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技、文化、社会、生态专项核心任务

　　第二节 文化强国建设：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任务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句论断之所以穿越时代、力重千钧，不在文辞对仗的精巧，而在数千年文明兴衰沉淀下来的历史证词。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是国家治理深层的精神内核，更是大国长期博弈之中，最终能够浸润人心、融通四海的软实力。硬实力决定一个国家前行的速度，决定它能不能冲破封锁、站稳脚跟；软实力决定一个民族能够走多远，决定它的价值能不能被理解、被接纳、被由衷认同。如果说经济是国家的肌体、科技是国家的骨骼，那么文化就是流淌在肌体中的血液、照亮前路的那盏灯火——血液断则肌体僵，灯火熄则长夜漫。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余年而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在漫长岁月里淬炼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基因。《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之用，大到化育人心、化成天下，小到安顿一餐一饭、一颦一笑；它既藏在经史子集的字里行间，也活在节庆烟火、乡音乡愁的日常之中。从盛唐万国辐辏、四海宾服的恢弘气象，到近代山河破碎、文化失语的百年沉沦；从新中国重整民族精神、重塑文化主体性，到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动走向世界，一条清晰的历史铁律反复回响：民族复兴，既要有科技、产业、国防构筑的硬骨架作为支撑，更要有厚重蓬勃的文化精神作为血肉魂魄。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繁荣兴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缺少安顿人心、联结世界的精神根基。

　　一、溯源明理：文化是民族最深沉的底气，也是大国博弈最持久的力量

　　大国博弈的棋局上，人们惯于计算钢铁的产量、芯片的制程、航母的吨位，却常常忽略一种更隐秘、也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它不陈列于阅兵场，不标注于GDP报表，却在每一次文明相遇的深处，悄然决定着谁被尊重、谁被追随、谁被铭记。回溯世界大国兴衰的长卷，一个规律反复浮现：真正的大国，从来不只是体量的大国，更是精神的大国、文明的大国；一个国家可以用钢铁和芯片赢得一场竞争，却只有用文化和价值才能赢得一代人的尊重。这一节，便从历史的纵深处出发，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化何以成为民族最深沉的底气，又何以成为大国博弈中最持久的力量？

　　（一）硬实力与软实力：大国竞争从来是双重维度的角力

　　大国博弈，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角力。疆土的勘定、军备的比拼、产业的角逐、芯片的竞争，固然是国与国之间最显性的较量；但纵览人类大国兴衰史，真正能够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从来不止是体量上的大国，更是精神上的大国、文明上的大国。钢铁、芯片、战舰、算力，可以在短周期内改变竞争格局，赢得一次博弈的先机；但唯有扎根人心的文化、能够凝聚共识的价值，才能跨越代际、穿透时空，赢得一代又一代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认同。力量可以使人畏惧，唯有文明方能使人归心——这是一条被历史反复验证的规律。

　　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正式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将其界定为一国依靠吸引力而非胁迫、强制手段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此后他进一步归纳，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在能够吸引他人的场合所展现的魅力、政治价值观在国内国外真正践行时形成的感召、外交政策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威信时积累的信任。这套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老智慧，跨越两千余年遥相呼应：物质是文明的地基，经济富足为精神生长提供土壤；当物质基础逐步夯实，个体便需要安放心灵的精神坐标，一个走向强盛的民族，更需要匹配自身国力的文明表达。

　　一个民族的复兴，既要有雄厚坚实的物质力量撑起骨架，也要有充沛丰盈的精神力量充盈魂魄，这早已成为全社会的深刻共识。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达141510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6．0%——数字的背后，正是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推进的时代进程。今日之中国，经济体量、科技水平、国防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与此同时，一个日益紧迫的命题摆在面前：当物质的筋骨日益强健，民族的文化魂魄必须同步涵养，否则筋骨再强，也难以为行稳致远提供深层的凝聚力与创造力。

　　（二）文脉与国运同频共振：开放兴盛的历史印证

　　文化从来不是孤立自在的存在，它的命运始终和国运同频共振、休戚与共：国运兴则文脉盛，文脉衰则国气微。回望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这样的印证比比皆是。公元前138年、前119年，张骞两次持节出使西域，大漠驼铃踏出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绫罗绸缎、诗书典籍向西远播，葡萄、苜蓿、胡乐、异域风物向东汇入中原；商道之上，往来的不只是货物，还有历法、技艺、信仰与眼光。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负笈西行，穿越戈壁雪山，跋涉十七载抵达天竺求取佛法，归国后主持译经千余卷；他取回的不只是一页页贝叶经卷，更是一种面向未知开放求索、在异质文明面前不卑不亢的博大胸襟。唐代中叶，鉴真大师六次东渡，几度遭遇风浪、船只损毁，第五次失败后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最终于754年抵达奈良，把盛唐的医药、营造、书法、戒律与生活方式带到东瀛，在扶桑大地种下文明交流的种子。丝绸之路从来不止是商品流通的商道，它是思想交汇、风俗相融、文明对话的精神长廊。

　　盛唐之时，长安万国辐辏。王维笔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正是这一气象的生动写照。自630年至894年二百余年间，日本先后十余批遣唐使抵达长安，累计六千余人，盛期每批约五百人，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乘船渡海，系统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诗文典籍、工艺技艺；诸国商人云集西市，异域乐舞、信仰、风物向内交融，中原礼乐、工艺、文字向外流布。中华文明以从容开放的气度，站上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地。及至两宋，虽疆域不逮汉唐，却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文明高峰：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革新了知识传播的方式；沈括《梦溪笔谈》汇通格物之智，被后世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市井瓦舍勾栏之间，说唱杂剧热闹蓬勃；文人书斋之中，宋词、丹青、理学思辨光华熠熠。《清明上河图》里河道两岸的店铺人流，正是市井通俗文化与精英雅文化共生共荣、经济繁荣与文化繁盛彼此成就的缩影。

　　明代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8年，大小船只208艘、随行官兵水手工匠两万七千八百余人，远航至东南亚、印度洋，最远抵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遍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舰队，所经之处不掠一城、不占寸土、不兴征伐，秉持“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以礼相待、以信相交，以文明善意赢得沿途诸国长久信赖。半个多世纪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发现新大陆，西方远洋航行伴随的是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与疆域瓜分；郑和船队的和平远航，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逻辑判若云泥。这些历史片段共同勾勒出一个规律：文化的辐射力，往往在国力上升期最为充沛；而文化的感召力，又反过来为国家的长远发展铺设信任的基石。

　　放眼世界，同样的规律清晰可见。古罗马并未因希腊文明的璀璨而怯于学习，它吸纳希腊的哲学、雕塑与神话，却并未沦为希腊的附庸，而是立足自身治理广袤疆域的现实，淬炼出体系完备、影响整个人类法治进程的罗马法，修建起大道、水道与拱券建筑，构筑起独树一帜的工程文明与治理文明。反观二十世纪末的苏联，军事硬实力一度与美国分庭抗礼，但其内部的文化吸引力、价值凝聚力持续衰退，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解体；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大英帝国虽早已失去日不落的版图，英语文学、莎士比亚戏剧、牛津剑桥的学术传统延续至今，文化感召力在国力周期之外依然长久存续。硬实力决定一时的强弱位次，文化与价值决定一国在人心之中的长久分量。

　　（三）近代沉沦与文明韧性：晦暗时刻，域外智者看到不灭的生命力

　　历史的转折在近代猝然而至。当西方以坚船利炮叩开国门，山河板荡、国势倾颓，我们先是器物不如人，继而制度不如人；在接连的挫败之中，一部分人的信心层层剥落，甚至连文化也被整体置于“落后”的审判席上，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笼统贴上“落后”标签，欲全盘弃之、全盘西化而后快。这场文化上的自我怀疑，比战场上的失利更为深远。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古史钩沉二》中写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历史是文化的根脉。一个民族一旦丢掉对自身历史的温情、敬畏与理解，便失去辨识来路、笃定去向的根基，精神家园随之飘摇。近代史上围绕“古今中西”的争论，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一代代先行者在自卑与自傲之间艰难求索，反复叩问一个问题：中国文明究竟往何处去？

　　恰恰是在中华文明最晦暗的时刻，域外的眼睛却看到了它不灭的生命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穷尽一生梳理人类历史上二十余种文明的兴衰轨迹，在诸多文明轮番寂灭之后，他指出：唯有中国的文明形态，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长篇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汤因比进一步感叹：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另一位英国思想家罗素1922年游历中国之后写成《中国问题》，他比较道：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他同时预见，如果中国人能够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便有力量取得辉煌成就。异域学者尚且能够穿越时代迷雾，看见中华文明的韧性与价值，我们自己更没有理由在时代浪潮之中妄自菲薄、自断根脉。

　　当然，看见文明的韧性，不等于无视历史的教训。文明未曾中断，不等于一路走来毫无曲折；珍视传统，也不意味着把过往一切照单全收。成熟的态度，是既不因为近代落后而全盘否定祖先留下的遗产，也不因为今日崛起而沉醉于历史优越感——这一层分寸，正是后文讨论文化自信时需要反复辨析的题目。

　　（四）筋、骨、魂、血：文化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历史反复昭示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经济是民族的“筋”，科技是民族的“骨”，文化是民族的“魂”与“血”。筋骨可以集中力量锻造迭代，魂魄却必须代代涵养、慢慢充盈。一个民族没有筋骨，站立不起来；没有魂魄和血脉，便不过是没有精神的躯壳。北宋张载《张子语录》留下传诵千古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二十二个字道出的，正是文化之于民族的终极意义：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盛世闲时的雅玩，而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为往圣继绝学”，承接的是千年文脉；“为万世开太平”，寄托的是文明对人类未来的担当。《周易·贲卦·彖传》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的也是同一层道理：人文教化化成人心、化成风俗、化成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正因为如此，文化自信才被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似坚船利炮那般咄咄逼人，却如地下水脉一般，在无声处滋养着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对道路选择的定力，面对风浪的底气，面对世界的从容，归根结底都生长在文化土壤之中。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为什么一个大国在走向复兴的征途上，必须把文化的涵养与文明的表达，视为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同等紧迫的命题。

　　二、时代答卷：文化自信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落地生根

　　步入新时代，文化建设持续向上生长，文化自信日益成为全社会鲜亮的精神标识。曾经被贴上“陈旧”“过时”“高冷”标签的传统文化，挣脱典籍与博物馆的高墙，汇入当代生活的滚滚洪流：它出现在年轻人的衣袂之间，流淌在短视频的镜头里，生长在剧场、影院、游戏屏幕与节日烟火之中。这一转变并非自发完成，其深层逻辑，正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的提出与实践。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与陈旧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它与当代审美对接；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让古老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生。转化解决“老形式如何走进新生活”的问题，发展回答“老精神如何回应新命题”的问题；两者合力，使文化自信不再停留于口号与情感，而沉淀为可触可感的生活实践、可见可量的产业动能。

　　（一）传统文化的“破壁”与“归位”：从深宫高墙走进日常烟火

　　文化自信首先要让传统“活”在当下，而不是“供”在神龛。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归位，沿着消费、媒介、节俗、场馆几条线索同时展开，呈现出一幅上下同欲、老少咸宜的生活图景。

　　先是文博IP的破壁出圈。故宫是最具标志性的样本。这座建成六百年的紫禁城，从昔日帝王禁苑变为人民的博物院：朝珠耳机、故宫口红、千里江山图丝巾与夜灯等文创产品让皇家文物走出深宫，走进寻常百姓的案头行囊；早在2017年，故宫文创年收入即达15亿元，产品种类突破一万种；2019年正月十五，“紫禁城上元之夜”首次夜间开放，预约通道一度被挤爆，“一票难求”成为现象级话题。文物不再只属于展柜里的陈列说明，而成为可以穿戴、可以使用、可以带回家的生活陪伴。

　　再是国风美学席卷青年日常。汉服出行从早期的小众同好聚会，走向地铁、校园、古镇与节庆场合；新中式穿搭、簪花围、中式配饰、国潮设计成为青年消费的新风尚。与早年单纯模仿形制不同，今天的年轻人更在意把东方审美融进现代生活场景——立领、盘扣、配色、纹样服务于当代人的身材与气质，传统由此完成了一次生活方式层面的归位。非遗技艺则在短视频平台焕发新生：编织、刺绣、造纸、制茶、木作、漆艺，借助镜头被重新看见；李子柒以田园诗画般的镜头，记录节气农事、草木三餐与手工匠心，在海外收获千万级订阅，让世界看见中国乡村的劳作之美、时序之美、人情之美。她的镜头里没有一句宣讲，却比许多刻意的推介更有说服力。

　　传统节日重新回到大众的精神生活。清明祭扫踏青、端午龙舟竞渡、中秋诗会雅集、春节庙会团圆，节日不再只是日历上的休假符号，而是可以触摸、参与、团聚的文化记忆。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沿河两岸万众围观，中秋夜的赏月诗会在各地次第举办，春节的非遗展演、民俗庙会、汉服巡游重回城市广场——节俗承载的亲情、团聚、敬天惜物的情感，借由仪式重新激活在一代人的生活里。

　　视听创作则为沉睡文物打开了新的剧场。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自2021年《唐宫夜宴》意外破圈起，五年间推出35期节目，累计全网播放量超2100亿次，海外平台观看量超2亿次，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获国家外宣渠道与驻外使领馆推介。《洛神水赋》水下翻飞如“翩若惊鸿”，《龙门金刚》刚健雄浑，《唐宫夜宴》里的唐代仕女结伴夜游——沉睡千年的文物与壁画，借助AR、水下拍摄、光影编排等现代视听手段，在屏幕上“活”了过来。

　　博物馆热，则把这种亲近推向了全社会规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全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为一座馆、赴一座城”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为一件文物专程奔赴一座城市，在展厅里排队数小时只为与一件国宝对视。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根脉的重新凝视与自觉亲近——文化不再是历史课上需要背诵的知识点，而成为值得亲身前往、亲身感受的精神生活。

　　（二）结构性跃升：数字新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增长的主引擎

　　体验层面的“破圈”，在产业层面沉淀为实实在在的结构跃升。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2135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7．4%；其中文化核心领域营业收入103181亿元，增长11．5%，占比达到67．8%。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三大行业大类增速分别达到13．5%、13．2%和12．3%，居于九大行业前列。更具标志意义的，是增长动力的根本性置换。2025年，具备鲜明文化新业态特征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68253亿元，增长14．3%，快于全部规上文化企业6．9个百分点，对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1．6%，拉动整体增长6．0个百分点。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营业收入41058亿元、仅增长0．6%，文化批发和零售业25267亿元、增长4．0%，而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85811亿元、增长12．0%，占比提升至56．4%。这组对照十分清楚：文化产业的增长，已经从依靠厂房、设备、加工制造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内容创意、数字服务、平台运营的质量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的新业态，不再是锦上添花的补充板块，而是托举全局的主引擎。这一结构变化的意义，不止于经济指标。它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获得了全新的生产力基础：短视频与直播让非遗匠人直接面对亿万观众，数字文博让不可移动的文物突破时空限制，网络游戏与数字出版把神话、史书、民间故事转化为可交互的精神产品，人工智能工具则正在降低创作门槛、丰富表达手段。技术是工具，内容才是灵魂；而当工具已经就位，比拼的核心就回到了文化底蕴与创造功力本身。

　　（三）从“文化自赏”到“全球共赏”：中国故事赢得市场的真实回响

　　文化自信是否立得住，既要看国内受众是否发自内心喜爱，也要看文化产品能否在全球市场赢得平等的尊重与付费。近年来自产自销的“文化自赏”状态，正在被“全球共赏”的局面逐步改写，电影、游戏、网络文学构成了三条最具代表性的出海战线。

　　领域

　　2025年关键数据（口径与时间）

　　说明的问题

　　电影市场

　　2025年全国电影票房518．32亿元，观影12．38亿人次；国产影片票房412．93亿元，占比79．67%；年度票房前十中国产影片占八席；《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154．46亿元，为中国影史及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中国观众用脚投票，选择植根自身文化基因的叙事；国产动画把东方神话讲出了当代情感冲击力

　　游戏出海

　　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规模连续六年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国产游戏在美、日、韩三大核心市场站稳脚跟，以东方题材与成熟工业品质参与全球竞争

　　网络文学出海

　　2025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69．83亿元，同比增长45．03%；出海作品总量约93．31万部（含未完结），并带动影视、短剧多业态协同出海

　　中国类型化叙事在海外积累起海量读者，成为影视改编与文化传播的内容源头

　　3A标杆作品

　　《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蓝本，截至2025年—2026年全球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份，海外销量占比超过半数；游戏取景的山西古刹、石窟、古建随之成为海内外玩家打卡目的地

　　一款精品游戏带动一省文旅，文化产品的辐射力与产业链条效应得到生动验证

　　电影市场的数据尤其值得细品。国产影片守住近八成大盘，年度前十占据八席，《哪吒之魔童闹海》单片票房占全年大盘近三成——这并不意味着封闭排外，恰恰相反：好莱坞大片仍在院线正常上映，观众是在充分比较之后，用电影票选择了熟悉又陌生的中国神话、东方伦理与当代情感。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争母题，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执念与救赎，之所以能击中不同年龄层观众，是因为作品先讲好了一个完整动人的故事，文化意蕴自然流淌其间。这与后文将要展开的产业规律一脉相承：先成就一流作品，再承载文化表达。

　　游戏与网文的海外增长，则展示了数字文化形态跨越语言壁垒的能力。海外玩家未必通读过《西游记》，却可以在一流的玩法、画面与氛围中进入东方神话世界，进而主动追溯原著、了解背后的文明；海外读者在网络文学的追更中熟悉中国的人物关系、价值取向与想象方式。文化的吸引力就这样在市场交换中自然形成，不需要谁去强迫谁接受——这正是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的根本之处。

　　（四）清醒审视：繁花之下，根系深度才决定生态能否长久繁盛

　　越是繁花似锦，越要保持清醒。数量的繁荣并不自动等于质量的卓越，流量的喧嚣也不必然沉淀为经典的厚度。新时代文化图景气象一新，同时也必须直面三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其一，符号消费与精神传承之间尚有落差。国风穿搭蔚然成风，但若止步于视觉符号的叠加，纹样照搬而内涵空心，汉服形制考究却不了解服饰背后的礼仪与生活，便难免“形似而神不至”。故宫文创年入十亿量级是成功的探索，但真正能够跨越代际、进入文明记忆的“新经典”，仍需时间反复淘洗；围绕单一IP的快餐式衍生，如果缺乏持续的内容深度，热度退去之后留下的往往只有营销痕迹。

　　其二，爆款崛起与品类多元之间尚有短板。《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热销令人振奋，但必须看到，中国游戏出海的收入结构中，策略类、休闲类手游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高品质单机、买断制3A仍然只是凤毛麟角；动画电影靠头部作品领跑，腰部与原创IP的梯队厚度仍待加强。一款标杆作品可以标注高度，一个产业的成熟，需要成群结队的创作者、品类与机构共同支撑。

　　其三，市场热度与传世经典之间尚有距离。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成不朽巨著；陆游论诗告诫后人“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传世之作从来不是流量周期催熟的产物。今天的文化生产身处算法加速、节奏飞快的环境，选题跟风、模式复制、情绪快销的倾向并不少见；短期数据漂亮，却难以在十年、百年之后仍然被人想起。

　　因此，文化自信的真正落地，既需要市场数据的支撑，更需要一批经得起时间淘洗、能够参与人类文明深度对话的作品与思想。《周易》讲“厚德载物”，文化生态同样如此：繁花是地表的繁荣，根系才是地下的实力。博物馆、出版社、剧场、工作室、研究者、评论人、长期主义的投资者，共同构成根系系统；只有根系扎得足够深、足够稳，地表的繁花才不会一场风雨便零落殆尽。这也是后续各章将要回答的问题：如何做强文化产业、淬炼精品，如何优化文化治理、包容探索，让繁荣从一时之势，成长为长久之态。

　　三、清醒审视：繁荣背后的结构性隐忧不容回避

　　前两章呈现的，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向上生长的总体态势：传统归位、产业跃升、作品出海，气象令人振奋。然而，建设文化强国不能只听凯歌、只看报表。越是繁花似锦，越需要俯下身去，看清根系与土壤的真实状况。繁华数据铺展的表层之下，结构性隐忧同样不容回避。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存在一对鲜明的矛盾：文明底蕴深厚，国际传播穿透力偏弱；器物层面的文化产品供给充足，价值叙事的感召力不足。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底蕴厚、输出弱，体量壮、感召浅”。这并非妄自菲薄，更不是否定成绩，而是一个正在走向文明复兴的民族必须具备的清醒——唯有敢于直面短板，短板才有被补齐的可能。

　　约瑟夫·奈在阐述软实力时有一个经典判断：软实力的本质，是让别人主动追求你所追求的东西。而“追求”的前提，是对方先能够“听懂”你、先被你的故事所打动。如果只有器物抵达而叙事缺席，文化出海便始终停留在“送货”而非“对话”的层面：海外消费者买到了中国制造的玩具与工艺品，却并不了解玩具背后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家庭、自然、奋斗与善恶；产品进入了海外的货架与仓库，价值理念却没有进入海外受众的精神世界。这样的贸易顺差，是器物层面的顺差，还不是文明层面的感召。

　　（一）数据透视：器物浩浩荡荡，叙事寥寥无几

　　先看2025年的一组贸易数据，症结一目了然。据中国海关总署口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监测，2025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434亿美元，同比下降3．5%；其中出口1297亿美元，同比下降3．9%，进口137亿美元。这一回落固然有全球消费疲软、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等外部因素——全年对美文化产品出口267．1亿美元，同比下降25．8%，便是外部环境收紧的直接印证。但外部冲击只能解释总量波动，解释不了出口结构本身的失衡。

　　全年出口额排名前三的品类，分别是玩具348．1亿美元、工艺美术品297．9亿美元、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257．8亿美元，三者合计占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69．7%；我们向外输送的，主要是可触摸、可陈列、可消费的器物载体。而真正承载价值理念、精神叙事与文明思考的品类，体量小得不成比例：全年图书报纸期刊出口仅18．8亿美元，占比1．5%；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出口只有0．8亿美元，占比0．1%。器物浩浩荡荡，叙事寥寥无几——这便是结构性失衡最直观的注脚。

　　需要说明的是，器物出口本身值得肯定：它是中国制造能力、工艺水平与供应链效率的体现，也是文化交流的物质媒介。问题不在于器物该不该出口，而在于器物之上的叙事、思想与审美，能否同步走出去。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最终并不取决于它生产了多少件工艺品，而取决于有多少人通过它的书籍、影视、音乐、游戏、戏剧与思想，理解并认同它的价值世界。

　　（二）他山之石：三种成熟的文化叙事范式

　　知己知彼，方能看清差距所在。放眼世界，文化感召力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路径，但共同特征是：以成熟的叙事体系和工业体系，把本土价值包裹在动人的作品之中，让受众在享受作品的过程中自然接受其价值表达。

　　范式

　　做法与代表案例

　　可借鉴之处

　　好莱坞：工业体系承载价值叙事

　　美国电影工业用一百余年时间，把“美国故事”做成了“全球故事”。从《阿凡达》的生态寓言，到2024年全球票房冠军《头脑特工队2》（全球票房16．99亿美元），影片不止收获巨额票房，更在跌宕故事中持续输出关于正义、理想、个体价值、情绪成长的叙事范式

　　技术工业保证作品水准，普世情感包裹本土价值；观众先被故事打动，价值主张在无意识中被接受，而非被说教灌输

　　日本动漫：日常情感浸润生活美学

　　日本动漫走了一条更为“润物细无声”的路。宫崎骏笔下澄澈的童真、对自然的敬畏、对战争与人性的省思，以细腻日常和丰盈情感，在一代代海外青少年心中种下对日本生活美学与价值取向的感知；日本动画海外消费规模已达数万亿日元量级

　　不正面宣讲，而以人物、情感与氛围传递世界观；审美趣味先于意识形态被接受，形成长久的文化亲近感。同时也要看到，海外平台与版权渠道分走大量收益，制作端直接所得有限，提示我们渠道与版权布局同样关键

　　韩国：国家战略驱动的体系化出海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确立“文化立国”战略，政府扶持、资本投入、创作者培养形成体系。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统计，2024年韩国内容产业出口额达140．75亿美元，同比增长5．5%，创历史新高；其中游戏产业出口85．03亿美元，占整体60．4%，音乐、广播影视紧随其后

　　用不到三十年时间，把K-pop、影视剧、游戏组成的“韩式叙事”嵌入全球流行文化肌理；青春、竞争、情感与身份认同等母题，经过类型化打磨后反复触达不同国家受众

　　三种范式路径不同，背后有共同的规律：第一，作品本身必须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叙事先行，价值随后；第二，形成可持续的产业体系与人才梯队，而不是依赖个别爆款；第三，长期经营海外渠道、版权与受众社区，让文化影响力沉淀为持续的“存款”，而非一次性的曝光。

　　（三）痛点诊断：素材丰盛，叙事乏力；器物有余，温度不足

　　反观我们自身，手握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历史典籍与人文故事，却常常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易被曲解”的困境。《山海经》的奇诡想象、《史记》里的悲壮人物、唐诗宋词的审美宇宙、明清小说的世情百态，其叙事潜力绝不逊于任何文明的神话体系与史诗传统；敦煌壁画、戏曲程式、园林意境、书法山水，更是取之不尽的审美宝库。然而，我们拥有全世界最丰厚的文化素材库，却还没有打磨出一套适配不同文明语境、能够被域外受众自然共情、主动转述的叙事语法。素材丰盛，叙事乏力；器物有余，温度不足——这正是文化软实力建设最核心的痛点。

　　再看全球文化贸易的主战场迁移。联合国贸发会议《创意经济展望2024》显示，创意服务——软件、研发、数字内容、视听产品、设计、广告等——已经取代创意商品，成为文化贸易增长最快的板块：2022年全球创意服务出口达1．4万亿美元，接近创意商品出口（7130亿美元）的两倍。在这一领域，发达经济体占据绝对主导：当年创意服务出口排名前列的是美国2440亿美元、爱尔兰2310亿美元、英国870亿美元、德国790亿美元，中国以670亿美元位居第五，与前两名之间仍有数量级差距；前十大出口经济体合计占据全球约七成份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算，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年收入接近2．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1%，吸纳近五千万人就业。文化与经济的深度交融，使文化贸易早已不只是商品往来，而是文明影响力的无声竞赛。在这个新战场上，我们的参与度与文明体量、经济体量还远不相称。

　　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缺少一批既懂中国文化、又精通跨文化叙事与国际传播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也存在翻译转译、平台渠道、版权运营、受众研究等产业链条上的短板；部分作品仍习惯从“我要讲什么”出发，而较少从“对方能听懂什么、会被什么打动”出发；价值表达有时停留在概念与口号层面，没有转化为具体人物、命运与情感。这些问题不回避，后文将分别从做强文化产业、重塑国际传播叙事、优化文化治理、深化文明互鉴等层面逐一展开对策。

　　（四）清醒即力量：丈量差距，是走向真正自信的第一步

　　指出隐忧，不是为了自我贬损，恰恰相反，清醒是自信的另一种形态。约瑟夫·奈在阐述软实力时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与其粗暴或利诱式地管教孩子，不如巧妙地影响和确立孩子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传播的规律亦然——真正有力量的文化输出，不是告诉世界“你应该喜欢我”，更不是声嘶力竭地自我标榜，而是让世界在某个故事、某段旋律、某个人物面前，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我想更了解你”的冲动。

　　《周易·系辞下》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礼记·中庸》讲“知耻近乎勇”。承认叙事能力与传播渠道上的差距，承认器物与价值之间的落差，并不损伤文明的尊严；一个真正有底气的文明，才敢于把自己的短板摊开来看，才敢于承认“我们还没有做到最好”。反观历史上那些封闭自满的政权，恰恰是因为拒绝正视差距，才一步步错失变革的时机。今日中国文化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今日中国面对的差距同样真实存在；把成绩讲足，把问题看准，把路径想清，正是建设文化强国应有的务实姿态。

　　谁掌握了叙事，谁就掌握了理解世界的入口；谁赢得了人心，谁就赢得了长远的未来。而“赢得人心”从来不是靠声量的大小，而是靠故事的真伪、情感的厚薄、价值的深浅。我们距离让海外受众自发产生“想更了解中国”的冲动，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清醒地丈量这段路程，正是走向真正文化自信的第一步。

　　四、追根溯源：从四个维度透视文化软实力短板

　　上一章指出的差距与隐忧，并非凭空出现的孤立现象。想要搞懂这一困境，需要拉长文明的时间轴线，从文明心理、产业路径、国际传播、数字治理四个维度溯源寻根。这四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缠绕、互为因果：文明心理的创伤塑造了产业路径的短期取向，产业路径的粗放又削弱了国际传播的叙事能力，而数字时代的治理难题则为前三者增添了新的变量。唯有逐一剖开、看清传导链条，方能对症下药。

　　（一）文明心理之维：走出历史创伤留下的文化自卑

　　文化自信问题，首先是一个心理问题。近代百年国力衰微、文明蒙尘，长期的被动挨打，在几代人的认知深处埋下了文化自卑的心理烙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路上经历了层层递进的反思：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学习，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制度调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开启思想启蒙。这条思想轨迹推动民族觉醒、催生民族新生，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在中西强弱剧烈反差之下，“西方标准”一度成为无形的参照系，让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背负“落后”“封建”的标签。这种心理创伤的深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它以雷霆之势唤醒了民族的危机意识，推动国人奋起自强，却也在无形之间把“传统”与“淘汰”画上了等号——仿佛古老文明注定要在进化竞争中被抛下。1929年，胡适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虽有其特定语境下的策略性考虑，后来他本人也改提“充分世界化”，却折射出那一代知识人在中西巨大落差面前的极端焦虑。这种认知惯性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强的代际传递性：即便在国力已然大幅跃升的今天，社会上仍有人习惯性地以西方为尺度丈量自身，以“是否被西方认可”作为判断文化价值的标准；进口的月亮更圆，舶来的表达更高级，本土创造天然低人一等——这些潜意识里的等级观念，正是文化自卑尚未痊愈的残留症状。钱穆在1940年写成的《国史大纲》卷首写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温情与敬意”五个字的分量，恰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个民族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心理前提：不是盲目自大、闭关排他，而是首先承认自身文明具有独立于西方评价体系之外的价值，承认本国历史的是非得失自有其评判的内在尺度。约瑟夫·奈曾坦言，软实力“主要由公民社会产生，而非由政府产生”。这意味着文化自信的根基，最终要扎在每一个普通人对自己文明发自内心的认同之上，而非任何自上而下的宣示。

　　所幸，我们已经走在重建文化主体性的路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传统在“两个结合”中重获当代生命，让自信在日用而不觉的文化浸润中重新扎根；博物馆热、国风热、国潮热的背后，正是亿万民众心理姿态的悄然转变——从仰视到平视，从自惭到自信。文化自卑不是一天形成的，文化自信也不可能一天建立；它需要的是耐心，是定力，是日复一日的文化滋养。汤因比在考察文明兴衰时指出，文明的生长取决于对挑战作出“创造性回应”的能力，而非对既有优势的静态占有。中国文明数千年来历经战乱、分裂与外侮而文脉不绝，本身便是这种创造性回应能力的最好证明；重建文化自信的当代进程，本质上就是一次面向现代世界的创造性应战。

　　（二）产业路径之维：补上从规模扩张到精品创作的“耐心课”

　　心理层面的焦虑，会传导到产业选择之上。我国现代文化产业起步晚、底子薄，在追赶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发展优先追逐流量、规模与短期变现：重复制、轻原创，重IP外壳、轻故事内核，重短期爆点、轻长线经营，精品创作的耐心、长期品牌培育的定力尚有欠缺。短视频快餐化、同质化改编、跟风式项目层出不穷，正是这种路径依赖的表现。

　　一个极具参照意义的样本，是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韩国经济，本土市场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现实，促使韩国决策者把文化产业确立为国家战略支柱，设立专门的文化产业振兴机构，在税收、金融、人才培养上给予系统扶持。彼时韩国人均GDP尚不及今日中国水平，但其决策者敏锐意识到：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若要在大国夹缝中确立自身存在感，文化是最具杠杆效应的支点。短短不到三十年，K-pop、韩剧、韩国电影便风行全球：防弹少年团用音乐与舞台连接全球青年；《寄生虫》在2020年摘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非英语影片；《鱿鱼游戏》上线后刷屏全球流媒体。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数据，2024年韩国内容产业出口额达140．75亿美元，同比增长5．5%，创历史新高，其中游戏产业出口85．03亿美元、占整体60．4%。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不计成本的资金堆砌，而在于理顺创作、市场、扶持的关系：尊重创作者的表达空间，依托成熟市场机制筛选精品，以国家战略托举长线IP，让人文表达与产业逻辑彼此成就，而非相互绑架。

　　日本的路径则提供了另一种镜鉴。2010年代“酷日本”战略正式确立，将动漫、料理、传统工艺纳入国家品牌推广体系。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数十年来坚持手绘动画，一部《千与千寻》反复打磨数载，艺术耐心与商业回报之间形成正向循环，正是“慢工出细活”在文化产业中的经典注脚。然而日本动画产业也暴露了结构性教训：2024年日本动画海外市场规模达2．17万亿日元，而日本动画制作会社整体销售收入仅约4662亿日元，海外直接授权收入占比有限；内容出去了，大量收益却被海外流媒体平台与版权渠道留在了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这说明仅有创作端的精品意识还不够，发行渠道、版权运营、品牌授权的体系化能力，同样决定着一个国家能从文化影响力中获取多少实际收益。

　　好莱坞的制片厂制度则展示了另一种体系的力量：从剧本开发、制作融资到全球发行，从衍生品授权到主题公园变现，一套运转百年的工业体系把一个“故事”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文化资产。对照之下，中国拥有最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拥有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缺的不是原料，而是把原料炼成佳酿的工艺，是沉淀工艺所必需的时间。文化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耐心与体系的竞争，是“十年磨一剑”与“急功近利”的竞争。而耐心之所以稀缺，恰恰与文明心理的创伤尚未完全愈合有关：急于证明自己，便容易选择最短平快的路径；真正的文化自信，恰恰允许一个民族以十年、二十年为尺度去打磨一件作品，因为它不再需要用即时的掌声来确认自身的价值。

　　（三）国际传播之维：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叙事密码

　　心理与产业层面的短板，最终会集中反映在国际传播能力之上。近代以来数百年间，西方长期掌握全球舆论的议程设置权，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长期占据主流话语场。跨文化传播研究早已揭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有的文化把意义大量寄放在情境、关系与默契之中，有的文化则依赖直白清晰的符号表达；任何文化产品在跨境传播时都要经历“文化折扣”：植根于特定语境的吸引力，会在异质文化中自然衰减。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起步相对滞后，跨文化叙事人才储备不足、传播机制适配性不强，习惯于单向宣讲式的“传者本位”，却常常忽略海外受众的认知习惯与文化语境，容易出现“自说自话”，难以实现共情共鸣。

　　从法兰西语言联盟、歌德学院到英国文化协会，世界大国几乎都把语言与文化的国际传播视为长期国家战略。法国早在1883年便创立法语联盟，如今在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上千个教学分支机构；德国1951年建立歌德学院，在全球设有上百分院，以语言教学为入口系统推广德国文化；英国1934年成立英国文化协会，西班牙1991年创建塞万提斯学院。这些机构的共同特征在于：以语言教学为入口，以文化体验为载体，以长期浸润而非短期宣介为目标。我国孔子学院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挂牌以来，也在全球播撒中文与中华文化的种子，覆盖规模已相当可观；但如何在“量”的基础上提升“质”的穿透力，从语言教学走向深度文化体验与思想交流，仍是亟待破解的课题。

　　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要害在于从“翻译”走向“转码”：不是把中国故事逐字译成外语，而是把它转译成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李子柒的视频几乎无需翻译，田园、炊烟、四季更替与手工匠心，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母题；刘慈欣《三体》以科幻这一世界通用的叙事语言讲述东方宇宙观，2015年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网络文学出海以东方想象力与类型化叙事积累起海量海外读者；《黑神话：悟空》以全球通用的游戏语言，让孙悟空踩着筋斗云走向世界。202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春节确立为联合国假日；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看似分散的亮点，正在汇聚成中华文化“走进去”的涓涓细流。

　　约瑟夫·奈在论及软实力时有一个判断：最优秀的领导者，能够巧妙地把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起来。文化传播亦然——硬渠道（平台、技术、资本、机构网络）与软内容（故事、情感、价值）的协同，远比单一的自我宣示更能抵达人心。让世界听清中国声音，既要“我说”，更要通过中外创作者合作、本土受众转述、第三方平台扩散形成“我们一起说”的传播合力；既要产品“走出去”，更要理念“走进去”。从翻译到转码、从宣讲到共情、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对话，这条路径正是后文重塑国际传播叙事体系要展开的对策题目。

　　（四）数字治理之维：在管与放之间求得动态平衡

　　最后一个维度，是数字时代叠加而来的新变量。短视频、直播、网络文学、互动游戏等新业态快速迭代，文化传播呈现碎片化、圈层化、极速化的特征。数字技术确实让文化“活了起来”：敦煌壁画在云端飞入寻常百姓家，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稳步实施，数字博物馆、虚拟展览、数字藏品不断拓展文化形态，电子竞技登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非遗通过算法推荐触达亿万青年。技术平台前所未有地放大了优质文化内容的传播半径。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清晰：流量至上可能催生低俗炒作与审丑狂欢，算法推荐可能固化信息茧房、加剧圈层对立，历史虚无主义、粗制滥造、盗版侵权等乱象会在监管缝隙中伺机涌动；部分内容为博取点击率，歪曲历史、伤害公序良俗，尤其需要警惕其对未成年人的侵蚀。这一治理困境并非中国独有。欧盟2022年通过《数字服务法》，试图在平台责任与言论自由之间划定边界，立法过程历经数年博弈，恰恰说明数字时代的文化治理是一个全球性难题；美国在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治理上的反复摇摆，同样暴露出“管与放”之间的深刻张力。传统治理模式面对多元复杂的文化生态时，极易陷入两难：管束过严，则压抑创作活力、扼杀创新萌芽；放任自流，则低俗炒作、流量至上、历史虚无等乱象滋生蔓延。

　　《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文化治理同样如此，贵在火候与分寸。一方面，要用制度与法治划出清晰底线，坚决整治低俗炒作、流量至上、歪曲历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盗版侵权等违法失德行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又要以包容审慎的姿态为创新留出空间，尊重多元题材、小众表达与边缘探索，让主流价值与创新活力在动态平衡中彼此成就。更深一层看，数字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管住”文化，而是涵养一种健康生态：让优质内容获得与其品质相称的流量回报，让低俗炒作在市场的自然选择与制度的底线约束中失去生存空间。这需要的不仅是监管技术的精进，更是一种治理哲学的成熟：相信市场的筛选能力，同时坚守价值底线；尊重创作的多元探索，同时维护公共文化品位。治理的目的从来不是把文化“管死”，而是让文化在清朗生态中“活好”。

　　四个维度合而观之：心理是根，产业是干，传播是枝，治理是水土。根系的创伤会影响躯干的长势，枝干的强弱决定花朵能传多远，水土的厚薄又反过来滋养整个生态。由此出发，后文将按照“做强文化产业、重塑传播叙事、优化文化治理、深化交流互鉴”的顺序，逐一提出建设路径——每一条对策，都对应着本章剖开的一个病灶。

　　五、笃行致远：在多重平衡中久久为功、行稳致远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必须跳出“就文化谈文化、就宣传谈传播”的窄化思维，在守正与创新、自主与开放、价值引领与市场活力、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的支点，分层施策、久久为功。然而，要把文化强国建设办好，首先必须在思想方法上走出一种常见的窄化。仿佛文化建设只是文化部门一家的事，是写几篇文章、办几场活动、上几次节目、推几个项目；仿佛传播工作只是宣传口径上的安排，与经济基础、社会心理、科技变革、国际环境、日常生活脱节。这种思维把完整的文化生态切成了孤立的“宣传板块”，其结果往往是：文件上热热闹闹，生活中冷冷清清；舞台上精彩纷呈，群众中感受不深；阵地建了不少，人心并未真正走近。事实上，文化从来不是悬浮于社会之上的附属品。它熔铸在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审美趣味、日常生活与精神信仰之中，流淌在一代人的气质、表达和选择之中。从社区街角的书店、博物馆里的驻足，到年轻人身上的国潮服饰、手机里的国产游戏；从城市的历史街区、乡村的民俗节庆，到课堂上的经典诵读、剧场里的掌声雷动——文化建设是一项贯通经济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价值与市场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超越单点推进、单项突破的工作思路，在几对重大关系之间，审慎地寻找动态平衡的支点。

　　一是守正与创新的平衡。守正，就是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守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创新，则是用新的时代条件、新的媒介技术、新的审美形式去激活传统、表达当下。中央领导曾经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而“‘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只讲守正而不敢创新，文化就会变成供在玻璃柜里的标本，陈旧板滞、与青年隔膜；只求创新而丢掉根本，文化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追随时尚、随波逐流。唐代韩愈倡“古文运动”，表面上是“复古”，实质是以先秦两汉的质朴文风涤荡六朝骈俪的浮华，借“回到传统”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体革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根脉深处寻找活水的智慧。

　　二是自主与开放的平衡。我们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坚持民族主体性，同时绝不关上大门，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世界各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鲁迅当年提倡“拿来主义”，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既不一概拒斥外来文化，也不丧失自身立场——这正是自主与开放辩证统一的生动注脚。历史提供了正反两面的镜鉴：盛唐之所以成为文明高地，恰在于它既坚守中华文化的底色，又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度吸纳胡乐、梵典、西域物产；而晚清“闭关锁国”的教训则表明，自主一旦退化为自闭，文化的生命力便会在自我循环中枯竭。费孝通先生以十六字箴言概括文明相处的理想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的分量在于：没有“各美其美”的自主，便没有可“美”之物；没有“美人之美”的开放，便没有可“共”之局。

　　三是价值引领与市场活力的平衡。文化产品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商品属性；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正确价值引领人心，又要尊重文化生产规律，让创作主体、社会资本、产业生态各得其所、竞相迸发。2025年的数据提供了一个值得玩味的观察窗口：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152135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16个行业小类营收68253亿元，增速14．3%，对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6%。市场活力不可谓不充沛。但另一组数字同样值得深思：全年国产片票房412．93亿元，大盘占比79．67%，《哪吒之魔童闹海》单片超154亿元。爆款的辉煌与腰部的薄弱并存，头部作品的巨大成功尚未完全转化为产业体系的整体厚度。这提醒我们：尊重市场规律不等于放任“唯流量、唯票房”，行政引导也不应窒息创作的自由空间。真正的平衡，在于让好作品拥有好回报，让创作者拥有尊严，让“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不被“三个月回本”的焦虑所驱逐。

　　这三对关系没有一劳永逸的“最佳中点”，只有随时代条件、群众反馈和实践成效不断校准的动态支点。文化建设又是一项慢工细活、长远之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基础研究要沉下心，经典传承要耐住寂寞，人才培育要跨越代际，产业生态要慢慢养成。正因如此，必须分层施策、久久为功——高端精品攀登高峰，大众文化浸润日常；公共文化兜底普惠，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对内凝聚人心认同，对外塑造文明形象。

　　战略上，要立足全局、系统布局，把文化强国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些部署的深层逻辑在于：文化强国不是某一个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制度、技术、人才、市场、传播的协同演进。市场上，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完善版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体系，推动文化产业从“爆款依赖”走向“体系能力”。人民间，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全民美育，让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当主角、在文化享受中有获得感。国际间，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建强国际传播矩阵，让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对话。

　　而这一切的根基，在于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中央领导曾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份自信，不是凭空而来的宣示，也不是靠几组漂亮数据堆砌的乐观。它来自五千多年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记忆，来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故鼎新能力，来自近代百年屈辱中未曾熄灭的文化火种，更来自当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与认同：当年轻人穿着马面裙走过街巷，当博物馆门前排起长队，当《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观众为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热泪盈眶，当《黑神话：悟空》的海外玩家为一座山西古建而惊叹——文化自信正在从情感认同沉淀为审美自觉，从集体记忆转化为个体实践。这种自信不需要时时宣之于口，它安静地流淌在一个民族对自身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之中，如同地下水脉，无声却不可竭。

　　《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在于它总能在时代挑战中革故鼎新、生生不息。汤因比在考察人类文明兴衰后曾感叹，中国文明“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与现代中国的创新活力交相辉映，当文化自信成为亿万人民日用不觉的精神底色，中华文化必将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绽放更加夺目的光芒。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既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承诺。而这份承诺的兑现，不在别处，就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次对传统的真诚回望中，在每一部用心打磨的作品中，在每一个普通人对自己文明发自内心的珍重中。

　　其一，厚植文化自信的根基：让自信从可触可感、浸润人心的文化体验中生长出来

　　首先要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自信不在空洞口号里，而在亿万次具体的审美相遇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但自信这东西，喊不出来，灌不进去，也逼不出来。一个人不会因为墙上写着“热爱传统文化”就真正热爱，一个民族也不会因为宣言里写满“文化自信”就天然拥有自信。真正的自信，必须建立在反复发生的、可触可感的文化体验之上：是观众在剧场里被一段舞蹈击中的瞬间，是游客在展厅里与三千年前的目光相遇的震颤，是读者翻开典籍时与先贤跨越时空的会心，是年轻人在游戏、动画、音乐中重新认识自己文明时油然而生的自豪。约瑟夫·奈在论软实力时反复强调一个判断：真正的吸引力“往往来自公民社会，而非政府”，它生长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接触与感动之中，而非自上而下的宣示。文化自信的心理机制亦然——它需要的是无数个体在具体情境中被“击中”的经验累积，而非概念层面的反复确认。近年来中国文化领域的实践，已经把这个道理反复验证了一遍。先看一组宏观数字：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全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教育活动58．3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2025年末全国公共美术馆740个，全年举办展览1．1万场，参观人次7886万，同比增长9．4%。数以十亿计的观众走进博物馆、美术馆，“为了一座馆奔赴一座城”成为常态——这不是行政命令组织出来的，而是文化本身吸引力的自发释放。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在殷墟博物馆的夜场灯光下，来自山东的游客打开手机小程序，一一比对认读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游客戴上智能手环，“扮演”宋代书生走入千年前金陵的市井烟火。这些场景的共同特征在于：文化不再是玻璃柜后需要被“瞻仰”的遗物，而是可以被触摸、被参与、被“生活”的体验。正是在这种参与中，认同悄然生长，正如古人所言“日用而不觉”。

　　如果说博物馆热印证的是“走进来”的吸引力，那么电影市场的选择则揭示了“沉下去”的认同深度。 2025年全国电影票房518．32亿元，国产片票房412．93亿元，大盘占比79．67%，年度票房前十中国产影片独占八席。更具标志意义的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元的成绩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和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海外票房收入达6900万美元，在北美770多间影院同步上映，预售票房和排片量创下该地区近二十年华语影片新纪录。一部植根于中国神话的动画电影，能让本土观众用脚投票、让海外观众为之驻足，其深层原因不在于特效的堆砌，而在于“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台词击中了当代人共通的情感结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二维动画《浪浪山小妖怪》，以17．19亿元刷新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纪录，其成功恰恰在于用东方美学的外壳包裹了“打工人”的职场共鸣——传统的形式与当代的情感，在具体的审美体验中完成了对接。

　　游戏领域的突破则展示了文化体验跨越国界的可能性。 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连续六年超千亿元。而《黑神话：悟空》的样本意义尤为独特：截至2025年，全球销量突破3000万份，海外玩家贡献约一半销量，在Steam平台的总收入逼近10亿美元。海外玩家为了理解游戏中的故事，主动去了解《西游记》的原著脉络，去查阅山西古建的历史渊源。一款游戏成为了一座“文化引桥”，这比任何宣介都更有说服力。其背后的逻辑与博物馆热、电影热一脉相承：当文化以足够高的品质、足够真的情感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认同会自然发生，不需要谁来“教育”谁。

　　从数据回到人本身，文化自信的根基便清晰起来。 15．6亿人次走进博物馆，12．38亿人次走进电影院，数千万海外玩家为一个中国神话故事驻足——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相遇时刻”。一个民族对自己文明的态度，最终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在具体体验中获得的真实感受。钱穆在《国史大纲》开篇寄语世人，对待本国历史当保有“温情与敬意”。这份温情与敬意，不可能靠文件要求产生，它只能在一次次被感动、被震撼、被启发的体验中慢慢滋长。文化自信的厚植，本质上是一项“体验的工程”：让文物从库房里走出来，让典籍从书架上走下来，让传统以当代人能够理解、愿意亲近的方式重新进入生活。当足够多的个体在足够多的场景中与自己的文明“相遇”，自信便不再是需要被“建立”的东西——它已经在那里了。

　　文化现象

　　原型与当代表达形式

　　关键数据（口径与时间）

　　意义指向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脱胎于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以舞者肢体复现宋代山水气韵

　　自2021年首演至2026年9月累计演出近千场，巡演近90座城市，总票房突破7．8亿元，连续三年居中国演出市场舞剧类票房榜首，赴台演出开票即售罄

　　让千年古画从卷轴走上舞台，东方美学征服当代观众

　　三星堆博物馆热

　　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纵目面具等考古遗存，经新馆展陈与文创走向公众

　　2024年接待游客599．36万人次，门票收入约3．3亿元，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约2亿元

　　考古发现变成年轻人的精神向往，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典籍里的中国》

　　以穿越对话、戏剧舞台让《尚书》《史记》等典籍中的先贤“走到”当代人面前

　　第一季电视端观众规模2．33亿，微博相关话题阅读超33亿，抖音主话题播放超14亿；第二季全平台播放量超16亿，豆瓣评分9．2，收获全网260个热搜热榜

　　泛黄史书在舞台上“活过来”，经典获得大众级传播

　　《唐宫夜宴》《洛神水赋》

　　以唐三彩乐俑、曹植《洛神赋》为灵感，运用AR与水下拍摄再造唐代气象与洛神意象

　　《唐宫夜宴》全网播放量超20亿；《洛神水赋》全网点击量突破60亿，48小时内19次登上热搜，获外交部发言人推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赞转发

　　传统审美以当代视听语言出圈，频频走向海外舆论场

　　《黑神话：悟空》

　　以《西游记》及传统神魔文化为内核，按世界一流3A游戏工业标准制作

　　截至2024年底全球销量2800万份、总收入超90亿元，海外销量占比超过一半，先后获得TGA“最佳动作游戏”、金摇杆奖“年度终极游戏”、Steam“年度最佳游戏”等国际奖项

　　国产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双赢

　　其二、其三、其四：从体验到“两创”，从清醒到互鉴——文化自信的生成链条与成熟形态

　　我们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一条清晰的生成链条浮现出来：丰厚的文明遗产，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变成当代人可看、可听、可玩、可参与的文化体验；体验中孕育真切的审美震撼，审美震撼沉淀为情感共鸣，情感共鸣最终升华为清晰的身份归属——“这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的美，这是滋养我们的文明”。到这一步，文化自信就不再是文件里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观众走出剧场时的久久回味，是年轻人排队参观博物馆时的热切眼神，是海外玩家为中国神话倾倒时我们心底涌起的自豪。这条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可跳过：没有转化，遗产只是库房里的标本；没有体验，转化只是纸面上的方案；没有共鸣，体验只是转瞬即逝的感官刺激；没有归属，共鸣只是无根的感动。文化自信的生成，恰恰是这四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自然结果。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体验之所以能够通向自信，关键在“可触可感”四个字。《千里江山图》本是一卷深藏故宫、寻常人难以细赏的绢本古画；是舞台上舒展的肢体、递进的青绿色块、群舞如山峦层叠的造型，把11．9米长卷中的石青石绿搬到了观众眼前，“青绿腰”成为亿万观众共同记住的文化符号。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黄金面具本是考古库房与展柜中的出土文物；是新馆的空间叙事、灯光设计、文创开发和社交媒体上的反复传播，让它们走出库房，成为年轻人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精神向往。《尚书》《史记》本是案头艰深的典籍；是《典籍里的中国》让伏生护书、先贤论道的故事在舞台上与今人“相遇”，让泛黄的史书开口说话。文化自信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具体的相遇中，被一寸一寸浸润出来、累积起来的。正如《礼记·学记》所言“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再丰盛的文明遗产，若不被“食用”、不被体验，其滋味便永远停留在概念的层面。

　　其次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在当代生活中生根，而不是在橱窗里复古。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够成功？答案正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两创”方针。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转化不是原封不动地搬运，创新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解构。从这些成功实践中，可以辨认出几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其一是视觉化与舞台化：古画变成舞剧，俑像变成舞蹈，传统意趣借助现代舞美、科技手段获得新的感官强度。其二是戏剧化与故事化：典籍背后的作者命运、成书波折、思想交锋被搬上舞台，让经典先“动人”，再“明理”。其三是产品化与日常化：从故宫淘宝的文创潮玩，到三星堆面具雪糕、博物馆联名服饰，传统符号进入穿戴、饮食、居家，成为年轻人愿意为之买单的生活方式。其四是数字化与游戏化：《黑神话：悟空》用当代顶级游戏工业打开《西游记》的精神世界，数字文博、虚拟展览、国风动画让文明遗产在网络空间持续生长。其五是教育化与制度化：博物馆研学、非遗进校园、经典诵读、传统节庆仪式，让文化体验从偶发的热点变为稳定的公共生活安排。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转化中的偏差。一段时间里，市面上不乏符号堆砌的“伪国风”：服饰式样照搬而文化内涵空心化，背景音乐塞满古筝琵琶却与主题毫无关系，画面铺满龙凤云纹而故事逻辑苍白无力；有的把传统当成噱头和流量密码，粗制滥造、博眼球、赚快钱。这样的“转化”不仅不能培育自信，反而败坏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胃口。真正的两创，一头连着扎实的学术研究与考古支撑，一头连着精到的艺术打磨与群众的真实接受；脱离研究的转化是无根之木，脱离群众的创新是孤芳自赏。《只此青绿》编导团队研究宋代美学、反复揣摩展卷人的人物心境；《典籍里的中国》每一期背后都有史学家的把关与考据——唯有以敬畏之心对待传统、以专业之力打磨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为归宿，古老文明才能在当代生活中真正生根抽枝。歌德曾言：“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两创的真谛，恰在于以当代的创造为古老文明赋予新的价值，而非仅仅消费它的存量。

　　再次是清醒自知：真正成熟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封闭的文化自恋。讲到文化自信，必须警惕一种容易发生的误解：把自信理解为自我满足、自我标榜，认为自家文明完美无缺，容不得半句反思，听不得一点批评，对一切异质文化本能地排斥。这种态度，与自信恰恰相反，它的名字叫文化自恋，是脆弱而非强大，是封闭而非成熟。

　　回望历史，文化自大导致故步自封、终至落后挨打的教训极其深刻。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携近代科技工业品来华，谋求通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写下“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拒绝平等对话。此后清廷厉行闭关锁国，对西方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科学突破与思想变革茫然无知。当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时，曾经辉煌的农耕文明骤然陷入被动挨打的百年屈辱。同一时期，雄踞地中海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固守旧制、排斥革新，在周边文明的冲击中日渐封闭僵化，最终在1453年轰然崩塌。历史一再昭示：一个文明一旦把自身想象成顶点，停止向外部学习、向内部反思，其衰亡往往从精神上的自我封闭开始。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考察了二十余种文明的兴衰后得出一个著名判断：文明的死亡，往往不是源于外部打击，而是源于“自杀”——即创造性少数丧失创造力、多数人不再模仿与追随。换言之，自大与封闭，是文明衰亡的内在病因。

　　另一极端同样需要警惕：那就是文化自卑。近代以来，面对坚船利炮与列强欺凌，一部分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全盘西化，把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贬得一无是处。时至今日，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残余并未完全消失：有人迷信国外的一切，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有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与尊重，言必称西方，视本土创造为“土”和“旧”。文化自卑与文化自大看似对立，根子却是同一个——都缺乏对自身文明客观、完整、清醒的认识，都没有建立起不卑不亢的主体心态。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早有警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的回答是：自信力从来不在“他信力”与“自欺力”之中，而在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身上——这便是“中国的脊梁”。这段话放在今天依然发人深省：真正的自信，既不靠贬低他者来抬高自己，也不靠仰视他者来否定自己。

　　《周易·乾·文言》有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周易·象传》又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熟的自信，内核是清醒自知。我们当然看得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优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家国一体的伦理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诸子百家的深邃、唐诗宋词的华美、四大发明的贡献、多民族交融创造的丰富遗产。同时，我们也不回避文明发展路上的局限与短板：长期封建专制对思想活力的束缚，近代科技革命中我们的落伍，某些传统观念中与现代民主法治、科学理性、个体权利不相适应的成分。看见优长而不盲目自满，正视局限而不自我否定——这才是自信者应有的头脑。我们敢于梳理历史中的得失，敢于扬弃陈旧过时的内容，敢于在时代变革中自我更新，恰恰说明我们对自身文明有足够的底气：真正的大树不怕修剪枝叶，真正的强者不怕听见批评。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一个文明的认识自我，同样需要这种坦诚的勇气。

　　第四是互鉴革新：在平等对话中取长补短，在开放交流中完成自我超越。清醒自知之后，必然通向开放互鉴。真正自信的文明，从不害怕与异质文明打交道；恰恰相反，它有足够的从容走出去、请进来，在对话中认识自己，在比较中完善自己。

　　一是要看清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在长期交流互鉴中生长起来的伟大文明，从来不是在封闭环境里自成一体的“孤岛”。两汉之际，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历经千年的中国化过程，禅宗六祖慧能完成了佛教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佛法禅理汇入诗书画韵，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丝绸之路驼铃声声，张骞凿空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六次东渡；长安城里胡商云集，琵琶、胡旋舞、葡萄美酒进入日常生活；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雕塑，本身就是中印、中亚艺术交汇融合的杰作。发源于中华大地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沿着海陆通道西传，深刻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弗朗西斯·培根更在《新工具》中感叹，这三项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看来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一部中华文明史，既是一部独创史，也是一部交流史、吸收史、融合史。

　　放眼世界，文明互鉴更是普遍规律。古希腊文明在埃及、波斯的知识与制度滋养中发育成长；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保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典籍，后来又回流欧洲，成为文艺复兴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中国的造纸术为欧洲知识普及和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伦理智慧，把《赵氏孤儿》改编为戏剧搬上巴黎舞台；德国文豪歌德晚年阅读中国小说《好逑传》，由作品中的中国人情日常出发，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远见——他写道：“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晚年展望未来，寄望于中华文明的智慧为世界和平提供方案。可见，凡是生命力强盛的文明，无一不是善于学习的文明；凡是伟大的文化成就，几乎都站在不同文明交汇的支点上。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文明相处之道概括为十六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些古老智慧，放在今天依然掷地有声。和而不同，是承认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历史根据与独特价值；有容乃大，是承认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身的视域边界，必须借助他者之镜照见自己的盲区。面向世界，我们既不仰视，也不俯视：不把别人的文化当成偶像顶礼膜拜，也不把自己的文化当成优越感的资本傲视他人。我们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各国在现代治理、科学技术、艺术表达、文化产业上的长处，同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消化吸收中化为自己的血肉。交流越是深入，我们越能看清自己的特色；对话越是平等，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

　　历史已经反复验证了这一辩证法则：开放带来繁荣，封闭导致衰落。汉唐盛世之所以气象恢宏，正在于长安是当时世界文明交汇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事业之所以重新焕发生机，也与我们重新打开国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密不可分。今日之中国，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优越论，正是这一历史智慧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升华。

　　最后，自信，是拥有从容对话、持续成长的底气。由此可以回到本节的核心判断：厚植文化自信的根基，不靠空洞口号，而靠可触可感、浸润人心的文化体验；成熟的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的文化自恋，而是拥有从容对话、持续成长的底气。它从亿万观众走进剧场、博物馆、影院、游戏世界的真实体验中生长，从两创实践对传统的当代激活中获得滋养，在清醒自知中守住主体，在开放互鉴中不断革新。自信不是终点状态，而是一种持续更新的精神能力：对自身文明有温情与敬意，对自身局限有坦诚与反省，对世界他者有尊重与好奇，对未来发展有信心与耐心。这正是建设文化强国在“守正与创新、自主与开放”这两组平衡上必须首先夯实的第一块基石。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回答：如何在价值引领与市场活力之间把握分寸，如何让主流价值赢得人心、让文化生态生生不息；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形成与之综合国力相称的传播能力与感召力——这些，正是后文继续分层展开的题目。（未完待续）

　　2026年11月2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兼总主持。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九千多万字，发表各类文章五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六万字和至少每天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他既为苍生说人话，也为权贵美策划!他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偶然的争利，没有必然的对立;虽然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只要大家心连心手携手，幸福美好处处有时时有!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上下同心，面貌焕新!他真诚希望国家好人民好世界好人类好!他向往：世界和乐、社会美满，人类大同、民族幸福!他的文笔人品学识格局境界，受到高层和广大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与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