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 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 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 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 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
第八节 关于科技
回顾人类文明史，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到信息革命的计算机，每一次科技浪潮都深刻重塑了世界格局。在全球竞争的新时代，科技不仅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支撑。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对科技有更深刻的认识，剖析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与矛盾，探索一条符合国情、顺应潮流的科技强国之路。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征程中，科技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深入阐释科技的本质内涵，客观审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精准破解发展难题，充分释放科技价值，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科技发展新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坐标系中，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发展的战略支撑，也是强国富民的核心命脉。当前，我国科技事业已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但仍面临“基础研究薄弱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并存、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与产业升级需求脱节交织、人才评价机制僵化与创新活力释放不足叠加”的深层次矛盾。立足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必须以“四个面向”为根本遵循，构建“基础研究筑基、技术攻关突围、成果转化赋能、人才生态优化”的科技创新体系，走出一条顺应全球科技革命浪潮、彰显中国特色的科技振兴之路，为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建设注入硬核科技力量。
一、科技的本质：从二元分立到一体融合的演化逻辑
在人类凝视世界的第一眼中，科学与技术曾是混沌未分的同一道光芒——燧石撞击出的火花，既照亮了黑暗，也点燃了最初的物理实验。然而，文明的长河却将这道光芒折射，分离成两条看似平行的支流：一条是哲学家仰望星空时追寻的“为什么”，名曰科学;一条是工匠俯身大地时实践的“怎么做”，谓之技术。从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到中世纪的修道院作坊，这种心与手、思与行、道与器的二元分立，构成了西方认知图谱上一条深邃的裂缝。它催生了辉煌，也埋下了傲慢——理性曾居高临下地审视经验，仿佛精神是高贵的云端，而技艺只是尘世的仆从。但这裂缝本身，或许正是新生命孕育的温床。人类认知的伟大飞跃，往往不诞生于完美的延续，而爆发于范式的断裂与重构。当弗朗西斯·培根呐喊“知识就是力量”，将实验而非思辨置于新科学的中心时，他无意中在裂缝中投下了一颗种子：真理的证明，开始需要技术的“手”来触碰。这并非简单的握手言和，而是一场静默的革命——科学，从此需要借助望远镜的“铜管”才能看清银河;技术，开始渴望数学公式的“灵魂”来预言机器的力量。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更为剧烈的重构奇点上。数字与基因的代码、量子与神经的迷雾，正在编织一张全新的意义之网。在这张网中，人工智能的“算法”本身既是发现规律的科学家，也是创造工具的技术师;生物工程不仅“理解”生命的蓝图，更直接“编写”进化的篇章。科学与技术，这对曾被文明强行分开的孪生子，正从骨血深处开始融合，界限的消融不再是趋势，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工具开始思考，而思想开始造物时，我们追问的不再是“何为科学、何为技术”，而是“那正在生成的新存在，究竟为何物?” 这追问，将引领我们穿越二元分立的古老神话，去凝视那个正在从裂缝中蓬勃生长、一体融合的新认知纪元——那里，或许藏着关于人类未来最深刻的隐喻与答案。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始于一场悄然发生的认知革命。当我们回望历史，会惊异地发现：科技从来不是单纯的工具，也不是孤立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深刻塑造人类思维方式、社会结构与命运走向的力量。它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远古的火种到今日的人工智能，从简单的石器到复杂的量子计算机，始终在推动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分散走向联结，从有限走向无限。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习惯于把科技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分离”，把科学视为“对世界的客观描述”，把技术视为“改造世界的工具”。这种二元分立的思维，曾推动人类取得巨大进步，却也让我们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陷入新的困惑：科技越强大，我们越感到不安;工具越智能，我们越担心失控;世界越便利，我们越感到疏离。
当科技开始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信息等颠覆性技术正在重塑未来，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科技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方?它为何从最初的简单工具演化为今天的复杂体系?为何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走向人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科技本身，更关乎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关乎中国在新时代的战略选择，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科技的本质，从二元分立的旧思维中走出来，迈向一体融合的新逻辑。这不仅是一场思想的革命，更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必由之路。
当今社会习惯将科学和技术统称为科技，二者既紧密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科学聚焦“是什么”“为什么”，致力于发现自然界确凿的事实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系统性理论体系;技术聚焦“做什么”“怎么做”，旨在将科学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从本质而言，科技是人类通过发现或发明事物之间的联系，构建特定系统以实现预期功能的智慧结晶，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系统性创新，达成“安全可靠、高效低耗、可测可控”的发展目标 。
科技的本质蕴含着深刻的系统逻辑：从物质与事件的关联来看，既包括原子核与质子的层级归属关系，也包括流水线上不同工序的互补关系;从作用机制来看，既有小灯泡累加形成强光的聚合效应，也有风扇开关调控转速的调节功能;从发展特征来看，科技系统兼具整体性、关联性与开放性，既需要内部要素的协同发力，也需要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信息的交换 。古今中外的科技实践始终印证着这一本质：中国古代的造纸术，通过纤维分解、成型干燥的系统工艺，实现了信息载体的革命性突破;近代牛顿经典力学体系，构建了力与运动的内在关联，成为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石;现代量子通信技术，借助微观粒子的量子纠缠特性，打造了绝对安全的通信系统，彰显了科技“发现联系、构建系统、实现功能”的核心内涵。
一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汇流。科学与技术，本源上属于两种不同的认知与实践传统。科学源于“哲学家”的理性追问，面向未知，探寻自然规律;技术则源于“工匠”的实践创造，面向“未行”，将构想变为现实。在中国古代，墨子的光学实验、张衡的地动仪都体现了早期朴素的技术实践与科学认知的结合，但科学与技术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近代之前，两者基本上是两条并行线。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资本扩张与工业化浪潮成为强大的外部驱动力，推动科学与技术从“偶然邂逅”走向“系统性互动”。爱迪生建立门洛帕克实验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明工坊”，而是有组织、有目标地通过实验探索电学规律并转化为实用技术(电灯、电报)，这是“技术科学化”的萌芽。进入20世纪，这一进程从“互动”升级为“深度融合”。
二是当代科技的本质特征：技性科学与会聚革命。核武器研制(曼哈顿计划)标志着现代“大科学”与“大技术”一体化的开端。当代前沿领域，如量子计算或基因编辑，已很难清晰界定是“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创造”。科学的发现直接依赖最前沿的实验装置(如，中国天眼FAST决定我们能“看”到怎样的宇宙)，而技术的突破又亟待底层科学原理的阐明。这催生了“技性科学”——知识是在创造技术人造物的过程中被同步“制造”出来的。这一范式深刻改变了创新路径：目标不再是“解释已有”，而是“创造未有”。这一趋势在会聚技术(NBIC，即纳米、生物、信息、认知)中体现得尤为显著。譬如，脑机接口技术，需要纳米材料、生物传感、信息处理、神经认知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当代科技革命已非单一技术突破，而是多学科、多领域的集群式、会聚式创新，呈现出加速化、综合化、全球化的鲜明特征。
于是，我们目睹的不只是一段历史的终结，更是一幅崭新认知图景的初显。从分立到融合的旅程，本质上是人类在宇宙中自我定位方式的深刻变迁——我们不再满足于仅做世界的“旁观者”与“利用者”，而正试探着成为更深层次的“参与者”与“共同创造者”。一体融合的科技，正将我们带入一个古老的东方智慧曾隐约描绘的境界：“知行本一，器道相生”。在这个境界里，理解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如同呼吸的吐纳，成为同一生命律动的两面。然而，在这激动人心的融合晨曦中，一个更为根本的哲思悄然浮现：当科技的内在逻辑从“分”走向“合”，人类自身的境遇是更趋完整，还是面临新的、更隐蔽的分裂?融合后的强大力量，是照亮了通往更多自由与福祉的道路，还是可能铸造出更精微、更难以察觉的依赖与桎梏?一体化的科技，在弥合了“知”与“行”裂缝的同时，是否会在人类精神与世界本质之间，划下另一道需要我们用全新智慧去跨越的深渊?这已不再仅仅关乎科技本身。它是一次文明的叩问，要求我们审视所有建立在“主客二分”之上的现代性基石。或许，科技一体融合的最终启示，是邀请我们超越“驾驭”或“被驾驭”的简单叙事，去学习一种新的生存艺术：如何与这位由我们亲手唤醒、却又日益拥有自身逻辑的“一体伙伴”共舞。在这支舞中，衡量强大的标准，将不再是征服与控制，而是协同的深度与共生的智慧。前方，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为自己书写的答案——关于如何在一个科技与生命、思想与造物深度交融的时代里，依然守护并拓展着人之为人的尊严、自由与诗意。
当我们走完这段关于科技本质的思考之旅，或许会突然意识到：科技从来不是外在于人的力量，而是人类智慧的延伸，是人类文明的投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不断演化的产物。它从二元分立走向一体融合，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技术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
在未来的道路上，科技将不再只是“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再只是“推动发展的动力”，而是“塑造未来的文明形态”。它将深刻影响我们如何认识生命、如何理解智能、如何构建社会、如何定义幸福。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过度恐惧;既不能把科技神化，也不能把科技妖魔化。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性、开放、包容的态度，一种能够在变革中保持清醒、在融合中坚守价值的智慧。
对于中国而言，理解科技的一体融合本质，不仅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思想基础，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前提。只有真正把握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文、科技与伦理的内在联系，我们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才能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强国富民的伟大目标，才能让未来之中国在科技的光芒中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当我们合上这一节，留下的不只是答案，更是更深的思考：在科技与人类命运交织的新时代，我们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们要构建怎样的社会?我们要走向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却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寻。愿科技的力量，与人类的智慧、善良与勇气同行，照亮我们共同的未来。
二、我国科技发展的时代方位：现状、矛盾与使命及破解之道
当一个文明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它所面对的最锋利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们已经拥有什么”，而是“我们还能成为什么”。科技，正是这道分水岭上最耀眼、也最危险的一束光：它可以照亮一个国家的未来，也可以在无人察觉的阴影里，悄悄改写一个民族的命运。今日之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科技，既是成就，也是谜题;既是希望，也是挑战。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实力，也照见我们的焦虑;它像一把钥匙，既可能打开强国富民的大门，也可能在时代的缝隙中，让我们错失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这样的时代方位上，我们必须追问：中国科技究竟站在哪里?它要走向何方?它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又将如何破解前行路上的重重矛盾?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实验室里的一项突破、产业中的一次升级，更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尊严与未来。因为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一个国家灵魂的温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脉搏，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力量。
一是总体发展成就：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1，历史性成就：从追赶到部分并跑的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至2022年的3万亿元以上，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研发人员总量和发明专利有效量均位居世界首位。战略高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祝融”探火、“嫦娥”揽月、“天和”遨游星辰、“奋斗者”号万米深潜，一系列大国重器彰显中国科技高度;更薄的“手撕钢”、更远的光学“千里眼”、更快的高速磁浮交通，不断刷新中国科技精度;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新型显示等产业凭借关键技术突破实现全球领跑，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这些成就充分证明，我国科技发展已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历史性转变。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十四五”期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超过70%，研发人员总量、高水平论文数量、国际专利申请量均位居世界第一。2，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加快构建：(1)高端制造：工业机器人年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50%，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2)前沿领域：C919大飞机实现三大航全面运营，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在研新药和上市新药数量全球前列。(3)绿色科技：为全球提供了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关键零部件，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4)创新集群：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集群排名中跻身前五。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4年的第11位，部分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转变。
二是核心矛盾与问题。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科技发展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成为制约强国建设的关键短板，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直接制约着我国科技从“大”到“强”、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跃升：1，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薄弱，“从0到1”的突破不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比重长期低于6%，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导致在芯片制造、高端软件、核心材料等领域面临“卡脖子”困境，如高端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2，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从1到10”的衔接断层。尽管我国每年产出大量科研成果，但转化率仅约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存在“论文多、产品少”“实验室成果难以走向生产线”的突出问题。3，创新生态不够完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产学研协同创新不够紧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能充分彰显，民营经济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仍存在隐形障碍;科技评价体系“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倾向尚未根本扭转，制约科研人员创新活力。4，高端科技人才短缺，人才结构有待优化。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顶尖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数量不足，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国家战略需求衔接不够精准。5，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其表现与后果是集成电路年进口额长期超过石油，高端芯片(DRAM、FPGA)、工业母机、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等依赖进口。根源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薄弱，部分领域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存在“卡脖子”风险。6，科技、产业、金融融合不深。其表现与后果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2023年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仅6.8%)。金融体系“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不足。根源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衔接不畅，存在“中梗阻”。高校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7，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强。其表现与后果是尽管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比重超77%，但创新决策与资源获取能力弱。2023年应届博士毕业生流向企业的比例仅20% 左右(发达国家近半)。其根源是人才评价、项目竞争、职称评审等体系仍以高校为中心，“徐工之问”反映了企业人才生态的劣势。8，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程度不足。其表现与后果是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需求脱节。科研评价“唯论文、唯影响因子”导向仍存。其根源是体制壁垒导致人才链、技术链、产业链未能深度融合。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科技竞争呈现“创新范式重构、竞争格局重塑、规则体系重建”的鲜明特征，这既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我国科技领域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与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的矛盾，“跟踪式”“模仿式”创新仍占主导，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稀缺，制约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矛盾，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生物医药等领域，我国仍面临技术封锁，危及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三是科技成果“实验室”与“生产线”脱节的矛盾，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不畅，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四是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僵化与创新活力不足的矛盾，“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导向尚未根本扭转，人才的创新潜能未能充分释放。破解这些矛盾，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科技发展的四重使命：其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筑牢国家安全的科技屏障，掌握发展主动权;其二，赋能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三，惠及民生，用科技破解医疗、教育、环境等领域的民生难题，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四，引领文明，以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赋能文化产业发展，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四重使命相互支撑、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科技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
三是制约创新的深层根源：1，大国博弈加剧的外部压力：发达国家推行技术保护主义，构建“小院高墙”，在尖端领域进行封锁与围堵，使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传统路径受阻。2，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与惯性：科技管理、评价、资源配置体系尚未完全适应从“跟踪模仿”向“原始引领”转型的需要。项目评审中的“圈子文化”、学科主任轮岗制引发的“专业性与公平性”矛盾，都是深层次体制不适的缩影。3，创新生态的系统性短板：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尚未完全形成。对“非共识创新”和“冷门研究”的支持机制不足，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尤其在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要素上，仍有堵点。
四是问题根源：多重因素的深层次交织。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发展阶段、体制机制、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发展理念层面，长期存在“重应用、轻基础”“重速度、轻质量”的倾向，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性、不确定性认识不足，缺乏“十年磨一剑”的战略耐心。2，体制机制层面，科技资源配置存在行政化倾向，科研项目管理“管得过多、过细”，科研经费使用“重物轻人”，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不清晰、利益分配不合理，抑制了科研人员和企业的创新积极性。3，市场环境层面，“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应用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创新收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影响了企业投入研发的动力。4，国际环境层面，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和人才限制，阻碍了我国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资源共享，加剧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难度。
五是破解路径：靶向施策破除发展瓶颈。针对上述矛盾与根源，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施精准发力，推动科技发展提质增效：1，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筑牢原始创新根基。建立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逐步提高至10%以上，聚焦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鼓励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借鉴“两弹一星”攻关模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基础科学难题。2，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打通创新价值链。加快布局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应用政策和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机制，建立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风险共担的成果转化体系 。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明确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不低于70%，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贯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3，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赋予科研单位更大人财物自主权，推行“包干制”“负面清单管理”等科研管理模式。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标准，破除“四唯”倾向，让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搞研究。4，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打造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构建“基础研究人才+应用研究人才+技能型人才”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特色学科，定向培养紧缺人才。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保障，引进全球顶尖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生动局面。
当我们合上这一节，或许会突然意识到：科技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一条在迷雾中不断摸索的河流。它时而奔腾，时而曲折，时而平缓，却始终朝着未来的方向流淌。今日之中国，正努力在这条河流上驾驭自己的航船，既要避开暗礁，也要冲破激流;既要保持清醒，也要敢于冒险。科技的使命，从来不是替我们决定未来，而是赋予我们创造未来的能力。它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未知，有力量改变命运，也有智慧选择更美好的生活。当我们在实验室里点亮一盏灯，在工厂里造出一台机，在田野里播下一粒种，在云端里编织一张网，我们其实都是在为中国的未来投票，为强国富民的梦想奠基。愿我们在科技的光芒中，既不迷失于喧嚣，也不畏惧于挑战;既脚踏实地，也仰望星空。因为真正的强国，不是拥有多少技术，而是拥有不断突破的勇气;真正的富民，不是享受多少便利，而是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未来之中国，必将在科技的助力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每一步，都将由我们共同书写。
三、科技的战略价值：强国富民的核心支撑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科技比作“工具”或“引擎”——一种外在的、可被调用也可被搁置的力量。然而，若我们以更恢弘的尺度审视文明史，便会发现一个更为本质的真相：真正决定一个大国能否崛起并永续的，不是它拥有多少武器或财富，而在于它的社会肌体是否将“创新”内化为一种代谢本能，将“科技”锻造为支撑整个文明生命体的骨架与血液。骨架，决定了它能站立的高度与承受风浪的韧性;血液，则决定了养分能否送达每一个末梢，让最边远的村落也能共享时代的心跳。
回望历史长河，大国兴衰的背后，无一不跳动着科技律动的脉搏。大英帝国凭借蒸汽机与纺织机的“骨骼”，率先撑起了工业时代的穹顶;美利坚则依靠电力、内燃机与信息技术的“血液网络”，将影响力渗透至全球每个角落。而古代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曾悄然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版图，这背后是科技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无声证明。历史并非简单的循环，它通过科技这枚棱镜，将机会折射给那些能将其融入文明DNA的国家。今天，当芯片制程的纳米尺度、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基因编辑的碱基序列成为新的战略语言时，我们面临的已不再是技术竞赛，而是一场关于文明能否自我更新、生命体能否持续进化的终极考验。强国与富民，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于对科技深层价值的重估——它不仅是摆在案头的“利器”，更是流淌于国家血脉中的“生机”。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画卷中，科技始终是那支最具穿透力的笔，它既能勾勒出盛世的轮廓，也能刻下衰败的纹路。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在它对科技的理解与运用中悄然改写。强国之路，从来不是靠资源堆砌，也不是靠偶然机遇，而是靠一代又一代人在实验室里的默默耕耘，在工厂车间里的反复试验，在无人区里的勇敢探索。科技，是国家力量的“硬核底座”，是民族复兴的“隐形发动机”，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底层操作系统”。
当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当大国竞争从土地、资源、市场转向科技、人才、创新，中国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科技对于强国富民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为何能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撑?它如何重塑产业、改变社会、影响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这些问题，像深邃的星空一样吸引着我们，也像时代的警钟一样提醒着我们：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民族强;科技安，则人民安。
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其价值意义体现在强国建设与民生改善的方方面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从强国维度看，科技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近代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就是一部科技竞争史：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德国依靠化工、机械技术崛起为欧洲工业强国;美国凭借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持续领先，长期占据全球科技霸权地位。对于中国而言，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国竞相布局新领域新赛道，科技竞争已成为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只有加快科技创新，才能在全球格局重塑中占据有利地位。从富民维度看，科技是改善民生福祉的关键手段。科技的终极价值在于服务于人，让人民生活更美好。袁隆平院士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技术，解决了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屠呦呦团队发现的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彰显了科技的人道主义价值;5G网络、移动支付、智慧医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高效，看病难、出行难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实践证明，科技进步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每一项重大科技突破都将带来民生福祉的显著提升。从发展维度看，科技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根本出路。当前，我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环境污染治理、能源资源约束等多重挑战，而科技正是破解这些难题的“金钥匙”。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智能制造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生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为疾病防治、农业增产提供新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一是科技是撬动新质生产力的“第一杠杆”。科技通过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清洁能源技术推动绿色转型，生物技术开启“造物时代”，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 科技是保障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基石”。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维护网络空间、生物、太空等新兴领域安全，再到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必须以强大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后盾。这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
三是科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普惠工具”。科技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线教育让优质资源跨越山海，远程医疗为偏远地区送去健康希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科技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四是科技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当今世界，谁掌握了科技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我国的5G、高铁、新能源已成为“国家名片”，天宫空间站、深海探测彰显了大国实力。提升科技实力，是增强国际影响力、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由此可见，科技的战略价值，绝不止于打造几件“国之重器”或提升冰冷的GDP数字。它的终极意义，在于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构建一种深层次的“文明韧性”——即在面对外部冲击、内部变革与未来不确定性的惊涛骇浪时，能够依靠自身知识生产与技术迭代的内生力量，保持稳定、实现复苏乃至飞跃的能力。这种韧性，既体现在太空空间站的宏伟轨道上，也体现在偏远山区通过5G网络接受远程医疗的孩童眼中;既存储在超算中心的海量数据里，也流动在每一个普通人借助数字工具进行创造与连接的指尖。因此，当我们谈论科技是强国富民的核心支撑时，我们最终在谈论的，是一种有温度、可感知的“支撑”。它支撑的，是国家安全之盾，亦是民生幸福之基;是产业升级的磅礴之势，亦是个人发展的涓滴可能。它要求我们超越短期的功利计算，去进行一场关于文明未来的长远投资：投资于孩童好奇的眼神，投资于青年无畏的试错，投资于基础科学那看似“无用”的漫长探索，投资于让科技成果跨越“最后一公里”惠及每一个公民的系统性努力。
或许，最强的支撑，恰恰是最柔软的包容;最富的战略，恰恰是最深的普惠。当科技的骨架足够坚韧、血液足够畅通，它所支撑起的，将不仅是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更是一个能让每一位成员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共享荣光、并共同定义未来的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科技战略价值最深邃、也最动人的归宿。
当我们读完这一节，或许会突然意识到：科技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实验室里的突破，不止于产业中的跃升，更在于它深刻地改变着国家的底气、民族的骨气、人民的福气。科技强，则国家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科技兴，则人民能在变革中拥有更多选择;科技进步，则社会能在发展中保持活力与温度。
未来的中国，必将在科技的支撑下走向更高远的境界。但这条道路不会平坦，它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奋斗。科技不是万能钥匙，却能为我们打开未来的大门;科技不是终极答案，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知。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科技的光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强国富民的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愿中国的科技事业，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穿越挑战，冲破迷雾，最终汇入世界文明的浩瀚大海。愿未来的中国，因科技而更加强大，因创新而更加自信，因奋斗而更加辉煌。当我们合上这一节，留下的不只是思考，更是一种力量——一种让中国在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的力量，一种让民族在未来道路上不断超越的力量，一种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拥抱更美好生活的力量。
四、科技兴国的创新路径：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水平
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夜中，每个时代的转折点都由一种新的光芒标记：火光驱散蒙昧，电光点亮工业，而今天，数字之光与量子之影正在编织新的现实经纬。中国科技曾如北斗七星，为世界航海提供方向;也曾如熄灭的烽火台，在历史尘埃中沉默。此刻，我们站在一个独特的临界点——不再仅仅追赶星光，而要学习成为星光的源头。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水平，远非简单的指标超越。它是一个文明能否从“解题者”蜕变为“出题者”的试金石，是从“学习世界语法”转向“贡献新词汇”的语言革命。当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从纸上跃入核能反应堆，当图灵的抽象机器演化为连接全球的互联网，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科技革命，永远始于敢于重新定义可能性的想象力。今日中国面临的挑战，比制造更快芯片或更大望远镜更为深刻。它关乎我们能否在西方主导三百年的科学范式之外，开辟新的认知航道。中医药的整体思维能否催生系统生物学的新方法?《周易》的变易哲学能否启发不确定性计算的新模型?“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能否为人工智能伦理提供东方方案?一流科技水平的背后，永远是一流的思维模式与价值选择。这条创新之路布满双重悖论：它需要国家战略的定力，又需要个体灵感的自由;需要工程化的严谨，又需要艺术般的突破;需要扎根中国大地，又要拥抱人类共同关切。当德国用百年的“工匠精神”孕育精密制造，当美国以“叛逆文化”滋养硅谷传奇，中国的创新气质将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两弹一星”的集体协作与华为“向死而生”的绝地反击中，藏在那些在偏远实验室里与量子纠缠、在沙漠边缘测试新能源的沉默背影里。我们即将探讨的，不是一份技术路线图，而是一个文明如何找回自己最宝贵的禀赋——那种仰望星空时的好奇，那种改造世界时的审慎，那种将技术力量与人本精神编织成锦的智慧。当科技不再仅仅是“器物”，而成为文明自我更新的“器官”，我们才会真正理解：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本质上是在打造一个能够照亮人类共同未来的光源。
实现科技兴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国际潮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一是根本遵循：平衡好“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的辩证关系。必须摒弃“要么全盘自主，要么全面开放”的二元思维。在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生存底线”领域(如核心芯片、基础软件)，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建立技术“备胎”和应急体系。在广阔的“发展空间”领域，则要以更大魄力推动开放创新，主动“筑巢引凤”和“出海织网”，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
二是核心战略：构建“四维驱动”的科技发展新框架。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必须突破传统科技发展的路径依赖，确立“基础研究强基、关键技术攻坚、成果转化畅通、人才生态优化”四维驱动的宏观战略框架，推动科技创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实现科技、人才、产业的良性循环。1，基础研究强基战略：筑牢原始创新的根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要摒弃“重应用、轻基础”的功利主义倾向，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的优先位置，构建“自由探索+目标导向”双轮驱动的基础研究体系。一方面，支持科学家开展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鼓励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领域勇闯“无人区”;另一方面，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施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专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部署一批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抢占未来科技竞争的制高点。2，关键技术攻坚战略：突破“卡脖子”的瓶颈。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自主创新，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国家战略需求导向”，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攻关机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打破“产学研用”的壁垒，建立“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同时，坚持开放创新，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吸收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跃升。3，成果转化畅通战略：打通科技与经济的通道。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必须构建高效畅通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让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战场”。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评估、交易、保护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加快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为科技成果提供工程化、产业化的试验平台，降低成果转化的风险和成本。4，人才生态优化战略：激活创新发展的引擎。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必须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链条人才生态体系。要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让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力度，为青年人才搭建成长平台，让青年人才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为科技人才提供安心科研、潜心创新的环境，让人才的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我们要打造“需求牵引、市场主导”的创新循环。将“企业出题”作为科研立项的“金标准”：1，改革科研项目形成机制，推行“企业界命题、科学家答题”模式。可借鉴上海经验，将“企业是否愿意出资配套”作为财政支持的重要前提，确保研发紧贴真实市场需求。2，强化企业“出题者、答题者、阅卷者”三位一体角色：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高校、院所力量攻克行业共性难题。全面向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3，重构科技评价体系，以“产业贡献”论英雄：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在应用研究和工程领域，将技术转让收入、解决企业难题数量、创造的市场价值等指标，提升至与论文同等甚至更高权重。
三是微观举措：十大工程破解科技发展实践难题。1，基础研究珠峰工程：夯实原始创新根基。(1)实施国家基础学科研究计划，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领域，设立一批“长期稳定支持”的科研项目，支持科学家开展自由探索。(2)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聚焦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布局建设新一代光源、超算中心、大科学装置等，提升基础研究的硬件支撑能力。(3)设立基础研究人才专项基金，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放宽项目考核周期，鼓励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
2，关键核心技术突围工程：攻克“卡脖子”难题。(1)实施“卡脖子”技术攻关专项行动，围绕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布攻关榜单，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打破单位、部门、地域限制，集聚全国创新资源联合攻关。(2)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重点产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整合高校、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服务业技术研发。(3)建立关键核心技术应急攻关机制，针对突发的技术封锁，快速组建攻关团队，启动应急研发资金，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3，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工程：打通成果转化通道。(1)实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对企业牵头的产学研合作项目给予优先立项和资金支持。(2)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在全国布局一批专业化中试基地，为科技成果提供小试、中试、规模化生产的试验平台，降低成果转化风险。(3)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落实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允许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参与成果转化，提高科研人员的转化积极性。4，科技人才培育引育工程：打造创新人才高地。(1)实施青年科技人才托举计划，对35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给予科研项目、经费、平台等全方位支持，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2)开展顶尖人才“筑巢引凤”行动，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3)建立科技人才双向流动机制，鼓励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到企业挂职、兼职，支持企业技术骨干到高校、院所担任研究生导师，促进人才双向交流。5，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工程：释放人才创新活力。(1)推行分类评价制度，对基础研究人员，以原创性成果和学术贡献为评价重点;对应用研究人员，以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为评价重点;对科技管理服务人员，以服务效率和保障成效为评价重点。(2)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导向，将科研成果的实际贡献、社会效益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评价标准。(3)建立评价结果反馈机制，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科研人员，为科研人员调整研究方向、改进研究方法提供参考。6，科技金融赋能工程：强化创新资金保障。(1)设立国家科技创新基金，加大对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2)发展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金融产品，为科技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3)完善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融资，拓宽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7，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工程：培育新质生产力。(1)实施数字技术创新发展计划，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研发，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全国布局一批数字经济试验区，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新路径。(3)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影视、数字文创等新业态，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8，农业科技振兴工程：保障粮食安全。(1)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的农作物新品种和畜禽新品种。(2)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广智慧农业、精准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3)建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基层，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9，民生科技普惠工程：增进人民福祉。(1)实施健康中国科技行动，聚焦重大疾病防治、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研发，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水平。(2)推动生态环保科技攻关，围绕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修复等领域，研发一批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装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3)发展普惠性科技服务，利用科技手段提升教育、养老、就业等领域的服务水平，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0，科技开放合作工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1)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园区，吸引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和企业来华设立研发中心，开展联合研发。(2)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3)推动中国科技标准“走出去”，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制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技术标准，提升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关键突破：实施“非对称”赶超，在长板领域构建规则主导权。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等我国已形成或可能形成优势的领域，实施 “非对称”战略，集中资源打造难以撼动的长板优势。目标不仅是技术领先，更要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例如，在输出5G、高铁等基础设施时，推动中国技术标准“捆绑出海”，形成事实上的全球应用。
五是基础支撑：以超常规举措筑牢基础研究与人才根基。对基础研究实行“长期主义”投入：建立竞争性与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机制。对探索性强、失败风险高的“冷门”研究，给予十年甚至更长的稳定支持，允许“十年不鸣，一鸣惊人”。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1，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改革工科教育，推行 “工科教师企业经历准入制”，要求教师具备2年以上产业实践经验。扩大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作为学位授予的重要指标。2，打造全球人才“强磁场”：实行更开放的人才政策，在签证、税收、子女教育、科研环境上提供国际竞争力。不仅要引进顶尖科学家，更要吸引全球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和工程师。
六是要素保障：深化市场化改革，让“耐心资本”滋养创新。1，发展“耐心资本”：改革政府引导基金考核机制，鼓励其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壮大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规模，发挥科创板对硬科技企业的支持作用。2，畅通技术要素流通：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大幅提高科研人员转化收益比例。构建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3，释放数据要素潜能：在保障安全与隐私前提下，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行业数据共享，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燃料”。
七是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构建“四大体系”，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支撑。(1)构建高水平基础研究体系。聚焦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合成生物学、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交叉前沿领域，建设一批原创性、引领性国家实验室，支持科研人员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建立基础研究成果评价的“长周期、宽口径”机制，不急于求成、不追求短期效益，鼓励“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精神。(2)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围绕芯片、高端软件、航空发动机、高端医疗器械等“卡脖子”领域，实施“清单式”攻关，采取“揭榜挂帅”“赛马制”“联合体攻关”等模式，集中全国优势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的成功经验，建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创新主体协同发力的攻关机制，确保攻关任务高效推进。(3)构建高水平科技人才体系。坚持“培养+引进”双轮驱动，既要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培养本土青年科技人才，也要面向全球引进顶尖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实行“人才包干制”“项目负责人制”，赋予人才更大的科研自主权和经费支配权，让人才能够潜心科研、大胆创新。(4)构建开放协同创新体系。统筹开放和安全，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主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牵头组织全球科技攻关，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深度融入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深化“三大改革”，激发创新生态活力。(1)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从“管项目”向“管战略、管规划、管服务”转变，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简化科研项目申报、评审、验收流程，推行“一站式”服务，让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2)深化科技投入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科技投入机制，在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同时，引导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风险投资，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3)深化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彻底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人员侧重评价原创性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对应用研究人员侧重评价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能力，对技能型人才侧重评价技术应用和实践贡献。3，布局“未来赛道”，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紧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提前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氢能、深海空天等未来产业，打造新的增长引擎。在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研发通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核心技术，推动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在生物技术领域，发展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制药等技术，抢占生命健康科技制高点;在新材料领域，突破高端半导体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关键材料技术，为高端制造提供支撑。通过提前布局、重点投入，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换道超车”。
八是价值意义：开创中国特色科技发展新路径。上述战略思路与举措，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需求，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基础研究强基战略，解决了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关键技术攻坚战略，破解了“卡脖子”技术封锁的难题，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通过成果转化畅通战略，打通了科技与经济的通道，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通过人才生态优化战略，激活了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人才支撑。在实践层面，这些举措既注重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又强调基层落实的针对性;既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既立足当前破解科技发展的突出矛盾，又着眼长远筑牢科技强国的坚实基础。通过十大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水平，最终检验标准不是诺贝尔奖牌的数量，也不是专利榜单的排名，而是这片土地上的科技创新，能否像空气一样自然流动，像昼夜一样规律交替——在顶尖实验室与街头创业车库之间，在白发院士与青年极客之间，在基础研究的冷板凳与产业应用的聚光灯之间。科技史上的每次飞跃，都伴随着认知框架的碎裂与重组。中国科技要完成从“追赶”到“引领”的惊险一跃，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敢于并善于进行这种“框架革命”。这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在追求原始创新时拥抱不确定性的勇气，在集体攻关中保护个性火花的勇气，在效率逻辑之外为“无用之用”留出空间的勇气。正如乔布斯将书法美学注入电脑字体，屠呦呦从古籍中提取青蒿素，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的边缘、文化的交界、思维惯性的断裂带。这条道路的终点，不是一个静止的“一流”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能够持续自我刷新的创新能力。它体现为一种生态：在这里，失败不是耻辱而是值得分析的数据，跨界不是冒险而是常规操作，年轻人挑战权威不是叛逆而是传承。当这样的生态形成时，科技突破将不再是偶然的“奇迹”，而会成为文明的“脉搏”。爱因斯坦曾感叹：“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而我们要说，比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想象力生根发芽的土壤。这片土壤的配方中，既要有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也要有中华文明的整体思维;既要有市场竞争的效率驱动，也要有国家使命的价值引领;既要有全球视野的开放学习，也要有文化自信的原创自觉。在本节结束之际，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未来场景：五十年后，当世界某个角落的科学家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人们追溯其思想源头时，发现关键灵感来自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范式;当人类面临共同的危机，首先想到的是借鉴中国科技方案;当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到改变世界的科技突破时，其中必然包含着中国名字和中国智慧。到那时，“世界一流”将不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目标，而是一个自然呈现的状态。中国科技，将成为人类探索未知星空时，一片不可或缺的灿烂星域——它不独占光芒，而是与所有文明的光点交织成网，共同照亮人类前行的深邃宇宙。这条路从今天的选择开始，终点则是文明对自身可能性的永恒拓展。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强国富民的伟大征程中，唯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四个面向”，勇于改革创新，才能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让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科技的智慧和力量。
五、科技发展的注意事项：坚守底线与把握方向
科技像一把双刃剑，更像一条奔腾的大河：它能载舟，也能覆舟;能灌溉良田，也能冲毁堤坝。人类在追逐科技光芒的同时，若忘了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方向，就可能在狂飙突进中迷失自我。今日之中国，正处在科技大爆发的时代，创新的速度前所未有，变革的深度前所未有，风险的复杂度也前所未有。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冷静思考：科技发展究竟要走向哪里?我们要如何在追求强大的同时守住底线?如何在拥抱未来的同时不失去自我?这些问题，既是国家战略的命题，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考题。
科技的力量越大，责任越重;发展的速度越快，方向越重要。如果说创新决定中国能走多快，那么底线与方向，决定中国能走多远、走得多稳、走得多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以清醒的头脑、深邃的眼光和坚定的意志，审视科技发展的注意事项，为未来之中国点亮一盏既明亮又温暖的灯。
当普罗米修斯将天火盗予人间，他不仅赐予了文明温暖与光明，也悄然打开了那个以他盗火行为命名的“潘多拉之盒”——力量与风险、希望与灾难从此成为同一枚科技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人类历史的每一次科技飞跃，都伴随着类似的深渊凝视：核裂变既能点亮城市，也能毁灭文明;基因剪刀可以治愈顽疾，也可能重写生命的自然宪章;人工智能或将解放人力，亦可能重塑“人”的定义本身，甚至有可能让人类陷入万劫不复。我们正站在这样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临界点上：科技赋予我们的，已不仅是改造外部世界的工具，更是干预自身演化轨迹、甚至重塑存在本质的权限。此刻，发展的速度必须让位于方向的审度，创新的激情必须经由伦理的校准。因为失去方向的力量是危险的，而失去底线的奔跑，终将带领我们抵达谁也不想面对的深渊边缘。
历史上，中国智慧对此早有深邃的觉察。《中庸》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不仅是一种伦理理想，更可视为科技发展的元法则——如何在“利用自然”的进取与“敬畏天道”的谦卑之间，在“追求效率”的冲动与“保障公正”的担当之间，找到那个动态平衡的“中”点。这绝非保守的束缚，而是确保伟大力量能行驶在正确轨道上的“第一性原理”。当算法的意志开始影响亿万人的选择，当生物技术触及人类基因的底层代码，当虚拟与现实模糊了生存的边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温这种古老的智慧：没有方向指引的科技，如同没有罗盘的巨轮，速度越快，偏离航线、触礁沉没的风险就越大。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我们能跑多快，而在于我们清楚知道为何而跑、边界何在，以及如何确保奔跑的每一步都不会踩碎我们本应珍视的价值基石。
在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坚守发展底线，避免走弯路、犯错误，重点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坚持科技向善，防范伦理风险。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带来伦理挑战。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基因编辑等领域，必须建立健全科技伦理审查机制，划定科技发展的“红线”和“底线”。加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设，防范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问题;规范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严禁用于人类生殖目的;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建立多部门协同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防止生物技术滥用带来的安全隐患 。让科技始终在伦理轨道上运行，确保科技发展惠及人类、造福社会。
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科技安全底线。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和保障其他领域安全的基础 。在推进科技开放合作的同时，必须强化底线思维，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防止“卡脖子”风险转化为国家安全风险。建立科技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科研基础设施、数据资源等的安全保护。既要反对“闭关锁国”式的封闭发展，也要反对“盲目依赖”式的开放，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竞争力，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开放合作 。
三是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当前，部分新兴产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2024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3.6%，低于国际通行的合理区间 。必须加强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建立全国统一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避免地方和企业盲目跟风、重复建设。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鼓励各地立足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技术，形成全国一盘棋、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四是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创新文化。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必须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让创新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让科学家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五是警惕“孤岛效应”，加强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化协同。需防止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各自为战。应在国家层面强化 “总链长”统筹，构建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开放协同的现代化国家创新体系。
六是防范“浮躁风气”，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坚决遏制学术不端和“快餐式”研究。科研评价要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营造潜心钻研、追求卓越、甘坐冷板凳的科研文化。同时，要高度重视培养卓越工程师和大国工匠，让精湛技艺与前沿理论同等重要。
七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前瞻应对科技伦理与风险。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伦理审查和监管框架。坚持科技向善，确保技术进步在安全、可控、合伦理的轨道上运行，防范技术滥用带来的社会风险与伦理挑战。
八是避免“重硬轻软”，同步推进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科技强国不仅是器物层面的强大，更是制度和文化的强大。要在加大“硬投入”(设备、经费)的同时，更注重“软环境”的构建：包括公平高效的科研管理体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包容失败的创新氛围，以及全社会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价值追求。
当我们走到本节的末尾，或许会突然明白：科技的价值，不只在于它能让国家变得更强，让生活变得更便利，更在于它能否让人类变得更善良、更智慧、更自由。科技本身没有善恶，但人类的选择有;技术本身没有方向，但文明的价值有。守住底线，是为了不让科技反噬人类;把握方向，是为了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人类。未来的中国，必将在科技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但前行不是盲目的冲刺，而是有温度、有原则、有智慧的远行。愿我们在追逐创新的同时，不忘伦理的边界;在拥抱变革的同时，不忘人文的光芒;在迈向强大的同时，不忘人民的幸福。
当我们合上这一节，留下的不只是思考，更是一种警醒：科技可以改变世界，但只有人类才能决定科技改变世界的方式。愿中国的科技事业，在底线之上生长，在方向之中前行，在责任之中绽放，最终照亮强国富民的未来之路，也照亮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综上所述，科技发展的注意事项，归根结底是一场关于“责任”的文明成年礼。它要求我们从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成熟的“责任主义”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我们不再问“我们能否做到”，而是首先追问“我们应否去做”，以及“如何负责任地去做”。这意味着，底线不是创新的天花板，而是确保创新大厦能巍然屹立、福泽众生而非倾覆伤人的地基;方向不是限制探索的枷锁，而是照亮迷宫、防止我们在能力膨胀中迷失意义的北极星。未来的科技史诗，将由两种代码共同书写：一种是硅基的、二进制的计算代码;另一种是人文的、充满价值判断的伦理代码。最伟大的创新，将是那些成功将人文代码深度编译进科技内核的创造——让公平成为算法的预设，让包容成为设计的原则，让尊严成为任何技术应用不可逾越的红线。这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科技—伦理”共生体：让伦理学家提前进入实验室，让公众意见参与技术评估，让跨文化的价值对话影响标准制定。
最终，衡量一个文明在科技时代的伟大程度，将不仅仅看它攀登了多高的技术高峰，更要看它在下山时，是否为自己和后来者修筑了坚固的护栏;不仅看它创造了多么强大的工具，更要看它是否培养出与之匹配的、更强大的智慧、良知与责任感。当中国迈向科技强国之路，其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或许将不仅是某项颠覆性技术，更是一套能让强大科技与人类福祉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一种证明了文明有能力驾驭自身创造的力量，并指引其驶向星辰而非深渊的成熟范式。这条路，始于每一次对底线的坚守，成于每一个对方向的审慎把握。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也是对未来，必须做出的最重要承诺。
六、融合之道：让科技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肌体
科技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像一条奔涌的河流，只有汇入经济社会的大海，才能真正展现其磅礴力量。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跃升，都不是因为科技本身的出现，而是因为科技与社会肌体的深度融合——蒸汽机融入工业，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命;电力融入城市，点亮了现代文明的曙光;互联网融入生活，重塑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与思维结构。今日之中国，正处在科技与社会深度交织的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颠覆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产业、城市、乡村、政府治理乃至每一个家庭。科技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成果，不再只是产业中的工具，而是像血液一样，开始在经济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流动。然而，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重构。它既可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也可能引发新的矛盾;既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如何让科技真正融入经济社会肌体?如何让创新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让科技服务于强国富民的目标?这些问题，既是战略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更是未来之问。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让我们不得不翻开这一章，去探寻科技与社会融合的深层逻辑。
人类曾经历两次根本性的融合：一次是火与石器的融合，让工具成为肢体的延伸;一次是文字与权力的融合，让符号成为文明的载体。今天，我们正站在第三次融合的奇点前——科技不再是手中的工具，而是正在成为经济社会肌体本身会思考、会呼吸、会进化的“智能器官”。当我们谈论“融入”，已不是将计算机放入工厂那么简单，而是在目睹一个更为深刻的进程：算法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交感神经”，大数据开始扮演社会运行的“循环系统”，人工智能则可能发育为决策机制的“皮质中枢”。这场融合的本质，不是技术“进入”社会，而是技术与社会开始共享同一套生命密码。回顾历史，每次技术与社会融合的深度，都决定了文明跃升的高度。工业革命之所以能重塑世界，不仅因为蒸汽机提供了动力，更因为它催生了工厂制度、城市形态、阶级关系乃至时间观念的全面重构——科技彻底重组了社会的生理结构。今天，当数字技术宣称要“赋能”一切时，我们面对的挑战远超先辈：如何让科技从“赋能者”转化为“共生者”?当一座城市的交通、医疗、治理都依赖同一个智慧大脑时，当一个人的教育、就业、社交都由算法优化时，当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都运行在云端时，科技已不再是社会的外部工具，而成为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融合的深度，将决定我们创造的是更高效的工具文明，还是更智慧的共生文明。这条路，始于我们能否重新构想科技与经济社会的边界——不是模糊它，而是理解它们如何在新的生命维度上合而为一。
科技与经济社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复杂的“化学反应”。其理想路径是：市场需求和国家安全需求牵引技术创新 → 技术创新催生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 产业升级创造新需求、积累新资本 → 反哺更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
首先，在产业端：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的独特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首秀舞台”和“迭代沙盘”。例如，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国家级综合试验场，加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成熟与扩散。
其次，在区域端：打造如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般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形成“上海策源、长三角转化、全国应用”的梯次联动格局，破解创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问题。
最后，在国际端：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为纽带，将中国的技术、产品、标准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需求相结合，在解决当地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科技的增值与升级，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创新合作网络。
同时，在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赋能强国富民新实践中，我们要高度重视科研成果的深度转化，要始终明白科技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来实现，所以，必须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导向，推动科技成果更多更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各领域，并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壮大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制造业领域，推广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农业领域，发展智慧农业、精准农业，推广良种培育、节水灌溉等技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在服务业领域，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推动电子商务、智慧物流、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形成“研发-生产-应用-反馈-再研发”的良性循环，让科技成为产业发展的“发动机”。
二是推动科技与民生深度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医疗健康领域，推广远程医疗、智慧医疗技术，发展精准医疗、再生医学，提高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水平;在教育领域，发展在线教育、智慧教育，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社会保障领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保服务、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提高民生服务的精准性和高效性;在生态环保领域，发展污染治理、垃圾分类、碳减排等技术，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享有更蓝的天、更清的水、更绿的地。
三是推动科技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协调发展。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运用科技手段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科技投入，建设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和科技服务平台，推广适合当地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依托科技推动乡村振兴，让农村地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通过科技赋能，推动形成东中西部协同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推动科技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保障国家安全。围绕国家安全重大需求，强化科技支撑能力。在国防安全领域，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国防信息技术等，提升国防现代化水平;在能源安全领域，发展新能源、储能、智能电网等技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粮食安全领域，突破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网络安全领域，发展网络安全技术、数据安全技术，筑牢网络安全防线。让科技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压舱石”，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当我们读完这一节，或许会突然意识到：科技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炫”，而在于它有多“深”;不在于它能飞多高，而在于它能扎根多深。科技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实验室里的突破，而是来自它与经济社会肌体的深度融合——融入产业，让生产更高效;融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融入乡村，让发展更均衡;融入治理，让社会更智慧;融入文化，让文明更璀璨。
未来的中国，必将是一个科技深度融入社会的中国。但这条道路不会平坦，它需要我们以系统思维谋划全局，以创新精神推动变革，以责任意识守护方向。科技可以改变世界，但只有与社会同频共振，它才能真正成为强国富民的力量。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科技与社会融合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愿中国的科技事业，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穿越产业的峡谷，流经城市的平原，滋润乡村的土地，最终汇入民族复兴的大海。
当我们合上这一节，留下的不只是思考，更是一种期待——期待科技与社会的融合，能让未来之中国更加繁荣、更加智慧、更加美好;期待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科技的光芒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尊严。融合之道：让科技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肌体
当科技真正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肌体，我们终将明白一个古老的东方智慧：最高的技术是让技术“消失”的技术，最好的融合是让融合成为“自然而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并非技术的退隐，而是科技如同空气般弥漫于每一个经济细胞与社会神经，被需要却不被时刻感知，强大却从不喧宾夺主。这要求我们在追求“效率革命”的同时，并行一场“意义革命”——确保科技的每一次脉动，都在增强而非削弱人的创造力;算法的每一次优化，都在扩大而非缩小社会的包容性;数据的每一次流动，都在滋养而非侵蚀文明的多样性。
最终，深度融合将检验一个根本问题：当科技与经济社会血肉相连时，谁将定义“健康”的标准?是更高的GDP，还是更普遍的获得感?是更快的处理速度，还是更深层的连接质量?是更智能的系统，还是更智慧的人类?这场融合不应导致社会沦为技术的宿主，而应催生一种新的“社会-技术复合生命体”——在其中，科技提供进化的能力，而人类文明提供进化的方向与意义。当那一天来临，科技发展将不再被单独计量，正如我们不会单独计量自己的呼吸。“科技强国”的真正实现，将标志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纪元——在其中，强大不是因为我们掌控了多么高超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学会与技术共生共荣，共同演绎人类文明下一段壮丽的进化史诗。这条融合之路的尽头，或许正是人类重新发现自己、并重新定义“进步”的开始。
科技兴则国兴，科技强则国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念，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开拓进取的奋斗姿态，走出一条顺应国际潮流、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通过强化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创新生态、深化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让科技成为强国富民的强大引擎，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展望未来，我们正在步入一个 “深度科技化”的社会。科技将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到国家治理、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和文明形态的方方面面。对中国而言，建设科技强国，绝不仅仅是为了赢得一时一地的竞争，更是为了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新脉搏，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人类共同福祉开辟新境界。
这是一场需要战略耐心、历史定力和磅礴勇气的伟大征程。唯有坚持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重、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国家意志与市场活力共振，我们才能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让科技之光普照强国富民之路，最终建成一个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的世界科技强国。
关于发展振兴强大我国科技的几点战略思考与可行建议
纵观人类文明，科技始终是塑造国家命运的核心力量。从英国的蒸汽机到德国的内燃机，再到美国的信息技术，每一次科技革命都重塑了全球权力版图。当今世界正处于第六次技术革命的前夜，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变革，将决定未来百年的国运兴衰。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发展权的竞赛，更是一次跨越“千年兴衰周期”的历史性机遇。本思考与建议旨在跳出常规叙事框架，以最大胆的设想、最前瞻的思路，提出一套融合历史智慧、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的科技振兴系统方案，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我们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看，科技实力始终是国家兴衰的核心变量。英国凭借蒸汽技术率先开启工业革命，美国依托信息技术引领第三次科技浪潮。当前，全球科技竞争进入“体系化对抗”新阶段，科技自主权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从一般的战略选项提升为“不容有失”的战略基石。
科技，是国家命运之所系，是民族复兴之根基。一个国家的科技高度，决定其文明高度;一个时代的科技速度，决定其发展速度。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交汇点，科技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谁能在科技上领先，谁就能在未来格局中占据主动。
中国要实现强国富民、民族复兴，必须在科技上走出一条既顺应世界潮流、又扎根中国土壤、更具有原创性突破的新路。以下是几点战略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思考与建议。
一是以“科技文明观”重构国家战略：把科技提升到文明高度来认识。过去我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正确的，但还不够。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更大胆、更根本的理念：科技是一种文明形态，是国家竞争力的底层操作系统。一个国家的科技体系，决定其产业体系、军事体系、教育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甚至决定其文化影响力。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古希腊的数学与哲学，奠定了西方理性文明的根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英国凭借蒸汽机开启工业文明，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凭借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建立数字文明，成为全球领导者。因此，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把科技从“工具”提升到“文明”的高度来布局。基于此建议：设立“国家科技文明战略委员会”，由最高层直接领导，把科技、教育、产业、国防、文化等统筹起来，形成“科技文明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这是比“科技兴国”“创新驱动”更根本、更系统的顶层设计。
二是以“新三论”重塑科技发展观：从要素驱动转向体系驱动。传统科技发展观强调“人才、资金、项目”三要素，但未来科技竞争是体系竞争，必须提出新的“科技发展新三论”：1，原创理论突破论。没有理论突破，就没有真正的科技突破。例如：牛顿力学催生蒸汽机;麦克斯韦方程催生电气时代;量子力学催生芯片与信息时代。基于此建议：建立“国家理论科学基金”，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不考核论文数量，只看原创思想价值。2，关键共性技术论。未来产业竞争不是单点技术竞争，而是“共性技术平台”的竞争。例如：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体系基于其在材料、设备、设计软件等共性技术上的全面领先。基于此建议：建设10个“国家共性技术研究院”，聚焦芯片、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材料、能源等领域，打造“技术母机”。3，颠覆性场景牵引论。技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被场景“逼”出来的。例如：二战逼出了雷达、青霉素、计算机;阿波罗计划逼出了集成电路。基于此建议：设立“国家未来场景实验室”，如：2030年实现“无人化智能城市”;2035年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社会”;2040年实现“可控核聚变示范电站”;2049年实现“人类寿命可控延长”。用宏大场景牵引科技突破，这是美国、日本、欧盟都在做的事，中国必须做得更大胆。
三是以“科技特区”模式打造世界级创新高地：让创新拥有“制度试验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经验之一，就是设立经济特区。面向科技强国，我们需要更大胆的举措：建立“国家科技创新特区”，实行“科技一国两制”。在特区内：科研经费使用完全由科研人员自主决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团队所有;科研评价完全去“四唯”;人才引进不受编制、身份限制;创新企业可享受特殊税收政策;允许设立“科技银行”“科技法院”。这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而是制度创新。
历史经验：硅谷的成功不是因为政策，而是因为制度环境。深圳的崛起也证明了“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
基于此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建设3个“国家科技创新特区”，形成“创新金三角”。
四是以“科技人才新制度”打造世界人才高地：让中国成为全球创新者的首选地。人才是科技的第一资源，但传统人才制度已不适应未来竞争。必须进行颠覆性改革：1，建立“全球人才绿卡制度”。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来中国工作和创业，给予永久居留、税收优惠、科研启动资金等。2，建立“青年科学家终身支持计划”。对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科学家给予10—20年的长期稳定支持，不考核短期成果。3，建立“技能型科学家制度”。不是所有科技突破都来自博士，也可以来自技工、工程师。例如：德国的“双元制”培养了大量高水平技术工人，支撑其制造业强国地位。4，建立“科学家参政议政制度”。让顶尖科学家进入国家战略决策体系，提高科技决策的科学性。
五是以“科技+产业+资本”新模式打通创新链条：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难，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痛点。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机制：“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银行”。功能包括：为科技成果提供概念验证、中试、产业化资金;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建立全国统一的科技成果交易平台;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保险”，分担企业风险。这是全球首创的制度设计，将极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六是以“科技伦理与安全体系”保障科技健康发展：让科技向善、向安、向未来。科技越强大，风险越大。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与安全体系。基于此建议：设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建立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技术等领域的伦理红线;建立“国家科技安全预警系统”;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安全审查。科技必须在安全轨道上发展，这既是大国的责任，也是文明的要求。
七是以“面向2049的科技愿景”引领国家长期发展：让科技成为民族复兴的强大引擎。面向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我们需要一个清晰、震撼、可实现的科技愿景：到2049年，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成为引领未来科技文明的国家之一。具体目标包括：在基础科学领域实现10项以上颠覆性理论突破;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体系;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可控核聚变+新能源);实现人均寿命突破90岁;建成高度智能化、绿色化的未来城市。这不是空想，而是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的未来。
我们要全力走向一种新的科技文明。振兴中国科技，绝非简单的投入增加或项目叠加，而是一场涉及文化心理、制度设计、组织模式和评价标准的深刻革命。它要求我们既要补上“科学理性”的必修课，又要发挥“系统集成”的工程优势;既要尊重“自由探索”的个体价值，又要践行“使命导向”的国家意志。最终的愿景，是构建一种具有中国气质的新科技文明：它根植于“格物致知”的传统智慧，吸纳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在“四极”(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的广阔疆域中拓展人类认知边界;它以企业为主体、以人才为根本，通过“政产学研金”的螺旋上升，让创新如活水般在社会中自由涌现;它追求科技向善，以包容审慎的治理，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技强国，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依靠科技;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科技;中国要赢得未来，更必须依靠科技。我们要以最大胆的设想、最前瞻的思路、最务实的行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未来引领的科技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将改变中国，也将影响世界。(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11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