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国防军事与国家安全核心任务:固国防、守底线、保全域、护复兴
第三节 构建全域立体国家安全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
(接10月28日)四、制度的回答:从“各守其门”到“共守一域”
当安全风险冲破粮食、能源、网络、数据、认知五大疆域的边界壁垒,从局部单点隐患演变为跨领域链式传导的系统性危机之时,传统“条块分割、分兵把守”的治理模式,必然陷入“守得住门户、堵不住缝隙”的治理困局。各部门画地为牢、各自设防,看似人人有责,实则处处无责;看似层层设防,实则风险总能游走于权责交界地带,令所有防御投入事倍功半、防不胜防。这绝非书斋之中的理论推演,而是数百年间全球重大危机反复淬炼得出的治理铁律,是无数惨痛灾难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制度镜鉴。
回望近现代全球治理迭代的百年脉络,每一次席卷全域的系统性灾难,都会倒逼监管体制打破壁垒、重塑协同格局。1929 年华尔街股灾引爆全球大萧条,上万金融机构接连破产,数千万民众积蓄一夜归零。事后复盘,危机的根源绝不只是个别银行家的投机贪婪,而是分业监管壁垒之下,商业银行储蓄业务与投行证券业务相互交织,风险可以在不同监管板块之间自由穿梭、无序蔓延。为此美国紧急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筑起分业经营的制度高墙,同时搭建联邦存款保险机制,打通银行、证券两大行业的监管藩篱,把分散孤立的独立岗哨,初步整合为跨行业联动的防御体系。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横扫东亚,跨境短期资本借助监管分割的漏洞快进快出,多国外汇储备瞬间耗尽,汇率体系濒临崩溃。痛定思痛之后,东亚各国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单边管控,纷纷扩充外汇储备池、搭建多边货币协作机制,织密跨境资本流动的联合防火墙。及至 2008 年全球次贷危机再度爆发,混业经营打破了行业边界,而分业监管依旧固守各自权责,金融衍生品层层嵌套、跨市场风险肆意传染,监管部门只能在风险爆发后仓促救火。国际社会由此彻底达成共识,全面革新监管框架,建立起穿透机构、贯通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把分散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碎片化监管力量,整合为全域一体的风险防控网络。一条清晰不变的制度演进主线贯穿百年:风险一旦跨域流动,治理就必须打破门户之见,把一座座彼此隔绝的单人岗哨,串联成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协同联动的全域防御阵线。
但只有看清“九龙治水、壁垒丛生”酿成的惨重代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协同治理的核心价值。世间绝大多数系统性风险,从来不会爆发在某一个部门权责清晰的管控盲区,而是诞生在部门与部门、层级与层级、行业与行业权责交界的空白地带。古人云:“百里之渠,溃于一缝;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全域安全体系最大的软肋,从来不是正面设防的薄弱环节,而是权责交界无人看管的制度缝隙。只要治理体系存在部门壁垒、信息孤岛、权责真空,风险就会像流水一样,绕开严密设防的主阵地,沿着管理缝隙悄然渗透、逐级放大,最终酿成全局性灾难。
国内外无数真实案例,一次次印证这条治理规律。国内多地出现跨业态安全事故:道路救援业务横跨交通运输资质管理与公安路面执法两大领域,监管权责分属不同部门,双方信息不通、执法不同步,无资质车辆长期非法营运,最终酿成重大交通事故。事后调查清晰显示:交通部门只管经营资质,交管部门只管路面违章,两个监管主体互不共享数据、缺少联合核查机制,业态交叉地带长期处于监管真空,隐患长期潜伏而无人发现。水域生态治理同样深陷条块分割困局:一条河流流经多个区县,水利、城管、环保、海事分条监管,上游排污归环保、岸线违建归城管、船舶污染归海事,一旦污染物跨区域流动,没有任何单一部门能够开展全链条溯源治理,污水常年跨界流淌,治理陷入“上游治、下游污”的循环僵局。
放眼全球,监管壁垒造成系统性崩塌的教训更为触目惊心。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美联储看管商业银行,证监会管控投行,保险业务由各州单独监管。金融集团通过设立数十家跨行业子公司,把高风险次贷衍生品在银行、券商、保险机构之间来回流转。每一家监管机构只盯着自己管辖板块的业务,看不到整个集团内部层层嵌套的风险链条,等到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瞬间穿透所有行业壁垒,席卷整个金融体系,而分散的监管力量早已无力拦截跨市场连锁崩盘。冰岛银行业危机更是把条块分割的弊端推向极致:银行混业经营、跨境扩张,而国内监管机构只盯着本土存款业务,对海外投资、同业互持的风险视而不见,监管边界跟不上业务边界,最终三家全国性银行在一周之内集体破产,一国金融体系轰然崩塌。
放到我们本篇全域立体安全的整体框架之中,跨域风险传导的特征更加突出:粮食供应链安全牵涉农业、海关、商务、交通多部门;能源保供横跨油气开采、跨境运输、电网调度多个领域;网络数据安全联动网信、公安、工信、市场监管多条战线;认知舆论治理则需要宣传、网信、文旅、公安协同发力。倘若依旧固守“各扫门前雪”的治理模式,农业部门只管粮食产量,却不去关注海外供应链的地缘风险;交通部门只管油气运输畅通,却不预判航线封锁带来的连锁冲击;网信部门只管平台网络漏洞,却管不住跨行业数据聚合带来的情报泄露;宣传部门只管线下舆论引导,却难以单独封堵算法批量推送的深度伪造叙事。风险在产业链、数据流、信息流之间自由跨界游走,治理却被部门边界牢牢锁住,防线必然处处脱节、漏洞百出。
“各守其门”是静态治理的旧范式,适合风险封闭在单一领域、不向外扩散的传统时代;而“共守一域”才是动态治理的新范式,适配风险跨域流动、链式传染的数字时代。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治理视野的边界:前者以部门权责为边界,只管自家一亩三分地,只管事后处置个案事故;后者以风险传导链路为边界,沿着粮食供应链、能源运输线、数据流转链、舆论传播链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管控,把监管触角延伸到风险滋生、流转、放大的每一个环节。
协同共治绝非简单召开联席会议、组建临时专班,而是一场深层次的制度重塑: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打通数据共享通道,破除“信息私藏、各自封闭” 的孤岛格局;厘清跨领域交叉事项的权责划分,消除“有利大家抢、有责互相推” 的权责真空;建立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研判机制,不再等事故爆发之后再分头调查,而是提前沿着风险传导链条开展联合排查,把隐患封堵在跨界传导之前。
《商君书・开塞》有言:“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利出多孔者,其国分崩。”治理权力分散、监管门户林立,风险就会从无数缝隙之中源源不断滋生;唯有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监管力量整合为一体,把碎片化的单门防守,升级为全域一体的联防联控,才能堵住所有制度缝隙,斩断风险跨域传导的路径。
把这一层制度变革放回全篇宏大逻辑之中:筑牢粮食能源实体底座,守住生存根基;搭建网络技术屏障,抵御代码突袭;推动法治转向系统性防御,实现事前设防;斩断数据黑产链条,掐断情报源头;守护认知共识,筑牢人心防线;而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从“各守其门”到“共守一域”的制度整合,则是保障前五重防线能够联动运转、彼此托举的体制保障。没有全域协同的制度架构,再多技术设备、再多法律条文、再多治理举措,都会被部门壁垒割裂成一盘散沙,难以应对纵横交错的跨域系统性风险。
单一门户再坚固,挡不住绕墙而行的暗流;全域防线连成一体,方能筑牢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跳出画地为牢的门户思维,建立全域统筹、条块联动、跨域协同的治理新格局,才能真正实现全域立体安全体系闭环运转,让风险无处遁形、无路可传。
(一)缝隙在哪里:三场灾难的同一个制度解剖样本
风险的溃口,往往不在正面设防的主阵地,而在权责交错、信息隔绝的夹缝之间。横向部门之间的壁垒、纵向层级之间的遮蔽、不同防区之间的失联,是古今所有系统性灾难共通的制度病灶。跨越数百年时光,三场震撼史册的重大灾变 ——现代反恐史上的 9・11袭击、工业安全史上的切尔诺贝利核爆、古代军事史上的土木堡之败,场景迥然、诱因各异,剥开表层原因之后,内里却是同一种病理:分散履职,信息隔离;局部尽责,全局失明。这便是全域安全治理必须直面的第一道命题:治理的盲区,藏在边界之上;致命的缝隙,生于隔离之中。
案例一:9・11 事件——横向情报孤岛,隔断“拼接真相”的线索2001年 “9・11”恐怖袭击之后,《9・11 委员会报告》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定论:这场浩劫的根源,不在于缺少预警线索,而在于美国在“想象力、政策、能力与管理”层面发生了系统性溃败。长久以来,世人习惯于将悲剧简化为个别人员的疏忽懈怠,而报告还原的真相,远比个体失职更为冷峻沉重:指向袭击的碎片化情报早已散落于不同机构,但一套人为设置的“隔离之墙”,阻止了线索交汇、印证、拼图的全过程。彼时美国情报体系之中,CIA 已经锁定基地组织海外人员,掌握恐怖分子入境潜伏的关键信息;FBI 则监测到多名外籍人员在境内飞行学校反常参训——只练习起飞降落,拒绝学习应急处置,明显带有劫机图谋。一外一内两条线索,本可以相互勾连、提前锁定袭击链条。
可在当年的制度框架之下,刑事调查情报与对外情报之间横亘着著名的“隔离墙”,多套恐怖分子身份数据库互不兼容、无法互通,Watchlist 名单分散维护、权限割裂。CIA 手中的境外人员名录无法顺畅推送至 FBI,FBI 境内侦查卷宗也不能流转到海外情报单元。两条足以预警灾难的线索,被锁进两套互不连通的独立抽屉,各自静止、彼此隔绝。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事后直言病灶:“9・11 惨剧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就是联邦调查局(FBI)掌握的信息,中央情报局(CIA )全然不知。”
这里没有谁刻意渎职,每一个机构都恪守法定权责边界,每一名探员都在本分之内完成工作。但是,分设的权责边界制造了信息孤岛,形成“我所知者,你不能见;你所察者,我无从知”的治理死局。局部岗位的履职叠加,并不会自动合成全局的风险图景。等到分散的碎片永远无法拼成完整敌情,风险便在无人看见的夹缝里悄然发酵,最终酿成近三千人殒命的惊天惨剧。这正是孤岛治理与生俱来的宿命缺陷:分兵把守,可以守住各自辖区,却看不见游走于边界之上的对手。
案例二:切尔诺贝利事故——纵向层级过滤,一路衰减的真相链条。如果说 9・11是平行机构之间的横向隔绝,那么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则展现纵向层级链条上层层遮蔽、逐级失真的另一种形态的制度裂隙。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核事故,表层诱因是反应堆设计缺陷、现场人员违规操作,而持续放大灾难、贻误救援窗口的深层元凶,是一条自上而下不断稀释真相的信息衰减链路。4月26日凌晨,四号反应堆轰然爆炸,现场辐射读数瞬间击穿安全红线。但电站管理层出于追责恐惧,刻意压低辐射监测数值,淡化爆炸烈度;险情向上报送至能源部门、核安全监管机构之时,严重程度已经被大幅修饰;信息一路抵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呈送决策者的简报,仅仅描述为一次普通设备火情,核辐射的致命威胁被刻意轻描淡写、隐而不报。为封锁消息,地方管控对外通信、限制人员流动,第一批奔赴火场的消防员,甚至不知道面前看不见的辐射尘足以吞噬生命,在毫无防护的情形下投入抢险,付出难以挽回的生命代价。直至高辐射烟尘飘洋过海,在瑞典的核监测站点被捕捉到异常,外界才知晓这场灾难的真实体量,距离爆炸已经过去两天有余。
在这套逐级上报的体系之中,每一级管理者只对本级考核、本级责任负责,没有人对整条安全链条、全域风险后果负责。一线见险情,中层做修饰,高层受蒙蔽;报表层层美化,警报步步弱化,重大隐患包裹在失真信息之下持续发酵。反应堆外壳的裂痕只是物理导火索,真正撕裂安全防线的,是上下级之间信息互通接口上的制度裂缝。硬件可以检修,规程可以修订,只要信息链路存在单向遮蔽、报喜不报忧的激励,风险就会沿着层级缝隙不断蓄积,直至无可挽回。
案例三:土木堡之变——古代边防分汛设防,跨镇军情传递的时效鸿沟把视线回溯至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五百多年前的军政悲剧,早已写下“分域设防、信息不通” 的古老警示。明代九边边防体系建制完整,哨探巡塞、塘报传讯、墩台预警,制度设计看似周密。这套体系的底层逻辑,却是分镇划汛、各自守土:各边总兵只管本防区之内的敌情,塘报只向本镇、本线长官递报,镇与镇之间没有常态化军情互通机制,京师中枢获取全域态势天然滞后。
瓦剌大军突破长城、长驱南下之时,前沿汛地的警报仅送达本镇,邻镇守军、御驾亲征的明军主力迟迟收不到联动预警。瓦剌骑兵机动穿插,而军情仍依靠驿马分段传递;敌军突破一处防线,其余各镇依旧闭目塞听。英宗与王振统帅数十万大军,对敌我态势、敌军合围路线长期判断失准,最终选择在缺乏水源、无险可凭的土木堡仓促扎营,十几万精锐一朝覆没,天子被俘,朝野震动。从战术上看,败于指挥失当、接应脱节;从制度根由审视,这是典型的碎片化防御困局:风险推进的速度,远远超过跨区域情报流转的速度。防线是分段修筑的,敌人却不受边界约束;哨探是分区布设的,危机却可以跨防区自由流动。
三起灾难,横亘古今,覆盖古代军政、现代反恐、核工业安全三大截然不同的领域,却共享同一套底层病理:系统性风险几乎不会爆发在单一岗位权责内部,它专门滋生、游走、放大在部门之间、层级之间、区域之间的交界缝隙。每一个主体都在依规履职,每一项局部决策单独审视都合乎本分,无数个“局部正确” 叠加起来,却拼凑不出“全局安全”。
《荀子・荣辱》有言:“事无礼则不成,人无群则不立。”所谓“群”,即是协同互通、联为一体。分疆把守的旧模式,适合风险封闭在单一边界之内的静态时代;而今天,粮食危机、能源波动、网络攻击、数据窃密、认知渗透沿着产业链、数据流、信息流跨域传导,风险不再恪守人为划定的行政边界。仅仅依靠 “各扫门前雪”,只能守住局部阵地,挡不住跨界传导的连锁冲击。
这正是全域立体安全制度建设必须破解的核心命题:我们再也不能把部门交界、层级交界、区域交界的空白地带,默认为“别人的责任”;不能任由权责缝隙游离在监管视野之外。必须把这些边界缝隙本身,列为治理重点;把一座座孤立岗哨,织成一张全域贯通、双向互通、闭环联动的安全巨网,完成从“各守其门”走向“共守一域”的制度跃升。古云:“沟堑虽密,难隔奔流;烽燧虽明,不通则废。”设防之要,不在于界墙之多,而在于脉络相通、线索相连、全域共察。
(二)缝隙的本质:条块分割催生“责任真空”
透过 9・11 恐袭、切尔诺贝利核灾、土木堡惨败三场跨越古今的灾难样本,我们可以穿透表层的管理疏漏,直抵制度架构的深层病灶:权责缝隙的本源,是条块分割治理模式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最终催生无人兜底、无人牵头的“责任真空”。
传统科层治理体系,以纵向层级与横向职能切割权责边界:纵向自上而下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四级管理层级,权责逐级分解、任务层层下压;横向则拆解为发改、工信、公安、网信、农业、能源、应急等数十个独立职能部门,恪守 “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分业监管”的刚性原则。这套分工体系,在社会事务相对封闭、风险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传统治理场景里,优势十分突出:权责条目清晰、岗位分工明确,能够实现日常行政事务高效流转、各行其责,保障社会常态平稳运行。然而世事流变,当风险突破行业壁垒、跨越行政边界,形成跨域链式传导的系统性危机时,这套“画地为牢”的治理架构便会瞬间暴露出先天短板:一旦风险溢出本部门、本辖区的法定权责清单,立刻坠入“人人沾边、无人牵头”的灰色地带。有利可图的事项,多方争抢管辖;无利可图、投入巨大、风险极高的跨界隐患,便沦为“多龙治水、互相观望”的治理盲区,形成看得见管不着、管得了担不起的治理困局。
经济学界加勒特・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理论,精准诠释了这一治理困境:一片向全体牧民开放的公共草场,每一名牧民都只谋求自家牛羊收益最大化,没有人愿意投入成本维护整片草场的生态平衡,最终导致草场过度放牧、全面退化。部门交界、层级交界、区域交界的风险隐患,正是国家安全治理领域里的“公共牧场”:跨界隐患不属于任何单一部门的主业考核指标,隐患排查、风险溯源、协同防控的投入,无法计入本单位绩效考核;在“重显绩、轻潜绩”的考核导向之下,没有部门愿意主动投入资源治理边界隐患。等到隐患发酵扩散、酿成系统性事故,风险早已跨越多个行业、多个辖区,责任链条盘根错节,追责环节极易陷入相互推诿、等待上级牵头的僵局。
前文三场灾难,无一不是“公地悲剧”在安全治理领域的鲜活映照。9・11 事件中,境外情报搜集归CIA主责,境内刑事侦查属于FBI核心业务,两大机构之间跨境线索互通、情报交叉核验,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核心考核任务,跨部门情报联动长期缺少常态化机制,境外人员名单与境内异常参训线索被永久隔离在两套独立系统之内,碎片化情报始终无法拼成完整敌情图景。切尔诺贝利事故里,电站运营安全由能源部门监管,核辐射监测由核安全机构独立履职,上下级之间信息报送的真实性,缺少跨部门交叉监督机制;层层上报链条里,每一级只对本级考核结果负责,刻意修饰险情、压低辐射数值,最终酿成瞒报延误救援的重大悲剧。土木堡之变的边防体系更是如此:九边各镇只对本防区防务负责,邻镇军情通报不属于本镇考核范畴,跨镇军情联动长期松散无序;瓦剌骑兵突破一处防线,其余各镇依然闭目塞听,前线塘报只能在单个军镇内部流转,跨防区预警全线失灵,最终数十万大军身陷合围。放眼当代全域安全治理实践,这类因条块分割形成的责任真空,早已遍布粮食、能源、网络、数据、认知五大安全疆域,风险传导的无边界性与治理分工的人为割裂,形成尖锐的不对等格局。
在网络安全领域,黑客攻击从来不会受部门边界约束。境外网络黑产先从信息产业平台窃取海量用户数据,再依托跨行业数据拼接,绘制电网、轨道交通、水利枢纽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数字图谱;网信部门只能守住平台数据出口,工信部门只管工业系统运维,公安部门聚焦事后打击,跨行业风险前置阻断缺少联动机制,攻击者可以轻松游走在产业监管缝隙之中,完成情报搜集与定向渗透。
在粮食供应链安全领域,国际粮价波动顺着产业链层层传导:商务部门紧盯进出口贸易,农业部门管控国内粮食产能,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终端物价,一旦跨境供应链出现地缘阻断,风险会从海外产区一路传导至饲料加工、畜禽养殖、米面加工全链条;单一部门只能管控产业链其中一环,上下游跨界风险无法实现全链条预判与前置防控,极易出现上游断供、下游涨价,多方各自应对、缺少统筹联动的局面。
在流域生态安全领域,一条江河横跨数个地市,上游排污归生态环境部门监管,岸线违建归城管部门管控,船舶污染归海事部门处置,上下游分属不同行政辖区,“上游排污、下游受灾”成为长期治理顽疾。污染源顺着水流跨区域流动,治理权责却被行政边界牢牢分割,没有任何单一部门能够开展全流域溯源治理,跨界污染隐患长期蛰伏在辖区交界地带,形成治理真空。
在认知舆论治理领域,境外深度伪造内容借助算法推送全网扩散,宣传部门主管线下舆论引导,网信部门管控平台内容审核,公安部门打击造谣诈骗;虚假叙事跨地域、跨平台快速传播,部门之间缺少舆情线索实时共享机制,等到谣言发酵撕裂社会共识,治理往往只能被动后置处置,难以做到源头封堵。
《淮南子・说林训》有言:“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善。”局部履职易,全域设防难。条块分割的制度设计,把完整的安全防线切割成一块块独立岗哨,风险却如同流水一般,专挑权责交界的缝隙渗透蔓延。治理体系人为划定条条块块,风险却不分部门、不分地域、不分行业;防线被行政边界割裂,威胁却沿着产业链、数据流、信息流自由跨界游走,攻防博弈天然形成“治理碎片化、风险一体化”的失衡格局。
只要治理体系依旧固守“各扫门前雪”的条块分割模式,只要跨域风险始终处在无人兜底的责任真空地带,制度缝隙就永远无法彻底弥合。单一部门再严密的内部管控,也挡不住风险从边界缺口悄然潜入;单项制度再严苛的惩戒条款,也弥补不了跨界协同机制缺失带来的全局漏洞。唯有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层级阻隔、破除区域藩篱,把分散割裂的责任单元整合为一体,才能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一处交界缝隙,从根源上终结“公地悲剧”,筑牢全域一体的安全屏障。
(三)治理破局:构建全域协同的一体化制度闭环
条块分割催生责任真空,部门壁垒制造信息孤岛,权责交界沦为治理洼地。当风险沿着产业链、数据流、信息流跨域自由游走,固守“各守其门”的分散设防模式,注定只能被动堵截、疲于救火。破解这一制度困局,治本之策在于彻底打破行政壁垒、打通层级阻隔、破除区域藩篱,把碎片化的分散防线整合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一体化联防体系,把以往无人看管的权责缝隙全部纳入统一监管框架,真正实现从“分头把守”到“共守一域”的根本性制度跃迁,构筑起全域立体安全牢不可破的制度闭环。
其一,破除信息壁垒,搭建全域贯通的风险共享数字平台。信息互通,是一切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情报联通,是提前拦截跨域风险的第一道关口。无数历史灾难反复印证:绝大多数系统性危机,都不是缺少预警线索,而是散落于不同机构的碎片化信息无法碰撞印证,最终困死在一座座“数据孤岛”之中。
9・11 恐怖袭击留给全球治理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情报“烟囱化”带来的致命恶果。惨剧发生之前,CIA 掌握境外恐怖分子入境线索,FBI捕捉到境内人员反常参训的疑点,两条线索一旦互通核验,完全可以提前锁定袭击链条。但彼时美国情报体系条块分割,两大机构之间横亘着严格的信息隔离机制,数据库互不联通、线索互不流转,碎片化情报始终无法拼成完整敌情图景,最终酿成近3000 人遇难的悲剧。痛定思痛之后,美国在 2004 年出台《情报改革与反恐预防法案》,设立国家情报总监,统一统筹全美十几家情报机构,搭建全国统一反恐情报共享中心,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把分散在各个系统的人员信息、境外动态、境内异动集中归集、交叉比对,从制度上终结情报孤岛问题。改革落地之后,美国境内同类大规模恐怖袭击长期得到有效遏制,充分印证了信息一体化对于风险预警的决定性价值。
放眼我国全域安全治理体系,同样必须把打通数据壁垒作为首要工程。当前粮食、能源、网信、公安、交通、应急、市场监管等数十个职能部门,各自建有独立业务系统,粮食供需产能、跨境能源通道、网络攻击预警、产业链异动、舆情波动等风险数据长期分置在不同平台,跨行业、跨层级的数据共享缺乏常态化机制,极易形成“看得见局部隐患,看不见全局风暴”的治理盲区。
破解困局,必须加快建设统一的全域安全风险感知平台,破除部门之间的数据藩篱,推动多领域数据资源有序归集、安全互通。把农业部门的粮食产销数据、能源部门的油气电力运行动态、网信部门的网络攻击监测预警、公安部门的涉险人员线索、宣传部门的舆情异动信息全部接入一体化平台,依靠大数据算法自动碰撞信息、交叉印证疑点,对跨行业传导的链式风险提前研判、提早预警。从源头杜绝风险藏匿于信息孤岛,真正做到“一处出现异动,全域同步感知”。
古人云:“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合天下之耳目者,方能洞察四海之隐患。” 只有打破数据壁垒,让信息自由流转,才能把分散的“点状情报”汇聚成完整的“全域态势”,为联防联控筑牢数据根基。
其二,重塑责任架构,把交界缝隙纳入常态化监管清单。“公地悲剧”之所以反复上演,根源在于跨界风险处在“人人有责、人人不牵头”的责任真空地带。部门只盯着主业范围内的显性任务,对权责交界地带的隐性隐患缺乏排查动力;一旦隐患跨领域扩散,又极易陷入多龙治水、相互推诿的僵局。根治这一顽疾,核心是重构责任体系,把以往无人看管的边界缝隙,转化为多方共管的重点防线,给每一处治理洼地明确责任主体。
一是要建立“首接牵头、联动处置”的闭环责任机制。针对跨域风险,严格落实首接负责制:谁最先发现跨界隐患,谁就作为第一牵头单位,第一时间启动跨部门联动流程,其他职能部门必须同步跟进、协同处置,绝不允许观望等待、推诿扯皮。川渝跨界治理大洪湖的实践堪称典范:过去湖面分属重庆、四川两地,岸上归地方乡镇管辖、水面归水利部门管控,长期存在“上游排污、下游受害,岸上违建、水面无人管”的治理真空。两地打破行政区划束缚,签订跨界联防联控协议,确立“首接牵头、两岸共治”规则,只要任意一方发现非法捕捞、污水直排等问题,立刻启动联合执法,统一调度两地执法队伍同船巡湖、同步取证,自机制落地以来,跨界问题处置率达到 100%,彻底告别 “各管一岸、互不配合”的旧格局。
二是要组建跨部门实体化联防专班,实现一体化统筹调度。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产业链供应链防护、网络数据治理、社会舆论稳定等高频跨界安全事项,跳出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成立实体化运行的跨部门联防专班,打破条块边界,实行集中办公、统一调度、联合排查。内蒙古突泉县针对山林河湖分属林草、水利、公安多部门监管的乱象,组建生态警务联勤共治中心,把分散在多个单位的巡查力量整合一体,建立“线索互通、案件互移、联合整治”机制:公安负责涉刑案件打击,行业部门负责行政隐患整改,实现行政监管全覆盖、刑事打击无遗漏,把以往部门交界的监管盲区,变成全域共管的平安防线。
三是要将边界隐患纳入考核清单,补齐“重主业、轻交界”的制度短板。以往绩效考核大多聚焦部门主业,权责交界地带的隐患治理属于“潜绩”,投入再多也难以体现工作成效,自然缺少主动治理的动力。必须优化考核导向,把跨区域、跨行业、跨层级交界地带的风险排查、隐患整治、协同联动成效纳入年度刚性考核,对边界治理不力、协同配合缺位的单位予以问责,从考核指挥棒上破解 “重分内、轻交界”的治理惰性,让每一处制度缝隙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兜底。
其三,前移防控关口,从“事后救火”转向“事前联防”。复盘 9・11 恐袭、切尔诺贝利核爆、土木堡惨败三场灾难,无一不是被动处置多于主动预防:险情发生之后仓促补救,隐患酝酿阶段疏于管控;信息层层过滤、险情逐级美化,等到风险全面爆发,早已错失最佳处置窗口。全域安全治理必须彻底跳出“出事整改、不出事放任”的被动循环,把治理关口向前推移,构建全链条穿透式前置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未发先防、隐患露头即治。
一是要开展全链条穿透式风险排查,沿着风险传导链路管住每一处节点。系统性风险总是沿着产业链、数据流、信息流层层传导:境外黑客先窃取平台数据,再测绘关键基础设施;国际粮价波动顺着贸易链条传导至加工、养殖全产业;境外虚假叙事依托社交平台跨地域扩散。传统分段监管只能管住产业链单一环节,堵不住跨界传导的链式风险。必须推行穿透式全链条管控,顺着风险传播路径一查到底:在粮食安全领域,打通外贸进出口、国内种植、仓储物流、终端加工全链条,对跨境供应链断供风险提前开展情景推演;在网络安全领域,从平台数据采集、存储流转到工业控制系统接入,把跨行业数据流动的每一个节点全部纳入监管;在认知安全领域,沿着内容生产、算法分发、全网传播的链路溯源管控,堵住境外虚假叙事跨平台扩散的通道。把风险在部门之间流转的每一个接口全部扎紧,不让隐患在环节缝隙中持续发酵。
二是要健全多层级信息核验机制,堵住逐级瞒报、层层衰减的漏洞。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纵向层级之间的信息遮蔽,是重大隐患长期隐匿的重要诱因。电站管理层为规避追责刻意压低辐射数值,险情逐级上报时不断缩水失真,高层决策者长期看不到真实风险,最终延误黄金救援时机。
破解信息衰减难题,必须建立独立于报送链条之外的交叉核验机制,杜绝 “自报自查”。一方面,健全跨部门平行监督制度,一线险情除了向本级主管部门上报,同时抄送独立监管机构,形成双线报送、双向核验;另一方面,完善常态化抽查核查机制,上级部门随机抽取基层监测数据、隐患台账,实地核验信息真实性,严厉整治虚报瞒报、层层修饰险情的行为。同时配套刚性问责条款,对跨域风险隐瞒不报、信息截留、协同处置消极懈怠的单位与个人严肃追责,用制度利剑斩断信息失真链条,保障风险信息真实、完整、及时向上传递。
三是要完善风险闭环处置流程,构建“预警—研判—处置—复盘”完整链条。全域联防不能只停留在隐患排查环节,必须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平台发出风险预警后,专班第一时间开展多部门联合研判,精准划定责任分工;牵头单位同步组织联合处置,各部门同步跟进、协同发力;隐患处置完毕之后,及时开展复盘评估,深挖制度短板,补齐防控漏洞,实现“发现一处隐患、堵塞一批漏洞、完善一套机制”,持续迭代优化联防体系,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织密全域联防之网,筑牢长治久安之基。古语有言:“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千丈长堤,溃于蚁穴之隙;万里雄关,毁于墙垣接缝。”一道再坚固的城门,只能守住单一阵地,挡不住敌人从城墙接缝处潜行渗透;一段再牢固的堤坝,只能抵御正面洪流,防不住河水从堤岸缝隙慢慢渗漏。
全域立体安全的防线,从来不是一道道彼此孤立、各自设防的城门,而是一张脉络贯通、环环相扣、密不透风的巨型防护网。如果继续固守条块分割的旧模式,部门壁垒林立、信息流转受阻、交界责任悬空,制度缝隙就会永久存在,跨域风险总能找到突破口。唯有打破条块分割的桎梏,打通信息壁垒、厘清交界责任、健全前置联防机制,把分散孤立的岗哨连成一体,把无人看管的治理缝隙全部补齐,实现上下同心、左右联动、全域联防,才能圆满完成从“分头设防”到 “共守一域”的制度跃升,为全域立体安全筑牢坚实稳固、长久可靠的制度根基。
《尉缭子・兵教上》写道:“兵者,攻守一体,联则固,分则弱。”大国安全博弈早已跳出一城一域的对抗,唯有全域一体、协同联动,方能守住实体疆土、守住网络空间、守住数据资产,最终守住亿万民众的人心共识,守住国泰民安的长治久安。
(四)中国的制度回答:以“总体”搭建全域治理的制度化连接
纵观人类历史上所有系统性安全灾难,其爆发逻辑高度一致:风险很少诞生在单一机构权责边界之内,绝大多数隐患都滋生于部门与部门、层级与层级、行业与行业、区域与区域之间无人监管的制度缝隙。明代土木堡之变,败于九边各镇军情互不联通,横向情报链路断裂;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毁于自上而下层层瞒报,纵向信息链条持续衰减;美国“9・11”恐怖袭击,困于CIA与FBI长期信息隔绝,平行治理形成情报孤岛。三场跨越古今、横跨军政、工业、反恐多领域的重大悲剧,共同指向同一个治理顽疾:条块分割、分兵把守的传统治理架构,必然催生权责悬空的“责任真空”;当风险沿着产业链、数据流、信息流跨域游走时,彼此孤立的分散防线,必然顾此失彼、防不胜防。
面对这一世界性治理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给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制度方案。它绝非把政治、国土、经济、粮食、能源、网络、数据、认知等二十余个安全领域进行简单机械的板块拼接,不是把一块块独立的安全防线简单堆砌在一起;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总体”二字——以系统性思维搭建制度化连接,在领域之间架起联动桥梁、在层级之间打通传导通道、在治理全链条构筑闭环机制,把一座座彼此割裂的治理孤岛连成通衢大道,把一条条分散孤立的单点防线,织成一张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环环相扣的全域立体防护网。古人云:“合众为一,聚沙成塔;联则坚固,分则溃散。”“总体”的本质,就是依靠刚性制度填平治理缝隙、破除行政壁垒,把碎片化治理升级为整体性联防。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作出系统性顶层部署,明确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统筹推进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体系一体建设。五大体系一体布局,绝非单纯增设机构、扩充编制,其核心目标是塑造跨域统筹、上下贯通的协同治理能力。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主线由此实现根本性转向:从过去侧重岗位划分、权责切块的条块管理,转向破除壁垒、畅通联动的一体化治理,这既是对古今中外安全治理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应对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跨域链式风险作出的制度优化。
在整套制度设计之中,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建设尤为关键。顶层文件明确提出,推动风险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推动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由事后反应、被动救火,转向事前预警、前置处置。短短“各环节有效衔接”七个字,精准击中“9・11”恐袭与切尔诺贝利核灾两大事故的制度病灶:前者败在跨部门情报线索互不连通,治理环节彼此割裂;后者坏在纵向信息逐级过滤、层层失真,信息链路中途断裂。无数事实证明,治理链条咬合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整个安全体系的防护效能;防线能不能堵住权责缝隙,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把分散的治理节点连成无缝衔接的完整链条。
这种制度化连接,早已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可触摸、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实践。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率先破题,以刚性联动机制破解部门壁垒难题:区委国安办推动全区21个国安委成员单位与7个镇街结成常态化协作对子,把责任传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资源共享全部纳入结对协作清单,形成固定的跨部门、跨层级联动接口。从表面看,这只是区镇对口协作的行政安排,但其深层制度价值在于:用结对机制在原本互不往来、信息封闭的行政单元之间,开辟稳定通畅的信息通道与行动渠道,从源头消除本位主义造成的数据孤岛。
不止于横向部门联动,南海区更进一步补齐技术协同短板,组建起全省首支网络与数据安全专业服务队,把分散在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通信运营商中的零散技术力量整合为统一的公共技术资源池,常态化深入机关单位、工业园区、中小制造企业开展漏洞排查、网络防护、应急抢险服务,全年开展 60 场宣讲,覆盖超过 2400 家重点企业。纵观南海区一整套创新举措,其核心价值并不局限于结对机制、专业服务队这些外在形式,而是始终坚守一条主线:打破“各守其门” 的碎片化治理格局,把独立分散的防线改造为信息互通、资源互通、行动协同的整体性治理结构。从条块分立走向全域联防,从分头设防走向共守一域,这正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县域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制度连接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工程。一旦常态化监督约束缺位,部门利益博弈、本位主义、派系倾轧就会卷土重来,刚刚填平的制度缝隙,会再度悄然滋生。美国“9・11”之后的情报改革,就是一则极具警示意义的反面教材。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痛定思痛,在2004年出台《情报改革与反恐预防法案》,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一职,统一统筹全美18家情报机构,力求打通CIA与FBI之间长期隔绝的情报链路,从制度上根除情报孤岛弊病。法律条文甚至明文规定,这一核心岗位应当由具备长期一线情报从业履历的专业人员担任。单看纸面制度,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治理优化,精准瞄准条块分割带来的协同困境。然而仅仅二十余年,这套精心搭建的统筹机制就被党派政治彻底侵蚀。2026年,白宫将一名没有任何情报从业履历的政治人物推上国家情报总监岗位,专业治理让位于党派利益,人事任命沦为政党博弈的筹码。人事失序直接引爆机构对立,CIA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矛盾持续激化,中情局一度直接切断情报共享,停止向统筹机构提供伊朗局势的核心评估。两大情报机构再度回到各行其是、互不信任的旧状态,曾经打通的情报链路重新断裂,治理孤岛的旧病死灰复燃。
这一前车之鉴,揭示出一条更深层次的治理规律:部门之间的协同连接,本身就是一种需要长期维护、持续养护的公共治理产品。法律条文可以搭建联动框架,组织架构可以打通行政边界,但党派倾轧、部门本位、人事政治化,随时可以撕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协作纽带。一旦专业精神让位于派系忠诚,跨部门联动机制就会形同虚设,分割壁垒卷土重来。制度可以搭建连接,但唯有持之以恒的监督约束、稳定纯粹的专业治理,才能长久守住连接不被破坏。
全球金融监管制度的迭代演进,为我们完善跨域协同机制提供了另一重国际参照。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演变为全球性连锁崩盘,根源就在于跨境金融监管长期停留在事后临时协调:风险全面爆发、大型银行濒临破产之后,各国监管当局才仓促会商处置方案,此时风险早已跨越国界、穿透全产业链,仓促协调根本无力遏制系统性崩盘。
痛定思痛之后,全球金融治理完成一次关键性转型:把跨域协同的关口全面前置,不再等到风险爆发之后再临时磋商,而是在隐患萌芽阶段预先搭建跨境监管沟通机制,提前达成权责共识、打通信息互通渠道、形成统一的风险处置规则。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论断:“大多数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活着的时候是全球性的,濒临倒闭的时候却变成地域性的。”这句论断完全可以平移到数字时代的全域安全治理之中:网络攻击、数据泄露、认知渗透、产业链动荡天然具备无国界、跨领域的流动属性;如果防御体系依然固守属地边界、行业壁垒,只在各自辖区、各自领域闭门设防,那么当风险突破边界、跨域传导的瞬间,分散孤立的防线必然瞬间失效。
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倡导的事前预警、全链条闭环治理,与全球金融监管前置协同的改革逻辑高度契合。真正高明的安全治理,从来不是等到堤坝开裂、洪水漫溢之后再紧急堵漏,而是在隐患萌生之初,预先埋设互联互通的制度接口,把部门交界、层级缝隙、领域断点全部纳入常态化联防体系,让风险还未完成跨域传导,就被一体化联动机制提前拦截。
回望古今治理得失,从土木堡军情梗阻、切尔诺贝利信息失真,到美国情报体系再度陷入派系内斗,无数成败得失反复印证一条铁律:安全治理最大的敌人,永远是治理体系内部的割裂与壁垒。“总体”二字,既是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也是破解条块分割顽疾的治本之策。
在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制度框架之下,我们以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为总牵引,以五大体系为四梁八柱,以事前预警、全链条闭环为运行准则,再辅以区镇结对、专业技术服务队等基层联动实践,把一道道独立的门户防线,连成一张全域贯通、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安全巨网。与此同时,我们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制度连接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必须持续防范部门利益博弈、本位主义侵蚀协作纽带,不断完善监督问责机制,持续纠治推诿扯皮、协同缺位等问题,保障跨域联动始终保持专业高效。
《周易》有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唯有久久为功,持续维护好部门之间、层级之间、领域之间的制度化连接,持续填平权责交界的治理缝隙,才能真正完成从 “各守其门”到 “共守一域”的制度跃升,筑牢数字时代新型边疆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五)政治安全为什么是“根本”:信任是最后的连接层
在前文的层层推演之中,我们集中探讨了跨部门的数据互通、跨层级的流程衔接、跨领域协同机制的搭建。这一切,都属于制度表层、运行流程层面的 “连接”。然而在信息链路、协同框架、预警体系之上,还矗立着一层更深沉、更本源,也最为纤薄脆弱的底层连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自身道路、制度、共同体价值的共识与信任。倘若把全域安全体系比作一具有机生命体,那么风险信息共享就是贯通周身的血脉,跨域协同机制是联动四肢百骸的经络,而根植于亿万民众心底的价值共识与制度信任,便是托举整个生命体存续、凝聚全部力量的根基。血脉淤塞尚可疏浚,经络断裂尚可修补,一旦根基发生松动、共识出现崩解,再精密的流程设计、再庞大的机构体量、再雄厚的物质硬实力,都将失去聚合动员的向心力,沦为一盘散沙。
有论断深刻昭示: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置于根本地位,绝不是简单的次序排位,其内在要义在于: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共同构筑起整套国家安全体系赖以运转的“信任基础设施”。所有跨部门情报会商、风险联合研判、应急联动处置,背后都暗含一条不言自明的前置前提:参与协同的各个主体,相信同行报送线索的真实、研判结论的客观,相信协同机制不是推诿卸责的挡箭牌;风险预警链条能够顺畅向上传导,决策者敢于正视险情、接纳 “逆耳的坏消息”,依托于治理体系内部稳定统一的价值共识;广大公众愿意接纳风险提示、自觉配合应急处置、理性理解治理安排,则源于一种笃定的确信——这套制度拥有守护人民、抵御风险的意愿与能力。从一线经办人员、中层管理单元、顶层决策中枢,到千家万户普通民众,这一层一层的“相信”,溯源归根,最终汇聚到同一个底层命题:社会对制度的信任是否稳固、共同体共识是否坚实。信任纽带一旦断裂,所有精心搭建的机制连接,都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严密的流程也会空转失效。
苏联由盛而崩的历史轨迹,便是这条治理铁律最为沉重、震撼世人的镜鉴。鼎盛时期的苏联,手握足以同超级大国分庭抗礼的核武库,常备军力规模宏大,航天、核物理等尖端领域屡创划时代突破,国土广袤、资源富集,纸面硬实力足以傲视全球。但是,当认知防线在经年累月的外部渗透、内部遮蔽之中持续侵蚀,社会层面的制度信任一点点消解之后,这些看似不可撼动的物质力量,失去了统一调度、凝聚动员的精神与价值框架。庞大的军队、先进的装备、巨量战略储备,不再向着维系共同体存续的同一方向发力。一个手握上万枚核弹的超级大国,不曾在正面热战里被外敌击溃,不曾在炮火硝烟之中败于对手,却在自身信任根基持续坍塌的静默过程中,一步步走向自行瓦解、分崩离析。
在这一段悲凉漫长的溃败进程里,切尔诺贝利灾难所凿开的信任裂痕,常常被后世低估。1986年4月26日,四号反应堆轰然爆炸,致命辐射尘随风飘散,波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大片土地,远及北欧。事故发生之初,体制内部层层遮蔽、逐级修饰险情,辐射剂量、污染范围、远期健康危害等关键数据迟至1988年仍长期封存。远在瑞典的辐射监测站率先捕捉到异常核信号,经由海外渠道向外披露,外界的倒逼,才迫使苏联官方承认事故的真实规模。无数普通民众在信息封锁之中,懵懂地暴露于辐射威胁之下;当真相顺着缝隙一点点流出,民众幻灭的,早已不止对这一场灾难通报的信任,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怀疑:倘若关乎生命底线的重大险情都可以被刻意遮蔽,那么制度承诺守护民众安全的初心与能力,还值得托付吗?
这种信任崩塌,从来不是电光石火间一次性爆发,而是在一次次信息失真、解释失实、责任悬空的反复叠加中缓慢累积。起初只是对一场灾难通报的质疑,继而蔓延到对历史叙事、政策宣示、公共承诺的普遍不信任。怀疑一旦漫溢,历史虚无主义便趁虚而入,否定自身奋斗历史、解构共同理想的叙事四处泛滥,维系国家团结的社会共识被持续撕裂。原本用来调度庞大资源、维系大国运转的组织纽带,在共识消散之后迅速松脱断裂。《论语・颜渊》有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放到大国安全治理的宏大维度审视,这句古训重若千钧:一个失去共识、失去民心信任的社会,不必等待外敌发动网络攻击、认知攻势、军事威慑,它内部的防御链条,就已经先行失灵、自行溃散。
我们不妨沿着全篇一以贯之的逻辑向内对照、层层辨析:9・11悲剧,是横向情报链路的断裂,属于信息连通层面的孤岛问题;切尔诺贝利灾难,起始于纵向报送链条上信息层层衰减、真相失真,而后持续发酵升级,演变为公共信任的溃败,由流程缝隙通向政治根基的裂痕;美国 9・11 之后的情报改革再度陷入派系内斗,则是协同机制被党派私利侵蚀,制度连接被本位博弈撕裂。而境外认知域攻击的终极目标,恰恰就是瞄准这最后一层信任连接。黑客可以短暂瘫痪电网,黑产团伙可以窃取数据,境外叙事可以刻意制造社会对立,但这些攻击的杀伤力上限,始终由社会底层共识的牢固程度决定。只要民心稳固、共识坚定,局部风险便能依托一体化协同机制快速拦截、妥善处置;一旦信任这道最后的防线被击穿,所有技术防线、制度防线、数据防线,都会失去人心的支撑,变成孤立无援、不堪一击的空壳。
这也深刻诠释了,为什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将政治安全定为根本。粮食安全守护生存根基,能源安全保障社会运转的血脉,网络与数据安全守护数字疆域,认知安全守护民众独立理性的判断;而政治安全守护的,是让所有这些分散防线能够同向发力、万众一心的底层共识。国土、经济、科技、生态、网络等各领域的安全屏障,最终都依托这份信任而彼此连接、融为一体,形成合力。
《淮南子・缪称训》警示后人:“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信任的崩塌,从来不是单一冲击造成的,而是无数微小失信、持续的认知渗透、日积月累的叙事解构层层叠加、积微成巨的结果。同理,信任的构筑与涵养,从来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它蕴藏在每一次风险如实通报、每一回事件公正处置、每一次直面问题的坦诚担当之中。它是跨域协同机制得以顺畅运转的底层密码,是全域立体安全体系里,看上去最柔软,却万万不可失守的那一道防线。
行文至此,整套治理逻辑已然形成严丝合缝的闭环。我们打通部门接口、破除信息孤岛、前移风险预警、防范认知渗透,归根到底,都是在守护这套看不见、摸不着,却重于万钧的信任基础设施。制度框架是支撑安全体系的骨架,互通共享的风险信息是奔涌流转的血液,而共识与民心信任,是赋予整套安全体系生机与力量的灵魂。骨架再完整,血液再充沛,倘若灵魂离散、民心涣散,再宏大的安全架构,也终将轰然溃散。
(六)底板与韧性:两套安全逻辑,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当我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总牵引,搭建起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制度化连接网络之后,还必须在治理思维深处厘清两套迥然不同、辩证共生的安全逻辑。倘若混淆二者边界,只强调横向联动、纵向协同,不区分底线防守与动态修复,所谓“全域立体安全”,就极易沦为概念堆砌、文字拼接,缺少清晰的层次划分、可落地的建设标尺、可检验的成效标准。
纵观古今中外那些能够扛住多轮叠加冲击、历经风浪而不崩盘的成熟安全体系,始终由两大基石共同托举:其一为底板逻辑,重在守住底线、抵御突袭、防止系统瞬间停摆;其二为韧性逻辑,重在预留弹性、快速修复、实现灾后重生。二者相生相依、不可偏废,恰如古代兵家修筑城池:既要筑起坚厚城墙、深挖壕沟、构筑瓮城,抵御敌军突袭强攻,守住城池存亡底线;又要在城内留存活水水源、仓储粮草、手工作坊与后备通道,即便长期被围困,依然能够自给自持、伺机重整,不至于坐以待毙。一守底线、一谋重生,一御猝然一击、一扛长期博弈,二者合一,方能构筑起攻守兼备、进退自如的完整安全格局。
其一,底板逻辑:筑牢不可击穿的生存底线,守住系统不崩盘的生死红线。何谓底板逻辑?底板对应的正是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核心任务是筑牢粮食、能源、核心产业链、金融运行、地方债务、关键基础设施等国计民生领域的最低安全阈值,构建起被动防御、保底托底的安全范式。它的核心使命,是在外部冲击骤然降临、风险浪潮扑面而来之时,顶住“黑天鹅”突发暴击,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不会瞬间被击穿、整体性崩塌、全局性停摆。
古人筑城,必先夯实地基、砌筑城垣、囤积粮草薪柴,这便是农耕时代最朴素的底板建设。《墨子・备城门》详细记载守城规制:“城上备薪、藁、刍、膏,积之必多;城下掘深壕,外植荆棘,内储甲兵”,依靠充足物资储备构筑城池生存底线。放到现代大国治理体系之中,战略物资储备、基础产能冗余、关键物资最低库存、金融风险缓冲池、能源保供保底方案、应急物资储备库,全部都属于底板建设的范畴。
底板最核心的价值,是为整个体系争取宝贵的战略时间窗口。当风浪骤然袭来,充足的中央储备粮可以对冲国际粮价暴涨、海外供应链中断带来的粮食危机;原油、天然气战略储备,能够缓冲海上能源通道受阻、外部供给骤然切断的冲击;金融风险缓冲底线,可以在市场恐慌、资本异动之时稳住大盘,避免流动性瞬间枯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底板如同巨轮的压舱石、大坝的防洪闸,是整个安全体系不可逾越的生死底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底板只能扛住短期冲击、拖延危机爆发,它本身并不自带自我修复、迭代重生的能力。粮仓储备再充盈,只消耗不接续,坐吃山空终有耗尽之日;原油库存再丰厚,只出不进、没有多元供给渠道,终有用竭之时。单纯依靠库存保底,只能够支撑体系渡过短期危机,却无法支撑大国穿越旷日持久、持续加压的长期博弈。一旦冲击长期延续,再厚实的底板也会被持续消耗、慢慢磨穿。
其二,韧性逻辑:培育自我复原的再生能力,实现损而不僵、破而能立。与底板的被动防守形成对照,韧性逻辑着眼于体系遭受冲击之后的自我复原、动态重组、路径切换能力。当冲击已然落地、底板正在承压、部分产业节点、基础设施、产业链条已经受损断裂,韧性机制的核心使命,就是让破损的系统快速调整结构、切换替代路径、重构供需网络,在受损之后迅速重启运转。
预先布局的多元替代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的备份路线、工业体系多区域备选产能、金融市场应急熔断与重启机制、基础设施异构备份方案、跨区域物资平急调度网络,都是韧性建设最具象的实践载体。如果说底板追求的是“扛得住第一击”,那么韧性追求的就是“倒而不僵、损而能复”。
《孙子兵法》有言:“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放到全域安全治理的语境之中,底板就是“藏于九地之下”的保底根基,保障系统在极限冲击下不至于瞬间倾覆;韧性就是系统受损之后腾挪应变、生生不息的机动能力,保障系统在局部破损之后依然可以循环运转。
近代海上商贸史,为底板与韧性的高下之分提供了鲜活镜鉴。近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早期一度固守单一航道、单一货源,即便港口囤积了大量货物库存,一旦海峡被封锁、航路被切断,整支商贸网络立刻全盘停滞;而后期布局多港转运、多路货源、南北双线航线的商贸集团,不需要无限囤积货物,只需依托多条替代路线快速切换,即便一条航路中断,其余线路依旧可以维持商品流转,在风浪之中保持经营不中断,这正是供应链韧性超越单纯库存储备的巨大价值。
2020年全球供应链剧烈震荡,更是直观印证了这一道理。一大批只依靠海外单一供货商的代工制造企业,海外零部件断供之后立刻全线停工;而那些提前培育国内替代配套、在国内多区域布局产能、构建双循环产业链条的企业,能够迅速切换供应链条,快速补齐零部件缺口,稳住生产经营,依靠体系韧性渡过难关。这充分说明:库存底板只能应对短期突发扰动,多元备份、多路径布局的韧性架构,才能从容应对长期外部封锁与产业链断链风险。
其三,辩证统一:底板为韧性争取时间,韧性为底板缓释压力,二者缺一不可。底板与韧性之间,不存在孰高孰低、谁替代谁的简单高下之分,二者是辩证统一、耦合共生的有机整体。只重储备、不建替代路径,或是只追求多元备份、缺少基础储备缓冲,都会造成安全体系出现致命短板。
倘若只埋头筑牢底板、一味囤积物资,却不搭建多元替代路径,纵然家底丰厚,在长期封锁、持续消耗的持久战之中,存量资源终将被慢慢耗尽,厚实的底板终究会被持续磨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部分资源型国家依靠石油储备撑起经济底盘,却没有培育多元产业体系,一旦国际油价长期下行,单一产业底板迅速被击穿,整个经济体系陷入长期停滞,这就是“只守底板、不筑韧性”带来的治理困局。
反过来,如果只追求多元备份、替代方案,却毫无基础储备作为缓冲底板,那么在毫无预警的突发暴击面前,体系根本来不及切换链路、调动备选资源,瞬间就会失序失灵。比如电力系统,如果只布局多条备用线路,却没有应急电源、备用机组这类保底储备,一旦主干电网遭遇极端天气、网络攻击而瞬间瘫痪,备用线路来不及启动,依然会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
底板为全域安全提供战略纵深,为产业调整、链条重构、资源调度争取宝贵的缓冲时间;韧性为安全体系赋予弹性空间,在底板持续承压的前提下,不断切换运转路径、消化外部风险、降低存量消耗。纵深与弹性兼备、保底能力与修复能力共生,这样的架构,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全域立体安全。
这一组辩证关系,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共守一域”远比传统“各守其门” 的治理模式更加艰难,也更加根本。传统“各守其门”的条块治理模式之下,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行业、每一块辖区,首要目标就是管好自家“一亩三分地”,筑牢属于本领域的那块底板:农业部门守住粮食生产底线,能源部门守住油气供给底线,金融部门守住市场稳定底线,大家各司其职、分兵把守。这套模式应对孤立、单点的局部风险尚可,却天然忽略了系统性风险最致命的特征——跨域链式传导。
系统性风险最可怕之处,从来不是单独击穿某一块局部底板,而是沿着部门与部门、区域与区域、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连接缝隙快速流动,在短时间内连续击穿多块底板,形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崩溃。
回望全篇反复剖析的几起重大灾难,其病理根源无不落在链式传导之上:“9・11”恐怖袭击的致命漏洞,既不在 FBI 的管辖边界之内,也不在 CIA 的情报辖区之中,而是出现在两大机构情报互通的接口缝隙,风险在部门壁垒之间悄然蔓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深层病灶,不只是反应堆硬件存在缺陷,更是纵向层级信息传递链条层层失真,风险沿着上下级链路持续放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并非某一家银行单独坏账引发崩盘,而是金融机构之间高度嵌套、彼此勾连,风险沿着资金链路跨机构、跨国界层层传导,最终酿成全球性金融海啸。
风险沿着缝隙流动,顺着连接扩散;即便每一个独立节点的底板修筑得再坚固,也挡不住风险跨接口、跨边界的连锁传导。由此,全域立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本质要义豁然开朗:治理重心必须完成一场根本性转向。治理对象不再仅仅聚焦一个个独立节点、一道道独立门户,而是转向节点与节点之间无人看管的缝隙;不再仅仅紧盯局部板块的底板防线,而是紧盯风险跨域传导的整条通路;不再只追求每一个治理单元“在自身权责之内做正确的事”,而是推动所有单元协同联动,实现整个共同体的整体安全。
这场变革,绝非对原有分领域底线防线的否定与抛弃。底板依旧是整个安全体系的根基,各部门守好自身领域底线,是全域联防的前提条件。真正的制度革新,是主动接管长期处于模糊地带、权责悬空、无人牵头的交界空白,把过去 “谁都可以不管”的治理缝隙,转变为“必须有人统筹、多方协同共管”的刚性治理接口。
现实之中,很多治理改革习惯于增设新机构、扩充管控清单,但是最高层次的制度智慧,恰恰体现在直面这些长期被忽视的“灰色缝隙”,把原本游离于责任清单之外的传导链路,纳入常态化监测、研判、预警、处置的完整闭环,给看不见的风险链路装上护栏,给容易断裂的协同接口加装锁扣。
《道德经》有言:“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房屋的价值,不在于四面厚实的墙壁,而在于墙壁围合出来的虚空通道;同理,全域安全治理的成败,不只取决于一块块坚不可摧的底板,更取决于底板之间那些看不见的连接通道是否通畅、可控、可阻断、可快速切换。
底板构筑安全下限,守住系统不崩盘;韧性赋予体系生机,保障系统受损之后可复原;制度化连接管控风险传导通道,阻断单点危机演化成全域灾难。底板、韧性、连接三位一体、环环相扣,共同构筑起能够抵御单点冲击、长期博弈、跨域链式扰动的立体安全疆域。
如果说前文层层递进,依次剖析了实体疆域、数字疆域、认知疆域的多元风险形态,厘清了制度缝隙带来的孤岛困局,探明了民心共识与制度信任作为底层根基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底板与韧性这一组辩证逻辑,就为整套全域安全体系提供了可衡量、可建设、可检验的落地标尺:守底板以求不溃,建韧性以求能复,强连接以防连锁。守住底线、蓄足弹性、打通链路,三位一体一体推进,方能真正筑牢高水平安全的万里长城,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五、人民防线:安全最深层的根基
当我们逐层拆解总体国家安全的体系架构,审视过跨域协同的制度接口、风险传导的治理缝隙、托底抗压的安全底板、损而能复的体系韧性,也洞悉了作为底层支撑的共识与信任之后,有一层根基始终静伏于制度、技术、战略等一切宏大叙事之下,却常常被专业化的治理话语、繁复的技术方案、层级化的权责分工所遮蔽:国家安全真正的成色、长久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识别风险、抵御渗透侵蚀、自觉参与防护的普遍能力。这绝非一句简单的道德号召、一句温情的宣传口号,而是贯穿古今治乱、经过无数危机检验的结构性治理铁律。
纵然二十余个安全领域的专业防线设计得环环相扣,监测平台算力充沛、技术装备精良先进、预案体系细密周全,可一旦风险悄然降临的时候,身处社会末梢的普通民众对风险信号浑然不觉、对渗透套路一无所知,那么整套精密防线,在风险触碰社会的第一个触点之上,就已经悄然失效。风险的扩散逻辑,从来不是按行政流程递交文书,不会先叩响国安机关、监管部门的大门。它的第一着陆点,往往藏在普通人的手机推送、微信群闲谈、短视频评论、一次兼职刷单、一笔陌生转账、一张伪装成资讯的图片、一段刻意带节奏的小故事之中。专业部门的研判、预警、处置、打击,天然存在响应时差;再高效的专班、再灵敏的情报网络,都永远滞后于风险弥散于日常生活的第一落点。而人民防线的核心价值,正是把这个最容易失守、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一落点,从风险入侵的突破口,转变为全域防御的感知末梢、预警前哨。
古人早已看透这一道理。《左传》有言:“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治国安邦,防线从来不止在关隘要塞、城垣烽燧。《尉缭子》论兵,提出“天下无难事,无善治,在于合众”,强调守土安邦之本,不在甲兵坚利,而在民心万众、户户知警。先秦商君治秦,推行什伍联防,邻里相察、守望相助,本质就是古典形态的人民防线;明代沿海抗倭,官府的水师卫所兵力有限,真正令倭寇难以扎根的,是沿海村落自发结成乡勇、互通哨报,一有敌情便鸣锣传讯、闭堡自保,万千乡民共同织就沿海预警网络。卫所是专业主力,乡民是遍布海岸的无数耳目;若无民间的感知哨点,再精锐的水师,也常常疲于奔命、追而不及。这便是朴素却恒久的道理:专业力量是剑锋,人民群众是整片大地之上密布的感知神经。
放到现代安全语境之下,风险形态早已迭代升级。传统外敌叩关、明火执仗的侵袭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认知渗透、数据窃取、情报勾连、网络教唆、经济套取、境外策反这类“软侵袭”。这类风险善于伪装,没有硝烟,不见刀枪,游走在日常场景之中。境外势力以学术交流、线上调研、兼职高薪、采风拍摄、海外投稿为外衣,搜集地理信息、产业数据、基层舆情;依托社交平台碎片化叙事,歪曲历史、放大矛盾、制造对立,一点点消解社会共识。这些活动分散、细碎、隐蔽,单靠专业机关定点巡查、后台筛查,很难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一个测绘爱好者随手拍摄涉密点位、一名企业员工随意泄露产业核心参数、一个青年被境外账号诱导转发歪曲叙事,这些发生在市井之间、屏幕之前的微小行为,单独看微不足道,汇聚起来,就会变成撕开安全体系的细密裂口。
我们可以对照前面剖析的经典案例,重新读懂人民防线的分量。切尔诺贝利事故里,初期信息封锁之下,民众缺乏核辐射风险常识,不明白辐射尘的危害,没有自主避险意识,风险穿透的不只是上报链条,更是社会层面的风险感知末梢;苏联后期,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借助报刊、读物、民间闲谈四处蔓延,专业宣传机器疲于应对,而广大民众缺少辨别是非、抵御解构叙事的能力,认知防线从千家万户内部开始瓦解。美国“9・11”事件同样暗含这层教训:事前并非完全没有零星线索,但线索散落在不同普通人、基层从业者的见闻之中,缺少常态化的群众感知上报渠道,零散的预警信号没能汇聚成完整情报,最终酿成大祸。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无数普通人被高收益金融产品裹挟,缺少基础金融风险辨识能力,跟风投机、盲目加杠杆,微观层面无数个体的风险盲动,汇聚放大,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扩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国家无数基层实践所印证的成效。在边境一线,护边员、牧民、渔民常年巡边护边,扎根千里边疆,成为国门之外最早发现异动的哨点;在城乡社区,网格员、平安志愿者、快递员、外卖骑手,走街串巷,及时上报异常情况;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业园区,广大师生、科研人员、产业从业者主动警惕境外套取资料、策反拉拢,守住科研、产业情报关口。他们没有执法权,没有专业的侦查装备,却是全域安全网络最细密的末梢神经。据相关统计,近年来大量境外渗透线索、网络谣言源头、窃密泄密苗头,最初都来源于普通群众的主动举报、及时反映。专业机关负责雷霆处置,而人民防线,负责在风险萌芽之初捕捉信号、掐断苗头,把风险拦截在扩散之前。
但我们必须清醒区分:人民防线,绝非简单把安全责任摊派给群众,不是让普通人替代专业机关履职,更不是搞人人自危的互相提防。它的内核,是“赋能” 二字:通过常态化的国家安全教育、风险科普、案例宣讲,教会社会成员看懂渗透套路、识别伪装陷阱、知晓上报渠道,培育全民的风险感知力,在每个人心中建立一道自觉自警的心理防线。《道德经》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人民防线追求的,正是治于未乱、防于未萌。专业防线侧重事后处置、事中拦截,人民防线侧重事前感知、源头预警;专业防线是“利剑与盾牌”,人民防线是遍布全域的“烽火哨卡”。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主辅相济、表里相依、一体联动。
同时,人民防线根植于前文所说的信任根基,二者互为表里。人民愿意主动参与守护安全,前提是相信国家安全守护人民、相信制度能够保障自身权益。倘若治理与民众之间信任疏离,群众即便看到异常信号,也会选择沉默观望、视而不见;当民心稳固、共识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就不再是外加的任务,而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共同体责任。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落到安全领域,就是安全为了人民、安全依靠人民。国家安全不是悬浮在庙堂之上、机关之内的宏大事务,它连着每一户人家的安宁、每一个人的安稳日子。粮食安全关系饭碗,网络安全关系隐私,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价值取向,国土安全关系家园完整,所有宏大安全命题,最终都落脚于普通人的切身福祉。
这也恰好贯通全篇的整套逻辑链条:我们搭建制度化连接,是打通部门之间的缝隙;构筑底板、培育韧性,是增强体系承压与修复能力;涵养共识信任,是筑牢体系底层的精神根基;而建设人民防线,则是把这套安全体系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补上所有技术、制度、机构都难以抵达的微观缝隙。制度可以规定流程,技术可以监测数据,预案可以规范处置,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眼睛、判断力、责任感,是任何算法、任何平台、任何机构都无法复刻、无法全覆盖的感知网络。
风险的传播,沿着人际链路、日常场景渗透;防御的力量,也必须沿着同样的链路扎根生长。一条谣言的转发、一次秘密的问询、一份悄悄外流的数据、一场潜移默化的思想诱导,发生在社会末梢;那么防御的哨点、识别的能力、警惕的意识,也必须同步扎根在社会末梢。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人民防线,正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最生动的外化。它是所有防线之中最深沉、最宽广、最持久的根基。再坚固的专业壁垒,终有被试探、被冲击的可能;当亿万人民都具备风险辨识能力、怀有守护家国的自觉,风险便无处遁形、难以蔓延。专业防线守住要害关口,人民防线织密万家末梢;关口固、末梢灵,上下贯通、专群结合,方能筑起一道无边无际、生生不息的国家安全万里长城。
(一)正面证明:当社会本身成为安全体系的有机部分
人民防线的立论,并非抽象的道德宣示,而是一条经由战火淬炼、被现代治理反复验证的结构性规律:真正稳固的安全体系,绝不只是专业机构、技术平台、战备资源的简单叠加;唯有把整个社会、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内化为安全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单元,这套防御网络才会拥有无处不在的感知触角、生生不息的修复韧性。抗日战争的人民战争,为这套底层机理留下了分量厚重、至今仍极具方法论价值的历史样本。
冀中平原上的冉庄,本是华北大地上一座寻常村落,无险可依、无坚城可守。自 1942年起,当地民兵依托地道、地雷、土枪土炮,配合八路军、武工队辗转周旋,先后对敌作战157次,累计毙伤日伪军2100余人。1945年春,日伪军调集两个团兵力合围冉庄,民兵凭借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络机动转移、多点伏击,最终仅以轻伤一人的微小代价击退强敌,冉庄也由此被授予 “地道战模范村” 的光荣称号。及至1944年冬季,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心开挖的地道总长度突破1.25万公里,串联起八千余个村庄,在坦荡平原之下构筑起一座纵横交错、藏兵于民的“地下长城”。著名的宋庄伏击战,正是依托这套地道体系巧布罗网,此战毙伤日伪军1200余人,我方仅阵亡32人,以悬殊战损比写下平原游击战争的经典战例。放眼整个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队伍巅峰规模达到 260 余万人;仅阳泉一地,八年之间群众配合正规部队作战3100余次,歼敌1.8 万余人,向前线输送子弟兵1.6万余人,源源不断为主力部队输血赋能。
这一组沉甸甸的数字,价值不在于渲染以弱胜强的传奇叙事,而在于向后世揭示一套安全体系效能跃升的底层密码:当每一个村庄都是情报感知节点、每一名民兵都是机动行动单元,侵略者的每一次调动、每一轮扫荡,在行动发起之初就已经暴露在群众的视野之中,其情报优势、突袭优势在源头便被持续稀释、消解。人民战争之所以能够让侵略者陷入灭顶的汪洋大海,并不是因为普通百姓握有比敌军更加精良的枪炮装备,而是亿万民众本身,共同编织成一张难以摧毁、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感知网络。专业侦查机关、前线部队的耳目、侦察范围终究有边界、有盲区;当千百万双眼睛、无数扎根乡土的基层感知单元汇入同一张防御网络,风险、异动、阴谋便失去了隐蔽潜行的空间。
《孙子兵法・谋攻篇》将“上下同欲者胜”列入“知胜有五”五大判据:“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在孙武的战略思想之中,同心共识从来不是士气、情绪的附属品,而是与战局研判、兵力调度、备战储备、指挥授权并列,直接决定胜负走向的独立核心变量。古往今来,这条兵道穿越千年,至今仍被反复引述。放到现代总体国家安全治理的语境下解读,其中深意昭然若揭:倘若整套安全体系之内,仅有专业机关保持警觉、主动处置,而广大社会成员漠然无感、旁观疏离,那么专业部门所有的研判预警、资源调度、应急处置的努力,都会在风险抵达社会末梢的一瞬间,被稀释、消解,甚至落空。风险渗透的路径扎根市井、游走网络,一旦民众缺乏辨识自觉,再精密的顶层预案,也会在最前端的触点上失效。
域外国家的当代安全实践,同样为“社会嵌入安全体系”这条逻辑,提供了可对照的参照样本。北欧身处地缘博弈前沿,长期直面境外认知作战、虚假信息渗透,瑞典与芬兰分别走出两条路径迥异、内核相通的建设道路。瑞典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全面防御”制度框架,将16岁至70 岁全体居民纳入法定防御义务,划分为军事勤务、民防勤务、一般勤务三类,把防御责任从军队、应急部门延伸至每一个公民身上RIB。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专门化、制度化的心理防御布局:2022年瑞典正式设立心理防御局,专职识别、研判、反制针对本国社会的虚假信息、境外影响力行动与认知域攻击,目标就是守护民众的判断力与社会共识;瑞典民事应急署还会定期向全国每一户居民寄送《如果危机或战争来临》手册,开宗明义阐明一个核心认知:危机与冲突面前,国家韧性并不只依靠军队与官僚体系,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国家安全韧性的组成部分,都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芬兰则选择另一条更偏向长期培育、分布式赋能的路线,将媒介素养、批判性思维教育深度嵌入国民教育全链条,从学前幼儿阶段起步,贯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一直延伸到成人继续教育体系之中,把识别舆论操纵、核验信息来源、分辨虚假叙事的能力,塑造为公民与生俱来的“认知免疫力”。这套长期耕耘的体系,使得芬兰常年稳居欧盟媒介素养指数前列,面对海量伪造内容、带节奏叙事、深度伪造素材的冲击,社会整体的辨别阈值显著高于多数欧洲国家。
瑞典与芬兰,一条偏向国家统筹、机构牵头、集中反制;一条偏向普惠教育、能力下沉、全民免疫,路径选择各有侧重,资源投放方式不尽相同,但二者共享同一个底层判断:认知域的防御,不能仅仅交由情报机构、宣传部门孤军奋战。认知攻防的主战场在社交平台、日常对话、资讯推送之中,攻击的对象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判断,防御力量也必须同步沉淀为普通人的日常能力。倘若民众缺少自主辨识的能力,再强大的专业反制力量,也只能在谣言扩散之后被动封堵、疲于救火,难以从源头阻断渗透链条。
古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训诫,今有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根本遵循。无论是冀中平原地道纵横、全民御敌的烽火往事,还是北欧诸国直面混合威胁、推动全民防御的当代探索,共同印证同一个结论:安全体系的最高形态,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割、专业机关单向管控民众,而是社会本身,化为安全体系内生的有机组成。专业力量负责攻坚、打击、兜底,亿万民众负责感知、预警、守哨;二者咬合联动,才能够填补制度缝隙、延伸防御触角,让风险无处遁形。
这一正面例证,也恰好承接前文的逻辑脉络:我们搭建跨部门的制度化连接,是打通机构之间的壁垒缝隙;构筑底板、培育韧性,是强化体系承压与自我修复能力;涵养民心共识与制度信任,是筑牢整套体系的精神根基;而把社会整体纳入安全架构,激活全民感知能力,就是让所有制度、技术、战略的宏大安排,在社会微观末梢落地生根。
(二)反面证明:当社会从安全体系之中脱落
认知渗透之所以常常能够悄然得手、积久成患,往往不在于伪造的叙事何等精巧华丽、谎言编织得天衣无缝,而在于身处社会之中的普通个体,普遍缺少一套贯通性的认知框架——无法把单条短视频、一则热搜帖子、一段坊间传言,识别为一整套持续、定向、有组织的系统性认知攻势当中的一环。当这种认知框架大面积缺失、社会层面的“认知免疫系统”普遍失能之时,外部渗透甚至不必耗费巨大心力雕琢谎言,只需要精准撬动社会内部本已存在的矛盾裂隙,借隙生根、投薪助火,不断放大分歧、激化对立,让内生裂痕持续撕裂共同体共识。古人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认知域的失守,从来都是先自溃根基,再引外力摧折。
苏联的解体,便是近代以来最为完整、沉痛,足以供后世反复解剖、引以为戒的宏大样本。冷战对峙年代,认知博弈早已超越简单的宣传论战,演化为长期、流水线式的主动影响力作战。彼时美方主导的心理战体系,构建起层层递进的虚假信息投放链条,并非追求一招制胜,而是奉行“水滴石穿”的渐进策略:不求即刻颠覆政权,只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侵蚀民众对于本国制度、公共信息、真伪判别标准的底层信任。诸多冷战档案与后续智库复盘文献共同印证,这套战略经年累月持续输出,一点点重塑社会大众的认知范式,干扰顶层决策判断,持续消解主流价值阵地。苏联彼时手握足以与对手分庭抗礼的核武库、规模冠绝欧亚的常备武装力量,重工业、航天科技根基雄厚,纸面硬实力足以震慑四方。可当认知防线在漫长渗透中逐步崩塌,再强大的武器、再充沛的战略资源,都失去了统一调度、同向聚力的意志框架。钢铁洪流犹在,导弹发射井依旧,但是维系共同体、凝聚亿万国民的共识纽带,已经在无声之中消散。装备可以列装、军力可以维持,人心一旦离散,所有硬实力便如同散落一地的兵器,再也无法汇聚成护国安邦的力量。
如果说苏联的认知溃败,是一场跨度数十年、缓慢发酵、静水流深的慢性侵蚀,那么“阿拉伯之春”,则向世人展示了社交媒体时代,认知动员、情绪传染所具备的爆发式传导能力。华盛顿大学传播团队一项覆盖 300余万条推文的经典追踪研究清晰记录了这场舆论风暴的演化轨迹:穆巴拉克下台前一周,埃及关联政治变革议题的推文,由日均 2300条暴涨至23万条,增量百倍;热度最高的23条抗议短视频,累计播放量逼近550万次。在突尼斯,政权倒台前夕,质疑本・阿里治理能力的博客内容占比,短短一月之内由5% 飙升至20%;政权更迭发生两周之后,相关负面叙事仍持续向外溢出,邻国关联议题日均推文维持在2400条上下,情绪浪潮跨地域蔓延扩散。抗议浪潮兴起之时,脸书在突尼斯拥有活跃用户约85万人,而该国互联网总用户规模为360万人,网民占总人口比重约 35%。
这一组冰冷的数据,撕开了现代认知操纵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交算法与网络平台,擅长把无数分散、孤立、碎片化的个体不满,编织成可视、可计数、可跨圈层传染的共识幻觉。一个人独处时的失意、委屈、不满,本属于私人化、孤立化的个体情绪,并不具备动员力量;可当他滑动屏幕,持续看到海量同质化的抱怨、控诉、批判,算法茧房不断重复同类叙事,个体情绪便会产生一种“举世皆然、众人同愤”的错觉,私人情绪被包装成集体民意。认知攻势的操盘者,并不需要说服、争取社会之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只需要营造出“大多数人都心怀不满”的感知,多元无知、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的内在机制便会自动启动,形成自我循环、不断强化的情绪闭环,原本微弱的情绪暗流,迅速汇聚成冲击秩序的汹涌浪潮。社会心理学里的“多元无知”理论恰可解释此现象:个体常常以他人的公开表达作为判断环境的标尺,人人都误以为周遭主流与自己所见一致,即便心中存疑,也选择沉默或者跟风附和,真相就在集体错觉之中被遮蔽。
苏联的慢性侵蚀、阿拉伯之春的瞬时引爆,两个相隔二十年、形态迥异的重大事件,却共享同一个残酷的底层结构:认知域的失守,往往发生在人们自认为岁月安稳、一切如常的时候。1991年之前,绝大多数苏联普通人,日复一日上班劳作、居家生活,并不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走向解体的国家;2010年12月风暴到来之前,突尼斯无数网民刷帖闲谈、浏览资讯,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一张精密的认知网络裹挟,卷入颠覆政权的连锁浪潮。风险早已潜入社会感知的底层,在市井闲谈、报刊读物、社交页面之间潜行滋长,而整个社会自带的感知免疫系统,无力识别这种没有硝烟、不见刀枪的软进攻。风险没有鸣枪示警,没有炮火轰鸣,它披着资讯、故事、观点的外衣,在普通人习以为常的信息消费里落地生根。
这正是人民防线所要弥合的两道关键鸿沟:一道是时间差——专业机构的研判处置永远滞后于风险在民间末梢的第一落点;另一道是认知差——普通民众缺少识别伪装叙事、追踪渗透链条、区分个体情绪与有组织攻势的判断能力。《淮南子》有言:“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真正致命的安全缺口,从来不是一眼可见的强敌压境,而是潜藏在日常之中、被大众视作无关紧要的细碎流言、片面叙事、刻意挑动的对立。
正面案例证明:当社会被纳入安全体系,万千民众就是无处不在的感知哨点,风险无所遁形;反面案例警示:一旦社会从安全体系之中脱落,民众变成被动接收叙事、极易被情绪裹挟的孤立个体,认知防线便会在无声无息间土崩瓦解。专业机关纵然拥有强大的研判、打击、封堵能力,也只能在谣言扩散、裂痕显现之后被动补救;唯有让亿万民众具备稳定的认知标尺、基础的辨别能力、自觉的警觉意识,让社会免疫系统持续运转,才能在风险萌芽之初完成识别、预警、拦截,不让细碎的认知渗透,最终演化成撼动根基的系统性危机。
(三)把“感知”下沉到风险最先抵达的地方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初心本意,从来不是苛求每一位公民都成长为精通法条、熟稔谍技的国家安全专业人员,而是持续弥合两道长久存在的鸿沟:一道是风险演进扩散的真实节奏,另一道是社会大众识别风险的认知节奏,不断压缩二者之间悬殊的时间差、认知差。与之相伴,12339国家安全举报受理平台的深层价值,也远不止增设一条便民举报渠道那么简单。它的制度巧思,在于打通了一条特殊的信号链路:将散落在市井烟火、网络空间、日常交往之中,由普通人捕捉到的碎片化线索——那些单独看来细微零散、边界模糊、一时难以定性为重大安全案件的异常信号,源源不断归集起来,汇入一套可登记、可流转、可研判、可闭环处置的标准化信号池,让万千个体的零星警觉,转化为全域安全体系能够读取、调度、运用的预警资源。
2025—2026年度,国家安全机关集中表彰奖励群众103名,其中获评特别重大贡献3人、重大贡献23人、重要贡献77人。这是全国连续第八年开展此类集中表彰,本次受奖总人数创下历年新高。细细品读这份表彰名单,受奖者的身份画像,正是人民防线最生动、最厚重的时代注脚:互联网企业员工在业务流程之中敏锐察觉,有人违规向境外输送受限原材料、倒卖前沿生物科研数据,果断上报,成功化解生物安全领域重大隐患;参与海上科考的科研工作者,航行途中发现境外军机投放不明水下装置,主动带队打捞上交,后经核实,这是专门窃取我国近海水文、洋流、声场数据的窃密设备;一名普通务工人员混迹境外投资交流社群,察觉境外人员长期有组织地输出煽动言论,不动声色周旋取证,配合专业机关固定线索;一名媒体从业者遭遇境外人员以重金收购所谓 “内部爆料” 为诱饵进行接触,迅速识破圈套,拨通12339,助力挖出长期潜伏的情报人员;一名旅游博主在外出行摄途中,偶遇外籍人员偷偷散发民族分裂宣传品,第一时间举报,配合执法部门快速处置。
这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没有受过专业的反间谍侦查训练,没有配备精密监测装备,手中也没有法定的调查处置权限。支撑他们做出选择的,仅仅是心底那一句朴素的判断:这件事不对劲。人民防线建设的核心要义,便是把这种可遇而不可求、依赖个体良知的偶然警觉,转化成稳定、普惠、可动员、可持续汇聚的社会性感知能力。它不是期待人人都挺身而出,而是让更多人拥有识别异样的标尺、保留警惕的本能、知晓上报的通路,让警觉从一种个人的美德,沉淀为整个社会自带的免疫机制。
遍布城乡、持续推进的国家安全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网络”,本质上做的正是感知节点下沉这件固本工程。宣教的价值,不在于宣讲宏大理论,而在于把安全感知的前哨阵地,从国安机关的值班室、指挥大屏之前,向前推移,直抵风险最先落脚的每一处场景。广安市前锋区2025年常态化推进国家安全主题宣教,覆盖干部群众、在校学生累计14000余人次;福建德化公安跳出单向宣讲的刻板模式,把窃密渗透、网络造谣、危害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改编为本土木偶戏,以乡土文艺为载体,寓警于乐,让深山村寨里的父老乡亲听得懂、记得牢、传得开。
这些宣教载体,形式看似轻巧柔和,承载的使命却千钧之重。风险不会提前报备行程,它的登陆点无处不在:可以是校园里境外账号发来的调研问卷,可以是社区微信群里带节奏的小道消息,可以是乡村集市上陌生人递来的印刷品,可以是短视频平台精心包装的历史虚无叙事,可以是一次暗藏圈套的线上兼职邀约,也可以是路边一次别有用心的搭讪、一条措辞怪异的私信。专业监测系统可以守住枢纽关口,却无法铺满无数分散的日常触点;唯有把感知能力下沉到这些前沿地带,在风险刚刚落地、尚未蔓延之时捕捉信号,防御链条才能真正实现前置。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位列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大要素之首。这句论断,绝非文字层面的修饰拔高,而是对安全体系底层结构的精准定位:人民,既是国家安全要守护的最终对象,也是国家安全赖以存续、持续运转的承载主体。一套安全体系,纵然拥有算力顶尖的监测平台、严密周全的制度规范、精良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一旦广大社会成员对身边异动麻木漠然、对混杂信息真伪难辨、对共同体安危疏离旁观,那么再华丽的架构,都如同凌空而起、缺少根基的楼阁。
古人讲:“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城墙砖石决定堡垒能筑多高,而民心根基决定堡垒能够屹立多久。底板划定安全的下限,韧性赋予系统修复再生的能力,制度化连接阻断风险跨域传导;而下沉到千家万户、亿万个体之中的感知能力,则为整套立体安全体系夯下最深、最广、不可替代的地基。地基无声,却承载万钧;哨点微小,可守望山河。
(四)韧性的归宿:不在武库之中,而在社会肌体之内
安全治理至高的境界,从来不是奢望彻底消弭世间一切风险。须知天地之间本就祸福相依,危机与变数恒存,彻底清除所有危险既无可能,亦非明智的追求。真正值得构筑的,是强大的系统韧性:当冲击骤至,体系不至于一击击穿、轰然溃散;局部受损之后,拥有自我修复、接续运转的能力;长期承压、持续博弈之时,不会从内部萌生裂隙、自行断裂。韧性,是活态安全系统最核心的生命特质。
回望百余年来全球重大危机留下的镜鉴,足以印证这条规律。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一场始于金融市场的局部震荡,借着经济链条的脆弱联结,层层传导、跨界扩散,最终演变为席卷全球的系统性灾难,警示世人:要素之间连接机制的脆弱,足以让单点的失序放大为全局的倾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少经济体在汇率、外汇领域布设单点防线,却缺少跨领域协同的系统性治理框架,防线仅能短暂阻滞危机洪流,终究难以扭转崩溃大势。而冷战终局的历史叩问,分量最为沉重:当认知防线在潜移默化间失守,即便手握体量庞大的军备储备、雄厚的工业家底,所有硬实力也将失去凝聚共识、同向发力的意志内核,再精良的武备,也只是散置的器物,再也无法服务于共同体存续的目标。
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对这些跨越时代、跨越国界的危机教训的系统性回应:国家安全不能被拆解成一块块彼此隔绝的孤岛,不能变成若干领域分头把守、静态设防的任务清单,而必须视作一套有机联动、生生不息的活态系统。二十个安全领域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结脉络,具有一体两面的属性:它既是风险跨域蔓延、叠加放大的传导通道,同样也是协同联动、孕育韧性的生长脉络。唯有建成一套既能阻断风险恶性传导,又能促进资源、信息、力量良性协同的运行机制,才能称得上全域协同、立体完备的安全格局。
而这套宏大安全体系成色如何、根基牢不牢,终极的检验标尺,并不藏在红头文件的条文之中,不在部门组织架构的框图之上,甚至也不在于某一次预案圆满落地、应急处置成功的高光时刻。它的终极大考,永远发生在猝不及防的真实场景:当一场没有提前预警、超出预案预设边界的冲击骤然降临,这个国家能不能维持基本秩序持续运转、亿万民众能不能守住团结向心力、整个共同体能不能稳住前行的根本方向。
持续运转,仰赖前文所言的安全底板与修复韧性;万众团结,根植于长期涵养的共识与社会信任;方向笃定,则源于风浪滔天之际,全社会依旧清晰知晓 “我们因何凝聚、为何相守”的价值自觉。这三样至关重要的力量,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仅凭专门机关、专业队伍单向供给、独立生产。它们无法采购、无法一键部署、无法仅凭制度强制催生,只能深深扎根于广阔的社会肌体之内,孕育于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选择里:是看见异样线索时愿意多留心一眼,是遇到可疑信息时愿意多求证一句,是面对风险苗头时愿意多向前一步的朴素自觉。万千细碎的微小判断汇聚一处,方能汇成托举大国行稳致远的磅礴力量。
《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真正长久的安全,不是闭门筑垒、隔绝外界,不是追求一劳永逸的无风无浪,而是敢于直面风雨博弈,在一次次冲击考验之中淬炼筋骨,于危机过后自我调适、迭代成长,越经磨砺,韧性越强。一个具备强大国家安全韧性的民族,恰如自强不息的君子:偶遭挫折而心志不摧,历经震荡而根基不移,拂去尘埃之后依旧稳步向前,每一次风雨过后,步履都更加沉稳、信念愈发坚定。
由此观之,国家安全最深层的密钥,从来不在军械充盈的武库之中,不在密不透风的高墙之内,而蕴藏于整个社会面对未知风浪、复杂不确定性时,那份从容沉静、有序自持、难以撕裂的内生组织韧性。培育这种根植于社会肌理、生长于民心深处的韧性,正是我们构建全域立体国家安全体系、前瞻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实现长治久安最深层、最根本的核心任务。
筑牢全域立体防线,锻造社会内生韧性。纵观前文层层递进的五重论证,一条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治理主线已然清晰浮现: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核心矛盾,早已不是外部威胁总量的增减,而是风险演化形态发生了颠覆性迭代。当今世界,风险早已突破国境线、部门界、领域墙,沿着经济链条、信息网络、社会舆论跨界流动、链式传导;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防御体系依然停留在分兵把守、划界设防的传统范式之中。治理架构跟不上风险跨域蔓延的节奏,制度衔接追不上危机层层叠加的速度,部门壁垒、领域盲区、层级缝隙,最终沦为重大风险滋生潜伏的温床。
纵观人类治乱兴衰的千年历史,大国系统性倾覆,极少始于正面防线被重兵强攻。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室,焚于突隙。”无数历史悲剧反复印证一条铁律:大国溃败的突破口,永远藏在权责交界的制度空白、条块分割的治理盲区之内。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导火索仅仅是华尔街股市短期震荡,这场局部金融波动,借着金融机构彼此勾连的业务链条,一路传导至工业生产、就业市场与民生领域,最终演变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局性经济浩劫,数千万民众陷入失业与贫困,全球经济长期陷入低迷;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最初的裂痕只出现在外汇汇率市场,风险依托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通道快速外溢,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多国相继失守经济主权,多年积累的经济成果转瞬流失,区域经济格局遭受重创;冷战落幕,曾经足以抗衡整个西方阵营的超级大国轰然崩塌,战场之上两军并未分出胜负,真正击穿国家根基的,是意识形态认知防线的悄然瓦解。当全社会的制度自信、价值共识被一点点侵蚀,再雄厚的军备储备、再庞大的经济体量,都会失去凝聚力量、同向发力的意志内核,再精良的武备,也只能沦为一盘散沙,无力维系共同体的存续。
回望历史长河,三桩跨越千年、横跨不同领域的重大危机,其内在病理如出一辙。古希腊特洛伊之战,木马得以从容入城,根源并非城墙不够高大坚固,而是各段防务之间留下无人值守的漏洞,守军只盯着正面城墙,疏于防范内部渗透;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事故绝不只是反应堆硬件设计缺陷,更是跨层级信息上报链条层层失真、层层隐瞒,部门之间信息壁垒森严,风险预警被封锁在条块内部,隐患不断发酵,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核泄漏惨剧;2001年“9・11”恐怖袭击酿成惊天惨剧,祸根并非情报线索彻底空白,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联邦调查局(FBI)两大情报机构壁垒森严,两条关键预警线索被隔绝在各自的“抽屉”里,跨部门信息无法互通,预警信号白白错失,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三桩悲剧共同印证一条治理公理:系统性风险从来不会诞生在单一部门的权责边界之内,它总是滋生在部门与部门、领域与领域、层级与层级相互衔接的灰色缝隙之中。
立足我国安全治理的现实场景,我们同样面临“底板牢固、缝隙致命”的治理难题。粮食安全领域,我们牢牢守住口粮自给的基本底板,牢牢端稳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谷物自给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可风险缺口就藏在大豆等油料作物对外依存度偏高的供应链缝隙里,一旦海外贸易受阻,油料供给就会面临严峻考验;能源安全领域,依托煤电产能与战略石油储备筑牢能源基本盘,保障能源供给总体稳定,我国煤炭自给率超过 90%,但薄弱环节却卡在远洋油气运输的海上通道、跨境能源管网等关键节点之上,海上航运要道一旦受阻,能源供给链条就会面临断裂风险。坚实底板是安身立命的压舱石,能够保证我们站稳脚跟、守住基本盘,却无法保障我们在长期博弈中高枕无忧。而数字时代催生的新型安全边疆,进一步放大了缝隙带来的治理危机:一段震网病毒代码,无需一兵一卒跨境入侵,就能瘫痪上千台工业离心机,重创一国核工业命脉;一段深度伪造的音视频,转瞬之间就可以撕裂商业信任、挑起社会对立;一套精心包装的认知叙事,即便没有一兵一卒越过国境线,也能悄然搅动网络舆论、动摇社会共识,潜移默化改变一国政治走向。非传统安全的隐蔽性、传导性、跨界性,把部门壁垒、信息孤岛带来的治理短板无限放大,治理缝隙已然成为国家安全最大的薄弱环节。
针对这一治理痛点,总体国家安全观给出了体系化的中国方案。“总体”二字,绝非简单把政治、经济、网络、生物等二十个安全领域做机械式算术叠加,而是推动国家安全治理重心实现根本性转向:治理对象,从一道道独立封闭的 “门户”,转向门户与门户之间的衔接缝隙;治理重心,从一个个孤立的治理节点,转向节点与节点之间互联互通的连接链路;治理目标,从追求单一部门“履职不出错”,升级为全域协同联动之下的 “整体不失守”。这并非对既有分领域防线的否定与推倒重来,而是主动接管过去权责悬空、无人兜底的交界地带,把长期无人监管、无人负责的治理盲区,改造为权责清晰、闭环管控、信息互通的刚性连接,打通条块分割造成的信息壁垒,斩断风险跨域传导的通道,真正实现全域统筹、协同设防。
如果说制度打通壁垒是筑牢安全体系的钢筋骨架,那么人民防线,就是为整套体系夯下最深厚、最稳固的社会地基。风险从来不会率先叩响国家安全专门机关的大门,它最先抵达的,永远是普通人的手机屏幕、街头闲谈、日常交易、陌生私信与网络信息流。堡垒墙体的高度,取决于制度建设与技术装备水平;但一座堡垒能否历经风雨长久屹立,最终取决于社会根基是否牢固。倘若万千群众对身边异动麻木无感、对网络谣言真伪难辨、对共同体安危漠然旁观,那么再严密的制度、再先进的技术,终究只是一座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一旦遭遇冲击便会轰然坍塌。正所谓“鱼烂而亡,必先自溃”,社会共识的松动、群众警觉的钝化,永远是一切安全危机最先萌发的土壤。
五重论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汇聚成一条核心论断:全域立体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本质上是把静态的安全“状态”,锻造为动态的安全“能力”。二者有着天壤之别:静态的安全状态,依靠清单管控、阵地死守维持平稳局面,追求一时一地不出问题,本质是被动守住现状;动态的安全能力,依靠链路打通、机制互联持续生长,着眼于长期博弈下的系统存续,强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当冲击骤然降临,固守静态安全者只会反复追问“防线有没有守住”;锤炼动态安全能力者,则会冷静审视“整个体系能否持续运转、受损之后能否快速修复、风浪之下全社会能否保持团结”。二十个安全领域之间纵横交错的每一条连接线,既是风险跨域传导的通道,也是体系韧性生长的脉络。管住链路、阻断恶性风险传导,打通壁垒、加速良性协同联动,这十二个字,道尽了“全域立体”四个字沉甸甸的全部时代分量。
整套安全体系建设的最终落脚点,从来不在红头文件的条文之中,不在组织架构的图表之上,更不局限于某一场应急处置的阶段性胜利。真正持久的安全能力,蕴藏在无数普通人的微小行动里:发现异常时多留心一眼,遭遇疑点时多追问一句,面对风险苗头时多向前一步。放眼全球治理实践,域外经验同样印证着人民防线的核心价值:瑞典推行全民总体防御制度,把16岁至70岁全体国民纳入全民防御义务,不分职业、不分阶层,人人都承担社会安全责任,把防御触角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处城乡角落,构筑起全民动员的社会防线;芬兰将媒介素养教育贯穿从幼儿到成人的国民教育全过程,把辨别虚假信息、抵御认知渗透纳入基础教育必修课,为全体民众培育强大的“认知免疫力”,常年稳居欧盟媒介素养指数第一梯队,即便长期直面地缘博弈,社会舆论依然保持稳定理性。再回看我国实践,我们已连续八年开展国家安全群众表彰,2025—2026 年度共有 103 名普通公民走上领奖台。受表彰者当中,有互联网企业员工、科研工作者、外出务工群众、媒体从业者、旅游博主,没有职业特工,没有专业情报专家,他们仅仅守住了日常生活里“事有反常必为妖”的朴素判断力,及时上报线索,堵住安全漏洞。中外治理实践殊途同归,共同印证一条铁律:风险最先抵达社会末梢,安全感知能力必须下沉到社会治理的最前沿,把亿万群众的一双双眼睛,织成无处不在的预警网络。
“固国防、守底线、保全域、护复兴”,短短十二个字,在层层论证之中被赋予了沉甸甸的时代分量。固国防,固的不只是陆海空天网的物理边防线,更是各领域之间互联互通的制度连接质量,破除壁垒、畅通链路,杜绝部门各自为战;守底线,守的不只是粮食、能源、产业链的物资存量底板,更是底板之上多元备份、动态切换的系统韧性,做到一处受损、多方补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红线;保全域,保的不只是二十个安全领域全覆盖的广度,更是筑牢领域之间风险传导链路,防止多条底板被同步击穿、多点风险叠加爆发;护复兴,护的不只是短期社会稳定与经济平稳运行,更是锻造整个社会面对不确定性时,那份沉静有序、组织严密、难以被外力撕裂瓦解的内生韧性,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周易・系辞下》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句流传两千余年的古训,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复杂性,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清晰度。复杂性在于,传统安全“正面御敌、边界清晰”的旧格局已经一去不返,威胁从看得见的有形军事对抗,变成无孔不入的跨域传导;安全战线从单一国土防线,延伸为二十条彼此贯通、相互勾连的治理管道,风险随时随地沿着链路跨界蔓延、多点爆发。而清晰度在于,无论治理体系如何拓展、制度机制如何精密完善,根本方向始终恒定不变:坚持未雨绸缪、织密全域防控网络,做到“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确保冲击袭来之时体系不折、链条不断;在所有制度设计、技术布局、机制运转的背后,始终守住人民安心这一终极目标,坚持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依靠亿万人民筑牢长治久安的铜墙铁壁。
这便是构建全域立体国家安全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的全部核心要义,也是这套新安全范式区别于历史上所有传统安全治理模式的根本特质。国家安全最深层的密码,从来不在军械充盈的武库之中,不在高墙森严的堡垒之内,而根植于整个社会肌体之内,蕴藏在亿万民众面对风浪考验时,众志成城、生生不息、不可摧折的组织化韧性。牢牢护住这份扎根民心、生长于社会肌理之中的内生韧性,就是牢牢护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稳致远的根本根基,让大国航船在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长治久安。(本节完结)
2026年10月29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兼总主持。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九千多万字,发表各类文章五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六万字和至少每天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他既为苍生说人话,也为权贵美策划!他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偶然的争利,没有必然的对立;虽然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只要大家心连心手携手,幸福美好处处有时时有!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上下同心,面貌焕新!他真诚希望国家好人民好世界好人类好!他向往:世界和乐、社会美满,人类大同、民族幸福!他的文笔人品学识格局境界,受到高层和广大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与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