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
第四节关于稳定
在强国富民的历史进程中，稳定不是发展的静态背景，而是其动态内核。面对内外风险交织叠加的新挑战，传统的“管控型稳定”已难以适应复杂治理需求。本节提出，中国必须开创一条以“适应性治理”为核心、以“主动塑造”为路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维稳新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预防，从刚性管控走向弹性适应，从部门分割走向体系融合，最终构建一个兼具强大抗冲击能力和高效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有机体，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筑牢根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稳定”绝非静止与停滞，而是动态、韧性与可持续的基石。本文旨在超越传统维稳思维，提出“发展型稳定”的新范式，认为稳定是发展与安全在更高水平上的辩证统一。本文将系统剖析当前中国面临的多维风险复合体，其根源在于结构性张力与治理能力之间的“时滞”，并创造性提出以“适应性治理”为核心、以“智治”与“共治”为两翼的稳定新路径，旨在为国家长治久安与人民福祉提供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的战略参考。
何为稳定：动态平衡中的秩序坚守
稳定并非静止不变的僵化状态，而是在时代变革与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社会运行、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保持可控性、连续性与适应性的动态平衡状态。从本质上看，稳定是系统在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时，既不突破安全底线，又能实现自我调适与优化的良性运行态势——它不是无矛盾的“真空环境”，而是矛盾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有序化解;不是无变革的“固化格局”，而是变革能够在可预期的框架内平稳推进。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稳定具有多维构成：从领域维度看，涵盖政治安全、经济稳健、社会和谐、民生保障、生态安全等全方位体系;从时间维度看，兼顾短期风险防控与长期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从主体维度看，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社会协同能力与民众参与意愿的同频共振。这种稳定不是被动维持的“静态平衡”，而是主动塑造的“动态安全”，是“活而不乱、变而有序”的现代化治理境界。
稳定的深刻内涵与本质：从静态安全到发展型稳定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
传统观念将稳定等同于“不出事”的静态秩序。然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稳定的深刻内涵已然升华。它首先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指社会政治经济各子系统在应对内外部冲击时，能保持核心功能与基本结构的持续运行，而非僵化不变。其次，稳定是韧性能力的体现，即系统不仅能够抵御风险，更能从中学习、适应并实现升级。最终，稳定的本质是发展与安全的高度融合。没有安全的发展是沙上筑塔，没有发展的安全是竭泽而渔。真正的稳定，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实现的，是以高质量发展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底气，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发展航向的行稳致远。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发展型稳定”。
稳定的深刻内涵，核心在于“守底线、促发展、保民生、强治理”的有机融合，其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发展确定性”与“风险不确定性”的动态平衡。从根本上看，稳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功能，是现代化进程中“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缺乏活力的稳定是僵化停滞，没有秩序的活力是混乱失序，唯有二者兼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从价值内核看，稳定的本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象化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这深刻揭示了稳定的民生属性——稳定的终极价值不在于维护某种固定秩序，而在于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安全环境，为个体发展创造公平机会，为社会进步筑牢坚实基础。从治理逻辑看，稳定的本质是制度能力的集中彰显，是国家应对内外部风险、协调多元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的治理效能体现，它要求治理体系既具有“硬约束”的规范力，又具有“软治理”的包容性。
为何要稳定：强国富民的根本前提与根基性支撑
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压舱石”与“护航舰”，其重要性与价值意义体现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多重维度。从历史维度看，稳定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必要条件。近代中国因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而积贫积弱，国家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凭借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才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现实维度看，稳定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基础环境。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新旧动能转换、利益格局调整、改革深化推进等重大任务，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没有稳定，经济转型就无从谈起，民生改善就失去保障，改革攻坚就难以推进。从未来维度看，稳定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底气。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外部有地缘政治冲突、科技封锁遏制等风险，内部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生保障短板等问题，唯有保持自身稳定，才能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在复杂变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人民而言，稳定是“安业、安居、安康、安心”的基本前提;对国家而言，稳定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核心载体;对民族而言，稳定是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根基。
稳定的价值超越一般的社会管理范畴，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1，对国家而言，稳定是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与国家强盛的前提。唯有在稳定的环境中，中长期战略才能一以贯之，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系统性工程才能扎实推进，避免因短期波动而中断或反复。2，对人民而言，稳定是美好生活的“定盘星”。安居乐业是人民最朴素的向往。稳定的预期，关乎就业、收入、社保与法治环境，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直接来源。动荡与不确定性将直接侵蚀民生福祉。3，对世界而言，中国的稳定是全球增长的“稳定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长期稳定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确定性，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力量与方案，是动荡变革时代的重要锚点。
四、当前中国存在的不稳定不安定因素及关键症结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有所增多”。不稳定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交织成一个风险综合体。
一是主要不稳定不安定因素。1，经济金融领域：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与就业结构性压力并存，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风险等相互关联，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尚未完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压力)，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引发的民生焦虑。2，社会民生领域：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少子化、老龄化加深带来长远挑战。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与利益分配问题，仍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基层治理短板，如，矛盾纠纷化解渠道不畅、公共服务供给不均;安全生产与公共安全领域风险，如，食品药品安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网络空间谣言传播与舆情失控风险，在网络舆论催化下，个别民生问题可能被加速放大为公共危机。3，外部环境：霸权国家全方位围堵遏制，科技“脱钩断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能源资源安全、战略通道安全面临挑战;意识形态渗透与舆论战、认知战持续升级。4，改革攻坚领域：重点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如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引发的抵触情绪;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难题，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事件风险。5，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外部势力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渗透干扰风险长期存在。6，科技与新兴领域：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威胁产业安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伴生的伦理与安全风险日益凸显。最为关键的挑战，在于各类风险的“联动效应”与“转化效应”。一个经济问题可能快速演化为社会问题，进而冲击政治信任;一个网络舆情可能激化线下矛盾。这种风险的跨领域、跨层级传导，对传统的条块分割治理模式构成了严峻考验。
二是关键症结。当前各类不稳定因素的核心症结，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治理体系适配性不足”的叠加效应。从矛盾性质看，经济转型期的利益格局调整与制度供给滞后的矛盾最为突出;从影响范围看，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的问题最易引发社会共鸣;从风险传导看，经济领域风险向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扩散的可能性增大;从应对难度看，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交织、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叠加的复合型风险，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不稳定不安定因素的成因剖析——根本性原因探究
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既有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原因，也有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的主观原因。有表层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根本性原因。
一是表层直接原因。1，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不同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听证制度等民主参与形式流于形式，立法和决策未能充分平衡多元利益诉求，导致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后缺乏有效救济途径。2，治理能力存在短板：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落实不到位，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的机制不健全;公共安全治理仍以事后处置为主，事前预防转型滞后;科技赋能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应对网络舆情等新型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3，政策执行存在偏差：部分地区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工作中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补偿标准不合理等问题，甚至出现滥用行政权力的现象，直接引发群众不满;部分民生政策存在“一刀切”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群体特点。
二是深层根本性原因。1，根本性根源：高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张力。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之痛、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这些张力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集中显现。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滞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部分领域的体制机制仍停留在传统发展模式，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彻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佳，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3，利益格局调整的制度化保障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缺乏常态化的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导致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扩大，利益固化现象显现，引发社会公平正义诉求。4，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性与内部发展的脆弱性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外部势力的遏制打压与意识形态渗透，加剧了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民生保障、科技自立自强等领域的短板，为外部风险传导提供了可乘之机。5，关键性症结：治理能力现代化存在“时滞”。相对于风险形态的快速演变，我们的治理体系、技术手段和理论认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表现为：风险综合研判与预警能力不足;社会治理尚未完全从“经验治理”“权力主导”转向“法治治理”与“数字智治”;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机制仍有堵点;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自主知识体系尚在构建之中。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面对新形势下的风险挑战，部分治理理念仍停留在“被动维稳”层面，缺乏“主动创稳”的系统思维;治理手段仍以行政手段为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不够;治理主体单一，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不畅，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尚未完全形成。
六、破解不稳定不安定因素的创造性路径
破解不稳定因素，必须从“以控为主”的被动应对，转向“以防为要、治本为先”的主动塑造，构建适应性治理体系。
一是构建“利益共享+诉求表达”的制度化机制。1，建立多元利益协调平台：推行“决策前利益协商、决策中利益平衡、决策后利益保障”全链条机制，将听证制度、民意调查制度纳入法治轨道，明确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的法定权利与程序，确保政策制定充分反映不同群体诉求。2，完善利益补偿与共享制度：对改革发展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补偿机制，如企业改制中的职工权益保障、征地拆迁中的多元安置模式;健全以税收、社保、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3，畅通诉求表达与权利救济渠道：整合信访、司法、行政复议等诉求渠道，建立“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强化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法治方式化解利益矛盾。4，激活“末端细胞”，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矛盾纠纷化解生态。学习推广“枫桥经验”新实践，构建分层递进、线上线下结合的“漏斗型”解纷体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推广“接诉即办”等敏捷响应机制。同时，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和心理服务队伍，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治理共同体。
二是打造“高质量发展+风险防控”的双轮驱动模式。1，以新质生产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缩小发展差距，通过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化解经济领域风险。2，建立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善后修复”的风险防控闭环，重点防控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等领域风险;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3，强化就业优先与民生保障：实施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民生保障网络，兜住民生底线。4，强化“顶格预防”，在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风险源头。将稳定工作的关口最大限度前移。核心是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壮大新质生产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共同富裕，夯实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特别要加大对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弥合“服务差距”，从根本上减少矛盾滋生。
三是创新“科技赋能+法治保障”的治理现代化路径。1，构建智慧治理体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社会风险动态监测平台，实现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与精准预警;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公平性;规范网络空间治理，打击网络谣言与违法犯罪，营造清朗网络环境。2，完善稳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社会治理促进法》，明确各方主体在维护稳定中的权利义务;修订完善信访、治安管理、突发事件应对等法律法规，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强化法律实施监督，确保行政权、司法权依法行使，防止权力滥用引发社会矛盾。3，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数字化升级版：建立基层矛盾纠纷“线上+线下”联动化解机制，整合基层网格力量与社会组织资源，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培育专业化、社会化调解组织，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专业性与公信力。4，升级“智慧大脑”，实现风险全景洞察与精准预警。突破治理“时滞”，必须科技赋能。建议构建国家级“社会风险智慧感知与预警平台”，整合经济、社会、网络、环境等多维度实时数据，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实现对社会情绪、矛盾苗头、经济异常的早期识别、动态评估与智能推演，变“事后应对”为“事前预警”。5，锻造“法治筋骨”，以规则之治保障预期之稳。稳定最可靠的保障是法治。需加快完善社会治理、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立法。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让所有矛盾和诉求都在法治轨道上解决。这能给予市场和社会最清晰、最稳定的长期预期。
四是塑造“内部凝聚+外部博弈”的战略主动态势。1，强化意识形态引领与社会共识凝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建立健全重大政策解读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化解误解疑虑，凝聚改革发展共识。2，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针对外部势力的遏制打压，采取精准反制措施，打破科技封锁与贸易保护主义;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防范化解意识形态渗透等非传统安全风险。3，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的稳定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营造有利外部环境。4，筑牢“安全底座”，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粮食、能源、产业链、数据等关键领域建立自主可控的安全网。对外，在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同时，提升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并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七、实现稳定安定国泰民安的系统性方略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稳定的根本保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维护稳定工作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稳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矛盾化解、风险防控、服务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稳定的价值导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稳定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鼓励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是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稳定的制度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各领域，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安全保障;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提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能力。
四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稳定的动力源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束缚稳定发展的制度障碍，提升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与包容性;加强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具备系统思维、法治素养、科技能力的专业化治理人才;推动治理方式创新，实现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源头稳控”转变，提升治理的预见性与实效性。
八、中国稳定的多维价值——对国家、人民与世界的深远意义。
一是对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根基。稳定是国家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经济转型、科技突破、改革深化提供坚实保障;稳定能够凝聚民族合力，形成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的强大凝聚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打断;稳定能够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是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稳定为人民提供“安业、安居、安康、安心”的生存发展环境，让人民能够安心工作、放心生活、舒心发展;稳定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稳定为个体发展创造公平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对世界：注入和平发展的正能量。中国的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稳定发展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压舱石”，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的稳定为全球治理提供新范式，其“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经验为其他国家维护稳定提供借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稳定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九、长效保障：让国家稳定、人民安定、社会安稳的创新举措
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强国富民的前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中华民族历来深谙稳定之于国运兴衰的深刻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面临新挑战，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维护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传统“被动维稳”“末端治理”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要求，必须跳出“重管控轻治理、重处置轻预防”的思维定式，构建“源头预防、系统治理、多元共治、韧性支撑”的中国式现代化维稳体系，以动态稳定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长治久安夯实强国富民根基，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维稳新路。
一是稳定的时代内涵：从“静态管控”到“动态平衡”的范式转型。新时代的稳定，不是停滞不前的“一潭死水”，而是充满活力的“动态平衡”;不是压制矛盾的“表面和谐”，而是化解矛盾的“深层有序”。其核心内涵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秩序稳定”，拓展为涵盖政治安全、经济稳健、社会和谐、风险可控的全方位稳定体系。从矛盾属性看，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挑战呈现出“复合型、传导性、衍生性”特征。政治领域面临意识形态渗透、网络谣言传播等风险，经济领域存在房地产市场波动、地方债务化解、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等问题，社会领域交织着就业结构性矛盾、公共服务供需失衡、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困境，各类风险极易相互传导、叠加共振，形成“风险综合体”。从治理逻辑看，传统维稳模式往往以“刚性管控”为手段，侧重于矛盾发生后的应急处置，容易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而新时代维稳必须坚持“系统适应性观念”，将稳定视为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发展化解矛盾，以治理筑牢根基，实现“维稳”与“维权”、“秩序”与“活力”的辩证统一。从国际对比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陷入“社会撕裂”“治理失效”的困境，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利益分配失衡和治理体系失灵。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应立足人民立场，通过完善治理体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源头上消解不稳定因素，实现“长治久安”与“活力迸发”的良性互动。
二是理念重塑：从“管控维稳”到“适应性治理”的战略升维。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面临结构性变迁：风险源头从单一向多元、复合演变，社会心态从“普惠式获得感”向“差异化公平感”转变，矛盾形态从利益摩擦向价值分歧延伸。在此背景下，传统维稳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因此，理念的彻底革新是首要任务。1，确立“适应性稳定观”。未来的稳定，应超越“不出事”的底线思维，追求“在波动中保持核心功能、在冲击后快速恢复进化”的高阶目标。这要求治理体系像生命体一样，具备监测预警、缓冲吸收、学习适应和系统重构四种核心能力。例如，经济体系需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建设战略腹地来抵御外部冲击;社区体系需通过丰富的横向社会连接，在突发危机中实现自助互助。2，拥抱“主动塑造型安全”。安全格局必须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塑造”的根本转变。这意味着治理的关口极致前移：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对经济金融、社会情绪、网络意识形态等风险的超前预测和智能研判;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供给和价值引导，主动规范新兴领域。例如，在人工智能技术爆发之初，就同步构建法律、伦理和标准体系，掌握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三是贯彻“安全发展一体化”。必须摒弃将安全视为发展成本或对立面的旧观念，深刻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内在属性。平安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营商环境和民生福祉。广西靖西的实践表明，坚实的“平安流量”能直接转化为旅游、边贸的“共富增量”，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在此实现了有机统一。
四是稳定的战略架构：构建“四位一体”动态维稳体系。应对新时代稳定挑战，必须以系统思维谋全局，以创新举措破难题，构建“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稳健为基础、社会治理为关键、风险防控为支撑”的四位一体动态维稳体系，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稳定保障。1，筑牢政治安全“压舱石”，守护国家稳定根本底线。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必须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构建“意识形态引领+国家安全屏障+网络空间治理”的立体化政治安全防护体系。(1)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创新理论传播方式，摒弃“说教式”“灌输式”宣传，采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表达，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认同的话语体系。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机制，对社会热点舆情、错误思潮动态监测、精准研判，及时澄清模糊认识、驳斥错误言论。(2)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国家安全协调联动体系，加强对关键领域、重点行业的安全监管，防范化解外部势力渗透、颠覆、破坏风险。强化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培训体系，筑牢“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思想防线。(3)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坚持“依法治网、技术管网、协同管网”相结合，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创新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引导全社会共建共享清朗网络家园。2，夯实经济稳健“定盘星”，化解发展中的稳定风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稳健运行是社会稳定的物质保障。必须聚焦经济领域突出矛盾，以“精准施策、标本兼治”化解风险，筑牢经济稳定的坚实基础。(1)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经济风险，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优化调控政策，推进保交楼、稳民生工作，平衡好房地产行业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系。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类推进债务重组，严控新增隐性债务，拓宽地方政府财源渠道，增强基层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行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强化中小企业稳定支撑作用，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阵地”、经济的“毛细血管”，其稳定发展直接关系社会就业和民生福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政银企”对接长效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引导其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3)保障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就业稳则民心稳、社会稳。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完善就业促进政策体系，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拓宽就业渠道，开发公益性岗位，鼓励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建立“需求导向”的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就业竞争力，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3，激活社会治理“动力源”，构建多元共治稳定格局。社会治理是维稳的关键环节，必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居民自治、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广“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的基层治理模式，整合基层党建、综治、民政等网格资源，实现“一网统管、一网通办”。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完善基层权责清单，解决“权责不对等”问题，激发基层治理活力。建立“居民说事”“民情恳谈”等制度，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构建“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培育专业化、社会化调解组织，吸纳律师、退休干部、乡贤等力量参与调解。推进“诉源治理”，引导群众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矛盾化解成本。健全信访工作机制，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3)健全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民生问题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必须以优质公共服务化解民生痛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重点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织密风险防控“安全网”，提升系统稳定韧性能力。当前，各类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显著增强，必须构建“全周期管理”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韧性。(1)建立风险研判预警机制，完善“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处置”全链条管理流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经济社会运行数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识别风险隐患。建立分级分类预警体系，对不同等级的风险采取差异化处置措施，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2)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升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应急管理的人民防线。(3)培育社会韧性文化，韧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必须培育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韧性思维。将韧性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社会宣传体系，引导公众树立“风险无处不在、防范人人有责”的理念。鼓励社区、企业建立韧性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提升基层组织和社会公众的抗风险能力。
五是体系重构：构建“多维协同、平战结合”的性治理共同体。适应性稳定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去中心化、多节点、强耦合的治理体系。该体系需在纵向指挥与横向协同、常态管理与应急响应、专业力量与社会参与之间实现无缝切换。1，锻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指挥协同体系。(1)纵向贯通：借鉴商南县经验，构建县、镇、村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网络，并利用技术手段确保指令在极端情况下直达最基层。攀枝花市推动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现了矛盾调解“只进一扇门”。(2)横向联动：核心是打破部门壁垒。广东构建“1+6+N”工作体系，以综治中心为枢纽，整合六大政法力量和N种社会资源，形成了强大的治理合力。池州市贵池区推行“应消合一、队站一体”，将应急、消防、防灾等职责和力量在基层深度融合，实现了从“单一救援”到“综合应对”的转变。2，夯实“专群结合、平战融合”的基层执行体系。基层是适应性的最终承载者。(1)专业化引领：推动警力、应急力量下沉。永州公安建设“五有”社区警务室，并创新“一统三分”处警机制，让派出所民警能专注主业，深耕社区。(2)社会化参与：发展新时代“群防群治”。永州发展“义警”2.2万名，组建“1+2+N”社区警务团队;广东培育9.2万个群防群治组织，“广州街坊”“深圳义警”已成为品牌。这些力量在平时是信息触手和服务帮手，在战时是第一响应者和秩序维护者。(3)网格化赋能：推行“多员合一、一员多用”，将安全、消防、灾情等信息员职责整合入基础网格，并加强培训，使其成为风险“前哨”。3，完善“源头化解、多元共治”的矛盾调处体系。矛盾化解能力是社会适应性的直接体现。(1)制度化议事：推广靖西市“群众议事”机制，通过“干部问事、群众说事、集中议事”等六步流程，将公共决策和矛盾化解融为一体，从源头上减少纠纷。(2)多元化调解：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行业性专业性调解资源。攀枝花市在综治中心采用“常驻+轮驻+随驻”模式，实现“一揽子调处”;广东的“茶文化六步调解法”、“夕阳红调解队”等，则巧妙融入了地方文化与社会资本。(3)法治化终结：推广攀枝花法院“一案一码”制度，实现案件全程可溯、阳光运行，同时通过检察建议“一案双治”，推动从治罪到治理的深化，减少同类问题复发。
六是稳定的体制保障：以制度创新夯实长治久安根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维稳体系，必须以深层次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稳定提供长效保障。1，完善维稳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改变传统维稳考核中“重处置、轻预防”的导向，建立“源头治理成效+矛盾化解率+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将群众诉求解决率、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等纳入考核范围，引导地方政府从“被动维稳”转向“主动治理”。2，健全维稳资源保障机制。加大对基层维稳工作的投入，保障基层治理经费、人员、装备需求，改善基层工作条件。加强维稳干部队伍建设，开展专业化培训，提升干部风险研判、群众工作、应急处置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维稳工作队伍。3，强化法治在维稳中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治疆、依法治藏、依法治乱，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完善维稳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维稳执法行为，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维稳”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七是路径创新：以科技与法治双轮驱动治理现代化。适应性稳定体系的运转，需要强大的引擎。科技提供动能，法治划定轨道，二者缺一不可。1，深化“数字赋能”，打造智慧治理新范式。治理模式必须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1)建设一体化“治理大脑”：借鉴浙江“法治大脑”和广东“粤平安”系统经验，构建纵向贯通各级、横向联通各部门的一体化数据平台和智能分析中心。这不仅是数据仓库，更是具备风险模拟推演、态势智能感知、任务智能分派能力的决策辅助中心。(2)推动场景化实战应用：将技术应用于具体业务闭环。河北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实现刑事案件“单轨制”流转，极大提升司法效率;韶关利用科技破解山区高速极端天气安全管理难题;永州公安利用无人机自动机场构建空地一体巡防模式。(3)筑牢“技术-管理-人才”三角支撑的数字安全底座：数字化程度越高，安全韧性就越关键。必须像江西提出的那样，同步强化自主可控的技术防护、权责明晰的管理制度、专业复合的人才队伍，确保数字治理体系自身安全可靠。2，强化“法治保障”，塑造公平可预期的稳定环境。法治是长期稳定的压舱石。(1)以严密法网防控新兴风险：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及时完善法律体系。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并专设人工智能治理条款，正是主动应对新风险的法律实践。(2)以监督闭环提升司法公信：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江西构建的“发现问题全覆盖、解决问题全链条”监督工作体系，以及“人案双查”“案事共治”机制，有效促进了严格公正司法。(3)以普治融合培育法治文化：靖西市在边境村屯培养“双语普法宣传员”，广东检察机关深入校园周边治理“毒玩具”，这些都是将法治精神融入社会生活、培育全社会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细腻实践。
十、政策建议：实施“国家适应性治理筑基”系统工程
为将上述构想转化为现实，建议启动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国家适应性筑基”工程，聚焦以下关键举措：
一是启动“社会适应性细胞”培育计划。以城乡社区和企事业单位为基本单元，制定韧性建设标准，资助开展风险自查、应急预案演练、邻里互助组织培育等项目，将韧性理念和能力建设落实到社会末梢。
二是实施“治理数据江河”汇流行动。在国家层面建立强力推动机制，破除数据共享的行政与技术壁垒，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在确保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公共治理数据的依法有序汇聚和共享应用。
三是设立“重大风险主动塑造”基金。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安全、金融科技等具有深远影响的领域，设立国家级科研与治理基金，支持开展“预见性治理”研究，鼓励在可控范围内进行治理试点，确保我们在深刻理解风险的基础上塑造规则。
四是推行“领导干部韧性治理能力”认证培训。在党校、行政学院课程体系中系统引入风险管理、危机领导力、数字治理等科目，并将完成相关认证作为领导干部晋升的重要参考，全面提升执政队伍的现代化治理素养。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心稳是最大的稳
人心稳天下稳!在社会治理的宏大叙事中，“稳定”通常指向经济指标、社会秩序与政治安全等宏观维度。然而，一切外在之“稳”，其根基与归宿在于内在之“稳”，即人心的稳定与安宁。本文提出“心稳是最大的稳”这一核心命题，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新范式应从传统的“社会管控”向“心理建设”进行战略升维。本文基于中国国民心理健康的最新数据与理论，深入剖析导致社会心态波动的结构性、预期性与情感性根源，创造性构建“社会心理适应性治理”体系，提出以“制度保障筑基、社会支持织网、个体赋能固本”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稳心新路，旨在为实现强国富民提供深层、可持续的心理资本与精神动力。
心稳是社会安定的精神根基，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更是强国富民的内在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用数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转型跨越，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深刻变革交织碰撞，催生了普遍性的心理焦虑与心态波动。本节立足中国国情，突破传统治理思维局限，从“预期—价值—保障—文化”四维框架切入，深度剖析转型期人心不稳的结构性成因，创新性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心工程”实施路径，旨在构建“发展有预期、奋斗有价值、生活有保障、精神有归属”的心理生态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提供决策参考。那么，我们如何来让国人心稳呢?人民的稳定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足、社会秩序的安定，更包含心理状态的平和、发展预期的坚定。心稳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稳定形态，既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核心诉求，也是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尺。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历史性交汇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转型、技术迭代加速、社会结构变迁、思想文化激荡带来的多重冲击，使得“全民焦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34.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时不时会感到焦虑，仅0.8%的人从未有过焦虑体验。从职场“35岁危机”到育儿教育焦虑，从健康担忧到意义迷失，人心不稳的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心稳是最大的稳，其战略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心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当民众具备稳定的发展预期和积极的心理状态，才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形成消费信心与投资意愿的良性循环;其二，心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心理失衡是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化解心理焦虑、筑牢心理防线，能够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冲突的触点与燃点;其三，心稳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实现强国富民目标，需要凝聚全体人民的向心力，而心稳正是形成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心理基础。
时下正在进行着从“社会之稳”到“人心之稳”的范式革命。当前，我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内部发展转型步入深水区。传统意义上，我们通过稳增长、保民生、防风险来维系社会大局稳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一个根本性问题日益凸显：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社会联结弱化、个体面临的竞争与压力空前时，宏观数据的“稳”未必能直接、自动地转化为微观个体内心的“稳”。人心若浮，则社会难安;人心若定，则基业长青。“心稳”并非指个体毫无波澜的静态平静，而是一种动态的、韧性的内在秩序与安宁感。它借鉴了心理学中的“稳态”与“稳态应激”概念，意味着个体与社会在遭遇压力与挑战时，不仅能够有效抵御、缓冲冲击(稳态维持)，更能够从中学习、调适，并可能实现心理品质的跃迁与提升(稳态跃升)。对国家而言，“心稳”意味着社会主流心态呈现出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对未来充满确定感与希望感的特质。这不仅是人民幸福的核心指标，更是社会创造力、凝聚力与抵御风险能力的终极源泉。因此，将治理重心从侧重外部秩序的“维稳”，前瞻性地拓展至滋养内在秩序的“稳心”，是一场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深刻范式革命。
当代中国人“心不稳”的多维镜像与深层根源。人心不稳，并非空泛的感受，而是有着具体的心理表现与社会成因。依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等权威调查，可勾勒出以下风险图谱：首先，主要表现。1，情绪健康赤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显性化。数据显示，成年人的抑郁风险呈现特定人群高发特征，且城市户籍人群焦虑风险显著高于农村。超长工作时间(日均超10小时)是明确的危险因素，其群体抑郁风险升高23%。2，意义感与归属感弱化：在快速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冲刷下，部分群体出现“社会性漂浮”状态。传统的家庭、邻里、单位共同体纽带松动，而新的、稳固的精神家园尚未完全建立。反映在数据上，婚姻家庭关系成为关键稳定器，已婚人群抑郁风险最低，而关系破裂者风险攀升。3，预期模糊与信心波动：部分社会成员，包括一些企业家和青年，对个人职业前景、社会流动渠道、政策延续性存在不确定感，导致投资、消费与人生规划上的保守与迟疑，即“预期偏弱”。4，代际压力传导与价值观张力：青少年面临沉重的学业竞争与亲子关系压力，大学生群体抑郁与焦虑风险较高;而中年群体则夹在“养老”与“育小”之间，同时承受职业发展的“天花板”焦虑。不同代际间的生活体验与价值观差异，构成了家庭内部的心理张力源。其次，深层根源剖析。1，转型期的结构性压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市场重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职业替代的广泛焦虑。这种结构性的变迁压力，直接作用于每一个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与家庭生计，是“心不稳”的经济社会基底。2，“风险社会化”带来的普遍不安全感：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人造风险”。从全球经济波动到公共卫生事件，从网络安全到环境污染，这些超越个体掌控的、系统性的风险，加剧了全民性的心理安全赤字，使人容易陷入一种弥散性的不安。3，社会支持系统的部分失灵与滞后：当个体遇到心理困扰时，其获取有效支持的渠道并不畅通。虽然国家已大力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但心理咨询服务便利性与满意度的公众感知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基层社区的心理服务能力薄弱，专业人才严重短缺。传统的亲情、友缘支持网络也在现代生活节奏下受到侵蚀。4.心理素养匮乏与情绪调节能力不足：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仍存在大量误区与污名化现象。报告指出，国民心理健康知识水平达标率最低，许多人对基本情绪问题、子女教育中的心理规律缺乏科学认知。这导致大量心理困扰在初期无法被识别和干预，最终淤积、发酵为更严重的问题。5，关键群体“心理承载力”面临极限挑战：一是党员干部群体，身处国家治理一线，面对转型期复杂的矛盾调处、舆论压力和超高工作负荷，其心理素质直接关系政策执行温度与效能。二是青少年群体，其心理健康关系到民族未来，但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保护网仍有漏洞。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传统的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人心治理的现实需求。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融合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开创一条顺应国际潮流、契合中国国情的安全稳心新路，将心稳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体布局，以心理生态的持续优化保障强国富民目标的顺利实现。当前我国人心不稳的本质，是转型期“不确定性”与个体“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心理适应滞后、治理体系完善与民生诉求升级之间的落差。其成因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个体等多重维度交织作用的结果，呈现出深刻的结构性特征。
一是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加剧生存焦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形成叠加效应，使得民众面临的经济风险显著上升。一方面，传统产业如制造业、房地产、教培等行业的产能优化与重构，导致大量岗位流失或转型，相关从业者面临失业或技能升级的迫切压力，即使留任者也常处于“时刻担心被裁”的应激状态;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岗位创造与劳动力技能适配之间存在时间差，形成“企业招不到人、劳动者找不到岗”的结构性失业困境。收入稳定性的下降进一步放大了焦虑感，中小企业从业者和灵活就业人员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经济波动中更容易受到冲击，而物价上涨压力则形成“收入减、支出增”的双重挤压。更值得关注的是，行业集中度提升导致普通人创业致富门槛显著提高，“致富机会稀缺”的认知与阶层固化的担忧相互交织，弱化了“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催生了“躺平”“摆烂”等消极心态。
二是技术迭代的颠覆性引发发展焦虑。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对就业市场和职业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其冲击范围远超以往工业革命。与传统技术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开始替代部分脑力劳动，销售、行政、财务等标准化岗位需求同比下降10%-30%，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全球22%的就业岗位将发生变革。这种变革的快速性使得大量从业者陷入“技能贬值”困境——多年积累的经验难以适应新岗位需求，而学习新技能又面临年龄、精力、资源等多重限制，42岁程序员投78份简历仅获1次面试机会的案例并非个例。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进一步加剧了焦虑，现代人日均接触的信息量相当于15世纪人30年的总和，但有效认知留存率不足5%，碎片化阅读习惯降低了深度思考能力，使得个体在面对职业选择、人生规划等复杂问题时更容易陷入迷茫。社交货币焦虑则成为新的心理负担，朋友圈人设经营、直播间互动数据等被异化为价值衡量标准，个体在虚拟认可的追逐中迷失自我，加剧了心理内耗。
三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弱化支持网络。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得传统社会支持体系面临重构，个体的“原子化生存”特征日益明显。2.8亿流动人口在城市打拼，身体在场而心灵缺席，远离家乡与亲人导致情感支持缺失，孤独感与归属感匮乏成为普遍困境。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代际分离，弱化了传统家庭的情感慰藉功能，高期待育儿陷阱则加剧了代际矛盾——90%的家长将“鸡娃”视为阶层跃迁的唯一路径，过度压力导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高达24.6%，而留守青少年中近三成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化进一步放大了心理压力，“以物质论成功”的导向将房子、车子、存款异化为人生核心目标，社交媒体上精心构建的"完美生活图景"引发无休止的社会比较，即使客观生活水平提升，主观满意度仍可能下降。这种“他人拥有即我应追求”的心理暗示，让个体陷入“努力不一定成功，但必须成功”的隐形压力，加剧了心态失衡。
四是文化传承的断裂引发意义焦虑。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拉锯战”导致部分民众陷入意义迷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讲信修睦”等价值理念，在工业文明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逐渐边缘化，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形成了精神层面的“真空地带”。短视频、爽文等“电子榨菜”提供了即时感官刺激，却削弱了个体深度阅读、思考与文化创作的能力，使得人们难以在精神世界中找到持久的价值支撑，陷入多巴胺刺激与空虚感交织的恶性循环。马斯洛提出的“逃避崇高”现象在中国衍生出新的变体，“躺平哲学”表面是对内卷的反抗，实则是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价值矛盾——人们渴望摆脱竞争压力，却又对未竟理想心存不甘。高学历群体面临的“孔乙己困境”，本质上是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错位导致的价值认知失调，反映了个体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迷茫与挫败感。
五是治理体系的滞后催生保障焦虑。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民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相关治理体系和保障机制的完善仍有差距。在公共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资源分配不均，“择校难”“看病贵”“养老愁”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压力。在权益保障方面，部分群体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不够畅通，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等新兴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增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心理服务方面，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仍不健全，专业人才匮乏，服务可及性低，使得大量心理问题难以得到及时疏导，逐渐积累为严重的心理负担，甚至引发极端事件。这种“需求增长与保障滞后”的落差，直接影响了民众的安全感与信任感。
稳心方略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适应性治理”体系。破解“心不稳”的难题，不能依赖零散、被动的补救措施，而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实施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提出构建“社会心理韧性治理”体系，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制度、文化与技术的协同创新，系统性地培育和提升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心理资本(自信、希望、韧性、乐观)与心理韧性，最终实现从个体内心安宁到社会整体和谐的良性循环。该体系包含三大支柱：支柱一：制度保障筑基——构建普惠可及的心理安全网。1，将“心理韧性”指标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与政策评估：在制定经济、社会、教育、就业等各项政策时，进行“心理影响评估”，预判政策可能对不同群体心理状态产生的效应，避免出台可能引发大规模焦虑的政策。将公众心理韧性指数、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等，作为衡量地方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2，实施“国民心理素养全面提升计划”：借鉴健康素养促进模式，由权威部门编制分级、分类的国民心理素养指南，通过融媒体进行全方位科普。重点面向家长、教师、基层干部、企业管理者等“关键宣讲人”开展培训，扭转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认知，普及压力管理、科学育儿、有效沟通等技能。3，深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基层落地与数字化赋能：不满足于“有场所”，更要追求“有服务、有效能”。推动心理咨询与治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公益普惠的心理援助热线与数字平台，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进行初步筛查与分流，让专业帮助触手可及。同时，严厉规范心理咨询市场，保障服务质量。支柱二：社会支持织网——重建有温度的共同体联结。1，推动建设“职场心理健康友好型社会”：立法或制定国家标准，明确用人单位在员工心理健康保护方面的责任，将过度加班、职场霸凌等纳入劳动监察范围。鼓励企业实施“员工心理援助计划”，并将此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优秀雇主品牌的重要维度。2，开展“社区心理家园”再造工程：以城乡社区为载体，培育本土化的心理服务力量，如培训“心理网格员”。通过社区活动、兴趣社团、互助小组等形式，重建邻里守望相助的亲密关系，为居民，特别是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全职妈妈等脆弱群体，提供非正式但至关重要的情感支持与社会连接。3，巩固家庭“心灵港湾”功能：通过社区与学校，广泛开展“亲密关系建设”“非暴力沟通”等家庭教育辅导。落实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减轻家庭在育儿、教育、住房方面的经济与心理负担，让家庭重新成为成员汲取爱与能量的安全基地。支柱三：个体赋能固本——普及“心理自我保健”的科学工具。1，将“心理韧性训练”融入全生命周期教育：从中小学开始，开设系统的社会情感学习课程，教授孩子识别情绪、解决问题、建立积极关系的技能。在大学和职业培训中，增设压力管理与逆境应对模块。为党员干部设计专门的“抗压抗挫与群众沟通心理实训”，运用VR等技术模拟复杂治理场景，提升其在一线工作中的心理效能。2，倡导并赋能“积极生活方式”：公共卫生宣传应大力普及运动对心理健康的显著保护作用(数据显示每周运动4次可将抑郁高风险降低至不运动组的三分之一)。同时，引导公众建立健康的数字生活与消费习惯，警惕网络成瘾和过度消费对心理的侵蚀。3，推广基于证据的心理调适技术：鼓励并规范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自助工具等具有科学实证基础的心理调适方法在公众中的普及。这些方法被证实有助于维持情绪的功能内稳态，提升个体的适应能力。
构建中国特色稳心之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立足中国国情、熔铸古今智慧、顺应时代潮流，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为方法路径，构建“预期稳心、价值立心、保障安心、文化润心”四维一体的稳心工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从“问题治理”到“生态培育”、从“物质保障”到“精神赋能”的转变。
一是预期稳心：构建确定性发展环境。稳定的预期是心稳的核心前提，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供给，减少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让民众“看得见未来、握得住希望”。1，建立政策稳定性评估机制。重大政策出台前开展“心理影响评估”，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明确政策实施的周期、边界与调整程序，避免“朝令夕改”引发的预期混乱。对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政策调整，设置合理的过渡期与缓冲期，配套出台针对性的风险对冲措施，降低政策变动对民众生活的冲击。2，打造公平可及的发展平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畅通纵向流动通道，让不同阶层群体都能通过努力实现价值提升。破除就业市场中的年龄、性别、地域等歧视性壁垒，规范“35岁门槛”等不合理招聘潜规则，建立以能力、实绩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保障各类群体的平等就业权利。3，完善风险预警与应对体系。建立覆盖经济、就业、社会等领域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不实传言，避免恐慌情绪扩散。针对经济波动、行业调整等带来的就业压力，推行“技能重塑计划”，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为转岗人员、失业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增强个体抗风险能力。
二是价值立心：重塑多元包容的价值体系。价值认同是心稳的精神内核，必须打破单一化的成功标准，构建多元包容、与时代同频、与文化共振的价值体系，让民众“找得到意义、实现得了价值”。1，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礼法并用”“和而不同”等治理智慧，结合新时代特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知足常乐”“勤劳笃行”“守望相助”等理念融入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通过学校教育、媒体传播、文艺创作等多种渠道，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倡导“劳动光荣、知识崇高、创新可贵、奋斗可敬”的价值导向，消解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负面影响。2，构建多元立体的价值评价体系。打破“以物质财富论成败”的单一标准，建立涵盖职业贡献、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个人成长等多维度的价值评价体系，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能获得尊重与认可。加强对基层工作者、普通劳动者、新兴职业从业者的宣传表彰，讲好他们的奋斗故事，彰显不同岗位的价值意义，引导民众树立“平凡即伟大、坚守即崇高”的价值认知。3，培育终身成长的文化氛围。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优质文化资源供给，鼓励深度阅读、理性思考与文化创造，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与认知能力。针对数字时代的认知过载问题，开展“认知素养提升行动”，培养民众的信息筛选能力、批判性思维与深度思考习惯，减少碎片化信息带来的迷茫与焦虑。
三是保障安心：筑牢全周期民生保障网。坚实的保障是心稳的底线支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体系，让民众“生活有保障、权益有保障、心理有保障”。1，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解决“择校难”“看病贵”“养老愁”等民生痛点。针对育儿焦虑问题，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推行“弹性育儿假”，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的育儿支持网络，降低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2，健全社会保障与权益保障机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的社保政策，建立多层次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提升保障水平与可持续性。畅通民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在地化、前置化、多元化”化解，让民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3，构建全链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立“预防—干预—治疗—康复”全链条心理健康服务机制，扩大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在学校、企业、社区设立心理健康服务站点，配备专业心理健康工作者，开展常态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加强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消除社会对心理问题的耻辱，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掌握基本的心理调适方法。
四是文化润心：打造精神归属的共同体。文化认同是心稳的深层根基，必须发挥文化凝心铸魂的作用，构建个体与家庭、社区、国家之间的情感联结，让民众“有归属感、有认同感、有自豪感”。1，强化家庭情感功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庭美德，倡导优良家风建设，促进代际沟通与情感交流，减轻代际矛盾与育儿压力。完善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加家庭照护服务供给，减少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让家庭成为情感慰藉与心理支撑的重要载体。2，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借鉴“枫桥经验”的基层治理智慧，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与公共事务，增强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完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促进邻里交往与互助合作，重建现代城市中的邻里关系，让社区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3，增强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发展成就宣传，展示我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重大突破，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让民众在国家发展中找到自身定位，形成“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认知，凝聚起强国富民的磅礴力量。
要确保稳心工程落地见效，我们必须做好实施保障：
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稳心工程的全面领导，将心稳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布局，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统筹宣传、教育、民政、人社、卫健、文旅等多个部门的资源与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确保稳心工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强化制度保障与法治支撑。加快推进心稳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与法治保障，完善心理健康服务、民生保障、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为稳心工程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建立健全心稳状况监测评估机制，定期开展国民心态调查，跟踪分析心态变化趋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提高稳心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是创新技术赋能与精准施策。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构建国民心态大数据监测平台，实现对心理焦虑、社会矛盾等问题的精准识别、预警与干预。针对不同群体(青少年、中年职场人、老年人、流动人口等)的心态特征与需求差异，制定差异化的稳心措施，开展精准化、个性化的服务，提高稳心工作的精细化水平。
四是鼓励社会参与与多元共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稳心工程。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完善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与权益保障，营造良好的职场环境;支持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矛盾调解、文化建设等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我心理调适、社区建设、文化传承等活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
心稳是最大的稳，是强国富民的精神基石与内在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面对转型期的多重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稳心之路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本文提出的“预期稳心、价值立心、保障安心、文化润心”四维一体稳心工程，立足中国国情，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为破解人心不稳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稳心新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统一，坚持制度优势与技术赋能相统一，坚持物质保障与精神赋能相统一，坚持问题治理与生态培育相统一，既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潮流，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稳心工程的深入实施，必将推动形成“发展有预期、奋斗有价值、生活有保障、精神有归属”的良好心理生态，凝聚起全体人民的向心力与创造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加快推进强国富民进程提供坚实的心理支撑与精神保障。
心稳则国稳，心兴则国兴。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人心向背这个根本，持续优化心理生态，不断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与认同感，就一定能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崭新篇章。
国之大者，安不忘危。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我们所追求的稳定，绝非一潭静水式的沉寂，而是犹如长江黄河，虽蜿蜒曲折、时有惊涛，却因深厚的流域生态和坚实的河道堤坝而拥有奔腾向海的磅礴力量与强大适应性。这条以“适应性治理”和“主动塑造”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维稳新路，必将为中国的现代化航船穿越历史三峡、驶向广阔深海，提供最可靠、最根本的稳定之锚。
稳定是福，动乱是祸。新时代中国的稳定，是改革发展中的稳定，是充满活力的稳定，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的稳定。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维稳体系，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系统思维谋全局，以创新举措破难题，才能实现“动态稳定”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为强国富民筑牢坚实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稳心工程实施要点：
一是核心目标：构建“发展有预期、奋斗有价值、生活有保障、精神有归属”的国民心理生态体系，以心稳夯实国家治理根基，助力强国富民目标实现。
二是四大核心行动实施细则：
预期稳心行动。(1)政策稳定性保障。①建立重大民生政策心理影响评估机制，出台前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政策实施周期与调整边界，杜绝“朝令夕改”。②民生政策调整设置6-12个月过渡期，同步出台风险对冲措施，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冲击。(2)公平发展平台建设。①破除就业年龄、性别等歧视性壁垒，明令禁止“35岁门槛”等不合理招聘规则，建立以能力、实绩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②实施“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计划”，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畅通学历、技能、创业等纵向流动通道。(3)风险预警与应对。①搭建经济、就业领域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不实传言，防范恐慌情绪扩散。②推行“技能重塑计划”，为转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按行业需求定制培训课程。
2，价值立心行动。(1)价值引领与文化传承。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将“勤劳笃行”“守望相助”等理念融入学校教育、媒体宣传与文艺创作。②开展“反消费主义理性引导行动”，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潮。(2)多元价值评价体系构建。①建立涵盖职业贡献、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个人成长的多维价值评价标准，打破“以财富论成败”的单一导向。②常态化宣传基层劳动者、新兴职业从业者的奋斗事迹，设立“平凡英雄”表彰机制，增强不同岗位从业者的荣誉感。(3)认知素养提升。①实施“全民深度阅读计划”，完善公共图书馆、社区书屋等文化设施，推广经典著作与社科知识普及。②开展“数字时代信息素养培训”，提升民众信息筛选、批判性思维能力，减少碎片化阅读带来的认知迷茫。
3，保障安心行动。(1)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①推进教育、医疗、养老优质资源下沉，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解决“择校难”“看病贵”“养老愁”等痛点问题。②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推行“弹性育儿假”，减轻家庭教育支出与照护压力。(2)社会保障与权益维护。①扩大社保覆盖面，将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纳入保障体系，建立多层次养老、医疗保障机制。②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矛盾纠纷“在地化、前置化、多元化”化解，确保民众合理诉求及时回应。(3)全链条心理健康服务。①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在学校、企业、社区设立心理健康服务站点，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②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消除社会偏见，推广情绪管理、压力疏导等实用心理调适方法。
4，文化润心行动。(1)家庭情感功能强化。①开展“优良家风建设工程”，通过讲座、评选等形式，弘扬孝老爱亲、和睦相处的传统家庭美德。②完善家庭照护支持政策，增加社区托育、养老照护服务供给，缓解工作与家庭的冲突。(2)社区共同体培育。①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与公共事务，增强社区归属感。②常态化开展邻里节、文化市集等社区活动，重建现代城市邻里关系，打造“熟人社区”。(3)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培育。①围绕国家发展成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展示科技突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成果，增强国民自信心。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引导民众树立“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认知。
三是实施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坚持党对稳心工程的全面领导，将心稳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与政绩考核体系，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2，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心理健康服务、民生保障等领域的立法工作，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建立国民心态定期监测评估机制。
3，技术保障：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国民心态大数据监测平台，实现对心理问题的精准识别、预警与干预。
4，社会参与：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稳心工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
我们要以人心之稳铸就大国复兴之基。“治大国若烹小鲜”，其至高境界在于把握“火候”，而这火候的核心，便是社会人心的温度与定力。当亿万人民的内心充盈着安全感、希望感与安宁感时，这种汇聚而成的“心理资本”将转化为无比强大的国家韧性——经济转型的阵痛将更易承受，社会创新的活力将充分涌流，外部风险的冲击将从容化解。本文所提出的“社会心理适应性治理”体系，是一条将西方心理学前沿成果与中国“以人为本”、“防患于未然”、“群策群力”的治理智慧相结合的新路。它要求我们的治理思维，从关注“事件平息”到关注“人心抚慰”，从擅长“物质补偿”到学会“情感回应”，从构建“物理安全”到营造“心理安全”。这是一项比建设任何物理工程都更复杂、更精细，但也更根本、更持久的“人心工程”。投资于国民的心理健康与社会的心理适应性，就是投资于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与最宝贵的稳定器。当“心稳”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与实践，强国富民的梦想便不仅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更将扎根于亿万人民稳固、丰盈而充满希望的精神沃土之中，从而真正行稳致远，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1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