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任务：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乘势者兴。《鬼谷子》有言：“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人类文明的兴衰迭代、大国国运的起落浮沉，从来不是孤立的内政叙事，而是内政与外交相互激荡、彼此塑造、辩证统一的宏大历史长卷。一个国家的兴旺强盛，根基深植于国土之内生产力的革故鼎新、制度文明的守正创新、文化薪火的永续传承；同样离不开寰宇之间互通有无的经贸往来、纵横审慎的战略经略，更需要主动参与、深度融入，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秩序的演进重塑。内政为体，外交为用；内强为本，外通为翼。若无内部的产业革新、民生固本，对外开放便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繁华表象难以持久；若无外部的战略运筹、文明对话，再雄厚的国力也容易困守一隅，沦为坐井观天的局限格局。

　　回望华夏五千年文明长河，历史反复演绎着开放与封闭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图景。张骞持节西行，凿空万里丝路，打通中原与中亚、西亚的交流通道，葡萄、苜蓿、胡桃随驼铃东入中原，丝绸、冶铁技术向西远播，大漠古道之上，使节相望、商旅不绝；盛唐长安，西市胡商云集，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流通市井，日本遣唐使跨海渡海求学典章，天竺高僧东来译经弘法，不同文明在此交汇共生，造就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宋元之际，泉州刺桐港帆樯林立，被誉为 “世界第一大港”，各国商船云集，香料、瓷器、丝绸等在此流转，海洋开放让中华文明抵达一个新的高峰。及至明初，郑和率领巨舰远航西洋，帆影遍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三十余国，不以兵戈征伐，而以礼义通商，播撒和平交往的东方理念。然而盛极而闭，则生机渐消。明清后期，统治者囿于 “天朝上国”的狭隘认知，渐次收紧对外通道。从海禁锁洋，到清代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对外窗口，主动切断与世界的广泛联系。当欧洲开启文艺复兴，继而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改变生产方式，世界格局悄然重塑之时，清王朝却闭目塞听。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万里远航，携工业时代的器物与通商诉求而来，乾隆皇帝一纸敕谕，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婉拒通商，错失融入世界变革的历史性窗口。数十年之后，坚船利炮叩开国门，山河震荡，主权沦丧，百年屈辱由此开端。一兴一衰，一荣一辱，鲜明对照留下震古烁今的历史箴言：开放则文明勃兴，封闭则国运衰颓。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镜鉴，亦是贯通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

　　放眼世界史，同样可以印证此理。古希腊城邦依托地中海航运开展跨区域贸易，商贸往来催生思想繁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跨越千年依旧启迪世人；中世纪威尼斯城邦凭借海洋贸易，联通欧亚，一度成为地中海商贸与文明之枢纽。反观美洲印加帝国，坐拥广袤疆土，却长期隔绝于欧亚大陆文明体系，缺乏对外交流，技术迭代停滞，面对外来冲击毫无抵御之力，文明迅速陨落。近代大英帝国借自由贸易与海洋通道，拓展全球市场；而苏联后期，长期自我设限，与全球主流市场、技术体系割裂，封闭的经济循环日渐僵化，最终难以维系。正反案例交相印证：任何文明与大国，都无法脱离外部世界单独永续发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在风云激荡的百年变局之中站稳脚跟、开拓新局。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就不是关起门、隔绝世界的现代化，不是独善其身、零和博弈的现代化，而是植根经济全球化客观大势，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互利共赢、文明互鉴的现代化。马克思曾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历史趋势，不以个别国家的主观好恶而转移。中国式现代化主动顺应这一历史大势，既要深耕国内大市场，激活内部发展潜力；又要从容走向世界舞台，妥善应对各类风险博弈，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

　　站在全新历史方位审视新时代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其核心使命可凝练为十六字纲领：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这十六个字，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一套完整自洽的战略逻辑体系。“拓空间” 是基础底盘，向外拓展市场空间、资源空间、产业空间、伙伴空间，为国内高质量发展开辟外部纵深；“塑规则” 是战略制高点，不再被动接受他人制定的旧秩序，而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磋商修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稳格局”是全局保障，在大国博弈、地缘冲突、阵营对抗的动荡环境下，稳住外部战略环境，防止风险外溢冲击现代化大局；“展担当” 是价值归宿，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践行大国责任，推动不同文明平等共生。

　　这十六字方略，绝非凭空构想，既是对古今中外兴衰治乱历史经验的萃取总结，是对近代闭关落后、开放兴邦百年历程的深刻反思；也是直面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叠加交织的时代课题，作出的清醒回答；更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长远蓝图，面向民族复兴远景作出的顶层战略谋划。

　　“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四者一体联动，不可割裂。没有广阔拓展的外部空间，塑造规则便缺少实践依托；没有更加公平合理的规则塑造，拓展的发展空间极易被单边霸权随意挤压侵蚀；国际格局动荡失序，拓展空间、参与规则制定都无从谈起；缺少大国担当，对外战略就容易落入利己短视的窠臼，难以凝聚广泛国际共识，长远的外部格局也无法稳固。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深刻调整，“东升西降、南升北降” 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突破 40%，多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超过 80%。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冷战思维卷土重来，部分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人为筑墙设垒，打造 “小院高墙”，鼓吹产业链 “去风险”，大搞 “脱钩断链”，将科技、经贸、人文交流政治化、安全化。俄乌冲突延宕不休，巴以冲突反复爆发，能源、粮食、供应链风险此起彼伏，全球治理机制供给不足，旧秩序的弊端日益凸显。

　　在此变局之下，我们的对外开放与外交，早已超越单纯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的浅层范畴。它既是经济战略，也是安全战略、文明战略。对外开拓发展空间，不是掠夺他国市场；参与塑造国际规则，不是谋求霸权替代；稳定国际格局，不是回避矛盾妥协退让；展现大国担当，不是超出国力的过度承诺。这一套战略的内核，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 “和而不同”“协和万邦” 的古老智慧，承接新中国七十余年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古人云：“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人类同处一个地球家园，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难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注定是一条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的道路。秉持 “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 这一核心任务，在开放合作中积蓄力量，在博弈协商中完善规则，在风云变幻中稳住大局，在携手同行中践行担当，方能穿越惊涛骇浪，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外部根基，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力量，推动人类文明向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目标持续前行。

　　一、历史镜鉴：开放兴邦与封闭误国的千年回响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回望千年过往，从来不是为了沉湎于昔日盛世的浮华荣光，也不是困在近代山河破碎的伤痛里反复咀嚼苦难，而是借历史这面澄澈明镜，勘破兴衰治乱的底层逻辑，找准当下民族前行的时代方位。对外开放这道宏大考题，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文明长河中，一次次提笔作答，写下过光耀寰宇的传世答卷，也留下过刻骨铭心、警示后人的沉痛败笔。盛衰起落之间，藏着关乎文明存续、国家强弱的永恒辩证法。《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通，对内是革故鼎新，对外便是开放互通。文明的生命力，本就源于流动与交融；一旦隔绝外界、阻滞交流，再璀璨的文明火种，也会慢慢黯淡枯萎。纵观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历程，凡是国运昌隆、文明勃发的时代，必然是胸襟开阔、联通四海的时代；凡是国力滑坡、文明停滞的岁月，大多伴随自我禁锢、隔绝寰宇的保守倾向。开放与封闭，一荣一损，一兴一衰，构成贯穿中国古代史最鲜明的对照。回溯西汉，国力初兴，却困于北方边患与域外隔绝的局限。汉武帝遣张骞持节出使西域，此行本为军事结盟，却意外凿空万里丝路。张骞两度西行，历经匈奴扣押十余载，九死一生，最终打通中原与中亚、西亚的文明通道。自此，大漠驼铃不绝于途，形成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大动脉。苜蓿、葡萄、石榴、胡瓜顺着丝路东入中原，丰富华夏物产；中原的丝绸、冶铁、凿井技术向西远播，深刻改变中亚乃至欧洲的生产生活。据史料记载，丝路鼎盛之时，仅河西走廊一地，商队、使节络绎不绝，每年往来中外使团数以百计。这条古道不只是商品贸易通道，更是文明互鉴的桥梁。正是得益于对外交流，西汉突破内陆地理局限，拓展文明视野，奠定汉王朝雄踞东方的宏大格局。及至盛唐，开放精神抵达古代中华文明的顶峰。贞观年间，太宗提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份包容胸襟，造就前所未有的开放气象。国都长安，是当时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会，常住人口逾百万，其中外籍商旅、僧侣、留学生、使节多达数万人。西市之内，波斯珠宝、拜占庭金币、印度香料琳琅满目；日本遣唐使跨海踏浪，冒着海难风险一批批远赴中土，学习律令、建筑、文字、典章制度，归国之后推动日本大化改新；天竺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历时十七年，跋涉五万余里，带回梵文经卷，促成中印文明深度对话；鉴真大师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把佛法、医药、建筑技艺传至东瀛。彼时的大唐，不以文明优越而傲视异域，不以种族差异排斥远客，通商、留学、传教、文化交流并行不悖。开放催生繁荣，万国争相来朝，造就被后世久久称颂的盛唐气象。宋元两代，海洋开放续写辉煌。南宋偏安江南，陆上丝路受阻，遂大力开拓海上贸易，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通商，鼓励商船远航。福建泉州刺桐港，帆樯林立，万舟竞渡，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盛赞其为 “世界第一大港”。来自阿拉伯、东南亚、印度的商船云集于此，瓷器、茶叶源源不断运往海外，香料、珠宝、苏木输入华夏。海外贸易税收一度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支撑起王朝存续。明初，郑和奉敕七下西洋，巨舰百艘，将士两万余众，远航西太平洋与印度洋，遍历三十余国。这支当时世界最强的远洋船队，不带领土扩张的野心，不兴掠夺征伐，以丝绸瓷器馈赠，以礼信义交好，播撒和平交往的东方理念。然而，盛极而闭，便是国运转折的开端。海洋开放的红利尚未持续，封闭保守的思潮逐步抬头。明朝中后期，朝廷厉行海禁，禁民间下海通商，一纸政令锁住万里海疆，繁盛的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入地下。待到清代，海禁时松时紧，最终固化为广州 “一口通商”，偌大华夏，仅留十三行一处窗口对外。统治阶层沉浸在 “天朝上国” 的虚幻迷梦之中，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浑然不觉。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跨越重洋访华，带来蒸汽机、火炮、天文仪器等工业革命成果，希望建立常态化通商关系。乾隆皇帝却颁下敕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句傲慢断言，关上了主动融入工业文明的大门。此时的欧洲，蒸汽机轰鸣，工厂遍地，生产力迎来颠覆性飞跃；世界贸易体系、现代民族国家格局加速成型。清王朝闭目塞听，拒绝技术交流、拒绝扩大通商，错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产业革命窗口。

　　短短数十年间，差距急剧拉大。1840 年，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封闭积累的落后集中爆发。鸦片战争战败，一纸《南京条约》开启百年屈辱序幕。此后百余年间，山河破碎，主权沦丧，关税不能自主，租界割裂国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枷锁缠身。昔日万国来朝的文明古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这一段浸满血泪的近代史，不是外敌单方面强加的劫难，更是封闭自守带来的历史苦果。正如恩格斯评述：“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这种打破，不是和平交融，而是被动、屈辱的强行叩关。

　　开放兴邦、封闭误国，并非中华文明独有的历史训诫，放眼全球，同样反复上演。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雅典，依托地中海航运，发展跨城邦商贸，对外交流活跃，思想、艺术、哲学群星璀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照亮西方文明；而同一时期斯巴达长期锁国，严控对外往来，社会体制僵化，最终文明活力日渐枯竭。中世纪威尼斯城邦，依靠地中海国际贸易联通欧亚，一度富甲一方，成为文明交汇枢纽；美洲印加帝国坐拥广袤国土，却长期孤立于欧亚大陆文明圈，没有马匹、铁器与远洋技术，文明发展陷入停滞，面对外来殖民者冲击迅速崩塌。近代英国抓住大航海时代机遇，依托海洋贸易拓展全球市场，借力技术交流完成工业革命；反观苏联后期，人为割裂自身与全球市场、科技体系的联系，技术交流受阻，产业循环日趋僵化，体制积弊不断累积，最终走向解体。正反对照，古今互证，足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一条普遍性规律。但我们也要清醒辨析：开放不等于无底线放任，互通不等于放弃主权。汉唐的开放，是以强大国力、稳固内政为根基，开放之中守住国家主权、文明主体性；清末的被动 “打开国门”，是丧失主权后的被迫开放，不是自主选择的对外开放，二者有着天壤之别。自主开放，是以内政稳固为根基，主动择善而从，取他人之长，壮自身之基；被动洞开，则是主权失守，任人掠夺，丧失发展主导权。这一区分，是读懂历史镜鉴最关键的一层要义。

　　回望千年兴衰，历史留下的启示厚重而深沉。开放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可选举措，而是文明存续、国家强盛的内在刚需；封闭也不仅仅是拒绝贸易往来，本质上是切断思想、技术、人才的流动通道，让一个国家在时代浪潮中原地踏步，最终被世界甩在身后。先贤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开放与封闭交织的千年历史，不是怀古抒情，而是为新时代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寻找本源支撑。中华民族自古便有联通四海、协和万邦的文化基因，也有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痛彻心扉的历史记忆。辉煌与苦难共同警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只能走自主开放、互利共赢之路，绝不能重蹈封闭僵化的覆辙。历史的回响穿越千年，持续叩问当下：身处百年变局，如何把握开放的尺度，守住安全底线，拓展合作空间，在文明互鉴中壮大自身，在世界博弈中行稳致远。这正是 “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 这一外交战略命题，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一）盛唐气象：长安城里的世界主义

　　公元 7 世纪，一座恢弘大城屹立于东方关中平原，这便是唐都长安，也是彼时地球上最具世界性的伟大都市。整座城池呈规整的里坊格局，占地 36 平方公里，是同时期欧洲罗马城面积的四倍有余；鼎盛之时全城常住人口逾百万，其中侨居于此的突厥、回鹘、粟特、波斯、大食、日本、新罗、天竺的使节、商贾、留学生、学问僧、工匠艺人，总数达到十万之众。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青槐夹道，车马骈阗，构成都城庄严雄浑的中轴线。城内分设东、西二市，东市主营国内商贸，西市专纳万国商旅，世人亦称 “胡市”。波斯银币、大食香料、天竺琉璃、高丽人参、中亚宝石沿着丝路驼队源源不断汇聚于此；胡姬当垆，胡旋舞飞扬，异域的物产、信仰、乐舞与中原的诗书礼乐、农耕文明在此相逢交融。《唐六典》记载，大唐鼎盛时期，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往来，万国使节络绎入朝，正是杜甫笔下 “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景。这份宏大开放格局，根植于唐太宗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治国胸襟。凭借包容怀柔的方略，边疆各族共尊李世民为 “天可汗”。这绝非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套落地的制度实践：异域来客可在长安置业、通婚、参加科举、入朝为官，保留自身风俗、信仰与服饰，不因种族、地域受到排斥。这份文明自信，正是盛唐世界主义的精神内核 —— 不以华夏为唯一标尺，不以文化优劣划分尊卑，以平等姿态接纳四海来客，在交流互鉴中壮大自身文明。

　　在无数跨越山海奔赴长安的异乡人当中，阿倍仲麻吕的故事最动人心弦。自公元 630 年至 894 年，日本先后十八次派遣遣唐使远赴中土，使团规模动辄数百人，冒着惊涛骇浪渡海求学。阿倍仲麻吕少年随遣唐使入长安，取汉名晁衡，入国子监苦读，登进士第，在大唐居留五十余年，一路官至安南都护。他与李白、王维结下深厚的诗文之交。天宝十二载，晁衡决意归国，王维挥毫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不料归途遇海难，消息传回长安，李白误以为挚友葬身沧海，悲恸写下千古名篇《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所幸晁衡并未遇难，辗转之后再度返回长安，终老于大唐。一纸诗文，跨越国籍，超越族群，成为盛唐文明互通、人心相交的不朽见证。

　　东有遣唐使跨海求典，西有玄奘万里西行。玄奘法师西行五万里，遍历百余邦国，历时十七载，历经戈壁荒漠、雪山险隘，取回梵文佛经 657 部。归国之后，他口授由弟子辩机笔录而成《大唐西域记》，详实记录中亚、南亚的山川地理、风俗民情，这部典籍时至今日，仍是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古中亚、古印度历史地理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文明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奔赴。几乎同一时代，鉴真和尚为向东瀛传扬佛法，六次东渡，屡遭海难，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终抵日本奈良，带去佛法、中医药典、营造技艺、书法艺术，助力日本寺院营造、医药发展，把中华文明的智慧播撒到东海之滨。一西一东，一取一予，共同书写文明互鉴的佳话。

　　文明交融，有时也藏在战争的硝烟背后。公元 751 年，大唐安西军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大军于怛罗斯河畔爆发激战，唐军失利，大批将士被俘。战俘之中，便有掌握古法造纸技艺的工匠。阿拉伯人将这批工匠带至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设立阿拉伯世界第一座造纸工坊。造纸术自此由撒马尔罕传向大马士革、开罗，一路向西，跨越北非，于 12 世纪经伊比利亚半岛传入欧洲。在此之前，欧洲依靠羊皮手抄典籍，成本高昂、传播极难；纸张的到来，降低知识传播的门槛，为后续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埋下技术伏笔。一场边疆战事，在刀兵硝烟之外，意外促成人类知识载体的伟大流转。四大文明圈在此相遇碰撞，一次技术的传播，悄然改写整个人类文明知识传播的轨迹。这正是文明交流奇妙之处：文明成果一旦流动，便会跨越国界，惠及全人类，不受战争胜负所桎梏。

　　很多人容易将盛唐的开放简单等同于万国来朝的浮华盛景，而真正的盛唐世界主义，内核是高度的文明自信。它无需靠隔绝外来事物维护自身文化的正统，不必以贬低异域文明彰显本国优越。胡食、胡服、胡乐、胡舞风行长安，唐人坦然接纳外来风物；异域之人入朝为官、执掌一方，朝廷坦然授予权柄。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融合波斯萨珊王朝的器物形制与中原的锻造工艺；西安碑林留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汉文与叙利亚双语镌刻，见证基督教在长安传播，足见大唐对多元信仰的包容。

　　一个民族的伟大，从来不只在于它能够创造何等璀璨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更在于它拥有何种胸襟拥抱世界、回馈世界。盛唐之所以成为后世久久仰望的文明高峰，不在于它的疆域广袤、甲兵强盛，而在于它跳出了狭隘的 “天朝上国” 迷思，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搭建文明交汇的舞台，让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够在长安的街巷相逢、对话、共生。这种世界主义，不是无底线的文化消融，更不是放弃自身文明主体性的全盘同化。大唐的开放，始终建立在强盛国力、成熟制度、蓬勃内生文明的基石之上。对外互通有无，却坚守自身文化根脉；吸纳异域之长，而不失华夏之本。这恰恰给后世留下深刻启示：真正强大的文明，从来不惧交流碰撞；唯有自信，方能包容；唯有互通，方能生生不息。

　　回望千年长安，驼铃早已远去，但是这份协和万邦、兼容并蓄的东方开放精神，穿越千年烟尘，持续启迪今日。当我们回望盛唐的世界主义，本质上是在探寻一种古老的东方交往智慧：文明之间不是非此即彼、强弱博弈，完全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正是我们今天思考对外开放、谋划全球交往，值得汲取的深厚历史滋养。

　　（二）宋元余韵：刺桐港里的海上传奇

　　如果说盛唐的开放，是驼铃漫卷大漠黄沙、依托陆上丝路书写的文明史诗；那么宋元时代的对外开放，则把交流的主阵地由大陆腹地转向万顷沧溟，铸就海上丝绸之路的万丈巅峰。如果说长安的开放，是大陆文明向外辐射的恢弘气度；刺桐港的传奇，则是华夏文明主动拥抱海洋、面向全球市场构建经贸网络的制度实践。二者一陆一海，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古代中国开放格局的双璧。北宋元祐二年，也就是公元 1087 年，朝廷应泉州知州陈偁奏请，正式在晋江之畔设立福建路提举市舶司，这是泉州走向世界大港的历史起点。市舶司执掌 “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堪称中国古代版本的海关与涉外经贸管理机构，负责发放出海公凭、查验船舶货物、征收舶税、收购珍稀舶货，招引四海商旅远来通商泉州：宋元．．．。彼时陆上丝路因政权对峙时断时续，中原王朝遂将目光投向蔚蓝大洋，泉州凭借得天独厚的港湾条件，一步步超越广州，跃升为东方第一大港。因全城遍植刺桐树，每至花期满城红霞，阿拉伯商旅便将这座港口唤作 “刺桐”，这个名字顺着季风与洋流，传遍阿拉伯半岛、北非乃至地中海世界。

　　“涨海声中万国商”，南宋诗人李邴一句咏叹，写尽刺桐港千帆辐辏的盛景。每当东南季风如期而至，印度洋、南洋、阿拉伯半岛、波斯湾的商船乘风而来；秋冬北风再起，满载瓷器、丝绸、茶叶的中国海船扬帆远航。与泉州建立稳定通商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一百余个，《诸蕃志》详细记载从菲律宾群岛一路远至非洲东海岸的诸国风物。每年入港的远洋大船数以百计，大小舟楫更是不计其数。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三佛齐、爪哇的商人、水手、传教士、工匠汇聚于此，城南蕃坊连片，清真寺、印度教庙宇、摩尼教堂与中原佛寺、文庙比邻而立，不同信仰、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同一片港湾共生共处。

　　后世两位横跨欧亚的世界级旅行家，不约而同留下震撼的文字记录。马可・波罗途经泉州，在游记中感慨，若有一艘运载胡椒的货船驶向埃及亚历山大港，便有上百艘胡椒船奔赴刺桐；港内货物堆积如山，繁盛景象超乎想象，誉其为世界顶级大港。数十年之后，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远航抵达刺桐，他的记述更为直接笃定：“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甚至没有之一。”他亲眼目睹港湾之中巨舶百余，小船不可胜数，城中织造的刺桐缎，品质甚至优于元大都的织物，足见这座海港手工业与商贸的繁盛程度人民日报。

　　在中国古代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传统语境之下，海洋贸易创造的财富尤为珍贵。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广州两处市舶司合计岁入可达 200 万贯，约占朝廷年度财政收入的 5%。一个根植农耕文明的王朝，能够依托海外通商，稳定获取规模可观的税源，这绝非偶然的商贸红利，而是一套成熟开放制度结出的硕果。宋高宗曾直言：“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国家主动承认海外贸易的价值，以制度招引远商，而非简单视海外贸易为边角末利，这种认知，在古代王朝之中弥足珍贵。

　　刺桐港传奇最耐人寻味之处，不在于货物堆积的繁华，而在于一套适配跨境商贸、多元族群共存的治理体系。开放从来不是简单打开口岸、允许商船停靠的姿态，开放的生命力，根植于制度的创新与包容。宋代创设市舶条法，构建起全球较早的海洋贸易成文规制，商船出海须申领官方凭证，入港依例抽税，保护外商财产安全，建立涉外纠纷处置机制。朝廷专门划出城南区域设立蕃坊，供海外侨民聚居；蕃商自主推举德高望重的首领担任蕃长，由朝廷正式授官，自治坊内日常事务，依照其本民族风俗与习惯处理内部纠纷，甚至设立蕃学，供外商子弟读书求学，充分尊重异域族群的信仰、习俗与文化传统。这种包容的治理安排，兼顾国家主权与族群自治，堪称中古时代跨境多元治理的杰出探索，让远道而来的蕃商免于后顾之忧，愿意长期定居、世代经营。

　　及至元代，大一统王朝进一步拓展互联互通的制度网络，在全国构建起覆盖广袤疆域的 “站赤” 驿传体系，水陆驿道贯通南北，联通内陆腹地与沿海港口。从元大都出发，经由站赤路网，内陆出产的丝绸、瓷器可以源源不断输送至泉州港，再由海船远销海外；异域输入的香料、珠宝、药材，也能顺着驿道深入中原腹地。这套陆海联动的基础设施与行政体系，将海洋港口和广袤内陆市场紧紧相连，打通内外循环的大动脉。汉唐开放更多依靠使节往来与民间商旅自发流动，而宋元通过立法、专门机构、族群自治、全域驿传网络，把开放由偶发的商贸往来固化为一套可持续运行的国家制度。

　　黑格尔曾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刺桐港的海洋开放，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道路。欧洲航海扩张，往往伴随着武力征服、殖民掠夺；而宋元刺桐港的繁荣，依托平等通商、互通有无、多元共生。商船往来，交易商品，交流技艺，传播思想，不同文明在此相逢，而非以刀戈相向。出土的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清净寺、老君岩、伊斯兰石刻墓碑，都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阿拉伯商人在此经商定居，娶妻生子，不少蕃商家族世代扎根泉州，参与地方建设，融入本土社会。

　　当然，我们亦不可忽略其历史局限。宋元的海洋开放，本质上是农耕王朝框架下的有限开放，贸易兴衰仍高度依附王朝国力，没有形成持续迭代的海洋发展战略。一旦时局动荡、海禁收紧，千帆云集的港湾便会迅速沉寂。及至明代中后期，海禁再起，曾经帆影连天的刺桐港逐步衰落，万国商的喧嚣慢慢消散于潮声之中。盛衰转换之间，再次印证一条道理：开放的姿态易得，支撑开放的制度建设最难；一时的通商繁荣易现，长久稳定的开放体系最难维系。

　　回望刺桐港的海上传奇，其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启示，早已超越瓷器、香料与金银货殖。开放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开门迎客，它需要完备的法律规则、权责清晰的管理机构、包容多元族群的治理智慧、陆海贯通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若无制度配套，开放只是昙花一现的零星贸易；唯有沉淀成型的制度体系，开放才能化为文明的深层基因，长久驱动文明交融与社会发展。

　　盛唐长安，以大陆为舞台，向世界展示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胸襟；宋元刺桐，以海洋为画布，向世界证明华夏民族善于经略江海、共建全球经贸网络的治理能力。一陆一海，两段华章，共同书写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古老答卷，也为我们今天思考制度型开放、全球经贸治理、多元文明共生，留下穿越千年的珍贵启示。

　　（三）郑和远航与明清转向：从开放到海禁

　　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七月，一支足以震撼整个 15 世纪世界的庞大远洋舰队，自苏州刘家港扬帆入海。这支船队总计大小船舶 208 艘，随船将士、水手、医官、翻译、工匠合计 27800 余人，规模近乎当时一座中型城池的人口。船队之中，大号宝船尤为壮观，据《明史》记载，宝船 “长四十四丈，广一十八丈”，折合今制约长 140 米、宽 60 米，九桅十二帆，巨锚起吊需两三百人合力，堪称 15 世纪海洋之上的 “海上巨擘”。此后二十八年间，郑和奉明廷之命七下西洋，扬帆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遍历东南亚、阿拉伯半岛，最远航抵东非海岸的麻林，即今肯尼亚马林迪一带，前后到访三十余个亚非国家与地区，播撒和平交往的东方信义。

　　若以时间标尺横向对比世界航海史，更令人心生感慨。郑和首航，比葡萄牙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早 92 年，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早 87 年。当欧洲的航海家尚在驾驭仅两三艘、数十人的小型帆船，在大西洋边缘小心翼翼试探的时候，华夏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的远洋导航、船队编组、跨洋外交体系。然而，这次伟大远航的底色，是朝贡体系下的官方外交，而非面向民间、可持续的海洋经贸开放。船队带回长颈鹿，时人视为祥瑞 “麒麟” 入献皇宫；带回胡椒、苏木、香料珍宝，还有各国国王、使节前来京师朝贡。它收获了万国来朝的政治荣光，却没有培育起民间海洋商贸产业，没有建立持续运转的海洋经济制度，更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国家海洋战略。

　　永乐帝驾崩之后，朝堂风向陡变。户部、兵部的朝臣纷纷上书，直指远航耗费巨大。成化年间，兵部郎中刘大夏留下一句振聋发聩、影响后世数百年的论断：“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在以农耕为本的文官集团眼中，远洋航行耗费国库钱粮、损耗军民人力，换来的只是异域奇珍与朝贡虚名，于农耕社稷并无实质裨益。在这种保守思潮主导之下，官方远洋事业戛然而止；珍贵的航海海图、航线档案、海外邦交记录，自此散佚湮没，后世难以窥其全貌。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就在大明主动收束帆樯、收缩海疆半个多世纪之后，西方开启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相继扬帆，欧洲船队携带着枪炮、宗教典籍与贸易契约驶向各大洲。他们的远航，背后有王室资本、商人财团的持续投入，以开拓海外市场、建立贸易据点、发展跨洋商业循环为目标，即便伴随殖民掠夺，却形成了持续迭代的海洋发展战略。而明朝的选择，却是反复收紧海疆，颁行严苛海禁法令，立下 “片板不许下海” 的铁律，严禁沿海百姓私自造船、出海通商。曾经千帆竞发的东方海洋，慢慢归于沉寂。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史上一次令人扼腕的重大战略转向。

　　我们必须审慎辨析这段历史的内在矛盾：郑和远航本身，并不等同于宋元那种面向民间、鼓励万国通商的开放。洪武朝本就奠定海禁基调，即便在永乐派遣郑和出海的年代，民间百姓依旧被禁止私自出海贸易。郑和舰队是国家官方使团，是单向的外交宣示，而非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构建长期海洋经贸网络的制度设计。这种开放，依托帝王个人意志，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好恶，没有扎根于社会经济土壤，缺少来自民间商贸力量的支撑。一旦君主更迭、朝堂舆论转向，宏大事业便难以为继。黑格尔曾言：“历史的教训就是，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人类从不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朝这一次海洋探索，恰恰印证了这个道理。

　　开放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一次盛大远航、一场轰动世界的外交壮举，而在于稳定持久的国家战略、可延续的制度设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生态。一支没有长期国家战略、没有民间产业支撑的庞大船队，无论航海技术何等领先、舰队规模何等震撼，终究只是划过历史长空的一颗流星，绚烂一瞬，转瞬陨落。当王朝把开放仅仅当成彰显天朝上国威仪的一次性工程，而非驱动经济、联通世界的长期国策，那么再宏伟的远航，终究难逃人亡政息的宿命。

　　海禁政策，并非一朝一夕骤然落地，而是经历反复摇摆。隆庆年间，朝廷虽在福建月港短暂开放有限通商，却只是狭小的局部窗口，处处设限，远不能重现宋元刺桐港万国商云集的盛况。及至清代，海禁再度收紧，最终固化为广州一口通商，万里海疆，只剩十三行一处对外通道。从宋元的海洋繁华，到郑和短暂的远洋壮举，再到海禁锁海，华夏文明对海洋的态度，完成了一次从主动拥抱到自我封闭的巨大转折。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穿透数百年时光依旧振聋发聩：开放若缺少战略定力与制度延续性，便极易被保守的惯性吞噬。一时的对外开放，可以依靠雄主的魄力、宏大的工程来实现；长久的对外开放，则必须固化为国家战略、法律规制、产业生态，根植于经济社会肌理，不因人事更迭而中断。倘若开放只寄托于一时的政治需求，缺乏制度保障、产业支撑与社会共识，再耀眼的开放成就，终究难以抵御保守思维的反噬。

　　回望这段帆影消逝的岁月，我们也能读懂历史的辩证：文明的开放，从来不是单一方向的馈赠与朝贡，而是双向互通、互利共生的长期循环。盛唐陆上丝路，宋元海上刺桐，依靠制度容纳民间商贸、包容多元族群，方能绵延百年；而明代郑和远航之后的转向警示后人：只追求对外宣示威仪，却不愿培育内外循环的经贸体系，不愿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开放制度，再强大的文明，也会在时代变局之中错失机遇。

　　承接前面两节的历史脉络，长安的陆上开放、刺桐港的海洋商贸，与郑和远航之后的海禁转向，共同构成一组强烈对照，为我们理解开放与封闭、战略定力与制度建设，提供厚重的历史镜鉴。

　　（四）康乾迷梦与马戛尔尼之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的海风推送着英国 “狮子号”战舰跨越九万里波涛，马戛尔尼伯爵率领的英国使团，以恭贺乾隆八旬万寿为名，踏上东方大地。这支七百余人的使团，携带着六百件代表当时欧洲顶尖科技的重礼：天体运行仪、大型地球仪、赫歇耳最新研制的反射望远镜、精密计时秒表、新式榴弹炮，还有搭载百余门火炮的巨型战舰模型。英王乔治三世寄望借这批实物，直观展示工业文明的力量，推动两国建交、扩大通商、开放更多口岸，同时提出在舟山附近租借海岛供英商存货等一系列外交诉求。一场本可以实现东西方两大文明平等对话的历史性机遇，最终却在礼仪的拉扯、认知的隔绝之中，演变为一场充满错位与隔阂的文明擦肩。

　　自天津至承德避暑山庄，一场围绕觐见礼仪的争论持续数日。清廷视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为海外藩属的贡使，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的朝贡大礼；而马戛尔尼坚持，只能采用觐见英国君主的单膝跪地礼，不愿行带有臣服意味的叩拜。几番拉锯博弈，双方达成折中方案：马戛尔尼单膝下跪，免去吻手之礼，完成在澹泊敬诚殿的觐见。这一礼仪之争，绝非简单的繁文缛节，本质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发生猛烈碰撞：清王朝秉持 “天下共主” 的朝贡体系，认定四海万国皆为藩邦；而近代英国已经建立起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近代外交理念。认知底层的鸿沟，从见面那一刻便已横亘在二者之间。

　　觐见之后，英国全部通商与建交请求，被乾隆皇帝一纸敕谕断然回绝。那句流传后世的论断，成为整个时代封闭心态最凝练的注脚：“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寥寥数语，道尽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在乾隆君臣眼中，对外通商不是互利共赢的双向合作，而是天朝对远邦的一种体恤施舍；海外诸国依赖中国物产，而华夏大地自给自足，本无求于异域。

　　这份封闭格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长久国策固化的结果。早在 1757 年，乾隆便下旨关闭江、浙、闽三处海关，仅保留广州粤海关一处口岸对外通商，由十三行垄断全部涉外贸易。海外商人不得随意入城，不能长期居留，不得直接与朝廷沟通，一切交涉、买卖，都必须经由十三行居间转达。偌大华夏万里海岸线，只留下广州这一扇狭小的窗口，所有对外交流被严格限制、层层设防。曾经刺桐港千帆云集、万国共处的海洋繁华，早已被严密管控的有限贸易所替代。

　　最令人扼腕的，是两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时差。当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品鉴玉器、把玩荷包，沉浸在康乾盛世的太平叙事之时，人类文明的底层变革已经在欧洲悄然爆发。五年之前，瓦特完成复式蒸汽机改良，工业革命的动力引擎已然成型，机器生产正在取代手工工场，生产力迎来颠覆性跃升；就在马戛尔尼访华的前一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在伦敦刊行，现代政治经济学破土而出，自由贸易、分工生产的思想，重塑西方世界对财富与市场的理解。一边是农耕文明的顶峰，固守自给自足的天下想象；一边是工业文明的破晓，资本、技术与全球市场正在重塑世界版图。两个文明，共处同一时空，却行走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轨道之上。

　　使团带来的火炮、舰船模型、科学仪器，被清王朝归入圆明园库房，视作海外贡物、奇技淫巧，长期尘封蒙尘，无人深入研究、推演学习。马戛尔尼一行沿大运河南下离境，一路观察民生，亲眼见到底层百姓的贫困、物资的匮乏与技术的停滞。他在日记中写下预言：清帝国看似庞大，实则内部腐朽，一旦爆发冲突，将难以抵御近代化武装的冲击。多年之后，恩格斯对此作出辛辣而深刻的评述：“18 世纪末，中国的大皇帝在他的敕谕中不自觉地哼着的调子，正是他那幅土布画的社会的挽歌。”

　　我们需要清醒地辨析：康乾盛世并非全然的衰败凋敝。从人口、粮食总产量、手工业规模来看，彼时的中国仍是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国力的体量巨大，却掩盖了文明迭代的停滞；疆域的广袤辽阔，遮蔽了认知视野的闭塞。封闭最可怕的危害，从来不是外敌即刻兵临城下，而是向内的自我麻痹。长期隔绝外部世界，会催生一种静态的幻觉，误以为当下即是世界的全部，认定本土的一切即是世间极致，看不见远方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制度革新与思想变迁。这种认知茧房，比战场上的失利更加致命。

　　回看世界同期历史，可形成鲜明对照。18 世纪的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掀起思想启蒙，虽然伏尔泰一度推崇中国文明，但是欧洲始终保持跨洋交流、吸纳新知的开放通道；美国独立之后，积极融入全球贸易网络，借助海洋商贸发展经济。反观清王朝，依靠强大国力维持朝贡体系，却切断了主动学习、平等对话的通道。汉唐接纳异域使节、吸纳域外技艺；宋元鼓励海洋通商，建立市舶制度；而清代的对外交往，只剩下居高临下的赏赐与有限管控的贸易，丧失文明互鉴的主动性。

　　历史的辩证法在此清晰显现：大国的强盛，一旦失去参照系，就容易滑入虚妄的自我崇拜。当一个王朝把 “无所不有” 当作拒绝拥抱世界的理由，拒绝平等对话、拒绝技术互鉴、拒绝市场互通，它便主动脱离人类文明演进的主航道，离被时代抛弃也就不远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这场访华，本质上是向古老东方抛出的一道时代之问：当世界进入全球化与工业革命的新阶段，一个古老文明，究竟选择主动融入、与时俱进，还是固守旧有认知，隔绝于时代浪潮之外？

　　清王朝给出的答案，是拒绝。这次错失的机遇，埋下数十年后山河震荡的伏笔。但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启示，绝非简单的批判与嘲讽。它警示后人：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是认定自身完美无缺、万物自足，而是拥有直面差异、学习新知的胸襟。开放不是示弱，不是依附；封闭不等于稳固，更不等于主权安全。越是体量庞大的文明，越要警惕自我陶醉的迷梦；越是处在繁荣的时代，越不能切断与世界交流互通的渠道。

　　从盛唐长安的万国衣冠，到刺桐港的帆影潮声，再到郑和远航后的海禁收缩，直至马戛尔尼访华这场历史性的擦肩而过，这条起伏跌宕的线索，串联起古代中国开放与闭锁的完整周期。千年镜鉴，层层铺展，共同印证一个朴素而厚重的道理：文明的生命力，永远来自流动、对话与互鉴；一旦关上对外观察、学习、交流的大门，再宏大的盛世，也终将在时代巨变面前黯然落幕。

　　（五）百年屈辱：被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

　　历史从不宽恕闭目塞听的傲慢，它的反噬，往往来得迅猛而残酷。马戛尔尼访华的那场文明擦肩而过仅仅四十七年后，公元 1840 年，大英帝国的舰队携坚船利炮，冲破广州海防，叩响清王朝紧闭的国门。1842 年，《南京条约》一纸落墨，香港岛遭割让，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被迫五口通商，协定关税条款落地，中国从此丧失关税自主这一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主权。这不是一次平等通商的自主开放，而是武力胁迫之下、主权残缺的被动洞开。屈辱一旦启幕，便如溃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此后百余年，从《虎门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腐朽的晚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陆续签订一千一百七十五件不平等条约。叠加各类赔款本息总额逾 13 亿两白银，折算下来，相当于晚清常年财政年收入的十余倍。白银源源不断外流，国土被蚕食瓜分，领事裁判权、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层层捆绑，古老的东方大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重劫难。山河破碎，生民流离，谭嗣同笔下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正是那个时代民族心境的真实写照。战火硝烟之中，一批先觉之士率先从 “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林则徐遭贬，在遣戍新疆伊犁的漫漫长路中，写下千古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放下天朝自大的成见，广泛搜集海外情报，翻译西方书报，成为近代中国 “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的挚友魏源，在林则徐搜集的资料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振聋发聩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书中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制度、军事，试图告诉国人：域外并非蛮夷蛮荒之地，西洋拥有值得学习的器物与技术。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部承载民族觉醒希望的划时代著作，在本土刊印之后却备受冷遇，朝堂之上多数官僚视之为旁门左道，束之高阁。相反，该书传入日本之后，被反复翻印数十个版本，广泛流传于幕府末期的士人阶层，成为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典籍之一。1868 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御誓文，确立 “求知识于世界” 的国策，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教育、工业与军事，短短三十余年，便完成近代转型，一跃跻身世界列强。

　　同一时代，中国开启洋务运动。洋务派大臣试图 “中体西用”，只引进枪炮、舰船、机器等器物技术，固守旧有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回避深层变革。机器可以购买，工厂可以修建，却难以催生适配近代化的治理体系与国民精神。1894 年甲午海战爆发，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曾经被中原王朝视作 “蕞尔小国” 的日本，一举击溃庞大的清帝国。战败之后，割让台湾，赔付白银二亿两，举国震动。梁启超痛彻心扉写下论断：“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甲午的惨败，击碎了仅靠购置洋枪洋炮便可自强的幻想，国人终于意识到，只学器物、不改制度的改良，终究治标不治本。

　　此后，戊戌变法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未能彻底终结民族的苦难。从 1840 鸦片战争到 1949 新中国成立，这一百零九年，是一部浸透血泪与苦难的民族苦难史，也是一部在黑暗中艰难求索的觉醒史。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尝试器物改良、制度变革、思想启蒙，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奋起。血与火淬炼出一条不容辩驳的铁律：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排外必致衰微，脱世必被时代淘汰。

　　我们需要厘清一层关键认知：近代中国的国门被炮火强行打开，和汉唐、宋元那种自主选择的对外开放，有着本质分野。自主开放，主权在手，取人之长、壮己之本；而近代的被迫开放，是主权被践踏，市场被掠夺，国家沦为列强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地。这一段历史，不是证明开放本身有害，恰恰相反，它警示世人：拒绝主动开放、拒绝学习新知，终将面临被动的、屈辱式的 “被开放”。

　　回看世界近代史，同样的逻辑反复上演。奥斯曼帝国长期固步自封，抗拒近代变革，曾经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逐步解体；而普鲁士主动学习工业与军事文明，完成国家统一，实现快速崛起。国家兴衰的底层逻辑并无二致。

　　百年苦难，警钟长鸣。这段浸满血泪的过往，镌刻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忘，也不敢忘。它时刻提醒我们：一个民族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不可妄自尊大，闭门自守；亦不可妄自菲薄，全盘依附。唯有守住自身主权根基，以主动开放拥抱世界，在交流互鉴中持续革新自我，方能跳出封闭落后、落后挨打的历史循环。

　　（六）世界横向镜鉴：开放造就的大国群像

　　察一国兴衰，既需向内回望本民族的千年来路，亦要把视野投向全球辽阔的历史长河。大国起落的密码，从来不止藏于一国疆域之内；纵览世界近现代史，开放与封闭的二元博弈，一遍又一遍上演，反复印证同一个朴素而厚重的历史铁律：开放带来活力，封闭滋生衰朽。17 世纪的荷兰，国土低洼、本土资源匮乏，全国人口仅百万有余，本是欧洲大陆边缘的蕞尔小国，却借着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浪潮，一跃成为享誉全球的 “海上马车夫”。1602 年，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跨国企业 ——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诞生，它集贸易、航运、外交乃至武装自卫权于一体，巅峰时期拥有商船逾万艘，旗下分支机构遍布各大洋，其贸易规模一度占到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阿姆斯特丹随之诞生全球最早的证券交易所，现代资本市场、股份制、远洋保险等一系列金融创新在此破土而出。荷兰崛起的底层逻辑，并非依靠广袤国土、丰厚矿产，而是依托开放的市场规则、创新的资本制度、联通四海的航运网络，把自身打造为全球商品流转的枢纽。正是开放与制度创新，让这片低地小国执掌世界商贸霸权近一个世纪。当然，荷兰的开放裹挟着殖民掠夺的底色，其繁荣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榨之上，这也是后世审视这段历史时不可忽略的局限。

　　时序转入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火种在英伦三岛燎原，英国接过全球霸权的接力棒，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以商船为纽带、以机器为内核，编织起横跨全球的经贸网络。到 1850 年，英国一国产出的煤炭占到全球六成，生铁产量接近世界半数，棉纺织加工量独占全球近半，煤、铁、棉三大核心工业品产量之和，超过世界其余所有国家总和。曼彻斯特的棉纱、伯明翰的机械，顺着远洋船舶输送至五洲四海；全球的棉花、羊毛、矿产原料源源不断运回不列颠。所谓 “日不落帝国”，表面看是疆域横跨各大洲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实则是一套以英国工业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若无面向世界的市场开放，没有跨洋的资源循环，仅凭英伦本岛狭小的国土，绝难支撑如此庞大的工业产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精辟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英国的崛起，正是这一论断最鲜活的注脚。

　　历史的车轮驶入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重塑世界格局，美国顺势登上世界舞台中央。从威尔逊 “十四点原则” 勾勒战后国际交往蓝图，到罗斯福提出 “四大自由”，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搭建起一整套现代国际经济与治理框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 —— 也就是如今 WTO 的前身。1947 年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四年内向西欧十六国拨付援助资金合计 130 亿美元，折算通胀，约相当于当下 1500 亿美元规模，在援助西欧修复战争创伤的同时，推动西欧市场开放，构建起以美元为结算货币、跨大西洋联动的经贸循环体系。美国能够在 20 世纪跃升为全球头号强国，固然依托强大的工业产能、科技实力，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主动设计并主导了一套开放型的国际制度框架，借全球化的网络放大自身优势，将本国产业、资本的影响力辐射至全世界。这套制度，直至今日，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骨架。

　　兴盛的案例足以为鉴，而衰败的反面镜鉴，同样振聋发聩。冷战时代的苏联，坐拥广袤国土、丰饶油气矿产，拥有顶尖科研队伍与雄厚工业基础，在航天、重工、军工领域一度能与西方分庭抗礼。然而，长期以来，苏联将自身经济活动局限在经互会的封闭小循环之内，与全球主流市场、国际分工体系相互隔绝。经互会内部的贸易，脱离国际市场价格规律，依靠行政指令进行产品交换，缺乏市场竞争带来的技术迭代动力澎湃新闻。西方世界借助全球化持续吸纳全球资本、人才、技术，不断迭代民用科技；苏联的科技资源却大量向军备倾斜，民用产业更新迟缓，难以融入全球产业链，产品缺少国际竞争力。1991 年苏联解体，成因纷繁复杂，意识形态、民族矛盾、体制积弊交织缠绕，但长期关起门来搞建设、脱离世界经济大循环，无疑是拖累发展、放大内部矛盾的深层次病根。封闭的经济圈层，隔绝的不只是商品贸易，更是技术迭代、思想交流、市场竞争带来的持续革新力量。

　　《资治通鉴》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既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清醒的清醒剂。我们把视线收回，串联起前文两千年的长卷：盛唐长安万国衣冠，宋元刺桐港帆樯林立；郑和宝船扬帆远航，康乾君臣困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战争硝烟四起，百年民族求索步履维艰；再放眼全球，荷兰借开放称霸大洋，英国依托工业与自由贸易构建全球帝国，美国凭借国际制度布局全球，而苏联困于封闭循环走向崩塌。

　　贯通中外的千年历史，道出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哪个民族敞开胸怀拥抱世界，主动融入文明交流与全球分工，哪个民族就能够站在时代潮头；哪个民族筑起高墙，自我隔绝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浪潮，固步自封、闭门拒新，终将被时代远远抛在身后。

　　当然，开放从来不是无底线的全盘依附，更不是放弃主权的被动敞开。荷兰、英国近代的开放，伴随殖民扩张与强权掠夺，这是一条不可复制、更不可效仿的路径。真正良性的开放，当如汉唐一般，守住自身文明主体性与国家主权，在平等互通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固本强基。这一认知，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提供跨越国界、贯通古今的宏大参照。

　　新中国的突围：从一边倒到拥抱世界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新生的人民政权，自诞生之初便深陷严酷的国际重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围堵，构筑起一道厚重的铁幕。1950 年朝鲜战争烽烟骤起，战火直逼鸭绿江畔，核讹诈的阴云笼罩华夏大地，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生死考验。在这样危局之下，新中国开启一段特殊的对外求索之路：先择取有限外援夯实根基，再在外部封锁中砥砺自立，为后来面向全球的开放积蓄底气。

　　（一）立国之初：在封锁中自立

　　面对西方世界全方位的封锁禁运，新中国确立 “一边倒” 的外交方针，坚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0年2月，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与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依据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年利率仅 1% 的 3 亿美元低息贷款，配套落地大名鼎鼎的156 项重点工业工程，覆盖钢铁、汽车、重型机床、电力、军工、有色冶金等基础工业门类，堪称人类近代史上规模宏大的跨国技术转移工程之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武汉钢铁公司等一大批大国重器，都根植于这一轮建设浪潮。这批项目，把一个长期以农耕为本、几乎没有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度，硬生生搭建起工业化的第一块基石。今日支撑国民经济筋骨的众多骨干企业，源头均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场工业化奠基。但中华民族自始至终深谙一条根本道理：外援可以借力，命运不可托付。争取外援，从来不等于把国家前途依附于他人。1958 年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凸显；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照会中方，启动大规模撤援行动。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1390 名分布在全国 250 多个企事业单位的援华专家全部撤离，同时单方面撕毁 343 项专家合同与数百项科技合作协定，大量工程图纸、技术资料被一并带走，众多在建重大项目骤然停工，国民经济建设遭遇猛烈冲击。

　　山穷水尽之际，中国人选择勒紧裤腰带，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彼时国内物资匮乏、粮食紧张，科研条件极端简陋，没有外援、没有成套图纸、没有外部技术支持，一大批科学家隐姓埋名扎根戈壁荒原，以算盘演算复杂核物理方程，用土法攻克提纯难关。就是在这样近乎绝境的环境中，1964 年 10 月 16 日，大漠戈壁升腾起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 年，第一颗氢弹试验一举成功；1970 年，“东方红一号” 人造卫星刺破苍穹，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这一段历史，深刻诠释自立与开放的辩证关系。外部封锁，固然阻断了对外技术交流的通道，却没有压垮这个民族，反而淬炼出坚韧不屈的精神脊梁，锻造出自主可控的核心国防能力。正如先贤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依靠这一时期打下的工业底子、国防底牌与人才队伍，中国才守住国家安全底线，拥有未来重新走向世界、自主开展对外开放的底气。倘若没有这一段绝境突围的自立历程，后续的开放便会沦为没有盾牌的敞开国门。当然，自立不等于完全隔绝世界。即便在最艰难的年代，中国也从未断绝与部分国家的有限经贸、文化往来，始终保留对外观察、对外学习的窗口。只是在两大阵营对峙、全面封锁的时代背景下，只能优先立足自身，筑牢生存根基。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世的启示清晰而厚重：开放的前提是自立，交流的底气是主权。一个国家想要参与世界，首先要有守住自身安全、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外援可以作为加速器，但绝不能当成压舱石。唯有固本强基，方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之中，从容选择开放的节奏、把握开放的尺度，不依附、不盲从，自主决定与世界交往的方式。

　　（二）和平共处：新中国外交的奠基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硝烟未散，世界仍被冷战对峙的铁幕割裂。彼时国际旧秩序仍残留着殖民时代的强权逻辑：大国凭武力划定势力范围，以援助捆绑政治诉求，以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弱国主权常遭漠视。正是在这样强权横行、阵营对立的时代背景下，新中国跳出非此即彼的阵营思维，为国际关系寻找到一条全新的价值坐标。

　　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短短二十八个字，根植于中华文脉中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的古老智慧，却又超越古代朝贡体系的尊卑秩序，第一次以现代国际法语言，确立国与国交往的平等准则。1954 年，中印、中缅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推向世界舞台；1955 年，印尼万隆召开人类历史上首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二十九个亚非独立国家共聚一堂，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代表汇聚于此，猜忌、分歧与质疑交织，会议一度濒临分裂。

　　关键时刻，周恩来发表著名的补充发言，掷下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他点明所有亚非国家共同的历史底色：近代以来，都曾承受殖民掠夺的苦难，都渴望民族独立、和平发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彼此对立的鸿沟。这便是光耀后世的求同存异。以共同的民族解放诉求为 “同”，以制度、信仰差异为 “异”，尊重差异、搁置分歧，凝聚共识。正是这份东方外交智慧，消弭会场猜忌，弥合各方分歧，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广泛接纳，逐步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公认的基本准则。

　　自此，平等二字，深深镌刻在中国外交的基因之中。中国外交坚守一条清晰底线：不谋求霸权，不输出制度，对外援助绝不附加政治条件，绝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与近代以来某些大国奉行的 “胡萝卜加大棒” 形成泾渭分明的对照。老罗斯福提出的大棒外交，内核是 “手持大棒口如蜜”：以经济援助作为诱饵，以军事威慑、制裁打压作为胁迫手段，援助只是撬动他国政治让步的筹码，一旦对方不服从，便挥动制裁、武力干预的大棒。纵观近代史，不少对外援助项目背后，捆绑着驻军权、资源开采权、外交站队等苛刻政治条款，本质是借经济手段维护霸权秩序。而中国的对外交往逻辑截然不同：合作是双向互利，援助是道义担当，伙伴不分强弱、贫富、大小。强国不必居高临下，弱国无需俯首依附，国家主权是一切交往不可逾越的红线。古人云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中国外交追求的从来不是征服与支配，而是共生共赢。

　　跨越数十年光阴，这一思想脉络绵延不绝。当习近平主席登上联合国讲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世人可以清晰听见，这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新时代的延伸与升华。五项原则回答的是 “国与国如何相处”，奠定主权平等的基本交往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进一步回应 “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 的时代命题，把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拓展为全人类休戚与共的共同价值。二者一脉相承，同源共生，共同延续着中华文明崇尚和平、讲求信义的外交传统。

　　回望这段历史，更能读懂其中深意。近代百年屈辱，根源之一便是旧中国在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中任人宰割。故而新中国从诞生起，便矢志构建一套拒绝强权、拒绝尊卑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只是外交的一句口号，更是饱经战乱与欺凌的民族，对世界秩序的深刻反思。它告诉世界：大国崛起，不必伴随征伐；文明交流，无需依附强权；开放合作，应当建立在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石之上。

　　这套外交理念，也为中国后续的对外开放划定根本准则：开放不等于放弃主权，交流不等于放弃立场。日后中国一步步重新拥抱世界，始终恪守这份立国之初确立的外交底色 —— 在平等互尊的基础上对外开放，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携手合作。

　　（三）1971 年：我们回来了

　　1971年 10 月2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灯火通明，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改写战后国际格局的投票。经过激烈辩论，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共同提出的提案，最终以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驱逐出去中国共产党．．．。美日苦心筹划的 “双重代表权” 方案，随之作废。

　　当电子计票牌跳出最终结果的刹那，会议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与掌声。来自坦桑尼亚的代表难掩激动，当场在会场起舞，用非洲大地特有的欢腾表达正义胜利的喜悦。随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登上联合国讲坛，摄影师亨利・卡塔尼亚捕捉下那张载入史册的经典照片 ——“乔的笑”。那爽朗开怀的笑容，是一个被隔绝二十余年的东方大国，重回国际多边舞台的自信与豪迈，定格为二十世纪外交史上不朽的瞬间。

　　这场胜利，绝非一次简单的投票博弈，而是数十年间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持续奔走、仗义执言换来的成果。毛泽东一语道出这段历史的真谛：“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这句朴素深情的话语，凝练了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中国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始终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情谊。近代百年，亚非拉各国共同承受殖民压迫的苦难，在民族独立浪潮中彼此声援、相互扶持。中国重返联合国，本质是主权平等、反对霸权的正义胜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舞台的一次重大胜利。

　　从万隆会议的求同存异，到联合国大会的历史性表决，这条脉络一脉贯通：新中国不依靠强权结盟，不靠利益收买，而是以平等相待、道义守信赢得世界尊重。重回联合国，意味着中国正式融入现代国际治理体系，拥有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发声的席位，为后续对外交往、打开国门参与世界经济循环，铺下至关重要的政治基石。

　　（四）乒乓外交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就在 2758 号决议表决的半年之前，一场由小小银球牵起的民间外交，早已悄然凿开中美两国冰封二十二年的厚重壁垒。1971 年 4 月，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场，19 岁的美国选手格伦・科恩赛后匆忙之间，误登上了中国队的班车。车厢内气氛凝重，两个敌对多年国度的运动员共处一车，无人开口。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主动起身，跨越隔阂上前握手交谈，并赠送给科恩一幅绣有黄山风光的杭州织锦。这一幕被在场记者抓拍，迅速传遍全球，成为乒乓外交的标志性开篇。

　　小球撬动大球。毛泽东敏锐捕捉到这一民间契机，果断决策，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1971 年 4 月，美国乒乓代表团踏上中国土地，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这支特殊的民间使者，留下那句名言：“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民间的善意先行，为高层破冰开辟通道，这便是后世史学家盛赞的 “以民促官”。

　　历史的接力快速传递。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走下舷梯的那一刻，尼克松主动快步伸出手，与周恩来紧紧相握。这一次握手，跨越了 22 年的隔绝、对峙与猜忌，震动整个世界。2 月 28 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公报坦诚列出两国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分歧，同时确认和平共处、不谋求霸权的共识，奠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根基。这一段佳话启示世人：外交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强权博弈，它蕴藏人性温度，承载民间情感，藏着朴素的共情与尊重。国与国之间经年累月凝结的坚冰，未必都要靠谈判桌上的激烈博弈来消融；一次真诚握手、一件小小的礼物、一句善意问候，往往就能成为文明对话的起点。古人云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乒乓外交正是民间民心推动大国关系转向的典范，也为后续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

　　（五）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历史性抉择：停止 “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战略家的深邃目光，反复阐释开放之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政策选择，而是通读千年兴衰、总结近代百年血泪教训之后，得出的深刻历史结论。回望前文两千年长卷：汉唐开放而盛，明清闭锁而衰；荷兰、英国借全球化崛起，苏联封闭循环而停滞。历史铁律反复证明，拒绝融入世界，就会错失文明迭代的机遇。而改革开放，正是主动选择以开放倒逼改革，用外部市场、先进技术、现代管理经验，撬动国内体制机制的深层变革。

　　开放的试验田，落在南海之滨。198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彼时的深圳还只是一座南国边陲小镇，人口仅两三万，工厂寥寥数家，全城仅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满目是荒滩与农田。中央没有巨额财政拨款，而是给予特殊政策，嘱托建设者们 “杀出一条血路来”。蛇口工业区率先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十二个大字，冲破思想禁锢，传遍神州大地。建设者们拼出 “三天一层楼” 的奇迹，举世惊叹的深圳速度，由此成为改革开放最鲜活的时代图腾。特区被定位为 “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在这里先行试验市场机制、引进外资、对接国际规则，把海外先进的生产方式、经营理念引入国内，再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至全国。

　　“开放倒逼改革” 的底层逻辑，正在于此。开放不只是打开国门引进资本与商品，更是引入一套参照系。当国人亲眼看见世界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市场运行规则、管理模式，旧有体制的短板便清晰显现，改革便拥有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但这份开放，绝非放弃主权的无底线敞开。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重返联合国，再到特区先行先试，中国始终守住主权自主的底线，自主把控开放的节奏、领域与尺度，在固本自立的根基之上拥抱世界。

　　至此，新中国从立国自立、外交奠基、重返联合国、乒乓外交破冰，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完整铺陈。

　　我们来看一组决定命运的数字：

　　年份

　　货物进出口总额

　　世界排名

　　标志性事件

　　1978年

　　206亿美元

　　第29位

　　改革开放起步

　　2001年

　　5098亿美元

　　第6位

　　正式加入WTO

　　2009年

　　2．2万亿美元

　　第2位

　　超过德国，成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2013年

　　4．16万亿美元

　　第1位

　　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2025年

　　45．47万亿元人民币

　　第1位

　　连续9年增长，出口占全球约14%

　　2001 年 12 月 11 日，历经十五年马拉松式艰苦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是一次顺水推舟的简单接轨，而是一场壮士断腕式的主动开放。中国郑重作出庄严承诺：下调进口关税、扩大市场准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全面接纳国际经贸通行规则，把国内产业置于全球竞争的大考场之中。彼时国内舆论场中，“狼来了” 的忧虑声不绝于耳。不少企业家、学者心存顾虑：国门大开之后，外资巨头长驱直入，技术、资本、品牌均处于弱势的民族工业，会不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冲垮、被吞并？

　　二十余载岁月奔流，时代给出掷地有声的答案。中国非但没有在全球化浪潮中败下阵来，反而在同台竞技中淬炼成钢，成长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更培育起超大规模的本土消费市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压舱石。回望两组沉甸甸的数据：2001 年，我国 GDP 占全球经济比重仅约 4%；到 2024 年，这一比重已提升至近 17%。2001 年，国家外汇储备仅 2122 亿美元；2024 年末，外汇储备稳定保持在 3．2 万亿美元以上，筑牢国家经济安全的缓冲屏障。邓小平同志曾深刻论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对外开放，正是驱动这场伟大革命最磅礴的外部推力。四十余年的探索，沉淀出一条弥足珍贵的治国理政经验：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引入国际市场的标尺，照见体制机制的短板，倒逼国内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持续深化；而国内改革不断完善制度环境，又进一步增强承接全球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二者互为表里、双向赋能。世间道理朴素而恒久：凡国门洞开之处，要素流动不息，创新活力奔涌；凡自我封闭之地，循环趋于凝滞，发展陷入一潭死水。古人云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经济体一如江河，唯有与世界大洋相连，方能长葆生机。

　　（六）新时代高水平开放：从融入到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跃升至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全新阶段。这一轮开放，早已超越早期简单的 “引进来” 招商引资、“走出去” 商品外销的初级形态。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分工体系的被动参与者，而是主动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磋商与制定，由全球化的融入者，向着全球化的建设者、引领者稳步转型。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十余年耕耘，已有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 200 余份合作文件，“共商共建共享” 的理念跨越山海，凝聚起广泛的国际共识。中欧班列穿越广袤亚欧大陆，累计开行量突破 9 万列，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200 多座城市，铺就一条横贯欧亚的陆路物流大动脉；中老铁路穿山越岭，终结老挝没有现代化铁路的历史，让这个 “陆锁国” 转型为联通内外的 “陆联国”；雅万高铁落地印尼，让东南亚首条高铁飞驰在爪哇大地；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曾经衰败沉寂的地中海旧港，经过合作改造，一跃成为地中海第二大港。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印证 “一带一路” 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惠及民生的务实合作。

　　——四大国家级对外开放展会矩阵。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构成中国面向世界的展会体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自 2018 年首届举办以来，每一届进博会上，数百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实现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中国以巨大的内需市场，向世界敞开采购大门。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郑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句话，成为新时代对外开放最鲜明的时代宣言。

　　——RCEP 落地与高标准制度型开放。2020 年 1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建成全球人口最多、经贸体量最大、发展潜力最雄厚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落地生效之后，区域内关税逐步削减，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东亚区域一体化迈入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正式申请加入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 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一体的制度型开放，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知识产权等前沿领域参与全球规则的塑造。

　　时至今日，中国已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相较 2020 年新增二十余个伙伴。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口径，我国货物贸易全球占比约 18．2%，出口国际份额稳定在 14% 左右，进口份额保持在 10% 上下。这条轨迹，记录下一场历史性转身：从当年被动嵌入全球产业链的追赶者，成长为能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国。

　　贯通整部长卷，从汉唐万国来朝，到明清闭关错失机遇；从百年屈辱被动打开国门，到新中国自立自强、破冰外交，再到入世闯关、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历史给出无可辩驳的结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来不存在闭门独行、与世隔绝的坦途。越是迈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越要勇敢走向广阔世界；越是深度融入世界，就越能拓展民族复兴的发展空间。

　　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自立也不等于封闭排外。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坚守主权底线，坚持互利共赢，拒绝殖民时代强权式掠夺，摒弃 “胡萝卜加大棒” 的霸权逻辑，走一条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的现代化新路。

　　三、百年变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察大势而后谋行动，识世界方能善往来。《孙子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认识今日动荡交织的世界，正是为了更从容、更主动地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所谓 “大变局”，本质上是全球力量格局、产业分工、文明交往与治理规则的深刻重塑。机遇与风险共生，光明与阴影并存，全球化浪潮遭遇逆流，和平发展的道路布满荆棘。人类社会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多重矛盾叠加、多重危机共振的复杂考验。

　　（一）四大赤字：人类共同的困境

　　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中央深刻揭示当今世界的核心症结：人类正遭遇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交织叠加的严峻挑战。四大赤字环环相扣、彼此传导，构成当今全球困局的底层根源。

　　——和平赤字：战火未熄，和平仍属奢侈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得以避免，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的基本格局。然而，总体和平不等于天下安宁，局部冲突、代理人博弈、武装摩擦、恐怖袭击从未真正停歇。放眼全球，当前约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陷战乱、对峙或紧张动荡之中。地缘博弈回潮，阵营对抗思维死灰复燃，个别大国热衷于挑动对立、制造分裂，动辄以制裁、威慑挤压他国安全空间。和平，依旧是很多国家民众可望而难及的珍贵愿景。古人云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战争带来的创伤，远不止炮火毁坏的城池，更有几代人难以抚平的民生苦难。

　　——发展赤字：南北鸿沟持续拉大，减贫进程遭遇逆转。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但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愈益突出。按照世界银行极端贫困标准，全球仍有近 7 亿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在饥饿、疾病与匮乏中艰难求生。最不发达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人均收入鸿沟持续扩大，财富向少数国家、少数群体集中，贫富分化成为全球性顽疾。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减贫事业遭遇数十年来首次重大倒退，较无疫情的基准情景，额外近 9000 万人坠入极端贫困，数十年减贫成果一度面临得而复失的风险。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步履维艰，发展动能不足、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等难题，长期困住广大发展中国家。

　　——安全赤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全球性危机没有国界。今日之安全，早已超越领土攻防、军事对峙的传统范畴，形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共振的复杂格局。气候变化引发极端天气频发，粮食供给波动、能源价格震荡、公共卫生危机、跨境网络攻击、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难题、生物安全风险此起彼伏。这类挑战有一个共同特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单独化解。气候变暖不会尊重国境线，病毒不分种族国界，网络攻击可以瞬间跨越大洋。“各扫门前雪” 的单边思维，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全然失效。

　　——治理赤字：旧体系难以匹配新世界，全球治理亟待革新。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脱胎于七十多年前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是战后力量对比的产物。七十余年沧海桑田，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版图已经重塑，但国际制度的权力分配并未同步调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核心国际金融机构之中，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的投票权、话语权，与其经济体量、人口规模严重不相匹配。个别大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动辄 “退群毁约”，将国内规则凌驾于多边国际规则之上，滥用制裁工具，瘫痪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旧秩序代表性不足、公平性欠缺、有效性衰减，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滞后于时代变迁，治理赤字持续扩大。

　　四大赤字相互勾连：和平缺失，则发展无从谈起；发展停滞，则民生困顿、社会动荡；安全风险蔓延，进一步放大发展压力；而治理体系失效，又让人类缺少协同应对危机的公共平台。这就是百年变局之下，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图景。看清这四重困境，不是为了悲观消极，而是清醒认知外部环境。也正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互利合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了沉甸甸的现实意义。

　　（二）热点动荡：地缘政治的再撕裂

　　和平从来不是世界天然的底色，而是人类需要持续守护的珍贵成果。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战火绵延至今，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数百万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酿成二战之后欧洲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战争冲击波越出交战双方国界，顺着全球产业链传导，搅动国际能源、粮食市场剧烈震荡，油气价格暴涨，多国粮食安全亮起红灯，广大发展中国家承受着无辜的外溢代价。

　　2023 年 10 月，巴以冲突再度骤然升级。硝烟笼罩下的加沙地带，城市建筑大面积损毁，数百万民众深陷水、电、药品、食品全面匮乏的绝境，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难，牵动全球人心。放眼寰宇，危机远不止于此：朝鲜半岛对峙持续、南海暗流涌动、台海局势复杂敏感、红海航道遭遇袭扰、苏丹内战迁延不休、海地陷入治理崩塌。一处处热点接连爆发，此起彼伏的摩擦与冲突，不断拨弄本就脆弱的世界和平之火。比战火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冷战思维的回潮。一些大国沉溺于旧时代阵营博弈的逻辑，热衷于编织排他性 “小圈子”，搭建封闭集团政治。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联盟、印太经济框架接连登场，以价值观划线、以阵营划界，试图把世界重新切割为相互对立的两大板块。这种人为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的做法，严重背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古人云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全球化时代本应追求互联互通、协商共治，若执意重走阵营对立的老路，最终只会将整个世界拖入对抗消耗的泥潭，无人能够独善其身。

　　（三）小院高墙：经济全球化的逆流

　　经济全球化曾让商品、资本、技术、人才跨越山海自由流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抬头。自 2018 年起，个别大国悍然发起大规模对华贸易战，单方面对数千亿美元规模的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人为抬高跨境贸易成本。贸易摩擦只是序幕，打压迅速向高端科技领域延伸，构筑起一道名为“小院高墙”的技术壁垒。

　　——芯片领域。依托瓦森纳协定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叠加实体清单工具，将国内顶尖半导体企业纳入管制名单，封堵 7 纳米、5 纳米等先进制程设备、材料、软件对华出口通道，试图锁死中国高端芯片产业的上升空间，将中国固化在产业链中低端。——人工智能领域。限制英伟达等企业高端 GPU 对华出口，企图从算力源头设卡，把中国挡在大模型与通用人工智能前沿赛道之外，争夺数字时代的技术话语权。 ——产业链重构。抛出 “去风险化” 的说辞，大力推动 “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胁迫跨国企业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强迫各国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剥开“去风险”的华丽包装，本质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人为割裂全球创新网络与产业链条。全球化分工，是数百个国家、亿万市场主体长期演化形成的有机整体，产业链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筑起高墙，受损的不只是中国，所有参与全球分工的经济体都会承受代价，即便是被裹挟选边的盟友，同样面临成本抬升、供给不稳的困境。但是，外部围堵并没有困住中国发展的脚步。面对科技封锁，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产学研协同攻关，奋力破解一批 “卡脖子” 难题。2023 年，华为 Mate 60 Pro 系列悄然上市，搭载自研麒麟芯片重回市场，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在极限压力之下标志性的突围突破。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组成的外贸 “新三样”，在全球市场攻城拔寨，塑造全新的产业优势。202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 128．4 万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稳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完成从低端代工向高端智造的蜕变。

　　这段历程，凝练出一条清晰的中国答卷：越是遭遇封锁，越要坚持自立自强；越是面对脱钩图谋，越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自立不是闭门自锁，开放不等于放弃自主。以自立筑牢底盘，以开放拓展空间，内外双向赋能，方能在逆全球化的风浪中行稳致远。

　　（四）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位移

　　百年变局的万千气象之中，最深刻、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性的变量，莫过于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位移。数百年间由少数西方强国主导世界经济、支配国际规则的旧格局，正在缓缓松动；新兴市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构成 “东升西降” 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

　　按照购买力平价口径测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 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80% 上下，已然成为拉动全球增长的主引擎宣讲家网。回望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增长动能骤然衰减，全球经济陷入深度低迷。自彼时起，中国长期稳居世界经济增长第一贡献者，年均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在全球经济跌宕起伏的周期中持续充当稳定器与动力源，以自身发展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

　　新兴力量的崛起，并非孤立的单点突破，而是跨大洲、跨文明的集体觉醒。金砖国家从最初五国扩容至 2024 年的 11 国，总人口占全球 45% 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核算，扩员之后金砖经济体总量已经超越 G7，改写了战后长期由西方富国主导的经济版图人民日报。与此同时，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蓬勃生长：上海合作组织持续扩容，筑牢亚欧大陆安全与经济合作纽带；东盟一体化稳步推进，成为亚太经济增长的核心板块；非洲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持续凝聚区域共识。一股被称作“全球南方”的强大力量，正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在经贸、金融、安全、气候等各类议题上发出更加响亮、更加统一的集体声音。

　　百年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面对时代浪潮，写下振聋发聩的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放在今日审视，这股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就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国独霸、阵营对立、强权裁定国际事务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个别国家试图凭借昔日优势，强行维护单边霸权、人为制造阵营割裂，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本质上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只是螳臂当车，难以阻挡全球力量重塑的宏大趋势。《吕氏春秋》有言：“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纵观人类文明兴衰史，任何强权都无法永久垄断规则，任何单边秩序终会随力量格局变迁而调整。正是基于对百年变局这一宏大趋势的深刻洞察，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新阶段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的核心使命凝练为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四项核心任务。 拓空间，就是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拓展中国发展的国际市场、资源、产业链合作空间，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夯实发展底盘； 塑规则，就是主动参与、积极塑造全球与区域经贸治理规则，推动国际制度向着更加公平、包容、均衡的方向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稳格局，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广结伙伴，化解地缘冲突风险，推动世界多极化稳步前行，对冲阵营对抗的风险； 展担当，就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以中国发展红利惠及全球，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这四项任务一脉贯通，根植于对历史大势的清醒判断，也回应着当今世界的现实诉求。变局之中，危与机共生；唯有顺势而为，方能于风浪之中行稳致远。

　　四、四大核心任务：新时代对外开放与外交的战略布局

　　百年变局风起潮涌，外部遏制围堵叠加全球化逆流，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充满变量。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大国外交凝练为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四大核心任务。四项任务环环相扣、一体推进，既是对千年开放智慧的当代赓续，也是应对世界动荡、把握战略机遇的系统性谋划。

　　（一）拓空间：在陆海联动中延伸战略手臂

　　所谓拓空间，就是于变局之中主动延展国家战略手臂，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资源供给、产业协作与战略回旋空间。拓空间，本质是冲破单边遏制与 “脱钩断链” 的外部压力，稳步推进制度型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构建多元、韧性、安全的全球经贸纵深。

　　回望历史长河，西汉张骞奉诏凿空西域，羁留匈奴十三载而持汉节不改，万里驼铃穿越戈壁荒漠，开辟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打通东西方文明互通、商贸流转的大动脉。今日共建 “一带一路”，正是古丝路精神跨越千年的重生与升华。2025 年，中国企业对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达 460．5 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 21．6%；在共建国家设立境外企业 2．2 万家，投资存量累计达到 4072．5 亿美元，扎根当地、深耕实业。旗舰项目硕果累累：2025 年中老铁路全年发送旅客 1951 万人次，运输货物 2448 万吨，同比增长 24．6%，实现 “从通到畅、从畅到快、从快到旺” 的跨越式蜕变，让老挝跳出 “陆锁国” 的地理桎梏；印尼雅万高铁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由 3 小时压缩至 40 分钟，东南亚首条高铁飞驰爪哇大地，搭建起普惠包容、惠及民生的国际公共合作平台。

　　制度型开放，早已跳出货物贸易、简单市场准入这类浅层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系统性对接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深层变革。2025 年 12 月 18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的监管框架落地实施。封关之后，进口 “零关税” 商品税目占比由 21% 提升至 74%，覆盖税目由 1900 项扩容至 6637 项，享惠主体拓展至全岛有实际需求的各类市场主体。这是我国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的标志性工程，是一场国家级开放压力测试，为全国高标准开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面对外部阵营胁迫、供应链强行转移的压力，我国主动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持续优化全球贸易伙伴布局，织密多元经贸网络。2025 年，我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 2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51．9%，占据外贸半壁江山；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8%、6．5%、18．4%。广阔多元的外部市场，持续反哺国内产业迭代升级，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源源不断注入外部动能。

　　其一，向西深耕，做强 “一带一路” 这一最大国际合作平台。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外开放重心集中于东南沿海，对外经贸对欧美市场依存度偏高，开放格局呈现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的失衡状态。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后，从根本上重塑了开放的地理版图，构建起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全新开放格局：向东依托 RCEP 与远洋海运网络深耕亚太市场；向西依托中欧班列、中亚油气管道、在建中吉乌国际铁路，打通欧亚大陆陆路大通道；向南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串联东盟、联通印度洋；向北依托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项目，深化能源、产业战略协作。这种空间重构蕴含厚重的战略价值。当某一方向遭遇逆风、壁垒升高之时，其他方向的经贸通道、伙伴网络便可发挥缓冲作用，预留充足战略回旋余地。古人云：“狡兔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对大国而言，均衡多元的开放布局，本身就是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最重要的屏障。

　　其二，深耕全球南方，筑牢发展中国家这一外交基本盘。历史不会褪色，1971 年，正是广大非洲兄弟仗义发声，将中国 “抬进联合国”。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球南方依然是中国外交根基所在。中国已同非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区域组织，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先后推出 “十大合作计划”“九项工程”“对非合作新十条”；中阿合作论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论坛两度发布《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持续推进跨洋协作。金砖国家 2024 年完成历史性扩员，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加入，合作机制的代表性、全球影响力大幅跃升。金砖不是封闭排他的精英俱乐部，而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共促公平的重要平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摒弃近代殖民体系 “中心 — 外围” 的依附逻辑，坚持伙伴之间主权平等、互利共生、共同发展。

　　其三，稳链固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新兴赛道。今天我们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早已不再仅仅是出口衬衫、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力争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前沿赛道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2024 年比亚迪全年汽车销量突破 427 万辆，稳居全球车企销量榜首；宁德时代连续八年保持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份额第一，2024 年全球市占率达到 37．9%；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八成以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组成的外贸 “新三样”，成为新时代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与此同时，我们持续主动扩大进口，推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转化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从进博会上全球首发的特斯拉新车型，到消博会上琳琅满目的各国特色消费品；从海南自贸港零关税制度，到上海、北京、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开放试点，中国正在完成从 “世界工厂” 向 “世界大市场” 的身份转型，从单一出口大国，迈向进出口均衡协调的贸易强国。

　　拓空间的底层逻辑，不是简单向外扩张，而是以开放拓展发展的边界，以多元布局对冲外部风险，以产业升级重塑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为中国式现代化争取更加从容广阔的外部舞台。

　　（二）塑规则：从融入者到塑造者

　　所谓塑规则，就是推动中国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体系融入者，进阶成为公平合理国际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共同塑造者，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方向迭代演进。其核心要义，在于深度嵌入全球治理的制度网络，主动参与国际议程设置、行业标准创制、全球规则博弈，稳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制度层面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回望近代百年沧桑，旧时代的国际规则体系，长期由少数先发强国主导设计。《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便是国力孱弱之时，强权将单方面规则强加于弱国的血泪见证。彼时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裹挟在殖民秩序之下，主权受损、命运受制，长期居于依附从属的位置。正如甘地那句振聋发聩的箴言：“世界上有足够的东西满足人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的贪欲。”旧的全球治理体系，与生俱来带有资本偏向与霸权底色，不断放大南北发展鸿沟，造就长久的全球失衡。

　　放眼当下，气候治理、数字贸易、绿色低碳转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前沿领域，全球规则尚处在博弈、探索、定型的关键阶段，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战略窗口期。但我们的立场清晰而坚定：不是另起炉灶、推倒现有国际体系，而是推动全球规则向着更加公平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完善升级。

　　2025 年，中国与 RCEP 其他成员国贸易额达到 13．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对当年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高达 44．2%；其中，中国同东盟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达到 1．05 万亿美元，东盟连续 6 年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我国稳步推进加入 CPTPP、DEPA 等高标准经贸协定，主动对标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环境规制、竞争政策等前沿国际规则，以制度型开放倒逼国内制度变革。在国际标准创制领域，2025 年我国牵头制定 ISO、IEC 国际标准 275 项，新提交国际标准提案 459 项，较 2024 年增长 26．67%；“十四五” 期间累计牵头制定发布 1183 项国际标准，较 “十三五” 时期增幅达 88．1%，覆盖新能源、智慧电网、传统医学、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持续把中国技术、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通用标准。

　　2025 年 9 月，中央领导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得到近 16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支持，60 多个国家加入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已有 13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合作，“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扩员至 88 国，累计动员 230 多亿美元资金落地实施各类民生合作项目。一系列实践，目标直指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反映新兴市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打破少数国家垄断议题设置、垄断标准制定的霸权格局。

　　读懂规则背后深藏的权力逻辑。1944 年 7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未熄，美英等 44 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会议，构建起以美元为中心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催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这套制度设计的本质，是用成文规则将战时形成的大国实力优势固化为长期制度特权。此后数十年，国际竞争的主战场，早已不止于战场与市场，更在于规则博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多轮谈判、WTO 建立、各类区域自贸协定磋商，无一不是围绕规则定义权的较量。自 2001 年入世，我们走过二十余年“学规则、用规则”的成长之路，学会运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2001 至 2024 年间，中国在 WTO 框架下发起数十起诉讼，多起案件取得有利裁决。但时代不允许我们永远只做 “规则的学生”，更要主动成长为“规则的作者”，在国际制度设计中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搭建中国倡议的多边新机制，弥补旧体系短板。2015 年，中国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创始成员国 57个，至 2024 年成员已增至 110 余个，遍及亚、欧、非、拉美、大洋洲，成员规模甚至超越亚洲开发银行。这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同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落地，总部设于上海。必须明确，这些新机制无意取代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而是对现有全球多边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机构聚焦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坚持高效务实的项目导向，贷款条件平等公允，绝不捆绑任何政治附加条件，为长期被旧体系忽视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第三，抢抓新兴赛道，抢占前沿领域规则话语权。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生物安全，均是七十余年传统全球治理框架未曾覆盖的全新领域。前沿领域的规则先行权，直接决定未来全球产业与竞争格局。我国积极申请加入 DEPA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动对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框架；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旗帜鲜明反对借 “国家安全” 名义实施网络窃密与单边制裁；在气候领域坚定履约《巴黎协定》，锚定 2030 碳达峰、2060 碳中和的 “3060”双碳目标，如今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以产业实践为全球绿色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第四，把东方治理理念持续写入国际规则文本。2017 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344 号决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正式文件。此后，这一核心理念相继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社会发展委员会等多项决议。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脉相承的思想谱系，持续向动荡分化的世界，提供饱含东方和合智慧的全球公共产品。

　　回望历史，1990 年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时留下意味深长的论断：“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今天，全球规则重塑的战略窗口期，正是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重大机遇。面对百年变局，我们必须主动谋局、善于入局，在规则博弈中坚守多边主义、坚守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均衡普惠的方向演进。

　　（三）稳格局：为现代化建设守住外部环境

　　稳格局，核心要义在于稳固周边基本盘、校准大国关系框架、守牢国家战略底线，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持久和平、可预期的外部环境。简言之，就是系统运筹大国博弈、深耕周边外交、做强南南合作，织就一张均衡、稳定、包容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动荡变局中稳住发展的外部大盘。

　　《左传・隐公六年》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周边，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回望青史，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凿空丝路、绥靖边疆；盛唐秉持怀柔包容，被周边部族尊为 “天可汗”，依靠睦邻安邻成就盛世气象。反观战国末年齐国，一味奉行偏安自保的孤立策略，对邻国危亡冷眼旁观，最终难逃被秦国各个击破、国破君降的结局。古训昭然：周边安，则国运兴；周边乱，则边患起。

　　大国关系锚定全球战略态势，周边外交维系区域和平根基，南南合作构筑我们天然的战略依托，三者环环相扣、一体统筹。迄今为止，中国已同 183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世界众多国家、国际组织搭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伙伴关系网络，五洲四海，广结善缘。金砖国家完成历史性扩容，2025 年印度尼西亚正式入列，马来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等 10 国成为伙伴国，“金砖大家庭”拓展至 11 个成员国、10 个伙伴国，覆盖全球半数以上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近三成。中国始终摒弃非黑即白、选边站队的冷战思维，坚守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准则，不复制北约式军事同盟，不构建华约式对抗阵营。我们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东方外交智慧管控分歧、化解矛盾，对冲外部对抗性战略冲击，在波谲云诡的大国博弈中夯实战略底盘，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长期稳定、和平有利的外部空间。

　　稳住周边——这是中国外交的首要。民间常言 “远亲不如近邻”。秉持 “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我们深耕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东盟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稳步推进；我们同日韩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畅通，纵然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分歧客观存在，但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从未中断；中国与中亚五国构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 年首届中国 — 中亚峰会在西安成功举办，续写千年丝路情谊；同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维系全天候友好伙伴情谊。历史反复印证一条铁律：国力强盛之时，周边便是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国力衰微之际，周边极易成为域外势力入侵的突破口。今日之中国，坚持以邻为伴、以邻为善，持续把周边打造成为和平安宁、繁荣共生、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周边稳，则区域安，区域安，则我们发展的外部根基方能稳固。

　　稳住大国——这是中国外交的关键。大国关系的走向，直接决定世界整体格局的冷暖。——中俄关系。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恪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两国能源、贸易、科技、人文、安全等多领域合作持续深化，2024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2400 亿美元。这种大国协作，绝非冷战年代军事同盟的复刻，而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鲜活范本，建立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战略共识之上。——中欧关系。欧盟是中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双方在意识形态、贸易收支、技术管制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但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地缘冲突，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始终坚持中欧是伙伴而非对手、是机遇而非威胁，推动中欧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守住亚欧大陆的合作基本面。 ——中美关系。这是当今全球分量最重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人口合计占全球四分之一，经济总量接近世界总量四成，对全球和平发展肩负特殊责任。中央领导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为中美相处划定根本遵循。2023 年11月，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 “旧金山共识”，在芬太尼禁毒、人工智能治理、两军沟通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知：美国对华竞争、遏制、打压，具有长期性、结构性。但结构性竞争不等于必然走向全面对抗。百岁之年的基辛格曾反复警示世人：“美中两国如果走向对抗，将是人类的悲剧。”我们必须涵养强大战略定力，既不被美国国内逢中必反的极端舆论裹挟带偏，也不能沉溺于无条件合作的幻想。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唯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能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稳定的大国互动格局。

　　第三，稳住底线——这是核心利益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矢志推进祖国完全统一。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矛头直指外部势力干涉与 “台独” 分裂势力，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在南海议题上，坚持 “双轨思路”：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议，中国同东盟国家携手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抵制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应当厘清：划定底线，目的不是激化冲突，而是防止矛盾滑向失控。守住国家核心利益底线，我们方能掌握战略主动权；一旦底线失守，数十年奋斗积累的发展成果，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四）展担当：以大国之姿回应时代之问

　　展担当，就是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正能量，持续向全球供给公共产品。同时创新国际叙事，向世界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冲破西方长期垄断的话语霸权，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大国形象。

　　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一语道破文明交往的真谛。回望文明长河，玄奘西行求取真经、鉴真东渡传播佛法，都是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千古佳话。反观十字军东征、近代殖民扩张的血泪史，反复印证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 的内在谬误：文明本身从来不是冲突之源，傲慢、偏见与强权，才是隔阂、对立与战乱的真正起点。

　　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媒体凭借话语霸权，用单一、固化的叙事曲解中国式现代化，刻意制造跨文明认知鸿沟。大国担当，不只体现在对外援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更彰显于文明层面的平等对话。我们既要躬身实干，深度参与全球减贫、公共卫生、防灾减灾、气候治理，持续输出中国方案；也要革新话语表达，跨越不同文化语境的壁垒，消融误解与偏见。

　　多项国际民调数据印证世界民心所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26 年 7 月全球民调显示，在 36 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 个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高于对美好感度，全球民众对华好感度均值达到 46%，对美国好感度均值为 36%，这是该机构自 2002 年跟踪调研以来首次出现这一结果；盖洛普覆盖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同样显示，2025 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 36%，而美国降至 31%。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汇聚 140 多个国家，共同发布北京宣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化解文明对立。

　　第一，提出中国方案，引领国际合作。2021 年 9 月，中央领导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聚焦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现已获得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 70 个国家加入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2022年4月，全球安全倡议正式提出，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回应各国人民对和平安宁的迫切期盼。2023 年 3 月，进一步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重维度，系统回答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的时代之问，其思想内核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提供公共产品，践行大国责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当前有 2500 多名维和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履职，累计参与 30 余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以实际行动守护全球和平秩序。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2 亿剂疫苗，是全球对外提供疫苗数量最多的国家，用实际行动助力全球抗疫。

　　在减贫领域，中国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过去八年，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我们毫无保留向外分享减贫经验：在非洲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亚洲多国推广杂交水稻良种，在太平洋岛国协助应对气候灾害，把中国减贫智慧转化为全球共同的发展红利。

　　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坚定践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设立 15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气候适应能力，携手应对全球变暖的共同挑战。

　　第三，劝和促谈，做和平的建设者。中国从不拱火递刀、不渲染对抗，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斡旋调解。2023 年 3 月，在中国斡旋之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北京达成协议，恢复外交关系。这场被国际社会誉为中东外交历史性突破的对话，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证明平等对话完全可以化解长期对立。面对俄乌冲突，我们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 点主张，积极推动停火止战、政治谈判。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我们坚持支持 “两国方案”，推动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维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放到当今世界，可以说：天下太平，大国有责。一个繁荣稳定、持续发展的中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一个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五、结语：胸怀天下，行稳致远

　　从张骞的驼铃到郑和的帆影，从长安的胡旋舞到广州的十三行，从马戛尔尼的礼单到鸦片战争的硝烟，从尼克松的机场握手到进博会的万国客商——两千年对外开放与外交的历史，像一条奔腾的长河，把我们带到了今天这个新的历史关口。站在这个关口回望，我们有足够的自豪：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有足够的清醒：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一点也不比历史上少。

　　面向未来，＂拓空间、塑规则、稳格局、展担当＂这四大任务，不是彼此孤立的四件事，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拓空间是为发展开路——没有发展空间，一切都无从谈起；塑规则是为长远筑基——没有规则话语权，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稳格局是为现代化护航——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一切建设都可能被打断；展担当是为人心聚势——没有大国担当，我们就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和朋友。这十六个字，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优秀传统；也深深植根于新中国70多年外交＂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基本经验；更深深植根于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现实逻辑。《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孙中山先生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今天依然在提醒我们：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不仅要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更要能在人类共同的星空下，为这个星球的和平与发展、为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互鉴、为子孙后代的繁荣与幸福，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乘势者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动摇，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动摇——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轮，就一定能在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日出，就一定能在人类文明的东方，喷薄而出、光耀寰宇。

　　—— 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未来的承诺。

　　上述四项任务，环环相扣、内外贯通、辩证统一，构成新时代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完整的逻辑链条。《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向外，旨在营造和平、安全、稳定的外部战略环境；向内，深度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局，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共同富裕扎实推进。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4．7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约32%，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内外双向联动、内外循环互促，正如江海之成，因不拒众流方能浩瀚，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厚重坚实的外部战略支撑。

　　本章分设四节，系统阐释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四大核心任务。既客观研判全球变局与国内发展交织叠加的复杂形势，深挖各类矛盾表象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深层机理；又立足现实国情，提出系统性、可落地的治理方略。全文恪守实事求是原则，兼顾宏观顶层谋划与地方涉外实务，力求为国家战略决策、地方涉外开放实践，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资政参考。

　　第一节 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破解外部围堵封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镌刻于堂前、自励终生的联语，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最动人的一幅肖像。

　　开放，从来不是一项权宜之计、一时之策，而是流淌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血脉中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核心密码，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永续发展的核心动能。它一头连着华夏文明的古老记忆，一头通向民族复兴的远大前程；一头系着十四亿人民的福祉安康，一头牵动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然而，今天的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之中。个别守成大国固守零和博弈的冷战逻辑，构筑“小院高墙”、推行“脱钩断链”，对我国实施全方位、全领域、长周期的围堵封锁与战略遏制。外部环境的系统性打压，让传统的开放路径走到了尽头，也让“何谓高水平开放、何以破解封锁”成为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本节的中心论题，正是以史为镜、以变为纲、以制为要，讲清楚一个道理：破解外部围堵封锁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关上大门、退守自保，而在于把大门开得更大、更宽、更有章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一、历史回响：开放则兴，封闭则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开放与封闭交替较量的历史。凡开放包容则盛世兴隆，凡封闭保守则国运衰微——这条用兴衰成败写就的铁律，值得我们反复重温。

　　（一）汉唐气象：驼铃丝路与万国来朝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使臣张骞持节西行，被匈奴扣押十三年，历尽艰险终于“凿空”西域，一条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自此打通。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从“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记载中，想象当年驼铃声声、商队络绎的壮阔景象。此后，东汉班超“投笔从戎”经营西域三十一年，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罗马），足迹远达波斯湾；玄奘西行五万里、历时十七年，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一部《大唐西域记》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中古史的瑰宝；鉴真六次东渡、双目失明而不改其志，终将佛法、医药、建筑、书法带到奈良，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朽丰碑。

　　盛唐气象，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神往的开放图景。唐都长安方圆三十六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百万，侨居的波斯、大食、突厥、日本、新罗商贾与使节不下十万。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米，西市内胡商云集、奇货辐辏；日本十九次遣唐使跨海而来，阿倍仲麻吕（晁衡）在长安为官五十年，与李白、王维生死相交；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一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道尽了海纳百川的胸襟。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中，中国造纸工匠西传造纸术，经撒马尔罕、大马士革、开罗一路西进，于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四大发明的世界之旅，就这样改变了全人类知识传播的轨迹。盛唐之所以为盛唐，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抱世界、回馈世界。

　　（二）宋元华章：刺桐港与海上丝路

　　如果说陆上丝路的高潮在汉唐，海上丝路的巅峰则在宋元。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市舶司专理海外贸易；至南宋，泉州因城周遍植刺桐树而被阿拉伯商人称作“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涨海声中万国商”，马可·波罗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伊本·白图泰则断言它是“世界最大之港，甚至没有之一”。南宋绍兴末年，市舶收入高达二百万贯，约占朝廷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一个以农为本的王朝，竟能从海上贸易中汲取如此可观的财源，足见开放的分量。

　　更可贵的是制度的创造：市舶司制度、蕃坊自治、元代横跨欧亚的“站赤”驿道体系，都是古代世界治理跨境贸易与多元族群的典范。开放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制度能力。有制度沉淀的开放，才能成为文明的基因，而不是偶然的贸易。

　　（三）明清之痛：从海禁到百年国耻

　　历史的转折令人扼腕。1405年，郑和率两万七千余人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二十八年间遍访三十余国，最远抵达东非海岸，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近九十年，比哥伦布抵达美洲早近八十七年。然而，这支15世纪的“航空母舰”带回了长颈鹿与胡椒，却没有带回持续的开放战略。成化年间，航海档案被付之一炬，“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层层加码。半个多世纪后，当西方舰船载着枪炮、契约与《圣经》驶向全球时，大明王朝正在把国门一扇扇关上。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技展品远涉重洋来华，乾隆皇帝却以一道敕谕断然回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四十七年后，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此后百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一百七十五个，赔款本息合计超过十三亿两白银，关税不能自主、主权屡遭践踏。而同期，魏源《海国图志》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却在日本被反复翻印，成为明治维新的启蒙读物；1868年日本“求知识于世界”，三十年间跻身列强，1894年甲午一役，庞大的北洋水师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梁启超痛陈：“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这段刻骨铭心的百年屈辱，用血与火镌刻出一条颠扑不破的人间真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盛世生于通达，衰世源于闭塞。

　　（四）世界之鉴：开放大国的兴衰对照

　　放眼神州之外，同样的规律反复上演。17世纪的荷兰，人口不过百万，却凭借1602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和庞大的商船队垄断全球贸易之半，称雄世界近一个世纪。19世纪的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后高举自由贸易大旗，1850年一国生产的煤、铁、棉织品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日不落帝国”的背后，是全球分工体系对英国工业的全方位支撑。20世纪的美国，不仅靠工业实力崛起，更靠设计并主导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这一整套开放制度，奠定了战后七十余年全球治理的骨架，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更以一百三十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约一千五百亿美元——把欧洲重新拉进开放体系。

　　反面的镜子同样触目惊心。冷战时期的苏联并非没有技术、资源与人才，却自我封闭于“经互会”的小圈子，与全球主流经济体系脱钩，最终在与西方的长期竞争中元气耗尽。1991年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复杂，“关起门来搞建设”无疑是最深层的病根之一。哪个民族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哪个民族就走在时代前列；哪个民族把自己关进铁门之内，哪个民族就被时代抛在身后。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清醒剂。

　　二、改开伟业：人类开放史上的中国奇迹

　　改革开放四十余载风雷激荡，中国彻底打破封闭僵化的旧格局、彻底告别贫穷落后的旧面貌，书写了人类对外开放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历史性奇迹，完成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体到全方位开放大国的历史性跃迁。

　　（一）数字里的跃迁：从206亿美元到43．85万亿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那一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有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9位，不及当时德国的一个零头。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远见反复告诫全党：“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四十六年弹指一挥间，我们来看一组决定命运的数字：

　　年份

　　货物进出口总额

　　世界排名

　　标志性事件

　　1978年

　　206亿美元

　　第29位

　　改革开放起步

　　2001年

　　5098亿美元

　　第6位

　　正式加入WTO

　　2009年

　　2．2万亿美元

　　第2位

　　跃居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2013年

　　4．16万亿美元

　　第1位

　　跃居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2024年

　　43．85万亿元人民币

　　第1位

　　体量较1978年增长超千倍

　　今天，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贸易伙伴、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累计超过一百三十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落地扎根，持续激活国内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就业扩容的澎湃动能。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3．8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在外部风浪中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体量增长超千倍、排名跃升二十八位——这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民族用四十六年走完西方一百多年路程的史诗。

　　（二）入世二十多年：在风浪中成长为世界工厂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次“壮士断腕”式的开放——我们承诺大幅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接受国际规则。当时国内有人惊呼“狼来了”，担心民族工业将被冲垮。二十多年过去，事实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在与世界的激烈竞争中成长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2001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约4%，2024年已超过18%；2001年外汇储备2122亿美元，如今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入世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

　　深圳特区的故事是这段历史的缩影。1980年，深圳不过是一个两三万人的边陲小镇，只有三间工厂、一条水泥路。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这里传遍全国；“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成为改革开放的图腾。从蛇口的第一声开山炮，到前海的新一轮试验，深圳用四十六年时间，从一个渔村成长为经济总量超3．5万亿元的国际化大都市。哪里打开了国门，哪里就充满生机；哪里自我封闭，哪里就死水一潭——这是被无数城市兴衰反复验证的朴素真理。

　　（三）从融入到引领：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宏大叙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放从“引进来、走出去”的浅层互动，升级为搭建平台、提供公共产品、参与规则制定的高水平开放。2013年秋，中央领导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十多年来，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一带一路”从理念化为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织就了普惠共享、互利共生、互联互通的国际合作新网络。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郑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从进博会的万国客商，到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从RCEP落地实施，到主动申请加入CPTPP和DEPA——中国正在用一个个具体行动告诉世界：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兴业之路，是支撑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法宝，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三、冷峻审视：传统开放模式的深层短板

　　成绩令人自豪，但清醒才能致远。立足新发展阶段，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传统开放模式的结构性短板正全面凸显。承认短板不是否定过去，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一）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

　　过往数十年，我国对外开放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核心：依托充裕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资源、完善的基础配套，以低成本要素优势嵌入全球中低端产业链分工体系，依靠要素红利、人口红利换取产业成长空间与市场发展机遇。这种模式适配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需求，为我国产业起步、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没有那几十年“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积累，就没有今天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勇气，就没有今天世界第一的制造能力。但任何模式都有其生命周期。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先天短板同样清晰：层次偏低——长期居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大量出口产品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赚的是辛苦钱；附加值不高——核心技术、品牌、标准多受制于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跃升仍在路上；规则滞后——更多是被动适应既有国际规则，而非主动参与制定；韧性不足——过度依赖单一海外市场、单一产业链环节，一旦外部风向突变，便容易陷入被动。一位经济学家曾形象地说：过去我们是“借船出海”，船是别人的，航线是别人画的，风浪一起，先湿身的总是我们。

　　（二）比较优势的悄然消退

　　更要正视的是，支撑传统开放模式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口结构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起逐年下降，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较峰值减少数千万人，“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换；要素成本上，土地、能源、环境成本的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低工资、低地价的“洼地效应”逐渐摊平；国际分工上，东南亚、南亚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承接中低端产能，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当“低成本”不再是独门优势，继续沿着老路走，只会越走越窄。

　　历史上不乏“红利消退后何去何从”的镜鉴。20世纪80年代，日本凭借成本优势横扫全球制造业，但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成本优势骤减，日本没有及时完成从“制造输出”到“规则与创新输出”的转型，陷入“失去的三十年”。而德国在同一时期推动“工业4．0”与欧盟内部一体化，以标准、品质和制度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至今仍是制造业强国。比较优势会褪色，但制度优势不会过时。谁先完成从要素红利到制度红利的切换，谁就掌握了下一程的主动权。

　　四、风高浪急：外部围堵封锁的严峻挑战

　　如果说内部短板是“成长的烦恼”，那么外部打压就是“生死场上的围猎”。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80%，“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日益清晰。而个别守成大国深陷霸权衰落的战略焦虑，把正常的经贸往来、科技交流、产业竞争泛安全化、政治化、工具化，对我国实施系统性遏制。

　　（一）霸权焦虑与冷战思维的回潮

　　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揭示过一个规律：帝国的过度扩张终将耗尽自身。守成大国面对新兴力量的崛起，往往不是反思自身，而是本能地举起遏制的大棒。2018年以来，某国单方面对中国发起大规模贸易战，对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随后又将战火烧向科技领域，通过“实体清单”“出口管制”等手段，试图把中国顶尖的半导体企业、人工智能企业挡在先进技术门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今天某些国家的逻辑则是：“为了保住霸权，可以牺牲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思维的本质，是零和博弈对合作共赢的背叛，是丛林法则对文明秩序的挑战。它把全球化这口大锅里的水搅浑，最终烫伤的绝不止中国一家——被迫“选边站”的盟友、依赖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全球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二）遏制手段的面面观

　　回望这些年的围堵手法，堪称“组合拳”式的全谱系打压：

　　一是技术禁运——从高端光刻机到先进制程芯片，从人工智能算力芯片到EDA设计软件，层层加码、步步收紧，妄图把中国钉死在“卡脖子”的位置；

　　二是贸易壁垒——关税战、反倾销、反补贴、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手段轮番上阵，意在抬高中国商品的出海成本；

　　三是投资审查——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上市百般设限，甚至强行摘牌、无端冻结资产；

　　四是产业链切割——鼓吹“去风险化”“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强迫企业把供应链从中国迁往他国；

　　舆论抹黑——炮制“债务陷阱论”“产能过剩论”“新殖民主义论”，试图从道义上解构中国的发展合作。

　　剥去“去风险”的伪装，本质仍是以保护之名、行割裂之实。他们构筑的不是“安全防线”，而是倒退的“高墙”；他们伤害的不是中国一国，而是整个全球化的根基。

　　（三）绝地反击：从被卡脖子到捅破天花板

　　历史反复证明，封锁从来压不垮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东芝事件”为借口制裁日本半导体产业，日本芯片业一度元气大伤；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越是封锁，越激发自立自强的志气。华为的突围是最生动的注脚：2019年以来，华为遭受多轮史上最严厉制裁，高端芯片断供、安卓系统断服，一度被逼入绝境。然而2023年8月，Mate 60 Pro搭载自研麒麟芯片震撼归来；2024年，华为Pura 70系列再度亮相，鸿蒙操作系统全面独立。“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这句华为人的口头禅，何尝不是今日中国科技产业的写照？

　　数据是最有力的回击：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超过120万辆，跃居全球第一；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同样高歌猛进，“新三样”合计出口突破1．2万亿元。中国不仅没有在封锁中倒下，反而在“卡脖子”清单上硬生生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芯片设计、先进封装、操作系统、高端机床……越是被封锁，越要自立自强；越是被脱钩，越要扩大开放。这是中国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给出的鲜明回答。

　　（四）一个清醒的判断

　　把外部挑战与内部短板放在一起看，结论十分清晰：依托低成本要素、单一外需市场、低端产业输出的传统开放路径，已经彻底难以为继、走到尽头。靠“让利”换不来尊重，靠“低头”换不来合作，靠“回避”换不来安宁。唯有拿出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优的制度安排，把开放的水平提上去、把开放的质量立起来，才能在惊涛骇浪中闯出一条新路。这正是党中央作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部署的深层逻辑所在。

　　五、根本转向：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

　　时代变局催生开放新局，新旧迭代开启全新征程。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全面转向制度型开放。这是中国开放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升级。

　　（一）制度型开放的科学内涵

　　何谓制度型开放？它早已超越传统的降关税、扩准入、引外资、扩出口等浅层开放举措，而是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大核心维度，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规则，推进深层次制度对接、系统性制度创新、自主性制度完善，重塑对外开放的底层逻辑、制度根基与竞争优势。

　　通俗地说：过去我们打开的是“门”，让商品和资本进出；今天我们要升级的是“路”与“法”，让规则、标准、治理方式与世界高水平对接。门开得再大，若路上坑洼不平、法上标准各异，人流物流信息流照样不畅。制度型开放，就是把“路”铺平、把“法”立顺——它比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更根本、更持久、更具全局性。

　　（二）为什么必须转向：对冲遏制、重塑优势

　　转向制度型开放，至少有四重深意。其一，对冲外部遏制——通过构建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开放制度体系，有效降低对单一海外市场、单一产业链体系、单一要素红利的深度依赖，以制度优势对冲外部遏制压力、以开放韧性化解外部封锁风险、以体系能力筑牢安全发展根基。其二，重塑竞争优势——从比拼成本转向比拼环境，谁的投资环境更公平、法治更健全、规则更透明，谁就赢得资本的投票。其三，倒逼内部改革——开放与改革从来一体两面，制度型开放以外部高标准倒逼内部治理现代化，正应了那句老话：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其四，赢得规则话语权——对接高标准规则的过程，也是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进了牌桌、读懂了规则，才有资格改写规则。

　　（三）对标最高标准：CPTPP与DEPA

　　制度型开放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主动对标世界最高水平。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标杆”，涵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深水区议题；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多边规则安排。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它意味着中国愿意在国企竞争中性、数据跨境流动等最敏感领域接受国际检验。敢于对标最高标准，本身就是自信的宣示：中国不惧规则竞争，中国要与世界最好的规则共舞。

　　（四）制度型开放的实践路径

　　落地制度型开放，需要“顶层设计＋基层探索”双轮驱动：一方面，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更大力度自主开放；另一方面，赋予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大改革自主权，通过压力测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为新时代开放指明了主攻方向。制度型开放，是中国给世界递出的一张“升级版名片”：我们不仅要与全球做生意，更要与全球立规矩、通规则、共标准。

　　六、系统重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四大维度

　　构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绝非各项政策举措的简单叠加、零散推进，而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全域化的改革开放重塑工程，涵盖平台迭代、通道贯通、业态升级、双向赋能四大核心维度，多点突破、全域联动、系统发力，构筑高质量、高韧性、高能级的对外开放新体系。

　　（一）平台迭代：打造制度创新“试验田”与开放“展示窗”

　　坚持先行先试、探索突破，让最前沿的制度试验在最开放的平台上发生。

　　自贸试验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国家最高能级开放载体。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已扩容至22个，覆盖从沿海到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主要区域。它们持续开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在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涉外法治建设、跨境金融创新等前沿领域大胆突破、率先探索，累计推出300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以上海为例，从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到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再到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总体方案——上海始终以“开路先锋”的姿态，为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输出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成熟经验。

　　四大国家级展会矩阵，年年如约、开门迎客。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会），构成中国联通世界的“展会天团”。首届进博会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此后历届规模与质量逐级攀升，上百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广交会走过六十多年历程，至今仍是全球采购商云集的“中国第一展”。这些展会以“年年办、久久为功、越办越好”的坚守，持续向世界释放中国超大市场红利、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生动践行“中国市场机遇属于世界、中国发展成果惠及全球”的大国承诺。

　　古有唐宋市舶司通商万国、汇通天下，开启古代东方对外开放的鼎盛时代；今有国家级盛会联通四海、汇聚宾朋，续写新时代大国开放包容的时代华章。古今同脉、薪火相传，尽显中华民族联通世界、互利共生的千年智慧与大国胸襟。

　　（二）通道贯通：重塑对外开放空间格局

　　坚持陆海统筹、内外联动、全域畅通，让开放的毛细血管延伸到每一个角落。

　　在规则通道上，织密自由贸易网络。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这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中国作为RCEP最大的经济体，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者。与此同时，中国稳步推进CPTPP、DEPA对接谈判，主动融入高标准国际经贸体系，持续织密覆盖全球、多元立体、稳定可靠的自由贸易网络。

　　在物理通道上，打通世纪工程。中欧班列自2011年首发以来，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义乌至马德里的班列横穿欧亚大陆，行程13000多公里，被欧洲人称作“钢铁丝路”；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万象到昆明朝发夕至；雅万高铁让印尼进入高铁时代，这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连通中国西部与东南亚，运输网络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平陆运河这一世纪工程正在广西开凿，未来将打通长江、珠江与北部湾，改写中国西南出海格局。

　　这些工程彻底打破传统地理区位桎梏，破解内陆沿边开放短板，推动西部内陆、边境地区从昔日对外开放的“末梢洼地”蝶变为联通欧亚、辐射内外的“前沿枢纽”，逐步形成沿海引领升级、内陆突破崛起、沿边联动开放、全域协同共进的立体化开放空间新格局。昔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天府之国，如今中欧班列（成渝）年开行量高居全国前列——内陆不再内陆，边疆正在变前沿，这就是通道重塑的魔力。

　　（三）业态升级：锻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坚持动能转换、结构优化、质效跃升，让中国外贸告别“大而不强”的旧标签。

　　“新三样”异军突起，改写出口版图。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核心的“新三样”，2024年出口总额突破1．2万亿元，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成为外贸稳增长、提质量、塑优势的核心支柱。比亚迪2024年全球销量突破427万辆，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的车企；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市占率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80%以上。当欧美还在为燃油车转型争吵不休时，中国已经用“新三样”宣告：绿色制造的未来，中国已占得先机。

　　外贸新业态蓬勃壮大，开辟竞争新赛道。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离岸贸易等新型业态迅猛发展，2024年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全国已建成海外仓超过2000个，总面积超3000万平方米，让中国商品“当日达、次日达”成为可能。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加速崛起，推动外贸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规模驱动全面转向技术驱动、绿色驱动、数字驱动、创新驱动，实现外贸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老三样”（服装、家具、家电）到“新三样”，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从线下展会到数字贸易——中国外贸的每一次“换挡”，都是创新驱动的生动注脚。曾经，我们靠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今天，我们用自己的芯片、电池、汽车，去换取全球市场的尊重。

　　（四）双向赋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重、双向提质、双向赋能，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让中国投资成为全球新动能。

　　引进来：让外资“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我国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7年的93条缩减至2024年的29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全面放开；服务业开放持续扩容，电信、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开放蹄疾步稳。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外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有了法治“定心丸”。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故事最具说服力——2019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被马斯克称为“上海速度”，如今已发展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中国始终是全球外资投资兴业的热土，这一点从未改变。

　　走出去：让合作红利惠及世界人民。对外坚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摒弃粗放式、重规模的传统合作模式，深耕一批小而美、惠民生、可持续、接地气的优质务实项目：中老铁路带动沿线旅游业与物流业起飞；蒙内铁路为肯尼亚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鲁班工坊把职业教育带到亚非拉；菌草技术从福建传到100多个国家，让无数农户脱贫致富。这些项目聚焦当地民生就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乡村振兴，让合作红利直达基层民众、惠及普通百姓，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看得见的发展成果，有力驳斥西方炮制的“债务陷阱论”“资源掠夺论”等虚假抹黑言论，彰显中国互利共赢的对外合作初心。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交通项目若全面实施，将使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巴铁、斯里兰卡的港口，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埃及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一个个地标背后，是中国“授人以渔”的真诚。真正的开放，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双向的成就。

　　七、直面难题：高水平开放路上的五大攻坚课题

　　凡成事之路，必有机遇亦有挑战；凡攻坚之程，必有坦途亦有荆棘。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破浪前行、破局突围的征程中，各类结构性、深层次、长期性瓶颈梗阻交织叠加，五大突出难题横亘前路，制约开放质效、考验攻坚能力。

　　（一）外部遏制升级之难

　　外部围堵不会因我们的善意而自动消退。技术封锁仍在加码、贸易壁垒仍在堆高、地缘博弈仍在深化，且呈现“长期化、制度化、联盟化”的趋势。“小院高墙”正在从芯片扩展至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所有前沿领域。破解之道，在于保持战略定力、壮大自身实力、拓展合作空间——你打你的、我建我的，把命运的钥匙始终握在自己手中。正如古人所言：“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二）国际规则博弈之难

　　规则之争是更高形态的竞争。当前，WTO上诉机构停摆、多哈回合停滞，全球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规则真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单边绿色壁垒相继落地，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新领域规则尚未定型。谁先立规，谁就占得先机。中国既要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也要在新兴领域敢于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共建者”。

　　（三）结构转型阵痛之难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传统产业面临转型阵痛，部分企业、部分地区可能经历“成长的烦恼”；“新三样”产能扩张后，也面临贸易摩擦与产能布局的再平衡。破解之道在于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以新型工业化带动产业升级，以扩大内需对冲外需波动，让新旧动能平稳接续、无缝切换。

　　（四）风险防控之难

　　开放的大门开得越大，面临的风险变量越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数据跨境流动风险、粮食与能源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做到“放得开、管得住、防得牢”。开放不是敞开大门任风吹，而是筑好堤坝引活水。

　　（五）内外循环畅通之难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当前，国内市场仍存在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堵点，要素流动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内需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破解之道在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壁垒，让内需成为开放的坚实后盾，让开放为内需注入活力，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局面。

　　难题当前，方显担当；荆棘遍地，更见勇毅。破解这“五难”，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深化改革中找出路、在扩大开放中求突破、在统筹安全中稳大局。每一道难题的破解，都是中国开放能级的一次跃升；每一次闯关夺隘，都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一次彰显。

　　八、结语：海纳百川，破浪前行

　　从张骞的驼铃到郑和的帆影，从市舶司的算盘到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从206亿美元的起点到43．85万亿元的高峰——中国的开放史，就是一部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拥抱世界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高水平开放的支撑。

　　中央领导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经过历史检验、面向未来抉择的战略定力。

　　林则徐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人又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有足够的胸怀容纳世界，也有足够的智慧与世界共舞。面对外部围堵封锁，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惧怕风浪。任它惊涛拍岸，我自海纳百川；任它高墙林立，我自长桥飞渡。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一定能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在破解围堵封锁中赢得战略主动，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展现大国担当，让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船，在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开放的脚步永不停歇，中国的未来无限广阔。（未完待续）

　　2026年10月16日作于调研采访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兼总主持。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九千多万字，发表各类文章五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六万字和至少每天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他既为苍生说人话，也为权贵美策划!他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偶然的争利，没有必然的对立;虽然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只要大家心连心手携手，幸福美好处处有时时有!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上下同心，面貌焕新!他真诚希望国家好人民好世界好人类好!他向往：世界和乐、社会美满，人类大同、民族幸福!他的文笔人品学识格局境界，受到高层和广大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与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