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 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 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 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 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
第五节 关于民生(上)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生二字，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是万家灯火的炊烟袅袅，是孩童琅琅的读书声里藏着的家国未来，是老者鬓边的霜雪映出的岁月安稳。它是社稷之基，是民心所向，更是一个民族迈向复兴征程中最温暖的底色、最坚实的支撑。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步履铿锵，我们追问“中国迈向何处”，答案的根脉，便深深扎在亿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安危冷暖之中。
历史的长卷徐徐展开，若细观其纹理，会发现贯穿千年文明的并非仅仅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亿万普通人如何饮食、怎样栖居、能否老有所依、病有所医的平凡叙事。民生，这个看似朴素的概念，实则是一个文明最深沉的精髓所在。它既是每个清晨唤醒街巷的炊烟，也是深夜窗口不灭的灯火;既是田埂上汗滴入土的重量，也是城市里梦想拔节的声音。在这片古老而常新的土地上，“民生”二字所承载的，远不止温饱的数字与政策的条文——它是一个民族对待生命最根本的态度，是一种文明能否穿越时间考验的最诚实答卷。此刻，当中国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坐标上，我们如何安放这十四亿份具体而微的期盼?如何让发展的温度真正触及每一个屋檐下的冷暖?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技术命题，更是一场关于尊严、公正与未来的文明对话。让我们共同展开这章关于民生本源的探索，聆听那些沉默在统计数字背后的心跳，找寻那条通往“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在那里，每一个生命都能如其所是地绽放光芒。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是强国富民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治国理政智慧，始终将民生福祉置于社稷安危的核心位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更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根本遵循，推动民生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当前，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发展进入“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全覆盖到高品质、从保基本到促共富”的转型升级新阶段，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普惠医疗、体面就业、舒适居住、可靠保障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民生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传统“补缺型”“普惠型”民生供给模式，已难以适配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的民生期待。必须跳出“重投入轻效益、重供给轻需求、重统一轻差异”的传统思维，构建“精准化供给、品质化提升、均等化推进、可持续保障”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发展体系，开创一条顺应国际潮流、契合中国国情、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民生改善新路，让民生福祉的提升与强国富民的进程同频共振。
民生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锚点，是强国富民的核心载体。在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民生建设已从“生存保障”向“品质提升”、从“补齐短板”向“系统升级”、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深刻转型。深入阐释民生的本质内涵，精准破解民生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体系，不仅关乎亿万人民的幸福安康，更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与底气，是实现强国富民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
民生是国之根本、政之要义。本节以“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为核心理念，从民生的定义与本质出发，系统论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战略价值，深度剖析当前民生领域存在的关键矛盾及其根源，并提出一套顺应国际潮流、契合中国国情、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民生发展新思路。本文认为，唯有通过“投资于人”、数智赋能、制度创新等多维并举，才能实现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生活愿景，进而为强国富民、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民生的时代定义：从生存之基到发展之要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句出自《左传》的古训，勾勒了传统社会中民生作为“生存之基”的朴素图景——民生即民众维持基本生存的生计。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尤其是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门槛上，我们深刻意识到，民生的内涵已发生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革命。它早已超越了温饱的范畴，不再是发展进程中需要被“补偿”或“保障”的客体，而是 演变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根本动力和终极衡量标准。民生，已成为强国富民的“发展之要”。对这一时代定义的精准把握与创造性实践，是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通往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锁钥。
一是定义之变：从“保障对象”到“发展本体”的三重跃迁。民生的时代定义，其跃迁轨迹清晰可辨，体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工具到价值、从单一到系统的深刻转变。1，目标维度：从“物质满足”到“人的全面发展”。传统的民生观聚焦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核心是物质层面的生存保障。孙中山先生将民生概括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奠定了其基础性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民生工作的重心即是解决温饱，实现“衣食无忧”。而新时代的民生目标，已升华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涵盖了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七有”基本盘，到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全方位需求，最终指向的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全面提升。四川省宜宾市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鲜活注脚：其民生工作正从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样的补短板工程，转向更新既有电梯、建设历史文化街区、打造社区“宜邻中心”等追求品质与精神富足的“优化”升级。这表明，现代民生不仅是“吃饱穿暖”，更是“活得有尊严、有品质、有希望”。2，动力维度：从“成本支出”到“增长引擎”。
过去，民生改善常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民生投入被简单归类为财政的“消耗性支出”。如今，这一认知已被彻底刷新。民生领域本身就是蕴藏巨大潜力的“需求富矿”和“增长动能”。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联着亿万家庭的消费升级。例如，“银发经济”规模在2024年已达约9.5万亿元，成为重要的新兴支柱。中央部署2026年工作时，明确将“提振消费”与“加强民生保障”紧密结合，通过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补贴等方式，直接将民生需求转化为有效市场订单。这揭示了一个新逻辑：投资于民生，就是投资于人力资本、投资于消费市场、投资于社会稳定，最终是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与经济发展构成了互相滋养、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3，系统维度：从“零散政策”到“制度体系”。民生工作已从针对具体问题的应急性、碎片化政策安排，演进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成熟、定型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历史性地将“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与政治、经济等基础制度并列。这套制度体系目标明确(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原则清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范围界定(“民生七有”)，并结构化地划分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三个建设层次。它超越了古代“为民保障”的仁慈施政观，也不同于西方“残补式”的福利模式，而是扎根于中国“家国一体”的文化底色，体现着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制度化承诺，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二是现实之困：迈向“发展之要”道路上的三重张力。尽管成就斐然，但将民生的时代定义转化为普遍现实，仍面临严峻挑战，集中体现为三重核心张力。1，“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近年来，一个突出矛盾是宏观经济数据与居民、企业主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尽管国家经济保持增长，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网络不断完善，但部分民众的“获得感”却不强。这主要源于：一是收入增长与财富感知的脱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中位数有时低于经济平均增速，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资产价格波动、债务付息压力等因素，削弱了财富的实在感。二是公共服务供给与精准需求的错位。正如专家所指，社保体系与公共领域仍存短板。虽然总体投入巨大，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养老、托育等服务供给不足且成本高昂，使得家庭实际负担沉重，抵消了收入增长带来的正面体验。2，“均等化理想”与“不均衡现实”的差距。我国民生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体现在四个关键维度：(1)区域不均衡：东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同一区域内部也存在分化。(2)城乡不均衡：城市在资源布局、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上显著优于农村。(3)行业不均衡：医疗、社保等领域发展较快，而养老、托育、住房保障等与新时代迫切需求相关的领域则相对滞后。(4)群体不均衡：低收入群体、特殊困难群体的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此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与人口流动趋势不匹配，“人随产走”但“服务未随人走”，导致人口流入地压力巨大、流出地资源闲置，制约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发展惯性”与“创新要求”的碰撞。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思维存在惯性，与民生作为“发展之要”所需的创新之间存在碰撞。(1)“重硬轻软”的惯性。习惯于投资看得见的工程设施，但对服务标准、人才培训、运营管理等“软性”投入和长效机制建设不足。(2)“条块分割”的障碍。民生事务往往涉及教育、卫健、民政、住建等多个部门，存在“九龙治水”的协调难题。宜宾市在推进城市更新时，就曾面临文保、规划、住建、文旅等部门目标各异的困境。(3)“被动响应”与“主动谋划”的矛盾。民生工作有时仍停留在解决“急难愁盼”的被动应对层面，未能完全前置性地将民生需求作为产业规划、科技研发、城市设计的核心导向进行主动系统谋划。
三是创新之路：构建面向未来的民生发展新生态。破解上述矛盾，必须以民生的新时代定义为统领，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的改革创新，开创一条顺应潮流、适合国情、富有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1，实施“收入-财富-服务”三维驱动战略，切实提升获得感。化解“温差”，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思维，建立综合性的民生福祉提升框架。(1)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在初次分配中，强化劳动者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效益改善的联动机制。在再分配中，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实质性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探索建立与经济增长挂钩的民生福利支出动态调整机制。(2)稳定居民财富预期：在坚持“房住不炒”前提下，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2026年政策已明确方向：因城施策去库存，并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等，这既能盘活存量资产，也能减轻居民住房压力、稳定资产价值。同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发展规范、透明的资本市场。(3)推进公共服务精准升级：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迈进。针对“一老一小”，在增加托位、养老床位数量的同时，更需大力发展普惠型、高质量的服务体系。推广“先使用后付费”的科技成果转化试点等创新模式，让科技更好服务于民生痛点。2，推行“随人走、数字化、社会化”的供给机制革命，促进高水平均等。破解不均衡，必须从根本上革新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供给方式。(1)坚定落实“随人走”的服务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强化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责任，并配以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用地指标，使公共服务资源动态适配人口流动趋势。(2)全面赋能“数字化”管理手段：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构建全国统一的民生服务数字平台。实现对民生需求的热力感知、精准画像和智能预测，推动服务“主动找人”。开展“人工智能+”能源、医疗等融合试点，提升服务效率与可及性。(3)积极构建“社会化”参与格局：政府角色应从直接提供者，更多转向规则制定者、资金引导者和质量监管者。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民生服务供给，特别是在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购买服务、PPP等模式，形成多元化供给主体竞争合作的格局。3，建立“产业-科技-治理”融合的发展范式，激活民生新动能。将民生真正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需要跨领域的融合创新。(1)发展“民生导向型”新质生产力：国家部署培育壮大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具身智能、元宇宙等未来产业，其技术突破应积极导向解决健康监测、便捷出行、老年辅助等民生需求。将民生应用场景作为科技攻关的重要方向。(2)创新“短平快”协同治理机制：学习宜宾经验，针对跨部门民生难题，组建由上级领导牵头、多部门实体参与的高规格、扁平化协调指挥部，建立“问题不隔夜”的快速决策和销号机制。这能有效打破行政壁垒，提升政策落地的整体效能。(3)拓展“内生循环型”城乡融合：民生制度建设应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仅推动城市资源下乡，更要通过产业振兴，让农村拥有创造优质民生条件的内生能力。保障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使其能共享现代化成果，成为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选择。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尚书》掷地有声的箴言，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生始终是贯穿中国治国理政的一条主线。在不同的历史坐标系中，民生的内涵有着天壤之别：农耕文明时代，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的温饱期盼;工业革命浪潮中，它是“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酬”的权益诉求;而当中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民生的定义早已超越了“生存”的基本范畴，升维为“发展”的核心命题——它不再仅仅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要回应“好不好”“优不优”的期待，是让亿万人民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实现精神丰盈、价值彰显、潜能释放的系统性工程。这种从“生存之基”到“发展之要”的跃迁，既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强国富民征程中必须破解的时代课题。
回溯历史，民生的内涵演变始终与国家发展水平同频共振。两千多年前，管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精准道破了民生的底层逻辑：生存是民生的起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灾害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是常态，“安居乐业”便成了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即便是盛唐贞观之治，其民生治理的核心也不过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让百姓免于饥寒。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生凋敝达到顶峰，孙中山先生喊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口号，试图为民生谋出路，却因时代局限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土地改革、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让“生存”不再是奢望;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村生产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城市活力，民生建设向着“温饱有余”迈进，脱贫攻坚更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兑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这一系列实践印证了一个真理：生存是民生的前提，只有先解决“活下去”的问题，才有可能探讨“活得好”的命题。
进入新时代，民生的时代定义迎来了质的飞跃。如果说过去民生的关键词是“脱贫”“温饱”“保障”，那么当下民生的关键词则是“品质”“公平”“发展”。这种转变，有着坚实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从理论层面看，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的需求是逐级上升的，当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便会成为主导。中国的发展实践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5698元，稳居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16510元增加到2022年的3688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5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6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5%，这些数据标志着中国已经跨越了“生存型民生”阶段，进入了“发展型民生”的新赛道。从现实层面看，人民群众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有房住”到“住好房”，从“看病难”到“看好病”，从“求温饱”到“求品质”，从“谋生计”到“谋发展”。这种需求的升级，倒逼民生建设必须从“普惠性”向“精准性”“高质量”转变，从“保基本”向“提品质”“促发展”延伸。
然而，在从“生存之基”向“发展之要”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生领域依然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是历史积淀、发展阶段、体制机制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民生资源配置的“城乡鸿沟”“区域落差”尚未完全弥合。从城乡来看，2022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45:1，虽然较十年前有所下降，但差距依然明显;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和人才短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从区域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民生发展水平差距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一些省份的2倍以上，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些差距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采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资源向城市和工业倾斜;也有发展阶段的原因——中西部地区地理条件相对恶劣，产业基础薄弱，人才流失严重，形成了“发展滞后—人才流失—进一步滞后”的恶性循环;还有体制机制的原因——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长期以户籍为导向，城乡、区域之间的资源流动存在壁垒。其二，民生需求的多元化与供给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凸显，“供不适需”成为制约民生品质提升的关键瓶颈。一方面，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民生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比如对优质教育、高端医疗、个性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民生供给体系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普惠轻精准”的问题。以养老为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2.8亿，占总人口的19.8%，但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结构失衡：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民办养老院价格高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低，居家养老缺乏专业支持。以教育为例，“双减”政策实施后，校外培训乱象得到遏制，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择校热”“学区房”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素质教育的推进面临师资、设施等诸多制约。这种供需错配，根源在于民生供给的“计划思维”尚未完全转向“市场思维”与“精准思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协同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民生建设的积极性未能被充分调动。其三，民生保障的“兜底性”与“发展性”衔接不够紧密，民生建设对人的潜能释放的支撑作用有待加强。过去，民生建设的重点在于“兜底”，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这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在发展型民生阶段，民生建设不仅要“兜底”，更要“赋能”，即通过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支持，让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发展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当前，我国在民生“赋能”方面仍存在短板：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部分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发展，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企业需求;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指导和创业扶持力度有待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激励性”不足，部分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养懒汉”的风险，未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问题的形成，与我们对民生的认知尚未完全从“保障型”转向“发展型”有关，民生建设的“赋能”功能被忽视，导致民生资源未能转化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其四，民生建设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应对风险挑战的韧性有待提升。近年来，新冠疫情、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对民生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暴露出民生保障体系的短板：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不够完善，基层防控能力薄弱;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的风险防范意识有待加强;民生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不足，精准施策的能力有待提升。此外，民生建设的投入机制、评价机制也存在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对民生建设的投入存在“重短期效益轻长期规划”的倾向，热衷于搞“面子工程”，而忽视了“里子工程”;民生评价体系过于注重GDP等经济指标，对民生福祉的考核权重有待提高。
破解新时代民生领域的矛盾与问题，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国际潮流，以创新的思路和务实的举措，推动民生建设从“生存之基”向“发展之要”跨越，为强国富民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构建“全域统筹、精准配置”的民生资源分配机制，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下沉，比如实施“县域医共体”“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让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公共服务;要缩小区域差距，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吸引人才回流;要改革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方式，打破户籍壁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以常住人口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让外来务工人员平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同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日本的“农村振兴计划”，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和人才向农村流动;德国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
第二，打造“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民生供给体系，化解供需结构性错配的矛盾。政府要明确自身的职责边界，聚焦“保基本”，加大对普惠性民生产品的供给，比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民生建设，比如在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办机构发展，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民生服务;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治理，比如培育养老服务协会、教育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发挥其在精准服务、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以养老服务为例，可以借鉴荷兰的“多元养老模式”，政府负责兜底保障，市场提供高端服务，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以教育为例，可以借鉴芬兰的“素质教育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唯分数论”。
第三，强化民生建设的“赋能”功能，构建“兜底保障+能力提升”的民生发展新模式。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推进教育公平，改革职业教育体系，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制度的“激励性”，比如建立养老保险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机制，鼓励劳动者积极参保。同时，要借鉴美国的“创业扶持计划”，通过政府补贴、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等方式，支持年轻人创业;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将养老、医疗、住房等保障有机结合，实现了社会保障与个人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四，健全民生建设的长效机制，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韧性。要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加强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筑牢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防线，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要推进民生数据的整合与共享，建立全国统一的民生大数据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民生决策的精准性和科学性;要完善民生建设的投入机制和评价机制，建立民生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将民生福祉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杜绝“面子工程”。
民生之大，大在柴米油盐，大在衣食住行，更在梦想与希望。从“生存之基”到“发展之要”，民生的时代定义演变，折射出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强国富民的征程中，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议题，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息息相关的系统性工程。它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只有民生改善了，内需才能扩大，经济发展才有持续动力;它是社会稳定的“定盘星”——只有民生福祉得到保障，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它是民族复兴的“助推器”——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全面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如期实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来路，民生改善的足迹清晰可见;眺望远方，民生发展的征程任重道远。这条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国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这条路，关乎亿万人民的幸福安康，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民族的未来。唯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民生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走出一条顺应国际潮流、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才能让强国富民的梦想照进现实，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活得更有尊严、更有品质、更有希望。
民生的时代定义从“生存之基”到“发展之要”的演进，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征程上价值理性的深刻觉醒。它意味着，发展的刻度不再是冰冷的GDP数字，而是人民笑容的温暖;强国之路不再仅仅是星辰大海的远征，更是千家万户门前灯火的点亮。这条新路，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一场深刻的变革：将民生从社会政策的“后台”请到国家发展的“前台”，从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转变为引领增长的“主产品”，从部门工作的“责任田”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总引擎”。这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以高质量发展为路径的中国特色民生发展之路。当每一个个体的潜能得以释放、尊严得以保障、梦想得以滋养，其所汇聚起的，将是国家繁荣最深厚的伟力，是民族复兴最坚实的根基。这，正是中国迈向何处最坚定、最温暖、也最富生命力的答案。民生之要，即国运所系;民生之新，即未来所在。
民生，从字面维度看，是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总和，涵盖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从发展维度看，是贯穿人全生命周期的权益保障与价值实现过程，囊括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精神文化等多元领域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民生的时代定义呈现鲜明特质：它既是“底线民生”与“品质民生”的有机统一，既要筑牢最低生活保障、急难救助等兜底防线，又要满足人民对“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更高期待;既是“物质民生”与“精神民生”的辩证共生，既要持续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又要丰富精神文化供给、彰显公平正义价值;更是“个体民生”与“集体民生”的协同发展，既要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化需求，又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群体共荣 。这种定义突破了传统民生的单一维度认知，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的具象化表达。
二、民生的深刻内涵与本质：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实践
当历史的聚光灯从国家实力的宏大叙事，转向每一个具体生命的绽放轨迹时，一个文明最深刻的嬗变便真正开始了。在中国迈向强国富民的关键征程上，“民生”这一概念已悄然经历了一场从内涵到本质的哲学升华。它不再仅是温饱的度量、生计的保障，而是升华为一个民族关于自身命运的终极叩问：发展究竟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在东方大地的时代回响，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核心标识。它意味着，强国的基石在于每一个国民潜能的充分激发，富民的标尺在于每一个生命维度的丰盈舒展。本节将深入探讨这一本质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源流、生动实践、现实挑战，并试图勾勒一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径。
一是理论溯源与时代内涵：从“民本”思想到“人本”实践。对人的全面发展之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谱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之中，并在新时代被赋予了系统性的实践内涵。1，深厚的文化基因与理论升华。中华传统政治智慧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绵延千年，从《尚书》的“政在养民”到孟子的“民为贵”，都将民众福祉视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石。然而，传统的“民本”多侧重于“养民”“富民”，是治国安邦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则承续并创造性转化了这一基因，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发展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的全面发展”系统理论，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根本性跨越。这标志着民生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彻底从“国家的治理对象”转向了“发展的根本目的”。2，“投资于人”：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当前，“投资于人”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这绝非简单的政策术语更迭，而是一场发展逻辑的深刻革命。它旗帜鲜明地扬弃了以单纯GDP增长为核心的“物本”逻辑，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事后补救、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模式。“投资于人”的核心，是对人作为发展主体和终极目的的双重确认。它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一方面是对人作为“劳动者”的投资，通过教育、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与创造价值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对人作为“生活者”的投资，通过普惠的医疗、养老、住房、文化等服务，保障其生活品质与幸福尊严。这二者共同作用，旨在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雄厚人力资本。正如学者所言，“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全部目的，人越发展，社会经济就越发展”。3，多维内涵：全面发展的中国式构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全周期的系统概念。政治局会议明确，“十五五”时期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其内涵至少包括：(1)发展权利的平等化：确保不同性别、禀赋的个体获得更平等的对待与发展机会，破除阶层固化与身份歧视。(2)能力素养的现代化：不仅保障基本物质生活，更强调通过教育变革，培养人格健全、富有社会责任感与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使其能适应并引领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3)精神世界的富足化：超越物质层面，追求精神文化的充实、心理的健康健全，以及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尊重与认同。(3)生命周期的保障化：构建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让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安心发展。
二是中国实践与模式创新：全面发展图景的在地化展开。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努力，正通过一系列具有首创性的政策与基层实践，从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实。1，从“千万工程”到“村字号”活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与人的重新发现。始于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中国乡村样本，其最深远的启示在于，它开启了一场深刻的“人的振兴”。它并非简单的环境整治，而是以人居环境改善为切入点，系统性重建乡村的生态、产业与人文。(1)物质基础的夯实：从修路、清污、改厕，到实现行政村5G通达率超过90%，基础设施的“硬件”升级，为农民融入现代生活、发展新业态铺平了道路。(2)发展能力的拓展：环境改善催生了民宿、乡村旅游等新产业，让农民在乡土上获得了新的生计和更高的收入(2025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在贵州，年轻人回归“非遗”产业，将传统苗绣、蜡染与电商、国潮设计结合，不仅让古老技艺焕发生机，更让田华、靳秀丽等年轻传承人实现了个人价值与事业成功。(3)精神富足的追求：更具深远意义的是，“村BA”、“村晚”、“村歌”等“村字号”文化活动的蓬勃兴起，满足了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激活了乡村的文化自信与内生动力，生动诠释了“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同步推进。2，“两新”政策的民生逻辑：以发展赋能生活，以生活牵引发展。2026年优化实施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是“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的典范。其创新性在于，它精准地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个体福利提升相贯通。
政策体现的发展导向：①支持领域向民生与安全倾斜：新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直接回应“一老一旧”的民生痛点。②补贴方式更加精准普惠：汽车补贴从定额改为按车价比例补贴，家电聚焦6大类保有量高的产品，旨在提高“得补率”，让更广泛人群受益。③鼓励绿色与智能消费：补贴向高效节能产品、智能眼镜等新兴品类倾斜，既引领绿色生活方式，也通过满足居民对高品质、智能化生活的向往，反向激励产业升级。④内在的民生逻辑：该政策深刻体现了“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的辩证法。它以财政补贴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直接提升了家庭生活品质;同时，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迭代，创造了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这就形成了一个“民生改善→内需扩大→产业升级→就业优化→人的能力与收入提升→更高层次的民生需求”的良性循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持久的引擎。3，数字赋能与制度韧性：为全面发展搭建“智慧基座”。中国民生治理的另一个突出创新，是利用数字技术系统性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与精准度，为人的发展扫清障碍。(1)数字技术弥合鸿沟：通过建设“一网通办”政务平台、推广“远程代办”和适老化改造，数字技术正在从“门槛”变为“桥梁”，确保不同年龄、地域、能力的人都能平等享受服务。(2)智慧调度均衡资源：构建智慧资源调度系统，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跨区域流动与下沉，有助于缓解城乡、区域间的发展机会不平等。(3)制度创新覆盖新群体：探索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群体的弹性参保制度，正是将发展权益拓展到所有劳动者的制度体现，增强了社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与发展韧性。
三是现实挑战与深层矛盾：迈向全面发展之路上的关隘。然而，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美好蓝图普照于14亿国民，依然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大结构性矛盾上。1，“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这仍是制约人全面发展的最突出矛盾，呈现多维交织的特点：(1)城乡与区域维度：尽管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加快，但绝对值差距、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教育、医疗)的“软件”差距依然显著。东部与中西部在发展机会、人力资本积累上的“马太效应”仍需破解。(2)群体与阶层维度：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面临瓶颈，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向上流动的渠道有待进一步畅通。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面临的不平等加剧趋势，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3)物质与精神维度：在物质条件快速改善的同时，社会心态焦虑、部分领域道德失范、城乡文化服务供给不均等问题，提示精神层面的“营养不良”同样需要关注。2，人口结构变化的系统性压力。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变迁，带来了深远挑战：(1)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压力：养老金收支平衡、医疗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面临考验，需要精妙的代际平衡设计。(2)家庭发展能力受到挤压：“生育—养育—教育”的高成本，直接影响到家庭人力资源的再生产与年轻一代的全面发展机会。(3)人力资本迭代的紧迫性：人口红利减弱，必须通过“投资于人”，加速将普通劳动力转化为适应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高素质人力资本，这任务艰巨而紧迫。3，体制机制与文化观念的束缚。(1)评价体系单一化：社会潜意识中仍存在以财富、官衔等单一量化指标论成功的倾向，挤压了多样化、个性化人生选择的空间，与全面发展的理念相悖。(2)政策协同碎片化：民生事务跨部门、跨层级，容易陷入“九龙治水”，例如城市更新中可能面临规划、住建、文旅等多目标冲突，需要更高层面的系统整合。(3)数字技术接入不均：数字鸿沟可能加剧机会不平等，如何让技术红利普惠全民，而非制造新的壁垒，是数字时代必须解决的公平命题。
四是战略思考与政策建议：开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民生新路。
面向“十五五”及更远的未来，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和制度创新，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开创一条新路。1，实施“全生命周期资本积累”国家计划。建议由中央统筹，制定并实施覆盖“孕育期—成长期—贡献期—晚年期”的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投资计划。(1)前端强化(孕育与早期教育)：大幅增加对孕期保健、0-3岁普惠托育的公共投入，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投资，破解“生不起、养不起”的困境。(2)中端优化(教育与职业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从“知识灌输”转向“核心素养与创新能力培养”。建立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国家补贴与个人、企业共担，支持劳动者随时“回炉”升级技能。(3)后端保障(健康与老年发展)：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银发人才”开发计划，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创造“老有所为”的岗位与社会参与平台，变“养老”压力为“助老”红利。2，构建“发展成果共享”的分配与机会倍增机制。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需在三次分配上协同发力。(1)初次分配重“赋能”：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创造更多高技能、高附加值岗位。强制推行企业利润分享计划，让劳动者更多分享增长成果。(2)再分配重“提低”：改革税制，加大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力度。探索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减轻育儿、养老家庭的负担。转移支付更多向人口流入地、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与公共卫生倾斜。(3)机会分配重“公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于居住证的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权”制度。建立国家级的“英才选拔与支持系统”，利用大数据发现并支持偏远地区有特殊天赋的青少年，确保国家人才库的源头活水遍布每一个角落。3，推行“赋能型”社会治理与文化革新。
(1)社会治理从“管理”到“赋能”：借鉴“枫桥经验”，将基层社区打造为资源整合与服务供给的平台，而非单纯的行政管理末梢。推广“社区基金会”模式，让居民自主决定部分公共预算的使用，培育其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2)文化评价从“一元”到“多元”：由国家主流媒体牵头，发起关于“成功人生”的大讨论，广泛宣传科学家、工程师、大国工匠、优秀社工、乡村振兴带头人等多元榜样。修订各类评比、表彰体系，增加对社会贡献、创新能力、道德品行的权重。(3)数字基建从“连接”到“赋能”：在推进5G、算力等“硬连接”的同时，大力投资“软赋能”。例如，为国家中小学打造开放式、高质量的“虚拟教研室”和“数字素养课程”;为中小企业开发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工具包，降低其拥抱新技术的门槛。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冲破旧式分工桎梏、实现体力与智力充分自由发展的终极追求。从《礼记·礼运》描绘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图景，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民生”的济世理想，再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数千年的民生探索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追寻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史。当中国跨越绝对贫困、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民生的内涵早已超越物质层面的温饱与富足，升华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性工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诠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本质内核，更是强国富民征程中必须锚定的价值航向。
人的全面发展，是民生建设的理论原点与价值归宿，其内涵在时代演进中不断丰富，却始终锚定“人”这一核心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三个维度：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人的个性的自由彰显。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民生实践中，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本土内涵。在农耕文明时代，民生的核心诉求是“生存”，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物质满足，此时人的发展被牢牢束缚于土地之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人的能力只能局限于简单的农耕技艺，遑论体力与智力的全面拓展。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机器大生产打破了农耕文明的桎梏，城市化进程推动人口向城市集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普及，让一部分人得以摆脱体力劳动的束缚，迈向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但旧式分工带来的“异化劳动”，又让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人的发展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破解人的发展困境提供了全新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土地改革让农民“耕者有其田”，通过扫盲运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通过建立基本医疗和教育体系，为普通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人的创造力，个体的选择空间空前拓展，从“个体户”到“企业家”，从“农民工”到“新职业从业者”，人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个性得以初步彰显;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扫清了物质障碍。数据最具说服力：2023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至59.6%，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这意味着新一代劳动者具备了更强的知识储备与发展潜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6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为个体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些成就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民生建设的本质，是通过不断完善社会条件，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可能;而人的全面发展，又反过来成为推动民生改善、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动力。
从现实维度审视，当前中国民生建设的深层矛盾，本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尽管我们在民生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对标“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仍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其一，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制约了人的智力与能力的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与省会城市，县域教育与农村教育面临“师资流失、设施落后”的困境。据教育部统计，2023年我国乡村教师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仅为68.2%，远低于城市的89.5%;部分农村学校音体美等素质教育课程难以开齐开足，导致农村孩子在成长初期就错失了多元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城市教育领域的“内卷化”现象，又让大量孩子陷入“应试教育”的桎梏，刷题、补课成为成长的主旋律，创造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被严重忽视。这种失衡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教育资源配置“重城市轻农村、重精英轻普惠”的导向，未能真正践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的理念，而教育公平的缺失，直接导致人的发展起点的不平等。其二，就业市场的“内卷”与“躺平”并存，阻碍了人的社会价值与个性的充分实现。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攀升，2024年达1179万人，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年轻人为了追求“稳定”，扎堆报考公务员与事业单位，放弃了更能发挥个人特长的创新创业之路;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存在的“996”“过劳肥”等现象，让劳动者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缺乏时间与精力提升自我、丰富精神世界。与此同时，新职业、新业态的发展尚不完善，对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不足，制约了个体职业选择的多样性。这种困境的背后，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不高，是“体面就业”“高质量就业”的供给不足，更是人的发展需求与就业环境之间的错位。其三，精神文化产品供给的“同质化”与“低端化”，难以满足人的精神世界与个性发展需求。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强烈，但当前文化市场的供给，仍存在“重流量轻内涵、重娱乐轻思想”的倾向。一些综艺节目热衷于“明星选秀”“网红带货”，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与对社会的理性思考;基层文化设施如乡镇文化站、社区图书馆，存在“建而不管、管而不用”的现象，难以真正服务于群众的精神需求。马克思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精神世界的丰富”，而精神文化供给的不足，直接导致部分人陷入“物质富足、精神空虚”的困境，制约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彰显。其四，城乡二元结构与区域发展差距，限制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拓展。农村居民在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发展空间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仍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社会关系的丰富度上。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公共空间拓展社交圈，而农村居民的社交场景往往局限于“家庭、邻里、集市”，缺乏与外界交流的平台。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导致人才“孔雀东南飞”，中西部地区的居民难以享受到与东部同等的发展机会。这种差距的存在，让一部分人的发展被局限于特定的地域与圈层，难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
破解这些矛盾，开创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必须牢牢把握“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本质，以系统性创新构建“赋能型民生”体系，为强国富民注入持久动力。
首先要构建“普惠均衡、因材施教”的教育体系，夯实人的全面发展的根基。要打破教育资源配置的“户籍壁垒”与“地域壁垒”，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县域下沉，通过“名校办分校”“教师轮岗制”等方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导向，将素质教育、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系，鼓励学校开设多元化课程，为不同禀赋的孩子提供个性化发展路径。可以借鉴芬兰教育的经验，芬兰将“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与幸福感”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学校没有统一的考试排名，教师拥有充分的教学自主权，这种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蓝领精英”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选择，拓宽人的能力发展的赛道。
其次要打造“高质量、多元化”的就业生态，激活人的社会价值与个性潜能。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更多高端就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要完善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体系，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纳入社会保障范围，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要鼓励创新创业，降低创业门槛，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营造“敢闯敢试、宽容失败”的创业氛围。可以借鉴美国硅谷的创新文化，硅谷以宽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吸引了全球顶尖人才创新创业，诞生了苹果、谷歌等世界级企业，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为个体的创新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要倡导“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规范企业的加班行为，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让人们有时间学习充电、陪伴家人、丰富精神世界，实现“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为了更好的发展”的良性循环。
再次要健全“内涵丰富、普惠共享”的精神文化供给体系，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关系。要加大对基层文化设施的投入，完善乡镇文化站、社区图书馆、乡村戏台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定期举办文化讲座、艺术展览、体育赛事等活动，为群众提供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产品;要鼓励文化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更多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群众生活的优秀作品，摒弃“流量至上”的浮躁心态，让文化产品真正成为滋养心灵、启迪思想的载体;要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开展“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等活动，缩小城乡文化差距，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借鉴法国的“文化民主化”政策，法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让博物馆、剧院等文化场所向公众低价开放，让普通民众也能接触到高雅艺术，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要深化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拓展人的发展空间与社会关系。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让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吸引人才回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要完善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打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信息壁垒”与“物理壁垒”，让人们能够更便捷地交流互动，丰富社会关系网络。
民生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从孔子的“大同社会”到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到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中国的民生实践，始终在追寻一个最朴素也最崇高的目标：让每一个人都能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希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来路，民生改善的足迹清晰可见;眺望远方，人的全面发展的征程任重道远。这条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国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这条路，关乎亿万人民的幸福安康，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民族的未来。唯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民生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走出一条顺应国际潮流、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新路，才能让强国富民的梦想照进现实，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绽放出最绚丽的生命光彩。
这条路，是民生之路，是发展之路，更是复兴之路。它的起点，是亿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它的终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要迈向一个“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文明国度。民生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福利命题，更是一个关乎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命题。中国追求的强国富民，其终极景象不应仅是GDP的全球登顶，更应是十四亿国民生命光彩的集体绽放——是贵州大山里传承非遗的年轻人眼中的光，是沂蒙山区脱贫农民脸上的笑，是城市老旧小区坐上电梯的老人获得的从容，也是无数劳动者在终身学习后把握时代机遇的自信。这条道路，要求我们完成从“以物为中心”的增长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哲学转变，要求我们的政策设计时刻以是否有利于“人的潜能激发”和“生命维度扩展”为校准仪。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也是一条通向真正可持续繁荣与深厚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正途。当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发展成为国家意志与全社会共识，当制度设计为每一种才华的涌流扫清障碍，中国所迈向的，将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的现代化强国，更将是一个“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充满生机与尊严的文明国度。这，或许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未来提供的最深刻启示。
三、保障改善民生的战略意义：强国富民的根基所在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大国的兴衰更迭总在诉说着同一个朴素真理：国家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当中国这艘巨轮驶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航程，“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时代强音，不仅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更揭示了一个关乎国运兴衰的战略逻辑：保障和改善民生，绝非发展进程中的成本支出或事后补偿，而是驱动强国富民伟业的根本引擎与坚实根基。 它从价值伦理、经济规律、社会稳定和文明形态四个维度，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撼动的基石。
一是价值之基：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道路的伦理罗盘与合法性源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本质上是价值选择的体现。区别于以资本扩张为中心、常伴随贫富分化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将“以人民为中心”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这决定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是技术性的政策选项，而是道路的伦理罗盘与政治的合法性源泉。1，政治承诺的历史兑现与合法性构建。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老智慧，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宣示，一脉相承的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至高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脱贫攻坚战，历时八年让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绝对贫困，这不仅是对“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庄严承诺的兑现，更是通过最扎实的民生工程，完成了现代国家构建中最深刻的合法性奠基。这一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其世界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它向世界证明，一条将人民福祉置于中心位置的发展道路，不仅可行，而且能够创造非凡的成就，这构成了中国道路最深厚的说服力与感召力。2，发展目的的终极回归。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清晰答案：为了人本身。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GDP数字、科技创新的耀眼成果、城市建筑的摩天高度，其最终的衡量标尺，必须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前，我国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已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这一结构性数据深刻反映了资源配置价值取向的根本性转变。从解决“有没有”到关切“好不好”，民生建设正从兜底保障向品质提升跨越。无论是城市更新中“口袋公园”的出现，还是长期护理保险让失能老人家庭重获喘息之机，这些具体而微的改善，正是发展目的回归人本的最生动注脚。因此，民生是衡量一切发展成效的终极价值尺度，偏离这一尺度的发展，终将失去方向与灵魂。
二是经济之基：投资于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与新质循环。传统发展观常将民生投入视为消耗性的社会成本。然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知识经济与数字经济时代，“投资于人”已成为最具乘数效应的生产性投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核心的动能。1，人力资本的“乘法效应”与新质生产力的源泉。在要素驱动边际效益递减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转向创新与人力资本红利。中央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是对这一规律的深刻把握。“投资于人”的系统性工程——包括普及且有质量的教育、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直接塑造着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与创造力水平。当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21年，当“智慧果园大数据平台”帮助农民从“经验种地”转向“数据种树”，这便是人力资本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直接体现。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与人口质量的竞争。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在进行最重要、最基础的战略性人力资本储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不竭的智慧源泉。2，内需体系的“基石作用”与良性循环的枢纽。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这是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战略优势。然而，这一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居民有稳定持续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民生保障网就是消费信心的“压舱石”。通过稳就业、增收入、减负担(如教育、医疗、养老)，实质上是在夯实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预期。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5.8%，高于城镇水平，这正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改善农村民生、释放内需潜力的直接成果。更重要的是，民生需求本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超级市场”，催生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一老一小”服务催生的银发经济、托育产业(2024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达约9.5万亿元)，到健康、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升级，民生领域正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的主战场。这形成了一个“民生改善→收入增加→消费升级→产业创新→就业扩大→民生持续改善”的强劲内生循环。因此，民生建设绝非经济的“配角”，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稳固经济基本盘的关键枢纽。3，空间格局的“优化功能”与增长动能的拓展。民生建设的均等化追求，具有优化国家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过去，脱贫地区、偏远地区常被视为发展的“薄弱环节”或“偏远地带”。通过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如，铁路、网络)、产业培育和公共服务下沉，这些地区正在被激活。贵州贵安新区成为算力枢纽，新疆从“路网末梢”变为“核心区”“枢纽地带”，这不仅是区域的崛起，更是为国家整体发展拓展了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当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区域结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韧性、多样性和活力便得到根本性增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此意义上，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生产力空间再布局，为强国富民挖掘出源源不断的增量空间。
三是社会之基：公平正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与韧性之源。国泰民安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而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和谐，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维系，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推进其公平性、普惠性，是维护社会正义、筑牢稳定根基的核心工程。1，纾解“急难愁盼”，筑牢安全底线。社会的韧性首先体现在对最脆弱群体的托举能力上。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卡点、痛点，《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提出了以“公平、均衡、普惠、可及”为方针的系统方案。其首要着力点便是“兜牢民生底线”。通过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强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与精准帮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特别是将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纳入)，确保任何个体在遭遇生活风险时不至于跌落无助的深渊。这份“兜底”的保障，给予人民的是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对社会的信任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2，促进“均衡普惠”，弥合社会裂痕。当前，民生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在享受优质公共服务上仍有差距。这不仅关乎个体福祉，也关乎社会公平感与凝聚力。政策正着力推动“全体人民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人群更加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旨在让近3亿非户籍常住人口逐步享有同城同权待遇;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这些举措旨在填平机会的鸿沟，防止社会阶层固化，让上升通道保持畅通。一个机会更加均等的社会，才能有效纾解焦虑、凝聚共识，形成奋发向上的整体合力。3，回应“时代新需”，创新治理机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催生新的民生需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使得养老、托育成为紧迫的“国之大者”。数字化生活与平台经济的兴起，让超过2.4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成为新课题。民生政策必须敏锐回应这些时代之问。发展“1+N”普惠托育体系、改造升级公办养老机构、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正是这种主动回应。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新需求，本质上是在持续调试国家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包容性水平，从而巩固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四是文明之基：人的全面发展——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崇高追求。强国富民，不仅意味着物质的丰裕和力量的强大，最终要导向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保障和改善民生，其最高战略意义在于为 “人的全面发展” 创造现实条件，这是中华文明在现代语境下的崇高升华。1，从“生存保障”到“潜能激发”。现代民生观已超越单纯的温饱与生存保障，致力于为每个个体创造实现其潜能的环境。这体现在：一是投资于人的全生命周期。从育儿补贴、免费学前教育的探索，到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再到开发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政策试图覆盖人生各阶段的发展支持。二是注重精神文化的富足。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建设体育强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正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三是拥抱数字时代的赋能。让宽带网络、数字化服务惠及更广泛人群(如，全球减贫议程所关注)，实质是赋予个体连接世界、获取知识、参与创新的新能力。2，从“个体福祉”到“文明气象”。“人的全面发展”的普遍实现，将最终定义一种文明的品质与气象。当老年人不再被不合理规定限制社会参与，而是可以“老有所为”;当年轻人无论出身何处，都能通过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实现梦想;当劳动者在追求物质改善的同时，也能享有尊严、闲暇与精神成长——这样的社会图景，汇聚成的便是一个国家强大而温暖的文明气质。这种气质对内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对外则形成独特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引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与借鉴，其深层吸引力的核心，正是这种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理念与实践。
《管子·治国》曾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一跨越千年的治国智慧，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战略内涵。当我们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关口，追问“强国富民之路何以行稳致远”，答案的核心要义，正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命题之中。民生，从来不是游离于国家战略之外的“枝叶”，而是支撑民族复兴大厦的“根基”;其本质指向的“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强国富民的终极目标，也是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从历史逻辑看，民生的厚度决定着国家的高度;从现实逻辑看，民生的质量关乎着发展的成色;从未来逻辑看，民生的温度丈量着民族复兴的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从历史维度审视，民生安则国运兴，民生废则国运衰，保障改善民生是贯穿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核心密码。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以民生为本”的治乱兴衰史。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推行“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鼓励耕织，让百姓“家给人足”，秦国由此国力大增，最终一统六国;唐太宗李世民秉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开创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反之，凡是漠视民生的王朝，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明末，苛捐杂税繁重，百姓流离失所，李自成以“均田免赋”为口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庞大的明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放眼世界，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二战后，西欧国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民生福祉，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与社会稳定;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忽视民生建设，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动荡不安，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历史的镜鉴昭示我们：民生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只有把民生根基筑牢，国家发展才能行稳致远;民生是民族复兴的“助推器”，只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从现实维度考量，保障改善民生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其本质是通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激活强国富民的内生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破解这些难题，关键在于释放内需潜力，而内需潜力的根本，在于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而消费能力的提升，直接得益于民生保障的不断完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全民，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这些举措让人民群众“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与此同时，民生改善催生的“人的全面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202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4件，这些创新成果的背后，是教育、科技等民生领域投入的持续加大。反观部分地区发展中出现的“脱实向虚”“创新乏力”等问题，根源在于忽视了民生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未能将民生改善转化为人才红利与创新活力。这充分印证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富民是强国的目的，强国是富民的保障;而保障改善民生，正是连接强国与富民的桥梁，是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战略支点。
从战略维度剖析，当前我国民生建设面临的深层矛盾，本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是夯实强国富民根基的必答题。尽管我们在民生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对标“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强国富民的要求，仍存在诸多亟待突破的瓶颈。其一，民生保障的“普惠性”与“精准性”失衡，部分群体的发展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破除的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仍面临着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短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虽达99.8%，但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取、升学考试等方面仍存在障碍;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足60%，远低于城市的90%以上。这种失衡的根源，在于民生政策制定中存在“大水漫灌”现象，未能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导致“政策红利”未能真正惠及最需要的人，制约了部分群体的全面发展，也影响了强国富民的整体进程。其二，民生投入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益”脱节，部分民生工程沦为“面子工程”。一些地方政府在民生建设中，热衷于搞“见效快、看得见”的项目，如修建广场、亮化工程等，却忽视了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长远发展的“里子工程”。部分农村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虽得到改善，但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设置单一等问题依然突出;一些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建而不用”，沦为摆设。这种短视行为，看似投入了大量资金，实则背离了民生建设的初衷，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公共资源，更削弱了民生对强国富民的支撑作用。其三，民生与产业的“协同性”不足，未能形成“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富民强国”的良性循环。民生领域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本身蕴含着巨大的产业潜力，但当前我国民生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市场准入门槛高、产业集中度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例如，养老产业中，高端养老机构“价高者得”，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健康产业中，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明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不相适应。这种脱节，导致民生改善未能有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产业升级也未能充分反哺民生建设，制约了强国富民的内生动力。
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创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新路，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系统思维、战略眼光构建保障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为强国富民筑牢坚不可摧的根基。
首先要构建“普惠+精准”的民生保障体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打破户籍、地域等壁垒，推进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下沉。建立“民生需求精准识别机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掌握不同群体的需求，实施“一人一策”的帮扶措施。例如，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探索“学籍随人走”的升学制度，保障其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针对农村空巢老人，推广“互助养老”“智慧养老”模式，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同时，要借鉴北欧国家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全面发展。
其次要树立“长期主义”的民生投入理念，推动民生建设从“面子工程”转向“里子工程”。要优化民生投入结构，将更多资金投向教育、科技、医疗等关乎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领域。在教育领域，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完善教师轮岗交流制度，推动素质教育全面落地;在医疗领域，深化“医联体”建设，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构建“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同时，要建立民生工程“全生命周期”评价机制，将群众满意度、长远社会效益纳入考核指标，杜绝“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确保每一分民生投入都能转化为强国富民的实效。
再就是要打造“民生+产业”的协同发展模式，形成“民生改善促产业、产业升级惠民生”的良性循环。要破除民生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产业发展，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生企业。例如，在养老产业领域，支持企业开发适老化产品和服务，推动养老与健康、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在教育产业领域，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在线教育等新业态，培养适应产业升级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同时，要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民生产业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合，让民生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收的新引擎，实现“民生改善—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强国富民”的闭环发展。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民生兴，人才就兴，国家就兴。从“民为邦本”的古老智慧，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刻认识到，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绝不是靠少数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亿万人民的共同奋斗;而激发人民奋斗热情的关键，就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久久为功、持之以恒;这条路，充满挑战，更充满希望，每一步民生改善的坚实脚印，都将汇聚成强国富民的磅礴力量。当亿万人民都能在教育中成长、在就业中出彩、在医疗中安心、在养老中幸福，当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都能得到充分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迎来繁花似锦的明天。这，就是保障改善民生的战略意义，就是强国富民的根基所在。
综上所述，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蓝图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地位。它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根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根基，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根基，更是民族文明跃升的人本根基。四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托举起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
面向“十五五”及更远的未来，开创民生发展新路，关键在于实现“三个深度融合”：一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深度融合，让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硬投资”最终服务于人的能力提升与生活品质改善。二是“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深度融合，主动将民生需求作为规划产业、布局科技、设计城市的内生变量，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培育新增长点。三是“底线保障”与“品质追求”的深度融合，在坚决兜住底线的基础上，稳步推动民生保障从“补缺型”向“普惠型”乃至“发展型”转变。
根基深，则大厦固;民生暖，则国运昌。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将“民生为大”的理念转化为一项项普惠政策、一件件暖心实事，我们就是在铸造中国未来最可靠的竞争优势，就是在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根基，就是在书写属于这个时代、惠及全体人民的文明新篇章。这条道路，通向的必将是一个既富强又温暖、既充满活力又共享繁荣的现代化中国。(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3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