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第五节关于民生(下)
(接元月3日)四、当前中国民生领域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关口，中国的民生图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用30年时间，使近十亿人口摆脱贫困，完成了欧美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实现的收入跨越，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发展成就的“宏观叙事”与个体生活的“微观感受”之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有限能力”之间，正形成一系列新的时代张力。深刻辨析当前民生领域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是校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这一价值航向，并为之开辟切实路径的前提。
一是核心矛盾：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张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生领域具体而尖锐地展开，呈现为一种从“量”到“质”、从“有”到“优”的深刻转变。1，需求层次的“立体化跃迁”：人民的需要已超越单纯的物质文化范畴，向着更加广泛、多元、高级的形态演进。人们不仅关注“衣食住行”的基本保障，更追求“育学医养”的品质提升;不仅满足于个体生活的改善，也期盼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公共品的全面提升。这标志着民生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乃至“享受型”的立体化、系统化跃升。2，供给体系的“非均衡图谱”：与跃升的需求相比，民生供给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城乡与群体间的不平衡。(1)区域不均衡：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和人才集聚上差距明显。(2)城乡二元鸿沟：这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上(城乡收入比约为2.39)，更体现在附着于户籍之上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隐性福利”落差上。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庭常处于“就业在城市、保障回乡村”的夹心状态，其市民化进程滞后于城镇化步伐。(3)群体分化：低收入群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在社会保障网的覆盖强度和韧性上相对薄弱。3，发展逻辑的“阶段性转换”：当前民生矛盾，本质上是“发展后”问题的集中显现。在告别绝对贫困、实现经济高速积累后，社会的主要关切从“如何把蛋糕做大”快速转向“如何把蛋糕分好”，从追求增长速度转向追求发展的包容性与共享性。这一转型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脱节的困境，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四大关键问题：矛盾的具体镜像。上述核心矛盾，在现实操作层面，具体投射为以下四个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关键问题。1，收入增长与分配问题：内需扩大的基础性梗阻。收入是民生之源，也是消费之基。当前，居民收入增长面临动能转换与分配优化的双重挑战。(1)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43.1%，显著低于全球约60%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有待提高。(2)消费率尤其是服务消费不足：我国居民消费率约39.6%，其中服务消费占比约26%，与美国(服务消费占比约45.8%)等国有巨大差距。这种结构性缺口，根源在于发展型消费(教育、医疗、养老等)对公共服务的高度依赖未能被充分满足，导致居民“有钱不敢花、有钱无处花”。(3)城乡与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内部收入不均衡甚至高于城市。这严重制约了整体消费潜能，尤其是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释放。2，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公平可及的突出短板。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可及性，直接决定了发展型民生需求的满足程度。(1)“急难愁盼”问题凸显：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依然存在。例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医院尤为突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普惠性托育和养老床位供给等存在缺口。(2)均等化水平亟待提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虽已明确，但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向基层和农村下沉仍面临人才、资金、机制的多重制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66%)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48.3%)之间的巨大落差，正是数亿流动人口未能平等享受迁入地公共服务的直观体现。(3)“可及性”与“品质化”需求：人民不仅要求“有”服务，更要求“好”的、便捷的服务。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文化体育场馆普惠开放，正是对公共服务便捷化、品质化新期待的回应。3，社会保障网络问题：抵御风险的韧性不足。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当前体系在覆盖面、可持续性和精准度上仍有提升空间。(1)覆盖面与精准度的矛盾：虽然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十亿人，但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参保机制仍需健全。社会救助体系需要更精准地识别和帮扶低收入与特殊困难群体，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2)体系可持续性面临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收支平衡、医疗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面临长期压力。我国养老金总规模占GDP比重约10%，与日本(74%)等老龄化先发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多层次、多支柱保障体系亟待加强。4，民生与发展协同问题：良性循环的机制梗阻。理论上，民生改善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支撑发展;但在实践中，二者有时未能有效协同。(1)“投资于人”的力度与效能：民生投入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消耗性支出”，而非“战略性投资”。对人力资本(教育、健康)的长期投资，其对于激发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在资源配置中得到充分体现。(2)政策集成与部门协同不足：民生事务跨部门、跨层级，容易陷入“政出多门”或“三不管”地带。缺乏强有力的集成政策和协同机制，导致政策效能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
三是根源剖析：体制、观念与能力的多维制约。这些矛盾与问题的形成，是历史积累、体制惯性、观念束缚和发展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1，历史性根源：高速增长下的路径依赖。过去长期以GDP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建设、特别是公共服务投入的相对滞后。城乡二元体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消解需要一个过程。2，体制性根源：资源配置与行政壁垒。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完善，影响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和能力。户籍等行政壁垒仍在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配置。3，观念性根源：对民生与发展关系的认知偏差。仍有观点将民生改善简单视为经济增长后的“再分配”问题，而非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未能深刻理解“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的辩证法。4，能力性根源：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民生需求，传统的、粗放式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模式，在精准识别需求、高效配置资源、动态评估效果等方面面临能力瓶颈。
四是创新路径探索：迈向集成、精准与协同的民生发展新路。解决当前民生矛盾，必须超越零敲碎打的修补，进行系统性的理念革新与制度重构，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其核心在于：以公平、均衡、普惠、可及为原则，以“集成改革”为方法，以“投资于人”为导向，构建民生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新生态。1，实施“收入倍增与分配优化”集成计划。借鉴国际经验，启动新时代的“居民收入与人力资本倍增计划”。(1)目标：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与人力资本存量(以健康水平、技能证书、受教育年限等衡量)的显著倍增。(2)举措：初次分配强化劳动报酬增长与企业效益、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联动。再分配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调节力度，探索“负所得税”制度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发展型分配将公共教育、医疗投入明确为对全民的“社会投资”，大幅提升其GDP占比。2，构建“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市化与公共服务新格局。以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质量为核心，重塑公共服务布局。(1)核心改革：彻底打破公共服务与户籍的捆绑，全面实行以居住证和常住地为基础、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2)空间策略：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按照人口流动趋势超前规划和布局学校、医院、养老设施，利用“数字新基建”推进远程教育、医疗，实现优质资源的“空间穿透”。(3)供给模式：推广“政府保基本、市场供优质、社会作补充”的混合供给模式，通过购买服务、税费优惠等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托育等紧缺领域。3，启动“社会保障体系韧性增强”工程。建设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1)扩面与提标：强制推动新业态就业者等群体参加职工社保，并设立补贴过渡期。建立城乡基本养老金常态化调整机制，稳步缩小与职工养老金的差距。(2)发展多层次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大力推动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发展，将家庭储蓄有效转化为长期养老资产。(4)智慧化管理：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识别、主动救助和风险预警。4，建立“民生与发展协同”的现代治理机制。将民生福祉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宏观政策制定全过程。(1)评价体系革命：在地方和部门考核中，大幅提升“居民满意度”“民生改善指数”“公共服务可及性”等指标的权重，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绿色GDP”核算体系。(2)政策集成平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设立高层次的“民生政策统筹协调机构”，负责重大民生政策的顶层设计、部门协调与效果评估，破解“九龙治水”。(3)资源联动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资源(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资源(银发经济、健康产业)向民生领域集聚，将民生短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中国历史性地跨越绝对贫困、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民生建设的主战场已然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追求好不好”。站在强国富民的战略高度审视当下，民生领域的深层矛盾不再是生存资料的匮乏，而是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各领域，衍生出一系列结构性、体制性、阶段性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发展进程中难以回避的“成长的烦恼”，更是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唯有精准把脉、辩证施治，才能为民生建设破局开路，为强国富民筑牢根基。主要矛盾一：民生需求的“升级迭代”与供给体系的“滞后错位”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需求是生产的动力”。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早已从“物质型”向“品质型”“发展型”跃迁：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看得起病”到“看得好病”，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需求的维度愈发多元、层次愈发高端。然而，当前的民生供给体系却未能完全跟上需求升级的步伐，呈现出“三个滞后”的鲜明特征。1，供给理念滞后，仍未彻底摆脱“重普惠轻精准、重数量轻质量”的传统思维。以教育为例，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已达95.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9.6%，“入学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择校热”“学区房”“教育内卷”等问题却愈演愈烈。究其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与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需求严重脱节——优质中小学集中于少数城市核心区，县域高中“塌陷”、农村教育“空心化”现象突出，2023年数据显示，乡村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仅为68.2%，远低于城市的89.5%。这种“普惠不均等、同质不同质”的供给，本质上是用“生存型民生”的供给逻辑应对“发展型民生”的需求变化。2，供给结构滞后，民生产品与服务的“供需错配”问题凸显。在养老领域，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2.8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超4000万，但养老服务供给却呈现“两头冷中间热”的畸形结构：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排队等候时间动辄数年;高端民办养老院收费高昂，普通工薪阶层望而却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足60%，且多以简单的生活照料为主，缺乏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专业化服务。在医疗领域，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大医院看小病、小医院看不了病”成为常态，折射出医疗资源配置“倒金字塔”的结构性缺陷。3，供给主体滞后，政府“大包大揽”与市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并存。长期以来，民生建设被视为政府的“独角戏”，但面对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单一的政府供给早已捉襟见肘。以普惠性托育服务为例，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远低于发达国家30%以上的水平，其核心原因在于市场准入门槛高、盈利模式不清晰，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受挫;反观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通过“政府补贴+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供给模式，构建了覆盖全民的托育服务体系，值得我们借鉴。主要矛盾二：民生资源的“空间失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之间的矛盾。“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民生资源配置的城乡鸿沟、区域落差，是当前我国民生领域最直观、最突出的矛盾，其本质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民生领域的集中体现。从城乡维度看，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依然存在，民生资源“重城轻乡”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尽管城乡居民收入比已从2012年的2.88:1降至2023年的2.45:1，但在公共服务领域，差距依然触目惊心。在教育领域，农村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虽逐年提高，但与城市学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音体美等素质教育课程难以开齐开足;在医疗领域，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配置水平仅为城市的1/3左右，全科医生数量不足城市的1/5;在养老领域，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足60%，而城市这一比例超过90%。这种差距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快速实现工业化，采取了“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源向城市倾斜;也有体制机制原因——户籍制度捆绑了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权益，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壁垒尚未完全破除。从区域维度看，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显著，民生福祉呈现“梯度分布”特征。2023年，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5万元，是西部地区的2.1倍;东部地区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8人，而西部地区仅为2.5人;东部地区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占比超40%，而西部地区不足15%。这种差距的背后，是产业基础、人才储备、财政实力的悬殊——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集聚了大量优质资源，形成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则面临“人才流失—产业凋敝—资源匮乏”的恶性循环。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欠发达地区为追求短期GDP增长，盲目上马工业项目，忽视了民生投入，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地区的民生差距。主要矛盾三：民生保障的“兜底性”与“发展性”脱节，民生建设“赋能功能”未能充分释放。民生建设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需要“兜底保障”解决生存之忧，更需要“赋能发展”拓宽成长之路。然而，当前我国民生保障体系仍存在“重兜底轻赋能”的倾向，未能充分发挥民生对人的潜能释放、对强国富民的支撑作用。1，教育体系“重应试轻素养”，制约了人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发展。尽管“双减”政策有效遏制了校外培训乱象，但“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导向尚未根本扭转。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虽有所减轻，但“刷题内卷”的现象依然存在，动手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被严重忽视;职业教育被视为“次等教育”，社会认可度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反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将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让职业教育成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为德国制造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2，就业服务“重安置轻赋能”，难以满足劳动者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当前，我国就业服务体系的重点仍停留在“岗位推荐、招聘会组织”等基础层面，缺乏对劳动者的职业规划、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深层次服务。202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179万人，部分毕业生为追求“稳定”扎堆报考公务员，放弃了更能发挥个人特长的创新创业之路;而农民工群体的技能培训多以短期、低层次为主，难以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与此同时，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不足，社保参保率低，制约了新就业形态的健康发展。3，社会保障“重生存轻发展”，未能有效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基本”为核心，在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激励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例如，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但部分地区执行不到位，导致“缴多缴少一个样、缴长缴短一个样”;医疗保险制度侧重疾病治疗，对健康管理、预防保健的投入不足，未能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这种“重生存轻发展”的保障模式，虽然能解燃眉之急，却难以激发人的内生动力，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强国富民的长远目标。主要矛盾四：民生治理的“碎片化”与“系统协同”要求之间的矛盾。民生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育、医疗、民政、财政等多个部门，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然而，当前我国民生治理体系仍存在“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碎片化问题，制约了民生政策的实施效果。1，部门壁垒森严，政策衔接不畅。以养老服务为例，民政部门负责养老机构的审批管理，卫健部门负责医疗护理，医保部门负责费用报销，人社部门负责养老保险，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导致“医养结合”政策难以落地——养老机构无法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缺乏政策支持。2，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梗阻。民生政策的最终落脚点在基层，但部分基层政府存在“重部署轻落实”的倾向，对民生政策的解读不到位、执行打折扣。例如，部分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重建设轻分配”，存在“优亲厚友”“暗箱操作”等问题;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在执行中，部分农户的真实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3，群众参与渠道不畅，民生决策的“民意基础”薄弱。民生政策的制定往往由政府主导，群众的参与度不高，导致部分政策“拍脑袋决策”，与群众的实际需求脱节。例如，部分城市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未充分征求居民意见，盲目进行“刷墙亮化”，却忽视了居民最关心的电梯加装、停车位增设等问题。
我们要对症下药来破解民生矛盾与难题，面对当前民生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以系统思维、创新思路，构建“需求导向、精准供给、协同治理、赋能发展”的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1，构建“精准化、多元化”的民生供给体系。打破“政府包办”的传统模式，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供给格局。在教育领域，推进“名校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在养老领域，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整合医疗、养老、家政等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医疗领域，深化“医联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同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民生需求精准识别机制，实现“按需供给、精准滴灌”。2，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民生资源配置。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建立以常住人口为导向的公共服务配置机制，让进城务工人员平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民生投入，实施“县域教育振兴计划”“基层医疗能力提升工程”，缩小城乡、区域民生差距。借鉴日本“农村振兴计划”的经验，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人才、资本向农村流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融合。3，强化民生建设的“赋能功能”，实现“兜底保障”与“发展赋能”有机统一。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论”，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职业教育成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重点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营造“敢闯敢试、宽容失败”的创业氛围。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制度的激励性，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实现社会保障与个人发展的良性互动。4，健全“协同高效、多元参与”的民生治理体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门的民生治理协调机制，实现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的无缝衔接。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充实基层民生工作力量，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建立民生政策听证会、民意调查等制度，让群众成为民生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民生问题，关乎民心向背，关乎国运兴衰。当前中国民生领域的主要矛盾，既是发展进程中的挑战，更是迈向强国富民的契机。唯有直面矛盾、勇于改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才能让亿万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条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
当前中国民生领域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课题。它严峻地警示我们，现代化的航程如果偏离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坐标，便可能迷失方向;它也积极地启示我们，民生建设中蕴藏着驱动内需、升级产业、促进创新的巨大潜能。破题之道，在于进行一次从理念到制度、从策略到工具的全面革新。唯有将“民生为大”从价值宣示转化为一套集成、精准、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与行动体系，将发展的目标真正锚定于每一个体的福祉与尊严，我们才能夯实强国之基、铸就富民之本，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在历史的长河中行稳致远，驶向一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的灿烂明天。
民生问题的成因剖析：深层次根源与结构性矛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民生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表象，而是历史积淀、发展阶段、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深层产物。当我们站在强国富民的战略高度，审视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痛点堵点，就会发现：当前民生问题的本质，是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碰撞，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惯性与市场经济活力释放的摩擦，是区域城乡的历史落差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差距。唯有刨根问底、追本溯源，才能找准病灶、对症下药，为构建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扫清障碍。当我们将目光从民生问题的具体表象移开，深入其历史纵深与制度肌理，便会发现一幅更为复杂、更具张力的图景。当前民生领域诸多矛盾的浮现，并非政策偶失或执行偏差的简单叠加，而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超常规速度完成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系列深层次根源与结构性矛盾在民生领域的集中投射。理解这些根源，犹如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地貌中勘测地质断层，是进行系统性、根本性民生建设的前提。
一是历史根源：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束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民生领域的城乡差距、区域落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和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为了保障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国家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政策工具，人为割裂了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一模式下，城市获得了大量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工业体系迅速建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布局;而农村则长期承担着“输血”城市的功能，资源要素持续外流，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却也埋下了民生发展失衡的伏笔。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浪潮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城乡要素流动的壁垒有所松动，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依然强大。户籍制度捆绑了教育、医疗、住房等核心民生权益，使得进城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滞后，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未能充分实现;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仍以户籍人口为导向，农村居民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据统计，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仍达2.45:1，农村居民的人均教育、医疗支出仅为城市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种历史形成的差距，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抹平，其惯性作用至今仍在影响着民生资源的均衡配置。从国际视野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面临类似的困境。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同样导致了城乡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韩国通过“新村运动”，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是民生发展失衡的历史根源，破除路径依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使得高速增长与社会建设的非对称性演进。中国在过去四十余年间创造的“经济奇迹”，其核心引擎是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以GDP高速增长为目标的“发展型政府”模式。这一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内生出一种深刻的“路径依赖”，导致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财富积累与民生福祉在演进速度与资源配置上出现非对称性。1，“增长优先”逻辑下的民生角色定位。在追赶型现代化阶段，民生改善主要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与“副产品”，而非发展的“前提”与“目的”。资源配置的天平自然向能快速拉动GDP的“硬投资”(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倾斜，而教育、医疗、社保等“软投资”因其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排序中常居后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深刻指出，发展应被视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然而，在特定阶段，我们的发展实践某种程度上更接近“通过经济增长扩展自由所需条件”的工具理性路径，其优势是效率卓著，但其“延迟满足”的代价，便是社会建设的历史欠账在特定时点的显性化。2，“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社会成本转移。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低成本。这客观上要求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如全面的社会保障、体面的居住条件、子女的普惠教育)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种成本一部分由劳动者个人及家庭承担，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或门槛。正如英国工业化初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将农民抛向城市成为廉价劳工一样，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支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其家庭养老、子女教育等成本长期沉淀在农村，形成了独特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起飞阶段有效降低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但其社会与民生代价——如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城乡家庭功能的割裂——是深远而沉重的。3，财政与事权结构的“激励错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强化中央财政能力上成效卓著，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责任，但其收入却严重依赖土地出让和工商业税收。这种结构必然激励地方政府将资源优先配置到能带来更多税收和土地增值的领域(如，招商引资、新城开发)，而非纯粹的民生福利项目。地方政府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如同一个理性“企业家”，其发展逻辑与民生保障的普惠逻辑之间存在内在张力。
二是体制机制的“二元分割”：历史惯性下的权利差异与流动壁垒。体制根源导致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与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梗阻。“徒法不足以自行。”民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离不开健全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当前民生领域的诸多问题，其深层次根源在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和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梗阻。中国民生问题的许多症结，可追溯至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中发生变体但未被根本消除的城乡二元与区域分割体制。这套体制如同一道无形的“社会架构”，塑造着资源分配与机会获取的基本规则。1，户籍制度的“隐形藩篱”。户籍不仅是人口登记工具，更是与一系列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紧密捆绑的权利凭证。尽管改革不断推进，但附着其上的福利差异并未完全消弭。近3亿农民工“就业在城市，保障属农村”的现状，使其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也无法在城市安心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这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春运)，其本质是制度性壁垒导致的社会融合滞后。这种“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模式，既损害了社会公平，也抑制了内需潜力——一个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的家庭，其消费行为必然是谨慎而保守的。2，公共服务的“双重标准”与“悬浮化”。二元体制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间遵循两套标准、两种体系。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长期处于“保基本、广覆盖、低水平”状态。更为深刻的矛盾在于，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和财政资源仍按户籍人口而非实际服务管理的常住人口配置，导致在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沿海城市和都市圈，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承压、严重不足;而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农村和中小城市，又可能出现设施闲置、资源浪费。这种配置的“空间错配”，使得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悬浮”于真实的人口分布与需求之上。3，要素流动的“单向通道”与“虹吸效应”。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农村土地难以资本化、农民财产权利不完整;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城市和国有部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出卖劳动，但与之相关的社会权利却难以随身携带。这导致优质资源与机会高度向大城市、中心城市集聚，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在他乡建设故乡”的民生改善努力事倍功半。4，部门分割、权责交叉的治理格局，导致民生政策难以形成合力。民生建设涉及教育、医疗、民政、财政、人社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往往“各自为政、九龙治水”。例如，养老服务领域，民政部门负责养老机构的审批管理，卫健部门负责医疗护理，医保部门负责费用报销，人社部门负责养老保险，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衔接不畅，导致“医养结合”政策落地难;教育领域，教育部门负责学校管理，发改部门负责项目审批，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不足，导致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种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使得民生政策的“顶层设计”难以转化为“基层实效”，反而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5，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导致政策执行出现“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断裂。民生政策的最终落脚点在基层，但部分基层政府存在“重部署轻落实”“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例如，部分地区的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基层监管不力，存在“偷工减料”“优亲厚友”等问题;部分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建而不用”“形同虚设”，未能真正服务于老年人。同时，基层民生工作队伍力量薄弱，人员编制不足、专业能力不强，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民生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基层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民生政策的实施效果。6，考核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忽视民生建设的长远效益。长期以来，GDP增速、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在地方政府考核中占据主导地位，民生福祉的考核权重相对较低。这种考核导向，使得部分地方政府热衷于搞“见效快、看得见”的“面子工程”，如修建广场、亮化街道等，却忽视了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长远发展的“里子工程”。部分欠发达地区为了追求短期GDP增长，盲目上马工业项目，挤占了民生投入的资金，进一步加剧了民生领域的供需矛盾。
三是发展根源：高质量发展转型期的阵痛与供需结构的深刻错配。“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前民生领域的供需错配问题，本质上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阵痛。在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民生建设的核心目标是“补齐短板、实现普惠”，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民生供给，呈现出标准化、规模化、普惠化的特征，例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这些举措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善了民生状况，但也形成了“重数量轻质量、重普惠轻精准”的供给惯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品质型”，对优质教育、高端医疗、个性化养老等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民生供给体系的转型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步伐，导致了严重的供需结构性错配。以养老服务为例，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2.8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超4000万，但养老服务供给仍以传统的生活照料为主，医疗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高品质服务严重不足;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民办养老院价格高昂，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缺口巨大。以教育为例，“双减”政策实施后，校外培训乱象得到遏制，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依然突出，“择校热”“学区房”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素质教育的推进面临师资、设施等诸多制约。这种供需错配的背后，是供给侧改革的滞后。民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缓慢，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职责边界不够清晰，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民生建设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民生领域的创新能力不足，新技术、新模式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应用不够深入，难以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任务，也是民生领域的必答题。”民生供给体系的转型升级，已成为破解民生矛盾的当务之急。
四是社会结构的“立体分化”：转型阵痛与利益格局的固化风险。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大流动与大分化，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民生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一转型过程中利益调整失衡与风险分配不均的集中体现。1，市场机制下的“马太效应”。市场在创造财富和机会的同时，其“优胜劣汰”的竞争逻辑也会自发地产生分化。资本收益增长长期快于劳动报酬增长，使得财富向资本所有者聚集。技术革命(如，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可能加剧技能溢价，拉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这种基于市场能力的“初次分配”差距，若缺乏强有力的再分配机制调节，便会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累积效应。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收益率(r)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g)的趋势，在中国也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予以审慎应对。2，“风险社会”来临与家庭保障功能的式微。中国正快速步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描述的“风险社会”，全球化、个体化、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系统性风险。同时，家庭结构核心化、少子老龄化，使得传统上依赖家庭互助和代际支持的民生保障模式难以为继。当失业、疾病、养老等风险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承担时，社会中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群体便会显得尤为脆弱。从“单位制”解体到“社会制”完善的过渡期中，社会保障网络未能及时、充分地填补空白，是许多个人困境转化为社会问题的关键。3，利益格局的“隐性固化”与机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教育、就业、晋升等领域出现的某些“拼爹”现象、社会关系网络对资源的非市场配置作用，暗示着社会阶层流动性面临潜在下降的风险。当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越来越与住房价值、家庭背景挂钩时，机会不平等就会出现代际传递，形成“寒门难出贵子”的困局。这不仅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从长远看，更会窒息一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因为大量人力资源的潜能无法在公平竞争中得以充分释放。
五是观念根源：民生理念的认知偏差与“重国富轻民富”的传统思维。观念文化的“多维掣肘”，从价值排序到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滞后，民生问题的形成，还与我们这个时代某些特定的观念认知、价值排序与治理惯性密切相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当前民生领域的诸多问题，也与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民生理念认知偏差密切相关。1，将民生视为“福利负担”的错误认知，忽视了民生建设的“投资属性”。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民生投入是“花钱”的事，会挤占经济发展的资金，因而对民生建设缺乏积极性。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民生建设的“投资属性”——民生改善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进而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例如，教育投入能够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撑;医疗投入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养老投入能够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增长。正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一个国家的富强，取决于其国民的素质和能力。”民生建设不是“福利负担”，而是“强国富民”的战略性投资。2，“重国富轻民富”的传统思维，未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在传统的发展思维中，部分地方政府过于强调“国富”，而忽视了“民富”的重要性;过于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了个人的发展权利。这种思维导致了民生资源配置的“大锅饭”现象，难以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导致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平均主义”倾向，难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上，国富与民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真正强大;国富是民富的保障，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3，“重物轻人”的发展观残余。尽管“以人为本”已成为官方话语，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追求有形政绩、硬件建设的惯性依然强大。一座座气派的市政大楼、博物馆与周边老旧社区的生活不便可能形成刺眼对比。这种观念残余，使得民生投入容易被边缘化为“花钱”的事，而非“投资未来”的事。4，“政府包揽”与“社会缺位”的二元思维。在民生领域，长期存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角色边界不清的问题。一方面，在某些本应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专业效率的领域(如，社区养老、普惠托育)，政府管制过多、准入门槛过高，抑制了供给多元化;另一方面，在需要政府强力托底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又存在投入不足、监管不力的问题。社会力量、社区自治组织在民生服务中的“毛细血管”作用远未激活。其五，治理能力的“精细化赤字”。面对14亿人口、地域差异巨大的国情，以及日益多元、精细、个性化的民生需求，传统的粗放式、运动式治理模式已力不从心。从精准识别困难群体，到科学评估政策效果，再到利用大数据进行需求预测和资源调度，我们的治理技术和专业能力存在明显短板。民生政策有时难免“一刀切”，难以实现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从“管理”向“治理”的根本转变。
最后是破局之路：以系统性改革破解民生问题的深层次根源。针对民生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与结构性矛盾，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以系统思维、创新思路推进深层次改革，构建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1，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权益。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实施“县域教育振兴计划”“基层医疗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下沉。借鉴日本“农村振兴计划”和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人才、资本向农村流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融合。2，深化民生领域供给侧改革，构建精准化、多元化的供给体系。明确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职责边界，政府负责“保基本、兜底线”，市场负责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民生产品和服务，社会组织负责补充公共服务的不足。放宽民生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建设和运营，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生企业。推动新技术、新模式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民生需求精准识别机制，实现“按需供给、精准滴灌”。例如，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打破时空限制，促进优质资源共享。3，健全协同高效的民生治理体系，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跨部门的民生治理协调机制，设立专门的民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部门的工作，避免“九龙治水”。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充实基层民生工作队伍，提高基层干部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完善民生政策的监督考核机制，将民生福祉纳入地方政府考核的核心指标，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杜绝“面子工程”和“形式主义”。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建立民生政策听证会、民意调查等制度，让群众成为民生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和受益者。4，树立“民生为本”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各级政府要摒弃“民生是负担”的错误认知，树立“民生是投资”的理念，将民生建设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加大民生投入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入占比。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在推动国家富强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真正实现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
民生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发展的挑战。破解这些矛盾，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推进深层次改革，构建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这条路，关乎亿万人民的幸福安康，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民族的未来。唯有矢志不渝、久久为功，才能让民生之树根深叶茂，让强国富民的梦想照进现实。
我们剖析成因，绝非为了否定过往成就，而是为了更清醒、更坚定地走向未来。当前民生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交织着发展阶段的必然、体制转型的阵痛、社会变迁的代价以及观念更新的滞后。它们彼此关联、相互强化，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因此，解决之道绝不能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修补，而必须致力于“根源治理”与“系统重构”。这意味着：1，在发展哲学上，完成从“增长主义”到“福祉主义”的范式革命，真正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民生福祉提升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2，在制度设计上，发起以打破“二元分割”、促进“权利平等”为目标的第二轮深度改革，围绕户籍、土地、财政、社保等关键体制，构建有利于人口自由流动、资源均衡配置、权利随身携带的统一制度框架。3，在治理模式上，推动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的现代化转型，清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和家庭在民生保障中的权责利边界，构建一个韧性、精准、可持续的民生支持网络。4，在文化价值上，培育“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社会心态，破除“等靠要”思想和“特权”思维，营造一个尊重劳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守望相助的社会生态。
民生建设，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国家治理逻辑与社会契约精神的深刻重塑。唯有穿透问题的表象，直面其结构性根源，并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进行系统性的创新与改革，我们才能夯实强国之基、铸牢富民之本，使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船，在承载着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磅礴动力中，破浪前行，驶向光辉的彼岸。这既是对我们政治智慧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文明底蕴的淬炼。
提升民生质量的创新路径：制度重构与协同发力
提升民生质量的创新路径，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它要求我们从价值理念上进行根本性重塑，从制度体系上进行结构性重构，从技术应用上进行赋能性融合，从政策协同上进行系统性整合。这是一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灯塔，以“制度重构”为船体，以“科技赋能”为风帆，以“协同发力”为双桨的航路。其目标，是构建一个既能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又能温情守护每个个体的现代社会。当十四亿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制度的完善、技术的普惠和社会的协同而持续充盈时，一个民富国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为人类文明的未来画卷，添上最温暖而亮丽的一笔。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民生质量的提升，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投入叠加，而是一场关乎制度、机制、理念的系统性变革。当中国站在从“民生保障”向“民生提质”跨越的历史节点，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走出一条制度重构为基、多元协同为要、科技赋能为翼的创新路径。这条路径，既要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土壤，汲取古今中外民生治理的智慧，又要敢于突破传统模式的桎梏，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四位一体的民生发展新格局，为强国富民筑牢最坚实的民生根基。
总体思路是：坚持“投资于人”与“数智赋能”双轮驱动。将“投资于人”作为国家战略，确保财政支出持续向民生倾斜。同时，推动数字技术与民生建设深度融合，以“数智治理”跑在群众急难愁盼前面。发展路径为：1，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制定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加强动态监测与兜底帮扶。2，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公共服务规划布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人才调配城乡一体化。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地提供，推动“一城一策”实施办法。3，扩大基础民生服务普惠性：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5年内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实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盖。大力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增加护理型床位、托位供给。4，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性：以社区为主场景，整合便民服务资源，推进设施复合利用。支持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夜间开放，在公共政策中落实儿童优先原则。5，创新民生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民生政策评估、反馈、纠偏闭环链条。拓宽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服务找人”。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等方式参与民生建设。前瞻性举措：1，探索“民生银行”制度：为每个公民建立终身民生账户，整合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补贴与权益，实现精准投放与便携携带。2，构建“民生数字孪生”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模拟预测民生需求变化，实现政策提前干预、资源动态优化。3，推行“民生护照”计划：针对低收入群体、老年人、残疾人等发放民生护照，凭护照享受交通、文化、旅游等定向优惠，提升其社会参与感。4，设立“民生创新试验区”：在若干省份设立试验区，试行跨省社保结算、跨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突破性政策。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十五五”时期，中国民生建设的逻辑正在发生一场静默而深刻的革命。它已从过去侧重于“填补空白”、“补足短板”的“增量扩张”阶段，迈入了以提升质量、促进公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制度重构与协同发力”新阶段。这意味着，民生工作不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也不再是各职能部门分线作战的“政策集合”，而是一个需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的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本章旨在探讨，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矛盾，如何通过理念升维、制度重构、技术赋能与协同发力，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顺应时代潮流的民生质量跃升新路径。具体路径如下：
一是理念升维：从“问题导向”到“体系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重构民生价值坐标。提升民生质量，首要在于理念的彻底革新。传统的“问题导向”思维模式，虽能解决燃眉之急，却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响应，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元、高阶的民生需求。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坐标，推动民生理念实现三重升维。1，从“生存保障”到“发展赋能”。新时代的民生观，必须超越对基本物质需求的保障，转向对人的发展能力的系统性投资。《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提出“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四大原则，其核心要义正是确保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发展起点和发展机会。这意味着，政策重心应从“兜住底线”向“抬高底线、畅通阶梯”转变。例如，不仅要确保“有学上”，更要通过“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等举措，追求“上好学”，从而阻断贫困和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这不仅是教育公平，更是对未来人力资本最核心、最前瞻的投资。2，从“分散施策”到“系统集成”。当前民生领域“九龙治水”、政策碎片化的问题，源于部门化的治理思维。未来的创新路径要求树立“大民生”系统观，将民生视为一个涵盖收入、消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环境、文化的有机生命体。2026年多部门工作会议的部署，已展现出强烈的集成取向：财政部“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与发改委“提振消费”政策联动，将收入端与需求端打通;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城市更新”与完整社区建设，将物理空间改造与社会服务供给融为一体。未来的方向，是建立更高层级的民生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进行跨部门的政策设计、资源整合与效果评估，实现“1+1>2”的协同效应。3，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在无限需求和有限财力的现实约束下，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创新路径必须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一方面，政府应强化“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核心职能，如“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捍卫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应在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如高品质养老、托育、文化服务等，大力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标准设定，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乃至社区自身成为民生服务的供给者，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共建共享新格局。
二是制度重构：筑牢民生提质的“四梁八柱”，打破二元藩篱，构建“流动中国”背景下的民生保障新底盘。我国民生领域诸多矛盾的根源在于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提升民生质量，必须敢于触动深层次利益格局，进行根本性的制度重构。制度是民生建设的“牛鼻子”，好的制度能够让民生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反之则会制约民生质量的提升。提升民生质量，我们要以精准化、均等化、长效化为导向，重构民生领域的核心制度体系，打破束缚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1，重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制度，破解“城乡鸿沟”与“区域落差”。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失衡，是制约民生质量提升的首要瓶颈。要彻底打破以户籍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建立以常住人口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让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平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在教育领域，推行“名校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制”“县域教育振兴计划”，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向薄弱学校流动;2023年我国乡村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仅为68.2%，要通过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实施“银龄讲学计划”等方式，补齐乡村师资短板。在医疗领域，深化“医联体”“医共体”建设，推动三甲医院专家下沉基层，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借鉴英国“家庭医生制度”的经验，建立健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在养老领域，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一体化”建设，将城市优质养老服务资源延伸至农村，推广“村级幸福院”“互助养老”等模式，破解农村养老难题。2，重构民生保障激励制度，实现“兜底保障”与“发展赋能”的有机统一。传统民生保障制度侧重“保基本、兜底线”，但在激发个体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短板。要建立“保障+激励”的双轮驱动机制，让民生保障不仅能解燃眉之急，更能为个体发展赋能。在社会保障领域，完善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破除“缴多缴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弊端;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从“重治疗”转向“重预防”，将健康管理、体检、疫苗接种等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意识。在教育领域，深化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导向，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职业教育成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就业领域，建立“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的联动机制，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激发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力。3，重构民生投入长效机制，摒弃“短视思维”与“面子工程”。一些地方政府在民生建设中存在“重短期、轻长期”“重显性、轻隐性”的倾向，导致民生投入难以转化为长效福祉。要建立民生投入的“长期主义”导向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里子工程”。一方面，要明确民生投入的刚性增长机制，将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确保民生投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另一方面，要建立民生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评价机制，不仅考核建设阶段的“投入量”，更要考核运营阶段的“实际效益”，杜绝“建而不用”“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例如，农村学校的建设不仅要改善硬件设施，更要考核师资配备、课程开设、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等长效指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不仅要考核建成率，更要考核服务覆盖率、群众满意度等核心指标。4，深化户籍与社会福利脱钩改革，实现“服务随人走”。近3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是民生保障网的薄弱环节。未来改革的核心，是彻底剥离户籍与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捆绑，全面落实“以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全面取消参保户籍限制”，更要求建立“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动态调整机制，使人口流入地有充足的财力履行保障责任。同时，应“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让新市民不仅能“落得下脚”，更能“安得下心”。5，重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制度统一性与韧性。面对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式灵活化的挑战，我国社保体系需从“广覆盖”向“全覆盖、深覆盖、可持续”升级。2026年，医保领域将“推动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并“全面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这正是扩大覆盖、优化服务的具体体现。长远看，应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构建坚实的多层次养老保障支柱。同时，建立更精准、更主动的社会救助动态监测和预警机制，确保“弱有所扶”的网眼更密、响应更快。6，创新土地与财产权利制度，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乡村振兴是民生“洼地”抬升的关键。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于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源。在“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不仅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更能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要素支撑，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农民在“离乡”与“守土”之间拥有更多元、更自主的选择权，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三是科技赋能：激活民生提质的“数字引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提升民生质量的“加速器”。在数字经济时代，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作用，推动民生服务从“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从“粗放”向“精准”转变，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为民生提质注入新动能。1，以大数据赋能民生精准施策。大数据能够精准识别群众的民生需求，避免政策制定的“大水漫灌”。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民生大数据平台，整合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的民生数据，打破“数据孤岛”。例如，通过分析教育数据，精准识别农村教育的薄弱环节，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政策;通过分析医疗数据，精准识别群众的健康需求，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通过分析就业数据，精准匹配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提高就业质量。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建立健全数据管理制度，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2，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服务升级。拥抱“AI+”时代，以数字革命重塑民生服务可及性与品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是破解民生服务不均衡、提升服务品质的“战略性工具”。我们必须主动拥抱“人工智能赋能生活、生产与治理”的浪潮，将技术红利转化为普遍的民生福祉。(1)以“AI+公共服务”弥合数字鸿沟，实现优质资源均等化。利用AI与5G、6G技术，可以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将优质资源以极低成本送达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例如，通过AI辅助诊断系统和远程医疗平台，让三甲医院的专家能力下沉到县域医院和乡村诊所;通过“AI+”教育，为资源薄弱地区的学生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辅导。国家部署的“人工智能+”能源、医疗融合试点，正是这一方向的积极探索。关键在于，国家应投资建设普惠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AI平台，确保技术普惠成为缩小而非扩大城乡、区域、代际差距的力量。(2)以“AI+城市治理”推动精细化服务，建设“可感知”的宜居城市。城市是民生问题的集中场域。利用“城市超脑”、物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实现对城市运行、公共安全、环境质量的实时感知和智能调度。2026年提出的“以‘绣花’功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口袋公园建设”，其精细化程度，正需要AI在社区规划、设施管理、安全隐患排查等方面提供智慧支撑。从智能停车到独居老人安全监护，从垃圾分类到交通治堵，AI能让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市民生活更便捷、更安全。(3)以“AI+个性化服务”满足多元需求，赋能个体全面发展。AI的终极价值在于赋能个体。未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一个“既智慧，又贴心的‘AI私人助理’”，它能整合健康管理、终身学习、职业规划、法律咨询等服务，提供个性化的发展方案。例如，AI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的信息交互和环境导引，为老年人提供慢性病管理和情感陪伴，为创业者提供市场分析和政策匹配。这种“高情绪价值”的数智生活，将民生服务从标准化供给推向“千人千面”的个性化赋能，真正助力每个人的潜能发展。人工智能能够提高民生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服务。在医疗领域，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帮助基层医生提高诊断准确率;利用远程医疗技术，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在教育领域，利用人工智能个性化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方案;利用在线教育平台，打破时空限制，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偏远地区。在养老领域，利用智能穿戴设备，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实现“智慧养老”;利用人工智能客服系统，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养老服务咨询。3，以物联网赋能民生智慧治理。物联网能够实现民生设施的智能化管理，提高民生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社区治理领域，利用物联网技术构建智慧社区，实现社区安防、垃圾分类、水电燃气管理等智能化;在食品安全领域，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食品溯源，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环境保护领域，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质等环境指标，及时预警环境污染问题。
四是协同发力：打通“投资-消费-产业-民生”良性循环，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四位一体的民生治理格局，将民生需求转化为发展动能。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创新的关键在于，设计出能将庞大民生需求有效转化为内需拉力和产业升级推力的协同机制。民生建设也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协同发力的“大合唱”。提升民生质量，必须打破“政府包办”的传统模式，厘清各方权责边界，形成政府保基本、市场供多元、社会补短板、个体强赋能的良性互动格局。1，政府：定好位、兜好底，当好民生提质的“掌舵人”。政府在民生建设中的核心职责是“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而非包揽一切。要明确政府的权责边界，将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民生服务交由市场和社会承担，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例如，在教育领域，政府负责保障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而优质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则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医疗领域，政府负责保障基层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而高端医疗服务则可以交由社会资本运营。同时，政府要加强监管，建立健全民生领域的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例如，针对养老机构乱收费、服务质量差等问题，建立养老服务星级评价体系;针对校外培训乱象，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防止“双减”政策反弹。2，市场：激活力、提效率，当好民生提质的“生力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够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民生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需求。要放宽民生领域的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的建设和运营。例如，在养老领域，支持社会资本兴办高端养老机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医疗护理、康复保健、文化娱乐等多元化服务;在托育领域，鼓励企业兴办普惠性托育机构，解决“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同时，要引导市场主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避免唯利是图。借鉴日本“社会企业”的经验，对致力于提供普惠性民生服务的市场主体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让市场活力与民生福祉实现双赢。3，社会：补短板、聚合力，当好民生提质的“粘合剂”。社会组织具有灵活性、专业性、贴近群众的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要大力培育发展民生领域的社会组织，如养老服务协会、教育基金会、医疗救助慈善组织等，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供给。例如，社会组织可以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空巢老人帮扶、残疾人康复等公益服务;可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如社区养老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等。同时，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监管，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和公信力，让社会组织成为连接政府、市场和群众的桥梁。4，个体：强意识、增能力，当好民生提质的“主人翁”。民生质量的提升，最终离不开个体的积极参与和自我赋能。要引导个体树立“自我负责、自我发展”的意识，摒弃“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主动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例如，在健康领域，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主动参与体育锻炼、健康管理;在就业领域，鼓励个体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在教育领域，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而非仅仅追求分数。同时，要建立健全个体参与民生治理的渠道，如民生政策听证会、民意调查等，让群众成为民生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和受益者。5，精准实施“两新”政策，形成“惠民生”与“促消费”的强力闭环。2026年优化实施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是协同发力的典范。其创新性在于：(1)紧扣民生痛点：设备更新新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等领域，直接回应“一老一旧”的核心关切。(2)引导绿色智能消费：以旧换新补贴向高效节能、智能产品(如，智能眼镜)倾斜，既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又牵引了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升级。(3)创新补贴方式：汽车补贴从定额改为按车价比例浮动，提高了“得补率”和公平性。这套“组合拳”精准地将财政资金引向既能改善民生、又能撬动消费和投资的领域，实现了“投资优化供给—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改善民生—民生支撑发展”的良性循环。6，以“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为双擎，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城市与乡村是民生建设的两大空间载体，需要协同推进。(1)城市更新是“存量提质”：2026年的城市更新，强调实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意味着其不仅是硬件改造，更是通过“完整社区建设”、“温暖工程”等，系统性植入养老、托育、文化、商业等“软性”服务，将老旧空间重塑为充满活力的生活共同体和消费新场景。(2)乡村振兴是“增量挖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部署“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要求将基础设施投资与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数字乡村建设紧密结合。例如，通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仅改善村容村貌，更发展乡村旅游、电商等新业态，让美丽乡村产生“美丽经济”，使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7，推动“民生产业化”与“产业民生化”双向融合。一方面，要看到养老、健康、托育、文化等本身就是前景广阔的“民生产业”。应通过政策引导，将其培育为新兴支柱产业，既满足需求，又创造高质量就业。例如，“支持普惠养老服务增量资源向社区倾斜”，就是在培育一个巨大的银发经济市场。另一方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民生需求。如生物医药产业攻关老年病药物，低空经济开发应急救援和医疗物资配送服务，人工智能技术优先应用于智慧医疗和教育。这使科技进步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
五是全球视野：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特色，走出一条顺应潮流、扎根国情的民生新路。提升民生质量，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要立足中国国情，避免“照搬照抄”的误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顺应国际潮流的民生发展新路。1，借鉴国际经验，汲取民生治理的智慧。世界各国在民生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北欧国家的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其“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虽然不适合中国，但注重公平、普惠的理念值得借鉴;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将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为制造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其产教融合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通过政府、企业、个人共同缴费的方式，解决了养老护理的资金问题，其社会化养老的机制值得我们参考。2，立足中国国情，彰显民生治理的特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生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共同富裕作为民生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满足群众的民生需求，又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资源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3，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生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民生建设的创新，不仅关乎自身，也应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我们应积极参与全球民生治理，将中国特色民生道路的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1)推广“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经验。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的实践，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方案。未来，可通过南南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系统输出我们在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先行、志智双扶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模式，助力发展中国家破解贫困治理难题。(2)引领“人工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智能向善”。我们应更积极地参与和引领AI伦理、安全标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将“AIforLPG”(赋能生活、生产、治理)的理念转化为全球共识和行动准则。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为全人类所共享，防止其加剧全球不平等。(3)倡导“发展为了人民”的现代化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重要特征，这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现代化路径的全新选择。我们应通过学术交流、智库对话、媒体传播等多种渠道，生动讲述中国民生发展的故事，阐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和价值追求，为丰富人类对美好生活与良政善治的想象贡献中国智慧。
民生提质，为强国富民注入持久动力。“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提升民生质量，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民族复兴的战略工程。这条创新之路，以制度重构为基，夯实民生提质的根基;以协同发力为要，凝聚民生提质的合力;以科技赋能为翼，激活民生提质的动能。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久久为功、持之以恒;这条路，充满挑战，更充满希望，每一步的跨越，都将让亿万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让强国富民的梦想更加清晰。当民生质量的提升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当人的全面发展与民族复兴同向而行，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东方。
破解民生领域的深层次矛盾，需要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惯性思维，以系统观念推动制度创新、资源整合、治理升级，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1，构建“居住地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打破户籍与公共服务的绑定，推行“常住地登记户口、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模式，建立公共服务资源与人口流动动态匹配的机制。借鉴浙江丽水“乡事城办”经验，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扩大“县域通办”“市域通办”覆盖范围，打通跨区域服务壁垒;建立“钱随人走”“人随产业走”的资源配置机制，财政转移支付与常住人口规模、民生需求强度挂钩，确保资源向薄弱地区、重点群体倾斜。2，打造“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立“名校+薄弱学校”“城市+农村”的结对帮扶机制，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在就业领域，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培育新型技能人才，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医疗领域，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养老领域，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推广“社区嵌入式养老”“科技+养老”模式，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智能化水平。3，创新“多元协同”的民生治理机制。强化政府的兜底保障与政策引导责任，将财政支出重点投向民生领域，提高民生投入所占比例;激活市场活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托幼、医疗等民生领域，通过税收优惠、土地保障等政策支持，培育民生服务产业集群;引导社会参与，完善公益慈善税收优惠政策，推广“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积分”等模式，培育“先富带后富”的文化自觉;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建立民生诉求“接诉即办、未诉先防”机制，让群众从“被动接受服务”变为“主动参与治理”。4，强化“数字赋能”的民生服务升级。建设全国统一的民生数据治理中枢，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实现教育、医疗、社保等数据跨领域共享;推进民生服务适老化、亲幼化改造，保留线下服务渠道，推广语音导航、远程代办等功能，弥合“数字鸿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识别民生需求，实现政策推送、资源配置、服务供给的“千人千面”，如通过数据分析预判老龄化社区的养老需求，提前布局服务设施。
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核心举措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一个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富足，最终必须落脚于每一个体的安居乐业与幸福美满。这既是文明延续的朴素真理，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当前，中国已历史性地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正全力迈向“好不好”的新发展阶段。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不能再依靠零敲碎打的福利增量，而必须进行一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涵盖理念、制度、空间、技术、治理的全面而深刻的系统性重构。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民生工作的范畴，开创一条将民生需求内化为发展动能、让幸福感受可及可感的中国特色新路。
一是理念与制度维度的根本性革新：从“管理”到“赋能”，构建全周期权利保障体系。实现更高层次的民生福祉，首先需要一场深刻的理念与制度革命，其核心是从“政府供给与管理”转向“社会赋能与权利保障”。1，确立“赋能型民生”新理念。传统的民生模式侧重于保障基本生存和提供标准化服务。新时代的民生工作，必须转向以激发个体潜能、拓展发展机会为目标的“赋能型”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从单纯的“输血”和“兜底”，转向增强人民群众的“造血”能力。具体而言，在就业领域，不仅要提供岗位，更要像山东省深化“创业齐鲁”和“社区微业”行动那样，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以工代赈等方式，帮助劳动者适应产业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体面的就业。在教育领域，目标不仅是“有学上”，更要“上好学”，并致力于培养适应未来的创新人才与技能人才，如贵州省所谋划的建设区域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创新高地。这种理念转变，是将民生投入视为对“人力资本”最重要、最具有乘数效应的战略投资。2，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权”的制度性破冰。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壁垒是阻碍人民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主要制度障碍。实现安居乐业，必须坚决推行“以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对此已作出明确部署。浙江乐清、广东东莞等地的实践表明，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入学、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多层次住房保障，不仅解决了数以百万计家庭的“急难愁盼”，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体现，能极大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与发展信心。这项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钱随人走”的转移支付机制，确保人口流入地有动力、有能力履行保障责任，最终实现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彻底脱钩。3，构建“主动发现、精准保障”的社会安全网。幸福生活的底线是安全与尊严。必须利用数字技术，将社会救助从“被动申请”改革为“主动发现、精准抵达”。重庆市的社会救助“一件事”改革提供了典范：通过打通民政、医保、住建等18个部门数据，构建动态监测预警模型，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重病患者周强通过手机快速联办多项救助，九旬独居老人蒋佳瑶无需申请即“静默”享受高龄津贴，基层干部蔡秋红从“等待审批”变为“主动上门帮扶”。这套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数据协同与智慧化改造，让社会安全网变得无比敏锐与温暖，确保任何个体在遭遇风险时不致跌落，守护的是最基本的民生尊严。
二是空间与设施维度的系统性优化：建设全龄友好、宜居韧性的“人民城市”。安居乐业需要高品质的物理空间作为载体。城市与乡村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人民生活幸福的容器，其规划建设必须彻底贯彻“人民城市”的理念。1，实施“内涵式发展”的城市更新战略。中国城市发展已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未来的核心抓手是以城市更新推进内涵式发展。这并非简单的大拆大建，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系统性的功能优化与品质提升。具体路径包括：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老化管线更新，支持加装电梯，并像吉林省那样，因地制宜配建“一老一小”服务设施及停车、充电桩，建设“完整社区”，让老城区焕发新生机。同时，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采取“一楼一策”、房票安置、原拆原建等多种方式，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住条件。其目标是将城市更新与社区嵌入式服务相结合，像北京、成都那样，在社区内嵌入养老托育、健康服务、便民商业等设施，打造“15分钟生活圈”，让公共服务触手可及。2，筑牢“安居”之基，构建“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住房保障新格局。住房，是民生之基、幸福之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年夙愿，既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也是国家治理必须回应的民生考题。当前，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已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跨越，但“房价高企”“住房供需结构失衡”“新市民住房困难”等问题，仍是制约百姓安居乐业的关键堵点。实现“住有所居”，核心是要打破“重售轻租”的传统模式，构建“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租购并举、职住平衡”的住房保障新格局。(1)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聚焦“保基本”，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重点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市场聚焦“提品质”，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改善型住房需求。2023年，我国保障性租赁住房开工建设266万套(间)，有效缓解了部分群体的住房压力，但与上亿新市民的需求相比仍有差距。未来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力度，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降低建设成本，让租金更亲民。同时，借鉴德国“住房租赁法”的经验，明确租房者与房东的权利义务，遏制“随意涨租”“强制驱逐”等乱象，让租房者也能“居有所安”。(2)推动“职住平衡”，破解城市通勤的民生痛点。许多大城市出现“职住分离”的现象，居民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5小时，不仅消耗了大量时间精力，也降低了生活幸福感。要以城市规划为抓手，推动产业园区与居住社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在产业集聚区配套建设保障性住房、学校、医院、商业设施，实现“工作在园区、生活在社区”的职住平衡。例如，深圳在光明科学城建设中，同步规划建设了人才房、保障房，配套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优质教育资源，让科研人员实现“就近工作、就近安家”;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将住房与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紧密结合，实现了高水平的职住平衡，其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借鉴。(3)探索“住房+养老”“住房+教育”的融合发展模式。针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新建住房中配套建设适老化设施，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加装电梯、改造无障碍通道，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融合模式，让老年人“住得安心”;针对“学区房”炒作乱象，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多校划片”“教师轮岗”制度，淡化住房的教育附加价值，让住房回归“居住”本质。(4)强化保障体系：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尤其加大对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和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实现应保尽保。(5)供给“好房子”：全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链条提升品质，满足居民多样化改善性需求。如福建省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河北省坚持“以需定建”，都是让供给更适配需求的积极探索。(6)促进职住平衡：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像北京市推动“站城融合”，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完善居住与生活配套，从源头缓解通勤压力，提升生活便利度。3，推进“县域为枢纽”的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现全民幸福，短板在乡村，潜力也在乡村。必须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枢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夯实农业基础：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强耕地保护与科技攻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这是国之大者，也是农民收入的稳定器。(2)发展富民产业：核心是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立足“土特产”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特色产业，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3)建设宜居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并积极探索如浙江舟山定海区般的“净零碳乡村”路径，将绿色发展融入乡村振兴。
三是夯实“乐业”之本：打造“劳有所得、技有所长”的高质量就业生态。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酬”，自古以来，稳定的就业就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核心支撑。当前，我国就业市场面临“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挑战：2024年高校毕业生达1179万人，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就业难”与“招工难”的悖论并存。实现“劳有所得、技有所长”，核心是要构建“就业促进、技能提升、权益保障”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就业生态，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其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拓宽多元化就业渠道。要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强化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联动。加大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落实减税降费、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激发市场主体的就业吸纳能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培育直播电商、网约配送、在线教育等新职业，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借鉴丹麦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政府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其快速重返就业市场;德国的“短工时制”，在经济下行期由政府补贴企业，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稳定就业岗位，这些经验为应对就业波动提供了有益参考。其二，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打造“技能中国”的人才支撑。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在于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的错位。要彻底破除“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将职业教育摆在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让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一半时间在企业实践操作，实现“毕业即就业、上岗即上手”;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1+X”证书制度，让职业院校学生既拥有学历优势，又具备技能专长。2023年，我国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5%，高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充分证明了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中的重要作用。未来要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支持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培养更多适应产业升级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三，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让劳动者“劳有所得、劳有尊严”。要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合理收入增长;加强对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破解“平台经济下的权益真空”难题;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加班等行为的查处力度，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让每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尊严生活。
四是补齐“民生七维”短板：织密“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网。安居乐业的核心，是让百姓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民生服务。从“呱呱坠地”的托育服务，到“白发苍苍”的养老关怀，从“三尺讲台”的教育公平，到“白衣执甲”的医疗保障，民生保障必须覆盖人的全生命周期，补齐“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的短板，让幸福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1，破解“一老一小”难题，筑牢民生保障的“两端”支撑。老龄化与少子化是当前我国民生领域面临的双重挑战。针对“养老难”，要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在社区建设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助餐、助浴、助医等上门服务;推进医养结合，鼓励医疗机构转型为养老机构，支持养老机构增设医疗资质，解决老年人“看病难、养老难”的双重困境;借鉴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减轻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针对“托育贵”，要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支持企事业单位、幼儿园、社区兴办托育机构，落实托育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降低家庭育儿成本，让“生得起、养得起”成为社会共识。2，推进教育公平，夯实“学有所教”的民生根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要以“教育公平”为核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深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行“名校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模式，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招生倾斜力度，破解“寒门难出贵子”的困境;发展素质教育，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芬兰的教育体系被誉为“世界上最公平的教育体系”，其核心在于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教师定期轮岗交流，学校没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这种“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理念，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3，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实现“病有所医”的民生承诺。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前提，“看病难、看病贵”曾是百姓最迫切的民生诉求。要以“强基层、建机制、促公平”为核心，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让百姓“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推进医保制度改革，扩大医保报销范围，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推广远程会诊、在线问诊等服务，打破医疗资源的时空壁垒。2023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90%以上，这些数据见证了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未来要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引导群众首诊在基层，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4，强化“弱有所扶”的兜底保障，守护民生底线的温度。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力度。要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加强对残疾人、困境儿童、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关爱服务，完善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推进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升级，让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借鉴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中对弱势群体的保障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构建“适度普惠、精准帮扶”的社会救助体系，既避免“福利依赖”，又确保“底线不失”。
五是数字与治理维度的技术性赋能：构筑智慧便捷、充满活力的“数治社会”。数字技术是提升民生品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革命性工具。其目标不是炫技，而是让服务无感、治理有温、社会有活力。1，打造“需求导向”的智慧民生服务平台。借鉴深圳龙岗“虚拟社区”的成功经验，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基层治理与服务平台。其关键在于建立“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刻画社区民意画像，实现服务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菜”的转变。例如，龙岗平台可根据社区老龄化程度，自动增加上门护理服务推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资源，在线开放共享空间，提供志愿活动、托育预约等一站式服务。这本质上是构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数字生态，让公共服务像网购一样便捷，让社区参与像社交一样自然。2，推动公共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革命。打破“数据孤岛”和“部门壁垒”是数字赋能的前提。应推广苏州、重庆等地的经验，强化顶层设计，建设城市级一体化公共数据底座。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将多个部门关联的“单项事”整合为企业和群众视角的“一件事”，实现“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重庆的救助联办、苏州的70余项高频“一件事”，都是通过数据协同，将复杂流程化为指尖便捷的成功实践。3，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活力。数字平台为凝聚社会合力提供了绝佳场域。龙岗“虚拟社区”吸引了数千家企业、商户上线产品与服务，社区股份公司投入资金治理，甚至街角咖啡店也能通过平台发起公益活动。这启示我们，政府应更多扮演平台搭建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引导市场与社会力量成为社区服务的“合伙人”，共同孵化社区商业、公益项目和文化活动，让社区从行政单元的“管理对象”，变为充满烟火气与人文温度的“生活共同体”和“活力创造源”。
六是协同与保障维度的综合性支撑：聚焦重点群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系统性推进的同时，必须对关键领域和重点群体给予特别关注，解决制约幸福感的突出瓶颈。1，构建“一老一小”普惠服务体系。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必须将“一老一小”服务作为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1)养老服务：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银发经济，推广像北京昌平区那样的社区嵌入式适老化改造与智慧养老场景，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保障。(2)托育服务：多渠道扩大普惠托位供给，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2，实施“健康关口前移”的全民战略。推动卫生健康体系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这不仅要求像广东、吉林那样，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县域，建设胸痛、创伤等急诊急救中心，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更意味着要像山东省部署的那样，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探索“防、筛、治、康、管”一体化服务模式，将健康管理的责任和资源更多投向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全面提升国民健康素养与预期寿命。3，探索“精神富足”的赋能路径。幸福美满不仅在于物质丰裕，更在于精神充盈。应大力支持社区文化空间建设，鼓励开展“村晚”、“村BA”等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同时，要关注个体心理健康，逐步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为每个人提供追求梦想、实现价值的机会与通道，正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所擘画的，建设“文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最终指向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精神世界的丰沛。
七是涵养“幸福”之魂：培育“物质富足、精神丰盈”的美好生活形态。安居乐业的最高境界，是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幸福不仅来源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更来源于精神世界的充实、社会关系的和谐。当前，我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显著提高，但“精神空虚”“内卷焦虑”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实现百姓幸福美满，必须在“富口袋”的同时“富脑袋”，培育“物质富足、精神丰盈”的美好生活形态。1，丰富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建设更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乡村文化礼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更多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百姓生活的优秀作品，摒弃“流量至上”的浮躁心态，让文化产品真正成为滋养心灵的精神食粮;发展乡村文化，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等活动，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2，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社区是百姓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幸福美满的重要载体。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三方联动机制，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解决停车难、环境差、邻里纠纷等民生小事;开展“最美家庭”“文明社区”等评选活动，培育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社区文化，让社区成为充满温情的“幸福港湾”。3，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百姓“抬头见蓝天、低头见碧水”;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建设口袋公园、城市绿道，为百姓提供更多休闲健身的场所;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让宜居的环境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最后要以民生之暖，铸强国之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场需要久久为功的民生实践。从“住有所居”的住房保障，到“劳有所得”的就业支撑;从“全生命周期”的民生兜底，到“物质精神”双丰收的幸福形态，这些核心举措，既是对千年民生期盼的回应，也是对强国富民战略的践行。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参与;这条路，充满挑战，更充满希望，每一步的跨越，都将让亿万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更加坚实。当每个家庭都能安居乐业，当每个人都能幸福美满，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必将在民生福祉的滋养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中流淌了千年的民生期盼，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正一步步从典籍里的愿景，化作亿万百姓手可触及的幸福图景。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七维构成的具象生活，是“仓廪实”的物质富足与“知礼节”的精神丰盈交织的美好状态。站在强国富民的战略高度，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不能停留在“补短板、兜底线”的基础层面，更要以系统性、前瞻性、创新性的核心举措，构建起“保障有力度、发展有温度、幸福有质感”的中国特色民生保障体系，让每个人的梦想都能扎根生长，让每个家庭的幸福都能开花结果。
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是一项宏伟而细腻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以“赋能”替代“给予”，以“权利”夯实“福利”，以“品质”超越“数量”，以“协同”打破“分割”。这条新路，是制度重构之路，让公平的阳光普照每个公民;是空间重塑之路，让城市与乡村都成为诗意栖居之所;是数字赋能之路，让技术充满人性的温度;更是发展范式升华之路，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牢牢锚定在人的幸福与发展上。当每一位老者都能安享有尊严、有陪伴的晚年，当每一个孩童都能在阳光下快乐成长，当每一位青年都能在奋斗中看到希望，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安居中感受温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承诺，便将从宏大的国家叙事，化为亿万人脸上真切的笑容与心中充盈的获得感。这不仅是强国富民的坚实根基，更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征程中最动人、最温暖的风景。
八、民生改善的多维价值：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共赢
民生，自古以来就是衡量一个文明兴衰的温度计。从《礼记·礼运》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到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始终是中华政治智慧的核心关切。进入新时代，当中国站上强国富民的新历史方位，民生改善已超越传统的社会福利范畴，演变为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向度的战略枢纽。它不仅是个体尊严与幸福的基石，更是国家长治久安与竞争力迸发的源泉，同时也是中国为破解全球发展困境、重塑人类文明愿景所提供的东方智慧与公共产品。深刻理解民生改善在个人、国家与世界三个维度上产生的共赢效应，是完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关键。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生，一头连着个体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一头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民族的前途命运，更牵动着世界的发展格局、人类的文明走向。从《礼记》“大同社会”的千年愿景，到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构想，从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壮举，到全球减贫事业的中国贡献，民生改善从来不是孤立的“内政议题”，而是一场关乎个人成长、国家强盛、世界共赢的系统性变革。站在强国富民的战略高度审视，新时代中国的民生改善，早已超越了“解决温饱”“补齐短板”的初级阶段，升华为赋能个体全面发展、夯实国家复兴根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多维价值创造过程，最终实现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同频共振、互利共赢。搞好民生工作，不仅能惠及亿万人民，更能为国家发展、世界进步贡献重要力量，具有深远的多维价值。
首先对个人：赋能生命成长，实现从“生存”到“发展”再到“卓越”的价值跃升。从“生存保障”到“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与主体性回归。民生的根本价值，首先在于其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成全。它标志着发展目标从“物本”向“人本”的哲学回归，其演进轨迹清晰可见：从满足基本生存的“温饱型民生”，到追求生活质量的“小康型民生”，再到赋能个体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赋能型民生”。民生改善的终极价值，在于为每个个体赋能，让每个人都能挣脱生存的枷锁、突破发展的壁垒，迈向生命价值的卓越境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从来离不开社会提供的民生保障与发展机遇;而个体价值的实现，又反过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1，民生改善筑牢个体生存的“安全网”，让每个人免于匮乏之苦。生存权是人的首要权利，而民生改善正是保障生存权的根本路径。从“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攻坚目标，到覆盖10.5亿人的基本养老保险、13.6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险，中国用数十年时间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亿万百姓告别了“缺衣少食”“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218元，是2012年的2.3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28.4%，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富足”标准线。这种生存层面的保障，不仅让个体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焦虑，更赋予了每个人追求更高价值的底气。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的规律，只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个体才会追求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的更高目标。2，民生改善拓宽个体发展的“快车道”，让每个人拥有平等追梦的机会。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个体发展的起点。中国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农村孩子通过教育走出大山、无数寒门学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故事。与此同时，就业服务的精准化、职业技能培训的常态化，让更多人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本领——农民工通过技能培训转型为“新产业工人”，高校毕业生通过创业扶持实现“梦想落地”，灵活就业者通过权益保障获得稳定收入。这种发展层面的赋能，打破了阶层固化的壁垒，让“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成为现实。反观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大量底层民众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困境，个体发展的权利被严重剥夺，这恰恰印证了民生改善对个体发展的决定性意义。3，民生改善涵养个体卓越的“精气神”，让每个人实现生命价值的升华。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发展机会得到保障，个体的追求便会向精神丰盈、价值彰显的更高层次迈进。民生改善不仅意味着“富口袋”，更在于“富脑袋”——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的遍地开花，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全民健身设施的全覆盖，让健康生活成为社会风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让崇德向善成为全民共识。从“诗词大会”引发的文化热潮，到“全民健身”掀起的运动风尚，再到“志愿服务”汇聚的爱心暖流，民生改善滋养出的，是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种卓越层面的引领，让每个个体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为国家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4，物质基础的夯实与获得感的提升。这是民生价值的起点，也是最直观的层面。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上的历史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树立了标杆。超过一亿人口摆脱贫困，意味着这些个体及其家庭获得了生存的尊严和发展的起点。更广泛的民生改善，如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持续提升的居民收入、不断完善的住房与教育医疗体系，直接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这种获得感，是构成社会心态稳定与个人幸福感的物质基石。它印证了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发展实质上是扩展个人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过程，而免于贫困、疾病与匮乏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5，发展机会的拓展与能力的解放。更高层级的民生价值在于为个体赋能。现代民生体系，特别是普惠公平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是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的核心通道。从实施“双减”政策为青少年松绑减负，到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大国工匠，再到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其目标都是将庞大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本优势。这不仅让每个人拥有凭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在全社会范围内激发了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国古代“有教无类”的思想，在现代中国通过教育公平的持续努力得以发扬光大，使得无数“寒门贵子”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6，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尊严的体认。民生改善的最高境界，是促进人的精神全面发展。当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对文化、艺术、生态环境、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便日益凸显。遍布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蓬勃发展的“村BA”、“村超”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对绿水青山的严格保护，都是对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回应。这种精神丰盈，让个体不仅作为“经济人”存在，更作为有文化、有品位、有尊严的“社会人”和“精神人”存在。从孔子“富而后教”的理念到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一脉相承的是对人之为人的完整性的追求。
其次对国家：夯实复兴根基，实现从“国富”到“民富”再到“国强”的战略跨越，是从“稳定基石”到“强国引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民生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当代中国，民生改善已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其战略价值远超传统的社会稳定器功能，成为驱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民富则国强，民安则邦宁。”民生改善与国家强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民生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只有民生福祉得到保障，社会才能和谐稳定;民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只有百姓消费能力提升，内需才能持续扩大;民生是民族复兴的“助推器”，只有个体全面发展，人才红利才能充分释放。新时代中国的民生改善，正在推动国家实现从“国富”到“民富”再到“国强”的战略跨越，为民族复兴筑牢坚不可摧的根基。1，民生改善是社会稳定的“定盘星”，为国家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环境。历史反复证明，民生稳则社会稳，民生安则国家安。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根源无不是民生凋敝、民不聊生;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治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统治者轻徭薄赋、改善民生的结果。放眼世界，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根本原因在于贫富差距悬殊、民生保障缺失，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反观中国，通过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织密民生安全网，实现了社会大局的长期稳定。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2，民生改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国家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而民生改善正是扩大内需的核心抓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百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显著增强——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7.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与此同时，民生改善催生的新需求，又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养老需求的增长推动养老产业成为万亿级市场，教育需求的升级催生在线教育等新兴业态，健康需求的提升促进大健康产业快速崛起。这种“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让中国经济拥有了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反观西方一些国家，由于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萎缩，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这恰恰印证了“民生就是生产力”的深刻道理。3，民生改善是民族复兴的“人才库”，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力保障。强国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而民生改善正是培育人才的沃土。教育公平的推进，让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职业技能培训的加强，让劳动者素质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激励，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202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4件，这些创新成果的背后，是教育、科技等民生领域投入的持续加大。从“两弹一星”元勋到“大国工匠”，从航天英雄到科研尖兵，正是民生改善滋养出的一代代人才，支撑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正如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言：“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素质的总和，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国的民生改善，正是对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为国家强盛提供了不竭的人才红利。4，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凝聚力的根本来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在人民。持续而显著的民生改善，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最生动的实践，也是执政合法性和公信力最坚实的来源。从抗击新冠疫情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抉择，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国家通过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赢得了最广泛的民心支持。这种支持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能力，使中国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社会大局长期稳定。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政治密码”。5，经济内生动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民生与经济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庞大的民生需求本身构成了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居民收入提升、后顾之忧减少，直接转化为强大的消费能力，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民生领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应用场景和驱动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催生了“银发经济”和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提升教育质量推动了人工智能与教育科技的融合;改善生态环境则壮大了绿色低碳产业。这种“从民生需求出发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模式，正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民生投入，实质是对国家未来竞争力最具远见的战略投资。6，治理效能与制度优势的集中彰显。民生事务千头万绪、涉及广泛，是对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协同性、精准性、有效性的终极考验。中国能够统筹推进如此大规模的脱贫攻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得益于“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优势、中长期战略规划能力以及日益精细化的数字治理技术。例如，通过大数据实现社会救助的“主动发现、精准送达”，展现了技术赋能治理的效能;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改革优化民生支出责任，体现了制度自我完善的韧性。民生改善的过程，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治理能力在应对复杂问题中持续提升的过程。
第三对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实现从“中国方案”到“全球共享”再到“人类共赢”的文明互鉴，是从“中国方案”到“文明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生注脚。在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加剧的当下，中国的民生实践超越国界，为世界提供了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解决方案，并昭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现代化路径的文明新愿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的民生改善，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课题，更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民生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为全球减贫事业、民生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国推动的民生改善与对外开放相结合，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将民生福祉提升到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推动实现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共赢。1，中国的民生实践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照亮发展中国家的脱贫之路。脱贫攻坚是中国民生改善的标志性成就，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过去十年，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70%以上的份额。中国的减贫经验，既包括“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贫”的战略方法，也包括“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的具体路径，这些经验对于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合作开展的农业技术培训项目，帮助当地农民提高了粮食产量;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民生工程，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教育条件。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2，中国的民生治理为全球民生建设提供“中国智慧”，破解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难题。民生治理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国在民生治理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之路。这种治理模式，既避免了西方“高福利陷阱”的弊端，又克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增长轻民生”的误区，为全球民生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验，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构建普惠性保障网提供了参考;中国的“医联体”“县域医共体”模式，为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提供了方案;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了路径。这些智慧和方案，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与世界各国共享，推动全球民生治理水平的提升。3，中国的民生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中国担当”，推动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民生福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正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始终认为，世界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每个国家的民生改善;每个国家的民生改善，也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改善，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交通、能源、医疗、教育条件，让更多百姓过上好日子;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民生改善”作为核心内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民生投入，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这种担当与胸怀，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彰显了“天下一家”的大国情怀。4，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的实践标杆。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这一成就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套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坚持发展导向，将扶贫融入整体发展战略;实施“精准”方略，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注重“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作用。这一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单纯依赖外部援助的、更具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选择。正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借鉴中国经验开展本国减贫实践所证明的，中国的民生智慧具有可借鉴、可适配的世界意义。5，超越“福利国家”困境的路径探索。西方高福利模式正面临财政不可持续、劳动力市场僵化、社会活力不足等多重挑战。中国的民生建设道路，强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并力图在保障公平与激励奋斗、政府责任与个人努力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它探索的是一条将福利保障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将社会政策与人力资本投资紧密结合的道路。这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如何避免陷入“福利陷阱”或“发展停滞”的两难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和实践参照。6，塑造“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文明新叙事。西方近代崛起常伴随殖民扩张与对外掠夺，其现代化叙事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思维底色。中国通过内部民生改善、依靠自身改革与发展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本身就是对“国强必霸”陈旧逻辑的否定。它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专注于解决本国人民的发展问题，从而实现国富民强，并为全球增长注入动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本质上是将国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拓展至国际层面，推动各国携手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使得中国的民生改善，不仅具有国内价值，更承载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普惠方向变革的深远意义。
第四共创共赢：构建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的战略思考。实现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共赢，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国际潮流，以创新的思路和务实的举措，构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为强国富民、人类进步贡献更大力量。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让民生改善始终锚定人的全面发展。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既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问题，也要关注“精神文化”等精神层面的需求;既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也要激发“全体人民”的发展活力。要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让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2，坚持“强国与富民相统一”的战略思维，让民生改善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要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既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要把民生改善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通过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通过共同富裕实现强国富民的有机统一。3，坚持“中国方案与全球共享相结合”的开放视野，让民生改善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要继续发挥中国在减贫、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经验优势，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平台，分享中国的民生治理智慧。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共同应对贫困、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
最后我们要以民生之光照亮共赢之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民生改善的多维价值，既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成长与绽放中，也体现在国家复兴的坚实与稳健中，更体现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中。从个人的安居乐业到国家的繁荣昌盛，从中国的和平发展到世界的共同进步，民生改善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民生改善之路，注定是一条通向个人幸福、国家强盛、世界共赢的光明大道。这条路，需要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久久为功，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砥砺前行;这条路，不仅关乎亿万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更关乎人类的未来与希望。当民生之光照亮每个角落，当共赢之路连接世界各国，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必将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综上所述，民生改善的价值涟漪，从个人福祉荡漾开去，直达国家命运的深处，最终汇入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它昭示着一种新的发展哲学：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冰冷的GDP数字，而是暖意融融的人民生活;强国的最高标志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每个公民脸上绽放的笑容与心中充盈的尊严;一个伟大文明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其创造的物质财富，更在于它能否为人类如何更好地生活、如何更公平地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因此，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创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其意义远不止于社会建设本身。它是在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在锻造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内生引擎，是在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更是在参与定义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当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之时，一个“民富国强”的现代化中国，必将如巨人般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以自身波澜壮阔的民生实践，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一份坚实的确定性与温暖的希望。这，就是民生改善所承载的多维价值与共赢未来。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二字值千金。新时代中国的民生建设，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四维协同”民生发展体系破解民生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以治理创新夯实民生建设的长效机制，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改善新路。这条道路，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属性，也为全球民生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民生福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当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必将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新征程上，民生建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制度创新破解结构性矛盾，以协同治理提升服务效能，以普惠共享彰显公平正义，才能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让强国富民的目标逐步实现，让中国式现代化在民生福祉的持续提升中彰显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民生建设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接力赛。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与智慧，推动民生发展从“有没有”转向“优不优”，从“单一供给”转向“多元协同”，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见”。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走出一条顺应国际潮流、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从而更快更好地实现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千百年来中国的精英圣贤们胸怀天下，情系民生。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千年夙愿，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时代承诺，民生的画卷，从来都是在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徐徐铺展。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奔赴——奔赴更美好的生活，奔赴更坚实的幸福，奔赴一个让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光彩的中国。当我们回望来路，民生的改善是最动人的注脚;当我们眺望远方，民生的期盼，正是中国前行的永恒坐标。这份关于民生的思考，终究会化作时代的回响，提醒着每一个逐梦者：强国的底气，在庙堂之高的擘画里，更在江湖之远的烟火中。
民生建设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它不追求完美的句号，而寻求不断延展的逗号。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饥馑年代”到“全面小康”，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民生改善之路，这无疑是震撼世界的历史壮举;但当我们向前看，会发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更公平的机会、更充分的尊严、更可持续的福祉。
民生工程的最高境界，是让它自己逐渐“消失”：当公平成为呼吸般的自然，当保障如阳光空气般无处不在，当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在适宜的土壤中自由生长，我们便不再需要特别强调“民生”，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成为文明不言自明的底色。到那时，衡量强国的标尺不再是高楼与桥梁的高度，而是最脆弱群体脸上的笑容亮度;评价富民的尺度不止于收入的中位数，更在于每个普通人内心深处那份安稳、从容与希望。
这趟旅程没有终点站，只有不断延伸的下一站。中国民生的未来，藏在那位乡村教师新收到的智能教学设备里，藏在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运行声中，藏在异地医保结算时那声轻松的叹息里，更藏在每个孩子不必因出身而受限的广阔未来中。让我们带着这份清醒与坚定继续前行——因为真正的强国，最终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普通的公民;真正的富民，始终扎根于每个生命能否活得丰盈而有尊严。民生如镜，照见的是一个民族的良心;民生如尺，丈量的是一个文明的深度。这部未完的史诗，正等待我们共同书写下一个温暖而有力的篇章。
民生工作核心思路细化实施方案与政策建议清单：
一、“居住地导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实施方案
一是核心目标。打破户籍与公共服务的绑定壁垒，建立“常住地登记、常住地服务、常住地保障”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与人口流动的动态匹配，保障常住人口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益。
二是实施步骤。第一步基础信息整合阶段(1-2年)。1，建立全国统一的常住人口动态信息平台，整合公安、人社、教育、医疗、住建等部门数据，实现常住人口居住登记、就业状况、社保缴纳、子女入学等信息的“一网通享”，消除数据壁垒。2，推行“电子居住证”制度，将居住证与公共服务权益直接挂钩，明确居住证持有人在常住地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清单。第二步资源配置改革阶段(2-3年)。1，建立“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将常住人口数量、公共服务需求强度作为核心指标，纳入中央对地方、省级对市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公式，重点向人口流入量大、公共服务缺口大的地区倾斜。2，实施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调配计划，针对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短缺的人口流入地，通过“名校办分校”“医联体跨区域协作”等方式，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对人口流出地的闲置公共服务资源，进行转型升级，改造为养老、社区服务等设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第三步制度固化完善阶段(长期推进)。1，修订《居住证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居住地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上升为制度规范，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2，建立常住人口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倒逼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
三是配套政策建议。1，教育方面：(1)取消义务教育阶段“户籍+房产”的入学限制，实行“居住证+居住证明”入学政策，保障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免试就近入学;(2)建立跨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基金，由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按比例缴纳，用于补贴流入地教育资源扩容与师资培训。2，医疗方面：(1)实现居住证持有人在常住地医保门诊、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取消异地就医备案限制;(2)将居住证持有人纳入常住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享受同等的健康管理、疫苗接种等公共卫生服务。3，住房方面：(1)将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纳入常住地保障性住房申请范围，包括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等;(2)鼓励人口流入地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优先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3，社保方面：(1)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跨区域转移接续机制，实现社保关系“无缝衔接”，缴费年限累计计算;(2)允许灵活就业的居住证持有人在常住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享受同等缴费待遇与保障水平。
二、“数字赋能民生”实施方案
一是核心目标。以数字化技术破解民生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效率与温度不足”等问题，构建“精准化、智能化、普惠化”的数字民生服务体系，弥合数字鸿沟，提升民生服务的可达性与满意度。
二是实施步骤。第一步数字平台建设阶段(1-2年)。1，搭建全国统一的“民生服务总入口”平台，整合各地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平台功能，实现教育、医疗、社保、养老、住房等民生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2，建立民生需求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采集群众办事数据、投诉建议数据等，精准识别民生领域的“高频需求”与“痛点难点”，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第二步智慧服务推广阶段(2-3年)。1，在教育领域，推广“智慧课堂”“在线教育资源库”，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偏远地区下沉，实现“名师课堂”全覆盖;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学籍管理、转学办理系统，简化跨区域转学流程。2，在医疗领域，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推广远程会诊、在线挂号、电子处方、药品配送等服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实现跨医院、跨区域数据共享，减少重复检查。3，在养老领域，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整合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提供紧急呼叫、健康监测、助餐助浴等个性化服务;推广“养老服务券”数字化发放，方便老年人使用。第三步数字鸿沟弥合阶段(长期推进)。1，实施“数字民生适老化改造工程”，保留民生服务的线下办理渠道，优化线上平台的界面设计，增加语音导航、大字版等功能;组织社区志愿者、网格员开展“手把手”教学，帮助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掌握智能设备使用技能。2，建立数字民生服务普惠性评估机制，定期监测不同群体的服务使用情况，对存在使用障碍的群体，提供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三是配套政策建议。1，平台建设。(1)设立数字民生建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基层民生服务平台的数字化改造与运维;(2)推行“数据共享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责任与义务，除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的信息外，全部向民生服务平台开放。2，服务优化。(1)建立民生服务“好差评”制度，群众可在线评价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与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直接挂钩;(2)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数字民生服务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力量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民生服务。3，数字素养。(1)将数字民生素养教育纳入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的课程体系，开展常态化培训;(2)要求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推出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的优惠套餐与便捷服务，降低数字服务使用成本。
三、保障措施
一是组织保障。1，成立国家民生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民生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实施方案推进中的重大问题。2，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将“居住地导向”公共服务供给、数字赋能民生等工作纳入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体系，考核权重不低于30%。
二是资金保障。1，加大中央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建立民生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提升。2，创新民生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设立民生产业基金等方式参与民生项目建设与运营。
三是监督评估。1，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专业机构对实施方案的推进效果进行定期评估，重点监测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群众满意度等指标。2，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通过热线电话、政务平台、社交媒体等方式，接受群众对民生服务的投诉与建议，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5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