥匙”。为官者精通处世之巧，能有效破解工作中的矛盾与难题，推动政务工作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善于处世的官员，能精准理顺上下级关系，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对上，能精准领会上级政策意图、及时汇报工作进展，既不盲目服从、机械执行，又不擅自变通、打折扣，确保国家大政方针、上级工作部署精准落地、取得实效;对下，能深入基层、倾听民意，精准传达政策精神、及时回应群众诉求，避免政策落地出现“中梗阻”，确保工作贴合实际、贴合民心。能有效协调平级部门关系，打破部门壁垒、减少工作内耗，树立“全局意识”“协同意识”，推动各部门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避免“各自为战、推诿扯皮”，提升工作整体效能。能有效化解基层矛盾、回应群众诉求，用灵活务实的方式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确保政务工作始终围绕群众需求展开。面对改革发展中的硬骨头、基层治理中的难问题，灵活的处世技巧能帮助官员找到最优解决方案，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善于处世的基层干部，能深入了解乡村实际、倾听群众意见，灵活调整工作方法，既坚持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又兼顾当地的资源禀赋、群众需求，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在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中，善于处世的官员，能精准把握企业需求，灵活调整政策措施，既要坚守原则、规范执法，又要优化服务、精准帮扶，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老杨在危房改造工作中，结合山区实际，创新提出“石砌地基+轻钢屋顶”的改造方案，既省钱又安全，被全县推广，用灵活的处世智慧破解了工作难题，提升了工作效能，彰显了处世之巧对工作推进的重要作用。可见，处世之巧能有效提升工作效能，推动政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发展、国家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三)对社会：凝聚民心，净化政治生态与社会风气

　　为官者的处世态度与方法，不仅影响政务工作效能，更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社会风气，掌握正道的处世之巧，能有效凝聚民心、净化政治生态、引领社会风尚，为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官员秉持公心、善于处世，能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耐心细致化解矛盾，用真诚与实干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凝聚社会共识，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例如，基层干部用“耐心沟通、精准施策”的处世方法，化解邻里矛盾、土地纠纷等基层常见矛盾，能有效维护基层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官员用“亲民爱民、务实担当”的处世方式，扎根群众、服务群众，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实事、解难题，能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老杨在工作中，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验收危房时严格把关，生怕群众住上“漏风房”，用务实的处世方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拉近了干群距离，生动诠释了处世之巧对凝聚民心的重要作用。同时，官员坚守正道、巧用处世智慧，能带头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协作、务实担当的政治生态，摒弃投机钻营、圆滑世故、敷衍塞责的不良风气，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崇德向善、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风尚。例如，官员带头坚守原则、廉洁自律，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能带动下属、影响群众，形成“廉洁从政、诚信做人”的良好氛围;官员带头团结协作、务实担当，不推诿扯皮、不敷衍塞责，能带动整个社会形成“真抓实干、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官员带头尊重群众、关爱群众，能带动全社会形成“以人为本、关爱他人”的良好风尚，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四)对国家：巩固根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官者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国家形象的代表者，其处世方式与能力，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效能、发展质量与长治久安。掌握正确的处世之巧，能让各级官员更好地履行职责、践行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掌握处世之巧，能让各级官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确保国家大政方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官员善于处世，能精准把握政策精神、灵活结合实际，推动政策落地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确保国家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能更好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需要广大从政者善于处世、勇于担当、精于干事。善于处世的官员，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灵活应变，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国家发展不断迈向新高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而处世之巧，正是高素质干部队伍必备的素养之一，是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为官处世之巧，本质上是一种自知、自胜的智慧，是一种以道御术、以德帅巧的艺术，更是一种履职为民、担当使命的实践。它不是投机取巧的权谋，不是圆滑世故的套路，而是坚守底线的灵活，是立足民本的务实，是统筹协调的智慧。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肩负着为民服务、治国安邦的重大使命，更要深刻领会处世之巧的核心内涵，坚守原则底线、锤炼处世智慧，既要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以高尚的道德品质赢得群众拥护;又要做到“灵活应变、务实高效”，以科学的方法破解工作难题。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局面中行稳致远，在履职尽责中践行初心，真正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崇高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为官处世之巧，是“道”与“术”的统一，是“德”与“智”的交融，是新时代从政者履职为民、干事创业的智慧密钥。它不是投机取巧的权谋之术，而是以道御术、以德帅巧的为官艺术;不是圆滑世故的虚伪套路，而是坚守初心、务实为民的处世智慧。广大从政者要深刻领悟处世之巧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坚守核心原则、规避常见误区，通过深学细悟、躬身实践、自省修身，不断锤炼处世智慧、提升处世能力，将处世之巧转化为为国为民服务的实际效能，在复杂局面中行稳致远、履职尽责，以巧履职、以行践心，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答卷。

　　第一节 应变之巧

　　——为官处世的核心素养与实践智慧

　　《孙子兵法》有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为官从政，身处利益交织、矛盾叠加、形势多变的复杂场域，政务工作从来没有固定模板，突发情况、棘手难题、复杂局面层出不穷。无论是政策落地中的“中梗阻”、基层治理中的“硬骨头”，还是突发舆情、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等紧急事件，都考验着从政者的综合能力。其中，应变之巧，作为为官处世的首要基本功，更是衡量干部治理能力、担当精神与智慧水平的核心标尺。

　　所谓应变之巧，绝非投机取巧的权宜之计，也非圆滑世故的敷衍之术，而是指在复杂多变、突发紧急的局势面前，从政为官者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审时度势、精准研判，灵活调整策略、随机应变、果断决策，最终化危为机、破解难题、稳住大局的综合能力。其本质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适应性与预见性的融合、被动应对与主动作为的兼顾”——既不违背党纪国法、初心使命的根本原则，又能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既能够快速适应突发局面，又能提前预判风险、防范未然;既能够妥善应对当下危机，又能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真正实现“乱中求稳、险中求胜、变中求进”。

　　应变之巧，是古今贤明官吏的共同特质，更是新时代从政者必备的核心素养。从春秋晏婴出使楚国的从容破局，到北宋范仲淹赈灾的创新施策;从明代张居正推行新政的顺势而为，到当代干部应对舆情、防控疫情的果断担当，无数案例证明：善于应变者，能在危难中化险为夷、在复杂中开辟路径;不善应变者，只会在慌乱中错失良机、在被动中陷入困境。对从政为官者而言，掌握应变之巧，不仅能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升政务工作效能，更能守护群众利益、维护工作大局，真正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

　　一、古今典范：应变之巧的历史实践与智慧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古今中外无数贤明官吏，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应变之巧的深刻内涵与实践价值，他们的故事与智慧，为当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让我们在回望历史中读懂应变之巧、学会应变之巧。

　　(一)中国古代：临变不惊，以智破局

　　中国古代官场，局势复杂多变，诸侯纷争、吏治繁杂、民生多艰，应变之巧成为官员安身立命、履职尽责的关键。其中，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北宋名臣范仲淹、明代首辅张居正的应变智慧，尤为值得当代从政为官者学习。晏婴出使楚国的典故，早已成为应变之巧的经典范例。春秋时期，齐国与楚国国力相当，晏婴作为齐国使者出使楚国，楚人因晏婴身材矮小，故意在大门旁开一小门，企图羞辱他。面对如此无礼的挑衅，晏婴没有愤怒斥责，也没有狼狈退让，而是从容应对：“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一句话既点明了楚国的无礼，又维护了齐国的尊严，迫使楚人打开大门迎接。随后，楚王又讥讽齐国无人，才派晏婴这样的“小人物”出使楚国，晏婴再次从容应答：“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以自嘲的方式反讽楚王，既化解了尴尬，又彰显了齐国的气度。及至楚王设下“齐人盗窃”的圈套，故意让士兵押着一名自称齐人的盗窃犯上殿，讥讽齐人善盗，晏婴没有慌乱辩解，而是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类比，巧妙指出：橘树生长在淮南是甜美的橘子，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苦涩的枳子，这并非橘树本身的问题，而是水土环境所致;齐人在齐国安居乐业、从不盗窃，到了楚国却沦为盗贼，同样是楚国的环境影响所致。晏婴的三次应变，没有一句过激言辞，却处处彰显着临变不惊的定力、精准犀利的思辨与维护国家尊严的担当。他的应变之巧，不在辞令之辩的华丽，而在“不卑不亢、以理服人、借力破局”的智慧，告诉当代从政者：面对挑衅与刁难，唯有保持冷静、坚守立场、灵活应对，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守住底线、赢得尊重。

　　北宋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的赈灾之举，彰显了“顺势而为、精准施策”的应变智慧。庆历年间，杭州遭遇特大饥荒，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各地官员纷纷采取“开仓放粮”的传统方式赈灾，但效果不佳——粮食储备有限，无法满足海量灾民的需求，且容易引发哄抢，反而加剧混乱。范仲淹没有盲目跟风，而是冷静观察局势、分析利弊：当时杭州的富商巨贾众多，百姓多有手工艺技能，若单纯发放粮食，只能解一时之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容易滋生依赖心理。基于此，范仲淹果断调整策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大兴土木，修建官府粮仓、寺庙、道路等公共设施，招募灾民参与劳作，给予合理报酬;同时，他还倡导举办赛神会、灯会等民俗活动，鼓励富商参与出资，带动餐饮、住宿、手工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这一应变之举，看似“不合常理”，却精准把握了灾民的需求与当地的实际情况：既解决了灾民的就业问题，让灾民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收入，避免了依赖心理，又拉动了当地经济，稳定了社会秩序，更节省了官府的赈灾粮食，实现了“一举多得”。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此次赈灾，杭州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暴动，反而让更多灾民得以存活，社会秩序井然，甚至带动了当地后续的经济发展。范仲淹的应变之巧，告诉我们：面对突发危机，不能墨守成规、机械应对，唯有洞察规律、顺势而为，结合实际创新施策，才能实现“化危为机、标本兼治”。

　　明代首辅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实践，诠释了“以变应变、借力破局”的应变精髓。万历初年，明朝面临吏治腐败、财政空虚、土地兼并严重、民生凋敝的严峻局面，社会矛盾尖锐，若不进行改革，王朝将陷入危机。但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重重——朝中权贵、地方豪强相互勾结，反对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若强行全面出击，必然引发激烈对抗，甚至导致改革失败。张居正没有硬碰硬，而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采取“循序渐进、精准发力”的应变策略：首先，以“考成法”整饬吏治，明确官员考核标准，赏罚分明，解决官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问题，为改革奠定组织基础;其次，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折成银两征收，既简化了征收流程，减少了官员贪腐的空间，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国库收入——据史料记载，“一条鞭法”推行后，明朝国库年收入从改革前的不足300万两白银，增加到改革后的600多万两，财政危机得到有效缓解;最后，他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对既得利益集团采取“分化瓦解、循序渐进”的方式，不搞“一刀切”，逐步推进改革，减少改革阻力。张居正的应变之巧，在于他没有逆势而为、强行推进，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借力整饬吏治的契机，逐步破解改革难题，最终让万历新政取得显著成效，延续了明朝的统治。他的实践启示当代从政为官者：面对复杂局面和强大阻力，不能急于求成、盲目硬干，唯有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借力发力、循序渐进，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工作落地。

　　(二)国外借鉴：灵活应变，务实担当

　　应变之巧并非中国独有，国外许多优秀的政治家、管理者，也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应变智慧，其务实担当、灵活施策的理念，同样值得当代从政者借鉴。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的应变举措，彰显了“果断决策、以变应变”的担当。1929年，美国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股市崩盘、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仅无法缓解危机，反而让局势愈发恶化。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没有固守传统政策，而是果断推行“新政”，灵活调整应对策略：在金融领域，关闭濒临破产的银行，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稳定金融市场，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在工业领域，颁布《国家工业复兴法》，规范企业生产，保障工人权益，减少失业;在农业领域，推行农业补贴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缓解农民困境;在民生领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开展公共工程建设，以工代赈，解决失业问题。据统计，“新政”推行后，美国失业率从1933年的25%，逐步下降到1939年的10%以下，GDP年均增长7.5%，经济逐步复苏，社会秩序恢复稳定。罗斯福的应变之巧，在于他能够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根据危机的发展变化，果断调整政策，既注重解决当下的民生问题，又着眼于长远的经济发展，用务实的举措化解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也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他的实践告诉我们：面对重大危机，唯有果断决策、勇于担当、以变应变，才能稳住大局、破解难题。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治国实践，体现了“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应变智慧。新加坡建国初期，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种族众多，周边环境复杂，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甚至有人预言新加坡“活不过5年”。李光耀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审时度势，结合新加坡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国策略：在外交上，采取“中立务实”的政策，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避免卷入地区冲突，为新加坡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在经济上，利用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短短几十年间，新加坡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发展成为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上，注重种族和谐，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同时严格执法，打击腐败，营造了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李光耀的应变之巧，在于他能够精准把握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不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结合实际走出了一条适合新加坡的发展道路。他的实践启示当代从政为官者：面对自身短板与复杂环境，唯有审时度势、扬长避短、顺势而为，才能找准发展路径、实现突破发展。

　　二、核心要义：应变之巧的三重内涵与实践准则

　　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应变之巧，并非杂乱无章的随机应对，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智慧实践，其核心要义包含“静以制动、顺势而为、以变应变”三个层面，三者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应变之巧的完整体系，为当代从政者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准则。

　　(一)静以制动：心定方能智生，平静方能应万变

　　古人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句话生动诠释了应变的前提——冷静。面对突发情况、复杂局面，唯有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精准研判局势、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若惊慌失措、自乱阵脚，只会乱中出错、雪上加霜。应变之巧，首先在于“静”，静能生慧、定能破局，这是无数从政者用实践验证的真理。曾国藩年轻时，性情急躁、遇事冲动，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与人争执，也因此在官场中屡屡碰壁。后来，他向理学名臣唐鉴请教为官之道，唐鉴送他一个“静”字，并告诫他：“心静下来，才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心浮气躁，只会误事误己。”此后，曾国藩每天坚持静坐一小时，摒弃杂念、平复心绪，在静坐中反思自身的不足、研判局势的变化、思考工作的方法。久而久之，他的性情变得沉稳内敛，遇事不再冲动，而是能够冷静分析、从容应对。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多次遭遇惨败，甚至两次投水自尽，却始终能够在绝境中保持冷静，复盘失败教训、调整作战策略，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在《曾国藩家书》中写道：“静则生慧，躁则生乱，为官者，当以静制动，以柔克刚。”这句话，既是他自身的处世感悟，也道出了应变之巧的核心前提。

　　对当代从政为官者而言，“静以制动”的核心，就是在突发情况面前，能够稳住心神、沉着应对，不被情绪左右、不被舆论裹挟。据《中国应急管理发展报告(2024)》显示，在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80%的处置失误，并非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处置者惊慌失措、决策失误。例如，某地区发生突发山洪灾害，当地部分干部因过度紧张，没有冷静分析山洪的发展趋势，盲目组织群众转移，不仅延误了最佳转移时机，还导致部分群众陷入危险;而另一地区遭遇类似灾害，当地干部保持冷静，快速研判山洪路径、组织专业力量救援，精准转移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对比充分说明，冷静是应变的前提，唯有心定，才能智生，才能在复杂局面中找到破局之路。

　　(二)顺势而为：顺应规律，借力发力

　　应变之巧，绝非“蛮干硬干”，而是“顺势而为”——顺应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应群众的根本需求、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借力发力、精准施策，才能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谓“势”，就是客观规律、发展趋势、群众意愿，善于把握“势”、顺应“势”，才能在应变中占据主动，化危为机。

　　《道德经》有云：“顺势而为，无为而治。”这里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逆势而为、不强行干预，顺应规律、顺势发力，实现“无为而无不为”。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传统的实物征收方式已不适应时代需求，“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折成银两征收，既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又简化了征收流程、减轻了百姓负担，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近年来，我国推进“放管服”改革，面对群众办事难、办事繁的问题，没有一味增加行政干预，而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群众的需求，精简审批流程、优化服务方式，推行“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既提高了政务服务效能，又赢得了群众的认可。据统计，“放管服”改革以来，我国企业开办时间从2018年的22天压缩至2024年的4个工作日以内，群众办事满意度从85%提升至96%以上，这正是“顺势而为”的生动实践。

　　当代从政为官者践行“顺势而为”的应变准则，核心就是要做到“三个顺应”：一是顺应客观规律，不违背规律办事，例如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时，顺应自然规律，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搞“先污染后治理”，才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二是顺应群众需求，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群众需要什么、期盼什么，就针对性地调整工作策略，例如在基层治理中，顺应群众对“平安、便捷、舒适”的需求，推行“网格化管理”“一站式服务”，才能赢得群众支持;三是顺应时代趋势，主动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例如在数字化时代，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进政务数字化、智能化，用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三)以变应变：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灵活施策

　　《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为官处事亦是如此，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对象在变，若固守旧思路、旧方法，只会处处碰壁;唯有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灵活调整策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以变应变”，是应变之巧的精髓，也是当代从政为官者应对复杂局面的关键能力。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成功，正是“以变应变”的典范。当时，秦国国力薄弱，被其他诸侯国轻视，秦孝公决心变法图强，但传统势力强大，旧的制度与习俗严重束缚着秦国的发展。商鞅没有固守旧制，而是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变法策略：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鼓励耕织，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军功爵制，打破贵族特权，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员;在社会治理上，推行连坐法，加强社会管理，稳定社会秩序。商鞅的变法，没有照搬其他诸侯国的模式，而是结合秦国的实际，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灵活调整策略，最终让秦国国力大增，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当代从政者而言，“以变应变”的核心，就是要摒弃“一刀切”“照搬照抄”的僵化思维，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例如，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不同，不能盲目照搬同一模式：山区地区可以依托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产业;平原地区可以依托农业优势，发展规模化种植、农产品加工产业;城郊地区可以依托城市辐射，发展休闲农业、物流产业。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有2000多个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乡村振兴成效显著，这正是“以变应变”的生动体现。又如，在应对网络舆情时，不同类型的舆情、不同的受众群体，应对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对虚假舆情，要快速澄清、公开信息;对合理诉求，要及时回应、妥善解决;对恶意炒作，要依法处置、引导舆论，唯有灵活施策，才能快速化解舆情危机。

　　三、实践路径：新时代从政者锤炼应变之巧的方法与路径

　　应变之巧，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反思，逐步锤炼而成的能力。新时代的从政者，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势、更为艰巨的任务，更需要主动锤炼应变之巧，在实践中提升应对复杂局面、破解难题的能力，为履职为民、干事创业提供有力支撑。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锤炼应变之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勤学善思，筑牢应变之基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应变之巧，源于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知识储备与敏锐的洞察力，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勤学善思来实现。当代从政为官者，要把学习作为终身课题，既要学习理论知识，又要学习历史经验;既要学习专业技能，又要学习群众语言，不断拓宽知识面、提升综合素养，为应变处置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学习理论知识，把握发展规律。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务工作的发展规律、核心要求，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在应变处置中始终坚守正确方向。

　　二是学习历史经验，汲取应变智慧。要深入研读中外历史，学习古今贤明官吏的应变案例，总结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举一反三、学以致用，避免重蹈覆辙。

　　三是学习专业技能，提升处置能力。要主动学习应急管理、舆情处置、群众工作、沟通协调等相关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置流程、方法技巧，提升专业处置能力。

　　四是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实际情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多深入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社区街巷，倾听群众的心声、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在应变处置中贴合实际、精准施策。

　　(二)躬身实践，锤炼应变之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锤炼应变之巧的核心路径。应变之巧，从来不是在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日常工作的打磨、基层实践的历练、复杂局面的考验中，逐步积累、不断提升的。当代从政为官者，要主动投身实践，勇于直面困难挑战，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

　　一是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急难险重任务是锤炼应变之巧的最佳战场，要主动请缨，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处置、重大项目推进、复杂矛盾化解等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无数基层干部主动投身一线，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灵活调整防控策略，精准落实防控措施，在实践中锤炼了应急处置、沟通协调、群众工作的能力。

　　二是注重总结反思。每一次应变处置后，都要及时总结经验、反思不足，分析自身在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思考改进的方法，不断提升应变处置的能力。例如，处置完一起突发舆情后，要反思自身是否及时回应、是否精准施策、是否有效引导舆论，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下次出现类似问题。

　　三是善于借鉴他人经验。要向身边善于应变的同事学习，学习他们的处置方法、思维方式，结合自身实际，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不断提升自身的应变能力。

　　(三)坚守初心，把握应变之本

　　应变之巧，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履职为民、守护群众利益、维护工作大局。当代从政为官者，在锤炼应变之巧的过程中，必须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守原则底线，不能为了应变而应变，更不能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滥用应变技巧。

　　一是坚守原则底线。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任务如何紧急，都要坚守党纪国法、道德准则、初心使命，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始终做到公平公正、廉洁自律。例如，在处置复杂矛盾纠纷时，不能因为怕得罪人、怕麻烦，就违背原则、敷衍塞责，而是要坚持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处置，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坚持为民初心。应变处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应变处置中，要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处理事务，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能接受的方式，精准施策、妥善处置，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三是强化担当精神。应变绝非畏缩逃避，而是在冷静分析后敢于拍板、勇于担责。面对困难挑战，要敢于直面、勇于担当，不推诿、不扯皮，果断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化解危机，用担当诠释初心、用实干赢得信任。

　　四、启示启迪：以应变之巧，行稳致远践初心

　　回望古今中外的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应变之巧，是为官处世的首要基本功，是新时代从政者必备的核心素养，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各类突发情况、复杂局面层出不穷，对从政者的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对当代从政为官者而言，锤炼应变之巧，首先要读懂“静”的智慧——心定方能智生，在复杂局面中保持冷静，才能精准研判、从容应对;其次要把握“势”的规律——顺势方能有为，顺应客观规律、群众需求、时代趋势，才能借力发力、化危为机;最后要践行“变”的方法——以变方能制胜，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灵活调整策略，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应变之巧，绝非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而是坚守原则、务实担当的智慧;绝非盲目变通、随意而为，而是精准研判、科学施策的能力。真正的应变之巧，是“静”与“动”的统一、“守”与“变”的融合、“情”与“理”的兼顾——既能够在危急时刻保持冷静、稳住局面，又能够在形势变化时灵活调整、果断决策;既能够坚守原则底线、不忘初心使命，又能够结合实际、精准施策;既能够兼顾群众利益、彰显人文关怀，又能够把握工作大局、推动事业发展。愿每一位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都能主动锤炼应变之巧，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保持冷静、审时度势、精准施策，以变应变、化危为机，用智慧破解难题、用担当守护群众、用实干推动发展，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履职为民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第二节 处理关系之巧

　　——为官履职的协同密码与实践指南

　　《论语·学而》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为官从政，本质上是一场“与人打交道”的实践，身处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对上要承接上级部署、对下要引领基层落实、对平级要协同推进工作、对群众要践行初心使命，每一种关系的处理，都直接影响工作效能、政治生态与群众福祉。处理关系之巧，绝非拉帮结派的权谋之术，也非圆滑世故的虚伪套路，而是一种以公心为根本、以尊重为前提、以协作共赢为目标的“关系智慧”，是从政为官者履职尽责、行稳致远的必备素养。

　　所谓处理关系之巧，核心是坚守“公心为本、尊重为先、协同为要”的原则，实现对上尊重尽责、对下关爱包容、对平级协作共赢、对群众赤诚相待，构建和谐顺畅、团结协作、风清气正的工作关系与党群干群关系。其本质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责任与温度的融合、个体与大局的兼顾”——既不违背党纪国法与初心使命，又能灵活化解关系中的矛盾与分歧;既坚守履职尽责的担当，又能兼顾他人的合理诉求;既注重个体作用的发挥，又能凝聚起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

　　为官者处理关系的能力，直接决定其工作推进的成效与事业发展的高度。纵观古今中外，凡是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千古美名的贤明官吏，无一不是处理关系的高手：魏征以“敬而敢谏”的智慧，成就君臣相知的佳话;诸葛亮以“恩威并施”的谋略，打造战斗力极强的团队;张英以“豁达包容”的胸襟，留下“六尺巷”的千古美谈;新时代基层干部以“扎根群众”的赤诚，践行着为官为民的初心。这些实践充分证明，掌握处理关系之巧，不仅能化解工作中的矛盾内耗，提升工作效能，更能凝聚人心、汇聚合力，为履职为民、干事创业筑牢根基。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锤炼处理关系之巧，既是一门必修课，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唯有精准把握各类关系的相处之道，才能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行稳致远，真正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对上相处：尊重而不逢迎，尽责而不盲从——把握“敬”与“谏”的平衡艺术

　　对上关系，是为官者履职从政的“第一关系”，既是连接上级决策与基层实践的关键纽带，也直接关系到上级决策部署的落地成效，更影响着个人成长轨迹与全局工作推进。对上相处的核心，不在于一味服从或刻意讨好，而在于精准把握“敬”与“谏”的平衡艺术，始终做到尊重而不逢迎、服从而不盲从、尽责而不推诿，既以谦逊敬畏之心维护上级权威，又以坚守原则之心守住底线红线，用真诚履职的态度、敢于担当的勇气，赢得上级的信任与支持，推动各项工作蹄疾步稳、行稳致远。

　　(一)尊重服从，履职尽责是前提

　　对上级的尊重，本质上是对组织原则的敬畏、对工作责任的坚守，而非简单的表面奉承。作为公职人员，坚决执行上级的正确决策部署，认真领会政策精神、精准把握工作要求，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做选择、不搞应付，是基本的职业操守与履职本分。上级的决策部署，是立足全局利益、着眼长远发展，经过科学研判、充分论证作出的，服从上级安排、落实上级部署，就是维护工作大局、践行初心使命、履行岗位职责的具体体现。同时，尊重上级更要体现在谦逊务实的态度与主动高效的沟通上。要始终尊重上级的工作安排与人格素养，认清自身角色、找准自身定位，不越权、不越位、不缺位，自觉维护上级的权威。工作中，要主动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坦诚反映存在问题、及时请示工作思路，做到“事前请示、事中汇报、事后总结”，让上级全面、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为上级科学决策提供真实、准确的参考依据，有效避免工作脱节、决策偏差。据《中国政务服务发展报告(2024)》显示，在工作推进效率较高、成效较好的单位中，85%的干部能够主动与上级沟通衔接、定期汇报工作，既确保了上级决策落地不走样，也提升了自身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历史上，汉代丞相丙吉，就是对上尽责、尊重服从、履职担当的典范。丙吉身为当朝丞相，始终坚守岗位职责，对汉武帝、汉宣帝的正确决策部署，始终坚决执行、全力落实，从不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同时主动汇报政务、积极建言献策，以务实作风赢得了上级的信任。有一次，汉宣帝外出视察，途中遇到百姓斗殴，死伤惨重，丙吉却视而不见、未加干预;而当看到路边的牛大口喘粗气、步履蹒跚时，他却上前仔细询问、反复查看。随从不解其意，丙吉耐心解释道：“百姓斗殴，自有地方官员按职责处置，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而牛喘粗气，大概率是天气异常所致，预示着可能出现旱涝灾害，进而影响全国粮食收成，关乎天下百姓生计，这才是我这个丞相的核心职责。”丙吉的做法，既体现了对上级部署的坚决服从、对组织原则的敬畏，更彰显了对自身职责的清醒认知、对百姓利益的高度负责，也因此赢得了汉宣帝的高度信任与重用，成为后世为官者对上尽责、履职担当的榜样。

　　(二)不逢迎不盲从，敢于直谏是底线

　　尊重不等于曲意逢迎、阿谀奉承，服从不等于唯上是从、盲目跟风，这是对上相处的核心底线。真正的对上之巧，是在心怀敬畏、尊重服从的基础上，坚守原则底线、坚守初心使命，对上级的失误决策、不当安排，敢于以恰当的方式提出意见建议，做到“服从不盲从、恭敬不谄媚、敢谏不妄言”。这种“敢谏”的勇气，不是目无尊长、狂妄自大，而是对上级负责、对工作负责、对群众负责的具体体现，更是为官者担当精神的生动彰显。唐代魏征与唐太宗的君臣佳话，正是“敬而敢谏、善纳忠言”的生动典范，流传千年仍给当代从政者深刻启示。魏征身为谏议大夫，始终坚守原则、心怀家国，对唐太宗的正确决策坚决拥护、全力落实，而对唐太宗的不当决策、疏漏之处，从不曲意逢迎、刻意讨好，而是敢于犯颜直谏、直言不讳，既维护了君主的权威，又精准指出了执政中的弊端，用真诚与担当践行着“谏”的责任。唐太宗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直言作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字字珠玑，成为千古名言，也为唐太宗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指引。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他以恳切的言辞、深刻的道理，规劝唐太宗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戒奢以俭，既坚持了原则底线，又讲究了进谏分寸，既不冒犯君威，又能让唐太宗欣然纳谏、虚心改过。正是因为魏征的敢谏、善谏与唐太宗的善纳、明辨，君臣同心、相得益彰，才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成为君臣相处、对上敢谏的千古典范。反观历史上的奸佞之臣，如秦代的赵高、清代的和珅，他们一味曲意逢迎、阿谀奉承，对君主的错误决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为了迎合君主、谋取私利，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最终不仅导致君主误国、百姓遭殃，自己也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这深刻启示当代从政为官者：对上相处，既要心怀敬畏、履职尽责，又要坚守原则、敢于直谏，不做明哲保身的“老好人”，不搞唯命是从的“盲目服从”，才能真正赢得上级的信任与尊重，推动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负组织重托、不负群众期盼。

　　(三)对上之巧的实践准则

　　新时代从政为官者处理对上关系，既要把握“敬”与“谏”的平衡，更要坚守实践准则、注重方式方法，做到“敬而有度、谏而有术、干而有果”，具体要把握三个核心准则：

　　一是“明定位，守本分”。认清自身角色定位，始终牢记自己是上级决策的执行者、工作推进的推动者、信息反馈的传递者，不越权、不越位、不缺位，不擅自做主、不各行其是，自觉维护上级权威与工作大局，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把上级部署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二是“善沟通，显真诚”。主动搭建与上级沟通的桥梁，汇报工作实事求是，既不隐瞒工作实情、回避存在问题，也不夸大工作成绩、掩饰自身不足;反映问题坦诚直率，既提出问题，也主动思考解决方案，用真诚的态度、务实的作风赢得上级的信任与理解，推动问题高效解决。

　　三是“守原则，敢担当”。始终坚守原则底线，对上级的正确决策，坚决执行、不折不扣;对上级的不当决策、失误安排，敢于以恰当的方式建言献策，既要讲究进谏的分寸与方法，不冒犯、不盲从，又要坚守初心、敢于担当，做到“谏而有据、谏而有理、谏而有节”，真正实现尊重与原则并重、服从与担当同行。

　　对上相处的“敬”与“谏”，从来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尊重服从是底色，敢于直谏是底线，实践准则是路径，三者有机融合，才能真正把握“敬”与“谏”的平衡艺术。新时代从政为官者，唯有将这三者贯穿对上相处的全过程，以敬立身、以谏尽责、以行践诺，才能在维护上级权威、坚守原则底线的基础上，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的双向共赢，真正践行为官从政的初心与使命。

　　把握对上相处的“敬”与“谏”，是为官从政的首要必修课，更是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前提。唯有将尊重服从、敢于直谏、践行准则融入每一处履职细节，才能筑牢对上相处的根基，赢得上级信任、凝聚工作合力。而这一相处智慧，也将为后续平级协作、对下管理提供重要指引，共同构成新时代为官者履职尽责、行稳致远的行为指南。

　　对上相处的智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立足岗位实际、践行初心使命的灵活践行。它要求从政者既要常怀敬畏之心，恪守尊重服从的本分，不越矩、不缺位;又要坚守担当之心，秉持敢谏善谏的底线，不盲从、不敷衍;更要践行务实之心，落实实践准则的要求，善沟通、重实效。这种平衡艺术，既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履职尽责的必然要求，唯有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在对上相处中行稳致远，为整个为官从政之路筑牢开篇根基，顺畅衔接后续平级协作、对下管理的相处之道。

　　综上，对上相处的平衡艺术，核心在于坚守“敬”与“谏”的辩证统一，守住尊重服从的前提、不逢迎不盲从的底线、务实践行的准则。从丙吉履职尽责、敬畏本分，到魏征敢谏善谏、坚守原则，再到新时代从政者践行的沟通之道、担当之举，无不彰显着“尊重而不逢迎、尽责而不盲从”的核心要义。对上相处，从来不是单一的服从或刻意的劝谏，而是以敬畏之心待上、以责任之心履职、以真诚之心沟通、以原则之心立身，唯有如此，才能既维护组织权威、推动决策落地，又坚守初心底线、践行使命担当，为为官从政之路筑牢坚实根基，也为后续协同平级、引领下属、履职尽责提供根本遵循。

　　二、对下管理：关爱而不纵容，严格而不失温——践行“恩”与“威”的融合之道

　　对下关系，是为官者凝聚人心、推动工作、筑牢履职根基的“根基关系”，更是检验领导能力、彰显执政智慧的重要标尺。下属是政策落地的具体执行者、事业发展的一线推动者，对下属的管理与引导，直接决定团队的凝聚力、战斗力与工作效能，更关系到为民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对下相处的核心，在于践行“恩威并施”的融合之道，精准把握“关爱”与“纵容”、“严格”与“温情”的边界，做到关爱而不纵容、严格而不失温、知人善任而不任人唯亲，既以严格的纪律规范行为、守住底线，又以真诚的关爱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闯敢干善为的高素质干部团队，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一)以身作则，示范引领是根本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下属的管理，从来不是靠发号施令、强加约束，而是靠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身的言行举止树立标杆、凝聚人心。为官者作为团队的“领头人”，自身的品德修养、履职担当、纪律作风，直接影响下属的价值导向与行为选择，唯有以自身正、自身硬，才能赢得下属的真心尊重与自觉信服，成为下属学习的榜样、追随的标杆。

　　对下属提出的要求，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下属做的事情，自己坚决不越雷池半步，始终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诠释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便是以身作则、示范引领的千古典范。他身为蜀汉丞相，辅佐后主刘禅治理国家，始终秉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初心，严于律己、勤政务实，凡事亲力亲为、不搞特殊化，与将士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北伐战争期间，他亲自带兵出征，扎营军中，与士兵同吃粗茶淡饭、同睡简陋营帐，甚至亲自处理军中琐碎事务、批阅公文到深夜，即便积劳成疾，依然坚守岗位、心系家国。正是因为诸葛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凝聚起一支纪律严明、忠诚善战、战斗力极强的蜀军，即便在他病逝五丈原后，蜀军将士依然坚守阵地、奋勇抗敌，用忠诚与坚守践行着对他的敬仰与追随。

　　新时代的“时代楷模”黄文秀，同样用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基层群众与身边下属的衷心尊重与爱戴。她主动放弃城市的优越条件，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扎根脱贫攻坚一线，始终坚守初心、真抓实干，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带头走访群众、带头发展特色产业、带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群众当亲人、把工作当使命。在她的示范引领下，身边的基层干部深受感染，纷纷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形成了上下同心、真抓实干的良好工作氛围，最终推动所驻村实现脱贫摘帽，用青春与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这充分证明，以身作则是对下管理的根本，唯有自身过硬，才能凝聚人心、汇聚合力，推动团队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二)恩威并施，严管厚爱相结合

　　对下管理的核心智慧，在于把握“恩”与“威”的平衡，做到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既不能失之于宽、纵容放任，也不能失之于严、冷漠无情。所谓“恩”，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包容、知人善任，是了解下属的特长禀赋与实际需求，为其搭建成长成才的平台，关心其工作推进与生活冷暖，对工作中的失误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指导，对取得的进步多一份肯定、多一份鼓励，充分激发下属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所谓“威”，是不容逾越的严格要求、明确权责，是划定工作纪律与任务标准的红线，对工作中的敷衍塞责、不作为乱作为，对违规违纪、触碰底线的行为，坚决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树立纪律的威严与制度的刚性，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用人思想与管理实践，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恩威并施”的管理智慧。他推行的“考成法”，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为价值导向，以“各尽其能、人尽其才”为基本原则，构建起一套严密的官员考核与管理体系。一方面，他严明考核纪律，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边界与考核标准，将工作成效与奖惩直接挂钩，对拖延推诿、不作为、乱作为、虚报政绩者，“岁终奉旨处分”，严厉整肃官场慵懒懈怠、弄虚作假的风气，让“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成为常态;另一方面，他秉持知人善任的理念，注重发现下属的特长与潜力，不唯资历、不唯关系，为有才干的下属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对表现优秀、实绩突出的下属给予表彰与提拔，对工作中出现失误、但真心干事、主动改正的下属，给予耐心指导与包容，不搞“一棍子打死”。在张居正的管理下，明朝吏治焕然一新、政务运转顺畅，各项改革举措顺利推进，国家财力显著提升、边防日益稳固，实现了“万历中兴”的治世局面。这种“恩威并施”的管理之道，在当代从政实践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某县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既守住纪律底线，又传递组织温暖。工作上，他对下属严格要求，明确各项工作的标准与时限，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对违规违纪、敷衍了事的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切实树立起纪律的威严;生活上，他十分关心下属的切身利益，定期与下属谈心谈话，主动了解其工作中的困惑与生活中的困难，积极协调解决下属住房、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实际难题，让下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关怀。在他的带领下，全县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升，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氛围，该县各项工作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前列。据统计，该县干部群众满意度从2022年的88%提升至2024年的97%，干部主动担当作为的比例提升42%，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印证了“恩威并施”管理智慧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三)知人善任，激发团队活力是关键

　　对下管理的“巧”，不仅在于严管厚爱、恩威并施，更在于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为官者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发现人才、用好人才、培养人才，善于洞察下属的特长禀赋、性格特质与发展潜力，扬长避短、合理分工，让每个下属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最大价值，让团队的整体活力得到充分激发。同时，要注重对下属的培养与赋能，为其提供学习、锻炼、成长的机会，搭建“传帮带”的培养体系，帮助下属提升履职能力、弥补自身短板，推动下属与团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春秋时期的管仲，便是知人善任、用人成事的典范。他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深知人才是成就霸业的根本，始终坚持“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原则，善于发现下属的优势与特长，精准分工、合理配置，让每位大臣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他任命隰朋为外交大臣，凭借其善于言辞、通达事理的特长，负责与各国邦交，化解外交矛盾、建立友好关系;任命宁戚为农官，依托其熟悉农事、体恤百姓的优势，负责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让齐国粮食充盈、百姓富足;任命王子城父为军事将领，发挥其英勇善战、治军严明的特点，负责整顿军队、加强边防，提升齐国的军事实力;任命宾胥无为司法大臣，凭借其公正无私、明辨是非的品质，负责审理案件、整顿吏治，维护社会秩序。而管仲自身则总揽全局、统筹协调，凝聚起各方力量，最终帮助齐桓公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曾言：“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这句话深刻道出了知人善任的核心要义，也为当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的从政者，更要秉持知人善任的理念，打破“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误区，坚持公平公正、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入了解下属的能力特长与工作诉求，精准匹配岗位、合理分工，让能者有舞台、优者有机会、庸者有压力。同时，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岗位练兵、业务培训、挂职锻炼等方式，为下属提供成长提升的平台，主动做好“传帮带”，帮助下属弥补能力短板、提升履职本领，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团队的整体活力与创造力，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对平级协作：包容而不攀比，协作而不内耗——彰显“和”与“让”的协同智慧

　　平级关系，是为官者协同推进工作、共践为民使命的“伙伴关系”，更是政务高效运转的重要纽带。平级之间、各部门之间，虽分工有别、职责各异，但初心相通、目标一致，核心都是推动工作落地见效、服务群众切身利益、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处理平级关系的关键，在于摒弃本位主义、树立“一盘棋”思想，始终秉持“包容而不攀比、协作而不内耗、坦诚而不猜忌”的原则，以包容之心化解分歧，以协作之力凝聚合力，以坦诚之道筑牢信任，真正实现1+1>2的协同效应，让每一份力量都能精准发力、同向发力。

　　(一)胸怀大局，摒弃本位是前提

　　平级相处，首要在于树立“全局意识”“协同意识”，坚决摒弃本位主义、部门利益至上的错误倾向，始终以工作大局为重、以群众利益为先，主动配合、相互支持、密切协同，不推诿、不扯皮、不拆台，做到“分工不分家、补位不越位”。政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环环相扣、紧密相连，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脱节、内耗，都会影响整体工作效能，甚至延误发展时机、损害群众利益。

　　现实中，不少工作推进缓慢、成效不及预期，根源往往在于平级之间缺乏协同意识、存在本位思想，各自为战、相互推诿。例如，某地区推进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时，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整体规划，却未主动对接自然资源部门了解用地审批政策，导致规划方案与用地要求脱节;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却未及时掌握项目推进的实际需求，造成资金拨付滞后、闲置浪费，最终导致项目推进受阻，错失发展机遇。反之，善于处理平级关系的地区，各部门主动打破壁垒、密切沟通，建立健全协同工作机制，明确各自职责边界、细化协作流程，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据统计，我国协同工作机制完善的地区，政务工作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行政资源浪费减少40%以上，充分彰显了胸怀大局、摒弃本位的重要意义。

　　对新时代从政为官者而言，摒弃本位、胸怀大局，不仅是一种工作能力，更是一种政治素养。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本职工作融入全局工作之中，多算“整体账”、少打“小算盘”，多顾“公共利”、少谋“部门私”，主动对接、主动补位，以协同之力破解发展难题，以全局之心成就事业发展。

　　(二)包容退让，换位思考是关键

　　平级之间，因分工不同、立场不同、认知不同，工作中出现分歧、产生矛盾是难免的。处理分歧的关键，不在于争高低、论输赢，而在于学会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办事情，理解对方的难处、体谅对方的诉求，做到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斤斤计较、不相互拆台、不激化矛盾。包容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力量;退让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担当，平级之间多一份包容、多一份退让，就能少一份矛盾、多一份协作，多一份隔阂、多一份合力。

　　清代康熙年间，“六尺巷”的千古佳话，正是平级之间(注：张英与邻居虽非官场平级，但其中包容退让的智慧，完全适用于平级相处)包容退让、以德待人的生动体现。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其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家人驰书京城，希望张英利用职权施压，夺回宅基地。张英看到书信后，挥笔回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后深受触动，主动退让三尺;吴家见状，亦被张英的豁达大度所感动，同样退让三尺，“六尺巷”由此诞生，成为千古传颂的包容佳话。张英身为一朝宰辅，手握重权却不恃权压人，以豁达胸襟化解邻里矛盾，其蕴含的包容退让智慧，对平级相处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平级之间，不必事事争强好胜、斤斤计较，放下身段、换位思考，多一份包容、多一份退让，就能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实现互利共赢。

　　新时代基层工作中，许多干部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包容协作的智慧。某社区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时，社区居委会、物业、业主委员会三方因诉求不同产生分歧：居委会希望加快改造进度，早日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物业担心改造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承担额外责任;业主委员会则重点关注改造质量、施工安全与费用明细，担心权益受损。三方没有相互指责、推诿扯皮，而是主动坐在一起，换位思考、坦诚沟通，充分表达各自诉求、倾听彼此意见，最终达成共识，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改造方案，既加快了改造进度，又保证了改造质量，规范了费用使用，赢得了全体业主的一致好评，用包容协作破解了基层治理中的协同难题。

　　(三)坦诚相待，团结互助是保障

　　平级协作的根基在于信任，信任的前提在于坦诚。坦诚相待、团结互助，既是平级相处的基本准则，更是推动工作高效推进、成就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官从政，既是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践过程，更是涵养心性、锤炼品格的修行之旅，而坦诚与团结，正是从政者必备的品德素养，也是践行“和”与“让”协同智慧的具体体现。平级之间唯有坦诚相见、光明磊落，才能消除猜忌、凝聚信任;唯有团结互助、携手共进，才能破解难题、共成事业。

　　坦诚相待，核心在于“诚”，关键在于“坦”。同级相处，要始终秉持真诚坦荡的处世原则，待人以诚、处事以公，不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不玩投机取巧的权谋套路，更不做背后拆台、挑拨离间的糊涂事。日常工作中，要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做到大事多商量、小事多通气，有想法当面表达、有分歧坦诚沟通、有误解及时化解，不藏着掖着、不遮遮掩掩、不讳疾忌医。要坚持实事求是，既要坦诚指出对方工作中的不足，也要虚心接受对方的批评建议，在真诚交流中增进理解，在坦诚相处中建立信任，筑牢平级协作的思想根基，让“坦诚”成为平级相处的常态。

　　团结互助，核心在于“合”，关键在于“助”。平级之间，要始终秉持“补台不拆台、帮忙不添乱”的原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上下同心、左右协同”的良好氛围。工作中难免遇到挫折与阻碍，当同级陷入困境时，要主动伸出援手、雪中送炭，不袖手旁观、不推诿扯皮;当工作出现缺位时，要主动补位补台、挺身而出，不敷衍塞责、不敷衍了事，齐心协力破解发展难题、攻克工作难关。当工作取得成绩与荣誉时，要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襟格局，相互谦让、成果共享，不独占功劳、不相互攀比、不邀功请赏，以团结之心聚奋进之力，以协作之力成发展之事。古人云：“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平级之间的团结，从来不是表面的和气，而是基于事业的守望、基于责任的担当，更是践行为民初心的具体体现。

　　战国时期，蔺相如与廉颇“将相和”的千古佳话，正是平级之间坦诚相待、团结互助的典范，流传千年仍给当代从政为官者深刻启示。蔺相如凭借过人的智慧与无畏的勇气，于秦廷之上据理力争，数次粉碎秦国的阴谋、化解赵国的危机，因功被封为上卿，职位高于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廉颇。廉颇自恃功高，心生不服，屡次当众出言羞辱、刻意刁难蔺相如，试图彰显自己的地位。面对廉颇的挑衅，蔺相如始终以赵国社稷为重、以百姓安宁为先，选择隐忍避让、不与计较，并非怯懦畏缩，而是不愿因将相失和、内耗内斗，让秦国有机可乘、危及国家安危。

　　后来，廉颇听闻蔺相如的良苦用心，幡然醒悟，深感自己胸襟狭隘、格局不足，羞愧不已。于是，他脱去上衣、背负荆条，亲自登门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坦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蔺相如的原谅。蔺相如见廉颇真心悔过，亦以坦荡胸怀尽释前嫌，坦诚相待、握手言和。从此，二人放下隔阂、同心协力，蔺相如主内谋划、廉颇主外征战，一文一武、相辅相成，共同辅佐赵王治理国家、抵御秦国的进攻，使赵国在群雄并立的战国时期跻身强国之列，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免受战乱之苦。

　　“将相和”的故事深刻昭示我们：平级之间，没有永远的隔阂，只有不愿坦诚的私心;没有无法化解的矛盾，只有不愿互助的推诿。唯有坦诚相待，才能消除猜忌、凝聚信任;唯有团结互助，才能汇聚合力、成就事业。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平级之间的协作，不仅是工作能力的体现，更是品德修养的彰显。唯有始终坚守坦诚之心、秉持互助之道，摒弃私心杂念、放下个人恩怨，才能凝聚起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同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个人价值与事业发展的双向共赢。(未完待续)

　　2026年4月7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