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第六节关于文化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文化复兴是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面临“传统与现代割裂”、“供给与需求错配”、“价值认同与全球传播失衡”等多重结构性矛盾。本文提出，必须超越将文化视为静态遗产或孤立产业的传统思维，开创性地构建一个以“文化生态共同体”为核心的新范式。该范式将中华文化视作一个具有自我更新、多元共生、内外循环能力的生命系统，旨在通过“创造性守护”传承传统，通过“价值性转化”振兴当代，通过“融合性发展”赋能未来，最终走出一条以文化内生力驱动社会全面进步、以文明感召力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文化强国之路。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纵深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基因密码”，也是驱动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世界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交汇点，厘清文化本质、审视发展现状、破解深层矛盾、探索建设路径，将中华文化打造为世界一流文化，实现文化建设与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既是新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更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是精神根基，也是发展动能，更是文明标识。当前，我国文化建设虽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仍面临“古今衔接不畅、中西互鉴失衡、供需匹配不足、安全防线不牢”等深层次矛盾，亟需以系统性思维、创新性举措破解发展难题。立足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构建“传承有根、创新有力、文明有序、惠民有感、发展有势”的文化发展新格局，走出一条顺应国际潮流、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之路。
文化是强国富民的灵魂工程。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基因密码，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文化不仅关乎精神家园的丰盈，更直接关系到强国富民的战略全局。本章节旨在深入剖析文化的本质、审视当前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短板，并提出一套既顺应国际潮流又扎根中国土壤的文化发展新路，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一、文化本质内涵：文明基因、精神纽带与发展动能的辩证统一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多元，但其本质可归结为“人类共同创造的意义系统”。从本质而言，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淀形成的文明基因、精神纽带与发展动能的有机统一体，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最早将文化概括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在中国语境下，文化更强调“文以载道，化育人心”。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强调文化是民族自我认同的精神纽带;梁漱溟则视文化为“生活的样法”，即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从甲骨文“文”字的象形表意，到《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经典阐释，中华民族对文化的认知始终贯穿着“人化”与“化人”的辩证逻辑。文化内涵一般包括：1，价值层面：如中华文化中的“仁爱、诚信、和谐、大同”等核心价值;2，符号层面：如汉字、书法、京剧、节气等象征体系;3，实践层面：如礼仪习俗、节庆活动、非遗技艺等生活方式;4，精神层面：如民族性格、审美情趣、道德追求等。其核心内涵体现在三个维度：1，文化是民族的“基因身份证”，承载着文明传承的核心密码。辛鸣教授指出，文化作为非生物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中西方人虽共享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形态，但价值追求与行为逻辑的差异，根源正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从商周青铜文明的“敬天保民”理念，到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伦理，从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墨家“兼爱非攻”的处世之道，这些文化基因经过五千多年的淬炼，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正如良渚玉琮的纹饰跨越五千年仍能引发共鸣，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气势至今震撼世界，文化基因的传承让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明辨识度。2，文化是人的“精神世界”，界定着人类超越生物性的价值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文化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产物。中国古代“化性起伪”的哲学思想同样揭示：人并非生而为人，而是在文化的滋养与教化中实现精神的升华。从孔子周游列国传播仁爱之道，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初心;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家国情怀，到钱学森“国为重，家为轻”的赤子之心，文化始终在塑造着人的精神品格，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缺乏文化滋养的精神世界如同荒芜的土地，而丰富的文化供给则能培育出昂扬奋发的民族气质，这正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的深刻内涵。3，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构成综合国力的核心竞争力。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中国古人对文化软实力的朴素认知。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对世界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等文化产品占据全球75%的影视市场，其文化扩张背后是价值观的全球传播;而中国的太极拳、中医药、茶文化之所以能风靡世界，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东方智慧满足了人类对健康、和谐的共同追求。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发展主动权。文化本质上是“动态的、开放的、可创造的”。它既需要传承历史根脉，又必须与时俱进，通过创新转化赋予时代活力。正如孔子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的生命力正体现在这种“旧邦新命”的创造性进程中。
二、我国文化建设的时代方位：现状、问题、矛盾与使命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是在文明转型中重塑文化主体性，在大国竞争中筑牢文化安全线，在民生升级中满足精神新需求。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传统文化“活化”不足与现代社会需求脱节的矛盾，大量文化瑰宝仍停留在博物馆陈列、文献记载层面，未能转化为当代人可感知、可参与的精神产品;二是西方文化渗透与本土文化认同弱化的矛盾，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蔓延，年轻一代文化身份认知亟待强化;三是文化供给总量充裕与结构性短缺的矛盾，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基层群众、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未能充分满足;四是文化产业规模扩张与质量效益偏低的矛盾，同质化产品泛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稀缺。
破解这些矛盾，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三重使命：其一，赓续文明基因，让“文明蒙尘”的历史遗憾彻底终结，推动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其二，巩固文化安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抵御外部文化渗透，筑牢国家治理的精神屏障;其三，赋能强国富民，以文化繁荣促进精神富足，以文化产业带动经济提质，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这三重使命相互交织、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
一是总体成就：在守正创新中实现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文化自信层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文化事业层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1，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文化产业营收达19.14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37.7%;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9.8%，占消费支出的11.3%。2，文化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如游戏《黑神话：悟空》融合中国神话与现代技术，赢得全球市场;《三体》《流浪地球》等IP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3，公共文化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县级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基本全覆盖，“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空间涌现。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文化馆3503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万余个，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在文化产业层面，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突破5.6万亿元，占GDP比重达4.5%，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等文化产品成功“出海”，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在文化遗产保护层面，良渚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等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昆仑谣工程”等数字文化实践推动文化遗产实现活态传承，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二是主要矛盾与深层问题。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文化建设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制约着文化强国建设的步伐：首先，文化供给与人民多样化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文化产品存在“同质化严重、精品稀缺”的问题，一方面，低俗化、娱乐化的内容充斥部分网络空间，另一方面，反映时代精神、具有思想深度的经典作品供给不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生产的电视剧超过1.5万集，但豆瓣评分8分以上的作品占比不足5%，而低俗短视频的日活跃用户却突破6亿，反映出文化供给的质量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期待存在差距。其次，文化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要求的差距。我国文化产业仍以“资源依赖型”为主，原创能力不足，核心创意、高端人才、技术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以文化IP为例，美国迪士尼凭借“漫威宇宙”“冰雪奇缘”等原创IP创造了千亿美元级市场，而我国多数文化IP仍停留在传统文化符号的简单复刻，缺乏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再次，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家综合实力的“落差”。当前我国文化传播仍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明显——全球互联网英语内容占比超过90%，而中文内容占比不足5%，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解读仍主导着部分国际舆论。尽管李子柒等博主通过生活化场景传播中国文化获得成功，但这类自发式传播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难以形成整体传播效应。第三，文化建设与文明建设的融合不足。部分地区存在“重文化形式、轻文明内涵”的倾向，文化场馆建设追求“高大上”但使用率偏低，传统文化传承停留在“穿汉服、过古节”的表层形式，而诚信建设、公共礼仪、生态伦理等文明素养的培育未能同步跟进，导致“有文化、缺文明”的现象时有发生。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具体问题表现为：1，文化供给“量丰质欠”。(1)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网络文学“套路化”开篇，影视叙事受算法掣肘;景区建设“千镇一面”，文创产品缺乏独特性。(2)高质量内容短缺：尽管内容海量，但“带情感温度、沟通心灵”的精品仍稀缺;AI生成的低质污水内容泛滥，加剧“平庸的泛滥”。2，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1)城乡区域差距：优质文化资源难以下沉，农村地区设施利用率低、活动单一;数字鸿沟使老年人、偏远地区居民难以享受线上资源。(2)精神生活“资源分配差距”：不同群体在文化获得感上存在明显温差。3，文化传承“形神分离”。(1)符号化、空壳化：传统文化被简化为商业符号(如汉服仅作“打卡道具”)，精神内核消解;历史虚无主义借“戏说”解构英雄叙事。(2)资源沉睡与表达失语：文物古籍“多”，但现代表达“少”;学术研究“多”，市场产品“少”;政府主导“多”，社会参与“少”。4，国际传播“话语错位”。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国际舆论仍受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主导，中华文化常被简化为“功夫熊猫”“长城”等刻板符号;传播载体单一，过度依赖官方渠道。5，文化生态“短视功利”。(1)政绩观跑偏：一些地方将文化建设等同于“上项目、造景观”，追求短期可视化的“速成品”。(2)数字平台“精神贫困”：算法推送制造“信息茧房”，低质碎片内容充斥，侵蚀深度思考与真实人际交往。
三是问题根源的深度剖析。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的交织：1，从体制机制层面，主要是体制机制障碍，市场准入隐性壁垒、要素流动不畅;文化国企改革滞后，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文化管理体制仍存在“管得过多、放得过死”的问题，行政审批流程繁琐，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未能充分落实，制约了创作活力的迸发。部分文化单位缺乏市场竞争力，“等靠要”思想严重，难以适应文化产业市场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文艺学术评价“重数量轻质量”，难以孕育“高峰”之作。2，从人才培养层面，文化人才队伍存在“结构失衡”问题，既缺乏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素养的高端创作人才，也缺乏懂市场、善传播的复合型人才，人才队伍结构性短缺，尤其是跨界融合、国际传播、非遗活化等高层次人才匮乏。高校文化类专业培养仍以理论教学为主，与文化产业的实践需求脱节，导致“毕业即失业”与“企业招工难”并存。3，从价值引领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不够深入，部分文化产品忽视社会效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蔓延，冲击着主流价值观。全球化冲击与价值多元，西方文化输出加剧价值认同危机，个体主义消解共同体精神。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释不够系统，未能充分激活其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时代内涵。4，从技术应用层面，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仍处于初级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文化创作、传播、消费等环节的应用不够广泛，数字文化资源存在“碎片化、展示化”问题，未能形成系统性的文化生态。科技融合深度不够：数字技术应用仍处“摸石头过河”阶段，缺乏前瞻性战略布局。
四是问题解决的路径探索。破解上述问题，需要对症下药、系统施策：首先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落实“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要求，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文化发展格局。建立科学的文艺评价体系，破除“唯流量、唯票房”的导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其次要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素质队伍。构建“高校培养+实践历练+市场选拔”的人才培养模式，在高校设立文化创意、数字文化等交叉学科，与文化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优秀文化人才实行“松绑放权”，支持作家、艺术家扎根生活、潜心创作，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环境。再次要强化价值引领，筑牢精神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产品创作、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运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如“昆仑谣工程”通过“七作”方法论，将轩辕文化转化为数字MV、短视频等青年喜爱的形式，实现了价值引领与文化传播的有机统一。最后要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提升供给质量。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文化“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借助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如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项目让观众足不出户即可畅游莫高窟，提升了文化传播的感染力。
三、文化强国建设路径：为强国富民注入文化动能
建设文化强国，我们必须打造“为人民、向世界、有温度”的民族文化，为强国富民注入文化动能。
第一，宏观思路。从体制机制入手，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激活传统文化“双创”，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一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1，破除市场壁垒：坚决清理隐性准入限制，促进文化要素自由流动;深化文化国企改革，培育若干国有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同时鼓励非公有资本“入场竞技”。2，改进创作生产机制：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文艺评价体系，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设立“国家重点创作项目库”，对青年人才给予长期扶持。
二是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1，打造“文化+科技”创新实验室：鼓励高校、企业联合攻关，开发AR/VR非遗教学、数字文物展示等应用。2，规范算法伦理：要求平台明确AI生成内容标识，设立“借鉴边界”，守护原创版权。3，发展新型业态：建设“数字剧场”“在线剧院”，推动5G、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
三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1，推动资源下沉：建立“自上而下、以需定供”的菜单式服务机制，确保优质资源直达基层。2，填补数字鸿沟：开展“银发数字文化培训”，在偏远地区建设公共数字文化终端。3，培育“文化带头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服务，打造“一村一品”特色文化空间。
四是激活传统文化“双创”。1，实施“文物活化工程”：向社会开放文物数据API接口，鼓励企业开发国风游戏、影视IP。2，经典现代转化：组织专家将《论语》《道德经》等典籍转化为青少年读本，融入思政教育。3，建立“文化生态指数”：将传承创新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对优秀项目给予资助。
五是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1，培育“文化航母”企业：支持跨界融合，打造全产业链IP运营模式。2，发展特色文旅：借鉴浙江西塘“汉服文化周”、乌镇戏剧节等经验，杜绝同质化。3，拓展文化消费场景：鼓励“文化+旅游”“文化+体育”“文化+教育”融合，盘活公共服务资源。
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从“对外宣传”转向“战略传播”：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叙事。2，发挥民间力量：扶持“自得琴社”等国风团体出海，利用港澳“超级联系人”链接全球市场。打造Z世代产品：针对海外年轻群体，推出故宫VR修复游戏、互动式短视频等。
第二，核心战略。构建“三维一体”的文化发展新框架。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应摒弃碎片化、表面化的文化建设模式，确立“传统活化、文明融合、发展赋能”三维一体的宏观战略框架，推动文化建设系统性跃升。
一是传统活化战略：从“静态保护”到“动态再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传承弘扬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复刻，而在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打破"博物馆式保护"的局限，建立"文化基因解码—时代价值转化—全民参与传承"的完整链条，让传统文化从历史深处走向现实生活。通过挖掘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中的当代价值，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和传播载体，使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二是文明融合战略：从“中西对立”到“多元共生”。破解百年“古今中西之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立足本土文化根基，以开放包容姿态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文化主体性，又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避免封闭保守;既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又要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格局。通过文明融合，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增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三是发展赋能战略：从“文化搭台”到“价值引领”。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是单向赋能，而是双向互构。要摆脱"文化是软实力、难见硬成效"的认知误区，推动文化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实现"文化+产业""文化+治理""文化+民生"的全方位融合。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文化赋能社会治理，提升文明素养;以文化赋能民生改善，丰富精神生活，让文化成为强国富民的重要支撑。
第三，微观举措。六大工程破解实践难题，重振中华文化，为强国富民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一是中华文脉基因工程：筑牢传承根基。建立“国家文化基因数据库”，对古籍文献、非遗项目、传统技艺等进行数字化建档，分类梳理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核心基因，形成可检索、可应用的文化资源库。1，实施“非遗活态传承计划”，在中小学开设传统技艺、戏曲曲艺等特色课程，建立“非遗大师工作室+职业院校+企业”的培养模式，解决传承人断层问题。2，开展“经典当代诠释”项目，组织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专家，将《论语》《道德经》等经典著作转化为通俗读本、公开课、文艺作品，让经典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是文化创新赋能工程：激活发展动能。打造"文化创新实验室"，支持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融合创新，开发VR/AR沉浸式体验项目、数字博物馆、文创IP等产品，培育文化新业态。例如，利用元宇宙技术复原古城风貌，让用户身临其境感受历史文化魅力。1，实施“文化品牌培育计划：，聚焦中医药、传统服饰、饮食文化等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推动”国潮“从消费热潮转化为文化潮流。2，建立”文化创新激励机制“，设立国家级文化创新基金，对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文化产品和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鼓励文艺工作者扎根生活、勇于创新。
三是文明交流互鉴工程：提升国际影响。1，构建"人类文明对话平台"，依托全球文明倡议，举办高水平国际文化论坛、艺术节、博览会，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深度交流。
2，实施"文化出海提质计划"，改变"重产品输出、轻价值传播"的模式，重点培育影视、文学、游戏等领域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打造符合国际传播规律、承载中国价值的文化精品。3，建立"多语种文化传播矩阵"，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渠道，构建本土化传播网络，用海外受众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四是公共文化普惠工程：满足民生需求。1，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行动“，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投入，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化广场、流动文化车等设施，实现“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的全覆盖。2，实施“文化惠民定制服务”，通过大数据分析群众文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重点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文化权益。3，打造“城市文化客厅”，利用城市闲置空间建设社区书房、文化驿站、非遗展示馆等小型文化设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文化服务。
五是文化安全守护工程：筑牢安全防线。1，建立“文化安全监测预警体系”，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网络舆情、文化产品、对外交流等领域进行动态监测，及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2，实施“青年文化认同培育计划”，通过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文化志愿服务等形式，增强青年一代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抵御错误思潮侵蚀。3，加强“文化阵地管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规范网络文化、自媒体等新兴文化阵地，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六是文化治理提升工程：强化制度保障。1，完善“文化政策法规体系”，修订文化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建立科学的文化评价体系，将文化建设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2，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3，建立“文化建设协同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宣传、文化、教育、文旅、科技等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建设文化强国，核心是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化成为强国富民的“加速器”，具体的我们可从以下五个维度来发力：
以“双创”激活传统文化，夯实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强国的“根”与“魂”，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篇大文章。要建立“传统文化基因库”，系统梳理汉字、中医、武术、节气等文化元素，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借鉴“昆仑谣工程”的经验，构建“全民共创”的文化创新生态，通过“城市巡演计划”“遗产地共创营”等形式，鼓励青年群体用数字语言讲述传统文化故事。例如，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将龙舟竞渡、艾草祈福等传统习俗与现代舞美、数字特效相结合，打造出现象级文化节目，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带动了文旅消费，实现了“文化惠民、经济增收”的双赢。
以“精品创作”引领文化风尚，满足精神需求。文化强国的核心是“文化精品”的引领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主题，推出一批反映时代精神、贴近人民生活的经典作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在文学领域，鼓励作家深入基层，反映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现实题材;在艺术领域，支持戏曲、民乐等传统艺术形式创新，推出如《只此青绿》这样兼具艺术美感与思想深度的作品;在影视领域，打造如《觉醒年代》《山海情》这样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让人民群众在文化熏陶中提升精神境界。
以“产业升级”壮大文化实力，赋能经济发展。文化产业是文化强国的“经济支撑”，也是富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要推动文化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构建“创意+科技+品牌”的产业体系。1，培育龙头文化企业，支持腾讯、字节跳动等企业打造国际知名文化品牌，鼓励中小文化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2，发展数字文化产业，重点布局网络游戏、数字影视、虚拟偶像等新兴业态，抢占产业制高点;3，推动“文化+”跨界融合，促进文化与文旅、农业、科技等产业深度融合，如贵州肇兴侗寨将侗族文化与乡村旅游结合，让村民通过非遗传承、民宿经营实现增收致富，体现了“文化富民”的实践价值。
第四，以“国际传播”提升文化影响力，增强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是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壁垒，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层面，既要传播长城、故宫等传统文化符号，更要展示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精神风貌，如通过“中国天眼”“嫦娥探月”等科技成果传播创新精神，通过脱贫攻坚、抗疫故事展现中国价值;在渠道层面，整合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资源，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等平台打造国际化传播矩阵，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博主;在方式层面，采用“受众思维”，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精准传播——如针对东南亚国家推广中医药文化，针对欧洲国家传播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第五，以“共建共享”完善文化服务，促进共同富裕。文化强国的“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上。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向农村、向边远地区倾斜，实现“文化惠民”全覆盖。一方面，升级公共文化场馆的服务功能，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实现“数字化转型”，开展线上讲座、远程培训等服务;另一方面，创新文化服务形式，通过“流动文化车”“乡村戏台”等载体，将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例如，云南丽江古城通过打造“古城文化讲堂”，让当地居民与游客共同参与传统文化学习，既提升了居民文化素养，又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实现了文化共建共享。
上述宏观思路、核心战略与微观举措，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需求，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实践价值。通过传统活化战略，解决了传统文化传承“不接地气”的问题，让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动态发展;通过文明融合战略，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百年难题，构建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通过发展赋能战略，实现了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让文化成为强国富民的硬支撑。在实践层面，这些举措既注重顶层设计，又强调基层落实;既突出政府引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既立足当前破解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筑牢发展根基，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六大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在强国富民的伟大征程中，唯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守文化根脉、勇于创新突破、坚持开放包容，才能让中华文明重新焕发荣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文化建设的注意事项：坚守底线与创新突破的辩证把握
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与科学的定力，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统筹兼顾传承与创新、守正与拓展，重点关注并妥善处理以下六大核心问题与关键事项：
一是切忌急功近利，涵养“慢工出细活”的文化定力。文化是浸润人心的“慢功夫”，是历经岁月沉淀的精神结晶，绝非一朝一夕可成的“速成品”。必须坚决反对大干快上、拍脑袋决策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摒弃重形式轻内涵、重政绩轻实效的浮躁心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深耕细作，方能培育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文化硕果。文化积淀与创新非一日之功，它具有内在的生长周期与演进逻辑。我们务必杜绝以“工程思维”粗暴推进、以行政命令替代规律、追求短期政绩的“速成品”。历史上诸如“大跃进”时期部分文艺创作盲目求快、忽视质量的教训警示我们，唯有尊重文化的渐进性与积累性，才能产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
二是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保护与利用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始终恪守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保护第一、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遗产的原生风貌与历史价值。警惕过度商业化、功利化开发对文物古迹的侵蚀与破坏，杜绝以“保护”之名行“圈地牟利”之实的行为，让文化遗产在科学保护中“活起来”，在有序传承中焕发生机。尤其在文物、非遗等领域，杜绝过度商业化、旅游化带来的真迹破坏、内涵空心化。我们应学习如意大利对罗马古城“保护性利用”的经验，在确保文化基因不被篡改的前提下，通过现代手段激活其生命力，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传承。
三是鼓励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拒绝同质化复制。我们要秉持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坚决杜绝千篇一律的“模板复制”与同质化竞争，破除“重模仿、轻原创”的路径依赖。立足各地独特的历史脉络、地理禀赋与人文底蕴，深挖地域文化的根与魂，精准提炼核心标识，打造“一地一品”“一地一韵”的文化名片，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文化发展新格局。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其活力的源泉。各地应深入梳理自身历史文脉、地域特质，打造出自身特色，避免“千村一面”“万镇同貌”的现象。可借鉴苏州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古城风貌与园林艺术独特性的实践，让文化标识真正成为地方的灵魂。
四是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始终坚持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我们坚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价值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牢牢把握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精神引领功能，坚决防止唯流量、唯票房、唯收视率等畸形导向。推动文化产业在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探索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契合的发展模式，实现两个效益相得益彰、良性循环。文化产品具有精神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双重特征。要防止错误或不良导向扭曲创作初心，警惕资本无序扩张侵蚀文化品质。应建立完善的双效统一评价机制，引导市场产出如《觉醒年代》《山海情》等既叫好又叫座、深刻影响世道人心的优秀作品。
五是筑牢文化安全底线，维护主流价值与历史真实。我们筑牢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坚固防线，旗帜鲜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坚决反对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炒作与不良倾向。强化主流文化的引领力、传播力与影响力，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前行。我们要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人物、革命历史的解构，整治无序与不良的网络炒作，守护国家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要通过加强内容审核、提升公众媒介素养、鼓励严肃健康的文艺批评，巩固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态。
六是引导数字文化健康发展，强化平台责任与技术向善。我们在引导数字文化生态健康有序发展过程中，要压实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平台算法从“流量优先”向“内容为王”转变，优化推荐机制，降低低俗、劣质内容的传播权重。加大对高质量数字文化产品的扶持力度，拓宽优质内容的触达渠道，让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数字文化产品占据主流阵地。在算法主导传播的时代，网络平台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优化引导机制，打破“信息茧房”与“流量黑洞”，提高优质、深度、多样文化内容的触达率。可探索建立“人工编辑+算法优化”的复合推荐模式，推广如“中国经典古籍库”数字化工程等高质量文化项目，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繁荣。
总之，文化建设是一项需要远见、耐心与智慧的系统工程。只有秉持历史耐心、坚守价值本位、尊重内在规律、激发创新活力，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推进文化建设，我们既要大胆创新，也要坚守底线，避免走偏方向，重点把握好四个关系：
一是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守正是创新的根基，创新是守正的动力。所谓“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不能在创新中迷失方向;所谓“创新”，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例如，对传统节日的传承，既要保留祭祖、赏月等核心习俗(守正)，也要创新庆祝方式，如通过“云端团圆”“线上祈福”等形式适应现代生活(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二是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与商品双重属性，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票房、流量而牺牲思想内涵，更不能传播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当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始终坚守“为人民写作”的初心，聚焦普通人的奋斗与梦想，作品出版后影响了几代人，既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也实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文化创作树立了典范。
三是把握“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平衡。建设世界一流文化，既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也要保持民族特色、彰显中国精神。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模式，陷入“文化自卑”;也不能闭关自守、孤芳自赏，陷入“文化自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例如，钢琴协奏曲《黄河》将西方乐器与中国民族旋律结合，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
四是注重“硬件建设”与“软件提升”的同步。文化建设既需要场馆、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要内容、人才、机制等“软件”保障。当前部分地区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文化场馆，但因缺乏优质内容与专业管理，导致场馆闲置、资源浪费。要避免这种“形式主义”，将更多精力放在文化内容创作、人才培养、服务优化上，让文化场馆真正成为群众的“精神家园”。
五、打造世界一流文化：彰显中国特色与全球价值
将中华文化打造成世界一流文化，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要让中华文化成为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参与者、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贡献者，关键在于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一是要提炼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国价值。世界一流文化必然蕴含着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了东方智慧;“协和万邦”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渊源;“和而不同”理念，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了重要启示。要将这些文化精髓转化为具有现代性、普遍性的价值表达，如将“天人合一”转化为“生态文明”理念，将“协和万邦”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价值。
二是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文化品牌是世界一流文化的重要载体。要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兼具中华文化特色与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在传统文化领域，做强“中国非遗”品牌，推动昆曲、京剧、中医药等走向世界;在现代文化领域，打造“中国创意”品牌，推出如“原神”这样融合东西方元素的文化IP;在文旅领域，塑造“美丽中国”品牌，让长城、九寨沟、张家界等自然与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旅游的名片。通过品牌化运作，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辨识度与影响力。
三是要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生态。世界一流文化必然是开放包容的文化。要摒弃“文明优劣论”，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深度交流。一方面，举办高水平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周、世界汉学大会等，搭建文明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鼓励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在海外设立文化创作基地，吸纳国际人才参与中华文化创作，同时引进国外优秀文化产品，丰富国内文化市场，形成“双向交流、互利共赢”的文化生态。
四要激发原创活力，设立体系化的创作激励机制。我们要锻造新时代文化原创力，锚定中华文化根脉与时代精神坐标，构建覆盖文学、艺术、科技、影视等多领域的评选体系。重点扶持兼具民族底蕴与全球视野的精品力作，鼓励创作如《三体》般以硬核创意叩响人类共同命运命题的科幻佳作，如《千里江山图》般以东方美学诠释文明传承的艺术瑰宝，推动中国原创从“高原”迈向“高峰”，让承载中国精神的文化产品获得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共鸣。建议设立国家级“中华文化原创大奖”，并配套建立从孵化、评估到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支持体系。重点鼓励创作兼具中华美学精神与全球议题关怀的作品，不仅支持《三体》式的科幻叙事突破，也应培育如《千里江山图》般融合传统技艺与当代观念的艺术表达。可借鉴日本“文化厅艺术祭”或法国“龚古尔奖”的运作经验，通过荣誉授予、创作资助、国际巡展等方式，让优秀原创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
五要构建可沟通的中国话语体系，推动哲学理念的叙事转化。我们要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深挖“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的思想精髓，摒弃抽象化、概念化的表达范式。将传统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国际通用案例叙事——以文明互鉴的实践案例诠释“和而不同”，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解读“天人合一”，让中国话语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温度，更具国际传播的亲和力与说服力。我们要努力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深刻理念，转化为具有情节、人物与情感张力的全球性故事。例如，可通过纪录片展现中国生态治理案例，诠释“天人合一”的当代实践;或开发“全球文明对话”系列节目，以“和而不同”智慧探讨多元文化共处。关键是要超越单纯的概念输出，学会运用国际通行的叙事语法——如个人故事、解决方案、共同价值——来承载中国思想，使其可感、可知、可共鸣。
六要搭建立体化、精准化的国际传播渠道，实施分众化传播策略。我们要搭建立体化、多元化的国际传播渠道矩阵。打破单一传播路径依赖，统筹用好海外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平台、本土化落地频道等多元载体。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语境与受众偏好，定制多语种、分众化的文化节目与数字内容，既推出展现中华历史文明的纪录片、非遗展演，也打造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的纪实作品、综艺IP，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的传播升级，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触达率与影响力。除了依托主流海外社交媒体与流媒体平台，还应积极开拓垂直领域平台、游戏、虚拟社区等新兴渠道。针对不同区域、年龄、文化背景的受众，定制多语种文化产品：面向东南亚推出影视合拍与综艺改编，面向欧美青年群体开发国风数字艺术与互动体验项目，在非洲推动适宜移动端传播的短视频内容。学习韩国通过网络漫画和偶像体系精准渗透全球青年文化的渠道策略。
七要建立机制化的文明对话平台，推动深度思想交流。我们要深化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的顶层设计。常态化举办“中华文明与世界”高端论坛，搭建全球性的文明对话平台，邀请世界各国智库学者、文化领袖、非遗传承人共商文明传承与发展议题。深度对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联合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跨文化研究等合作项目，推动建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交流中消弭认知鸿沟，在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努力将“中华文明与世界”高级别论坛，打造成为能与“达沃斯论坛”比肩的思想对话品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设立专项基金，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艺术教育扶贫等项目，在务实合作中传递价值。同时，鼓励顶尖高校、智库、博物馆组建跨国研究网络，就人类共同挑战进行联合研究，从知识生产层面促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借鉴。
八要培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市场主体。我们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文化领军企业。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力度，支持腾讯、字节跳动等具备技术优势与市场经验的龙头文化企业，通过战略并购、海外本土化合作、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深度布局全球文化市场。引导企业将中国文化元素与前沿数字技术相结合，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文化品牌与产品矩阵，从“文化出海”向“文化扎根”跨越，培育一批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主力军”。通过战略投资、技术合作、本土化运营等方式，构建融合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生态与分发网络。同时，鼓励中小型文创企业、独立工作室走“专精特新”路线，成为特定文化领域的“隐形冠军”。政策层面，需为企业出海提供国别文化咨询、版权保护、金融支持等配套服务，引导企业在追求市场成功的同时，自觉成为中华文化友好、可信的传播者。
通过以上系统性的举措，旨在实现从“文化产品出海”到“文化理念扎根”、从“单向传播”到“双向对话”、从“政府主导”到“多元驱动”的深刻转变，逐步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世界一流文化影响力。
六、文化建设与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实现“文化繁荣”与“文明进步”的同频共振
文化是文明的土壤，文明是文化的升华。二者的结合点在于：1，以文化人、以文培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艺创作、教育体系，塑造“向上向善”的国民性格。2，弘扬时代新风：开展“最美家庭”“道德楷模”评选，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3，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4，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祭祀黄帝陵、传承革命文化等活动，增强集体记忆与认同。5，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文明素养提升计划”，在公共场合推广礼仪规范。
推动文化建设与文明建设有机融合，核心是让文化滋养文明，让文明彰显文化，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文明高尚”的协同发展。
一要以文化滋养文明素养。文明素养的培育离不开文化的滋养。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转化为现代文明素养，如将“诚信”理念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礼义”理念融入公共礼仪教育，将“节俭”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开展“文明家庭”“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让文明素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浙江“枫桥经验”将“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推动形成“邻里互助、诚信友善”的文明乡风，实现了文化建设与社会文明的良性互动。
二要以文明实践丰富文化内涵。文明实践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将文化建设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让文化在文明实践中落地生根。一方面，依托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如组织文艺志愿者下乡演出、开展传统文化培训等;另一方面，通过文明实践培育文化新风，如倡导“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文明行为，将其转化为文化习惯。例如，山东曲阜将“孝悌忠信”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结合，开展“全民修身”行动，让文化理念转化为文明行为，提升了城市文明程度。
三要以制度建设保障融合发展。要建立文化建设与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制度机制，将文明素养要求融入文化产品创作、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在文化创作中，鼓励创作反映文明新风的作品，抵制低俗、不文明的内容;在社会治理中，将文明行为规范纳入村规民约、市民公约，形成“文化引导、制度约束”的双重保障。同时，建立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将文明建设成效纳入文化建设考核指标，推动文化建设与文明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
文化建设的多维价值与前瞻建议：
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价值远超经济指标：它是“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为此，我们建议：
1，将“文化强国”纳入国家战略优先级，成立“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规划、考核督导。
2，设立“文化创新基金”，每年投入不低于GDP的1%，支持原创、科技融合、人才培养。
3，实施“文化领军人才计划”，在高校增设“文化与科技融合”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大师。
4，启动“中华文化世界化工程”，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中国文化中心，输出精品内容。
5，建立“文化发展指数”，从质量、均衡性、国际影响力等维度评估各地建设成效。
文化强，则国家强;文化兴，则民族兴。唯有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胸怀，走出一条“创新驱动、人民主体、开放包容”的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才能为强国富民注入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让中华文明在21世纪再次闪耀世界。
我们要以文化之强支撑强国富民之伟业。文化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关乎民族复兴的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的根本福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五千多年文明的精神基因，又要顺应时代潮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既要注重文化产品的供给，更要注重文明素养的培育;既要追求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要实现文化的惠民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开创一条顺应国际潮流、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新路，让中华文化成为强国富民的精神旗帜、力量源泉与重要支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文明、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强国建设重点任务清单(决策参考版)
核心战略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强大感召力、创造力、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实现文化繁荣与文明进步深度融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
总体实施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社会效益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
战略举措
一是固本培元：深化文化内涵挖掘与核心价值引领。旨在夯实国家文化认同的根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社会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遵循。
1，实施“中华文脉传承与创新工程”。(1)关键举措：①系统梳理文化基因：建设国家级“中华文化基因库”，完成对汉字、节气、中医、哲学理念等100个核心文化元素的数字化建档与现代表达研究。②推动经典现代化阐释：组织跨学科团队，编纂出版面向不同受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读本》系列，并开发配套数字化教学资源。③打造现象级文化IP：总结推广“敦煌”“故宫”“三星堆”等成功经验，通过“文化+科技+创意”，重点培育10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超级IP，形成覆盖影视、游戏、文旅的产业生态。(2)核心目标(2026-2030)：①完成500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字化高清记录与保存。②培育30个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传统文化IP运营主体。③传统文化主题文创产品及服务市场规模突破5000亿元。
2，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践行工程”。(1)关键举措：①融入全链条创作生产：建立覆盖立项、创作、评审、传播全流程的价值引导机制，设立主旋律作品创作“绿色通道”与扶持基金。②打造新时代文艺“高峰”：集中资源支持创作100部(个)反映时代精神、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文学、舞台艺术精品。③净化网络文化生态：持续开展网络内容清朗行动，建立平台主体责任清单，坚决抵制和惩戒“三俗”及历史虚无主义内容。(2)核心目标(2026-2030)：①实现年度推出的重点文艺作品在主流评价平台(如豆瓣)高分区间(8分及以上)占比提升至20%。②全国范围内网络低俗、负面内容有效举报量下降50%。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广告在公共空间覆盖率达到100%。
二是提质扩容：构建高质量现代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体系。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壮大文化产业。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数字化攻坚”。(1)关键举措：①实现全域数字化接入：推动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全面完成智慧化升级，打造一体化“国家文化云”平台。②补强乡村文化短板：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专项行动，为每个行政村至少配备1名专职或兼职文化指导员，建成一个多功能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③激活文化惠民效能：建立“按需点单、政府配送”的服务模式，年均组织各类优质文化下乡活动超100万场次。(2)核心目标(2026-2030)：①全国人均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达到0.4平方米。②农村居民经常性参与文化活动的比例提升至70%。③公共文化线上服务平台年总访问量突破100亿人次。
2，实施“文化产业竞争力跃升计划”。(1)关键举措：①培育旗舰企业与创新集群：重点支持10家文化龙头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在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地建设5个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园区”。②抢占新兴业态制高点：前瞻布局并规范发展人工智能创作、元宇宙文化空间、数字人、沉浸式演艺等新业态，出台相关发展规划与标准。③支持“专精特新”发展：建立文化中小企业专项扶持基金，鼓励其在特色领域深耕，形成万马奔腾的产业生态。(2)核心目标(2026-2030)：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提升至6%。②数字文化核心产业营收占文化产业总营收比重超过50%。③培育形成5个在国际细分市场具有领导地位的文化品牌。
三是融通世界：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旨在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推动中华文化真实、立体、全面地走向世界。
启动“中国价值全球表达工程”。(1)关键举措：①提炼标识性概念：组织力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进行多语种、多媒介的精准阐释和国际化学术对话。②创新叙事方式：实施“新时代中国故事”全球传播计划，聚焦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议题，制作一批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纪录片、短视频、动漫产品。③建强人才队伍：通过专项计划，培养1000名精通外语、熟悉国际规则、深谙文化传播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2)核心目标(2026-2030)：①全球互联网主要平台中文优质内容占比提升至10%。②海外主流媒体和智库转载、引用中国主题报道与研究成果数量年均增长20%。③在海外社交平台培育50个粉丝量超千万的“知华友华”本土化内容创作者。
拓展“文化贸易与交流深化行动”。(1)关键举措：①优化文化出口结构：重点推动网络文学、国产游戏、数字艺术、影视剧等数字文化产品出口，支持中医药、戏曲、工艺美术等特色产品拓展海外市场。②打造高端对话平台：持续办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框架下的人文交流活动，升级“世界汉学大会”等品牌，将其打造为文明互鉴的思想高地。③推动海外机构转型升级：推动全球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融入本地社区，增加现当代中国文化和科技内容的传播比重。(2)核心目标(2026-2030)：①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额保持年均15%的增长。②年均举办国家级重大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超过500场。③在全球重点城市运营的海外文化中心数量达到50个。
四是涵养文明：促进文化“化人”与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旨在推动文化从“事业”“产业”层面向“素养”“文明”层面升华，实现以文化人、以文培元。
1，开展“国民文明素养系统培育行动”。(1)关键举措：①融入道德建设全过程：将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等中华传统美德深度融入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常态化开展“最美”系列评选。②推行公共行为规范：在全国实施“公共礼仪提升计划”，针对交通出行、网络空间、旅游观光等场景制定并推广文明指南。③拓展文明实践阵地：推动所有公共文化场馆设立文明实践功能专区，成为开展志愿服务、道德宣讲、文化沙龙的重要基地。(2)核心目标(2026-2030)：①全国文明城市及提名城市占比提升至40%以上。②公共文化场馆年均承接开展的文明实践活动超过50万场次。
2，深化“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关键举措：①推广文化治理模式：总结推广“枫桥经验”中的文化调和智慧，鼓励基层利用乡贤文化、家训文化、邻里文化化解矛盾。②修订富有文化内涵的公约：指导全国80%以上的行政村、社区修订完善体现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③营造社区文化共同体：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社区文化节、“邻里守望”等活动，增强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2)核心目标(2026-2030)：①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②城市社区“文化睦邻”活动实现100%覆盖。
五是强化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筑牢人才根基。旨在破除制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1)关键举措：①优化行政审批：大幅压缩文化市场准入类审批事项和时限，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告知承诺制。②改革评价体系：建立以人民满意度、社会贡献度、价值引领力为核心的文艺作品与文化机构综合评价体系，明确社会效益评价权重不低于60%。③创新人才激励：对顶尖创作人才和科研团队实行“代表作”制度、“项目经费包干制”等特殊管理政策，赋予更大自主权。(2)核心目标(2026-2030)：①文化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再压缩50%。②新增遴选支持100名德艺双馨的国家级文化领军人才。
实施“文化英才汇聚与培养计划。”(1)关键举措：①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推动高校增设“文化大数据”“文化遗产数字化”等交叉学科，与企业共建100个国家级产学研用一体化实训基地。②加强国际化培养：每年公派100名中青年文化骨干赴世界一流文化机构、高校研修交流。③完善人才评价与服务：改革职称评审标准，强化实践能力与社会贡献导向。切实保障基层文化工作者待遇。(2)核心目标(2026-2030)：①每年培养输送懂文化、懂科技、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超过1万名。②实现基层专职文化工作人员平均薪酬待遇不低于当地事业单位同等人员平均水平。
实施与督导机制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议强化中央层面统筹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审议重大规划、协调重大政策、督办重大事项。
二是压实主体责任：各相关部委及地方党委政府需依据本清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与时间表、路线图，纳入政绩考核。
三是强化监测评估：构建“全国文化建设发展动态监测大数据平台”，建立年度评估与中期评估制度，发布权威进展报告。
四是鼓励社会参与：畅通渠道，鼓励智库、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建言献策与监督，形成共建共享格局。
这份清单旨在为战略决策提供清晰框架与关键抓手。所有量化指标均具挑战性与导向性，需在实施中动态优化。(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7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