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位：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

　　序言：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

　　做官，是最高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做官，是人世间最特殊、最庄重、最考验心性与品格的选择。它不是身份的炫耀，不是权力的把玩，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场以生命赴使命的远行。古往今来，为官者众，留名者少;居位者多，造福者稀，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想明白：为何做官、为谁掌权、如何履职、怎样立身。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家需要清醒有为的官，人民需要公道清廉的官，社会需要担当实干的官，世界需要胸怀天下的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更是每一位从政者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做官不再是简单的治理一方、管理一域，而是要站在家国的高度、人民的立场、人类的视野，去思考、去行动、去奉献。本书的写作，不为说教，不为标榜，只为解开万千为官者心中的困惑与迷茫;不为迎合世俗，不为趋附潮流，只为回归从政的本质、权力的本源、做人的本心。全书以“明初心、修德行、善履职、守底线、升境界、恒始终”为脉络，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也有实践层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历史镜鉴的总结提炼，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应;既有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也有放眼世界、造福人类的博大胸襟。书中所言，皆为肺腑之言;书中所道，皆为实用之道。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官。我们希望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方向、获得力量、守住底线、提升境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身一生，流芳百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位是时代给予的，责任是历史托付的。唯有以公心为魂，以民意为根，以清廉为底，以担当为骨，以天下为怀，方能行得正、坐得稳、走得远、留美名。愿此书，能成为每一位从政为官者者的枕边书、案头卷、心中灯。愿每一位从政为官者，都能不负人民、不负家国、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官者，管也;官者，公也。自人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官”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官”的理解却始终在公与私、权与责、荣与辱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视做官为光宗耀祖的捷径，有人视做官为发财致富的门路，也有人视做官为光耀门楣的体面。殊不知，这些认知都未能触及为官的本质。做官，从来不是特权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承载;从来不是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使命的奔赴。这是一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需要以赤子之心面对人民，以敬畏之心面对权力，以担当之心面对时代。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正是致力于还原为官的本真面目，为新时代从政为官者提供一份修身指南、实践读本和精神食粮。

　　为官之道，自古为治国之基、民生之依。从华夏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到现代治理“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时代准则，做官从来不是个人荣耀的加冕，不是地位权势的追逐，而是最高级的责任担当，最光荣的使命奔赴。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定位于从政修身经典、为官实践指南、家国情怀读本、人类价值思考，旨在拨开名利迷雾，回归为官本源，以理论为骨、以实践为脉、以历史为鉴、以民心为灯，为从政者立心、立德、立行、立业，指引一条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使命的正道。

　　一、时代之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同时代对为官者提出不同要求，但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核心内核，始终是跨越时空的标准答案。今日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安于现状的“太平官”、推诿避事的“圆滑官”、贪图享乐的“享乐官”，而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新时代公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贬谪之身主持修堤、兴办义学，救民于水患，育人于乡野;有包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成为百姓心中“包青天”的永恒符号。今有焦裕禄扎根兰考，战风沙、治盐碱，用生命铸就“县委书记的榜样”;有谷文昌深耕东山，植木麻黄、筑海防，让荒岛变绿洲，留下“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民心丰碑;有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返乡扶贫，把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用生命诠释青年干部的初心。放眼世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清廉高效、为民谋福为执政根基，打造治理典范;美国前总统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信念，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践行公职人员的终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在岗基层干部超3000万，其中95%以上常年扎根乡村、社区、一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灾中冲锋在前。这一组数据印证：时代需要的官，是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落在行动上的实干者、奉献者、奋斗者。他们不以官位为贵，而以民心为重;不以权力为傲，而以奉献为荣，这便是新时代为官者的核心画像。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会向为官者发出独特的叩问。今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潮流。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对为官者的期待与要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想信念的官。理想信念是为官者的精神之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源自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源自他对党的无限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今日所需之官，首先必须是信仰坚定者，能够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脚跟，在诱惑围猎面前守住初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官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身许国，再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为官者的精神底色。今日所需之官，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家庭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大爱。

　　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干本领的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具备“八种本领”“七种能力”，要“全面提升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今日中国，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仅有满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是本领高强者，能够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我们需要的，是有底线操守的官。清代张伯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曾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种对名节的珍视、对底线的坚守，至今仍发人深省。今日所需之官，必须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守住廉洁底线，不越纪律红线，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本质回归：权力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

　　权力的本质，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不是呼风唤雨的特权，而是人民赋予的沉甸甸托付，是时代交付的硬任务、硬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早有明训：“居官之本，在于为民;掌权之要，在于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职位越高，使命越艰。纵观历史，凡流芳百世的为官者，皆视权力为责任、视职位为平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却一生清廉、夙夜在公，只为兴复汉室、安抚百姓;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一生清贫，革除弊政、严惩贪腐，始终把权力用在为民解忧上。反观那些身败名裂者，皆因背离权力本源，将公权化为私器：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最终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历代昏官酷吏，以权欺压百姓、以势谋取私利，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现实层面，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无一不是忘记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把官位当作敛财工具、把权力当作炫耀资本，最终突破底线、身陷囹圄。这深刻警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国利民，为己则祸国殃民。权力不是荣耀的光环，而是悬在头顶的明镜，是压在肩头的重担，唯有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守住为官之本、行稳从政之路。

　　“权力”二字，古往今来不知让多少人神魂颠倒，又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误读。

　　权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代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清楚地表明，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人民，权力的唯一正当用途是为人民服务。那些将权力视为个人私产、将职位当作捞钱工具的为官者，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局可想而知。

　　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从来不是荣耀，而是沉甸甸的托付。每一个职位，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掌握资源分配权，就要担起公平公正的责任;掌握决策权，就要担起科学决策、造福一方的责任;掌握人事权，就要担起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剥离。

　　权力为何容易异化?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成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利器;用之不当，则会沦为谋取私利、损害公义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脱离责任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那些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信条的干部，那些将权力当作“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腐败分子，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这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真正价值何在?廖俊波同志用二十年的从政生涯给出了答案。任政和县委书记时，面对贫困县的困局，他没有将权力当作发号施令的“指挥棒”，而是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服务链”。权力的价值从来不在掌控多少资源，而在释放多少公共效益;不在地位有多显赫，而在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唯有将权力用于造福人民，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三、价值重塑：从“做官”到“做事”，从“掌权”到“尽责”

　　当下社会，一些人对“做官”存在认知偏差：有人把做官当作谋生手段，有人把官位当作身份象征，有人把权力当作人生目标。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为官的初心，扭曲了权力的本质。新时代为官，必须完成价值重塑：从“做官”转向“做事”，从“掌权”转向“尽责”，把官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岗位，把权力当作干事创业的工具。

　　“做官”是身份定位，“做事”是价值追求;“掌权”是状态描述，“尽责”是行动准则。古有王安石变法，不为高官厚禄，只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推行利民之政;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计个人荣辱，虎门销烟、戍边卫国，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今有“时代楷模”廖俊波，常年奔波在项目一线、扶贫一线，“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实绩，赢得百姓爱戴;有张桂梅扎根贫困山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拖着病体教书育人，改变数千名女孩的命运，用一生尽责诠释为官为师的初心。

　　从管理学角度看，公职岗位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非个人利益与地位。一个官员的价值，不在于职级高低、权力大小，而在于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为地方发展做了多少贡献、为国家稳定承担了多少责任。做官先做事，掌权先尽责，这是新时代为官者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也是从政者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道。

　　认知决定行动，价值引领方向。要真正担负起为官的责任使命，必须在内心深处完成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

　　从“做官”到“做事”：政绩观的根本转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人人会说，但真正理解其深意者几何?谷文昌同志在东山岛十四年的治沙历程，堪称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范本。面对风沙不治、百姓难安的现实困境，他摒弃短期见效、立竿见影的功利思维，毅然选择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价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从“做官”到“做事”的价值跃升。为官者应当扪心自问：离任之时，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什么?能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什么?能让后人记住什么?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显赫的职位都更有分量。

　　从“掌权”到“尽责”：权力观的深刻觉醒。权力是工具，责任才是目的。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寥寥六字，道出了为官者的本分。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以把事业当生命的执着，在基层工作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他回应村民“红手印”挽留，放弃回城机会，把个人追求融入群众期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责”。从“掌权”到“尽责”，意味着思维方式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贡献什么”，行为方式从“行使权力”转变为“履行责任”。这一转变，是为官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事业观的境界提升。清代循吏缪燧临终之际，只字不提家事，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要把县志修好、把义学办好、把堤坝修好。这些事业功成之时，他早已化作黄土，然而正如其言“心无累子孙”，只愿造福后世。这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的境界，正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生动写照。为官者不应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应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应满足于不出事，而应追求干成事、干好事。

　　四、本书宗旨：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

　　这部《关于做官的思考与指导》，不空谈理论，不流于形式，立足从政实际、扎根民心本源，确立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核心宗旨，为从政者提供修身、立德、履职、担当的全方位指引。面对时代之问，回应价值之惑，本书确立了明确的宗旨导向，旨在为从政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指南。

　　以道御术——理念与方法的高度统一。以道御术，是为官之根本。“道”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为官正道;“术”是工作方法、治理能力、实践技巧。道为术之魂，术为道之用，唯有正道在心，方法才能为民所用;唯有能力过硬，使命才能落地生根。道是根本，术是手段。无道之术，会迷失方向;无术之道，会流于空谈。本书既讲理想信念之道，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又讲干事创业之术，系统阐述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应急处突、知人善任等实践本领。道术结合，方能行稳致远。

　　以德立身——修身与为官的内在统一。以德立身，是为官之基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信友善、甘于奉献，方能立得住、行得远。古有杨震“四知拒金”，今有无数清官廉吏，皆以德行立世，以品格服人。做官先做人，从政先正己。中央领导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德的智慧，讲述张伯行“三敬之道”——敬身、敬德、敬民，阐释范仲淹、林则徐等先贤的家国情怀，同时结合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沈浩等新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读者在见贤思齐中涵养为政之德。

　　以民为本——权力与责任的逻辑原点。以民为本，是为官之核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为官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本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无论是讨论决策用权，还是分析政绩评价，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以天下为怀——家国与人类的境界拓展。以天下为怀，是为官之格局。从一家一域之责，到一国一族之任，为官者当有家国情怀、天下胸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大潮之中，心怀大局、肩扛大任、行向大道。为官者的格局，决定着事业的格局。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本书引导读者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天下胸襟，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这四大宗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为官文化的精华传承，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提炼，更是每一位从政者修身履职的行动纲领。

　　五、如何用本书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

　　本书既是理论读本，也是实践手册;既是修身经典，也是使命指南。读懂、悟透、践行本书，需把握校准初心、提升能力、守住底线、成就大业四大核心路径，让文字转化为信念，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任何一部书，如果不能转化为读者的实际行动，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本书力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兹提供如下阅读指南，帮助读者最大化地从中受益。

　　第一，以本书校准初心，回答“为谁做官”的根本问题。常读本书，对照古今清官廉吏的初心使命，反思自身从政初衷，剔除名利杂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当作永恒的初心。我们要在反复研读中厘清“为何做官”。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议读者将为官的信念根基”作为重点反复研读，结合书中引述的古今案例，深入思考：我为什么选择做官?做官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如何与为官使命相结合?唯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透彻，才能在漫长从政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方向明确。

　　第二，以本书提升能力，掌握“如何做官”的实践方法。本书结合治理科学、实践案例、古今经验，系统讲解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决策执行、改革创新等核心能力，帮助为官者补短板、强弱项、长本领，成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实干型干部。我们要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如何做官”。本领恐慌是许多干部的切实感受。本书中篇“法——为官的能力方法”系统阐述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知人善任等核心能力。建议读者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将书中方法与工作实践对照检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三，以本书守住底线，明晰“做官不能做什么”的纪律准则。以历史教训、现实案例为镜鉴，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从政的生命线、廉洁的高压线、民心的基准线。我们要在警钟长鸣中明确“不能做什么”。清廉是干部的立身之本。本书中的“术——为官的风险防控”专门论述了权力边界、言行底线、进退取舍等问题。建议读者将这部分内容作为自省镜鉴，特别是书中附录的“领导干部每日自省九问”，可每日对照检查，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慎终，让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第四，以本书成就大业，践行“做官要做成什么”的使命目标。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民为本、实干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办实事、惠民生、促发展、利天下，在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我们要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为官价值”。为官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却感受到官带来的福祉。通读全书后，建议读者回头品味本书中的“为官之境——从优秀到卓越的升华”，思考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无悔人生。真正的大业，不在职位高低，不在权位轻重，而在造福多少百姓、推动多少事业、留下多少念想。

　　做官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考试。修行到家，方能及格;考试合格，才算称职;唯有那些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的人，才能在这场修行中抵达远方，在这场考试中赢得高分。中央领导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是的，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当你穿上这身官服，戴起这枚徽章，就意味着你已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踏上一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奔赴。愿我们在这条路上，始终怀揣赤子之心，始终铭记为民之责，以道御术，以德立身，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好官。做官，是责任的承载，更是使命的奔赴。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责任——因为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它是人生最光荣的使命——因为它超越个人私利，指向家国天下，指向人民幸福。愿每一位翻开本书的从政者，都能悟为官之道、修立身之德、行为民之实、担时代之任，以责任为灯，以使命为帆，在从政之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为官答卷。是为序。

　　第三十一篇 为官之巧：要把官做好必须掌握为官技巧与方法

　　开 篇 语：为官之巧，以术载道，驭势而为

　　——为官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守初心而担使命

　　做官，绝非简单的“居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履职，而是一门深植时代土壤、兼具格局与温度，蕴含“致广大而尽精微”智慧的系统学问，更是一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终身修行。这门学问，要求为官者兼具三重境界与过硬素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站位，心怀“国之大者”，精准洞察时代大势，锚定事业发展航向，始终把个人履职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全局中找准定位、谋划长远、服务大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深耕定力，扎根基层一线、扎根群众之中，直面治理堵点难点，用心回应百姓急难愁盼，在方寸岗位上耕耘实干、践行宗旨、诠释担当;更要有审时度势的治理智慧，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精准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化解矛盾风险，在变局中破局、在难题中破题，以巧劲求实效、以实干显担当。

　　为官之巧，是从政者履职尽责的“大智慧”，是破解治理难题、惠及一方百姓的“金钥匙”，但其价值的实现，核心在于“用之有度、守之有界”。千百年来，世人对“为官之术”的探讨从未停歇，但偏见与误解也始终如影随形、从未消散：有人将其曲解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权谋诡计，沉迷于钻营算计、投机取巧，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有人将其等同于圆滑世故的处世套路，奉行左右逢源、明哲保身，把“不得罪人”当作为官信条;更有甚者，混淆“巧”与“奸”的本质边界，将二者混为一谈、颠倒黑白，误把投机取巧当作安身立命的为官智慧，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当作晋升上位的立身之本，最终背离为官初心、偏离履职正道，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庸官”“贪官”。这些错误认知，既扭曲了为官从政的价值导向，也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绝非新时代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古人云：“巧者，术也;正者，本也。术无本则乱，本无术则滞。”这句古训深刻揭示了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巧”是方法、是本领，“正”是根基、是底线。为官之巧，用之得当，则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既能高效推进工作、破解发展困局，又能赢得群众拥护、彰显执政温度;用之不当，则害人害己、遗臭万年，轻则贻误工作、损害民利，重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动摇执政根基。

　　现实中，部分从政者之所以陷入“巧劲变歪劲、实干变虚干”的误区，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为官之巧的边界与底线，混淆了“真巧”与“伪巧”、“实干之巧”与“投机之巧”的本质区别——把圆滑世故当作“巧”，把弄虚作假当作“巧”，把权谋钻营当作“巧”，最终背离了为官初心、偏离了履职正道，沦为“技巧”的奴隶。结合历史教训与新时代治理实践，掌握和运用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原则底线、规避认知误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每一份“巧劲”都用在正途上、落在实处里，真正实现“巧而为公、巧而为民”，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清晰的警醒与实践指引。

　　站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为官之“巧”的本质早已挣脱传统权谋的狭隘桎梏，跳出了封建官场的认知局限，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它既升华为符合我国国情、贴近民心所向、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科学治理方法论，也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的务实硬本领。这种“巧”，绝非流于表面、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也不是投机取巧、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急功近利、贪图私利、投机钻营的“捷径套路”，而是以正道为魂、以实干为基、以民心为向，融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的高阶为官智慧。

　　真正的为官之“巧”，核心要义在于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以正道为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秉持公心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越红线，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实干为基，立足岗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干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民心为向，始终把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让为官成效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这种扎根时代、贴合实际的为官之“巧”，是新时代从政实践中淬炼的智慧结晶，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主动担当作为的“金钥匙”;它打通了“为官之道”与“为官之效”的堵点难点，让初心使命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它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的治理力量，彰显着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情怀。

　　一、正本清源：破除误解，明辨“为官之巧”的本质真谛

　　要掌握为官之巧，首先要厘清对“巧”的认知误区，还其本来面目。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反复浮现：为何有人德才兼备却处处碰壁，有人资质平平竟左右逢源?为何有人鞠躬尽瘁反遭构陷，有人看似从容却能功成身退?为何有人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有人举重若轻竟成就斐然?这其间，除去时运际遇、背景资源的差异，更暗藏着一门鲜为人道、却又至关重要的学问——便是“为官之巧”。

　　说到“巧”，千百年来，误解如影随形。《论语·学而》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将虚伪的“巧言”与“仁”对立起来，使得后世儒者对“巧”字多有避讳，甚至谈“巧”色变。世人对“巧”的误解，大致有四：其一，以巧为“滑”，认为巧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遇事唯唯诺诺、毫无原则;其二，以巧为“诈”，认为巧是机关算尽、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三，以巧为“媚”，认为巧是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靠讨好上级换取晋升;其四，以巧为“术”，认为巧是权谋诡计、密室交易，靠玩弄权术掌控局面。凡此种种，皆是将“巧”字推入了见不得光的角落，视之为小人之术、奸佞之道，这实在是天大的谬误。

　　真正的为官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小聪明，而是洞明世事的大智慧;绝非损人利己的权术游戏，而是成事成物的系统方法;绝非见不得光的密室伎俩，而是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治理能力;绝非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而是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本义是指精湛的技艺、高超的才能——匠人运斤成风，是巧;弈者妙手迭出，是巧;医者对症下药，是巧;将者以少胜多，是巧。为官从政，亦复如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找准方向，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中寻求平衡，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周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行稳致远，这背后，无不需要“巧”的智慧。

　　从理论溯源，为官之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哲学底蕴：它源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权思想，强调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承袭《道德经》“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的辩证哲思，主张以拙藏巧、大道至简;融汇《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践理性，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它是中华政治文明中一道隐秘而深邃的智慧脉流，贯穿于历代贤相名臣的履职实践中，历经千年沉淀，愈发彰显其价值。

　　二、古今印证：以史为鉴，探寻“为官之巧”的实践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代能臣干吏的履职实践，为我们诠释了“为官之巧”的真谛，也留下了可借鉴、可传承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顺应规律、破解难题的智慧与担当，每一个事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一，保身之巧：萧何自污，以退为进。西汉初年，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位居丞相，权倾朝野，却深知“功高震主”的险境。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归来，见萧何深得民心，心中颇有忌惮。萧何察觉后，主动一改清廉作风，强占民田、收受贿赂，故意自损名节。刘邦得知后，反而放下心来，不再猜忌萧何。萧何的“巧”，不是贪财好货，而是洞悉帝王心术、保全自身以继续辅政的智慧——唯有保全自身，才能继续践行“为民理政”的初心，最终成就“萧规曹随”的佳话，为汉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菜根谭》所言：“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真正的高明，往往看起来朴实无华;真正的巧妙，常常显得笨拙厚重。

　　其二，履新之巧：姚崇立规，以矩护航。唐玄宗即位后，力邀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却提出“十事要说”，明确要求唐玄宗答应“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等十条主张，否则拒不拜相。姚崇的“巧”，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深知改革之难、官场之复杂——唯有先立规矩、明确底线，才能为后续的施政扫清障碍、争取空间。最终，唐玄宗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姚崇出任宰相后，大刀阔斧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姚崇的实践证明，为官之巧，是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造福百姓。

　　其三，处世之巧：曾国藩和光同尘，以柔克刚。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曾国藩身处其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能保全自身、推行改革。他提出“和光同尘”的处世之道，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与各方势力从容周旋——对同僚多一份包容，对反对者多一份隐忍，对下属多一份体恤。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既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同僚的排挤，又要面对战场上的艰难险阻，正是凭借这份“巧”，他才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最终平定叛乱，同时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

　　其四，理政之巧：张居正借力破局，以巧促改。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面对朝政腐败、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的局面，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改革阻力巨大，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他一方面争取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绝对信任，为改革争取最高支持;另一方面，他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反对改革者恩威并施，对支持者大力提拔。在推行“一条鞭法”时，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最终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成效，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外许多优秀政治家的实践，也印证了“为官之巧”的普适性。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面对南北分裂的危局，既坚守“废除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底线，又灵活调整策略——对南方叛乱势力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方式，对内部不同意见采取“包容协商、凝聚共识”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林肯的“巧”，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合力，彰显了“为官之巧”的世界意义。

　　三、时代跃迁：立足现实，明晰“为官之巧”的当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官之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密室中的权术游戏，而是公开透明的治理能力;不再是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而是多方共赢的系统思维;不再是依附于人身依附的取宠之术，而是植根于专业素养的成事之道。从权谋到治理智慧，这是为官之巧的本质跃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对传统为官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需求来看，掌握为官之巧，已成为新时代为官者的必修课，而非可选项。据统计，一个县级政府需要面对的管理事项多达1200余项，涵盖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群众诉求千差万别;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容错空间不断缩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比如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差距问题、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些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灵活的技巧，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新时代的为官之巧，核心是“以民为本、守正创新、务实高效”，它体现在每一项具体的履职实践中。脱贫攻坚期间，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巧”，是深入群众、摸清实情，根据各村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方案——有的村发展特色种植，有的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村开展技能培训，最终实现了“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据数据显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背后离不开无数干部“精准施策、灵活作为”的为官之巧。

　　基层治理中，许多优秀干部的“巧”，是换位思考、润物无声。浙江省“枫桥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当地干部掌握了“以巧促治”的方法——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枫桥镇多年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这正是“为官之巧”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的为官者，既要坚守“德为立身之骨，才为履职之翼，法为行事之尺，民为执政之根”的根本准则，又要掌握“巧”的方法——既要守得住纪律规矩的底线，又要拓得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既要怀得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扛得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看得清宏观大局，又要抓得住微观细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臻于至善。

　　四、核心要义：多维拆解，掌握“为官之巧”的实践路径

　　为官之巧，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学、可练、可用的实践方法。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的履职要求，我们将“为官之巧”拆解为“识时、知人、善任、通变、守正、实干、聚人、创新”八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方法和鲜活的案例，为为官者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履职指南。

　　一是巧在“识时”：审时度势，把握时代方位。《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为官者要善于观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明进退、知刚柔、懂取舍，顺势而为而非见风使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既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又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找准自身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二是巧在“知人”：洞悉人心，读懂各方诉求。《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之官，既能读懂上意，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的核心要义，不跑偏、不打折扣;又能体察下情，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不敷衍、不塞责;更能洞悉同僚，了解同事的特长与短板，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凝聚合力。北宋名相寇准，之所以能辅佐宋真宗开创“咸平之治”，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知人——他推荐杨业守边疆，推荐王旦任宰相，都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同时，他能体察民情，多次直言进谏，为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

　　三是巧在“善任”：用人之长，激发团队潜能。为官者不必事事亲为，却须人人适用，这是“善任之巧”的核心。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新时代的为官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善于发现下属的特长，激发团队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岗位上创造价值。据调查显示，善于用人的领导，其团队的工作效率比不善于用人的领导高出3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善任之巧”的重要性。

　　四是巧在“通变”：因时制宜，灵活应对变局。《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官者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干部展现出了“通变之巧”——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防控措施，推行“点对点”复工复产、“线上办公”等模式，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底线，又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通变之巧”，不是违背原则的变通，而是在坚守底线前提下的灵活，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

　　五是巧在“守正”：识势不附势，谋事不谋私。为官之巧，贵在守正，没有底线的“巧”，最终只会沦为奸邪之术。真正的为官之巧，是识势而不附势，既能把握时代大势，又不依附于权势、不盲从于权威;是谋事而不谋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北宋包拯，一生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准则，既善于运用智慧破解案件、惩治贪官，又始终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被后世称为“包青天”。他的“巧”，是坚守正义前提下的智慧，是谋事为民的担当，值得每一位为官者学习。

　　六是巧在“实干”：善干不蛮干，有为不乱为。为官之巧，最终要落到“实干”上，没有实干的“巧”，就是空谈。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提纲挈领，在疑难杂症中抽丝剥茧，在矛盾阻力中化险为夷，以方法提效能、以实干出实绩。“时代楷模”焦裕禄，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大难题，没有蛮干硬干，而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采取“种泡桐、治盐碱”的科学方法，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的“巧”，是实干中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

　　七是巧在“聚人”：聚人不制人，同心不同流。为官者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是成事的关键。《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时代的为官者，要善于团结群众、贴近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善于团结同僚、尊重不同意见，形成工作合力;要善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脱贫攻坚期间，无数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凝聚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正是“聚人之巧”的生动体现。

　　八是巧在“创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逾矩。新时代的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为官之巧，就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让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曾经是“靠山吃山”的矿山村，环境污染严重。当地干部打破传统发展模式，创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最终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超7万元。这种“创新之巧”，是守正前提下的突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坚守底线：以道驭术，彰显“为官之巧”的价值底色

　　巧从道来，术由心正。为官之巧，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道”为根基、以“德”为引领、以“民”为归宿，否则，再高明的“巧”，也只会沦为投机取巧的权术，最终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正如古人所言：“巧而无德，则沦为奸邪;巧而无拙，则流于轻浮;巧而无方，则失之于滑。”真正的为官之巧，是以德驭巧、以拙藏巧、以方制巧，是刚柔并济的平衡，是方圆兼顾的中庸，是道术合一的境界——大巧无术，大智无谋，唯有扎根初心、坚守公心，“巧”方能彰显价值、成就实效。

　　纵观历史，那些遗臭万年的奸佞之徒，并非没有“巧”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巧”脱离了“道”的约束，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桧善于阿谀奉承、玩弄权术，凭借“巧”的手段当上宰相，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珅善于钻营、巧取豪夺，凭借“巧”的手段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些事例警示我们：为官之巧，必须坚守底线、恪守正道，否则，“巧”越大，危害越大。

　　新时代的从政为官者，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守纪律规矩的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要坚守道德准则，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要坚守实干导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为官之巧”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才能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

　　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共赴为官从政之正道。为官之路，从来非坦途。上有雷霆之威，下有黎民之望;左有同僚之竞，右有宵小之防。若无“巧”的智慧，即便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折戟沉沙。《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官之巧，正是这“至柔”之力——它看似柔软，却能穿透坚硬壁垒;它看似无形，却能驾驭复杂局面;它看似无为，却能成就非凡功业。本篇《为官之巧》，立足新时代为官从政的现实命题，紧扣干部履职的核心痛点与实践难点，不尚空谈、不务虚玄，而是从时代变局下的治理挑战、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拆解为官技巧与方法的核心逻辑、实践路径与实操准则。我们旨在廓清对“为官之巧”的认知误区，明晰其核心要义与价值底色，为广大为官者提供一套既有高度站位、又有实操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履职指南。愿以此篇之思，为广大干部廓清迷雾、校准航向，让为官之巧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成为干事创业的利器、造福百姓的抓手;愿每一位为官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以巧驭势、以术载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实现人生价值与家国使命的双重升华;愿所有为官者都能明辨“巧”之真谛、掌握“巧”之方法、坚守“巧”之底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本篇开篇，重在正名辨巧、铺基立论，愿读者诸君先立其大、再习其细，明了“何谓为官之巧”这一根本问题，方能让后续所述种种机巧方法，不偏离正途、不误入歧途。是为序。

　　第一百六十七章 处事之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乃从政者的初心所向、使命所系，其志可嘉，其情可鉴。然初心易得，善为难成——仅有“愿为”的赤诚热忱，若无“善为”的通透智慧，往往会陷入满腔热血却四处碰壁、劳心费神却事倍功半，甚至好心办坏事、初衷与成效相悖的困境。古往今来，凡名留青史的贤臣良吏，无不深谙此理，于繁杂事务中磨砺心性，于人情世故中锤炼本领，于处事之道中探求“巧”法，终得以履职有成、惠及百姓。世人多对“巧”字存有误解，或将其等同于投机取巧的圆滑世故，或视之为见风使舵的机诈权术，此乃大谬不然。本章所言“处事之巧”，绝非蝇营狗苟的钻营之术，亦非趋炎附势的权谋算计，而是为官者深谙事理规律、洞察人心向背之后，于万端纷扰中抽丝剥茧、于千头万绪中举重若轻的大智慧、真本领。它是“道”在具体政务中的精微践行，是“义”在复杂情境中的权变通达，是“诚”在人际交往中的温润彰显;是“以拙立身、以巧解缚”的清醒，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通透，更是“铁肩担道义”的刚正与“妙手著文章”的圆融之辩证统一。

　　为官从政，处事为要;处事有道，巧为关键。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政之路，本质上就是一部处事之道的修行史——上对组织嘱托，当履职尽责、不辱使命;下对百姓期盼，当躬身实干、冷暖入心;中对同僚伙伴，当凝心聚力、协同共进;面对复杂局面，当从容不迫、破局解难。所谓处事之巧，扎根于忠诚初心，立足于责任担当，沉淀于实践锤炼，是“守正”与“求变”的共生，是“原则”与“灵活”的融合，是“大局”与“细节”的兼顾。

　　它既藏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顶层治理智慧，也透着“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基层为民温度;既彰显着为官者的格局胸襟与综合素养，也决定着履职成效的好坏与民心向背的得失。身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层出不穷的民生诉求、交织叠加的矛盾风险，从政者每日要面对千头万绪的事务、形形色色的矛盾、大大小小的抉择，处事得当，则政通人和、事业精进;处事失当，则矛盾丛生、贻误发展。

　　“为官者，当以巧成事，以正立身。”从政为官，绝非“居其位、谋其政”的简单履职，更不是“蛮干硬拼”的鲁莽行事，而是一门融格局、智慧、实干于一体的处事艺术。处事之巧，作为为官之巧的核心要义，更是从政者破解治理难题、践行初心使命、实现履职实效的“金钥匙”。唯有摒弃歪门邪道的“伪巧”，锤炼正道直行的“真巧”，才能在复杂官场中不惑、不忧、不惧，在刚性制度与人性温度间架起桥梁，在原则硬度与方法弹性间找到平衡。本章立足古今从政实践，深挖处事之巧的核心内涵、实践路径与境界追求，围绕其内涵要义、重要价值、实践方法、注意事项，分五节深入阐释，厘清处事核心逻辑，破除认知误区，为新时代从政者破解处事难题、提升处事能力、践行使命担当，提供可学可鉴、可践可行的系统指引，助力从政者悟巧、学巧、用巧，以巧赋能实干，以实干践行使命，于纷繁复杂的政务中找准方向、破局突围，既干成事、又不出事，既为国家分忧、又为百姓解难，真正将一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政通人和，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不负初心。

　　(3月30日)(三)实践路径：精准布局，筑牢新时代从政者风险防范的坚固防线

　　防患未然、提前布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从政者立足工作实际，具备长远思维、风险意识和务实作风，将风险防范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精准布局、久久为功，才能筑牢风险防范的坚固防线，实现行稳致远。结合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新时代从政者做好防患未然的布局，需要锤炼“三种能力”、筑牢“三道防线”，切实把风险防范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一是锤炼长远预判能力，筑牢“思想预警防线”。长远预判能力，是防患未然的前提和基础。从政者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树立长远思维和全局视野，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前预判各类风险的苗头和发展趋势，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一方面，要加强学习积累，提升预判能力。深入学习古今中外从政者防患未然的案例和经验，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法规，了解官场环境的变化和风险的新形式、新特点，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提升对风险的敏锐度和预判能力。同时，要注重调研分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精准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另一方面，要摒弃侥幸心理，强化风险意识。古人云：“侥幸者，祸之媒也。” 许多从政者之所以陷入风险陷阱，就是因为心存侥幸，认为“风险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对潜在风险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新时代从政者，要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绷紧风险防范这根弦，对任何潜在的风险都要高度警惕，不忽视任何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苗头，做到“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同时，要建立风险预判机制，定期对工作和生活中的潜在风险进行排查和分析，明确风险等级和应对措施，提前做好预警准备，确保风险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预判、及时应对。

　　二是锤炼精准布局能力，筑牢“行动防控防线”。精准布局能力，是防患未然的核心和关键。从政者要在提前预判风险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精准布局、精准施策，筑牢行动防控防线，确保风险能够被有效规避、及时化解。1，要留有余地，留下后路。从政为官，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把事情做绝、不把话说死，为自己留下充足的缓冲地带。在工作中，不擅自做主、不独断专行，重大决策要充分征求意见、做好备选方案，避免因决策失误引发风险;在人际交往中，保持适度的距离，不轻易透露自己的隐私和工作机密，不结党营私、不拉帮结派，避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在利益面前，不贪得无厌、不贪小利，学会取舍，主动放弃不正当利益，为自己留下后路。2，要制定预案，精准应对。针对预判到的各类风险，要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明确应对流程、责任分工、处置措施，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确保在风险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从容处置，将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要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升自身和下属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应急预案能够落地见效。3，要争取支持，形成合力。防患未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需要多方支持、形成合力。从政者要主动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争取领导的支持和指导;要加强与同事、下属的沟通协作，凝聚工作合力，共同防范化解风险;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形成“上下同心、左右联动”的风险防范格局。

　　三是锤炼自律修身能力，筑牢“自身廉洁防线”。自律修身能力，是防患未然的根本保障。从政者要始终严于律己、谨言慎行，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从自身做起，杜绝一切可能引发风险的隐患，筑牢自身廉洁防线，才能从根本上规避风险。一方面，要坚守底线，廉洁自律。始终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不贪赃枉法、不滥用职权、不徇私舞弊，坚决抵制各种利益诱惑，不接受他人的礼品、礼金和宴请，不做任何违规违纪之事，主动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正如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自身廉洁自律，才能赢得上级和群众的信任，才能从根本上规避贪腐风险。另一方面，要修身立德，谨言慎行。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言行举止上，谨言慎行、谦虚低调，不张扬、不跋扈，不发表不当言论、不做不当行为，避免因言行不当留下把柄，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同时，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杜绝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筑牢家庭廉洁防线。此外，要注重反思总结，每遇到一次风险、每发现一个隐患，都要及时反思总结，查找自身在风险防范方面的不足，不断改进和完善防范措施，提升自身的自律修身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综上，防患未然，重在提前布局;筑牢防线，贵在久久为功。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防患未然、提前布局”不仅是一种执政智慧，更是一种责任担当、一种行动自觉。唯有锤炼长远预判能力、精准布局能力、自律修身能力，筑牢思想预警防线、行动防控防线、自身廉洁防线，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坚守底线思维，提前预判风险、科学布局应对，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官场环境中，避开“暗箭”、顶住“明枪”，从容应对各类风险考验，保全自身名节、推动事业发展，真正成为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好干部，在从政之路上行稳致远、不负使命。

　　四、从容应对：遭遇攻讦时的三大策略抉择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从政为官，手握公权、肩负使命，难免会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遭遇攻讦、诋毁、诬陷，这是官场中不可回避的风险，更是对从政者心理素质、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的重大考验。攻讦如同官场中的“疾风骤雨”，来得突然、冲击力强，若应对不当，轻则陷入被动、声誉受损、工作受阻，重则身陷圈套、蒙冤受屈、前程尽毁;若应对得当，则能拨云见日、粉碎谣言、澄清事实，不仅能维护自身形象，更能凝聚共识、推动工作，甚至化危机为转机，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公信力。

　　遭遇攻讦的核心智慧，不在于“针锋相对、睚眦必报”，而在于“审时度势、灵活施策”——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情绪左右，又要精准判断攻讦的性质、规模、影响，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应对策略。实践证明，最有效的应对路径，是灵活运用“澄清、反击、沉默”三大策略：谣言误解面前，以澄清破迷雾;恶意诬陷面前，以反击护清白;无稽之谈面前，以沉默显格局。这三大策略并非孤立割裂、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取舍、组合运用，才能达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最佳效果，彰显新时代从政者的从容与担当。

　　对从政者而言，从容应对攻讦，不仅是一种应对风险的技巧，更是一种政治素养、一种人生境界。它要求从政者既要拥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心理素质，又要具备“明辨是非、精准施策”的政治智慧;既要坚守“实事求是、坚守底线”的原则，又要掌握“灵活变通、进退有度”的方法。纵观古今中外，那些能够在官场中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成就一番事业的为官者，无一不是善于应对攻讦的高手，他们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三大策略的运用智慧，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一)澄清策略：以事实破谣言，以真诚赢信任

　　《论语·子路》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官场中的攻讦，并非都是恶意诬陷，很多时候源于谣言误导、信息不对称或工作误解。当攻讦基于虚假信息、传播范围较小、对自身形象和工作推进影响有限时，最稳妥、最高效的策略，便是“澄清”。澄清的核心要义，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回避问题、不掩饰不足，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支撑、用真诚打动，及时公布真相、消除误解，避免谣言进一步扩散、发酵，将损害降到最低，最终赢得上级、同事和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澄清不是“越描越黑”的辩解，也不是“情绪化”的反驳，而是一种理性、克制、真诚的沟通方式。它要求从政者在遭遇攻讦时，首先保持冷静，不被愤怒、委屈等情绪左右，准确判断攻讦的核心焦点和传播范围;其次，找准澄清的关键——用确凿的事实、精准的数据、清晰的逻辑，戳破谣言、消除误解;最后，选择合适的澄清渠道，确保信息能够精准传递给目标人群，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这种“以事实破谣言、以真诚赢信任”的策略，既能维护自身形象，又能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是应对轻微攻讦、化解误解的最佳路径。

　　一是历史典范：包拯澄清流言，以公心赢民心。北宋著名清官包拯，以“铁面无私、秉公执法”闻名于世，被誉为“包青天”。他在为官期间，始终坚守初心、严惩贪官污吏、维护百姓利益，却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势力。这些权贵怀恨在心，故意捏造流言、恶意诋毁，散布包拯“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收受贿赂”的谣言，试图破坏他的形象、阻碍他的工作，甚至将他拉下马。面对流言蜚语，包拯没有急于反击、没有情绪化辩解，而是始终保持冷静，坚定选择澄清策略，用事实和行动一点点粉碎谣言。他深知，澄清的最好方式，就是公开、公正、透明，让群众和上级看清自己的公心。为此，他采取了三项具体举措：1，公开审理疑难案件，将办案过程、证据材料、判决结果全程公开，邀请群众代表、士绅旁听，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用一个个公正无私的案例，打破“徇私枉法”的谣言;2，主动向宋仁宗汇报工作，定期提交工作报告，公开自己的办案情况、个人财产和家庭状况，主动接受朝廷的监督，用真诚打消皇帝的疑虑;3，深入民间、倾听民意，主动回应群众的疑问，用实际行动为百姓排忧解难，让百姓亲眼看到他的清正廉洁和为民初心。久而久之，包拯用事实粉碎了权贵们的流言诋毁，不仅赢得了宋仁宗的高度信任，更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当时，民间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足以见得百姓对他的认可。包拯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遭遇基于谣言和误解的攻讦时，不必急于辩解，唯有坚守公心、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用真诚待人，才能消除误解、赢得信任，让谣言不攻自破。

　　二是国外借鉴：华盛顿澄清质疑，以诚信立标杆。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任职期间，也曾遭遇过谣言和质疑的攻讦。当时，部分政客因嫉妒华盛顿的威望和权力，故意散布谣言，质疑他“意图实行君主制、独揽大权”，试图破坏他的形象、动摇他的统治基础。这种攻讦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传播范围较广，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面对质疑和攻讦，华盛顿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选择激烈反击，而是采用了理性澄清的策略。他首先发表公开演讲，明确表明自己“坚守民主共和、反对君主制”的立场，回顾自己辅佐美国独立、建立民主制度的初心，用真诚的话语回应群众的质疑;其次，他主动公开自己的工作记录和个人财产，接受国会和群众的监督，证明自己没有谋取私利、没有独揽大权的意图;最后，他以身作则，坚守民主原则，严格按照宪法规定行使权力，不搞特权、不谋私利，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承诺。华盛顿的澄清，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真诚和底气;没有激烈的反驳，却用事实和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最终，谣言和质疑逐渐消散，华盛顿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更奠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这一案例告诉我们：澄清的关键在于“真诚”和“透明”，唯有敞开心扉、公开公正，才能消除质疑、赢得支持。

　　三是现实案例：基层官员澄清误解，以务实解民忧。新时代，基层从政者面临的工作环境更加复杂，更容易因信息不对称、工作失误等原因遭遇误解和轻微攻讦。某乡镇一位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副镇长，就曾遭遇过这样的情况：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因部分村民不了解工作流程和政策要求，误以为他“不作为、慢作为”，甚至在村里的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发布负面言论，指责他“浪费资金、搞形式主义”，对他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面对这样的攻讦，这位副镇长没有慌乱、没有辩解，而是冷静分析后，选择了澄清策略，用事实和真诚消除了群众的误解。他重点做了三件事：1，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主动承认工作中存在的沟通不到位、进度不均衡等问题，向群众真诚道歉，同时详细解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资金使用情况和工作目标，用数据说明工作的难度和进展——截至当时，该镇已完成12个自然村的环境整治，修建污水管网3000余米，清理垃圾50余吨，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2，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村务公开栏等渠道，发布详细的工作说明和进度通报，定期更新工作动态，让群众实时了解工作进展;3，深入村民家中，一对一沟通交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针对群众关心的“资金使用、整治标准”等问题，逐一耐心解答，同时组织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监督，让群众感受到工作的诚意和务实。经过一系列澄清举措，群众的误解逐渐消除，负面言论也随之消失。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积极配合他的工作。最终，该镇顺利完成了人居环境整治任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7%以上，这位副镇长也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基层从政者遭遇误解型攻讦时，唯有放下身段、真诚沟通，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支撑，才能消除误解、凝聚合力，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四是实践要点：把握三大关键，提升澄清实效。运用澄清策略，并非简单的“发布声明、解释说明”，而是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要点，才能确保澄清的效果，避免“越描越黑”：1，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隐瞒。澄清的核心是“用事实说话”，既要公开工作中的成绩，也要坦诚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不回避问题、不掩饰过错，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如果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刻意夸大成绩、隐瞒问题，只会适得其反，加剧群众的质疑和不满。2，把握澄清时机，及时快速响应。谣言的扩散速度极快，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一旦拖延，谣言就会不断发酵、扩散，扩大影响范围、增加澄清难度。因此，遭遇攻讦后，要在第一时间判断攻讦的性质和影响，及时发布澄清信息，在谣言扩散初期就将其遏制，将损害降到最低。3，注重方式方法，用真诚打动人心。澄清时，要避免情绪化表达，不指责、不抱怨，用平和、理性的语气，清晰、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同时，要选择合适的澄清渠道，针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确保澄清信息能够精准传递，让上级、同事和群众看清事实、消除误解。

　　(二)反击策略：以证据破诬陷，以法理护清白

　　古人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当攻讦不再是简单的谣言误解，而是政敌故意为之的恶意诋毁、诬陷陷害，且传播范围广、影响恶劣，严重损害自身形象、阻碍工作推进，甚至威胁到自身合法权益时，一味的澄清和沉默就会变成“纵容”，此时必须果断选择“反击”策略。反击的核心要义，是“依法依规、有理有据”，不搞“以牙还牙”的报复，不采用“造谣诬陷”的不正当手段，而是凭借充分的证据、坚定的立场，依法维护自身的清白和合法权益，打击政敌的嚣张气焰，让诬陷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反击是一种“有底线、有分寸”的自我保护，更是一种“维护正义、坚守原则”的担当。它要求从政者在遭遇恶意攻讦时，既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被愤怒冲昏头脑、盲目反击，又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收集证据、抓住政敌的把柄;既要坚守法律底线，依法依规开展反击，又要把握反击的分寸，不扩大矛盾、不引发新的问题，确保反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唯有如此，才能彻底粉碎政敌的阴谋，洗清自身冤屈，维护自身形象和工作大局。

　　一是历史典范：海瑞反击诬陷，以刚正护清白。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正直敢言、铁面无私，严惩贪腐、体恤百姓，被誉为“海青天”。他在担任应天巡抚期间，大力整顿吏治、打击地方豪强，触动了大量权贵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这些人结成利益联盟，对海瑞展开了恶意攻讦和诬陷——他们故意捏造事实，散布海瑞“滥用职权、收受贿赂、鱼肉百姓”的谣言，甚至伪造证据，向朝廷诬告海瑞，试图将他拉下马、置之死地。面对政敌的恶意诬陷，海瑞没有退缩、没有妥协，而是果断选择反击策略，用证据和法理维护了自身的清白和正义。他采取了三项有力举措：1，深入调查取证，组织心腹人员，对政敌诬陷的内容逐一核实，收集了政敌们贪腐、徇私枉法、伪造证据、恶意诬陷的大量确凿证据，包括账本、书信、人证等;2，依法依规上报朝廷，将收集到的证据整理成册，如实向明世宗禀报，揭露政敌的阴谋和罪证，用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请求朝廷依法查处诬陷者;3，公开审理相关案件，将政敌的罪证和诬陷的真相公之于众，让百姓和官员看清政敌的丑恶嘴脸，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形象。明世宗看完海瑞的奏折和证据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查处诬陷海瑞的权贵和地方豪强，将为首的几名诬陷者绳之以法，其余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海瑞不仅洗清了自身的冤屈，还进一步整顿了吏治，打击了贪腐势力，赢得了百姓的更加爱戴和朝廷的信任。海瑞的反击，没有采用任何不正当手段，而是凭借确凿的证据和坚定的立场，依法维护了自身的清白，彰显了“刚正不阿、坚守正义”的为官品格，为后世从政者树立了典范。

　　二是历史典范：诸葛亮反击攻讦，以实绩证忠心。三国时期，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凭借过人的谋略和才华，推动蜀汉国力逐渐恢复，多次率军北伐，力图收复中原。但也正因如此，他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嫉妒和恶意攻讦——以李严为代表的部分大臣，因不满诸葛亮的权力和才华，故意捏造谣言，诬陷诸葛亮“独揽大权、意图谋反”，挑拨刘禅与诸葛亮的关系，试图阻碍北伐大业、夺取诸葛亮的权力。面对这样的恶意攻讦，诸葛亮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果断反击，用证据和实绩粉碎了政敌的阴谋。他一方面主动向刘禅上书，写下《出师表》，表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详细汇报北伐的计划、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公开自己的心思和抱负，用真诚和坦诚赢得刘禅的信任;另一方面，收集李严等人诬陷、阻挠北伐的证据，包括李严拖延粮草供应、伪造朝廷圣旨、散布谣言等罪证，依法依规向刘禅禀报，揭露李严等人的阴谋;同时，用北伐的实际战绩证明自己的忠心和能力——他率军北伐，先后击败曹魏军队，收复了部分失地，让蜀汉的威望得到提升，用实绩打破了“意图谋反”的谣言。最终，刘禅查明了事实真相，将李严等人罢官免职，依法查处，诸葛亮不仅洗清了自身的冤屈，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赢得了刘禅和百姓的信任，得以继续推进北伐大业。诸葛亮的反击，既有证据支撑，又有实绩佐证，既维护了自身的清白，又推动了工作的开展，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担当精神。

　　三是现实案例：领导干部反击诬陷，以法理显公正。新时代，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官场风气日益清朗，但恶意攻讦、诬陷陷害的现象依然存在。某地级市一位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市长，因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的下属和企业，得罪了部分既得利益群体。这些人怀恨在心，故意捏造谣言，造谣他“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为亲友谋取私利”，并将谣言制作成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短短几天内，相关谣言的点击量就超过100万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损害了他的个人形象，还影响了财政工作的顺利推进，甚至引发了群众的质疑。面对这样的恶意诬陷，这位副市长没有慌乱，而是果断选择反击策略，依法依规维护自身的清白和合法权益。他采取了四项有力举措：1，第一时间向纪检监察机关报案，主动提交自己廉洁自律的相关证据，包括个人财产报告、工作记录、财经审批流程等，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调查，证明自己的清白;2，组织专人收集政敌诬陷、造谣的证据，包括谣言的原始素材、传播渠道、造谣者的身份信息、聊天记录、录音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3，通过市政府官方网站、短视频平台、主流媒体等渠道，发布澄清公告和相关证据，详细说明事实真相，揭露造谣者的阴谋，依法追究造谣者的责任;四是继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高质量推进财政工作，用工作实绩回应谣言和质疑，进一步赢得上级和群众的信任。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纪检监察机关查明了事实真相，证实了谣言的虚假性，依法对造谣者进行了处罚——为首的造谣者因诽谤、诬告陷害，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余参与造谣、传播谣言的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位副市长的清白得以证明，工作也得以顺利推进，他严格执法、廉洁自律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得到了上级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据统计，当年该市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20%，各项财政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是实践要点：坚守三大原则，确保反击有效。运用反击策略，必须坚守三大原则，避免盲目反击、情绪化反击，确保反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才能达到“护清白、促工作”的目标：1，坚持证据确凿，不打无准备之仗。证据是反击的核心，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任何反击都只会适得其反，甚至会被政敌反咬一口。因此，遭遇恶意攻讦后，要第一时间收集证据，包括书证、物证、人证、录音、视频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让政敌无可辩驳、无从抵赖。2，坚持依法依规，坚守法律底线。反击不是“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不采用造谣、诬陷、报复等不正当手段反击，而是通过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正规渠道，依法查处诬陷者、造谣者，确保反击的合法性。3，坚持把握分寸，不扩大矛盾。反击的目的是“护清白、促工作”，而不是“扩大矛盾、引发新的问题”。要精准打击政敌的核心把柄，不牵连无关人员，不扩大矛盾范围，专注于维护自身清白、推动工作推进，避免因反击引发新的舆情和风险。

　　(三)沉默策略：以静制动，以实绩破流言

　　《道德经》有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官场中的攻讦，并非都值得回应——有些攻讦是无稽之谈、捕风捉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有些攻讦是政敌的“激将法”，目的是激怒自己、让自己陷入情绪化争论，从而抓住自己的把柄、让自己陷入被动;还有些攻讦影响甚微，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回应。此时，最智慧的策略，便是“沉默”。沉默并非逃避、并非默认，更不是懦弱，而是一种“以静制动、从容不迫”的政治智慧，一种“淡泊名利、专注干事”的人生境界。它的核心要义，是“不被情绪左右、不被政敌牵着鼻子走”，通过沉默，避开政敌的圈套，专注于自身的工作和职责，让时间来证明一切，让群众和上级看清攻讦的本质，最终实现“流言不攻自破”的效果。这种策略，看似被动，实则主动，既能节省时间和精力，又能彰显自身的格局和底气，是应对无稽之谈、化解轻微挑衅的最佳选择。

　　一是历史典范：诸葛亮沉默守心，以实绩证忠诚。诸葛亮在辅佐刘禅治理蜀汉期间，除了遭遇恶意诬陷外，还曾多次遭遇无稽之谈的攻讦。当时，部分大臣因嫉妒诸葛亮的才华和权力，经常在朝堂之上、民间散布一些无根据的谣言，诋毁他“独揽大权、培植亲信、不顾百姓死活”，但这些攻讦都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面对这些无意义的攻讦，诸葛亮没有选择回应，也没有选择反击，而是果断选择沉默策略，以静制动、专注干事。他深知，对无稽之谈的过度回应，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陷入政敌的圈套，让自己陷入被动。因此，他放下外界的流言蜚语，专注于国家治理和北伐大业：他整顿朝纲、完善制度，让蜀汉的吏治更加清明;他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让蜀汉的经济逐渐恢复，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他率军北伐，力图收复中原，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诸葛亮用实实在在的实绩，回应了所有的攻讦和流言。他的忠诚和能力，被刘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的付出和奉献，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些诋毁他的大臣，因没有事实依据，逐渐自讨没趣、不了了之;那些流言蜚语，在实实在在的实绩面前，也逐渐消散殆尽。诸葛亮的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格局，他用沉默和实绩，赢得了后世的无限敬仰和尊重。

　　二是历史典范：王安石沉默变法，以初心践使命。北宋时期，王安石推行变法，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国家富强、百姓安乐。但变法触动了保守派大臣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和恶意攻讦——保守派大臣故意捏造流言，诋毁王安石“乱政误国、搜刮民财、残害百姓”，甚至在朝堂之上多次弹劾王安石，试图阻止变法的推行。面对保守派的疯狂攻讦和无稽之谈，王安石没有选择激烈反击，也没有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是选择了沉默策略，专注于变法的推行。他深知，变法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只要自己坚守初心、脚踏实地，用变法的成效证明自己的主张，流言蜚语自然会不攻自破。因此，他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坚定推行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全力推动北宋的改革和发展。虽然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因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失败，但他用沉默和实绩，赢得了后世的尊重和认可。变法期间，北宋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军队战斗力有所提升，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王安石的沉默，彰显了他“淡泊名利、坚守初心”的品格，也诠释了“以静制动、以实绩破流言”的智慧。他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从政为官，不必过分在意外界的流言蜚语，唯有专注干事、践行初心，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和认可。

　　三是现实案例：基层干部沉默干事，以实干赢口碑。新时代，基层干部扎根一线、为民服务，难免会遭遇一些无稽之谈的攻讦。某村党支部书记，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工作中，积极引进特色产业项目，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但也因此遭到了个别村民的无稽之谈攻讦——个别村民因嫉妒他的能力和威望，故意捏造谣言，诋毁他“与企业勾结、谋取私利、损害村民利益”，但这些谣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无中生有。面对这样的攻讦，这位村党支部书记没有选择回应，也没有选择反击，而是选择了沉默策略，专注于工作、实干为民。他深知，谣言终究是谣言，只要自己坚守初心、脚踏实地，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村民自然会看清事实真相。因此，他放下外界的流言蜚语，全身心投入到乡村产业振兴工作中：他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引进优质品种，邀请农业专家进行指导，让村民的收入实现了翻倍;他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修建道路、水利设施，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他关注困难群众，为困难群众提供帮扶救助，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经过两年的努力，该村的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人均年收入从1.2万元提升至2.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5万元增长至30万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那些诋毁他的谣言，在实实在在的实绩面前，不攻自破;个别造谣的村民，也主动向他道歉。这位村党支部书记，用沉默和实干，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被村民亲切地称为“为民书记”。据统计，在他任职期间，村民满意度从85%提升至98%以上，该村多次被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四是实践要点：把握三大核心，彰显沉默智慧。运用沉默策略，并非盲目沉默、一味逃避，而是要把握好三个核心要点，才能彰显沉默的智慧，实现“流言不攻自破”的效果：1，认清攻讦本质，精准判断是否值得回应。在遭遇攻讦后，首先要冷静分析攻讦的性质、依据和影响，判断其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值得回应。对无稽之谈、捕风捉影的攻讦，不必回应;对政敌的“激将法”，要保持冷静，不被情绪左右，选择沉默避开圈套;对影响甚微的攻讦，不必花费时间和精力回应，专注于工作即可。2，保持冷静心态，不被情绪左右。沉默的核心是“以静制动”，要求从政者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在遭遇攻讦时，不愤怒、不委屈、不焦虑，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被政敌牵着鼻子走，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和职责，专注于自身的工作。3，坚守实干初心，用实绩说话。沉默不是不作为，而是“少说多做”，用实干和实绩回应攻讦。从政者要始终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让群众和上级看清事实真相，让流言蜚语在实绩面前不攻自破。

　　综上，从容应对攻讦，是新时代从政者必备的政治素养和应对能力。澄清、反击、沉默三大策略，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在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谣言误解面前，以澄清破迷雾、以真诚赢信任;恶意诬陷面前，以证据护清白、以法理显公正;无稽之谈面前，以沉默显格局、以实绩破流言。作为新时代的从政者，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立场、务实的作风，熟练掌握三大策略的运用技巧，才能在遭遇攻讦时从容不迫、化险为夷，既维护自身形象，又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在从政之路上行稳致远、不负使命，真正成为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好干部。

　　五、以清醒辨风险，以智慧护行稳

　　《左传·襄公十一年》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为官从政，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而是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修行——权力背后藏着诱惑，担当之中伴着风险，“明枪暗箭”无处不在，机遇与危机交织共生。真正的从政智慧，从来不是“逃避退让”的懦弱，不是“消极避世”的懈怠，更不是“投机取巧”的圆滑，而是“明辨是非、防微杜渐”的清醒，是“严于律己、从容应对”的笃定，是“未雨绸缪、化险为夷”的谋略。

　　对从政者而言，规避风险从来不是“不干事、少干事”的借口，而是“干成事、不出事”的前提;护行稳致远，也不是“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自私，而是“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担当。从政者的一生，本质上就是不断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应对风险的一生，就像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舵手，唯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暗礁险滩的分布，握紧舵盘、精准施策，才能避开风浪、驶向彼岸。无论是历史上的为官者，还是新时代的领导干部，那些能够在复杂官场中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无一不是兼具清醒头脑与过人智慧，既懂修身自律，又善谋事施策，最终在从政路上行得正、走得稳、走得远。

　　历史和现实的无数实践反复证明，规避官场风险、实现行稳致远，核心在于“修身”与“智慧”的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修身是立身之本、防险之基，唯有严于律己、坚守底线，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风险隐患;智慧是成事之要、护稳之术，唯有明辨是非、审时度势，才能灵活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新时代的从政者，肩负着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重大使命，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官场环境和更为多元多样的风险挑战，更要牢记古训、借鉴经验、汲取教训，不断锤炼自身的清醒与智慧，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应对能力，在履职尽责中规避风险，在担当作为中护行稳致远。

　　(一)清醒为基：明辨风险本质，筑牢防险思想防线

　　清醒，是从政者规避风险的第一前提，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通透，是“明辨是非不迷向”的坚定。所谓清醒，就是始终保持理性的头脑，不被权力冲昏头脑，不被利益诱惑裹挟，不被流言蜚语干扰，能够精准识别各类风险的本质与危害，看清风险的苗头与趋势，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戒。官场中的风险，看似纷繁复杂、五花八门，实则有迹可循、有章可辨——有的源于自身自律不严，有的源于对风险预判不足，有的源于应对方法不当，有的源于外部恶意攻击。唯有保持清醒，才能分清是非、辨明真伪，不陷入“温水煮青蛙”的陷阱，不走进“盲目跟风”的误区，从思想上筑牢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这种清醒，体现在对自我的清醒认知上，体现在对风险的敏锐洞察上，体现在对原则的坚定坚守上。正如古人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从政者唯有清醒认识自身的职责与使命，清醒认识自身的优点与不足，清醒认识权力的边界与底线，才能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站稳立场、守住本心;唯有清醒洞察官场中的各类风险，看清“明枪”的锋芒、“暗箭”的隐蔽，看清风险背后的利益纠葛与阴谋诡计，才能提前预判、主动防范，不被风险打个措手不及;唯有清醒坚守原则底线，不越雷池、不踩红线，不为人情所困、不为私利所惑，才能从根本上规避因自身失范引发的各类风险。

　　一是历史镜鉴：清醒者行稳，昏聩者覆亡。纵观中国历史，无数从政者的兴衰沉浮，都与“清醒”二字息息相关——清醒者，坚守本心、明辨风险，终能善始善终、成就美名;昏聩者，沉迷享乐、无视风险，最终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一鲜明对比，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东汉时期的杨震，被誉为“关西孔子”，他一生为官清廉、清醒自持，始终保持对风险的敏锐洞察和对原则的坚定坚守。杨震在担任东莱太守期间，途经昌邑县，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是他推荐提拔的官员。王密为报答知遇之恩，深夜携带十斤黄金拜访杨震，低声说道：“恩师，这点薄礼不成敬意，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不会有人知晓。” 面对黄金的诱惑，杨震始终保持清醒，严厉拒绝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这句话振聋发聩，彰显了他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底线。杨震一生始终严于律己、明辨是非，不贪不占、不徇私情，看清了官场中“贪腐必亡”的风险，始终坚守廉洁底线，最终成为后世为官者的典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在位初期，保持清醒的头脑，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开创了“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到了晚年，他逐渐变得昏聩，沉迷于享乐、宠信奸臣，无视官场中的风险隐患——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导致朝政腐败、吏治混乱;沉迷于杨贵妃的美色，荒废朝政、不问国事;忽视藩镇割据的风险，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自己也被迫退位，落得个凄凉晚年。李隆基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丧失了清醒的头脑，被享乐和权力冲昏了头脑，无视各类风险的积累和发酵，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还有明末的崇祯皇帝，虽然有心治理国家、挽救明朝的危亡，但却缺乏清醒的头脑，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不能明辨是非、识别忠奸。他误信谗言，诛杀了袁崇焕等忠臣良将，重用了一批奸佞小人，导致朝政更加混乱、民心涣散，最终在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双重打击下，明朝灭亡，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从政者若缺乏清醒的头脑，不能明辨是非、识别风险，即使有报国之心，也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二是现实警示：清醒识险，方能避祸安身。新时代，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官场风气日益清朗，但各类风险依然存在，对从政者的清醒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中，许多官员之所以陷入风险陷阱，身败名裂、身陷囹圄，根源就在于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能明辨风险、坚守底线。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2.6万件，处分61万人，其中查处厅局级干部1.8万人、省部级干部150余人。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大多是因为丧失了清醒的头脑，被权力、金钱、美色等诱惑裹挟，无视廉洁风险，最终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例如，某省原副省长李某，在任职期间，逐渐丧失了清醒的头脑，沉迷于权力带来的光环，无视廉洁底线，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数额高达1.2亿元。他无视组织的提醒和警告，对自身的风险隐患视而不见，最终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身败名裂。与之相反，许多优秀的新时代从政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风险、坚守底线，在履职尽责中规避风险、行稳致远。某地级市市委书记张某，在任职期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刻认识到官场中的各类风险，尤其是廉洁风险和决策风险。他始终严于律己、廉洁自律，不接受任何违规利益，不搞特权、不谋私利;在决策过程中，始终保持理性，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不盲目决策、不独断专行，提前预判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制定完善的应对措施。任职期间，他带领全市干部群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始终坚守底线、规避风险，没有出现任何违规违纪行为，得到了上级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最终顺利晋升，继续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三是实践路径：锤炼清醒品格，提升识险能力。对新时代从政者而言，保持清醒，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断锤炼，不断提升自身的识险能力，筑牢思想防线。具体而言，要做到三点：1，坚守初心，筑牢思想之基。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被权力、金钱、美色等诱惑裹挟，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从思想上保持清醒。2，勤于学习，提升识险能力。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章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学习古今中外从政者的经验教训，了解官场风险的新形式、新特点，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对风险的敏锐度和识别能力，能够精准识别各类风险的本质与危害，提前预判风险苗头。3，严于自省，时刻警钟长鸣。养成自我反省的习惯，定期反思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纠正偏差;时刻保持警钟长鸣，敬畏权力、敬畏法律、敬畏人民，不越雷池、不踩红线，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二)智慧为要：精准施策破风险，从容护行稳致远

　　如果说清醒是规避风险的前提，那么智慧就是化解风险的关键。这里的智慧，不是“投机取巧”的圆滑，不是“明哲保身”的自私，而是“审时度势、灵活施策”的谋略，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远见，是“从容应对、化险为夷”的本领。从政者的智慧，体现在识别风险的敏锐上，体现在防范风险的布局上，体现在应对风险的策略上，体现在化解风险的实效上。官场中的风险复杂多样，既有自身自律不严引发的内生风险，也有外部恶意攻击引发的外生风险;既有可预判的常规风险，也有不可预见的突发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仅凭清醒的头脑远远不够，还需要具备过人的智慧，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精准施策、灵活应对，才能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将损失降到最低，确保自身行稳致远。这种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从政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不断锤炼而成的，是古今中外优秀从政者共同的宝贵财富。

　　一是古今智慧：善用谋略，化险为夷。纵观古今中外，那些能够在复杂官场中规避风险、成就事业的为官者，无一不是善于运用智慧、精准施策的高手。他们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从政智慧的深刻内涵，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战国时期的蔺相如，就是一位兼具清醒与智慧的从政者。他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卑不亢、坚守底线;同时，他善于运用智慧，灵活应对各类风险，最终完璧归赵，既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也保全了自身的安全。在渑池之会上，秦王故意刁难赵王，要求赵王鼓瑟，并让史官记录下来，羞辱赵国。蔺相如见状，凭借过人的智慧，以死相逼，要求秦王击缶，同样让史官记录下来，挽回了赵国的尊严。面对廉颇的嫉妒和挑衅，蔺相如没有选择针锋相对，而是选择隐忍退让，用智慧化解了矛盾，最终与廉颇成为“刎颈之交”，共同辅佐赵王，巩固了赵国的地位。蔺相如的智慧，体现在他对风险的精准判断上，体现在他对策略的灵活运用上，体现在他对大局的把握上，最终实现了自身与国家的双赢。国外的优秀政治家，也同样善于运用智慧规避风险、推动事业发展。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任职期间，面临着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重风险，处境艰难。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凭借过人的智慧，精准施策、灵活应对：面对经济大萧条，他推行“新政”，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复苏，缓解了经济危机，改善了民生;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外交政策，联合反法西斯国家，共同对抗纳粹德国和日本，最终带领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罗斯福的智慧，体现在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上，体现在他对政策的灵活调整上，体现在他对风险的有效应对上，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典范。还有清朝的曾国藩，他一生为官，历经风雨，却始终能够规避风险、行稳致远，核心就在于他的清醒与智慧。曾国藩深知官场险恶、风险重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严于律己、坚守底线，不贪不占、谨言慎行;同时，他善于运用智慧，提前布局、防范风险，善于识别人才、团结同事，善于灵活应对各类复杂局面。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面临着兵力不足、粮草短缺、朝廷猜忌等多重风险，但他凭借过人的智慧，招兵买马、训练军队，筹集粮草、安抚民心，同时主动向朝廷请示汇报，打消朝廷的猜忌，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就了一番事业。曾国藩的智慧，体现在他的隐忍与坚持上，体现在他的布局与施策上，体现在他的识人用人上，为后世从政者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二是现实实践：智慧破险，行稳致远。新时代的从政者，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更需要运用智慧、精准施策，才能规避风险、行稳致远。现实中，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凭借过人的智慧，成功化解各类风险，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我们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某省纪委监委一位领导干部，在查办一起重大贪腐案件时，面临着多重风险：1，涉案人员众多、关系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调查难度大;2，涉案人员试图串供、销毁证据，甚至威胁办案人员的人身安全;3，案件社会关注度高，一旦处理不当，容易引发负面舆情。面对这些风险，这位领导干部没有慌乱，而是凭借过人的智慧，精准施策、从容应对：1，制定详细的调查方案，明确调查分工、调查步骤和应对措施，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防范准备;2，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收集涉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防止涉案人员串供、销毁证据;3，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做好舆情应对工作，及时发布案件进展信息，引导社会舆论，避免负面舆情发酵。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起重大贪腐案件顺利查办，涉案的15名官员全部被依法查处，其中厅局级干部5人、县处级干部10人，追缴赃款赃物价值2.3亿元，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风险和负面舆情。这位领导干部，凭借过人的智慧，成功化解了各类风险，既维护了党纪国法的尊严，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再如，某基层乡镇党委书记，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面临着资金短缺、群众不理解、项目推进困难等多重风险。他没有盲目推进，而是运用智慧，精准施策：1，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支持，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解决资金短缺问题;2，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耐心解读乡村振兴政策，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3，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精准选择特色产业项目，制定科学的推进方案，提前预判项目推进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应对措施。最终，该镇顺利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建成特色产业基地10个，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30%，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50%，没有出现任何风险隐患，得到了上级和群众的高度认可。

　　三是实践路径：锤炼过人智慧，提升破险能力。新时代从政者，要锤炼过人智慧，提升化解风险、护行稳致远的能力，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1，培养长远思维，做好提前布局。始终保持长远眼光，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提前预判各类风险的发展趋势，做好防范布局，留有余地、留下后路。就像前文提到的张良、司马懿那样，提前看清风险，提前积累力量，才能在风险来临之时从容应对、化险为夷。2，提升灵活应变能力，精准应对风险。面对各类风险，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被情绪左右，根据风险的性质、规模、影响，灵活运用前文所述的“澄清、反击、沉默”等应对策略，精准施策、对症下药，避免盲目应对、情绪化应对，确保风险能够被有效化解。3，注重经验积累，善于总结反思。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注重积累应对风险的经验，学习古今中外优秀从政者的智慧，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同时，要善于总结反思，每遭遇一次风险、每化解一次危机，都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不断提升自身的智慧和破险能力。

　　(三)修身与智慧共生：践行初心使命，实现行稳致远

　　修身与智慧，是从政者规避风险、行稳致远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修身是智慧的根基，没有修身的智慧，只会是“投机取巧”的圆滑，最终只会误入歧途;智慧是修身的延伸，没有智慧的修身，只会是“墨守成规”的固执，难以应对复杂的风险挑战。唯有实现修身与智慧的共生，才能真正做到以清醒辨风险，以智慧护行稳，在从政路上走得正、走得稳、走得远。

　　修身，要求从政者严于律己、坚守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贪不占、谨言慎行，从根本上杜绝风险隐患。这就要求从政者始终牢记廉洁自律的要求，坚守党章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管好自己、管好身边人、管好家人，不留下任何把柄;始终保持谦逊低调的态度，不居功自傲、不恃宠而骄，尊重上级、团结同事、关爱群众，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智慧，要求从政者明辨是非、审时度势，善于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应对风险，用科学的方法化解风险挑战。这就要求从政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精准识别各类风险的本质与危害，提前做好防范布局;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策略，灵活应对各类风险，化危机为转机;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提升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一是古今启示：修身与智慧共生，方能成就事业。历史上，那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名留青史的为官者，无一不是修身与智慧共生的典范。他们既严于律己、坚守底线，又善于运用智慧、应对风险，最终实现了自身与国家的双赢。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一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始终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初心，修身立德、坚守底线，不贪不占、不徇私情，从根本上规避了廉洁风险;同时，他善于运用智慧，审时度势、精准施策，在担任参知政事期间，推行“庆历新政”，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面对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和攻讦，他没有退缩，而是运用智慧，灵活应对，既坚守改革的初心，又注重方式方法，虽然新政最终失败，但他的修身与智慧，赢得了后世的无限敬仰和尊重，成为“先忧后乐”的典范。明朝的于谦，也是修身与智慧共生的典范。他一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坚守底线、不贪不占，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面临着亡国的风险，他挺身而出，凭借过人的智慧，拥立朱祁钰为帝，组织军民抵抗瓦剌的入侵，最终击退瓦剌，保住了明朝的江山。面对瓦剌的威逼利诱和朝廷内部的流言蜚语，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初心、严于律己，同时运用智慧，精准施策、从容应对，既化解了国家的危机，也保全了自身的名节。最终，于谦虽然被奸臣诬陷杀害，但他的修身与智慧，永远被后人铭记，成为“民族英雄”的象征。

　　二是新时代使命：践行修身智慧，勇担时代重任。新时代的从政者，肩负着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重大使命，更要践行修身与智慧的共生之道，以清醒辨风险，以智慧护行稳，在从政路上勇担使命、不负韶华。要始终坚守修身之本，严于律己、廉洁自律，自觉践行党章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坚守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识别风险，不被诱惑裹挟、不被流言干扰，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要始终锤炼过人智慧，审时度势、灵活施策，善于提前布局、防范风险，善于灵活应对、化解危机，用科学的方法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真抓实干、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放在首位，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成就一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事业。

　　综上，以清醒辨风险，以智慧护行稳，是新时代从政为官者的必修课题，也是实现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清醒是防险之基，让我们看清风险、坚守底线;智慧是破险之术，让我们化解危机、成就事业;修身与智慧共生，让我们在从政路上走得正、走得稳、走得远。作为新时代的从政者，唯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锤炼过人的智慧，坚守修身之本，践行初心使命，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官场环境中规避风险、担当作为，既保全自身名节，又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从政之路上行稳致远，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未完待续)

　　2026年3月31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