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任务：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
本章综合研判：对外开放与外交领域全局性矛盾深层成因与集成方略
当前对外开放与大国外交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口，六大全局性矛盾相互交织、层层传导：力量东升与秩序西滞、开放融通与阵营脱钩、发展渴求与安全焦虑、文明互鉴与文明优越、话语崛起与舆论西强、多边主义与单边霸权。矛盾背后的深层病灶，根植于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零和博弈的思维路径依赖、全球治理体系长期存在的代表性赤字，以及跨文明认知隔阂带来的信息壁垒。破解困局不能零敲碎打、局部修补，必须构建一整套系统集成方略：以办好自身事业筑牢战略底气，以制度型开放开辟对外合作新局，以统筹发展与安全守住风险底线，以文明交流互鉴深耕民心外交，以团结全球南方拓宽战略纵深，在变局之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察全局而后谋一域：总论的战略意蕴。清人陈澹然在《寤言·迁都建藩议》中留下两句传世名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此语写于甲午海战失利之后，山河破碎之际。一位清末举人面对列强环伺、国势日衰的危局，痛切地意识到：不能为长远谋划的人，连眼前一时也谋划不好；不能从全局运筹的人，连一隅之地也经营不周。这两句话的分量，放在一百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在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中愈显沉实。
陈澹然其人，是晚清光绪年间一位饱读诗书却仕途坎坷的江南才子。他目睹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目睹割地赔款的耻辱条约一纸纸签下去，目睹泱泱大国沦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心中积郁的悲愤化作了这十六个字。他不是庙堂重臣，没有权力调度天下，却以一介书生的赤诚，道出了治国安邦最根本的方法论：站位决定格局，视野决定结局。
古人讲＂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又讲＂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一盘棋的高手，从来不只盯着眼前的一步棋，而是看着整张棋盘的阵势、对方的意图、自己的后路。邓小平同志当年推动改革开放，正是这种＂谋万世、谋全局＂的大手笔——他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从深圳蛇口的一声炮响开始，把中国重新拉回世界经济的主航道。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货物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超过1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这就是＂谋全局＂结出的硕果。
本章前四节，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到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再到应对复杂博弈的战术展开，直至传播中国声音的舆论破局，每一节皆为一域之谋；而这一节综合研判，就是要站在全局之上，把这些＂一域之谋＂串联起来、透视进去，回答三个根本问题：矛盾在哪里？病根在哪里？出路在哪里？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下那段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写于1859年的文字，用来描摹今天的世界，依然贴切得令人心惊。
全球南方国家数量和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2025年整体经济增速达4．2%，是七国集团平均增速的三倍以上。这是力量版图五百年未有之大位移——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第一次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然而同一时刻，全球武装冲突数量创二战后新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69个细项中仅35%按计划推进，近一半进展缓慢，18%出现倒退。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全球80%以上的财富，而全球仍有近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希望与危机在同一张世界地图上铺展，机遇与风险在同一条时间轴上奔涌。
唯有用＂察全局而谋一域，观大势而定方略＂的清醒，既见有利之势，更察潜藏之危，知危而不慌，识机而善用，方能在风浪中行稳致远。
其次，矛盾在哪里：六大全局性矛盾的系统图谱。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今天对外开放与外交领域的矛盾图景，不是单线的、扁平的，而是一张多维度、多层次、多因素交织的复杂网络。我们需要逐一拆解，看清每一组矛盾的内核与张力。
一是力量东升与秩序西滞的矛盾。这是六组矛盾中最根本、最底层的一组——力量对比已经变了，但规则秩序还没跟上。五百年前，哥伦布横渡大西洋，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西方文明凭借坚船利炮在全球建立起殖民体系。从那时起，世界的权力中心一直在西方。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本质上都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安排。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1971年，加入WTO是2001年——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些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仍与我们的经济总量、贸易规模、人口体量严重不相称。IMF的数据显示，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3．6%上升到2024年的超过18%，但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仅为6．09%，远低于美国的16．5%。这就是典型的＂力量变了，座位没变＂。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悄然无声的权力转移——就像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那样，但这次转移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当年英国面对美国崛起，选择了＂英美特殊关系＂的相对平滑过渡；今天美国面对中国崛起，选择的却是全面遏制、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两种应对方式的背后，是霸权心态的差异——日薄西山的霸权者，往往比冉冉升起的霸权者更焦虑、更偏执。
二是开放融通与阵营脱钩的矛盾。这是六组矛盾中最现实、最紧迫的一组——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正遭遇逆全球化的政治逆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预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四十年，全球化确实高歌猛进：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不足36%攀升至2008年的61%，全球供应链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芯片来自台湾，设计来自加州，销售到全世界——这就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缩影。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中美贸易战、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友岸外包＂……一波接一波的保护主义浪潮，正在把全球化的大潮往回推。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涉及3700多亿美元商品，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清单一扩再扩，从华为到中芯国际，从AI芯片到量子计算，从实体清单到出口管制，层层加码、步步紧逼。一边是中国连续四年举办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超过2400亿美元，不断扩大自贸试验区网络，签署RCEP、申请加入CPTPP；另一边是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构建＂芯片四方联盟＂、试图把中国排除在高端供应链之外。这种＂一开一闭＂的反差，正是当前对外开放领域最核心的张力。
三是发展渴求与安全焦虑的矛盾。这是六组矛盾中最深刻、最吊诡的一组——世界最需要发展的国家，反而最不安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却在制造最多的焦虑。全球南方国家要的是什么？是发展。是修路、建厂、通电、通水，是让几亿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中国用四十年时间让8亿人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就是全球南方最向往的故事。非洲需要工业化，东南亚需要基础设施，拉美需要能源转型——大家要的是发展的机会，不是选边站队的压力。但西方发达国家要的是什么？是安全。它们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看作＂债务陷阱＂，把中国的技术输出看作＂安全威胁＂，把中国的正常贸易投资看作＂战略渗透＂。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欧盟也把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国家在享受了三十年全球化红利之后，现在却告诉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不安全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边是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如饥似渴，一边是发达国家对安全的过度焦虑，这两种诉求之间的落差，构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中最深的一道裂痕。
四是文明互鉴与文明优越的矛盾。这是六组矛盾中最隐蔽、最持久的一组——文明是平等的还是有优劣的？是互鉴的还是冲突的？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预言冷战后的世界将由文明冲突主导。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亨廷顿的剧本走，但＂文明冲突论＂的幽灵始终在国际政治中游荡。从＂历史终结论＂到＂文明优越论＂，从＂中国威胁论＂到＂锐实力论＂，西方话语体系始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西方文明是普世的、先进的，非西方文明是特殊的、落后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深刻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这三个论断，从根本上挑战了＂文明优越论＂的思想根基。历史早就证明了文明互鉴的力量。唐朝长安有十万外国人经商做官，鉴真六次东渡日本，玄奘西行取经，丝绸之路不仅运丝绸瓷器，更运诗歌、艺术、宗教、科技——那是人类文明交流的黄金时代。反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近代的殖民主义、当代的文明优越论，每一次＂文明优越＂的傲慢，带来的都是战争、杀戮和文明的创伤。
五是话语崛起与舆论西强的矛盾。这是六组矛盾中最微妙、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组——中国做对了很多事，但西方世界知道的、理解的、认同的，远远不够。有一组数据让人警醒：全球国际传播领域，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国际新闻发稿量。全球前20大社交媒体平台，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全球影视娱乐市场，好莱坞占据了全球票房的大头。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下，中国故事要＂破圈＂，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减贫、环保、抗疫援助、一带一路基建——但在西方舆论场里，中国的形象往往是被扭曲的、被标签化的、被妖魔化的。＂锐实力＂＂债务陷阱＂＂新冠起源＂……一个个标签贴上来，真相反而被淹没在噪音里。毛泽东同志当年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今天我们可以补充一句：＂笔杆子里面出认同。＂大国外交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托底，更要有软实力的支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在别人的话语体系里找到公约数，让世界听得懂、听得进、听得信。
六是多边主义与单边霸权的矛盾。这是六组矛盾中最直接、最尖锐的一组——世界需要的是多边协商，还是单边霸权？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确立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一系列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今天，这套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退群毁约成了家常便饭：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伊核协议、退出世卫组织、退出人权理事会……退了又进、进了又退，把国际机制当成了自家后院的自留地，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更有甚者，动辄单边制裁、极限施压、长臂管辖。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每年制裁的个人和实体清单长达数千页，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金融制裁、科技制裁、能源制裁、人权制裁……制裁成了万能工具箱，想打谁就打谁。
中国始终站在多边主义一边。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是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是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我们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本质上都是在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但多边主义不是喊口号，它需要实实在在的制度支撑、规则支撑、行动支撑。
再次，病根在哪里：深层成因的多维透视。看清了矛盾的表象，还要深挖矛盾的根源。如果说六大全局性矛盾是＂症状＂，那么深层成因就是＂病灶＂。只有把病灶找出来，才能对症下药、标本兼治。
一是历史维度：霸权兴衰的周期律。人类五百年的近现代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霸权兴衰史。从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到荷兰的商业霸权，到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再到美国的全球霸权——每一个霸权的崛起都伴随着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每一个霸权的衰落都伴随着傲慢、僵化和过度扩张。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帝国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衰落。＂英国当年就是这样——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都是它的殖民地，为了维护庞大的殖民体系，军费开支居高不下，最终被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拖垮。美国今天似乎也在走类似的路：全球800多个军事基地，11个航母战斗群，海外军费开支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这种过度扩张，正在透支美国的国力。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下那句千古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守成大国的恐惧和打压，最终往往走向冲突。
历史上16次大国权力转移，有12次最终走向了战争。但中国要做的，是打破这个历史定律。我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要给修昔底德陷阱找一个和平的出口。这条路很难走，但必须走——因为战争的代价，全人类都承受不起。
二是思维桎梏：零和博弈的路径依赖。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如此焦虑？表面上看是力量对比的变化，骨子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从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到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基本都是建立在＂国家利益是零和的＂＂权力是相对的＂＂你赢我就输＂这样的假设之上。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中国发展起来了，就意味着美国相对衰落了；中国技术进步了，就意味着美国安全受损了；中国影响力扩大了，就意味着美国霸权动摇了。但现实世界真的是零和的吗？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贸易额从2001年的不到8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超过6600亿美元。美国消费者买到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中国工厂赚到了宝贵的外汇，美国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不是双赢是什么？苹果公司每年在中国市场赚走数百亿美元，特斯拉上海工厂成为全球效率最高的超级工厂——这不是双赢是什么？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自由贸易可以让所有国家都过得更好，因为每个国家都专业化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正和博弈。但一旦政治思维压倒了经济理性，这种正和博弈就被硬生生扭曲成了零和对抗。
晚清的洋务派当年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出发点还是好的——学习西方的技术来抵御西方的侵略。但＂制夷＂这个词本身，就带着零和对抗的思维。结果呢？北洋水师看似强大，甲午一战全军覆没。教训是深刻的：把所有关系都看成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往往是自己先把自己困死了。
三是制度滞后：全球治理的代表性赤字。国际秩序为什么越来越失衡？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治理的制度框架，已经严重滞后于力量对比的变化。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胜利的产物。七十多年过去了，世界地图已经换了好几轮，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天翻地覆，但安理会的＂五常＂格局基本没变。德国、日本、印度、巴西这些经济体量不小的国家，连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混上。非洲大陆54个国家，在安理会没有一个常任席位——这公平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配，更是老牌发达国家把持。美国在IMF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重大决议需要85%的多数票通过，而美国一家就占了16．5%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只要美国不同意，任何改革都推不动。这种制度性的代表性赤字，是全球治理困境的总根源。发展中国家要的不是颠覆现有秩序，而是更合理的代表性、更公平的话语权、更有效的决策机制。金砖国家扩容、上合组织扩员、＂全球南方＂意识觉醒——本质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是认知鸿沟：信息茧房与文明隔阂。还有一层病根，藏在人的脑子里——认知的偏差、信息的隔膜、文化的隔阂。今天这个时代，信息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但人们知道的真相，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算法推荐把每个人都关进了＂信息茧房＂——你爱看什么，它就给你推什么；你相信什么，它就强化什么。久而久之，你活在自己的回音室里，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也容不下不同的观点。
中西之间的认知鸿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他们不知道中国有8亿人脱贫，不知道中国的高铁里程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不知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不知道中国的数字支付已经普及到大街小巷。他们看到的中国，是西方媒体镜头里的中国——而那个镜头，是经过选择性取景、选择性叙事、选择性剪辑的。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当年写过一本书，叫《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讲的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故事。两百多年前，英国使团带着工业革命的最新发明来到中国，乾隆皇帝不屑一顾，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那次认知的错位，最终导致了两个世界的碰撞——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百年国耻。
历史会不会反过来上演？今天，是西方对中国产生了认知傲慢——觉得自己的制度就是最好的，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正当＂的。这种认知上的傲慢，比贸易战、科技战更危险，因为它会让双方失去对话的意愿、失去互信的基础。
最后，出路在哪里？：集成方略的系统构建。看清了矛盾，找准了病根，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路在何方？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有一套系统集成的方略——既要有战略定力的＂压舱石＂，又要有主动作为的＂先手棋＂；既要守住底线，又要开拓新局；既要硬实力托底，又要软实力凝心。
一是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是最大的底气。邓小平同志当年有一句名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这二十四个字，是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安身立命的法宝。
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比当年更加复杂、更加严峻。但越是风高浪急，越要保持战略定力。什么叫战略定力？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跳、怎么闹、怎么施压，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我们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海量的高素质人才，有旺盛的创新活力——把这些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民生持续改善，社会保持稳定——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回答黄炎培＂历史周期律＂之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今天面对百年变局，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驾驭这大变局。这条新路，就是办好自己的事，办好14亿人共同富裕的事。
二是开放新局：制度型开放的高阶跃迁。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我们自己发展的需要，不是别人恩赐的施舍。
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开放主要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把国门打开，把外资引进来，把商品卖出去。下一步的开放，要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升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数字贸易等领域，对标先进水平，深化国内改革。这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跑，而是主动塑造开放的新优势。RCEP已经生效实施，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我们积极申请加入CPTPP和DEPA，向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看齐；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四大展会平台越办越好；21个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历史上，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汉朝丝绸之路打通中西交流，唐朝长安成为世界之都，宋朝泉州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开放带来的是繁荣、是文明、是国力的跃升。反观明清两朝的海禁、闭关锁国，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就是在自我封闭中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教训太惨痛了。
今天我们主动扩大开放，不是被动挨打后的无奈选择，而是主动引领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中央领导在进博会上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是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开放和安全，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必须统筹好的辩证法。中央领导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安全就是空中楼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发展成果随时可能付诸东流。
今天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每一个领域都有风险点。美国卡我们的芯片脖子，我们就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际粮食价格大起大落，我们就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能源进口依赖度高，我们就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推动能源革命。但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要关上大门搞内循环，更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开放的环境中筑牢安全的屏障——既不因为有风险就不敢开放，也不因为要开放就忽视风险。就像开车一样，方向盘要把稳，油门要踩稳，刹车也要随时准备踩。
历史上有两个反面教材值得记取：一个是晚清，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结果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另一个是苏联，过度军事化、过度安全化，把国民经济拖垮了，最后不战而亡。这两个教训告诉我们：封闭的安全是假安全，片面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安全。
四是人心工程：文明交流互鉴的软实力。大国外交，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硬实力让人不敢欺负你，软实力让人真心认同你。两者缺一不可。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明白这个道理：光靠武力是征服不了人心的，只有文化的魅力、文明的感召力，才能真正赢得天下归心。
今天我们讲文明交流互鉴，不是要输出中国模式、中国制度，而是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我们有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有＂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智慧，有精准扶贫、绿色发展、抗疫合作的实践——这些都是可以跟世界分享的宝贵财富。
人文交流是人心工程。留学生互派、文化年、旅游年、影视互译、学术交流、青年对话……看起来都是＂软＂事，但滴水穿石、润物无声。当年美国通过富布赖特计划、福特基金会、新闻署，在全球输出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打造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今天我们在这方面还要下更大的功夫——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真正走进外国人的心里。
毛泽东同志当年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明交流的火种，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小，但只要持续播撒，总有一天会形成燎原之势。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真正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时候，那些刻意抹黑、刻意围堵的势力，自然就会被孤立、被边缘化。
五是伙伴网络：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全球南方，是我们外交布局的战略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全球南方国家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都曾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有着共同的发展愿望——都希望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都主张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反对霸权主义。中央领导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多来已经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了上万亿美元的投资，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8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成为联通亚欧的钢铁驼队。
金砖国家扩容了——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也在扩员——这不是军事同盟，而是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伙伴关系网络。
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推动形成了＂万隆精神＂，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就是要把全球南方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朋友圈搞得大大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190多个国家、80%以上的人口团结起来，那就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总之，我们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保持定力，扬长避短，行稳致远。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正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距离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不到三十年时间。我们正处在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期——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正处在对外开放的新高水平——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我们正处在大国外交的新起点——从融入国际体系，到引领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这条路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有风浪，有暗礁，有急流险滩。但正如中央领导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保持清醒；越是风高浪急，越需要保持定力。
古人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中国自己就是那棵大树。我们把根扎深了，把干长壮了，把叶养茂了，自然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陈澹然当年写下＂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新世界。但不同的是，当年的中国是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14亿多人的伟大国家。我们有足够的底气、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能力，在百年变局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察全局而后谋一域，观大势方能定方略。让我们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战略定力，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清醒，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战略自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对外开放与大国外交的新辉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矛盾已经判明，病根已经挖出。集成方略的要义，不在于在每一个方向上“用力更猛”，而在于让各个方向的力量形成相互支撑的结构。以下四个维度，构成一个从“底盘”到“前沿”、从“硬实力”到“软力量”、从“应对”到“塑造”的集成框架。
一是以“全局观”统领开放与外交的战略节奏。陈澹然所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今天的含义不是“只顾全局、不顾局部”，而是让每一个局部的行动都自觉服务于全局的逻辑。对外开放的每一个举措、外交的每一次出击，都应当放在“力量转移—制度滞后”这一核心矛盾中来定位。当全球南方崛起是最大的结构性变量时，中国的开放布局就应当把全球南方置于优先位置，但不是以“阵营对抗”的方式，而是以“架桥者”的方式。数据支撑了这一判断的分量。2025年，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833．6亿元人民币，增长18%；“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和建设合同总额约2135亿美元，达到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在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框架内，中方动员230多亿美元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了1800多个合作项目，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这些数字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方向：它们把中国的开放红利与全球南方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绑定在一起，从而在“结构性权力转移”与“制度性改革诉求”之间建立了一条现实的传导链条。当全球南方的经济分量通过中国的合作网络进一步转化为发展能力时，它们在国际治理中要求更大代表性和话语权的底气就更足，而中国作为这一进程的“架桥者”，其改革主张就获得了更广泛、更持久的国际支撑。全局观的另一个维度是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地缘冲突的跨域联动传导，是当前对外开放最现实的威胁之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延宕，不仅直接冲击能源、粮食和供应链安全，更在深刻地重塑大国关系的排列组合。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的平衡策略——表达对北约扩张的关切、呼吁外交解决、但不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被一些西方观察者描述为“亲俄中立”，但其深层逻辑恰恰是全局观的体现：不被局部冲突拖入阵营化陷阱，保持与各方对话的通道，为未来的政治解决保留空间。这种克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以定力换主动的战略选择。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选边”的压力，而是在压力之下丧失自主判断节奏的能力。
二是以“制度型开放”应对武器化相互依存。武器化相互依存的逻辑是“切断”，制度型开放的逻辑是“编织”。当别人试图把相互依存的节点变成施压的杠杆时，最有效的反制不是以牙还牙地切断对方的节点，而是把相互依存的网络编织得更密、更宽、更难被单点切断。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升级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它的效应是双重的：对内，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倒逼国内改革，提升经济体系的韧性和效率；对外，以主动的规则对接和规则供给，增加“脱钩”的成本和“挂钩”的收益。2025年底，中国外资企业达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2025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受访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达到4．51分（满分5分），94．9%评价为“满意”。这些数据说明，尽管“去风险”的叙事甚嚣尘上，全球资本仍然在用实际行动做出选择。制度型开放的任务，就是让这种选择变得更加稳定、可预期、不可逆——不是依靠短期的优惠政策，而是依靠透明的规则、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可置信的承诺。更深一层看，制度型开放是对“安全化”逻辑的结构性回应。当一切经济交往都被安全逻辑审视时，唯一能够抵御这种泛安全化侵蚀的，是一套得到广泛认可和执行的规则体系。中国主动对接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RCEP的深化实施、在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领域提出中国方案，其战略意义正在于此：不是被动地防守“安全化”的每一次进攻，而是主动地扩大“规则化”的每一寸阵地。规则化的空间越大，安全化的空间就越小；制度型相互依存的网络越密，单点武器化的效力就越弱。
三是以“韧性自主”重构科技与产业的安全边界。华为的案例给出的最深刻启示，不是“自主创新很重要”这一老生常谈，而是一个更精确的判断：在武器化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安全边界的位置不取决于“是否依赖”，而取决于“依赖是否可替代、替代需要多长时间、替代的代价是否可承受”。“韧性自主”不是追求全产业链的封闭自给，而是在关键节点上建立“断供可存活、封锁可迭代”的能力，同时保持非关键节点上的开放合作。华为六年量产381款芯片、在“几何缩微”逼近物理极限时转向“时间优化”的新路径，说明韧性自主的本质是创新范式的自主——不仅能够造出别人造过的东西，而且能够在别人设定的技术路线走到尽头时，开辟新的路线。何庭波提到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故事，这个典故的深意在于：李冰父子面对的不是“有没有现成工具”的问题，而是在约束条件下重新定义问题、重新设计解决方案的问题。工程思维的核心不是资源禀赋的比拼，而是在给定约束下寻找可行解的创造力。当一个国家或企业被推入“约束条件”之中时，如果它能够把约束转化为范式创新的触发器，那么封锁就从“削弱”变成了“重塑”的契机。但韧性自主不能被误读为“关门自主”。中国近十年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仍然是在开放环境中实现的，华为的芯片设计能力同样建立在全球半导体科学共同体积累的基础之上。真正的韧性，来自“自主能力”与“开放网络”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关键节点上有自主的“底”，在非关键节点上有开放的“面”；底足够深，面足够宽，二者相互滋养而非相互替代。这正是集成方略在科技维度上的要义——不是用“自主”取代“开放”，而是用“自主”为“开放”提供不被胁迫的底气。
四是以“叙事重构”穿透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壁垒。舆论领域的“西强我弱”，根源不在于中国“说得太少”或“说得不够响”，而在于叙事的基础语法仍然由他人设定。当“民主对威权”“自由对专制”“秩序对修正”这类二元框架占据了认知的制高点时，任何在这个框架内的言说，无论音量多大，都只是在加固框架本身。穿透话语壁垒的唯一方式，不是在同一套语法中争夺“形容词”，而是提供一套新的语法。
全球南方的崛起为叙事重构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最迫切的需求。全球南方贡献了80%的世界经济增长，却在治理体系中长期面临“话语权与发展实力不匹配”的困境。这一“不匹配”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叙事资源：它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只需要诉诸事实——如果一套治理体系无法反映它所在时代的力量分布，那么改革就不是“挑战秩序”，而是“修复秩序” 。中国以“架桥者”而非“领导者”的角色参与全球南方合作，通过“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其叙事策略的支点正在于此：不是用一个中国中心取代一个西方中心，而是推动一个多中心、多层次、多机制的治理架构从“例外”变成“常态”。
叙事重构还需要在具体议题上建立“定义权”。在人工智能治理上，是率先提出“安全与发展并重”的规则框架，还是等待别人定义“可信AI”的标准？在绿色贸易上，是主动设计碳足迹核算的互认机制，还是被动接受别人设定的碳壁垒？在发展合作上，是用“共商共建共享”的项目逻辑取代“援助—受援”的等级逻辑，还是继续在旧的话语体系中辩解？每一个具体议题上的定义权争夺，都比泛泛的“讲好中国故事”更具穿透力。话语权力的转移，从来不是在宏大叙事层面一举完成的，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具体议题的规则文本和操作标准中逐步积累的。
回到陈澹然的那两句话。一个在甲午战败后写下“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人，看到的不是一时的胜负，而是一个文明在封闭与开放、守旧与变革之间的结构性困境。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面对的已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在什么样的结构中、按照什么样的节奏开放的问题。三对张力不会消失，四个病根不会自愈，集成方略的意义也不在于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它的意义在于：让每一次局部的应对，都不背离全局的逻辑；让每一个短期的选择，都不透支长期的余地；让开放不沦为对既有秩序的被动适应，而成为对新秩序主动的、有方向的塑造。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最好”与“最坏”从来不是给定的命运，而是在清醒与盲目、谋全局与困一隅之间做出的选择。知危而不慌，识机而善用——这十二个字，既是对本章全部论述的收束，也是走向下一程的起点。
一、察大势：百年变局中的中国方位与底气
研判任何问题，先要找准坐标。坐标一失，满盘皆输。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封锁传统商路，欧洲人被迫扬帆入海，由此开启大航海时代；同一时期，明朝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把刚刚伸向海洋的手又缩了回来。两个文明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此后五百年的此消彼长，根子就埋在那一次“坐标判断”的差异之中。今天，中国站在百年变局的激流中央，同样需要一次清醒的坐标定位。这个坐标，可以用三句话来锚定：世界之变前所未有，中国之基坚实厚重，历史之鉴发人深省。
（一）世界之变：一部“主角名单”被重写的剧本
曾几何时，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名单是固定的、有限的、西方中心式的。七国集团的首脑合影，几乎就是“世界秩序”的视觉定义。而今天，这部剧本正在被一群曾经坐在后排的“配角”联手改写。
金砖合作机制的扩容，是这场改写中最醒目的笔画。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今天的“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的版图已横跨亚、非、拉、中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2025年占全球GDP的比重已接近40%，而七国集团则降至30%以下。仅仅数年前，这个对比还是反过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03年的约12%跃升至2024年的约24%，翻了一倍。这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贸易权力的地理大平移。
上合组织的“圆桌”也在变大。2023年伊朗正式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成为第10个成员国，成员国数量首次突破两位数。今天，上合组织覆盖面积达36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4亿，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和国际贸易的15%以上。2025年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用“盘子”作喻，呼吁成员国“把合作盘子做大”——圆桌没有棱角，象征着平等；席位不断增多，印证着开放包容。一个诞生于2001年、最初以边界安全互信为初衷的区域组织，二十余年间成长为全球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这本身就是非西方世界制度性联合的活标本。更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发生在2023年的新德里。非洲联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正式成为G20成员。中国是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非盟加入G20的国家。非盟的加入，意味着整个非洲大陆在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获得了一个常设席位，而不是年复一年地等待“被邀请旁听”。G20成员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从此不再是点缀性的和声，而成为结构性的一部分。正如观察者所言，“非盟加入G20不但具有象征意义，还意味着非洲在多边体系中拥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
如果说金砖、上合、非盟代表的是“议事桌”的拓宽，那么亚投行和RCEP代表的则是“工具箱”与“规则圈”的另起一行。亚投行从2016年开业时的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2025年的111个成员，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累计批准项目360个，融资总额近700亿美元，遍布六大洲。一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在不到十年间获得了比亚洲开发银行更广泛的成员覆盖，这背后是无数发展中国家对“另一种融资选择”的真实需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则于2022年生效，2025年区域内贸易额达6万亿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164．9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入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与RCEP成员国货物贸易额达1．9万亿美元，对当年外贸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4．4%。一个覆盖约三分之一全球经济总量的自由贸易区，正在把“南方力量”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可操作、可预期的规则现实。把这些散落的点连成线，线的走向清晰可辨。2025年，全球南方国家整体经济增速达4．2%，是七国集团平均增速的三倍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经济总量全球占比提升至40%以上。四十年前，这个占比还只有24%。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已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以多快速度、在哪些领域率先固化”的问题。全球治理的议事桌正在变宽、变长，而坐在桌边的人，不再是同一副面孔。
（二）中国之基：不是一句“厉害”，而是一整套可验证的结构
研判大势，最忌两种偏向：一种是把“变”读成“乱”，在变局面前丧失方位感；另一种是把“基”读成“强”，在底气面前丧失分寸感。中国之基的厚重，不在于某一个数字的耀眼，而在于多个维度的能力相互嵌套，构成了一套别人难以在短期内复制或拆解的结构。
先看贸易的“底盘”。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自2017年起连续9年保持增长，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45万亿意味着什么？它相当于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八分之一左右。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升温的年份里实现“九连增”，靠的不是某一个市场的偶然爆发，而是贸易伙伴结构的深度多元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3．6万亿元，占外贸总值的51．9%——超过一半的外贸盘子在“非传统西方市场”上运行。东盟连续多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对东盟进出口突破万亿美元。当个别国家试图用关税和管制“重新定向”中国的贸易流向时，中国市场本身已经完成了相当程度的结构性再平衡。
再看产业的“纵深”。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25年达34．7万亿元，规模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接近30%，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更关键的不是规模，而是门类的完整性。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一应俱全。这种完整性在平常年份是一种效率优势，在危机年份则是一种生存能力。新冠疫情初期，中国制造业在数周之内完成从口罩短缺到日产上亿只的产能切换，靠的就是这种“什么都能造”的底层结构。新能源汽车是另一个剖面：2025年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连续11年全球第一，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一半。从燃油车时代的追赶者，到电动化时代的规则参与者，这一转身的支点恰恰是完整产业链所提供的“试错空间”和“迭代速度”。
创新端的信号同样不容忽视。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研发强度达2．8%，首次超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研发强度超过OECD平均，是一个带有“门槛性质”的标志：它意味着中国的创新投入不再处于“追赶型经济体”的区间，而进入了“前沿型经济体”的竞争带。当然，投入强度不等于产出质量，论文和专利的数量不等于原始创新的突破。但一个每年将近4万亿元投入研发、拥有全球最大工程师红利池的经济体，其在技术封锁面前的“迭代韧性”是任何对手都不能轻视的。
开放的“温度”则从人的流动中看得最清楚。2025年入境外国人达8203．5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3008万人次，同比上升49．5%。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口岸增至65个，单方面免签国家达48国，互免签证国家扩大至29国。“中国游”成为全球社交媒体上的热词，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收入。当一个人可以免签踏上中国的土地、用几个小时的高铁穿越数个省、在街头用手机完成从打车到支付的一切操作时，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任何外部叙事都无法轻易覆盖的。 人的流动是最朴素、也最不可逆的开放——脚步一旦迈出，偏见的地基就开始松动。中欧班列则从物流的维度提供了另一个注脚：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发送货值超4900亿美元，通达欧洲26国232城，货物品类从最初的IT产品扩展到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搭乘班列走向世界。一条铁路，把内陆城市从开放的“末梢”变成了开放的“前沿”，这种空间结构的改变，远比单纯的贸易数字更具战略含义。
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攀升且开始逼近前沿的创新能力，以及一个正在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升级的规则环境——这些要素加在一起，构成的是中国在风浪中不会被轻易撼动的“结构性底气”。它不是一句“厉害了”所能概括的，也不是一次封锁或一场关税战所能瓦解的。
（三）历史之鉴：开放与封闭，一条被反复验证的铁律
把镜头从当下的数据拉回到两千年的历史纵深，会发现一个比任何短期指标都更沉实的规律：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这不是一句宣传话语，而是一部被反复书写的文明兴衰史。
开放的正面，写在丝路的驼铃与宝船的帆影里。公元前138年，张骞持汉节从长安出发，被匈奴囚禁十年而“持节不失”，前后十三年方得复命。司马迁以“凿空”二字评价此行——西域本无路，张骞走通了，东西方世界从此被一条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线连接起来。张骞带回的不只是葡萄和苜蓿，更是一种“世界比想象中更大”的认知。这种认知一旦进入一个文明的视野，它就再也回不到封闭的旧梦中去了。大唐长安的西市上，胡商云集，波斯锦、罗马玻璃、天竺香料与江南丝绸同台竞逐；王维笔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写的虽是朝仪，底色却是一个王朝对异域文明毫不设防的从容。
郑和的七下西洋，把这种从容推到了一个令人扼腕的高度。1405年至1433年，两百余艘宝船、两万七千余人，七次远航，最远抵达东非海岸。郑和的旗舰吨位在两千至三千吨之间，而八十七年之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圣玛利亚号不过百吨上下，整个船队只有三艘帆船、约九十名水手。规模上的悬殊是表层的；深层的是目的的不同。郑和带去的是丝绸、瓷器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治理念，没有占据一寸他国土地，没有建立一处殖民地，没有贩运一个奴隶。这与后来西方大航海时代伴随的殖民征服、资源掠夺和黑奴贸易，构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文明路径。郑和的船队证明了一个事实：一个足够强大的文明，完全可以选择不以掠夺的方式走向世界。然而，开放的正面有多辉煌，封闭的背面就有多惨痛。郑和之后，明朝的海禁政策将海洋拱手让人；清朝沿袭闭关，把广州一口通商当作“恩典”。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天文仪器、蒸汽机模型和六百箱精心挑选的“贡品”来到承德，希望打开通商之门。乾隆皇帝的回绝被历史凝固成一句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使团带来的先进器物被登记为“贡品”，英王的国书被译为“表文”，一次本可以开始平等对话的机会，被翻译成了藩属朝贡的旧剧本。使团中一位随员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帝国“不过是一艘老旧而笨重的战舰”，之所以还没有沉没，只是因为“有一群警觉的军官在守护”。四十七年后，鸦片战争的炮声把这艘“老旧战舰”的甲板击穿了。
此后的教训更加刻骨。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纲领，三十余年兴办近代军工、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不可谓不努力，却始终在“器物”层面打转，不肯触及制度与思想的深层变革。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是输在船炮的数量上，而是输在一个封闭的体制无法支撑一场现代战争。戊戌变法则试图从制度层面突破，一百零三天便告夭折。两次尝试，两种失败，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半开的门，比关着的门更危险——因为它让人误以为已经开放，从而放弃了真正开放的决心。
历史的铁律在此：闭关可以守住一时之安，守不住一世之盛；拒绝对话可以保全一时之面，保不住百年之基。一个文明的生命力，从来不取决于它曾经多么辉煌，而取决于它在世界变化时是否愿意推开那扇门、走出去、让人走进来。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八个字之所以有千钧之重，正因为它不是一句孤立的外交辞令，而是对两千年兴衰史最凝练的总结，是一个文明在付足了学费之后做出的最清醒的承诺。
把三个维度叠合在一起，中国的方位便清晰起来。世界之变，提供的是空间——全球南方的崛起和多边机制的扩容，为中国从“规则接受者”走向“规则塑造者”打开了历史性的窗口。中国之基，提供的是能力——贸易、产业、创新和开放的结构性纵深，使中国具备在窗口期内有所作为的底气。历史之鉴，提供的是方向感——它反复提醒：窗口不是第一次出现，郑和的船队、马戛尔尼的使团都曾站在窗口之前，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推窗的意志和智慧。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最好”与“最坏”从来不是时代本身给定的属性，而是站在坐标上的那个人如何看、如何选、如何走。中国今天的位置，不是世界地图上被标注出来的一个点，而是一条在变局中自己走出来的线。这条线的方向，取决于我们是否始终记得：开放的深度，决定着一个文明能够抵达的远方。
二、析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五大深层结构性矛盾
繁荣之下必须保持冷静审慎。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句出自《周易・系辞下》的古训，并非危言耸听式的道德劝诫，而是一种关于系统脆弱性的深刻洞察：一个系统越是在表面上稳定运转，其内部积累的张力就越容易被 ＂繁荣的惯性＂ 所遮蔽。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早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祸福相依、安危相易，本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细察当下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线，五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正以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方式彼此咬合。它们不是五道并列的考题，而是同一张试卷上相互嵌套的五道大题 —— 答错任何一道，都会通过系统的传导机制，拉低其他四道的得分。《孙子兵法》云：＂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是先把自身的矛盾、风险、软肋看清楚、想明白。讳疾忌医，扁鹊再世也束手无策；未雨绸缪，方能在风雨来临之前扎好篱笆。
（一）开放与安全：门开得越大，暴露面就越宽，但关得越紧，发展空间就越窄
《韩非子・亡征》有言：＂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此话出自《孟子・告子下》，道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系统，若只有安逸而无风险，反而会在安逸中慢慢腐烂。开放与安全，正是这样一对贯穿古今、纠缠不休的矛盾。
一是一道困扰了中国两千年的命题。公元前 138 年，张骞持汉节出使西域，十三年后归来，打通了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上，商人驼铃叮咚，使节往来不绝，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西传，西域的葡萄、苜蓿、佛教、音乐东渐。汉长安城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都市。然而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朝廷突然下令 ＂片板不许下海＂，曾经世界最强大的船队被拆解、被尘封、被遗忘。清朝沿袭闭关，仅留广州一口通商，还自以为是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一闭，就是四百多年。闭出来的是什么？是 1840 年英国坚船利炮轰开虎门，是 1860 年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是 1894 年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是 1901 年《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 四亿五千万人，人均一两，是带着全民族的屈辱签下去的。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痛切地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封闭的代价，从来不是抽象的 ＂落后＂ 二字，而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但反过来，开放就一定安全吗？历史同样给出了反例。1991 年苏联解体，一个曾经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条，就是在与西方的 ＂开放＂ 中丢掉了自身的安全底线——金融被渗透，舆论被操控，意识形态被瓦解，经济被寡头瓜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变幻的 1992 年，以八十八岁高龄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写下那篇震古烁今的南方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但他同时又反复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一句话，道尽了开放与安全的辩证——既要大胆开门，又要把好国门。
二是今天的安全，早已不是修一道城墙的事。今天的安全，早已不是修一道物理意义上的边墙所能守护的。明代修了八千公里长城，照样挡不住满清入关；今天呢？数据跨境流动、关键矿产供应链、粮食能源保障、生物与网络安全、金融基础设施——每一个领域都是开放的通道，同时也都是潜在的脆弱点。安全的边界与开放的边界，第一次在空间上完全重合了。我们不妨用一组数字说话。2025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5．47万亿元人民币，自2017年起连续9年增长，稳居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这个数字背后，是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是几十万家企业、上亿个就业岗位与全球产业链深度绑定。这种绑定，是中国几十年发展的根基，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 ＂暴露面＂。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轨迹，恰好勾勒出这对矛盾的演化逻辑。2008 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 59．2%；到 2025 年，这一指标降至 32．7%，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52%，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7．3%。这是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最实在的成效——我们主动把经济的 ＂底盘＂ 从外需更多地转到内需，让自己的经济体魄更壮、抗风险能力更强。但依存度下降不等于风险归零。32．7% 的依存度，对应的仍是一个超过 45 万亿元的外贸盘子。更关键的是，风险的性质已经从 ＂总量冲击＂ 转向了＂节点打击＂。当贸易伙伴足够多元时，全面封锁变得困难；但当你的某一条供应链、某一个技术节点、某一家企业被精确瞄准时，总量上的 ＂分散＂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节点上的＂安全＂。这就好比一个人。你身体里有两万多个基因，每个基因都可能出问题；但你不能因为怕生病，就把自己关在无菌病房里 —— 那样反而会因为免疫力退化而死得更快。真正的健康，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在与外界正常接触的同时，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
三是＂泛安全化＂是一种自我挫败的悖论。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国家以 ＂安全＂为名推进的，并非对等的安全关切，而是一种＂泛安全化＂的操作：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逻辑捆绑，把经贸、科技、投资统统纳入＂国家安全例外＂的宽泛框架之下，筑起 ＂小院高墙＂。学术研究已经揭示了这种操作的自我挫败逻辑。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代表巴里・布赞指出：安全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是一种 ＂自我指涉的实践＂——当一个议题被贴上 ＂安全＂ 标签，它就从普通政治议程跃升为 ＂生死攸关＂ 的最高议程，从而获得超越常规规则的处置特权。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安全状态、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会造成资源错配，导致国内政治保守化和国际交往封闭化，最终反而不利于实现安全目标。
历史上，这种 ＂泛安全化＂ 的教训刻骨铭心。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起所谓 ＂反共圣战＂，国会听证、忠诚调查、黑名单铺天盖地，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被清洗一空，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人人自危。结果呢？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付出了数十万生命的代价，恰恰是在 ＂最安全＂ 的执念下，做出了最不安全的战略判断。麦卡锡本人身败名裂，美国也为这场 ＂安全化＂ 狂欢付出了长期的信誉损失。更近的例子是苏联。冷战时期，苏联把一切对外接触都纳入安全框架，军工优先、全民皆兵，GDP 中军工占比一度高达 20% 以上。结果呢？一个超级大国不战而亡，经济被军备竞赛拖垮，社会被封闭窒息，最终在 1991 年轰然解体。＂把朋友搞得少少的，把敌人搞得多多的＂——这是安全化的终极悖论。罗斯福在 1933年经济大萧条最深处说过一句话：＂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这句话对今天的 ＂泛安全化＂ 思潮依然振聋发聩：当恐惧成为政策，恐惧就会成为现实；当安全被无限扩大，安全就离我们越来越远。
四是真正的出路：在开放的结构中嵌入安全能力。中国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二选一的题目：门开得越大，暴露面越大；关得越紧，发展空间越小。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在＂开＂与＂关＂之间做减法，而在于在开放的结构中嵌入安全的能力 —— 让门开着，但门槛上有识别机制，门框上有结构强度。打个比方。开放就像呼吸，人不能因为怕空气中有病菌就不呼吸；真正的办法是强健肺功能、戴口罩、讲卫生，而不是把鼻孔堵死。开放就像开车，方向盘要把稳，油门要踩稳，刹车也要随时准备踩——不是因为怕撞车就不开车，而是要在开车的同时学会避险。粮食安全是最生动的注脚。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预言中国将因粮食短缺而拖垮世界。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仅没有拖垮世界，反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202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保持在 95% 以上。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靠闭关锁国，而是靠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在开放的同时，把自己的耕地红线、种子工程、储备体系建得牢牢的。能源安全是另一块压舱石。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曾经超过 70%，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超过 45%，这在战争时期是要命的。但我们没有因此关上能源合作的大门，而是一边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核电，把非化石能源占比一步步提升到 20% 以上；一边拓展进口渠道，从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拉美多点开花，不让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条海峡成为 ＂卡脖子＂ 的单一节点。科技安全最是惊心动魄。2018年，美国对华为启动 ＂实体清单＂，芯片断供、技术封锁、设备禁运。华为 2021年营收一度下滑 2000亿元，外界一度断言这家企业将 ＂迅速萎缩＂。但六年之后的 2025年，华为销售收入回升至8809亿元，麒麟芯片在封锁中持续迭代，昇腾 AI 芯片在国产算力阵营中占据关键位置，鸿蒙生态装机量突破 8 亿台。何庭波说：＂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悲壮，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结构性事实：真正的安全，不是把外部的门关上，而是在门被外人关上时，自己手里还有另一把钥匙。
《左传》有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开放与安全，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法。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安全就是空中楼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发展成果随时可能付诸东流。把门开着，把篱笆扎紧，把筋骨练强——这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在百年变局中行稳致远的根本之道。
（二）接轨与自主：规则不是中性的跑道，而是可以被单方面改写的游戏说明书
制度型开放意味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申请加入 CPTPP，商务部明确表示 ＂中方已完全准备好＂加入这一协定；加入 DEPA 的工作组自 2022 年 8 月成立以来，至 2026年4月已举行十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围绕数字身份认证、跨境数据流动、电子发票互认等核心议题持续推进。这些动作的方向是清晰的：以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改革，在对接中提升自身的制度竞争力。但 ＂接轨＂ 之所以构成一对矛盾，是因为规则体系本身正在被武器化。
一是一段百年前的痛史：洋务运动的 ＂接轨＂ 为什么失败了。接轨，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一百六十多年前，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掀起的洋务运动，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 ＂接轨＂ 西方的尝试。他们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派留学生、译西书、开工厂。看上去，是在认认真真地 ＂接轨＂——接的是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装备、西方的教育。然而，1894年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三十年的 ＂接轨＂ 成果灰飞烟灭。为什么？因为李鸿章们只接了＂用＂，没碰＂体＂；只买了坚船利炮，没有改制度、改规则、改治理。更致命的是，他们以为规则是中性的跑道——只要跟在别人后面跑，就能跑赢。但事实是，跑道本身就是别人修的，别人可以随时改道、随时设置障碍、随时吹哨判你犯规。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李鸿章在《议和大纲》签字后吐血不止，临终前留下一首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他不是不知道规则的重要性，而是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根本没有参与制定规则的资格。与李鸿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同样是面对西方的 ＂黑船来航＂，日本明治维新不仅接了技术、接了装备，还全面接了制度 —— 废藩置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甚至主动 ＂脱亚入欧＂，加入西方的规则体系。结果呢？日本在 1894 年打败中国，1905 年打败俄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但日本的 ＂接轨＂ 也走偏了 —— 它接的是西方的殖民逻辑、军国主义逻辑，最终在 1945 年自食恶果。两条道路，两种命运，共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接轨不是目的，自主才是根本；接的是规则，守的是主权。
二是今天的规则，正在被 ＂选择性遵守＂。今天的世界，规则体系的问题比一百多年前更加复杂。WTO 争端解决机制曾被称为多边贸易体制 ＂皇冠上的明珠＂，其上诉机构自 2019 年 12 月起因美国长期阻挠大法官任命而彻底瘫痪，至今未能恢复，＂两级审理＂ 的司法体系名存实亡。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最核心的裁判功能被其创始主导者之一亲手拆解——这不是规则 ＂不完善＂的问题，而是规则被选择性遵守、被工具化使用的问题。当一方可以一边要求别人开放市场，一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大搞单边制裁；一边高喊 ＂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边让规则执行机制停摆；一边在别人的贸易港口搞 ＂航行自由＂，一边在自己的港口对他国企业长臂管辖——那么 ＂接轨＂ 就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性对标，而变成了一个政治性判断：接什么、怎么接、在什么条件下接、接轨之后由谁来解释规则。这让人想起一个古老的寓言。两个人一起打猎，约定好了分工：一个人追兔子，一个人堵山口。结果追到一半，堵山口的人突然说：＂规矩改了，今天的猎物归我，因为山口是我堵的。＂ 追兔子的人问：＂咱们不是说好平分吗？＂对方说：＂那是昨天的规矩，今天的规矩是我定的。＂国际规则的现实，常常就是这样残酷。当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裁决权都集中在少数国家手里时，规则就不再是公共产品，而是少数国家的 ＂私器＂。
三是接轨的难点：在＂制度文明＂与＂权力装置＂ 之间辨别。接轨而不失自主，开放而不丢主权，其难点不在于 ＂要不要学习＂，而在于识别哪些规则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文明成果，哪些规则是特定行为体将自身优势凝固为 ＂标准＂ 的权力装置。举个例子。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称为＂全世界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其中包含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纪律等大量条款。这些条款里，哪些是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制度文明？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环境标准——这些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是中国改革发展自身需要的，我们应该主动对接。但哪些条款里，又藏着发达国家的 ＂私货＂？比如某些条款在数字贸易、金融开放上的要求，可能超出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承受能力，甚至可能威胁到我们的金融安全、数据安全 —— 这些就需要审慎谈判、据理力争。再比如 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发起的小型数字经济协定，规模不大，但规则很新——数字身份认证、跨境数据流动、电子发票互认、人工智能治理…… 这些都是未来全球数字治理的新赛道。中国主动申请加入，是要在新规则制定的 ＂起跑线＂ 上，就有自己的位置。这就像一个人进了健身房。你不能因为怕受伤就不去健身房 —— 不去，身体永远练不强壮。但你也不能别人让你练什么就练什么、让你举多重就举多重——不根据自己的体质科学训练，反而会把身体练伤。真正的高手，是既充分利用健身房的设施，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制定训练计划，最后练出自己的肌肉和力量。WTO 的教训已经足够清楚：一个失去了裁判功能的规则体系，其 ＂规则性＂ 会迅速退化为 ＂选择性＂。中国在 CPTPP 和 DEPA 谈判中的策略，恰恰需要在两个层面同时用力——以对接展示开放诚意，以参与争夺规则的解释权和塑造权。
四是接轨的终极目的：在轨道设计中拥有自己的图纸。接轨的最终目的，不是把自己嵌进别人设计好的轨道，而是在轨道的设计中拥有自己的图纸。一百多年前，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中是 ＂沉默的接受者＂—— 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被列强把山东权益转交给日本。那一天，顾维钧在和会上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但公理在炮火面前，是那样苍白。那一代中国人，第一次深刻体会到：没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再有理也讲不清。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能在和会上据理力争的弱国。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 WTO 的重要成员，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我们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我们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已经得到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我们参与创建的亚投行，已经有 111 个成员，覆盖全球 81% 的人口和 65% 的 GDP。这些不是为了 ＂另起炉灶＂，而是为了在现有规则体系之外，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更公平的方案、更包容的平台。这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原来只有一条车道，是少数国家修的、少数国家收费、少数国家受益；现在我们修了第二条、第三条车道，让更多的车、更多的人都能上路、都能通达。
《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接轨与自主，从来不是对立的 —— 真正的自主，是在接轨中保持独立判断，在参与中塑造规则方向；真正的接轨，是在学习中提升自身能力，在融入中贡献中国智慧。关门自主是死路一条，依附接轨是另一条死路。唯一的生路，是在开放中坚持自主，在自主中扩大开放。
（三）依存与对抗：相互依存本身没有消失，但它的每一个节点都被重新评估为可以被 ＂拧紧＂ 的螺丝
经济全球化数十年织就的产业链网络，曾经许诺一个 ＂相互依存自动带来和平＂ 的未来。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就曾预言：商业精神最终会战胜战争本能，因为贸易是比战争更划算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个许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似乎正在兑现。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美贸易额从当年的不足 800 亿美元，一路飙升到 2024 年的 6882．8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两个深度相互依存的经济体，在政治对抗升温的同时，经贸往来并未 ＂脱钩＂。但依存关系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恰恰使得依存成为更精确的施压标靶：正因为你依赖我的市场、我的技术、我的金融通道，这些依赖就不再被理解为 ＂共同的利益纽带＂，而被重新标注为 ＂你可以被击中的位置＂。
一是历史的教训：从 ＂东芝事件＂ 到 ＂广场协议＂。历史的教训值得反复咀嚼。1987 年，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向苏联出口了几台精密数控机床，被美国发现。美国以 ＂违反巴统协议＂ 为由，对东芝实施严厉制裁：东芝美国被禁售三年，东芝机械被禁止向美国出口一年，国会甚至有人提出要砸掉东芝的电子产品。一场风波，最终以日本东芝社長辞职、向美国道歉、支付巨额罚款收场。这就是著名的 ＂东芝事件＂。
东芝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你依赖美国市场、依赖美国技术标准、依赖美国安全框架的时候，你的任何一个商业决策，都可能被政治化、安全化、武器化。你以为你在做买卖，别人却在算政治账。更经典的是 ＂广场协议＂。1985 年 9 月，美国拉着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了一份协议，核心内容只有一个：让美元对日元、马克贬值。结果呢？日元在短短两年内对美元升值了一倍。日本出口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央行被迫降息刺激经济，结果吹起了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1990 年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陷入 ＂失去的三十年＂，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恢复。一个国家，因为一份别人强加的协议，就把自己的经济命脉交了出去 —— 这就是依附与对抗不对等时，最惨痛的代价。
二是阿尔斯通与孟晚舟：长臂管辖的两个标本。2013年4月14 日，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高管皮耶鲁齐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美国逮捕。美国司法部以《反海外腐败法》为武器，指控阿尔斯通向外国官员行贿，要求皮耶鲁齐配合调查，否则就判处他二十年监禁。皮耶鲁齐被关进美国监狱，遭受了非人待遇。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阿尔斯通被处以 7．72 亿美元罚款，其最重要的电力业务被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收购。皮耶鲁齐出狱后写了一本书，叫《美国陷阱》。他在书里写道：＂美国不是在执法，而是在用法律为美国企业清除竞争对手。＂2018 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温哥华被加拿大警方拘留。这一关，就是1028 天。她的 ＂罪名＂是什么？是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一个中国公民，在第三国，因为与美国无关的交易，被美国要求逮捕——这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框架下，都是说不通的。但这就是现实。当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对抗试图并存时，博弈的烈度不会停留在关税层面，它会穿透到企业高管的人身自由、产业链的核心资产、以及一国技术主权的根基。基辛格博士在 90 多岁高龄时仍然反复告诫：＂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但现实的国际政治，却常常把这种智慧抛在一边。
三是相互依存的 ＂武器化＂：从 SWIFT 到稀土。2022 年乌克兰冲突升级后，美国牵头把俄罗斯的部分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SWIFT 是全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是全球跨境支付的 ＂神经中枢＂。把一个国家踢出 SWIFT，就像把一个人从银行系统里拉黑——你有钱也转不出去，你有货也收不到钱。这一刀，刺痛了全世界。它告诉所有国家：美元体系、SWIFT 系统、CHIPS 结算网络，这些看似中立的金融基础设施，随时可能被武器化。一个国家，无论你在这个体系里待了多久、交了多少会费、做了多少贡献，只要美国觉得你 ＂不听话＂，就可以把你踢出去。结果是什么？是全世界的 ＂去美元化＂ 浪潮。俄罗斯出口结算中，美元份额从 2022 年 1 月的 52% 降至同年 9 月的 34%，人民币在俄罗斯出口结算中的比重从 2022 年第一季度的 1% 飙升至 2023 年第四季度的 34%。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从 2022 年的 7% 升至 2025 年的 8．5%，是全球占比增幅最大的货币。中国手里也有自己的 ＂反制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加工国，全球 90% 以上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由中国生产。稀土是干什么用的？是导弹、战斗机、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手机、电脑里必不可少的核心材料。没有稀土，美国的 F-35 战斗机造不出来，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造不出来，美国的新能源汽车也造不出来。这就是相互依存的辩证法 —— 你依赖我的市场，我依赖你的技术；你卡我的芯片，我卡你的稀土。谁也离不开谁，但谁都有自己的 ＂杀手锏＂。
四是华为的启示：把 ＂被切断＂ 的脆弱性转化为 ＂可替代＂ 的韧性。华为的案例提供了另一个面向的启示。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华为没有被 ＂击穿＂，而是被迫在 ＂断供＂ 的约束条件下重构技术路线。2025 年销售收入回升至 8809 亿元，麒麟芯片在封锁中持续迭代，昇腾在国产算力生态中占据关键位置。这说明依存与对抗这对矛盾的解法，不在于幻想依存关系的 ＂恢复原状＂，也不在于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而在于把 ＂被切断＂ 的脆弱性转化为 ＂可替代＂ 的韧性。当关键节点上的替代能力足够强、替代速度足够快时，对方武器化依存的杠杆就会变短 —— 不是因为依存消失了，而是因为依存的不对称性被重新校准了。
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是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故事。公元前 256年，李冰任蜀郡守，面对岷江年年泛滥的水患，他没有选择修一道大坝把水堵死，而是 ＂深淘滩，低作堰＂，因势利导，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分内江、七分外江，让岷江既灌溉成都平原，又不致泛滥成灾。都江堰至今已经运行了两千二百多年，是全世界最古老、也最有效的生态水利工程。华为的突围，恰恰有李冰治水的智慧。面对美国的芯片断供，华为没有硬拼——在 7 纳米、5 纳米的制程上硬碰硬，而是另辟蹊径，提出 ＂韬定律＂，从＂几何缩微＂转向＂时间优化＂，在物理极限的＂墙＂前另开新路。这就像李冰面对岷江，不是堵，而是疏；不是硬抗，而是引导。真正的韧性，不是把所有外部联系都切断，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而是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在关键节点上建立 ＂断供可存活、封锁可迭代＂ 的能力。底足够深，面足够宽，二者相互滋养——这就是依存与对抗之间，最聪明的平衡之道。
（四）奉献与承受：一个尚未跨过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已经在承担远超其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全球责任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有目共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同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形成超过 4000 个项目、总投资逾1万亿美元的合作规模，为共建国家创造超过 45 万个就业岗位，帮助近4100万人摆脱贫困。世界银行预测，到 2030年，共建 ＂一带一路＂ 相关投资有望使共建国家 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能源体系；在全球减贫领域，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些不是自我标榜的修辞，而是可以被第三方数据核验的实绩。
一是一段温暖的记忆：坦赞铁路与中国的 ＂国际主义＂传统。中国的对外奉献，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早在 1970 年代，中国还很穷，人均 GDP不到200美元，就勒紧裤腰带，援建了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 1860 公里，穿越崇山峻岭、沼泽森林。中国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 5 万人次，有 60多位中国工人永远长眠在非洲的土地上。今天，你在坦赞铁路的起点达累斯萨拉姆，还能看到一座中国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牺牲的中国工人的名字。周恩来总理当年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这句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那一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那时候，中国自己也不富裕。1976 年毛泽东同志去世时，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 165 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仍然援助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 我们援建的体育场、医院、公路、铁路，至今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这种奉献精神，是中国外交的红色基因。
二是另一面的真实：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另一面同样真实：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2025 年，中国人均 GDP 虽然超过 1．3 万美元，但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我们还有近 3000 万农村低收入人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远未解决，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达则兼济天下＂ 的前提是 ＂达＂。《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的意思很清楚：你自己还没 ＂达＂ 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事办好；等你 ＂达＂ 了，再去兼济天下。
中国今天的处境，恰恰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殊位置：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人均水平还不高；我们已经有能力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我们还没有富裕到可以毫无负担地 ＂兼济天下＂；我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但这些责任的分量，必须与我们的能力相匹配。（未完待续）
2026年10月20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兼总主持。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九千多万字，发表各类文章五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六万字和至少每天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他既为苍生说人话，也为权贵美策划!他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偶然的争利，没有必然的对立;虽然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只要大家心连心手携手，幸福美好处处有时时有!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上下同心，面貌焕新!他真诚希望国家好人民好世界好人类好!他向往：世界和乐、社会美满，人类大同、民族幸福!他的文笔人品学识格局境界，受到高层和广大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与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