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 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 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 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 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
第七节 关于教育
教育，是国家的根、民族的魂、人民的未来。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高楼林立，也不在于一时的经济增速，而在于它能否持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能够推动文明进步、引领科技革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人。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国家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教育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沿着传统路径缓慢前行，还是以最大胆的设想、最深刻的变革、最前瞻的视野，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强国之路?答案，只能是后者。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强国富民的根本基石，是文明传承的核心纽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教育不仅承担着培育高素质人才的使命，更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民族精神、驱动创新发展的战略重任。当前，我国教育事业虽已实现历史性跨越，但仍面临“应试导向与素养培育失衡、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并存、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传统教育与数字转型融合不足”等深层次矛盾。立足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守正创新”为路径，构建“公平、优质、创新、融合”的新型教育体系，走出一条顺应国际教育发展潮流、契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振兴之路，为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和智力支撑。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习近平主席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系统性跃升的关键阶段。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以更高的历史站位、更宽的全球视野、更深的战略眼光，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矛盾与路径，开创一条既顺应世界潮流又扎根中国大地、既服务强国富民又成就个体生命的现代化教育新路。
人民幸福的根本路径，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从孔子周游列国播撒仁爱之学，到近代学堂开启救亡图存之路，再到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教育的形态虽变，但其"立德树人、赋能发展"的本质从未改变。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破解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教育体系，不仅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一、教育的本质内涵：唤醒生命自觉，成就完整的人
什么是教育?古今中外的智者给出了无数答案。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将教育视为唤醒人性向善的过程;捷克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夸美纽斯主张“教育即生长”，认为教育应顺应人的自然发展规律;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强调教育与实践的深度融合。这些观点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协同进步，是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实现个体潜能的充分释放与国家民族的永续发展。现代教育既是“成人之学”，也是“强国之基”。从本质内涵来看，教育具有三重核心属性：一是育人属性。这是根本，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完整的人”，既要有文化素养，更要有道德觉悟、健全人格和实践能力，正如蔡元培所言“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其二，社会属性。这是是使命，教育必须回应时代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古代书院培养经世致用之才，现代教育赋能科技创新，本质上都是教育社会使命的体现;其三，战略属性。这是是核心，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教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这一论述揭示了教育在强国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也不是功利化的学历获取，而是像苏格拉底“产婆术”那样，引导个体发现真理、塑造品格;像王阳明“知行合一”所倡导的，实现认知与实践的统一。真正的教育，既能让个体在知识海洋中汲取智慧，又能让其在时代浪潮中找准定位，最终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国家价值”的有机统一。
由此可见，教育的本质绝非简单的知识灌输或技能培训，而是“唤醒个体生命自觉”的育人过程。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倡导“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其“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人生历程描述，正是对“明自我、明他人”生命自觉的生动诠释。现代教育家叶澜提出“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强调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具有自主性、创造性与社会责任感的人。在西方，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注重启发思维;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强调经验与成长。中外先哲的智慧共同指向：教育的终极内涵是促进个体生命的整体性成长与完善，使其成为有文化、有觉悟、有素质、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完整的人”。
二、当前教育发展的时代方位：现状、矛盾、根源与使命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站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历史节点，我国教育已从规模扩张的“量的积累”迈入高质量发展的“质的跃升”新阶段。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时代方位，厘清现状特征、剖析核心矛盾、追溯深层根源、明确使命担当，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当前，中国教育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历史方位。从发展阶段的纵向坐标看，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且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进入普及化阶段，职业教育规模全球第一。从国际比较的横向坐标看，中国教育正从“跟跑”、“并跑”向部分领域“领跑”转变。中国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协议，表明我国在科技教育领域已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这标志着一个根本性转变：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解决“有学上”的规模问题，转化为满足“上好学”的质量与结构性问题，核心任务是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系统性跃升。
一是时代现状：从普及到提质的历史性跨越。我国教育事业历经数十年跨越式发展，已创造了14亿多人口大国教育普及的奇迹，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阶段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历史最高水平，2023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更是达到91.8%，标志着高中教育进入全面普及时代。在育人体系建设上，“五育并举”框架基本形成，德育为先、智育转型、体育素养提升、美育浸润、劳动教育强化的发展导向逐步确立。高等教育实现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跨越，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格局初步构建，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教育公平在受教育权利、财政投入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区域、城乡教育差距逐步缩小，学前教育普惠发展、特殊教育保障强化等政策落地见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理念正在转化为现实。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教育发展仍存在结构性短板，高质量教育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适配度有待提升，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
理解当前中国教育，需从成就、挑战与转型三个维度立体把握。1，成就维度：奠定教育强国基石的“三大突破”。首先，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取得新突破。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已然形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的学生培养目标正逐步成为现实。其次，在提供普惠优质公共服务上取得新突破。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已在2895个县域实现，学生资助体系实现全覆盖，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第三，在服务支撑社会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累计输送5500万人才，职业院校贡献了现代产业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高校已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2，挑战维度：亟待破解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在巨大成就背后，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愈发凸显，集中表现为“三重脱节”：(1)“育分”与“育人”的脱节：教育“内卷化”竞争加剧，工具理性压制育人本质。个别中学高三学生日均刷题量达200道以上，72%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校外培训热度不减，但科技创新课程占比不足，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在机械训练中被磨损。(2)“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一方面，学龄人口结构发生剧烈变动，部分地区小学新生数量锐减导致师资结构性过剩;另一方面，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僵化，难以精准适配区域发展和学生个性化需求。学科专业调整虽已加速(两年多调整比例超20%)，但与科技产业变革的速度相比仍有差距。(3)“传统”与“未来”的脱节：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学生过度依赖技术获取现成答案，导致批判性思维与价值判断能力不足。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但仍面临内涵泛化、评价功利化等“春天里的微寒”。3，转型维度：从“均衡普惠”到“精准适配”的范式升级。当前，教育改革的核心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资源配置的逻辑正从追求静态、均等的“均衡普惠”，转向强调动态、高效的“精准适配”。这要求建立与人口流动、产业升级、技术变革同步响应的弹性教育体系。
应该说，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领域，2024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普及水平稳居世界中上行列，“两基”攻坚目标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著。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稳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双一流”建设成效凸显，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职业教育体系规模全球最大。职业教育迎来发展黄金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深化，为制造业输送了数以千万计的技术技能人才，新能源汽车技师、精密数控操作员等岗位年薪已达20万元，远超部分白领收入。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全国高校思政课专职教师从2012年的3.7万人增至2024年的11.7万人，育人实效显著提升。这些成就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强国富民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成就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核心矛盾与突出问题。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1，应试教育惯性与素质教育落地的矛盾，分数至上的评价导向尚未根本扭转，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培育相对薄弱;2，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与教育公平诉求的矛盾，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依然存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面临体制机制障碍;3，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发展需求的矛盾，学科专业设置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适配度不高，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存在“两张皮”现象;4，传统教育理念与数字技术变革的矛盾，教育数字化转型缺乏系统性规划，技术赋能教育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核心矛盾是教育内卷化背后的三重困境。教育领域的诸多表象问题，根植于“内卷化”竞争这一核心矛盾，具体呈现为三重相互交织的困境。1，价值困境：工具理性对育人本质的异化。当教育被简化为升学的“敲门砖”和筛选的“标尺”，其“铸魂育人”的本质功能便被异化。单一的成功观(“唯名校论”)主导了社会心理，导致德智体美劳“五育”难以并举，学生的全面发展空间受到系统性挤压。2，公平困境：教育资源分布的结构性失衡。“内卷”并未消弭差距，反而可能成为阶层固化的“加速器”。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校际间分布不均的问题依然突出。例如，一些偏远地区学校的实验设备尚无法保障，数字化教学设备达标率不高。这削弱了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固有功能。3，发展困境：标准化生产与创新需求的冲突。统一的课程、教材、考试，在保障基本质量的同时，也容易抑制个性与创新的萌芽。当所有学生被推向同一条“考高分、进名校”的赛道，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大国工匠的早期培养和差异化成长路径便被严重忽视。
也就是说，我国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制约着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1，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失衡与配置不均。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和多样化、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的问题依然突出。教育资源的结构性与区域性失衡，制约了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全面提升。结构性与区域性失衡，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在师资力量、课程资源、教学设施与管理水平上仍存在显著差距。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地区和学校，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持续存在。高质量、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供给总体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也制约了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经费投入、师资水平、设施条件、课程资源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择校热”等现象背后，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供给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这已成为推动教育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障碍。在区域维度，学龄人口向中心城市、都市圈集聚与教育资源配置滞后形成矛盾，出现“流入地供给不足、流出地资源闲置”的结构性困境;在城乡维度，乡村与偏远地区学校“小、微、空”现象普遍，特色学科教师紧缺，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形成鲜明差距;在校际维度，普通高中分层加剧，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两种类型教育不相融通，难以匹配学生多样化的天赋潜能和个体禀赋。这种失衡直接催生过度教育竞争，“双减”政策虽旨在减负，但因资源供给未同步跟进，家长教育焦虑难以根本消解。2，全面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割裂的反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仍面临挑战，“五育并举”的育人体系尚待完善。在实践中，教育的工具属性与价值属性难以平衡，常被简化为知识传授与功利目标，出现“疏于德、偏于智、弱于体、少于美、缺于劳”的内生性问题。评价体系的异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科学评估机制，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仍以学业竞争为主导，学生学业负担较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被弱化。同时，教育惩戒机制缺失导致育人环境失衡，教师“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规则意识培育面临挑战。3，教育治理体系规范与活力的失衡。基础教育治理在规范与活力之间未能形成有效平衡。一方面，行政化干预过多导致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足，教育教学的内在活力难以充分释放;另一方面，部分区域治理缺位，对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尊重不够，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足。高中阶段职普分流政策实施中出现的发展不协调问题，普通高中同质化严重与职业教育“污名化”并存的现象，本质上是教育治理结构不适应人才培养多样化需求的集中体现。此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各方权责边界模糊，难以形成育人合力。4，教育公平与质量的结构性矛盾。城乡、区域、校际差距依然存在，部分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的师资、硬件设施与城市优质学校差距明显，“择校热”“学区房”等现象反映了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学前教育“入公办园难、入民办园贵”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特殊教育资源配置仍显不足。5，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深层次冲突。“唯分数论”“唯学历论”仍根深蒂固，考试指挥棒效应明显，导致学校教育偏重知识灌输而忽视能力培养，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足。杭州某幼儿园调查显示，80%的孩子参加“幼小衔接班”提前学习文化知识，反而养成了上课走神的不良习惯。6，教育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有待增强。当前我国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不足，学用脱节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学科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需求，课程内容偏重理论、轻实践，与真实工作场景和创新环境存在较大距离。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缺乏解决实际和复杂问题的能力，出现“高分低能”“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现象，影响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也削弱了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一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变革与科技发展的速度，导致人才培养的结构、质量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错位。“高分低能”、“学不致用”的案例折射出实践能力、综合素养培养的薄弱环节。如何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是教育必须回答好的现实命题。职业教育仍受“重学术、轻技能”的传统观念偏见，社会认可度不高，家长宁愿让孩子就读民办本科“混文凭”，也不愿选择优质职业院校，造成“技工荒”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并存的局面。7，育人模式僵化，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严重脱节。当前育人模式与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极不相适应，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仍以“讲授—接受”为主，课堂结构封闭、方法固化，填鸭式灌输在不少学校依然占据主导。学生往往在被动记忆中完成学习，缺乏主动探究、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系统训练。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培养与跟踪机制尚不健全，大中小学之间在课程体系、教学目标与评价方式上衔接不畅，导致具有特殊禀赋与发展潜力的学生难以获得持续、连贯、高水平的培养路径，难以有效支撑国家对基础研究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迫切需求。教学仍未从根本上摆脱“教师中心、教材中心、教室中心”的传统范式，“填鸭式”“灌输式”教学依然普遍。学生多处于被动接受与机械记忆的状态，主动探究、大胆质疑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培育不足。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系统培养方面，缺乏贯穿大中小学的连贯性设计与有效衔接机制，课程、师资、评价等环节存在断层，导致人才成长的“苗子”难以在关键阶段获得适宜土壤与引导，无法充分回应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对战略人才力量的迫切呼唤。8，教育价值取向遭遇功利主义侵蚀，“唯分数、唯升学”的指挥棒效应依然强劲。功利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导向依旧根深蒂固，考试成绩成为衡量教育质量与学生价值的核心甚至唯一标准。在这一指挥棒下，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常被视为“软任务”，在实际教学中被弱化、边缘化甚至被挤占。教育被窄化为解题技巧的反复训练，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无休止的机械刷题中被消磨，学习逐渐失去意义感与探索性。在此导向下，教育过程被严重窄化为“解题技巧”的训练与“标准答案”的追寻。本应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在实践中常常被边缘化、形式化。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原始创造力，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刷题与重复演练中被悄然磨蚀，人格的健全成长与生命的丰富体验为功利目标让路。9，群体性教育焦虑蔓延，导致“内卷”低龄化与学习异化，内卷化焦虑弥漫。升学竞争不断向低龄段延伸，从初中、小学下移至学前阶段，“抢跑式学习”“超前教育”成为普遍现象。学生被迫陷入题海战术、补习班与超前课程的多重压力之中，学习过程异化为对时间与精力的过度消耗，导致身心疲惫、兴趣萎缩，难以形成健康的学习心态与持久的发展动力。激烈的竞争压力已不合理地下移至小学乃至学前教育阶段。“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恐慌，驱使家庭与学校过早将孩子卷入知识灌输的赛道。题海战术、超前学习、过度培训成为常态，童年与青少年的闲暇、游戏、自主探索时间被严重挤压，学习本身的乐趣与内在动力被异化为对排位与分数的焦虑，身心健康面临严峻挑战。10，标准化、模式化倾向明显，与个性化、创新型成长需求相悖。模式化的死板与个性化的缺失使得教育毫无生气与活力。标准化考试、统一教材与单一教法强调一致性与可测性，却忽视了学生在兴趣、能力、性格与发展节奏上的个体差异。教育过程趋向“流水线化”，学生的独特潜能难以被发现，创新思维与独立表达受到抑制，不利于培养具有多元才能与鲜明个性的未来人才。过于统一的标准答案、教材体系与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在兴趣、禀赋、认知节奏与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的评价模式，不仅难以公正衡量多元智能，更无形中抑制了批判性思维、发散性思维与创新精神的萌芽，使得教育难以真正实现“因材施教”的古老理想。
三是问题根源的深度剖析。上述矛盾的根源，可从观念、体系与技术三个层面进行剖析。1，观念层面：社会心态与评价导向的惯性枷锁。“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激烈的职业竞争相结合，催生了普遍的“教育焦虑”。而“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则是这种焦虑在制度层面的直接反映，构成了最顽固的观念性障碍。2，体系层面：治理机制与资源调配的路径依赖。教育管理体系仍带有较强的计划性与静态特征。例如，教师编制管理刚性有余、弹性不足，难以适应生源跨区域快速流动的现实;学科专业调整的灵敏度虽已提升，但与市场需求的“即时适配”仍有距离。跨部门协同的数据壁垒，也阻碍了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决策。3，技术层面：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价值迷失。数字技术为教育公平与个性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实践中存在重“器”轻“道”的倾向。一方面，技术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另一方面，若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引领，技术应用可能沦为强化“题海战术”和监控管理的工具，而非激发探究、促进协作、赋能创新的平台。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是传统观念、制度设计、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历史文化根源来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功利观念影响深远。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本是鼓励通过学习实现社会价值，却在长期发展中异化为“读书只为做官、升学只为文凭”的执念，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历崇拜。这种观念导致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严重偏见，认为“学技术低人一等”，与德国“技术人才与学术人才同等重要”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从制度机制根源来看，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存在偏差。学校评价过度依赖升学率，部分教育管理者缺乏教育专业背景，将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导致学校为追求分数挤占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时。社会用人存在“唯名校”“唯学历”的懒政思维，招聘前台要求硕士学历、查询本科是否为985等现象屡见不鲜，倒逼学生陷入“为学历而学”的内卷怪圈。从资源配置根源来看，教育资源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师资向城市集中，农村学校面临“引不来、留不住”的困境;教育投入结构有待优化，对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仍需加大，区域教育资源调配缺乏弹性和动态调整机制。从社会环境根源来看，攀比文化引发的教育焦虑愈演愈烈。“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虚假宣传，让家长陷入盲目竞争，从胎儿期的"胎教"到幼儿园的"兴趣班"，再到中小学的"补习班”，孩子被剥夺了自主成长的空间。教培乱象虽得到遏制，但隐形变异的培训依然存在，进一步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和学生压力。问题主要根源;1，制度化教育的历史衍生性局限。我国现代教育体系源于高度制度化的发展路径，制度化在推动教育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同时，也天然孕育了不平等的基因。从历史演进来看，教育制度化进程中形成的等级性特征和筛选机制，在当代仍存在一定惯性影响，导致教育资源分配容易向优势群体倾斜。班级授课制追求效率的标准化、划一性特征，与新时代个性化、多样化的育人需求存在内在张力，难以充分满足因材施教的要求。这种制度惯性使得教育改革面临路径依赖，深层次调整阻力较大。2，评价体系单一，以分数、升学率为核心的功利化评价导向，扭曲了教育初衷。教育评价作为“指挥棒”，其改革滞后是诸多矛盾的核心根源。长期以来，“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导向难以根本扭转，科学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导致教育目标窄化，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被裹挟进升学竞争的漩涡，素质教育难以落地生根。同时，对教师的评价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未能充分激发教师投身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3，资源配置机制的结构性缺陷。资源配置不均，历史形成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导致教育公平仍面临挑战。教育资源配置未能完全遵循教育规律和人口流动规律，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投入轻效益”的倾向。优质师资作为核心教育资源，其城乡、区域流动机制不健全，待遇保障和发展空间的差异导致乡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加剧了教育差距。在供给侧结构上，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办学质量不高，与普通教育形成发展失衡，难以适应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此外，教育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机制尚未建立，难以快速响应学龄人口变化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4，教育生态的功利化扭曲。社会层面的功利化价值观对教育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被过度赋予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工具性价值，而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格精神的本质价值被忽视。家长的教育焦虑相互传导，形成“剧场效应”，迫使学生陷入“题海战术”和课外培训的循环，违背了教育规律和成长规律。这种功利化倾向也导致教育评价异化、学校办学同质化，制约了教育的多元发展和创新活力。5，社会观念滞后：“学历崇拜”“职业歧视”等观念加剧了教育焦虑。6，治理体系待优化：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尚需提升，各方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健全。
四是针对性破解路径与思路。
第一，核心战略：构建“四位一体”的教育发展新框架。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必须突破传统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确立“立德铸魂、公平普惠、创新赋能、产教融合”四位一体的宏观战略框架，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同质化发展”向“特色化创新”、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的系统性转变。1，立德铸魂战略：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立德的核心在于筑牢文化根基、塑造民族精神。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穿于教育全过程，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文化育人体系。摒弃文化教育“碎片化”“形式化”的弊端，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生活实践相结合，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确保教育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2，公平普惠战略：筑牢教育强国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也是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要以“资源均衡配置”为核心，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倾斜。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建立城乡教育共同体，通过教师轮岗交流、优质学校托管帮扶等方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聚焦特殊群体，完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残疾儿童等的教育保障机制，确保教育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推动教育公共服务向终身化延伸，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3，创新赋能战略：培育创新型人才的引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要改革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推行“探究式、项目式、合作式”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强化基础学科教育，加大对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投入，为科技自立自强储备后备人才。同时，拥抱数字技术革命，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个性化教学，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自身的发展。4，产教融合战略：打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通道。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产教融合是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路径。要打破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的产教融合机制。推动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增设新兴专业，调整传统专业。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开发课程、共同培养师资，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入学即入岗”，让教育真正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第二，宏观思路。针对上述问题，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精准施策、系统发力：1，健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展，建立城乡、区域师资交流轮岗制度，实现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统筹调配。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调配机制，优化学校布局，扩大城镇教育资源供给，支持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办好特殊教育学校 。通过数字化教育平台，将优质课程资源向农村和薄弱学校输送，破解资源分配不均难题。2，深化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唯分数、唯学历、唯论文”的评价导向，建立多元立体的教育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品德修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纳入评价核心。改变以升学率为核心的学校评价机制，引导学校落实五育并举，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规范社会用人行为，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人才评价标准，消除学历歧视，为不同类型人才提供平等发展机会。3，优化教育结构布局。巩固基础教育普及成果，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深化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引导高校找准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双一流”高校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前沿科技领域人才培养，地方高校侧重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完善职业教育升学通道，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让职业院校毕业生既有技能又有学历。4，创新育人模式。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摒弃填鸭式教学，采用探究式、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大思政课”品牌，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学科教学全过程。拓展实践育人空间，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组织学生参与红色研学、科技创新、志愿服务等活动，实现知行合一。从上面阐述我们可得出：教育根本出路在于系统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我们要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蓝图，坚持“以质图强、以治促强”，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具体方向包括：重构教育评价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生态。
第三，微观举措。八大工程破解教育发展实践难题。1，文化育人铸魂工程：筑牢青少年文化自信根基。(1)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文化育人课程体系，在中小学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内容涵盖诗词歌赋、传统技艺、历史典故等;在高校设立“中华文化通识课”，推动传统文化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2)实施“非遗进校园”行动计划，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讲座、工作坊，在学校建立非遗传承基地，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3)开展“红色基因传承”主题教育活动，利用革命老区、纪念馆等红色资源，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2，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工程：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1)实施“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计划，建立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的结对帮扶机制，推动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化、常态化，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2)推进“乡村教育振兴专项行动”，加大对乡村学校的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配齐配强音体美等紧缺学科教师，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3)建立“教育资源数字化共享平台”，汇聚优质课程、教学课件、名师讲座等资源，向农村、偏远地区免费开放，破解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难题。3，创新人才培养提质工程：培育拔尖创新后备人才。(1)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在重点高校设立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实验班，采用“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为基础研究培养高水平人才。(2)推行“中学生科技创新素养培育计划”，在中小学开设科技创新课程，建设校园创客空间，组织科技创新竞赛，激发学生创新潜能。3，建立“创新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改革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创新实践成果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升学、评优的重要参考。4，产教融合深化工程：打通教育与产业对接通道。(1)实施“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建设计划”，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在全国建设一批国家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推动高校、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深度合作。(2)推行“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行动”，支持高校与企业联合设立产业学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实训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3)建立“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机制”，鼓励高校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企业技术骨干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促进师资队伍的双向流动。5，教育数字化转型工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1)建设国家级智慧教育平台，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个性化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因材施教”的数字化学习方案。(2)实施“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计划”，开展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提升教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管理和科研的能力。(3)推进“智慧校园建设行动”，在学校建设智能教室、智慧图书馆、虚拟仿真实验室等设施，推动教学模式从“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6，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工程：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实施“职业教育专业升级与数字化改造计划”，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同步，重点建设一批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专业。(2)推行“职业教育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鼓励学生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升就业竞争力。(3)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激励机制”，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7，终身学习体系构建工程：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求。(1)建设“国家终身学习学分银行”，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为学习者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2)推进“社区教育普惠行动”，在城乡社区建设社区教育学院、老年大学等学习场所，开展各类文化、技能培训，满足居民多样化学习需求。(3)开发“终身学习数字化平台”，整合各类学习资源，为全民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学习渠道，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8，教育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强化教育发展制度保障。(1)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建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根本标准的评价体系，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顽瘴痼疾。(2)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3)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修订完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第四，使命担当：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民族复兴。首先，时代使命回归“三大属性”，履行强国之责。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中国教育必须牢牢把握并践行其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这是解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行动纲领。1，坚守政治属性，筑牢立德树人之魂。教育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根本方向。核心使命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时代新人。这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确保教育事业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2，践行人民属性，夯实教育公平之基。教育的人民属性体现了其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意味着要持续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特别要实施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同时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回应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美好期盼。3，彰显战略属性，担当支撑引领之责。教育的战略属性凸显了其功能定位。教育必须自觉承担起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具体而言：一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超前布局战略性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为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与科技支撑;二要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科教高效融汇，让高校真正成为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三要以教育之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中西部振兴等国家战略注入核心动能。其次，要切实从以下几个方面履行责任使命。1，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全面育人新格局。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完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改革，突破实践割裂困境，将德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体育素养培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推进美育浸润计划和劳动习惯养成计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第一标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育人水平，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建立与人口流动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向学龄人口流入区、乡村和偏远地区倾斜资源。通过集团化办学、师资流动、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破解职普融通难题，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吸引力，构建普职协调发展的教育结构，满足学生多样化成才需求。健全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3，创新教育评价与治理体系，激发教育内生活力。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惯性思维，构建科学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道德品质的考察。完善教育治理体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优化行政体制，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在规范与活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细化教育惩戒实施细则，明确惩戒边界，构建家校协同机制，形成育人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机制，强化高等教育龙头引领作用，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支撑。4，回归教育本质价值，营造健康教育生态。引导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人才观，破除功利化倾向，重塑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价值。深化“双减”政策落实，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和家长焦虑，让教育回归校园主阵地。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引导家长理性看待教育，尊重孩子成长规律，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利用技术赋能教育创新，丰富教育供给形式，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让教育真正成为点亮人生、成就未来的灯塔。
第五，价值意义：开创中国特色教育发展新路径。上述战略思路与举措，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需求，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通过立德铸魂战略，解决了文化育人“碎片化”的问题，夯实了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根基，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通过公平普惠战略，破解了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的难题，促进了教育公平，夯实了强国富民的社会基础;通过创新赋能战略，构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人才保障;通过产教融合战略，打通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通道，实现了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这些举措既注重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又强调基层落实的针对性;既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既立足当前破解教育发展的突出矛盾，又着眼长远筑牢教育强国的坚实基础。通过八大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培育大批高素质人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强国富民的伟大征程中，唯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勇于改革创新，才能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才能让教育真正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教育的智慧和力量。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站在新的时代方位，我国教育正经历从大国到强国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唯有直面矛盾、深挖根源、坚守使命，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成教育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
概而言之，当前中国教育所处的时代方位，是一个在巨大成就之上直面深刻矛盾、于历史性转折中承载光荣使命的关键阶段。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回归”与“升维”：回归“育人”初心，摆脱功利化、短视化的泥潭;升维至“战略”高度，将教育真正置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位置予以谋划和推进。唯有如此，中国教育才能穿越转型的阵痛，履行好为民族复兴奠基、为强国建设赋能的历史性使命。破解这些矛盾，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四重使命：其一，铸魂育人，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根基;其二，促进公平，缩小教育发展差距，保障每个公民享有优质而公平的教育机会，夯实强国富民的社会基础;其三，创新驱动，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为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其四，文明互鉴，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经验，推动中国教育理念、模式和标准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这四重使命相互关联、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
三、教育的重要性与战略价值：强国富民的根本支撑
教育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个体发展的范畴，成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战略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从强国维度来看，教育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近代以来，世界强国的崛起无不以教育为先导：普鲁士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实现工业崛起，成为欧洲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科技和技能人才，奠定了全球科技领先地位;日本明治维新后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普及教育，实现了从落后国家到工业强国的跨越。对中国而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今天，教育的战略意义更为凸显。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从2012年的34位跃升至2024年的第11位，背后是教育培养的千万科技人才的支撑。“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钱学森，当代航天英雄聂海胜、王亚平，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等，无一不是教育培养的杰出代表，他们用知识和智慧为国家强盛铸就了坚实根基。未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更需要教育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从富民维度来看，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教育能够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增加就业创业能力，是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数据显示，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平均收入是初中及以下教育劳动者的2.8倍，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不少技能人才年薪超过30万元。通过教育普及，无数农村孩子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从大山走向城市，从贫困走向富裕。同时，教育能够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共同富裕营造良好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从文明传承维度来看，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通过教育，甲骨文的神秘、唐诗宋词的意境、传统工艺的精湛得以代代相传;通过教育，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疫精神得以弘扬光大;通过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得以深入人心。教育让文化基因融入民族血脉，让精神力量凝聚民族共识，为强国富民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民族复兴的根基所在、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其价值体现于三个维度：一对国家：教育是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源头活水。历史上，普鲁士的义务教育为德国工业化奠定基础;二战后美国《国防教育法》助推其科技霸权。今天，中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依靠高质量教育培养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二对民族：教育是文明传承创新、文化自信自强的载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脉延续，得益于“诗书传家”的教育传统。新时代，教育必须承担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三对个人：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生出彩的根本途径。它不仅能赋予人谋生的技能，更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生命境界。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实是甜的。”
四、如何搞好教育、振兴教育：打造世界一流教育的战略路径
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一是构建"八大体系"，夯实教育强国根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全面构建八大体系，实现教育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1，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大思政课"品牌，引导学生坚定"三个自信"。2，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3，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双一流"建设，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4，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行现代学徒制，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5，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终身学习平台，支持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6，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推动教育与科技深度融合，加强高校科研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7，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待遇保障，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8，构建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二是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科学教育，设立科技特色试点学校，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和创新精神;推进"双减"政策落地见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设立交叉学科专业，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注重学术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在职业教育阶段，推行"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将企业岗位需求融入教学过程，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南宁市成立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中心，与高校合作推动人才早发现、早培养，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搭建平台，这一经验值得推广。2，推进评价体系全方位改革。建立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体系，对学生评价注重品德、知识、能力、素养综合考量，推行"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对教师评价突出教学实绩、师德师风和育人成效，破除"唯论文、唯课题"的倾向;对学校评价实行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借鉴芬兰教育评价经验，减少统一考试次数，注重形成性评价，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3，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提升教师准入门槛，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在高校建立教师培训基地，加强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培养。提高教师待遇保障，确保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改善农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吸引和稳定优秀教师。赋予教师更大的教育教学自主权，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4，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平台，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教学过程，实现个性化教学。开发数字化教材和在线课程，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弥补教育资源不足的短板。加强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提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
三是强化资源保障，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稳定在4%以上，优化投入结构，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农村教育和特殊教育倾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事业，支持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教育格局。加强教育法治建设，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建立教育发展监测评估机制，定期对教育强国建设进展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确保教育发展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四是坚持“以质图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1，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推进“五育并举”，确保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落到实处。推广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让学生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2，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待遇与社会地位，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3，拥抱数字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并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
五是坚持“以治促强”，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1，破除功利化评价：健全“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模式。中考、高考改革应增加对思维能力、创新精神的考查。用人单位应破除“学历崇拜”，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选人标准。2，促进教育公平：持续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阳光招生”、“双随机”编班等举措，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3，激发学校活力：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学校特色发展。清华大学“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便是打破本科教育功利化与内卷化的有益探索。
六是坚持扎根中国与放眼世界相统一。教育强国建设不能闭门造车。一方面，要植根本土实践，在解决中国真问题中构建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扩大教育开放，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五、发展振兴教育需注意的问题与事项：坚守教育初心与底线
教育改革是决定国家未来的战略性工程，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根本途径。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我国教育改革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多重维度中找准方向，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深思考推进制度创新与体系重构。当前，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矛盾交织、利益多元、风险叠加，任何一项重大举措都可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确立清晰的改革原则，以确保改革不偏向、不走样、不急躁、不松懈。振兴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坚守教育初心，避免走偏走样。
一是坚持正确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改革必须把价值引领放在首位，确保教育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教育必须为国育人、为民育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学校党组织建设，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在各级各类学校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所有教育改革不可动摇的“魂”与“纲”。
二是革新评价体系，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坚决扭转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片面导向，构建以学生发展为本、重视核心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多元评价体系，引导教育回归育人本源。
三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筑牢教育发展基石。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职业荣誉感和获得感，改革教师培养与管理机制，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为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关键支撑。
四是促进教育公平，扩大优质资源供给。我们要坚持公平与质量并重，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在追求教育质量的同时，必须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不能让教育成为加剧社会不公的工具。加大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缩小教育差距;保障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完善资助政策，让贫困家庭孩子、留守儿童、残疾学生等都能平等接受教育;反对教育歧视，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发展潜能。要着力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加大对薄弱地区和学校的投入与帮扶，通过信息化等手段促进资源共享，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
五是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培育创新人才沃土。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倡导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学习，加强科学教育、工程启蒙与跨学科融合，保护好奇心、激发想象力，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奠基。
六是防止“一刀切”：改革需充分考虑东中西部、城乡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我国东中西部在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显著，城乡之间也存在结构性落差。改革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鼓励地方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路径，避免用单一标准衡量多元实践。应鼓励地方和学校在遵循国家基本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开展差异化、特色化探索，建立“一地一策”“一校一案”的弹性实施机制，推动教育改革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七是避免“技术替代论”：人工智能是赋能教育的工具，而非目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但不能取代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核心是“铸魂育人”，技术应用必须坚守育人初心，坚持“技术向善”，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削弱教育的人文性与价值性。要防止技术应用脱离教育规律、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引领，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技术嵌入教育的根本尺度。
八是警惕“改革疲劳”：教育改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避免政策频繁变动导致基层无所适从，确保改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应建立稳定的改革预期和科学的评估调整机制，在坚持根本方向的前提下优化实施路径，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持续推进改革的合力。
九是强化风险防控：关注教育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心理、就业结构、教育公平等次生影响，做好预案，确保平稳过渡。教育改革会对社会心理、就业结构、人才流动等产生深远影响。在推进重大举措时，必须加强前瞻性研判，全面评估可能出现的次生风险，建立健全预警与应对机制，确保改革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平稳推进。必须建立教育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干预体系，对可能出现的矛盾早发现、早研判、早化解，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教育的稳健转型。
十是以人民为中心：教育改革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公平、多样化教育的期待，把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作为核心任务，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十一是服务国家战略：教育体系必须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同频共振，通过改革增强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对创新驱动的贡献力、对社会进步的引领力。
十二是遵循教育规律：改革不能脱离教育自身的规律，更不能违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要坚决避免急功近利。教育是慢的艺术，人才培养需要长期积累，不能急于求成。要尊重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避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行为;反对将教育简单功利化，不能把升学率、就业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效的唯一标准;摒弃"重分数、轻素质"的错误倾向，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正如陶行知所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需要耐心浇灌、精心培育。要坚持科学施策，注重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式改革对教育生态造成冲击。
十三是强化系统协同：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等多个主体。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与部门协同，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贯通的改革合力。
十四是保持教育自主性，避免盲目照搬国外模式。建设世界一流教育，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要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中国的教育发展道路。既要吸收西方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有益经验，也要保持中国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如思想政治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基础知识扎实等，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体系。
十五是防范教育商业化、资本化倾向。教育是公益事业，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不能让资本过度干预教育。坚决遏制教育乱收费、乱办班等现象，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防止民办学校过度追求利润;维护教育的公平性和普惠性，避免教育成为少数人特权的工具，确保教育资源向全体人民开放。
以上十五个方面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系统工程：方向是统领，评价是牵引，教师是关键，公平是底色，课程是载体，实施需因地制宜，技术应服务于人，改革要持之以恒，风险须全程防控。只有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方能推动我国教育健康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现代化。这十五个方面既是教育改革的原则，也是我们在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事项，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整体性逻辑框架。从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从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使命，到遵循教育规律的科学精神;从强化系统协同的治理理念，到防止“一刀切”的实践智慧;从避免“技术替代论”的人文坚守，到警惕“改革疲劳”的战略定力;再到强化风险防控的底线思维，它们既立足当下教育发展的现实挑战，又着眼未来教育强国建设的长远目标。只有在改革全过程中始终坚守这些原则，才能确保教育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真正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富民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六、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培养新型建设者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必须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围墙，实现产教融合、学用结合。教育的价值最终要通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来体现。必须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推动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我们首先要在宏观层面建立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围绕国家战略急需，超常布局前沿学科专业。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之所以成功，核心在于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其次要在中观层面鼓励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实践基地。上海财经大学与互联网企业共建数字经济学院，联合开发教材、建设实验室，便是将产业前沿引入课堂的典范。最后在微观层面强化实践教学与劳动教育。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项目，让学生连续8年为视障群体制作有声电影，实现了专业实践与社会服务的完美结合，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担当。要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历练成长，最终成为“有文化、有觉悟、有素质、有实际工作能力”的社会新型建设者与劳动者。
具体的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一要建立教育与产业需求对接机制。加强教育规划与产业规划的统筹协调，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机制，定期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引导各级各类学校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高等院校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增设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专业，减少供过于求的专业招生规模。职业院校要紧密对接当地产业，与企业共建专业、共编教材、共组师资，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毕业即就业”。例如，桂电南宁研究院与地方政府合作，结合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培养研究生3000余人，成为产教融合的成功范例 。
二要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基础教育阶段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高等教育阶段推行“产学研用”一体化培养，要求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或企业实践，积累工作经验;职业教育阶段实践教学时间占比不低于50%，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技能。建立一批校外实践基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资源，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平台。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设立创新创业基金，支持学生开展创业项目，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三要培养"四有"新型建设者。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有文化、有觉悟、有素质、有实际工作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劳动者。有文化，就是具备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有觉悟，就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有素质，就是具备健全的人格、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身心素质;有实际工作能力，就是具备适应岗位需求的专业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课堂教学、实践锻炼、文化熏陶等多种途径，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让学生既能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又能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四要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打破学校、家庭、社会"三不管"的壁垒，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与家庭、社会的沟通合作;家庭要履行教育责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注重言传身教，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社会要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企业、社区、科研院所等要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成长空间，媒体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定期开展交流合作，形成育人合力。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质量提升为核心，以公平普惠为底线，全面建设世界一流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振兴，培养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强国富民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让教育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让每个个体都能通过教育实现人生价值，让中国在教育强国的支撑下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我们要以教育之强，铸就强国之基、富民之本。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必须以“百年树人”的历史耐心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通过系统性、深层次、创新性的改革，必将能够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永不枯竭的人才支撑与智力源泉，真正实现以教育之强，铸就强国之基、富民之本的宏伟目标。
关于搞好中国教育的几点战略思考与可行建议(战略咨询稿)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民族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人才竞争进入“体系化比拼”的新阶段，我国教育必须以更大胆的设想、更新颖的观点、更前瞻的思路推进系统性重构：从“知识传授导向”转向“能力与人格导向”，从“单一学校供给”转向“全社会协同育人”，从“标准化批量培养”转向“个性化精准发展”，从“考试评价驱动”转向“成长证据驱动”。本文提出若干战略判断与可操作建议，旨在为中央领导和教育部提供决策参考，推动教育振兴，助力强国富民。
一、战略判断：教育正进入“范式转换”的历史关口
一是世界教育正在从“2.0学校教育”迈向“4.0终身学习生态”。工业时代形成的“学校—课堂—教材—考试”体系(可称教育2.0)，在数字时代正在升级为以学习科学、数据智能、终身学习为核心的教育4.0：1，学习主体：从“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建构者、问题解决者、创造者”。2，学习时空：从“校园内、课堂上、青少年期”扩展为“随时随地、贯穿一生”。3，学习内容：从“学科知识覆盖”转向“核心素养+跨学科能力+数字素养+伦理责任”。4，学习方式：从“讲授记忆”转向“项目学习、探究学习、同伴学习、AI协同学习”。5，学习评价：从“一次性分数”转向“过程性证据、能力表现、成长画像”。谁先完成教育体系从“分数机器”到“成长引擎”的跃迁，谁就能在未来几十年的人才竞争中占据主动。
二是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升级为“高质量多样化需求”与“供给结构不匹配”。当前教育的突出问题，表面是“内卷”“焦虑”“负担重”，深层是结构性错配：1，家长与社会对“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创新能力、幸福人生”的需求快速上升;2，但供给端仍以“单一升学通道、统一课程进度、标准化评价”为主，导致资源集中在少数赛道，学生发展被挤压。不改革评价与供给结构，只在作业量、考试次数上“修修补补”，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焦虑，也难以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
三是未来国力竞争的核心是“人才体系竞争力”，不是“单个天才”。现代竞争已从“点上突破”转向“体系作战”：基础研究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创新生态、国家治理能力，都依赖大规模高质量人才供给与人才结构优化。教育必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同时尊重个体发展规律，实现“国家目标”与“个人成长”的统一。
核心理念：以“立德树人”为魂，以“能力与人格”为本，以“终身学习”为纲。
一是回归教育本质：成人比成才更根本，人格比分数更长远。古今中外的教育智慧，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人格与能力统一);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与善的优先性);苏霍姆林斯基(前苏联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教育的本质是心灵的唤醒。”(情感、价值观、精神世界);爱因斯坦：“教育不是在学校里学到什么，而是离开学校后还剩下什么。”(能力与品格的留存)。建议：将“立德树人”从口号落实为可观察、可培养、可评价的“人格与价值观发展指标体系”，贯穿课程、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与家庭教育。2，确立新时代中国教育的“四梁八柱”。以面向科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原则，构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核心框架：(1)四梁：①价值塑造(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法治意识、科学精神);②能力发展(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沟通协作、终身学习);③知识结构(基础扎实、学科融通、面向前沿);④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心理韧性、审美素养、劳动意识)。(2)八柱(关键支撑机制)：①课程体系;②教学范式;③教师发展;④评价改革;⑤数字基座;⑥资源供给;⑦治理体系;⑧家校社协同。
三、战略设想：构建“一体两翼三平台”的未来教育新体系
一是“一体”：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终身学习体系(国家学习体系)。把教育从“学校教育”扩展为“国家学习体系”，人人拥有可携带、可累积、可转换的学习账户与成长档案。1，建立“国家学习账户”与“学习成果银行”。(1)账户记录：课程学习、项目实践、竞赛科研、志愿服务、劳动经历、职业资格等。(2)成果银行：学分互认、证书转换、经历背书，打通学校—社会—企业—在线平台。(3)关键突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分互认、学历与非学历成果等值转换，让学习不再“一条路走到黑”。2，推行“成长画像”替代单一排名。成长画像包含：能力雷达图、兴趣发展曲线、项目作品集、教师与同伴评价、心理与体质数据等。目标：让每个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让社会看到多元成才路径。
二是“两翼”：学校教育现代化 + 社会教育体系化。翼一：学校教育现代化——从“课堂中心”到“学习中心”。1，重构课程：减少“灌输型内容”，增加“探究型任务”;建立跨学科课程群(如，AI+、工程+、生命+、人文+)。2，重塑教学：推广项目学习、问题驱动学习、情境学习;教师从“讲授者”变为“学习设计师与教练”。3，重建空间：教室从“排排坐”变为“协作空间、实验空间、创造空间”;校园成为学习社区。翼二：社会教育体系化——把全社会变成“大学校”。1，国家社会教育资源目录：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企业研发中心、科研院所、乡村基地等统一纳入公共教育资源。2，“社会导师”制度：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工匠、艺术家、乡村带头人等担任学生长期导师。3，“实践学分”刚性化：每个学段必须完成规定时长的真实社会项目(科研助理、社区服务、企业实习、乡村实践等)。
三是“三平台”：数字教育平台、创新人才平台、教育治理平台。平台一：国家教育数字基座(教育大脑)。1，统一标准：学习数据、课程资源、评价指标、学分体系统一接口。2，智能服务：个性化学习推荐、学习诊断、作业与考试智能命题与批改(同时严格隐私与安全)。3，教师赋能：AI备课、课堂观察、教研支持，让教师把时间用在“育人”而非“事务”。平台二：国家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从小学到研究生贯通)。1，建立“少年科学院—青年实验室—国家创新工坊”贯通体系。2，推行“科研导师制+项目制学习”，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成长。3，与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龙头企业共建“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平台三：教育治理现代化平台(法治、数据、标准)。1，建立教育标准体系：课程标准、教学标准、评价标准、资源标准、教师专业标准。2，数据驱动治理：办学质量监测、区域均衡监测、学生发展监测。3，放管服结合：给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同时强化质量问责与信息公开。
四、关键改革：以评价改革为“牛鼻子”，牵引全链条重构
一是高考改革要从“科目调整”走向“能力导向+多元录取”。1，保留高考的公平性与权威性，但增加能力性、探究性、项目性考查。2，推行“高考成绩 + 成长画像 + 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3，探索“专业能力等级考试”与高考并行，为不同类型人才提供通道。
二是建立“学业质量标准 + 表现性评价”的学校评价体系。1，减少纸笔考试频次，增加项目作品、实验操作、口头表达、团队协作等表现性任务。2，推行“学科学业质量等级”，淡化排名，强化诊断与改进。
三是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政绩观与社会观。1，地方政府教育考核重点转向：学生身心健康、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教育公平、教师发展。2，媒体与社会宣传多元成才故事，营造“健康成长比名校更重要”的文化氛围。
五、可行建议(可操作清单)
建议一：实施“国家学习账户与成果银行”工程(试点先行)。选择若干省市与高校试点，建立统一学分与成果标准。2，2—3年内形成可复制模式，5年内全国推广。
建议二：启动“未来学校”建设行动(千校示范)。1，建设1000所未来学校示范校，重点突破课程、教学、评价、空间、数字基座。2，形成中国未来学校标准体系，向全国辐射。
建议三：推行“教师队伍能力跃升计划”。1，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学分制，强制与自愿结合。2，重点提升教师的学习科学素养、跨学科教学能力、数字化教学能力与育人能力。3，完善教师待遇与激励机制，让优秀教师安心从教、热心育人。
建议四：构建“国家创新人才贯通培养体系”。1，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建立“少年科学探究项目”。2，高校与科研院所开放实验室，设立“中学生科研助理计划”。3，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实行长周期培养与稳定支持。
建议五：建立“社会教育资源国家统筹机制”。1，由教育部牵头，联合文旅部、科技部、工信部、国资委等，建立国家社会教育资源库。2，推动企业研发中心、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向学生常态化开放。
建议六：制定《国家终身学习法》，完善教育法治体系。1，明确终身学习的国家责任、社会义务与个人权利。2，规范学分互认、成果转换、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我们要以教育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面对未来，中国教育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系统重构的智慧、久久为功的定力。唯有坚持立德树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能力与人格为本，以终身学习为纲，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体系，才能为强国富民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让中华民族以更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下思考与建议大胆、创新、前瞻，也求真务实，并切实可行，希望能为中央领导和教育部决策提供参考咨询。
一要重新定义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生成”与“人格塑造”。教育的本质，不是把学生变成储存知识的容器，而是让他们成为能够创造未来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真正的教育不是把人培养成某种固定用途的工具，而是培养其全面发展的人格与能力。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这些伟大的思想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应试机器。因此，今天我提出一个新的教育定义：教育，是通过知识、文化、实践与价值引领，促进人的能力生成、人格完善与精神成长，使其能够铭记过去、适应现实、创造未来、引领时代，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这一定义包含四层含义：一是能力生成：不是记住知识，而是会运用知识、会解决问题、会创新创造。二是人格完善：有道德、有责任感、有健全的心理、有独立的思考。三是精神成长：有理想、有追求、有家国情怀、有人类关怀。四是目标实现：能将所学与实际有机结合，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并始终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及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实现国家及人类目标过程中实现自己社会与人生最大价值。我们只有重新定义教育，我们才能跳出“唯分数”“唯学历”的牢笼，真正走向教育强国。
二要彻底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从“指挥棒”入手，重塑教育生态。评价体系，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错方向，整个教育体系都会跑偏。当前我国教育的许多问题——学生负担过重、素质教育难以落实、创新人才缺乏、职业教育不受重视——都与评价体系密切相关。因此，我提出以下大胆建议：1，取消中考、高考的“唯分数论”，建立“多元智能评价体系”，借鉴哈佛大学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的智能包括语言、逻辑、空间、音乐、运动、人际、内省、自然观察等多种，不能用单一分数衡量。(1)高考成绩不再是唯一录取依据，而是与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实践能力、创新成果、道德表现等综合考量。(2)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生成长档案”，记录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实践活动、科研创新、志愿服务、劳动表现等。(3)高校根据自身定位自主选择评价维度，如：研究型大学侧重创新能力与科研潜力;应用型大学侧重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艺术体育类院校侧重专业技能。这一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分分计较”的教育生态。2，建立“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取代以升学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对学校的评价，应包括：(1)学生身心健康水平;(2)学生创新能力;(3)学生综合素质;(4)教师专业发展;(5)学校课程质量;(6)社会满意度。而不是简单看升学率。3，改革用人制度，破除“唯学历”“唯名校”。许多单位招聘时盲目要求“985”“211”“硕士博士”，导致学历膨胀、教育内卷。为改变这种状况，建议：(1)国家立法规范用人单位的学历要求，禁止“学历歧视”。(2)推动建立“能力本位”的用人制度，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具有同等效力。(3)鼓励企业建立基于能力和绩效的晋升机制。评价体系改革，是整个教育改革的牛鼻子。抓住它，就能带动整个教育体系的深刻变革。
三要重构教育体系：从“单一路径”转向“多元发展通道”。当前我国教育体系过于单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有人都挤向普通教育、学术教育的狭窄通道，导致职业教育被边缘化，创新人才难以脱颖而出。我建议构建一个“多元、开放、互通”的教育体系：1，建立“三条主线”并行的教育体系。(1)学术型教育：培养科学家、工程师、学者等创新人才。(2)应用型教育：培养工程师、设计师、管理人才等。(3)技能型教育：培养高级技工、工匠、技术人才等。三条路径地位平等、待遇平等、发展机会平等。2，打通三条路径之间的“立交桥”。学生可以在不同阶段自由选择转换路径，例如：中职学生可以升入应用型本科或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学生可以考取学术型研究生;学术型学生也可以转向技能型教育，学习一技之长。这样可以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3，建立“中国特色学徒制”。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建立“学校+企业”共同培养的学徒制：(1)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一半时间在企业接受实践训练;(2)企业参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培养;(3)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
这将有效解决“技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
四要重塑课程体系：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与“能力本位”。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载体。要培养未来的创新人才，必须彻底改革课程体系。我建议构建“四大课程板块”：1，基础素养课程。包括语言、数学、科学、人文等，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2，关键能力课程。包括：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沟通协作、数字素养、问题解决能力。这些能力是未来社会最核心的竞争力。3，实践与创新课程。包括：科学实验、项目式学习、科技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创造中成长。4，价值引领课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健全人格。通过课程改革，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
五要打造世界一流教师队伍：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我建议：1，大幅提高教师准入门槛。教师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教育情怀、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1)将教师学历要求提高到硕士及以上;(2)建立全国统一的教师职业资格考试，注重实践能力和教育理念;(3)加强教师教育，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学校”。2，提高教师待遇，让教师成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1)确保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2)改善教师住房、医疗等保障;(3)对农村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给予更高补贴;(4)建立教师荣誉制度，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3，赋予教师更大的教育自主权。教师有权自主设计课程、选择教学方法、开展教育创新，而不是被行政指令束缚。
六要拥抱教育数字化：用科技重塑教育未来。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与科技深度融合。我建议：1，建设“国家教育大脑”。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全国统一的教育智能平台：(1)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2)为教师提供教学诊断和专业发展建议;(3)为学校提供教育质量监测;(4)为政府提供教育决策支持。2，推广智慧课堂、个性化学习。(1)利用AI技术实现“因材施教”;(2)开发高质量数字教材和在线课程;(3)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共享，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优质教育。3，加强学生的数字素养教育。让学生学会使用AI工具、数据分析工具，培养未来社会的核心技能。
七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教育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建议：1，明确家庭的教育责任。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培养，而不是盲目追求分数。2，社会要为教育提供支持。企业、社区、科研院所等要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成长空间。3，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学校、家庭、社会定期沟通合作，形成育人合力。
八要坚持中国特色，面向科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吸收世界先进经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我建议：1，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智慧。如，孔子的“因材施教”;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将其与现代教育理念结合，形成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2，扩大教育对外开放。(1)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2)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3)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3，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既不是照搬西方，也不是固守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放中自主。
教育强国，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之路。教育，是最基础、最持久、最深远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教育;一个民族的复兴，取决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如果我们能够以最大胆的设想、最深刻的变革、最前瞻的视野，推动教育振兴，那么：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中心;中国将在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引领世界;中国人民将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早日实现。
教育兴，则中国兴;教育强，则中国强。这，就是我对中国教育未来的战略思考与良心建议。(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9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