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任务：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

　　第二节优化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南南合作的外交攻坚任务

　　风云激荡的百年变局之下，大国博弈、地缘摩擦、南北失衡交织叠加，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构成新时代中国外交布局的三大支柱。经略大国关系，重在稳全局；深耕周边关系，重在守门户；做强南南合作，重在聚人心。三项任务环环相扣、辩证统一，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攻坚方向。我们要统筹兼顾、一体推进，以系统性外交布局化解外部风险、拓展合作空间，在对话博弈、睦邻互信、团结协作之中塑造有利外部环境。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单边主义、阵营对抗、霸权胁迫暗流涌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调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遵循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战略总布局，三者相互勾连、互为支撑，共同构筑起我国对外战略的主体骨架。大国关系决定全球战略格局走向，关乎世界和平稳定；周边关系守护国门地缘安全，维系区域发展基本盘；南南合作汇聚全球南方集体力量，塑造国际公平正义的道义根基。这三重维度，既是运筹全球棋局的三大支点，也是新征程上必须持续攻坚、久久精进的核心外交任务。唯有守正创新、统筹经略，在大国博弈中稳格局、在邻里交往中固屏障、在南南携手中共自强，统筹推进新型大国相处范式、睦邻安邦地缘屏障、全球南方团结力量一体建设，方能在动荡变幻的国际风云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总体稳定、均衡向好的外部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战略支撑。

　　《孙子兵法》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外交，从来就是治国安邦、经略天下的深层战略。放眼寰球，百年变局浪潮奔涌，旧的国际秩序加速解构，新的力量格局正在生成。在新时代外交全局之中，大国、周边、全球南方构成三足支撑的战略体系：大国博弈定天下大势，周边安危系国门根本，南南团结汇正义洪流。优化大国关系、夯实周边纽带、凝聚南方力量，不是孤立并行的三项事务，而是一套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系统性外交攻坚工程。唯有一体谋划、协同发力，在大国之间探寻共生之道，在周边筑牢睦邻屏障，在全球南方凝聚自强合力，方能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博弈中守和平，持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首先是邦交之道：从古典智慧到时代命题。《左传·隐公六年》有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一两千六百余年前的古老箴言，至今依然闪耀着穿越时空的智慧光芒。邦交，从来不是朝堂之上虚饰的辞令应酬，而是关乎国运隆替、社稷安危、生民福祉的经国大业，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谋划长远发展的根基命脉。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更迭与大国兴衰的宏大长卷，一条穿越千年而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清晰昭彰：但凡大国崛起、盛世绵延，必然伴生一套稳健成熟、均衡多元、通达包容的对外关系体系。从华夏汉唐凿空西域、怀柔四夷，铸就丝绸之路绵延万里、万国来朝的盛世图景——“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到大航海时代海洋强国逐鹿大洋、重塑世界版图；再到近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相继登场、震荡重构——每一次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无不与大国处理外部关系的战略智慧息息相关。

　　高水平对外开放，绝非零散孤立、碎片化的政策举措，而是根植于稳固全球伙伴网络、安定周边地缘环境、深厚国际协作根基之上的系统性宏大工程。若无牢靠的国际关系作为底层支撑，跨境经贸循环、前沿科技协同攻关、文明人文互鉴交融、全球要素资源优化互补，终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若外部地缘生态紧张失序，纵然对外开放蓝图宏伟壮阔、经略世界的决心坚定不移，前行之路亦必荆棘丛生、步履踉跄，难以穿越风浪、行稳致远。

　　回望近代五百年全球地缘格局迭代、国际权力体系重构的浩荡进程，世事浮沉、风云变幻之中，蕴藏着亘古不变的外交真谛：大国关系定格局、周边关系守底线、南南关系聚合力。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互为支撑，共同构筑起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三角核心架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航船穿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乘风破浪、从容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核心攻坚场域。三者战略定位各有侧重，功能边界相互耦合，动静相宜、内外联动、攻防兼备，共同编织起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新时代攻坚克难、稳中求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筑牢坚实的战略依托。

　　其次是大国关系定格局：在博弈中求稳定，在竞争中谋共赢。

　　一是大国关系的战略意义。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骨架”与“脊梁”。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蜚声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中，考察了公元1500年以来近五百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历史上还未曾有哪个大国能够永久维持霸权。肯尼迪进一步指出，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换言之，大国能否持久兴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硬实力，更取决于能否构建一套理性、均衡、可持续的大国关系框架，避免战略透支与过度扩张。历史反复昭示这一铁律。中西辉政在《大英帝国衰亡史》中深刻剖析：大英帝国偏离灵活外交传统，对美国过分亲近、对德国过分敌对，构成了帝国衰落的战略根源。19世纪末，面对美德两国迅速崛起，英国放弃其传统的“权力平衡”外交，一边倒地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一边联手法俄构建“对德包围网”，最终使英国与德国陷入不断制造危机的恶性循环，酿成导致帝国丧失复苏可能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警示后人：大国关系一旦丧失战略弹性与均衡智慧，终将反噬自身。罗马帝国的兴衰同样印证此理——罗马通过构建“盟友—征服—经济”三位一体的边疆体系维持了数百年霸权，但当这一体系在公元70年前后开始瓦解，帝国的根基便随之动摇。

　　二是中美关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肯尼迪教授将中美两国比作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2025年以来，中美元首5次通话、3次会面，持续传递一个核心信号：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不能走向对抗冲突，必须找到大国正确相处之道。2026年，习近平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定位的核心要义涵盖四个维度：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一共识打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拒绝把竞争演变为全面对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承认中国为“近乎对等的竞争者”，这一战略定位的调整本身就折射出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深刻指出的，中美两国发展并非天然相互排斥，而是能够实现并行发展，避免陷入“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

　　三是中俄关系：战略协作的重要一环。中俄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战略互信极为重要的关系。2025年，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和莫斯科两度会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互免签证政策落地实施，能源通道建设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方兴未艾。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将于2026—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与合作阶段。中俄关系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在战略上独立自主，在政治上高度互信，“背靠背”是两国关系的本质特征。这种超越传统军事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国际关系史贡献了全新的实践智慧。

　　四是中欧关系：在分歧中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欧关系是全球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2025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的里程碑，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欧关系，将欧洲视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主。习近平主席就中欧关系未来发展提出三点主张：坚持相互尊重，巩固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摩擦；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规则秩序。中欧关系虽经历“高开—走低—回稳”的动态走势，但当前已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摩擦与协调交织的新常态。欧盟在“战略自主”框架下坚持“去风险而非脱钩”，在气候变化、多边主义等全球议题上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法国、西班牙、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或计划访华，强调求同存异，推动双边关系阶段性缓和。这一态势表明，中欧关系的行稳致远需要双方战略互动的主动调适，在务实合作中把握发展机遇。

　　五是大国关系的中国方案。综观大国关系格局，中国的战略选择清晰而坚定：以中俄战略协作筑牢战略后方，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管控竞争风险，以中欧务实合作拓展多极空间。三者互为犄角，形成了大国关系“稳定三角”的战略支撑。正如保罗·肯尼迪所指出，大战略的目的与手段之间须保持深思熟虑的平衡，国家资源、外交、国民士气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非军事因素也是影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面。中国正是在这一“大战略”思维指引下，以理性、务实、均衡的姿态运筹大国关系，为民族复兴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再次是周边关系守底线：筑牢安身立命之基。

　　一是周边的战略定位。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拥有约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以及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陆上与海上邻国众多。新形势下，中国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新时代以来周边外交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步与大国外交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双重心的格局。周边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定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支柱：一是发展支柱，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二是安全支柱，周边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屏障；三是战略支柱，周边是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依托；四是文明支柱，周边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地带。这四重支柱相互支撑，使周边外交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基石。

　　二是周边格局的深刻变化。当前，周边格局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周边地区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二战后东亚地区形成的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产业分工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已被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所深刻改变。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4年中国的GDP已达到日本的4．66倍，周边经济格局进入以中国为主要增长引擎并发挥塑造者作用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周边地区安全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以美国为代表，通过战略遏制、军事试探、经济围堵和价值观对抗等手段加快在周边地区的布局，不断利用领土领海争端制造对立，通过“印太战略”保持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地区影响力。在此背景下，部分周边国家长久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化，安全困境和信任危机加剧，成为影响周边安全格局的重要变量。

　　三是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实践。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局势，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深入探讨海上共同开发，同马来西亚举行海上问题双边对话，同越南开展渔业可持续发展合作，南海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中越将实现标准轨铁路全面联通，进一步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赋予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更强劲发展动能。2025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东南亚、俄罗斯、中亚和韩国，巩固了周边睦邻友好的新局面；主持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和中国—拉共体论坛，汇聚了全球南方大团结的新动能。这些高层引领的重大外交行动，为周边关系注入了强劲动力。

　　四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标杆意义。中国—东盟合作是周边外交最为亮丽的篇章。199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约79．6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增长了约131倍，年均增速达15．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8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25．6%，超过8620亿美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在互联互通领域，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600万人次，万隆增加游客40%，沿线新增就业岗位数万个，每年节省2亿美元的燃料费用。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跃升至150万千瓦，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这些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生动诠释了“亲仁善邻”的当代实践——不是抽象的辞令，而是惠及地区20多亿人民的切实福祉。

　　五是周边治理的中国智慧。周边外交的核心在于“守底线”——守住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守住发展繁荣的战略依托，守住文明交流的前沿窗口。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澜湄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等多边平台，积极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迄今为止，双多边命运共同体已实现澜湄地区全覆盖，中国已与8个东盟国家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正在落地生根。这正是“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实践注脚。

　　第四是南南关系聚合力：汇聚全球南方的磅礴伟力。

　　一是南南合作的战略价值。南南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与依托。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不断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南南合作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平台，更是国际秩序变革的推进器——它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方式，降低了决策成本，提高了多国对话效率，去除了西方平台常常附带的政治先决条件，使合作项目得以以接收方所需的速度和规模推进。“全球南方”已从传统的地理范畴向具有政治、文化、心理内涵的认知共同体转变，其集体行动的心理逻辑来自身份认同、集体记忆以及历史叙事的交织建构。这意味着，南南合作不仅是一种利益驱动的务实选择，更是一种基于共同历史遭遇、共同发展诉求、共同价值追求的身份认同。

　　二是中非合作论坛：南南合作的“金字招牌”。中非合作论坛是南南合作最为成功的制度性实践之一。论坛走过二十余载春秋，举办4次峰会、9届部长级会议和17届高官会，成为中非之间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也是南南合作的一块“金字招牌”。依托中非合作论坛平台，中国已经同非洲国家共同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2024年又宣布了“十大伙伴行动”，为中非合作规划了新的蓝图。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站等一大批项目成功实施，给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显著变化，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额和投资存量分别增长20多倍和100倍。肯尼亚经济学家詹姆斯·希克瓦蒂评价道，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平台“降低了决策成本，提高了多国对话效率”，为全球南方探索替代性发展路径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三是金砖扩员与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金砖机制的扩员是全球南方集体崛起的标志性事件。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机制第11个成员国，同时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古巴、乌干达、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8国成为金砖伙伴国，“大金砖合作”格局正式形成。扩员后的金砖成员国约占全球GDP的39%、贸易额的24%，集体影响力显著增强。2025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成功举行，围绕“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治理”主题深入探讨，唱响平等尊重、团结协作、相互成就主旋律，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金砖国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主权，倡导互利共赢，在金融、贸易、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诸多实质性成果，为全球南方加强团结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深化与扩容进程中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四是“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的实践纽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连接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纽带。2025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833．6亿元，增长了18%；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1万亿元，增长9．6%；中欧班列全年开行超过2万列，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取得重要进展。这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个家庭因此获得就业、无数个社区因此接通电力、无数座城市因此融入全球贸易网络的鲜活故事。正如中央领导所指出的，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共建国家打造了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更开辟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搭建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新平台，为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推动各国共同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五是南南合作的文明底蕴。南南合作的深层动力来自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立己达人，协和万邦”的东方智慧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义利观，为南南合作提供了独特的价值指引。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这种深植于文明基因的和平性与包容性，使中国在南方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与尊重，也使南南合作超越了单纯的利益交换，升华为一种基于共同价值与共同命运的文明对话。

　　第五是三者辩证统一：战略三角的内在逻辑。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南南关系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战略三角，彼此之间存在深刻的辩证互动。大国关系为周边关系与南南合作提供战略空间。 没有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周边外交将面临域外大国持续的战略挤压，南南合作也将因大国博弈的裹挟而举步维艰。中美元首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创造了条件；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化，则为中国在中亚、东北亚等周边区域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战略支撑。

　　周边关系为大国关系与南南合作奠定地缘基础。周边稳定是中国参与全球博弈的前提条件。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万亿美元、南海合作保持良好势头，这些周边外交的重大成果，使中国在面对大国博弈时拥有了更加坚实的战略后方。同时，周边国家中的大多数同属“全球南方”阵营，周边合作的深化自然延展为南南合作的增量。

　　南南合作为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提供战略纵深。 金砖扩员、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运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使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拥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和坚实的合作网络。这一网络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市场与资源渠道，也为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增添了重要的战略砝码。三者犹如鼎之三足，共同支撑起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大厦。从更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一“战略三角”架构既是对中华文明“亲仁善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西方主导的“丛林法则”国际秩序的根本性超越，标志着中国正在以自身实践为人类探索一条超越零和博弈、通向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之路。

　　最后是文明底蕴与历史担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一穿越两千六百年时光的古典箴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实践中获得了最生动的诠释。大国关系定格局，周边关系守底线，南南关系聚合力——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编织起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新时代攻坚克难、稳中求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筑牢坚实的战略依托。

　　人类历史反复证明：大国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口，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的老路——不是以武力征服开辟势力范围，不是以零和博弈划分势力版图，而是以亲诚惠容构建伙伴关系，以真实亲诚汇聚南方力量，以立己达人追求共同繁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历史担当。

　　其一，运筹大国关系，锚定全球战略主轴，把握世界秩序演进航向。大国关系，是牵动全球格局的核心主轴，深刻主导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直接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走向。纵观国际关系演进史，国际体系的深刻变迁，往往肇始于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大国之间互动博弈的模式，定义着全球通行的规则、国际社会的共识与全球安全的基本框架。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历史警示跨越两千四百余年，至今仍具备深刻的镜鉴价值。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访美时所指出的：“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历史反复告诫世人：大国对抗，则天下动荡；大国协调，则寰宇安宁。

　　回望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将整个中欧化为焦土，交战各方最终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形成了维持战后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学界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开端。然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均势并未消弭大国争霸的冲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按照均势原则召开维也纳会议，构建起以“欧洲协调”外交机制为核心的维也纳体系，“在英、奥两个主导大国的推动下，通过协调大国矛盾，在寻求各国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形成的均势体系”，维持了欧洲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这一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大国之间并非注定走向冲突，通过制度化的协调机制管控分歧、寻求共识，人类完全有能力开辟和平共处的现实路径。然而，均势体系的脆弱性同样发人深省。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正是大国矛盾持续激化、阵营对立不断升级酿成的悲剧。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猜忌、军备竞赛、利益争夺白热化，数千万生灵惨遭涂炭，数百年积淀的人类文明成果毁于战火。二战尘埃落定之后，美苏开启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对峙，世界被撕裂为两大相互隔绝的阵营，局部战火在亚非拉大地连绵不绝，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长期被阵营对抗所禁锢。而当大国摒弃全面对抗、选择对话管控分歧，人类便能够开辟广阔的合作空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破冰，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打破两国数十年的隔绝冰封，不仅重塑亚太地缘格局，更带动全球地缘环境整体缓和，推动国际贸易、科技人文交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洋握手”，打破了长达20多年隔绝对抗的状态。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所评价的那样，“那一周改变了世界”，它撬动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变化，开启了大国关系重新组合的历史进程。

　　步入当今时代，全球各大经济体体量庞大、利益深度交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跨国深度绑定，“脱钩断链”的零和博弈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据世界银行测算，若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走向全面割裂，全球GDP或将蒙受数万亿美元规模的巨额损失，广大中小国家更将被动承受经济衰退、物价震荡、产业停摆的连锁溢出冲击。这一量化结论，直观印证了全球化时代大国博弈的全新特质：大国之间可以存在合理竞争，但竞争绝不能滑向全面对抗与冲突。

　　从现实数据来看，大国经贸联系的深度与广度已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2025年，中美贸易额达到4．01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8．8%；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欧货物贸易额达到8281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3．0%，双向投资存量超2800亿美元。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数以万计的企业的切实利益，是两大经济体之间千丝万缕的深度联结。处理大国关系，贵在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坚持以高层对话管控分歧，以常态化沟通化解战略误判，摒弃霸权逻辑与阵营对抗思维，持续推动大国关系朝着稳定、均衡、可持续的方向演进。大国大盘稳，则全球战略大局安，世界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才有根本保障。

　　其二，经营周边关系，筑牢国家安全前庭，夯实民族复兴战略腹地。周边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前庭，是国家发展繁荣的战略腹地，直接维系国土完整、边疆安定，决定区域共生发展的成色。民间古谚云“远亲不如近邻”，地缘禀赋是一切外交无法剥离的客观前提，邻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安危祸福紧密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孟子》有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国家安全从来不能仅凭边境关隘高墙独善其身，而在于周边区域形成和平共生、守望相助的良性地缘生态。

　　回溯华夏历史长河，强汉盛世必先安定边患、经略西域，打通陆上丝绸之路，方能隔绝外部袭扰，滋养中原大地的富庶繁荣。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其为“凿空”之举，正是这一战略远见，使汉朝不仅拓展了疆域版图，更开辟了贯通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大通道。盛唐国力鼎盛，根基在于睦邻安边，与周边诸国互通商贸、交流文化，才有丝路驼铃、万国朝贡的恢弘盛景。《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之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超越华夷之辨的胸襟气度，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文明中心。反观晚清末年，周边藩属屏障次第崩塌，列强自陆海多线环伺渗透、离间挑唆，边疆危机接连爆发，最终国门洞开、山河动荡，中华民族坠入百年屈辱的苦难深渊。甲午一战，不仅丧失了朝鲜这一重要藩篱，更使台湾沦为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兴亡之鉴，历历在目，深刻揭示地缘铁律：周边不稳，则家国难安；四境不宁，则国运受损。

　　立足当代国情，我国陆地边界长达2．28万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海上毗邻众多国家，周边区域人口稠密、民族多元、文明交融，既是外部风险传导的前沿地带，也是我国对外开放距离最近、联系最紧密的伙伴圈。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总额持续占到全国外贸总量近三成，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不断深化。

　　中老铁路与雅万高铁，是周边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亲诚惠容”理念最生动的实践注脚。2025年，中老铁路全年发送旅客达1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货物运输量飙升至2448万吨，同比增长24．6%，客货运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条“黄金大通道”使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万象至昆明的货运成本降低40%以上。而雅万高铁——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截至2026年7月已实现安全有序运营1000天，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658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达2．67万人次，日最高上座率达99．64%，动车组列车安全运行超802万公里。这条高铁将雅加达至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万隆增加游客40%，沿线新增就业岗位数万个。

　　更大的合作版图正在铺展。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回望199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约79．6亿美元，三十余年间增长约131倍，年均增速达15．4%。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跃升至150万千瓦，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RCEP生效实施以来，区域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合作红利惠及区域数亿普通民众。然而，周边局势并非风平浪静。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力量，通过“印太战略”加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渗透，在第一岛链构建拒止防御体系，利用领土领海争端制造对立，不断对中国周边安全施加战略压力。在此背景下，部分周边国家长久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化，安全困境和信任危机加剧，成为影响周边安全格局的重要变量。周边安宁稳固，边疆治理方能行稳致远，跨境经贸、文旅往来、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才能持续推进；一旦周边矛盾激化，地缘冲突、非传统安全风险极易向国内传导扰动，直接冲击国家整体发展大局。

　　经略周边，核心在于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一方面坚守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核心底线，绝不牺牲正当权益换取一时和平；另一方面持续深化经贸、人文、安全多领域互利合作，以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历史遗留争端，稳步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携手打造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守好国家生存发展的第一道地缘防线。迄今为止，中国已与8个东盟国家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正在周边地区落地生根。

　　其三，深化南南合作，凝聚全球正义力量，推动国际秩序革故鼎新。南南合作，是凝聚全球正义力量的联结纽带，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御强权胁迫、打破霸权垄断、争取平等发展权利、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方向变革的核心依托。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全球超过八成人口都归属发展中国家阵营，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容轻视的主体力量。

　　追溯源头，1955年万隆会议是南南合作划时代的里程碑。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自主讨论自身事务的国际会议，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自强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民族独立、建设富强国家的重要历史事件”。彼时，刚刚挣脱殖民枷锁的亚非国家冲破冷战两大阵营的裹挟，凝聚起团结自强、反帝反殖、自主发展的万隆精神，“标志着南南合作的正式起步，书写了亚非两大洲国家团结奋斗的壮丽序章”。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不仅化解了会议面临的重大分歧，更成为此后南南合作的基本原则。战后初期，广大亚非拉国家经济凋敝、主权孱弱，单独一国难以抗衡老牌霸权国家的压制盘剥，唯有抱团取暖、守望相助，才能捍卫民族独立，牢牢把握自主发展权。

　　七十余载薪火相传，南南合作结出累累硕果。金砖国家持续扩容，影响力辐射全球。扩员后的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人口占全球近一半，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占全球的39．69%，已超过七国集团（G7）的28．3%。正如肯尼亚经济学家詹姆斯·希克瓦蒂所评价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平台“降低了决策成本，提高了多国对话效率”，为全球南方探索替代性发展路径提供了制度化保障。“一带一路”倡议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修建铁路、港口、电站、医院，补齐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短板。据联合国相关统计，全球发展中国家每年基础设施资金缺口高达上万亿美元。2025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比提升至51．9%；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833．6亿元，增长18%。传统西方对外援助往往附带严苛政治条件，以资金为杠杆干涉他国内政；而南南合作开辟了一条全新路径，以平等伙伴关系开展协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培育内生发展动能。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旧国际秩序固化了南北之间的不平等格局。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依托技术壁垒、美元金融霸权、国际贸易剪刀差持续攫取超额收益，南北发展鸿沟长期难以弥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尖锐指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未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权重。而南南合作的精神内核，正在于平等互助、互利共赢，不附加政治枷锁，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权利。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大场合协同发声，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集体权益，持续改变“少数国家说了算”的不合理格局。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所言，发展中国家唯有团结，方能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赢得尊严。南南合作汇聚起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共同诉求，持续壮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国际力量，为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其四，三位一体协同联动，系统统筹推进三大外交攻坚任务。综上所述，大国、周边、南南三组外交关系，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大国关系着眼全球宏观秩序，定全局走向；周边关系立足家门口地缘环境，守安全根基；南南合作团结全球绝大多数伙伴，聚人心合力。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恰如中国古代“鼎”之三足——鼎有三足方能立稳，缺一足则倾覆。三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孤立施策。只专注大国博弈而忽视周边经营，则后院易生波澜；只深耕周边而缺少大国层面的战略平衡，极易被外部势力裹挟牵制；只团结发展中国家而缺少同主要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全球治理改革便缺少必要的战略回旋空间。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中汲取养分，这一战略三角架构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逻辑异曲同工——周边外交如“齐家”，安顿好邻里方能安心发展；大国关系如“治国”，处理好大国博弈才能立足世界；南南合作如“平天下”，团结广大伙伴才能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三者层层递进、内外联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立己达人，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

　　当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动荡与变革交织叠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思潮沉渣泛起，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各类风险跨区域、跨领域传导叠加。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成为“维护国际和平、带动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离不开持久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离不开广泛坚实的国际社会支持。

　　新时代推进这三项外交攻坚任务，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思维，统筹战略全局。运筹大国关系，坚持求同存异，坚守原则底线，持续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多层次风险管控机制，稳妥管控矛盾分歧，推动大国关系走向稳定平衡；经营周边外交，厚植邻里情谊，深化经贸、安全、人文领域务实合作，以对话妥善处置争端，构筑稳固可靠的地缘安全屏障；深化南南合作，持续践行守望相助，分享减贫、基建、农业等领域发展经验，赋能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携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

　　一言以蔽之：以大国关系谋大势，以周边外交固根基，以南南合作聚人心。三位一体协同发力，持续织密多层次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保驾护航，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就宽阔坚实的外交大道。

　　一、守正经略大国关系，构建互利共生的新型大国相处范式

　　大国博弈，从来都是百年变局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主线；大国互动，更是左右全球治理走向、塑造国际秩序底色的决定性变量。大国何以相处，是横贯人类文明数千年、拷问古今智者的终极国际关系命题。纵观人类文明兴衰的浩瀚长卷，凡大国冲突，大多始于猜忌累积、阵营对立，终于生灵涂炭、文明折损。公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城邦崛起带来的战略恐慌不断发酵，新旧力量的猜忌层层叠加，最终引燃两大同盟绵延近三十年的血战。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下那句被后世反复引述的判词：“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曾经光华璀璨的古希腊文明自此由盛转衰，城邦体系分崩离析。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宗教纷争裹挟大国争霸，列国纷纷缔结排他性阵营厮杀缠斗，德意志大地战火燎原，人口折损过半，田园化为焦土。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但均势的脆弱性也从此埋下了隐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大强国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世界被撕裂为两大对立阵营，军备竞赛轮番升级，代理人战火在亚非拉大陆此起彼伏，全人类长期笼罩在核冲突的巨大阴影之下。

　　一部厚重的世界近现代史写下沉痛的判词：零和博弈、霸权征伐、阵营对抗，最终只会带来国力内耗、民生凋敝、文明受损、世界动荡；唯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包容共生，方为大国相处亘古不变的人间正道。西方近代国际关系史，大多脱胎于城邦征伐、王朝争霸、海外殖民的残酷土壤，容易形成“国强必霸”的惯性叙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梳理了1500年以来16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竞争案例，其中12组以战争告终，仅有4组实现了和平过渡。然而，这一统计本身即带有强烈的选择性——艾利森本人也承认，在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中，“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更何况，16组案例的选取存在简单类比的嫌疑，例如一战前英德矛盾的定性在学术界尚有争论。更关键的是，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过去两千年里有一千八百年中国都是世界的主导者，“我们只不过主导了过去五十年”。这位42年间访华超过80次、自称“中国是我交往最久、最为深入的国家”的战略家，始终主张中美“应该去创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并坚信“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基辛格曾明确表示，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会导致严重后果”，他“基本上排除大国再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中西历史与理论的对照，足以昭示一条朴素真理：大国强大，并非一定要以压制他国、争夺霸权为终极归宿；强国之道，亦可选择协和万邦、共生共荣。

　　事实上，大国协调的历史实践早已提供了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现实范本。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俄、奥、普四个主导维也纳和会的大国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核心内容便是“为了维持欧洲和平，缔约国要定期召开会议”，由此开创了被西方学者称为“黄金时期”的欧洲协调机制，此后近百年间欧洲未再爆发类似三十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后来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借鉴了这一点”。更耐人寻味的是，“大国协调并非欧洲的独创。中国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春秋五霸’定期举行‘会盟’”。这一跨越东西方的历史实践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大国协调不是某一文明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智慧共通的选择。当大国选择坐下来协商而非站起来对抗，和平便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正是新时代中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文化根脉与历史底气。华夏文明绵延五千载，早已孕育出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东方外交智慧。《周易》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不同国度、不同文明，发展道路千差万别，但追求安定治理、富民安邦的底层追求，完全可以相通相融。回望华夏对外交往史，提供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强权征伐的文明参照：西汉国力鼎盛之时，不以强盛而欺凌远方邦国，派遣张骞凿空西域，不兴征伐而通商贸，开辟万里丝绸之路。张骞的两次西域之行，“虽然初衷都有寻求盟友抗击匈奴的军事意图，但实际上都成为和平之旅，取得打开东西文化通道的实绩”。文化学者肖云儒评价道：“张骞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友谊联合各国，用和平的、文化的、经济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盛唐国力冠绝当时，长安城内胡商云集、万国遣使，王朝不以国力强盛胁迫邻邦，秉持怀柔致远、兼容并包的邦交理念，尊重各国风俗制度，成就“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弘盛景。

　　身处风云激荡的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时，新时代中国始终恪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交往核心准则，勇敢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强必霸”的陈旧叙事。诚如论断所言，世界本无预设的“修昔底德陷阱”，唯有持续不断的战略误判、固化的猜忌偏见，才会亲手坠入冲突的深渊。我们理性区分竞争与合作的边界，牢牢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以负责任大国的自觉与历史担当，探索走出一条完全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对抗老路的新型大国相处范式。

　　（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超越结盟对抗，树立大国互信共生的鲜活典范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经岁月淬炼，正在持续接受时间与历史的检验，堪称当今世界大国关系的压舱之环。两国始终坚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核心原则，摒弃传统军事同盟绑定阵营、捆绑卷入冲突的旧式思维，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战略协作的崭新道路。双方在能源安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人文交流、国际反恐、全球治理等数十个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性协同合作。

　　经贸数据正是双边互利共生最直观的见证。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2281亿美元，连续3年站稳2000亿美元台阶，中国连续16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在金融领域，两国本币结算比例已达到99．1%，美元和欧元的比例降至“统计误差的水平”，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意味着两国经贸往来已基本摆脱对第三方货币体系的依赖，构建起真正独立自主的合作通道。能源合作是双边贸易的基石：2025年，“西伯利亚力量1号”天然气管道实现满负荷运行，中国、俄罗斯、蒙古国领导人签署了“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备忘录，该管道设计年输气量达500亿立方米，建成后将进一步重塑亚欧大陆的能源地缘格局。黑龙江省发布的《中俄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25）》指出，中俄经济合作“正从注重规模向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转变”，双方在智能制造业、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互补性日益凸显，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稳步提升。在国际多边舞台之上，中俄携手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制衡单边霸权与集团政治，成为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压舱石”。《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俄协作的实践雄辩证明：大国之间无需依靠军事结盟，同样可以实现高水平战略互信与全方位协同，这是对传统大国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

　　（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立足亚欧大陆沃土，打造不同文明互利共赢的范例

　　中欧关系扎根亚欧大陆广袤沃土，契合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大势，拥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与广阔无垠的合作蓝海。2025年，中欧贸易额达到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5．4%，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入交融。在消费品领域，欧盟是中国消费者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对欧盟出口电子电器、服装等消费品均保持稳健增长；在高技术领域，中欧之间超过四分之一的货物贸易集中在高技术产品领域，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7．5%，自欧盟进口高技术产品增长11．1%。

　　绿色合作是当前中欧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想象空间的领域。中欧都积极支持推进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绿色是中欧贸易的鲜明底色”。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风力发电机组增长65．9%，出口直流充电桩和储能电池等电工器材增长25．4%，自欧盟进口循环利用型产品增长18．9%。这些数字背后，是中欧两大经济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形成的深度产业协同，也是双方在绿色技术标准、碳市场机制等领域开展制度性合作的坚实基础。跨越万水千山的中欧班列，更是中欧务实合作的标志性工程。2025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20022列，年度开行数量首次突破两万列，货值超677亿美元，已联通中国境内128个城市，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2个城市，基本覆盖亚欧全境。这列新时代的“钢铁驼队”，在全球海运受阻、国际供应链剧烈波动之时，保障了亚欧大陆之间商品与物资的稳定流通，无数中小企业、普通民众从这条陆路通道共享全球化红利。

　　面对双方在意识形态、经贸规则、产业标准上客观存在的分歧，中国始终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尊重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诉求，理性管控经贸摩擦与认知差异。中欧班列不仅运送货物，更运载着一种可能——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传统的两大力量，完全可以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实现深度互利合作。这正是“和而不同”东方智慧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生动印证。

　　（三）理性运筹与守成大国关系，坚持斗而不破、稳控分歧、划定清晰边界

　　面对全球最主要守成大国，中国坚持元首外交定向领航，以常态化战略沟通定调稳局。2025年10月的中美元首釜山会晤达成20多项共识，涉及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各个维度，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在气候变化、禁毒、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双方重申合作意愿，就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形成共识，这与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达60%、全社会每3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的现实进展形成了有力呼应。这一系列高层互动表明，即便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切实的利益交汇点。

　　我们始终怀揣最大诚意，努力维护双边关系稳定，清晰划定三条边界：全球性议题上积极合作、市场领域良性竞争、核心利益红线寸步不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判断值得深思：中美两国“需要在建立世界秩序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成为合作伙伴”，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国关系。他明确指出，“历史上大国关系多数是通过冲突解决的，但当今世界，伴随着可相互摧毁的武器存在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这种情景完全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危机”。正因如此，中国主动担当大国责任，在全球气候治理、粮食安全、跨境反恐等议题上积极寻找利益契合点。而一旦触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发展、民族尊严等核心根本利益，我们立场坚如磐石，底线寸步不让。斗争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捍卫核心利益、维护战略平衡的必要手段，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斗而不破、以斗促稳、以争促和。正如古语所言：“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弈者，谋局而不恋子。”大国博弈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战胜对手，而在于守住底线、管控风险，寻找共存共生的空间。

　　综而论之，经略大国关系，核心要义在于“守正”：守和平发展之正道，弃霸权争霸之旧路；守互利共赢之初心，破零和博弈之迷思。大国体量巨大，一举一动牵动世界格局，大国之间一旦走向全面对抗，巨大代价将由全人类共同承担。地球足够宽广，完全可以容纳多个大国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离不开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格局。我们以相互尊重化解猜忌隔阂，以持续对话沟通管控分歧风险，以务实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持续探索、完善互利共生的新型大国相处范式，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大国协作的战略基石。

　　二、深耕笃行周边关系，筑牢睦邻安邦的地缘战略屏障

　　民间古谚云：“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一句根植乡土、代代相传的朴素箴言，凝练了周边外交厚重而本原的底层逻辑，恰与《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千年古训同频共振、交相辉映。地缘禀赋，是一个国家与生俱来、无从选择的客观生存坐标。我国周边山水相连、山河相依，许多民族隔江而居、跨界同源，安危祸福紧密绑定，构成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战略前庭、长治久安的战略腹地，更是我国对外开放、联通全球的第一圈层。周边稳则中国稳，周边兴则中国兴；周边生变，则国门震荡；周边繁荣，则本土受益。

　　纵观中外数千年王朝兴替、大国沉浮的历史长河，国运盛衰往往先在边境一线显露端倪。但凡盛世雄邦，必推行睦邻安边之策，四境烽烟不起、邻里相安，方能集中精力整饬内政、振兴百业；但凡国运倾颓、国力衰微，大多伴随着边患迭起、邻邦离心，外部矛盾持续向内传导，最终侵蚀瓦解内部治理根基。回望华夏文明史，汉武帝时代经略西域，遣张骞凿空丝路，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其为“凿空”之举——不以征伐为唯一选项，而以通商互信维系边疆安宁，中原腹地得以休养生息，方铸就大汉四百年恢弘基业。文化学者肖云儒对此评价道：“张骞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友谊联合各国，用和平的、文化的、经济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盛唐胸怀四海、开放包容，唐太宗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胸襟，与东亚、中亚诸国互遣使节、互通关市，成就“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弘盛景。反观晚清末年，周边藩篱次第崩塌，列强借道周边环伺蚕食国土，甲午一战不仅丧失朝鲜这一重要藩篱，更使台湾沦为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国家由此坠入百年沉沦的苦难岁月。

　　域外历史同样留下深刻镜鉴。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按照均势原则召开维也纳会议，构建起以“欧洲协调”外交机制为核心的维也纳体系。英、俄、奥、普四大国签订《四国同盟条约》，核心内容便是“为了维持欧洲和平，缔约国要定期召开会议”，由此开创了被西方学者称为“黄金时期”的大国协调机制，此后近百年间欧洲未再爆发类似三十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后来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借鉴了这一点”。更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学者经过大量研究后发现，“大国协调并非欧洲的独创。中国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春秋五霸’定期举行‘会盟’”。凡此种种，无不印证：睦邻方能安邦，安邻方可兴业，富邻始能共赢。

　　立足于厚重历史规律与复杂地缘现实，新时代中国始终恪守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方针，深入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大力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周边外交摆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局的优先战略位置。2013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这一理念从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中汲取智慧，跳出近代西方地缘政治“以邻为壑、争夺缓冲地带”的对抗式思维窠臼，走出一条和平共生、共同繁荣的区域治理新路径。

　　所谓“亲”，重在民心相通，厚植民间人文情感，拉近民众心理距离；所谓“诚”，贵在以诚相待，坚守信义承诺，言必信、行必果；所谓“惠”，核心是互利互惠，让合作红利惠及各方基层民众；所谓“容”，讲究包容互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我们立足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东北亚五大周边圈层，分层施策、深耕细作，持续夯实地缘互信根基，消融文明认知隔阂，弥合区域发展鸿沟。迄今为止，中国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同周边25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周边18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累计签署的24项自由贸易协定中近一半在周边。

　　多边机制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制度骨架，互联互通是睦邻友好合作的物质血脉。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博览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成熟多边协作平台，中国持续推动周边区域经贸一体化、设施联通化、区域治理协同化。

　　RCEP覆盖15个成员国，囊括全球近三成人口与经济总量，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林健提供的一组数据印证了协定落地的显著成效：2020年至2025年，RCEP区域内贸易规模从4．43万亿美元增至6．09万亿美元，增长24%，占全球贸易比重由27．2%升至29．1%；2025年区域内中间品贸易达3．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4%，对区域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65．2%。据预测，2026年RCEP区域内贸易总额有望突破20万亿元，中间品贸易占比将超过六成，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合作热度有望节节攀升。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堪称周边互利共赢最精彩的篇章。从1991年双边贸易额仅约79．6亿美元起步，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三十余年间贸易额增长约131倍，年均增速达15．4%。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7．1%，东盟继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位置。从热带水果、水产生鲜，到机电装备、光伏新能源设备，万千商品穿梭于陆海通道，贸易红利直达区域亿万普通民众。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经贸合作正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更高层次迈进。

　　上海合作组织历经二十余载砥砺成长，现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2025年天津峰会批准24项成果文件，制定了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落地“四个安全中心”，设立了能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三大合作平台及科技创新、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大合作中心。2025年前7个月，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达2．11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大多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上合组织国家建设了12个鲁班工坊，为区域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与发展机遇。

　　中亚方向同样亮点纷呈。2025年中国同中亚五国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外交部发言人评价道，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背景下，中国中亚经贸合作逆势前行，印证了中国—中亚机制的引领推动作用。双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新能源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古老丝绸之路在中亚大地再度焕发勃勃生机。

　　一批标志性互联互通工程落地生根，重塑区域地缘经济格局，把共同发展的庄严承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中老铁路一举终结老挝“陆锁国”的历史，助力其转型为联通内外的“陆联国”。截至2026年4月，全线累计发送旅客突破7070万人次，运输货物突破815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1860万吨。2025年全年发送旅客达1951万人次，货物运输量飙升至2448万吨、同比增长24．6%，客货运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跨境货物列车从每日2列增至23列，商品种类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3800余种，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这条“国际黄金大通道”将万象至昆明的货运成本降低40%以上，沿线勐养用三年时间从“保健品园区”升级为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磨憨口岸“十四五”期间进出口贸易规模达2279亿元，年均增长超40%，成为全国通关效率最高、面向东盟最大的铁路口岸。雅万高铁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将雅加达至万隆之间3个多小时的车程压缩至40分钟。截至2026年4月14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突破1500万人次，累计开行列车4727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达26770人次，日最高上座率达99．64%，持续刷新运营纪录。马来西亚籍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达40万人次，占外籍旅客总量的42．8%，居各国之首。万隆增加游客40%，沿线新增就业岗位数万个，这条高铁不仅是中印尼合作的璀璨典范，更成为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巴经济走廊贯通南亚腹地，能源电站、深水港口、公路干线等项目接续落地。默拉直流输电项目安全稳定运行5周年，华能萨希瓦尔电站作为走廊旗舰项目持续为巴基斯坦提供稳定电力保障。双方正携手推进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建设，在产业、农业、矿业、交通、民生等重点领域打造更多成果，加强“十五五”规划同“腾飞巴基斯坦”规划对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跃升至150万千瓦，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这条跨国“电力高速路”成为继中老铁路之后澜湄合作的又一里程碑式成果。这一系列重大工程，不只是铁轨、桥梁、港口这类硬件设施的“硬联通”，更是经贸规则、技术标准对接的“软联通”，更是民族文化、民间往来、青年互访、学术对话的“心联通”。昔日被崇山、大洋阻隔的邻里，共享基础设施带来的时代红利，让发展成果下沉到基层、惠及寻常百姓，真正实现合作为民、发展惠民。

　　地缘交往的道路之上，既有互利共赢的繁花盛景，亦有历史遗留的荆棘难题。面对海洋权益、领土边界、历史争端等敏感复杂议题，中国始终坚守和平协商的初心，秉持中华传统文化“和为贵”的对话智慧，摒弃近代列强动辄诉诸武力、以战争划定疆界的强权逻辑，坚持双边谈判、平等磋商、互谅互让的争端化解路径。我国陆地边界全长2．28万公里，是全球陆地边界最长、接壤邻国最多、边界情势最为复杂的大国。新中国成立之时，我们和周边所有邻国的边界都存在着问题。经过几代人60多年的不懈努力，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通过友好谈判，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国完成了边界划定与勘定，划定并勘定边界线约2万公里，约占陆地边界总长的90%。这一伟大实践，创造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依靠和平谈判大规模化解历史边界遗留难题的不朽典范。

　　回溯这一历程，20世纪60年代以中缅边界谈判为开端，我国相继同尼泊尔、朝鲜、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邻国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划定边界线约一万公里，形成了新中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第一个高峰期。90年代以来，又与俄罗斯、越南等邻国完成了边界划定。这一伟大实践绝非单方面退让妥协，而是秉持互谅互让原则，兼顾各方合理关切，将昔日剑拔弩张的争议地带转变为和平友好、繁荣兴旺的边境合作区。如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边民互市往来不息，曾经兵戈对峙的边界线，已然化为商贸互通、人文交融的和平纽带。正如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所指出的，作为世界上边界最长、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实践，“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深刻懂得，边界勘定仅仅是“安邻”的第一步。长久稳固的和平，根植于深度交融的利益纽带与常态化的人文互信。唯有持续拓宽经贸往来，让各国人民持续共享发展红利；常态化推进教育、文旅、媒体、青年双向交流，消弭信息壁垒与认知偏见；在分歧面前保持理性对话，以互利合作缓释矛盾张力，方能构建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邻里共同体。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便是生动范例。2026年是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十周年。十年来，中国与湄公河五国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较机制启动之初增长超过150%，展现出强劲的内生动力与发展韧性。六国共管一江碧水，协同治理跨境水污染、洪涝灾害，联手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在安全领域，“平安澜湄2025”联合行动成效显著，共侦办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案件8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万余名，侦办毒品案件12．2万余起，成功解救受害民众1400余人，有力维护了区域和平安宁。数千名湄公河国家学生在云南求学、一批批“小而美”惠民项目在乡村落地，生动诠释流域国家命运一体、休戚相依的邻里之道。

　　中国与越南之间，双方各自在全球建立了首个“3＋3”战略对话机制——外交、国防、公安三大领域部长级对话，涵盖两国政治安全、合作打击犯罪、防务合作等议题，为周边国家创新安全合作模式提供了全新范式。中国与中亚五国持续巩固战略伙伴关系，在能源开发、现代农业、跨境安全等领域紧密协同，中亚班列与陆海新通道班列年度开行突破万列，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持久动力。

　　事实雄辩地证明，安宁和睦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实的外部保障；邻里共荣、区域共生，是亚洲可持续发展最持久的动力源泉。倘若周边动荡冲突连绵，战火、难民、安全风险将沿边境向内传导，国家便难以凝心聚力推进国内现代化建设；反之，周边稳定繁荣，跨境产业链高效运转，资源、市场、人才双向流动，形成一国发展带动区域兴盛、区域繁荣反哺本国建设的正向循环。这种良性互动，绝非单向的帮扶施舍，而是双向赋能、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

　　放眼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区域动荡、大国博弈外溢、地缘阵营化的风险持续抬升。周边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机遇与风险相伴共生。经略周边，绝非简单的外交礼仪应酬，而是守护国家安全、拓展发展空间、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性战略工程。筑牢周边地缘屏障，核心要义在于：以“亲诚惠容”凝聚人心共识，以互联互通夯实利益纽带，以平等对话稳妥管控分歧，以互利共赢塑造区域价值认同。我们既要坚守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底线，寸土不让捍卫国家核心权益；又要秉持包容友善，持续扩大利益汇合点，扎实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用心办好家门口的事、持续厚植邻里情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筑牢第一道坚不可摧的地缘战略屏障，持续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东方力量。

　　三、聚力做强南南合作，凝聚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力量

　　非洲古老谚语有言：“独行快，众行远。”短短六字，凝练出发展中国家守望互助、联合自强的生存智慧与时代哲思，恰与华夏古训“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跨越山海、遥相共鸣。放眼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国际格局中体量最为庞大、增长潜力最为深厚、道义根基最为坚实的进步力量，也是中国与生俱来的天然友邦、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伙伴。

　　（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精神根脉

　　回望近代百年沧桑，中国与亚非拉诸国共享一段相似的苦难征程，烙印着同源的历史伤痕：都曾深陷殖民掠夺、资本盘剥、外部强权干涉的苦海，长期承受旧国际秩序的不公桎梏，在挣脱殖民枷锁、争取民族独立、探索自主发展的漫漫长路上奋力跋涉。共同的苦难淬炼共同的追求，一致的理想催生协同的行动，各国坚守独立自主、平等发展、团结自强的初心，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壮阔征程中，结下风雨同舟、患难相恤的深厚情谊。这份穿越战火淬炼、跨越山海阻隔的传统友谊，正是南南合作生生不息、历久弥坚的精神根脉，也是全球南方携手重塑世界格局最珍贵的无形资产。

　　追本溯源，现代南南合作的精神源头，肇始于1955年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齐聚一堂，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自主讨论自身事务的国际会议，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自强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民族独立、建设富强国家的重要历史事件。会议冲破冷战两大阵营的裹挟，放下意识形态的隔阂分歧，凝聚起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第一次以发展中国家集体身份登上世界外交舞台，郑重宣告拒绝依附大国、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时代宣言。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摆脱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自主讨论和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会议，标志着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集体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从而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纪元。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有效弥合了各方分歧，使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为代表的共识性成果。宣言明确提出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不使用集体防御、不以侵略相威胁、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等十项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理念从“强权支配”向“共识驱动”转变，这些原则如今已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为国际社会所遵循和认可。

　　万隆会议提出的“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的口号，凝结成南方国家的情感认同与政治自觉。万隆会议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1955年至1969年，亚非地区的独立国家由29个增至73个。在非洲，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被称为“非洲独立年”。万隆会议还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为20世纪60年代77国集团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共识。七十余载岁月流转，万隆精神并未随时代尘封远去，反而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浪潮之中不断焕发新生，成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思想旗帜与精神坐标。

　　（二）真实亲诚：超越西方援助范式的新型合作理念

　　立足新时代，中国始终恪守正确义利观，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践行互利普惠的合作主张，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常态化多边对话平台，扎实落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方位拓展、深化南南领域务实协作。

　　中国推动的南南合作，从底层逻辑上区别于近代以来西方对外援助的功利范式：西方传统对外合作往往捆绑严苛政治条款，以资金、项目为筹码裹挟地缘诉求，向外强行输出制度模板，本质是依托援助实现势力渗透、干预他国发展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尖锐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未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权重，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而中国主导的南南合作，坚守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互利共赢、民生为本的核心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强求价值观趋同，不谋求排他性势力范围，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把合作成果落到基层普通民众身上。这绝非强者对弱者的施舍馈赠，而是平等伙伴之间双向赋能、彼此成就的共生实践。肯尼亚铁路局局长菲利普·梅因加对蒙内铁路的高度评价，生动诠释了这一理念的实践力量：“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是政府振兴经济的关键战略之一，而蒙内铁路就是领头羊”。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模式，真正契合非洲国家长远发展需求。

　　（三）务实合作的丰硕成果

　　大道至简，实干为证。在减贫脱困这一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之中，中国毫无保留地将自身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共享。2021年2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宣告，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还设立五年过渡期持续巩固脱贫成果，截至2025年中期，已对600多万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重点人群落实精准帮扶、动态监测。依托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已同160余个国家开展发展领域合作，在老挝、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造减贫示范村，因地制宜复制产业帮扶、易地搬迁、基层治理等中国实践方案。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发展中国家安身立命之本。针对非洲、拉美、中东诸多粮食短缺区域，中国持续输送优良粮种、现代农业技术与成套农机设备。截至2023年底的10年间，中国在非洲建成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30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30%至60%，惠及100多万非洲小农户。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面积已达9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约7．5吨，是当地常规品种的两到三倍，马达加斯加成为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非洲国家。在乍得，中国稻种比当地品种平均增产35%以上，近20年来累计增产120万吨粮食。中国已在30多个非洲国家实施近百个“小而美”农业援助项目，为非洲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基础设施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石，大量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困于路桥港口缺失，本土资源难以外运、商品难以流通，深陷“坐拥资源却难以致富”的富饶的贫困。中国企业在非洲新建和改造铁路超过1万公里，建成公路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蒙内铁路全线采用中国标准，建设和运营期间累计创造超过7．4万个就业岗位，员工属地化率高达90%以上，培养2800余名本地专业人才，对肯尼亚国家GDP贡献率超2%，拉动沿线地区工业产值增长15%。截至2025年8月，蒙内铁路实现安全运营3000天，累计运送旅客超1592万人次，货物超4196万吨，这条“钢铁巨龙”已成为东非区域交通枢纽，从乌干达坎帕拉到蒙巴萨港的货运周期从21天锐减至数日。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作为西非现代化枢纽大港，建成后将拉动数千亿美元经济增量，创造十余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数字普惠、公共医疗、基础教育、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民生领域，中国持续输出适配本土国情的技术、方案与经验，推动南南合作红利跨越阶层、直达乡村社区。

　　（四）中非合作与南南合作的制度化深化

　　中非合作论坛是南南合作最为成功的制度性实践。论坛走过二十余载春秋，举办4次峰会、9届部长级会议和17届高官会，成为中非之间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重磅定调，中非关系整体正式升级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出台《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约10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3481亿美元，同比增长17．7%。2026年1至8月，中非贸易额达2739．66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23．3%，大幅领先中国对欧美传统市场增速，展现出极强的抗周期、抗风险能力。中国已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对非洲全部建交国家实施零关税特惠安排，非洲咖啡、牛油果等特色农产品快速进入中国市场，形成“双向奔赴”的贸易格局。

　　中拉合作同样成果斐然。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阿根廷核电项目落地生根，助力拉美国家稳步迈向能源自主、清洁转型之路。

　　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成果惠及广泛。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从助力全球减贫的菌草，到同步共享数据的可持续发展卫星，再到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的“妈祖”平台，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日利亚阿布贾大供水项目正式竣工，解决了约300万居民的用水难题。

　　（五）金砖扩容与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

　　在经贸基建等务实合作之外，中国持续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扩容升级，助力全球南方汇聚集体声音、壮大联合力量。2024年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吸纳埃及、沙特、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等新成员，2025年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机制第11个成员国，正式迈入“大金砖合作”时代。扩员后的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40．4%，已超过七国集团的29%。

　　金砖国家始终注重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合作的重要制度创新，2025年获批的项目中有46%以本国货币融资，显著减少了借款国的汇率风险。2026年新德里峰会通过《新德里宣言》，明确推进清算层互操作、融资层本币化、流动性层自主提款三大路径，新开发银行本币贷款占比已提升至42%。这些制度性突破，正在为构建多元包容的国际金融体系确立新范式。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鲜明的时代标志之一。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全球南方国家人口占世界85%以上，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长期面临话语权与发展实力不匹配的困境。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的扩容升级，正持续改变这一不合理格局，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普惠的方向迭代演进。这一进程并非另起炉灶、对抗现有国际体系，而是补足全球治理的短板缺陷，让全球治理体系真正反映世界人口结构，充分兼顾发展中国家正当诉求。

　　（六）文明底蕴与历史担当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同全球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关系，编织起一张贯通五洲四海、链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覆盖各大洲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我们始终坚守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共赢不独霸的外交原则，跳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型以来“强权即真理、争霸即常态”的旧式国际关系逻辑。近代西方国际政治长期信奉权力博弈，大国以结盟、制衡、争夺势力范围为主要手段，反复陷入“国强必霸、盛极必衰”的历史循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实践，正在打破这一陈旧历史周期律，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崛起新道路。

　　《道德经》有言：“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大国真正的格局，不在于征服支配、恃强凌弱，而在于谦下包容、海纳百川，如同江河甘居下游，方能汇聚百川、成就浩瀚。南南合作的深层价值，从来不止于修路架桥、互通经贸，更在于唤醒全球南方的主体意识，推动世界多极化走向深入。置身百年变局之中，南北发展鸿沟仍在持续拉大，单边主义、霸权胁迫、技术壁垒、金融霸权持续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正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经略南南合作，要义在于聚力同心：以发展破解困局，以团结抵御强权，以平等谋求公正。一方面持续推进产业、基建、农业、民生领域务实合作，以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夯实伙伴关系根基；另一方面持续搭建多边对话平台，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在全球治理舞台共同发声，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权利。回望整套战略布局，大国关系定格局，周边关系守门户，南南合作聚人心，三者环环相扣、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骨架。唯有持续做强南南合作，凝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方能让世界多极化潮流不可逆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厚重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四、清醒研判风险挑战，深刻洞悉外交变局深层机理

　　《易经》有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治世智慧，更是百年变局下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持守的思想底色。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席卷全球，地缘版图、力量结构、国际规则体系正经历历史性结构性重塑。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砥砺开拓，在大国关系经略、周边睦邻深耕、南南合作拓展三大战略战场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果，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中国式现代化争取了宝贵的外部发展环境。但越是取得成就，越不可滋生盲目乐观；越是机遇凸显，越要警惕暗藏的险隘。我们必须保持战略清醒，辩证把握机遇与挑战，穿透表象洞悉变局背后的内在机理：大国博弈、周边地缘摩擦、全球南方分化多重变量交织共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缠绕叠加，显性对抗与隐性博弈彼此推升，新旧矛盾持续发酵。三大外交战线攻坚之路关山万重、道阻且长，外交工作长期处于承压前行、逆风攻坚的阶段。唯有洞察大势、辨识风险、坚守底线，方能于惊涛骇浪之中稳舵定向，在乱云飞渡之时保持战略定力。

　　（一）大国博弈全域化长期化演进，阵营对抗回潮风险持续抬升

　　守成大国深陷霸权惯性与历史路径依赖，固守冷战遗留的零和思维与强权逻辑，难以接纳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势，将中国视作核心战略竞争对手，主动推动大国竞争突破传统安全的有限边界，向科技研发、国际贸易、国际舆论、金融体系、全球产业链、文明文化等领域全域外溢、多点布防。部分西方国家刻意混淆市场竞争与制度博弈的本质边界，大肆炮制传播 “中国威胁论”，借意识形态制造认知隔阂，热衷于拼凑排他性地缘小圈子，搭建封闭阵营化的制度壁垒，刻意将国家间正常的发展赛道竞争渲染、放大为文明冲突与制度对决，推动双边关系由有限竞争滑向全方位遏制，由策略博弈转向体系层面的长期对抗。

　　鉴往知来，数十年冷战两极对峙的历史，留下沉重的镜鉴。美苏两大超级大国长达四十余年对峙，无休止军备竞赛与全球势力争夺，吞噬两国巨量社会财富。冷战高峰期，美苏国防开支一度占据本国财政支出近半数，大量资源从民生、科教领域抽离，投入军备扩张与代理人战争。长达数十年的阵营割裂，造成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局部战火连绵，全人类长期笼罩在核冲突的阴影之下。无休止的对抗持续透支苏联国力，社会经济体系积重难返，最终上演大国解体、山河裂变的历史悲剧。这段镌刻于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沉痛教训，揭示一条铁律：阵营对抗没有赢家，零和博弈只会留下满目疮痍的残局。大国博弈长期化、常态化，将是未来数十年国际格局最核心特征，外部战略承压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外部环境，幻想短期彻底缓和、一蹴而就消除分歧，并不符合客观现实。

　　从深层机理审视，本轮博弈并非单纯国家好恶之争，而是新旧力量迭代、国际权力转移进程中，守成力量对既有国际秩序、规则红利、技术垄断地位的竭力维护。守成大国依托长期积累的金融霸权、标准制定权、媒体话语权、高端科技壁垒，搭建起一套服务自身的全球利益分配体系。新兴大国的崛起，意味着全球资源分配、治理话语权的结构性调整，利益格局重构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进而催生遏制、围堵、打压等一系列策略。博弈形态早已脱离炮火硝烟的传统战争，更多体现为技术封锁、投资审查、规则重塑、舆论抹黑、产业链“脱钩断链”等复合、隐性的较量。此类博弈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传导链条更长，一旦处置失当，极易从经济科技领域外溢至安全层面，放大地缘冲突风险。同时也应理性看待，全球化深度交融之下，各国利益深度绑定，完全“脱钩断链”违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全面阵营对抗也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发展诉求，这正是我们争取对话空间、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升级的现实根基。

　　（二）周边地缘热点多点交织，域外势力深度介入，家门口安全压力持续累积

　　古人有训：“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坐制。”地缘格局从来不是静态的地理版图，而是流动交织的利益网络与安全传导链条。我国是全球为数不多陆海兼备的大国，陆地边界绵延 2．28 万公里，海上毗邻众多国家，周边汇聚多元民族、多样文明、多重宗教，历史经纬盘根错节，领土、海洋权益等历史遗留争端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弭，构成我国与生俱来的地缘客观现实。回望历史，战国六国合纵制衡强邦，便是依托周边地缘圈层展开博弈；近代晚清的衰败，始于藩属瓦解、边疆危机连环爆发，域外列强从海陆双向渗透、利用区域矛盾分化离间，最终国门洞开、山河蒙难。历史反复警示：大国安危必先审视四境，边隅一旦动荡，腹地必然震动。

　　当前，域外大国将我国周边视作全球博弈的前沿竞技场，持续加码亚太、中亚、东南亚区域地缘布局，以所谓 “印太战略”为总纲，综合运用军事部署、大规模联合军演、舆论渗透、经贸拉拢、伙伴网络重构等多重手段，刻意制造区域裂痕、挑拨邻里嫌隙、煽动阵营对立，蓄意搅乱地区稳定格局。态势数据直观印证风险走高：近年西太平洋、南海方向多国联合军演频次持续攀升，美菲 “肩并肩”、美澳 “护身军刀”等大型演习规模持续扩容，参演舰艇、战机、兵力屡创新高，演习课目不断向海上对峙、联合作战、区域拒止等实战化方向演进；域外大国持续增设前沿军事据点，拓展基地准入权限，谋划部署中远程打击装备，推动前沿威慑实体化，试图依托岛链体系构筑排他性军事壁垒，把区域正常地缘关系改造为对抗性阵营链条。

　　军事布局之外，博弈手段早已超越战场对抗，形成一套复合制衡体系。舆论层面，依托全球传播网络放大局部争端，选择性渲染海上矛盾，塑造偏见叙事，放大区域国家猜忌；经济层面，凭借贸易优惠、投资许诺、债务工具拉拢部分区域伙伴，诱导其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以经济利益捆绑地缘立场。多重手段叠加，区域内部军备竞赛悄然升温，部分国家持续加大国防投入、更新海空装备，地区安全格局陷入典型“安全困境”：一国强化防务，催生邻国安全焦虑，继而引发新一轮军备投入，循环往复，抬升区域对抗风险。海洋权益博弈、边境历史遗留争端、地区局部热点此起彼伏，各类矛盾不再孤立存在，突发性、联动性、外溢性显著增强，一处微小摩擦极易跨区域传导、被外部势力借题炒作放大，局部争端存在升级为区域性危机的潜在风险。

　　除传统安全博弈外，跨境非传统安全隐患暗流涌动，进一步放大周边治理的复杂性。恐怖主义、跨境毒品贩运、跨国电信诈骗、人口偷渡、流域生态灾害、跨境公共卫生风险，均无国界阻隔。湄公河“10・5 惨案”便是沉痛例证，流域武装犯罪集团盘踞金三角，劫掠商船、残害船员，13名中国船员遇害的悲剧警示世人，跨境犯罪一旦滋生蔓延，将直接冲击航道安全、民众生命财产与边疆稳定。十余年来，中老缅泰四国持续开展联合巡逻执法，护航商船数千艘次，破获大量毒品、偷渡案件，才逐步稳住航道秩序，足见周边非传统安全治理任务之艰巨。此外，气候变化引发的跨境旱涝灾害、跨国疫病跨边境传播，共同印证：周边安全绝非单一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而是休戚与共的区域共同体命题。

　　凡此种种，共同塑造我国周边稳中有险、安中有忧的长期态势。和平合作仍是区域主流共识，但家门口安全与发展压力持续累积，维稳固稳、睦邻安邻的攻坚任务愈发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辩证施策：一方面坚守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底线，依托可靠国防力量筑牢门户屏障，精准识别域外势力“借局布势、借力生乱”的图谋，管控热点争端，阻断外部深度介入渠道；另一方面持之以恒践行亲诚惠容理念，深耕经贸联通、人文交流、安全协作，以互利共赢厚植民心根基，依托多边安全对话化解猜忌分歧，在博弈中谋求稳定，在合作中消弭风险，守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第一道地缘门户。

　　（三）南南合作多重掣肘交织，内外阻力叠加考验全球南方团结

　　《淮南子》有言：“天下之事，成于难，毁于易。”南南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携手破局、共谋自主自强的伟大事业，但这条共同发展之路从来不是坦途，殖民历史遗留沉疴、外部霸权持续分化、东道国内部治理难题相互交织，阻力层层传导，使得南南合作纵深推进步履维艰。广大发展中国家虽拥有共同发展愿景，但各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对外战略诉求差异显著。多数国家长期受旧国际经济秩序桎梏，殖民时代遗留的依附型经济结构积重难返，产业结构单一，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矿产、经济作物等初级产品出口，制造业链条残缺，缺少自主造血能力，极易被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冲击财政，落入“资源诅咒”困局。不少国家主权债务高企，部分经济体外债负债率突破 80% 风险警戒线，财政收入大半用于偿还本息，可投入基建、产业培育的公共资金捉襟见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群体中，近半数国家债务处于脆弱或高危区间，美联储每一轮加息，都会推高其美元债务付息成本，放大主权违约风险。脆弱的经济基本面，直接造成大型基建、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周期漫长，征地环评、资金拨付、配套建设变数丛生。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巴西等国，正是单一出口经济叠加美元加息，爆发主权债务风暴，数十年发展成果遭受重创，这一教训至今警示全球南方各国。

　　从外部舆论博弈环境审视，西方智库、主流媒体构建起系统化话语围剿体系，长期炮制“债务陷阱论”“资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等虚假叙事，对中国主导的南南合作、跨境基建项目实施全方位污名抹黑。这套叙事刻意裁剪事实、颠倒因果：对西方多边机构、私人资本占据发展中国家外债主体的事实避而不谈，片面放大中国双边贷款个案；无视基建项目创造就业、打通物流、激活区域经济的民生实效，将平等伙伴合作歪曲为掠夺控制。据权威统计，非洲全部外债之中，西方多边机构与商业债权人债务占比接近七成，中非双边债务占比仅一成有余。但西方舆论凭借长期垄断的全球传播渠道，持续向外输送虚假叙事，误导部分国家精英与民众认知，干扰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社会环评等关键环节，放大项目社会争议，从舆论层面迟滞甚至阻断合作落地。这并非简单媒体观点之争，而是霸权国家运用话语权力实施的战略分化，意在离间全球南方团结，消解南南合作的民心根基。

　　从东道国内部治理维度观察，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利益格局盘根错节，政党轮替、政坛更迭、派系博弈频发，带来政策摇摆、规划中断的现实难题。不同政党代表本土不同阶层、资本集团诉求，政权更迭后，新政府往往重新审视前任签署的对外合作协议，搁置、调整甚至推翻既定项目，造成对外合作政策连续性不足，项目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大幅抬升跨国合作的制度成本与治理风险。国际交往史中此类案例屡见不鲜，部分大型跨境基建项目历经数年谈判筹备，进入实施阶段后，伴随大选政局变动，新政府出于国内政治博弈考量，单方面搁置合作协议，前期投入的资金、人力、规划付诸东流。一国内部，地方部族、资本财团、劳工群体诉求多元，项目推进极易遭遇地方利益掣肘、社会舆论分歧；一项跨国工程，既要协调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更要穿透东道国多层复杂的内部利益网络。

　　三重阻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勾连、彼此放大：脆弱单一的经济结构推高债务压力，让东道国更容易被外部资本、舆论裹挟；外部虚假叙事，放大东道国内部分歧，为反对势力提供舆论抓手；政权频繁更迭、治理能力不足，进一步削弱经济治理水平，加剧债务困境，形成恶性循环。

　　当然，认清重重阻力，不等于否定南南合作的时代价值。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全球南方各国历史道路、社会制度、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合作存有差异、遭遇波折本属常态。我们既要清醒认识南南合作的长期性、艰巨性，不幻想一蹴而就；更要守正笃实，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完善项目风险评估与长效沟通机制，对冲东道国政策波动风险；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化解舆论污名，凝聚各国发展共识，在攻坚克难中持续巩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力量。

　　（四）三大外交战线风险联动传导，系统统筹化解风险的难度呈几何级上升

　　《孙子兵法》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当代国际关系早已打破区域、领域的简单边界，不再是彼此隔绝、互不干扰的独立板块，演化成一张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网络，呈现跨界联动、全域交织、双向传导的鲜明特征。经略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做强南南合作三大战略战线，绝非各自独立、分头推进的平行任务，而是命运相连、风险互通的有机整体。大国博弈的宏观态势如长风过境，直接扰动周边地缘微观环境；家门口的热点争端、邻里摩擦，反向传导，改变大国之间谈判博弈的底气与节奏；南南合作遭遇的舆论抹黑、项目梗阻、债务叙事攻击，也会外溢扩散，冲击大国关系氛围，激化周边国家猜忌。单一领域微小摩擦，若预判不足、处置失当，便会跨越地域边界、穿透领域壁垒，层层放大，演变为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的系统性风险。三大战线相互勾连、彼此掣肘、风险互馈，对国家外交全局研判、政策协同设计、风险源头管控、危机分层化解的综合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严要求。

　　深究各类矛盾风险底层逻辑，其根本根源在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结构性、颠覆性变迁。近代数百年间，世界格局长期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依靠殖民掠夺、资本垄断构建服务霸权的国际旧秩序，规则由强权制定，红利由强权独享。百年变局之下，这套延续数百年的权力格局加速瓦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经济总量、人口体量、产业潜力、国际投票权多维度重塑全球力量配比，改写近代西方独霸世界的力量版图。据世界银行相关统计，按购买力平价口径测算，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已超半数，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长期维持七成以上，全球南方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力量此消彼长必然触动守成大国既得利益。为维系霸权地位、守住全球治理规则垄断权，守成大国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弃国际法基本道义，摒弃互利共赢交往准则，动用科技封锁、单边经贸制裁、全球舆论围剿、前沿地缘围堵等多重遏制工具，多线并举，千方百计延缓国际格局重构进程，阻滞新兴大国现代化步伐。

　　与此同时，全球化深度交融背景下，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深度缠绕、叠加共振。领土博弈、军事对峙、地区冲突等传统威胁并未远去；粮食短缺、能源震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极端气候灾害、网络攻击、供应链断裂等非传统风险此起彼伏，无国界屏障阻隔。这类复合型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链式扩散能力显著增强。一场区域性战争，既能推高全球油气、粮食价格，冲击全球南方民生底盘，又倒逼部分周边国家调整安全策略，改变区域地缘天平；一轮全球性通胀，加重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放大南南合作项目财政压力，还会成为守成大国渲染叙事、分化全球南方的抓手。风险传导链条环环相扣，各类危机相互赋能、彼此放大，显著抬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更需深思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低端，在全球治理议程设置、国际规则修订中话语权弱势。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桎梏之下，许多国家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频繁遭遇外部干涉、技术封锁与舆论打压，成为全球格局动荡、国际秩序失衡最主要的承压主体。这一现实反向传导至我国外交各板块：我们推动南南合作助力伙伴国自强，引来霸权势力猜忌污名；推进周边互联互通，被歪曲解读为地缘扩张；与新兴大国深化战略协作，被贴上挑战现有秩序的标签。多重压力叠加共振，使得我国外交外部环境盘根错节、复杂严峻。

　　凡此警示，开展新时代大国外交，绝不能采取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思维，不能孤立看待单条战线风险。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将大国、周边、南南三大战场置于同一全球战略大盘统筹谋划，预判风险跨领域传导路径，建立风险预警联动机制，做到既处置单点危机，又防范链式扩散，在动态博弈中守住战略全局稳定。

　　综合审视全部风险挑战，当坚持辩证思维，既不夸大危机陷入悲观论调，也不轻视风险滋生麻痹心态。风险与机遇本为一体两面，变局之中既有遏制打压的逆风，同样蕴藏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全球南方集体觉醒、国际关系民主化持续发展的时代大势。《道德经》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挑战之中蕴藏重塑格局、拓展合作空间的机遇，关键在于科学研判、精准施策、有效管控。

　　面对复杂变局，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三大外交板块之间的联动风险。大国博弈层面，坚持斗而不破，守住底线、管控分歧、扩大共同利益，尽力规避全局性对抗；周边经略层面，坚持防微杜渐，筑牢安全屏障，妥善处置热点争端，阻断外部势力地缘介入；南南合作层面，坚持凝心聚力，以发展实效凝聚共识，抵制分而治之图谋，维护全球南方团结。

　　总而言之，研判外交变局，本质上是读懂力量消长背后的利益博弈、文明碰撞与秩序重塑。百年变局不会自动走向和平公正，国际新秩序不会凭空生成。前路既有浩荡东风，亦有惊涛险浪。唯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锤炼识变、应变、求变的战略本领，在风浪中磨砺外交定力，在博弈中把握战略主动，统筹推进大国、周边、南南三大外交攻坚任务，方能穿越重重风险挑战，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有利外部环境，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稳步前行。

　　五、精准施策统筹联动，构筑均衡稳定的全球合作新格局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周易》有言：“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百年变局奔涌向前，国际力量消长、规则重塑从来不是被动等待而来的结果，而是识变、应变、求变的主动塑造。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艰巨繁重的外交攻坚任务，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底线思维与辩证思维，坚持分层施策、刚柔并济、统筹联动，一体推进大国关系运筹、周边地缘深耕、南南合作提质，兼顾局部博弈与全球大势，全方位织密均衡稳定、开放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持续营造持久和平、包容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稳住大国关系基本盘，稳中求进、以稳促和、以斗护稳

　　大国关系是牵动全球格局的压舱之石。自古大国相交，贵在知分寸、守边界、明取舍。《毛泽东选集》深刻阐明：“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蕴含辩证唯物论的战略智慧，正是新时代运筹大国关系的根本遵循。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大国关系亦是如此——合作与竞争、对话与博弈、共识与分歧，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辩证统一、动态平衡的复杂方程。

　　我们始终将大国关系稳定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充分发挥元首外交战略领航、定向定调的核心作用。回望现代国际关系史，元首高层会晤历来是化解战略误判、校准双边航向最高层级的沟通渠道。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洋握手”，打破了长达20多年隔绝对抗的状态。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评价道，“那一周改变了世界”，它撬动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变化，开启了大国关系重新组合的历史进程。从当年中美“破冰之旅”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为大国关系重启破局奠基；到历次中美元首面对面坦诚会晤，清晰划定大国相处的底线红线、搭建常态化对话框架；再到中俄元首年度常态化会晤，持续夯实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无不印证元首外交在纷繁博弈中锚定航向、管控分歧的独特价值。

　　在此顶层引领之下，持续健全高层会晤、部门对口磋商、民间人文往来、危机管控热线等全层级常态化对话机制，多层次畅通沟通渠道，筑牢风险隔离屏障，最大限度规避战略误判。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之间仅靠一条直通电传打字机线路沟通，13天危机中信息传递屡屡延迟、误读频发，险些酿成核浩劫。正是这场危机催生了1963年美苏“热线协议”的签署，此后又逐步发展为多层级、多通道的常态化沟通网络。历史的教训与经验共同昭示：大国之间，沟通机制就是和平的生命线。

　　大国博弈，分寸即是战略智慧。我们精准拿捏大国相处的尺度，守底线而不妥协，讲策略而不冒进，谋长远而不短视。在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核心发展利益等原则性问题上，坚定不移坚守红线、寸土不让、寸利必争，绝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易；在良性竞争、全球治理、气候应对、公共卫生等共同利益领域，则保持理性克制、灵活施策、包容互谅，积极发掘利益交汇的广阔空间。坚决防范战略透支，拒绝盲目对抗，始终追求斗而不破、争而有序、以斗促和、以竞促合的战略最优解。

　　美苏冷战的历史镜鉴足以警示后人：两大力量陷入无休止军备竞赛，全面阵营对抗最终两败俱伤。苏联将国民经济的巨大份额投入军事工业，民生长期凋敝，最终在1991年走向解体；美国虽赢得冷战，却也付出了越战泥潭、社会撕裂、财政赤字高企的沉重代价。据世界银行测算，若当今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走向全面割裂，全球GDP或将蒙受数万亿美元规模的巨额损失，广大中小国家更将被动承受经济衰退、物价震荡、产业停摆的连锁溢出冲击。中美贸易额2025年达4．01万亿元人民币，中欧贸易额达8281亿美元，中俄贸易额达2281亿美元——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数以万计的企业的切实利益。大国之间存在竞争本属常态，但竞争绝不能滑向冲突对抗。唯有坚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牢牢稳住大国关系基本盘，方能为整个外交全局筑牢稳定根基。

　　（二）深耕周边外交战略依托带，亲诚惠容、睦邻富邻、固边筑防

　　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邻国无可选择，邦交贵在同心。纵观华夏千年治世智慧，大国兴衰必先审视四境安危，盛世稳固必然依托邻里相安。西汉经略河西、安定边塞，隔绝外患滋养中原富庶——张骞凿空西域，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其为“凿空”之举，文化学者肖云儒评价道：“张骞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友谊联合各国，用和平的、文化的、经济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盛唐秉持协和万邦，与周边部族互通有无，唐太宗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胸襟，成就万国来朝的恢弘气象。反观晚清，域外列强自海陆双向渗透，不断离间周边藩属，边疆危机连环爆发，甲午一战不仅丧失朝鲜这一重要藩篱，更使台湾沦为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最终国门洞开、山河飘摇。历史反复昭示亘古不变的地缘铁律：周边安则腹地宁，四境稳则国运昌。

　　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对外开放前沿窗口，亦是外部风险传导的第一道关口。我国陆地边界全长2．28万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是全球陆地边界最长、接壤邻国最多、边界情势最为复杂的大国。落实周边外交优先战略，就是要将广袤周边圈层锻造为国家安全的坚固屏障、区域合作的示范圈层，构筑支撑民族复兴的战略腹地。迄今为止，中国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同周边25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周边18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经略周边，首在以互联互通为经纬，编织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合作网络。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吉乌国际公路等标志性工程落地生根，打通跨境陆海口岸，重塑区域物流格局，把地理毗邻的天然禀赋转化为联动发展的现实红利。截至2026年4月，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7070万人次，运输货物突破8150万吨，跨境货物列车从每日2列增至23列，商品种类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3800余种，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将万象至昆明的货运成本降低40%以上。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500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达26770人次，日最高上座率达99．64%，将雅加达至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万隆增加游客40%，沿线新增就业岗位数万个。

　　RCEP落地生效之后，区域关税持续下调，原产地规则便利化落地，覆盖15国的统一大市场加速成型。2020年至2025年，RCEP区域内贸易规模从4．43万亿美元增至6．09万亿美元，增长24%，占全球贸易比重由27．2%升至29．1%。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澜湄合作以水资源保护、现代农业、民生工程为抓手，六国共护一江碧水——2026年是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十周年，十年来中国与湄公河五国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较机制启动之初增长超过150%。“平安澜湄2025”联合行动共侦办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案件8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万余名，成功解救受害民众1400余人。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现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5个对话伙伴，2025年天津峰会批准24项成果文件，制定了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落地“四个安全中心”，设立了能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三大合作平台。

　　化解分歧，贵在对话协商、存异求同。我国周边地缘结构复杂，领土、海洋权益等历史遗留争端客观存在，矛盾难以一朝消解。我们坚持和平谈判化解分歧，不主动挑起冲突，亦绝不放弃正当权益。历经数十年坚持不懈的耐心谈判，我国已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国完成边界划定与勘定，划定并勘定边界线约2万公里，约占陆地边界总长的90%，创造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依靠和平谈判大规模化解历史边界遗留难题的不朽典范。中老缅泰湄公河四国联合巡逻执法十余载，护航数千艘次商船，剿灭盘踞金三角的跨境武装犯罪团伙，守护黄金水道安宁，正是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

　　人文相通则邦交长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持续拓展地方往来、青年互访、文旅交流、智库对话，消弭认知隔阂，践行“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东方交往智慧。针对域外势力借机搅局、挑动阵营对立的图谋，保持战略警觉，精准识别地缘操弄，阻断外部势力借热点议题制造动荡的传导链条，着力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安全互助、人文相亲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守好家门口的稳定，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地缘根基。

　　（三）凝聚全球南方磅礴合力，固本培元、同心破局、公道发声

　　古语云：“独行快，众行远。”全球南方是重塑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坚力量。南南合作植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殖民历史记忆与现代化诉求，是打破霸权主导的依附型全球经济体系、携手谋求自主自强的伟大实践。我们坚守真实亲诚理念，恪守正确义利观，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传承华夏扶危济困、重信守义的道义传统。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始终坚守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谋求垄断特权，这正是区别于旧式殖民外交、霸权式援助最鲜明的标识。

　　近代西方资本对外扩张，惯于以贷款捆绑政治条款，借基建掠夺资源，用债务枷锁捆绑弱小国家主权。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便是沉痛的历史镜鉴——墨西哥率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随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相继陷入债务违约，整个拉美地区陷入“失去的十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贫困人口从1．36亿增至2亿以上。而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协作，始终以平等伙伴身份相向而行，不搞居高临下的施舍，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肯尼亚铁路局局长菲利普·梅因加对蒙内铁路的高度评价生动诠释了这一理念：“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是政府振兴经济的关键战略之一，而蒙内铁路就是领头羊。”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模式，真正契合非洲国家长远发展需求。

　　顺应伙伴国多元发展诉求，持续优化南南合作结构，推动合作模式迭代升级，由重大基建单点突破，转向大型工程筑基与小微民生普惠双向并举。一方面，依托标志性工程补齐区域发展硬件短板，非洲疾控中心、瓜达尔港等项目搭建工业化、互联互通基础底座。中国企业在非洲新建和改造铁路超过1万公里，建成公路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蒙内铁路全线采用中国标准，建设和运营期间累计创造超过7．4万个就业岗位，员工属地化率高达90%以上，培养2800余名本地专业人才，对肯尼亚国家GDP贡献率超2%，拉动沿线地区工业产值增长15%。截至2025年8月，蒙内铁路实现安全运营3000天，累计运送旅客超1592万人次，货物超4196万吨，从乌干达坎帕拉到蒙巴萨港的货运周期从21天锐减至数日。另一方面深耕“小而美、惠民生、可持续”民生项目，聚焦粮食安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防灾减灾等民众急难愁盼领域。菌草技术走出国门，在莱索托、斐济等国落地，荒滩变为菇田，万千农户增收。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面积已达9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约7．5吨，是当地常规品种的两到三倍，马达加斯加成为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非洲国家。中国在非洲建成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30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30%至60%，惠及100多万非洲小农户。鲁班工坊遍布亚非多国，传授工业技能、培育本土技术人才。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之下，迄今已落地1800余个民生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超20万名，动员资金规模超230亿美元，把发展红利送到田间地头、寻常百姓之家。这类项目投资适中、见效快、可本土化复制，重在授人以渔，助力伙伴国培育内生增长动能，摆脱对外输血式依赖，夯实长治久安根基。

　　南南合作既要做实项目惠及民生，更要搭建平台、汇聚集体声量。持续推动金砖、上合组织扩容提质，深化“大金砖合作”，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金砖＋等多层次多边平台，搭建全球南方集体议事、协同发声的制度化渠道。2024年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2025年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机制第11个成员国，扩员后的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40．4%，已超过七国集团的29%。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合作的重要制度创新，2025年获批的项目中有46%以本国货币融资，显著减少了借款国的汇率风险。2026年新德里峰会通过《新德里宣言》，明确推进清算层互操作、融资层本币化、流动性层自主提款三大路径，新开发银行本币贷款占比已提升至42%。

　　在联合国改革、气候融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宗商品定价等重大全球治理议题上，推动南方国家协同发声，提升发展中国家集体话语权。全球南方国家人口占世界85%以上，过去40年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按购买力平价口径测算，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已逾六成，是世界经济增长核心引擎。同时直面外部舆论围剿，针对西方炮制的“债务陷阱论”“新殖民主义”等虚假叙事，以翔实数据、鲜活民生成果驳斥污名，守护南南合作的道义根基。唯有持续凝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壮大公道正义的国际阵营，方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革故鼎新，向着更加公平、公正、普惠的方向演进，为大国关系稳定、周边繁荣发展筑牢全球战略同盟。

　　（四）统筹话语博弈与文明互鉴，融通中外、以理明道、凝心塑势

　　国际话语权结构性失衡，是百年变局中长期存在的短板。西方依托长期积淀的全球传播渠道，持续输出偏见叙事，刻意放大分歧、制造文明对立。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充满了偏见和误解”，这种偏见根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框架。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将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交汇处描绘为“血腥的断层线”，这种将文明差异绝对化、对立化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制造恐惧、加剧对立、为对抗提供理论合法性。

　　我们坚持文明平等观，摒弃文明优越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精辟概括了中华文明对待异质文明的根本态度。既要用好官方外交渠道阐释政策立场，也要拓展民间交流、智库对话、青年往来等多元载体，用海外受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讲清中国道路、阐释中国主张。坚持以事实驳斥抹黑，以人文温情消融偏见，跨越文化隔阂、化解认知偏差，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理解与认同。2025年，中国同15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在全球16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来华留学生中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生占比超过60%。这些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图景，为三大外交战线协同推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五）坚持全局统筹联动，织密一体化战略布局

　　《管子》有言：“以一治万，以万治一。”大国对外经略，贵在树立全局一盘棋的系统思维，杜绝分域割裂、各行其是的碎片化治理。大国博弈、周边经略、南南协作三大战略战线，不是互不相交的平行任务，而是同一张全球战略网络上环环相扣、风险互通的有机整体。一处战线震荡，可通过地缘、经贸、舆论跨域传导，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一战线取得的合作成果，又能够反向赋能其余两大战线，对冲外部压力。必须打破战线之间的壁垒分割，构建常态化涉外形势研判、风险预警、分级响应、应急处置一体化机制，统筹外交、经贸、安全、国际传播、人文文化多领域政策协同，打通部门信息链路，统一战略口径，精准阻断跨区域、跨领域的风险传导链条，防范单点矛盾演变为全局性系统性危机。

　　回望冷战史，两大军事集团结盟对峙，阵营壁垒割裂世界，区域摩擦沿着同盟链条层层放大，局部争端极易升级为全球对抗。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将欧洲分裂为两个相互隔绝的阵营长达四十余年，柏林墙的修筑与倒塌成为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象征。这便是结盟模式下风险链式传导的深刻教训。鉴古知今，我们毫不动摇坚守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本色，走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国际关系之路。结盟意味着选边站队、被捆绑卷入冲突；结伴之道，则是广交天下之友，不树排他之敌，尊重各国自主战略抉择，不构建封闭对抗的军事集团。持续扩容全球伙伴关系“朋友圈”，我国现已同全球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关系，编织起一张贯通五洲四海、链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覆盖各大洲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均可平等对话协作。这张开放包容的伙伴网络，本身就是对冲阵营对抗、消解零和叙事的战略屏障，持续助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普惠化的时代大势。

　　从战略效能看，三线协同能够实现优势互补、风险互控、红利互增：大国稳，则全局定；周边安，则门户宁；南方聚，则公道彰；话语通，则人心和。四大板块相互支撑、联动赋能，形成“大国—周边—南南—全球治理”一体化战略布局。《道德经》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新时代外交运筹，贵在把握火候、拿捏节奏，不可急躁冒进，亦不可畏缩保守。当今世界变局激荡，机遇与风险共生共存，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唯有坚持系统统筹，刚柔相济，攻守兼备，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短期危机处置与长期战略塑造，在博弈中坚守底线，在合作中扩大共识，持续构筑均衡稳定、开放共赢的全球合作新格局，方能穿越惊涛骇浪，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稳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持久稳定的外部环境。（未完待续）

　　2026年10月17日作于返京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兼总主持。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九千多万字，发表各类文章五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六万字和至少每天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他既为苍生说人话，也为权贵美策划!他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偶然的争利，没有必然的对立;虽然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只要大家心连心手携手，幸福美好处处有时时有!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上下同心，面貌焕新!他真诚希望国家好人民好世界好人类好!他向往：世界和乐、社会美满，人类大同、民族幸福!他的文笔人品学识格局境界，受到高层和广大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与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