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 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 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 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 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
第十二节 关于外交
外交是国家意志的延伸，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强国富民的战略支撑，更是文明对话的桥梁纽带，是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的多重挑战，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中国外交立足自身发展阶段和国情实际，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些年来，我国外交工作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仍面临“大国博弈烈度上升与战略缓冲空间压缩并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诉求与主导权争夺交织、发展中国家合作深化需求与利益分化挑战叠加、国际话语权提升诉求与话语体系建设滞后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必须以“胸怀天下、守正创新”为核心导向，构建“大国协调、周边稳固、发展中国家团结、多边主义引领”的全方位外交新格局，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彰显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为强国富民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当前国际格局正在深刻调整，中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要传承文明基因、坚守战略定力，更要勇于创新突破、主动塑造未来。深入探索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路径，对于凝聚全球共识、营造有利环境、助推民族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历史性关键时刻，外交已超越传统的礼宾与谈判范畴，成为决定一国兴衰、塑造民族命运的核心战略能力。对于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而言，外交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盾牌，更是整合国际资源、驱动经济发展、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最终实现强国富民战略目标的关键引擎。本节的论述，旨在穿透纷繁复杂的国际表象，厘清外交的本质，诊断当前中国外交的成就与挑战，并以前瞻性视野，构建一条立足国情、引领时代、服务复兴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新路径。
一、理论基石：外交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使命演进
要谋划未来的外交战略，首先需回归本源，理解外交的恒常与流变。从古希腊的城邦使者到春秋战国的纵横家，从维也纳会议的均势外交到联合国的多边舞台，外交作为人类社会处理群体间关系的智慧结晶，其形式千变万化，但核心本质历久弥新。根据经典研究，外交的本质可归结为三个永恒的、相互关联的核心维度：交流、代表与国际社会的再造。首先，外交是国家间制度化的交流过程，旨在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管理冲突、促进理解。其次，外交官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其言行承载着主权意志与国家尊严。最后，也是最深刻的，外交通过持续的互动与实践，参与塑造和再造国际社会本身，定义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与共享价值。
进入21世纪，外交的本质未变，但外延急剧拓展。传统的高级政治(和平与安全)与低级政治(经济与社会)边界日益模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数字贸易规则、金融货币体系等经济议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全政府”、“全社会”参与的复合型外交新场域。外交的主体也从单一中央政府，扩展到地方政府、企业、智库、社会团体等多元行为体。这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是能够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协调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调动官方与民间两种资源的系统性工程。
什么是外交?从词源学视角看，中国独称“外交部”而非“外斗部”，一个“交”字暗藏中华文明看待世界的底层逻辑——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抗，而是共生共荣的往来;不是强权压制的胁迫，而是理性沟通的协作。《左传》有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尚书》倡导“协和万邦”，孟子主张“以德服人”，孔子强调“和而不同”，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文明根基：承认差异、尊重主权、互利共赢、以和为贵。
从本质上看，外交是国家主权意志的延伸，是通过非战争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性实践，其核心内涵包含三重维度：一是利益协调的艺术，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寻求与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二是规则塑造的过程，既要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更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三是文明对话的载体，通过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理念传播，消除认知隔阂，凝聚人类共识。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者。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辟的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葡萄、苜蓿等物产传入中原，丝绸、瓷器等技艺远播西域，成就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景;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抵达30多个国家，带去的是瓷器丝绸、历法技艺，带回的是香料友谊、文明互鉴，未占一寸土地、未建一处殖民据点，彰显了“厚往薄来”的和平外交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互不侵犯”“互利共赢”写入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成为“协和万邦”思想的当代转化，至今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基石。
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本质内涵得到进一步升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有机统一，既坚守中国立场，又秉持世界胸怀，既维护核心利益，又推动共同发展，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彰显了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色与时代担当。
二、现状审视：中国外交的成就、矛盾与根源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建交国总数达到183个，“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新路越走越宽。多边舞台上，中国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引领，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升至第三位，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新动力。在全球治理中，中国贡献了一系列原创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150多个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全球安全倡议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促成巴勒斯坦内部派别和解，为化解地区冲突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多个平台，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经济外交方面，中国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比雷埃夫斯港等标志性项目落地生根，成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引擎。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旗帜，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一)主要成就与积极态势
一是大国关系格局趋于稳定：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美关系在经历波折后，通过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实现了从激烈博弈到冲突管控、机制重建的转变，双方寻求构建稳定框架。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中欧关系在曲折中探索新的平衡，中法、中德、中西等双边关系成为稳定器。
二是周边外交开创全新局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通过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中国明确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五大家园”(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战略方向。与中国—中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性合作成果丰硕，与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提升与改善。
三是全球南方凝聚力量增强：中国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金砖机制扩员与深化合作，提出《支持非洲现代化合作倡议》，主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成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关键伙伴与可靠朋友。
四是理念引领与方案供给：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最新的全球治理倡议，形成体系化的“四大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系统的中国理念公共产品。
(二)核心矛盾与突出问题
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结构性矛盾凸显：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其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美国视中国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领域实施全方位遏制，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泛安全化”冲击。这种大国战略竞争是当前中国外部环境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是话语叙事之争激烈：围绕民主与威权、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发展与安全等议题，国际舆论场存在尖锐对立。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叙事，时常面临西方主导的“制度竞争”和“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的围堵与解构。
三是安全与发展两难：在周边及更广区域，如何平衡主权安全关切与经济合作需求，成为外交实践中的突出难题。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却寻求域外大国保障，这种“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策略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复杂性。
四是外交能力建设滞后于需求：面对外交议题的多元化、专业化(如，数字规则、深海极地、气候金融等)和公共外交、舆论斗争的复杂化，我国在外交专业人才储备、跨部门协同机制、国际议程设置技巧、社会化外交资源动员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五是认知隔阂与话语权失衡的矛盾。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国家受“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错误论调影响，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存在误解偏见，“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现象依然存在。
六是大国博弈与战略挤压的挑战。个别大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在科技、经贸、安全等领域实施遏制打压，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破坏了正常的国际合作秩序。
七是区域热点与安全风险的外溢。乌克兰危机、加沙危机等地区冲突持续延宕，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凸显，对中国的外部环境构成多重压力。
八是外交能力与发展需求的差距。在规则制定、话语传播、危机应对等方面，中国外交仍存在能力短板，复合型外交人才储备不足，地方外交、民间外交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三)问题产生存在的根源剖析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的根源，在于三重“历史性转换”的叠加冲击和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层面看，百年变局与大国博弈是根本背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一些国家固守零和思维，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加剧了国际竞争与对抗;文明差异与认知偏见是重要诱因。中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治理模式上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受意识形态偏见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天然排斥，加上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进一步放大了认知鸿沟。从国内层面看，发展阶段与能力建设的不匹配是内在原因。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外交能力建设滞后于国家实力增长，在国际规则制定、话语体系构建等领域缺乏足够经验;外交布局与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是现实制约，对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的外交资源投入相对集中，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深耕细作不够，民间外交、企业外交、地方外交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的衔接不紧密是深层短板，中国外交理念的理论高度与传播力度、实践深度存在差距，部分创新理念未能及时转化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规则制度。具体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转换：“东升西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动摇了由西方主导数百年的国际权力结构，必然引发原有主导者的焦虑与反弹。
二是全球化模式转换：过去以效率优先、成本驱动的超级全球化模式正在回调，向着更注重安全、韧性和价值观的“有限全球化”或“区域化”演进，各国产业政策与贸易规则面临重构。
三是治理范式转换：世界从“后冷战秩序”向一个尚未定型的新秩序过渡。是走向对抗分裂的“新冷战”，还是走向对话合作的“新多边主义”，两种治理理念和发展路径正在激烈竞争。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正是针对旧有治理范式弊端开出的新药方。
破解矛盾问题的路径思考
针对上述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
一是以理念创新破解认知隔阂，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中国理念转化为具象化、可操作的合作项目，用实际行动消除误解偏见。
二是以战略定力应对大国博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原则，既坚定维护核心利益，又避免陷入对抗陷阱，如在中美关系中，通过经贸磋商、人文交流等渠道保持沟通，在科技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行。
三是以精准施策防范安全风险，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外交安全体系，深化反恐、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四是以能力建设补齐发展短板，加强外交人才培养，健全“官民并举、上下联动”的外交工作格局，提升规则制定、话语传播、危机应对等核心能力。
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时代方位：矛盾与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一现实需求锚定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坐标。当前我国外交领域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
一是大国竞争常态化与战略互信不足的矛盾，部分大国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在科技、贸易、安全等领域推行遏制打压政策，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战略互信的构建面临重重阻碍。
二是周边安全环境复杂性与稳定发展需求的矛盾，周边地区既是我国安身立命的战略依托，也是地缘博弈的前沿地带，领土主权争议、区域安全热点问题等交织，对周边外交的统筹协调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与发展中国家诉求的矛盾，现行国际秩序仍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残余，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不足，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完善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四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与国际话语权建设滞后的矛盾，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中国故事的传播效度不足，中国理念的国际认同度有待提升。
破解这些矛盾，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四重使命：其一，护航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稳定、有利、安全的外部环境，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侵害;其二，塑造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其三，促进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际争端，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其四，贡献智慧，提炼升华中国发展经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这四重使命相互支撑、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要义。
四、价值重估：外交在强国富民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历史性交汇，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赋予外交更为重大的使命和价值。从国际看，安全失序、发展失衡、治理失效等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凸显，确定性成为全球稀缺资源，各国尤其是大国的抉择将决定时代走向、影响世界格局 ;从国内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民族复兴需要有利的国际条件，外交作为“国之大事”，其重要性和价值意义更加凸显。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强国富民目标的征程中，外交不是辅助性工作，而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保障性价值的核心支柱。
一是营造安全环境，保障复兴进程。外交的首要价值在于为国内改革发展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运筹大国关系、稳固周边、团结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外部风险，防止地缘政治冲突干扰乃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王毅外长明确指出，服务好“十五五”起步开局是外交工作的重要使命，要助力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继续赢得战略主动”。
二是拓展发展空间，驱动经济增长。外交是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引入技术、制定规则的关键渠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自贸协定谈判、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直接服务于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例如，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实施、完成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谈判，将为我国企业打开数十亿人口的市场，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提升国际话语，塑造国家形象。通过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中国能够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提出并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中国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从而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四是维护公民权益，践行外交为民。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规模空前，海外利益保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构建严密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践行“外交为民”宗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外交领域的直接体现。
五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压舱石”。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外交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历史反复证明，没有稳定的外部环境，国家发展就无从谈起。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交上处处被动，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正是外交失败导致国家主权丧失的惨痛教训。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寸步不让，挫败了一系列分裂图谋;在南海问题上，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双边协商妥善处理分歧，维护了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在国际舆论场，坚决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捍卫了国家发展的正当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给世界以确定性、信心和希望”，这种确定性的背后，正是中国外交的战略定力与积极作为 。
六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外交为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关税总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4%以下，远低于入世承诺，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贸协定，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面对保护主义逆流，中国外交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越办越好，“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中老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不仅促进了沿线国家发展，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实践证明，外交越是主动，开放越是深入，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越是强劲，强国富民的基础就越是坚实。
七是提升国际地位的“通行证”。 国家地位的提升，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外交软实力的彰显。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世界的封锁孤立，中国通过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争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这一历史性胜利正是中国外交的光辉典范，从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如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积极参与维和、反恐、气候治理等全球事务，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中国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再到“引领者”，《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文件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在新兴领域的话语权提升。这种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有话语权，也为中国发展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让强国富民的道路更加顺畅。
八是凝聚民族复兴的“向心力”。外交上的成就能够极大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起强国富民的磅礴力量。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荣光，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举国欢腾;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响应，到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每一次外交成就都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契机。当中国声音被世界倾听、中国方案被国际认可、中国利益得到维护时，全体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都会显著提升，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强国富民提供不竭的精神支撑。
五、路径创新：构建服务强国富民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外交生态
面对未来，中国外交需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搞好新时代外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大胆创新突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外交体系，营造一流的外交环境与氛围，让外交更好地为强国富民服务。我们必须实施以下系统性战略，营造一流外交环境。
(一)勇于探索 大胆创新 不断开拓
一是理念创新：超越博弈，倡导“共生外交”。应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零和博弈思维，主动塑造并推广一种基于中华文明“和合”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共生外交” 哲学。其核心是承认并尊重多样性(各国道路不同)，追求动态平衡(大国关系稳定)，致力于共同进化(全球共同发展)。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但更侧重于方法论，强调在竞争中共存，在分歧中合作，在互动中彼此塑造、共同升级。理念创新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外交创新首先要理念创新。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的核心引领，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机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理念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完整、更系统的中国方案。1，深化发展权平等理念，推动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发展中国家急难愁盼问题，扩大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规模，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正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十大伙伴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2，倡导共同安全理念，摒弃”安全困境“思维，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改善，正是共同安全理念的成功实践。3，践行文明包容理念，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差异，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意识形态对抗，搭建更多文明对话平台，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正如中国-中亚峰会所展现的，不同文明可以和谐共生、相互成就。
二是机制创新：构建“立体化、网络化”外交体系。1，强化元首外交的战略舵盘作用。实践证明，元首外交是中美、中俄、中欧等关键双边关系的“定盘星”和“压舱石”。2，推进“全政府外交”协同。建立更高层级的跨部门(外交、商务、金融、科技、国防等)外交安全事务协调机制，确保对外政策统一、高效。3，激发“次国家外交”与“公共外交”活力。鼓励各省市与外国城市结好，开展特色经贸人文交流;支持智库、高校、企业、媒体、文艺团体等成为讲述中国故事、开展民间对话的主力军。4，深耕“数字外交”新边疆。主动参与全球数字、人工智能治理规则谈判，利用数字平台开展精准化、互动化的国际传播。
三是策略创新：实施“精准化、差异化”国别区域策略。1，对大国：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对美，重在建立“不可靠护栏”与“可持续竞合”框架;对欧，突出“务实合作”与“全球治理伙伴”定位;对俄，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2，对周边：全面贯彻落实周边工作会议精神，以“亲诚惠容”与“命运与共”为核，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让邻国真正感知到“与中国为邻是好事、幸事”。3，对全球南方：从“团结引领”向 “赋能共兴” 升级。不仅提供援助，更要通过发展经验分享、能力建设、市场开放、技术转移，帮助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合力。
四是平台创新：做实多边机制，创设新型议程。不仅要积极参与联合国、G20、APEC等现有多边平台，更要主动创设和引领新的对话合作议程。例如，可借鉴“东盟-中国-海合会”三方论坛的成功经验，发起更多跨区域、跨议题的“小多边”对话，如“全球数字发展对话”、“碳中和关键技术合作联盟”等，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合作项目。
五是布局创新：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外交网络。外交布局直接关系到外交效能的发挥，要打破传统外交的边界限制，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内外联动”的立体化外交布局。1，在国家层面，要优化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化大国协调与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在领域层面，要拓展外交的覆盖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向经济、文化、科技、安全、生态等多领域延伸：经济外交要聚焦制度型开放，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科技外交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创新共同体，反对科技霸权和技术封锁;生态外交要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深化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发展体系。3，在主体层面，要激活多元外交主体的活力，形成“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地方外交+企业外交”的协同格局：官方外交要发挥引领作用，把握外交方向和战略全局;民间外交要当好“润滑剂”，通过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民间组织合作等方式，增进民心相通，消除认知隔阂;地方外交要立足区位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外交品牌;企业外交要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海外投资、经贸合作、社会责任履行等方式，展现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六是方式创新：运用现代化手段提升外交效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交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突破，以更高效、更灵活、更具影响力的方式开展外交活动。1，数字化外交，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外交平台，开展线上外交活动，提升外交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利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打造多语种、多渠道的话语传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破解西方媒体的话语垄断。2，议题设置外交，主动设置全球性议题，将中国关切转化为国际共识，从"应对议题"向"设置议题"转变。聚焦人工智能治理、数字经济规则、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治理议程;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发起国际合作倡议，凝聚全球治理合力。3，精准化外交，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特点、利益诉求、文化背景，制定差异化的外交策略：对发达国家，要聚焦战略沟通和利益协调，寻求合作共赢的契合点;对发展中国家，要聚焦务实合作和能力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对周边国家，要聚焦安全互信和民生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七是能力创新：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外交队伍。外交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要加强外交能力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外交队伍，为外交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1，强化战略思维能力，培养外交人员的全局观念和长远眼光，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国际格局演变规律和中国发展战略需求，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作出科学决策。2，提升专业素养能力，加强外交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涵盖国际关系、国际法、外语、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培养复合型外交人才;强化实践锻炼，让外交人员在重大外交活动、热点问题应对、复杂谈判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3，增强跨文化沟通能力，加强外交人员的文化素养培养，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能够用对方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沟通交流，消除文化隔阂，增进相互理解。4，锤炼危机应对能力，建立健全外交危机应对机制，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预判和防范，提升外交人员在突发外交事件、国际舆论危机等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二)核心战略：构建“四维联动”的外交发展新框架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必须突破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确立“大国协调制衡、周边命运与共、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多边主义主导引领”四维联动的宏观战略框架，推动中国外交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转变，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
一是大国协调制衡战略：管控分歧，拓展共识。大国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大国稳则世界稳。要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对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另一方面，秉持理性务实态度，积极寻求利益交汇点，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经济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合作，实现“竞争中有协调、分歧中有合作”的良性互动。同时，推动大国战略沟通机制化，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协商平台，有效管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
二是周边命运与共战略：亲诚惠容，固本强基。周边是我国外交的首要方向，是安身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要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构建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同时，推动区域合作机制创新，提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等机制的效能，打造周边合作的升级版。
三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战略：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团结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石。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一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帮助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搭建合作平台，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同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四是多边主义主导引领战略：积极参与，主动塑造。多边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舞台。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数字治理等新兴领域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制定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另一方面，推动多边机制创新发展，提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的影响力，打造多边合作的新平台。同时，反对单边主义和集团政治，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三)微观举措：十大工程破解外交发展实践难题
一是大国战略沟通机制化工程：管控分歧，拓展合作。1，建立大国元首定期会晤机制，推动中美、中俄、中欧等大国元首实现常态化互访和通话，就双边关系和全球性议题交换意见，为大国关系发展定向领航。2，设立大国战略安全对话平台，围绕核安全、网络安全、外空安全等敏感领域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因误判引发冲突。3，打造大国经贸合作共赢平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健康稳定轨道，深化中欧经贸合作，拓展中俄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科技、能源、农业等领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
二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工程：亲诚惠容，互联互通。1，实施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加快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的运营和拓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构建高效便捷的互联互通网络。2，建立周边安全合作机制，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机制发挥更大作用，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3，开展周边民生合作专项行动，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医疗卫生援助和教育援助力度，实施“民生工程”，提升周边国家民众的获得感。
三是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深化工程：真实亲诚，互利共赢。1，实施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计划，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帮助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2，打造金砖国家合作升级版，推动金砖国家扩容提质，拓展在经贸、金融、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提升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3，建立发展中国家多边对话平台，定期举办发展中国家论坛，围绕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开展交流研讨，凝聚发展共识。
四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攻坚工程：主动参与，贡献方案。1，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积极倡导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支持非洲国家在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2，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3，实施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行动，建立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推动粮食安全、减贫、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五是国际话语权提升工程：讲好故事，传播理念。1，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创新平台，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研究，提炼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通用的外交话语。2，实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计划，支持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3，开展人文交流品牌建设行动，打造“汉语桥”“中国文化年”等人文交流品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六是外交为民服务提质工程：保障权益，服务民生。1，建立海外公民安全保障机制，完善领事保护预警系统，提升海外领事保护和服务能力，保障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和合法权益。2，实施海外利益保护专项行动，加强与东道国的沟通协调，建立海外利益保护联动机制，保障我国海外能源资源、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安全。3，打造领事服务数字化平台，推广“互联网+领事服务”，实现护照、签证等领事服务的线上办理，提升领事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
七是外交智库建设强化工程：提供智力，支撑决策。1，建设国家级外交智库联盟，整合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外交研究力量，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智库。2，实施外交智库国际合作计划，与世界各国的知名智库开展交流合作，共同开展国际问题研究，为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3，建立外交决策咨询机制，推动外交智库为国家外交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提升外交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八是多边外交平台拓展工程：主动作为，塑造格局。1，推动二十国集团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倡导二十国集团聚焦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2，打造亚洲区域合作新平台，深化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有效实施，提升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3，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援助等行动，提供更多优质的全球公共产品，彰显大国担当。
九是安全外交深化工程：统筹发展，保障安全。1，建立全球安全倡议合作机制，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见效，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际争端，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2，深化反恐、禁毒、跨国犯罪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执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毒品犯罪、跨国腐败等违法犯罪活动。3，开展核安全、网络安全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核安全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十是外交队伍建设工程：锤炼本领，提升能力。1，实施外交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外交干部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提升外交干部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外语水平。2，建立外交干部交流机制，推动外交干部与国内其他部门干部的交流轮岗，丰富外交干部的工作经历和视野。3，加强外交干部作风建设，培养外交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外交队伍。
六、价值意义：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上述战略思路与举措，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需求，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大国协调制衡战略，解决了大国博弈加剧与战略互信不足的矛盾，为我国发展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周边命运与共战略，破解了周边安全环境复杂与稳定发展需求的矛盾，夯实了我国外交的战略根基;通过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战略，强化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壮大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同盟军;通过多边主义主导引领战略，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实践层面，这些举措既注重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又强调基层落实的针对性;既突出国家利益的核心地位，又兼顾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既立足当前破解外交发展的突出矛盾，又着眼长远筑牢大国外交的坚实基础。通过十大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整体效能，实现外交工作与强国富民的良性互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大国外交，胸怀天下。在强国富民的伟大征程中，唯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合作共赢，才能不断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外交的智慧和力量。
七、内外统筹：实现外交与国际国内发展的良性互动
外交与国内发展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是外交的基础。搞好新时代外交，必须坚持“内外统筹、双向赋能”，将外交工作与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让外交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统筹机制，实现同频共振，开展外交活动，既要坚守原则底线，又要讲究方式方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与各国及国内发展的良性互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外交决策紧扣国内发展需求。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如，区域协调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绿色转型)的对外合作需求，应成为外交部、商务部等制定年度国别与领域合作规划的核心依据。例如，国内新能源产业产能与技术的优势，应精准对接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区的绿色转型需求，转化为外交合作项目。
二是建立“外事服务经济”直通车机制。在重点驻外使领馆设立“商务与创新参赞”，其核心关键绩效指标与促进所在国对华贸易投资、技术合作挂钩。建立国内地方政府、开发区、重点企业与对应使领馆的常态化需求对接平台。
三是以高水平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将履行加入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的承诺，作为深化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改革的外部动力。通过外交谈判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国内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的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
四是对接国内发展战略，精准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外交工作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内重大发展战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准服务。要对接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外交手段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吸引高质量外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能 。要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挥开放优势，深化与国际重点区域的合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通过外交渠道扩大对外开放，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开放型经济新增长点。要对接科技创新战略，通过外交手段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为科技自立自强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要对接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通过外交渠道引进先进经验和技术，推动相关产业走出去，实现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的良性互动。
五是借力外交资源优势，破解国内发展难题。外交不仅能为国内发展营造外部环境，还能直接提供资源支持，帮助破解发展难题。要充分利用多边外交平台，积极争取国际组织的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助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发展;要利用双边外交渠道，加强与各国的经贸合作，引进短缺资源和关键技术，解决国内产业升级、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国通过开展南南合作，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脱贫经验，既助力了国内脱贫攻坚，也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中国通过外交渠道开展疫苗合作，既保障了国内疫苗供应，也为全球抗疫作出了贡献。要进一步强化外交资源的国内转化，建立外交资源与国内需求的对接机制，让外交成果更好地惠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强国富民。
六是以国内发展成就支撑外交事业，形成良性互动。国内发展是外交的底气所在，只有国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外交才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要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民生持续改善的实际成就，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增强中国外交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近8亿人摆脱贫困，这种发展成就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有底气，也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中国理念更具吸引力;中国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成就，为外交提供了更多合作资源和话题，推动了科技外交、生态外交的深入发展。要坚持“内政优先、内外联动”，通过国内发展夯实外交基础，通过外交实践助力国内发展，形成“国内发展支撑外交、外交服务国内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强国富民提供双重保障。
七是凝聚国内共识，形成外交工作合力。外交事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要加强外交理念的国内传播，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外交政策、支持外交工作、参与外交实践，形成全社会关心外交、支持外交的良好氛围。要通过媒体宣传、国民教育、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普及外交知识，解读外交政策，讲述外交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外交与自身利益的密切关系，激发全社会的爱国热情和外交参与意识;要建立健全民间外交参与机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成为外交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地方政府的外交能力建设，推动地方外交与国家外交协同发力，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外交工作格局，让外交事业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为强国富民凝聚更强大的合力。
外交是国之大事，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复兴、人民福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外交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既要传承“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文明基因，又要展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既要坚守国家利益底线，又要秉持人类共同利益;既要服务国内发展，又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八、风险防范：外交实践中的核心注意事项
在国际交往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守住底线，防范风险。
一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问题上，尤其是台湾、涉疆、涉藏、涉港、南海等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二是保持策略的灵活性：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展现务实与弹性，善于求同存异，寻找利益交汇点。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
三是强化风险评估与预警：建立覆盖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等领域的综合性海外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特别是对“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做好预案。
四是注重诚信与履约：在国际交往中，言必信、行必果。做出的承诺要尽力兑现，签署的协议要认真履行。长期积累的国家信誉是最宝贵的外交资产。
五是坚守核心利益底线，做到“刚柔并济”。国家核心利益是外交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都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说“不”，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坚决挫败任何分裂国家的图谋。同时，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要体现灵活性和包容性，善于“求同存异”，通过协商谈判化解分歧。正如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展现的，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善于灵活应变，最终推动会议达成共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和艺术。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要坚持“底线思维+战略弹性”，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为合作留出空间，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六是坚持平等相待原则，做到“尊重包容”。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开展外交活动，要摒弃霸权思维和强权逻辑，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干涉他国内政。郑和下西洋时，无论面对大国还是小国，都坚持平等相待、友好往来，这种外交理念赢得了各国的尊重和信任，也成就了当时的外交盛景。如今，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在中非合作、中阿合作中，尊重对方的发展意愿，根据对方的实际需求提供帮助，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衷心支持。
七是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做到“义利兼顾”。外交不是单方面的利益索取，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往来。开展外交活动，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要追求自身利益，也要兼顾他国利益;既要重视眼前利益，也要着眼长远利益;既要实现经济利益，也要促进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的协调发展。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就是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巴经济走廊不仅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基础设施改善、经济发展机遇，也为中国开辟了新的能源通道和贸易路线，实现了“1+1>2”的合作效果;“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响应，关键就在于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参与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共同发展。在国际交往中，要始终秉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理念，既要算好经济账，也要算好政治账、战略账、人心账，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构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八是坚守诚信守约原则，做到“言行一致”。诚信是外交的基石，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开展外交活动，要坚持“言必信、行必果”，承诺的事情就要兑现，达成的协议就要遵守，不轻易许诺，不随意毁约，以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重。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始终坚守诚信守约的原则，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坚定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展现了大国担当;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严格履行承诺，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赢得了合作方的广泛赞誉。相反，个别国家动辄“退群”毁约、单边制裁，不仅损害了自身的国际信誉，也破坏了国际合作的基础。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要始终坚守诚信底线，以言行一致的表现，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我们要迈向以天下情怀引领的新型大国外交。中国的外交，既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肩负着促进人类进步的时代使命。它植根于“胸怀天下”的中华文明传统，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根本论断，最终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要求我们具备历史穿透力(洞察变局本质)、战略统筹力(联动内外大局)、理念创新力(提供中国方案)和精准行动力(推动务实合作)。通过实施以“共生哲学”为理念、以“立体网络”为体系、以“精准施策”为手段、以“内外循环”为支撑的整体创新战略，中国外交必能成功化解风险挑战，有效营造一流环境，不仅为强国富民提供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也将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与正能量，真正走出一条顺应潮流、适合国情、造福世界的新型大国外交之路。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世界眼光、人类情怀，大胆创新理念、布局、方式、能力，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要坚持内外统筹、双向赋能，让外交更好地为高质量发展服务、为强国富民助力;要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坚守初心、勇于创新、积极作为，就一定能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凝聚更加广泛的国际共识，为实现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于发展重振强大我国外交的几点战略思考与可行建议
外交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是民族复兴的外部保障，更是大国参与全球治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载体。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霸权主义与多边主义博弈加剧，区域合作与阵营对抗并存，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中国外交站在了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望古今，从春秋战国合纵连横的制衡智慧到汉唐怀柔远抚的共赢之道，从邓小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第三世界合作”的外交三原则到习近平外交思想擘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图，强大的外交始终是“国强民富”的重要标志，始终遵循“实力为基、智慧为翼、共赢为魂”的底层逻辑。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外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离正确轨道的问题：部分外交言行陷入“战狼式”误区，将强硬等同于坚定，把对抗当作立场;个别领域出现“守立场丢底线”的偏差，原则性与灵活性失衡;对国际格局演变和他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存在局部误判，战略预判与战术应对脱节;部分层面滋生“自我感觉良好”的浮躁心态，对自身国际定位和外交能力认知不客观，一些运作脱离实际国情和国际现实。这些问题不仅消解了我国多年积累的外交软实力，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外部发展阻力，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相悖。
重振强大中国外交，必须以“拨乱反正、开拓创新”为核心，以“切合国情、顺应潮流、面向未来”为原则，批判错误做法、纠偏发展路径，汲取古今中外外交智慧，融合伟人思想与时代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兼具指导性与可操作性的外交体系，为民族复兴、国家振兴筑牢外部根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深度、广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中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本战略思考与建议旨在秉持历史自觉与战略清醒，以最大胆的设想、最前瞻的思路，系统检视我国外交的成就与不足，勇于直面“战狼外交”标签、战略沟通失效、自我认知偏差等深层矛盾，并尝试提出一套拨乱反正、守正创新的系统性战略建议，旨在为开创一条顺应潮流、根植国情、服务复兴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贡献思考。
一、溯源鉴今：古今中外强大外交的核心经验与思想遵循
强大的外交从来不是单一的“强硬”或“妥协”，而是实力、智慧、格局的综合体现，古今中外的成功实践与伟人思想，为我国外交重振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中华千年外交智慧来看，《资治通鉴》所载的纵横之术与王道之治，揭示了外交的本质规律。苏秦合纵、张仪连横，印证了“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制衡逻辑，大国外交需善借外力、巧解矛盾;蔺相如渑池之会“以理服人、以勇护尊”，诠释了外交底气源于国家实力，据理力争绝非匹夫之勇;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彰显了“怀柔远抚、互利共赢”的外交境界，包容融合方是长治久安之道;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理念，更是将“以德服人”的王道外交推向极致，成就了“天可汗”的国际认同。这些智慧的核心，是刚柔并济、攻心为上、互利共生，这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
从世界外交实践来看，近代以来英国的均势外交、二战后美国的多边合作外交(初期)、东盟的协商一致外交，均证明了“顺应潮流、因地制宜、多元协作”的重要性。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失败实践，如美国动辄退群、制裁的外交行径，更是从反面印证了邓小平“霸权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判断，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国际社会的永恒真理。
从伟人外交思想来看，毛泽东同志“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底色;周恩来同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三句话”，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划定了核心方向，其“坚持原则、讲话算数”的要求，更是外交公信力的根本;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核心，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其“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的论述，更是破解当前外交困境的关键钥匙。
外交的本质，绝非简单的利益交换或立场宣示，其深层内涵是一个国家文明内核、战略智慧与价值感召力的集中外化。中国传统智慧将外交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延伸，讲究“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孟子》)，其精髓在于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通过智慧、道义与礼制构建可持续的秩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警示我们，大国竞争中权力的转移往往伴随恐惧、误判与冲突。而现代外交的奠基者之一，黎塞留枢机主教则实践了“国家利益至上”的理性原则。这些思想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成功的外交必须同时具备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沟通的有效性和价值的吸引力。步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外交的内涵发生了革命性扩展。它已从传统的高政治(和平与安全)领域，全面渗透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字规则制定、气候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全政府”“全社会”参与的复合型场域。中国外交面临的不仅是主权、安全等传统议题，更肩负着回答“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方案” 的时代使命。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正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最高回应。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超越单纯的利益捍卫者角色，努力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者、全球共同发展的赋能者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者。其衡量标准，不仅在于“说了什么”，更在于“被听懂了什么”、“被认同了多少”以及“共同做成了什么”。
古今中外的经验与思想汇聚成一个核心结论：强大的外交，必然是实力支撑下的独立自主，是原则坚守中的灵活变通，是格局引领下的互利共赢，是理性认知中的主动作为。这是我国外交重振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准则。
二、现状评估与深层矛盾：辉煌成就下的“四大能力赤字”
必须首先充分肯定，新时代中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元首外交举旗定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日益成为国际共识。“一带一路”倡议搭建起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及全球治理倡议形成了系统性的中国方案。我们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论都进行了严正的交涉与驳斥。中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然而，辉煌成就的另一面，是外部环境的空前复杂与内部能力的严峻挑战。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个别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企图改变中国的发展轨迹。更值得警醒的是，我们自身的外交实践在某些层面、某些时刻，暴露出与战略目标不匹配、与时代要求不适应的“四大能力赤字”，这构成了当前的主要矛盾：
一是战略沟通与叙事建构赤字：部分外交实践被国际舆论片面解读并标签化为“战狼外交”，其根源不在于维护立场的正当性，而在于沟通策略的单一化、话语表达的程式化与共情能力的缺失。当复杂的国家立场被简化为强硬的“复读机式”回应，当必要的斗争被演绎为情绪化的“麦克风竞赛”，我们便无意中落入了西方预设的“强硬VS软弱”二元叙事陷阱，损耗了自身的道义形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言，“外交的艺术在于倾听对方恐惧的能力”，而我们有时过于聚焦于陈述自身立场，忽视了倾听与化解对方(包括中间地带国家)的深层焦虑与误解。
二是精细作业与风险预判赤字：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进行的“欺骗式外交”和战略投机，或某些集团罔顾事实的集体发难，我们的反制有时显得被动和笼统。这反映出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精深程度、对对象国内部政治生态的微观把握、以及对复杂博弈中“灰色地带”战术的预判与反制上存在短板。外交不仅是原则的宣示，更是一门基于极致情报、精准画像和灵活反应的精细手艺。
三是自我认知与心态调适赤字：“自我感觉太好”源于对历史性成就的骄傲，但若固化为一种外交心态，则可能导致对国际社会多元声音的敏感度降低、对合作中平等互惠细节的忽视，以及将发展阶段的必然差距误读为善意的不足。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是历史的必然，但“有为”不等于“强势”，自信不等于自满。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倡导“全球南方”团结合作，自身心态就必须始终与“全球南方”同频共振，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新中心主义”的傲慢。
四是跨领域协同与公共外交赤字：外交日益成为一项系统工程，但国内存在外交与外宣、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部门间的“蜂窝状”隔离。这导致经济合作成果可能被安全议题对冲，文化交流善意可能被个别舆论事件消解。“全民外交”意识与能力不足，民间交流的深度、广度与精细度，未能有效转化为国家形象的坚实支撑。
三、直面症结：当前我国外交存在的核心问题与根源剖析
当前我国外交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偶然，而是国际格局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外交能力建设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必须进行深刻的症结剖析，才能实现精准纠偏。
(一)认知偏差：将“外交姿态”等同于“外交实力”，陷入“战狼式”误区
部分外交实践将“强硬发声”当作“立场坚定”的唯一标准，把“言辞对抗”等同于“维护利益”，形成了简单化、极端化的外交认知。这种“战狼式”外交，忽视了外交的本质是“沟通、协商、化解矛盾”，而非“对立、指责、制造冲突”。其根源在于对“斗争精神”的理解偏差，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扬斗争精神”曲解为“无差别对抗”，忘记了“讲求斗争艺术”是斗争精神的重要内涵。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既未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反而激化了外部矛盾，消解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让部分国家借势渲染“中国威胁论”。
(二)策略失衡：“原则坚守”与“灵活变通”脱节，出现“守立场丢底线”偏差
外交的核心是在坚守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利益交汇点，实现互利共赢。但当前个别外交领域陷入“唯立场论”，将原则绝对化、教条化，忽视了外交的策略性和灵活性。比如在部分国际争议问题上，一味强调自身立场，缺乏换位思考和协商空间，甚至将合理的妥协与让步视为“妥协退让”，导致“守了立场，丢了实际利益，失了合作机会”。这种失衡的根源，是外交战略与战术的脱节，是对“底线思维”的理解偏差，将“底线”与“立场”混为一谈，忘记了底线是不可触碰的国家核心利益，而立场是实现利益的方式与路径，路径可以多元，底线必须坚守。
(三)能力短板：战略预判与战术应对不足，存在明显的“外交误判”
百年变局下，国际格局演变速度加快，各国战略意图更加隐蔽，利益博弈更加复杂，这对我国外交的战略预判能力、形势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部分外交实践中，对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判断不够精准，对部分国家的战略意图解读存在主观臆断，对地缘政治变化的连锁反应缺乏预判。比如对部分大国的战略相持态势认识不足，对中小国家的利益诉求关注不够，导致外交应对滞后、被动，甚至出现战略误判。其根源在于外交智库建设滞后，跨学科、国际化的外交研究人才匮乏，情报收集、分析、研判的体系化能力不足，缺乏“端起历史望远镜看问题”的历史观、大局观。
(四)心态浮躁：对自身国际定位认知不客观，滋生“自我感觉良好”的盲目自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部分层面因此滋生了盲目自信的浮躁心态，对自身的国际定位、外交能力、软实力影响力的认知脱离实际，出现了“自我感觉良好”的倾向。一些外交运作追求“表面声势”，忽视实际效果;一些国际倡议的推进脱离我国的实际能力和各国的实际需求，缺乏落地举措。这种心态的根源，是缺乏“清醒的自我认知”，忘记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忘记了“大国崛起必然伴随阻力”的历史规律，更忽视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与疑虑并存的现实。
(五)机制滞后：外交运作体系与新时代要求不匹配，存在“不切实际”的弊端
当前我国外交运作体系仍存在一些与百年变局、国家发展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有待提升，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不足;公共外交与官方外交脱节，民间交流、文化传播的软实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外交人才培养体系滞后，重理论、轻实践，重语言、轻跨学科素养，缺乏兼具国际视野、国情认知、专业能力的复合型外交人才。这些机制性问题，导致部分外交运作脱离实际，难以适应新时代外交“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要求。
四、战略重构：重振强大中国外交的核心思路与基本原则
重振强大中国外交，必须以“拨乱反正、开拓创新”为总基调，以“服务民族复兴、促进和平发展”为主线，结合我国实际、顺应世界潮流，确立清晰的核心思路与基本原则，确保外交发展不偏航、不走样。
(一)核心思路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外交智慧，融合古今中外成功经验，纠正错误外交认知与做法，构建“实力为基、智慧为翼、共赢为魂、机制为保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从“姿态强硬”到“实力硬核”、从“单一发声”到“多元沟通”、从“自我循环”到“互利共赢”的转变，让外交成为国家发展的“助推器”、民族复兴的“护航者”、全球治理的“引领者”。
(二)基本原则
1，独立自主与互利共赢相统一：始终坚守邓小平提出的“不搞政治游戏、不打别人的牌”的独立自主原则，同时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搞霸权、不搞对抗，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底线思维与灵活策略相统一：牢牢守住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底线，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同时讲求斗争艺术，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善于换位思考、攻心为上，找到利益交汇点，实现“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3，国情实际与世界潮流相统一：始终立足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高估自身能力，不盲目追求“国际话语权”，同时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
4，战略定力与与时俱进相统一：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与时俱进，根据国际格局演变和国内发展要求，及时调整外交策略、完善外交机制，提升外交的适应性和主动性。
5，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相统一：强化官方外交的主导作用，同时激活公共外交的软实力潜力，推动民间交流、文化传播、经贸合作与外交工作深度融合，让世界真实、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化解误解、凝聚共识。
五、外交的核心价值重估：强国富民的“氧气”与“引擎”
在强国富民的宏伟征程中，外交绝非边缘事务，而是如同“氧气”般不可或缺的生存环境，和如同“引擎”般驱动发展的核心动力。
一是安全之盾：外交的首要使命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排除战略性、颠覆性风险。通过稳定大国关系(特别是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经营友好周边、团结“全球南方”，化解地缘政治冲突，防止外部环境恶化中断现代化进程。
二是发展之桥：外交是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引入技术、制定规则的核心渠道。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直接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发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由外交打开的。
三是话语之钥：通过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参与和创设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规则，中国能将发展优势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这关系到中国能否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同制定者”，从根本上保障长远利益。
四是形象之窗：外交是塑造国家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前端。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能大幅降低国际合作中的“信任成本”，吸引人才、资本与友好情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无形却强大的助力。
六、战略转向与路径创新：重振外交的五大支柱
综上所述，中国外交亟需一场静悄悄的“能力革命”，实现以下五大战略转向：
一是从“立场宣示”转向“战略沟通”：构建分层、精准、共情的话语体系。操作建议：设立跨部门的“战略沟通与风险预警中心”，运用大数据与AI，实时监测全球舆论动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政界、商界、学界、民众)定制传播策略。对外表态应严格区分核心利益的红线话语(如，台湾问题，必须清晰、坚定、一致)、重大关切的专业话语(如经贸、科技议题，展现专业性与建设性)和广泛合作的叙事话语(多用故事、数据、案例，展现中国发展与他国福祉的关联)。培训外交官掌握“非暴力沟通”等高级沟通技巧。
二是从“泛化应对”转向“精细作业”：深化国别研究与议程设置能力。操作建议：大幅增加对重点对象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关键国家、欧洲内部不同力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度研究预算，培养“国别通”式外交官。外交行动预案需包含“剧本化”推演，预判对方多种反应并准备应对链条。主动设置“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低碳转型伙伴关系”、“数字治理对话”等功能性议题，吸引各方参与，在合作中自然化解对抗。
三是从“防御辩解”转向“价值引领”：系统性供给“未来公共产品”。操作建议：超越对个别指责的被动回应，将更多资源投向前瞻性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例如，牵头设立“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基金”，重点援助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推动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际绿色发展信托”，确保气候援助透明直达。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合共生”等中华传统治理智慧，进行现代性转译，形成可操作的国际规范提案。
四是从“部门外交”转向“系统外交”：打造中央统筹下的“外交共同体”。操作建议：强化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统筹权威，建立外交、商务、发改、科技、文旅、国防、金融等部门的常设联席办公与联合培训机制。实施 “外交官+”计划，选派中青年经济官员、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到外交一线轮岗。将“国际合作成效”纳入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核心考核指标。
五是从“官方主导”转向“人民主体”：启动“新文艺复兴”式公共外交。操作建议：设立国家“公共外交创新基金”，以市场化方式支持智库、高校、媒体、文艺机构、民营企业及有影响力的个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鼓励中国青年与全球青年在科技、环保、公益创业等领域组建跨国团队。系统性地将中国当代文学、影视、设计、时尚进行全球化包装与推广，让世界在情感与文化上“重新发现”一个现代、多元、创新的中国。
七、内外联动与底线思维：服务发展大局，坚守原则艺术
外交必须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齿轮咬合式”的有机融合。
一是联动机制：建立 “外交需求-产业能力”双向对接平台。国内重大科技攻关、产能合作、资源需求清单，应成为外交谈判的优先议程;外交获取的合作协议、市场准入、规则影响，应第一时间转化为国内企业、地方发展的行动指南。
二是风险管控：在积极推进合作的同时，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对关键领域的“脱钩断链”风险、金融制裁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建立全链条应急预案。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守“底线思维”与“灵活艺术”的统一：在核心利益上，寸土不让，展现“不可为”的决心;在非原则问题上，大开大合，展现“大有为”的胸怀。区别对待美国政府的不同分支、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善于在对方阵营中寻找和扩大“合作派”与“理性派”。
八、可行建议：重振强大中国外交的具体举措与落地路径
重振强大中国外交，必须立足问题根源、结合核心思路，提出兼具指导性、可操作性的具体举措，从认知纠偏、能力建设、机制完善、人才培养、实践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外交工作回归正确轨道，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认知纠偏：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彻底摒弃“战狼式”误区
1，开展全国外交系统的认知重塑专项行动，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重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汲取中华传统外交智慧，厘清“斗争精神”与“对抗思维”、“立场坚定”与“言辞强硬”、“底线坚守”与“策略灵活”的边界，树立“刚柔并济、攻心为上”的科学外交观。
2，建立外交言行评估机制，对官方外交发声、涉外表态等进行事前评估、事后复盘，杜绝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的外交言行，确保外交言行始终与国家战略、国际形象相契合，让外交发声“掷地有声、有理有据、有节有度”。
3，强化“外交为民”的初心导向，始终将维护中国公民、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落脚点，让外交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避免外交成为“表面工程”，以实际利益赢得民众与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能力提升：强化战略预判与战术应对，破解“外交误判”难题
1，打造国家级高端外交智库体系，整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资源，建立跨学科、国际化的研究团队，聚焦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演变、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等核心议题，开展长期、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外交决策提供科学、精准的智力支持;建立外交预判预警机制，对重大国际事件、地缘政治变化进行提前研判、风险预警，提升外交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2，提升外交调研与分析能力，要求驻外使领馆深入调研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精准把握驻在国的战略意图、利益诉求、国内舆情，建立“一国一策”的外交数据库，为双边、多边外交合作提供精准支撑，避免基于主观臆断的战略误判。
3，强化大国关系与中小国家外交的统筹能力，在处理中美、中欧、中俄等大国关系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的外交工作，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筑牢外交“朋友圈”，破解“唯大国论”的外交误区。
(三)策略优化：坚持刚柔并济，实现“原则坚守”与“灵活变通”的有机统一
1，明确外交底线与立场的边界，制定《国家外交核心利益清单》，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等明确为不可触碰的底线，在底线问题上坚决斗争、寸步不让;而对于非核心利益的国际争议问题，坚持协商、谈判、斡旋的解决路径，善于做出合理的妥协与让步，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共赢方案。
2，讲求外交斗争艺术，将“斗争”与“合作”有机结合，在斗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坚守底线。针对美国等少数国家的霸权行径、抹黑打压，坚决开展外交战、法理战、舆论战，反制其霸凌行径;同时，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积极寻求与各国的合作，实现“竞争性共存”的大国关系新格局。
3，践行攻心为上的外交策略，借鉴烛之武退秦师“换位思考、晓之以理、动之以利”的智慧，在外交谈判、斡旋中，站在对方的立场剖析利弊，找到利益交汇点，避免一味强调自身诉求，实现“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外交目标。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实际利益，让“一带一路”成为真正的共赢之路。
(四)机制完善：构建现代化外交运作体系，破解“不切实际”弊端
1，提升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跨部门的外交决策协调机制，整合外交部、商务部、国防部、发改委等部门的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协同联动，避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建立外交决策的专家咨询机制，广泛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建议，让外交决策更加符合实际、顺应潮流。
2，构建“官方+民间”的立体化公共外交体系，将公共外交纳入国家外交战略，设立国家级公共外交基金，支持民间组织、智库、企业、媒体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真实、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化解“中国威胁论”的误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影响力。
3，完善外交绩效评价机制，建立以“实际利益、国际形象、合作成效”为核心的外交绩效评价体系，杜绝以“声势大小、发声多少”作为评价标准，引导外交工作回归“务实、高效、共赢”的本质，避免不切实际的“表面工程”。
(五)人才培养：构建复合型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夯实外交发展根基
教育是外交人才培养的基础，重振强大中国外交，必须从教育入手，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外交人才培养体系，为外交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这也是为教育部提供的核心决策参考。
1，优化高校外交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国际政治、外交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融合，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国情认知、专业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外交人才;强化实践教学，建立高校与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国际组织的合作培养机制，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外交能力。
2，建立外交人才终身学习与培训机制，对在职外交人员开展常态化的培训，内容涵盖国际格局演变、外交策略、跨文化沟通、专业知识等，提升外交人员的综合素养;推动外交人员的轮岗交流，让驻外使领馆与国内外交部门的人员实现双向流动，丰富外交人员的实践经验。
3，拓宽外交人才选拔渠道，打破身份、专业、学历的限制，面向社会选拔具有丰富国际经验、专业能力突出、跨文化沟通能力强的人才加入外交队伍，优化外交人才队伍结构，提升外交队伍的整体素质。
(六)实践创新：顺应世界潮流，打造中国特色外交新范式
1，践行“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经济治理、数字治理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强化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投行等多边机制的作用，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破解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困境。
2，打造“精准外交”新范式，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利益诉求、文化背景，制定“一国一策”的外交策略，实现外交合作的精准化、高效化;比如对发展中国家，重点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对发达国家，重点开展经贸、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3，推动“数字外交”创新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提升外交调研、预判、沟通、传播的能力;打造数字外交平台，推动外交信息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实现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数字化融合，提升外交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
重振强大中国外交，是时代的要求，是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国外交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纠正错误做法，以“开拓创新”的精神重构发展路径，以“脚踏实地”的作风推进实践落地。
我们要始终牢记，强大的外交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从来不是“强硬出来的”，而是“实力支撑、智慧引领、共赢铸就的”。要始终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指导，汲取古今中外的外交智慧，坚守伟人确立的外交原则，立足我国实际、顺应世界潮流，构建刚柔并济、务实高效、互利共赢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
唯有如此，我国外交才能回归正确轨道，才能在百年变局中化危为机、开创新局，才能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护航者”、国家发展的“助推器”、全球治理的“引领者”，才能为强国富民、民族复兴、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不竭的外交力量!
重振强大中国外交，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它要求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成就与不足，以科学的理性剖析矛盾与根源，以文明的胸怀拓展格局与愿景。我们必须勇敢地告别任何简单化、情绪化、套路化的陈旧模式，锻造出一支兼具坚定政治立场、深邃战略思维、精湛专业技艺、丰厚人文素养和流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型外交队伍。
最终，中国外交的强大，不在于声音的最高亢，而在于道理的穿透力;不在于朋友的众多，而在于伙伴的坚实;不在于每战必争，而在于大势在我。通过这场系统性的能力升级，中国外交必将更好地服务于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真正履行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征程中，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23日作于采访调研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