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鉴往——九江红促会十二年发展的功过与反思

  编者按:

  在一个被资本逻辑深度裹挟的时代,精神的光芒往往容易被功利的风沙遮蔽。当“一切向钱看”成为某种社会潜意识,当价值被简化为价格,理想被调侃为幼稚,我们是否还能找到一种力量,让灵魂免于沉沦,让信仰重归人心?

  带着这样的追问,我翻开了案头的《红潮涌动——新闻笔触下的九江红色文化促进会》。这部厚重的文稿,以新闻的纪实笔触,记录了九江市红色文化促进会十二年的风雨历程。字里行间,一个个名字鲜活起来:詹冬龙、李宏志、徐恒裕、梅孝斌……他们本可以安享退休生活,或追逐世俗名利,却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中,对抗社会的功利化浪潮,用行动回答“精神何为”的时代之问。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群人的选择,我专访了红促会会长詹冬龙。这位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兵,从戈壁军营到基层岗位,从退休生活到公益前沿,用数四十多年如一日的坚守告诉我: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对初心的忠诚、对社会的奉献、对后辈的托举。他的话语朴素,却如重锤敲击心扉。

  循着书页的指引和采访的触动,我梳理出红促会十二年发展的三个维度——初心、得失、前路,遂成三篇系列述评。第一篇《守根铸魂》,追溯红促会诞生的时代背景,还原那抹红色如何在拜金迷雾中点亮精神灯塔;第二篇《得失鉴往》,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十二年功过,在成败之间反思民间红色组织的生存之道;第三篇《破局向新》,展望未来路径,探寻红色文化如何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生长。

  这三篇文章,既是对九江红促会的深度观察,也是对“一切向钱看”社会心态的回应与反思。当物质的潮水退去,留下的应是精神的沙滩。愿这些文字,能唤起读者对信仰的敬畏、对奉献的尊重、对精神价值的重新估量。

  是为编者按。
 

  十二年栉风沐雨,九江红促会在拜金主义的社会语境中,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公益践行、融合发展的道路,既交出了亮眼答卷,也直面发展短板。成败之间,映照出民间红色组织在市场化时代的生存困境与价值坚守,更成为反思“一切向钱看”社会病灶的鲜活样本。这十二年的得与失,不仅是红促会自身的成长印记,更是观察民间组织如何在功利化浪潮中保持定力、寻求突破的微缩景观。

  十二年耕耘,红促会的成绩有目共睹。组织建设上,从无到有建成规范社会组织,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现拥有个人会员178人、单位会员40个,党员53人,下设3个党支部、薪火艺术团演员达80余人,艺术团编排的红色文艺节目登上央视舞台、荣获省市多项表彰,形成了“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的立体化组织格局。红色传播上,梅楚安等骨干走遍校园、军营、社区、乡村,累计开展千余场公益宣讲、文艺演出,覆盖数十万群众,让红色精神走出纪念馆、走进人心,使抽象的革命历史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身边故事;詹冬龙、黄国泉等牵头整理九江红色史料,出版多部专著、举办专题展览,填补了地方红色文化研究的空白,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文献遗产。公益践行上,詹冬龙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敬老助孤、帮扶困难党员、关爱困境儿童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惠及数千人,用公益温暖消解社会冷漠,让弱势群体感受到组织的温度;促进会积极搭建红色资源平台,串联红色景区、非遗工坊、生态基地200余处,打造20个红色康养基地,推动红色文化与绿色发展双向赋能,带动会员增收、农户致富,实现了“精神传承+民生改善”的双赢局面。产业融合上,李宏志带领派享生活党支部,深耕互联网创业、乡村产业帮扶,拒绝投机逐利,坚持诚信经营,让红色信仰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力,用实践打破了“公益等同于不盈利、红色等同于无效益”的刻板偏见。

  这些成绩,是红促会全体成员坚守初心、抵制拜金的成果。在“流量至上、赚快钱”的风气甚嚣尘上时,他们不搞商业炒作、不做噱头营销、不把红色文化变成敛财工具;在“人情冷漠、利益交换”的环境中,他们守望相助、无私奉献,用一次次不计回报的付出重建人际信任与社会温度;在“精神空心、价值虚无”的困境里,他们以红色为魂,重塑是非标准、道德底线,为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詹冬龙的公益坚守、徐恒裕、梅楚安、梅孝斌的义务宣讲、李宏志、刘敏的诚信创业、全体骨干的默默付出,共同证明: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精神追求依然有力量,公益奉献依然有市场,红色信仰依然能凝聚人心。他们的实践表明,抵制拜金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次选择中——是选择高额报酬的商业走穴,还是分文不取的公益宣讲?是选择快速变现的投机项目,还是细水长流的诚信经营?红促会成员用十二年的行动给出了答案。

  成绩之外,红促会也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折射出民间红色组织的普遍困境。一是价值坚守与市场环境的矛盾:社会拜金风气仍盛,红色文化传承缺乏长效资金支持,部分活动依赖会员自筹、公益捐赠,难以规模化、常态化开展;少数人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仍停留在“形式化”“过时论”层面,传承氛围不浓,甚至面临“讲红色故事不如讲明星八卦”的传播困境。二是人才梯队与发展需求的脱节:核心成员多为退休老同志,年轻力量不足,新媒体传播、品牌运营、项目策划等专业人才匮乏,面对短视频、流量经济的冲击,红色传播方式仍显传统,难以触达年轻一代。三是资源整合与机制保障的短板:红色资源串联、跨领域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长效合作机制不健全,部分红色基地、产业项目缺乏标准化运营,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面临“建起来容易、活起来难”的尴尬。四是社会影响力与传播力的差距:红色活动多聚焦内部、本地,对外传播力度不足,品牌辨识度不高,难以形成更大范围的价值引领效应,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存在感有待提升。

  这些问题,不是红促会的懈怠,而是时代转型的阵痛。在“一切向钱看”的惯性下,精神文化事业天然处于弱势,民间组织更难突破资金、人才、机制的瓶颈。但正是这些得失,让红促会更清醒:抵制拜金主义,不是空谈理想,而是要在坚守价值的同时,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传承红色文化,不是固守传统,而是要与时俱进,让精神力量适配时代需求。十二年的成功,在于守住了初心,没有被功利浪潮裹挟;十二年的不足,在于应对市场化、信息化的能力仍需提升,在讲好故事、扩大影响方面还有很大空间。鉴往知来,唯有正视得失,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坚持的身影,那些在冷眼中继续前行的脚步,正是红促会最宝贵的财富——只要这群人还在,红色信仰就还有薪火相传的希望。(文/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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