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一章历史上的中国：文明根脉与治理智慧的千年积淀
中华文明以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唐的盛世气象，从宋明的经济繁荣到清初的疆域巩固，中国长期在农业文明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近代以来，面对工业革命的浪潮和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困境。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为中国留下了深厚的治理遗产与精神密码。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精神;从“九州共贯、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到“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处世之道，这些理念穿越时空，成为中国治理体系的文化基因。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理解今日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必先追溯其绵延五千年的文明根系与治理实践。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其生命力不仅源于壮丽的文学艺术与科技成就，更在于一套不断演进、务实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到“民惟邦本”的治理伦理，从“礼法合治”的制度设计到“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古代中国的治理智慧不仅塑造了历史的辉煌，更沉淀为今日“中国之治”的深层基因。
上古时期，大禹“因势利导”治水，打破部落壁垒，奠定“九州一统”的治理根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逐，儒家“为政以德”、法家“明法慎刑”、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碰撞，形成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秦汉确立郡县制、隋唐完善科举制，构建起一套贯通中央与地方、衔接人才与治理的制度体系，使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多次成为世界文明的标杆——汉唐盛世时，长安成为国际商贸与文化交流的中心，GDP占全球比重一度超过三分之一;宋代科技发明层出不穷，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是集科技与治理智慧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即便在近代遭遇百年变局，中华民族仍未沉沦。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到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呐喊，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既传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也开始睁眼看世界，尝试融合中西文明的治理智慧。这段历史深刻昭示：中国的治理之路，必须植根自身文明土壤，同时顺应时代潮流;民族复兴的伟业，必然是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镜鉴：1，治理智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选贤任能”“变法图强”等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唐代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积极探索。2，开放经验：汉代的丝绸之路、唐代的长安国际都会、宋代的海外贸易、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展现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中发展壮大的。3，近代探索：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的制度改良尝试，再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觉醒，在探索中前行。这些尝试虽未完全成功，却为后来的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4，历史转折：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一、国家治理思想的主线：从“神权礼法”到“大一统”文明体系的成熟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是一条从神权走向人文、从分治走向一统、从礼法分野走向礼法合治的清晰主线。
一是早期探索：从神权到人文的觉醒。1，殷商时期，治理立足于神权，统治者通过垄断与“帝”的沟通来维系权威。2，西周的重大转折在于“以德配天”与“敬天保民”思想的提出。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其核心“亲亲尊尊”，在建立秩序的同时，也孕育了最早的“民本”思想萌芽。《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断，标志着治理重心开始从天上转向人间。
二是轴心突破：百家争鸣与治理思想的多样化。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却催生了思想大爆发。各家围绕“如何治理国家”提出了不同方案：1，儒家主张“为政以德”，强调道德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孔子倡导“仁政”，孟子提出“民贵君轻”。2，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追求制度的普遍与刚性，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3，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尊重自然与社会规律。这一时期，郑国子产“铸刑鼎”首次向民众公布成文法，引发了关于“法”与“礼”关系的著名辩论，预示着一个法治新时代的来临。4，整合定型：汉代“霸王道杂之”与礼法合治。秦亡汉兴，深刻教训促使统治思想转型。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完成了对外儒内法、礼法结合的体系化建构。他提出“德主刑辅”，将道德教化与法律制裁比作阴阳相辅相成。汉宣帝直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标志着一种刚柔并济、务实灵活的成熟治理模式的形成，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框架。
二、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五大核心支柱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凝练为五个相互关联、互为支撑的核心理念，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是大一统：国家认同与疆域整合的基石。“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统一，是政治、文化、地理的多维统合。《诗经》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是其早期表达。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刻认同，也成为抵御分裂、维护疆域完整的强大精神力量。从秦朝“书同文、车同轨”到元代的行省制，都是这一理念的制度实践。
二是民本思想：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富人民性的精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等论述，将人民置于政治考量的中心。它不仅是道德倡导，更是实践智慧：统治者认识到，民生安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唐代“贞观之治”、明代初期休养生息政策，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三是德治与教化：社会治理的柔性力量。德治强调以道德引领社会风尚，通过教化使百姓“有耻且格”。历代重视兴办官学、推崇乡贤、宣扬伦理。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清代定期宣讲《圣谕广训》，都是将主流价值观传递至基层的尝试。德治与法治并非对立，而是构成了“礼法合治”中“礼”的教化一面。
四是治国先治吏：权力监督与官僚体系的建设。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官吏队伍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法家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儒家同样要求官吏修身正己。从秦朝的《为吏之道》到唐朝的《循资格》，再到明清的科道监察制度，形成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文官选拔与监察体系之一(科举制是其巅峰)，旨在确保治理者的素质与操守。
五是革故鼎新：文明延续的内在动力。中华文明绝非僵化保守。《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代有为的政治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都曾在“祖宗之法”中寻求“因时损益”的变革空间。这种在尊重传统中寻求创新的智慧，使中国体制具备了强大的适应性与修复力。
三、扎根泥土：古代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国家治理的效能，最终体现在基层社会的稳定与活力上。中国古代形成了“官治”与“民治”相辅相成的基层治理格局。
一是基层组织建设：从周代的“乡遂制”，到秦汉的“乡亭里”，再到明清的“里甲制”“保甲制”，国家政权组织不断向下延伸，负责征税、治安、教化等。
二是乡贤与长老治理：政府注重利用民间权威。明代选拔“公正可任事”的老人，与里胥共同调解乡里纠纷，甚至可审理简单案件，实现了官方管理与民间自治的结合。
三是乡规民约的自治传统：北宋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开创了成文民间自治规范先河，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此后，王阳明的《南赣乡约》等纷纷涌现，成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有效维系了乡土社会的秩序与温情。
四是寓教于法的普法智慧：古人深知法律知晓度关乎治理成效。周代即有“悬法象魏”让万民观瞻的传统。汉代“春秋决狱”、唐代《唐律疏议》的颁布，都是将法律与儒家伦理结合以便普及的尝试。刘邦入关中的“约法三章”，用最简洁的语言明确犯罪边界，迅速安定了民心，是法律传播与政治智慧结合的典范。
四、古韵新生：当代治理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
历史的智慧唯有融入时代血脉才能生生不息。今日中国大地上，无数实践正在对传统治理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是文化基因赋能现代调解：“六尺巷”的新时代回响。安徽桐城“六尺巷”的礼让故事家喻户闻。当地将其精神提炼为“六尺巷工作法”，运用于基层矛盾调解。在修路、拆迁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中，通过“书记夜话”“村民说事会”等平台，弘扬互谅互让精神，成功化解了大量纠纷。这证明，“以和为贵”的古老智慧，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二是非遗技艺融入法治宣传：山西运城的“非遗善治”。山西运城公安巧妙地将当地非遗技艺转化为法治宣传载体。在派出所内，面塑作品生动展现电信诈骗流程或文物保护法规，剪纸艺术则剪出“和”字与《六尺巷》故事，装饰在调解室。让法律以富有温度、易于感知的乡土艺术形式触及人心，实现了法治、德治与乡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三是现代治理中的“民本”与“创新”：福建的综合性探索。福建的治理创新展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需求的结合：1，德化县域发展：山区县德化，抓住陶瓷这一特色产业，通过文化赋值、科技赋能，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通过“跨镇联建”推动城乡融合，生动实践了“因地制宜”“富民为本”的治理思想。2，闽派文化活化：福州通过“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将历史街区转化为富有活力的文化商业空间，让文化遗产造福当代民生。3，国企党建创新：国家能源集团福建公司，将党的组织优势深度嵌入公司治理与科技创新，破解“两张皮”难题，体现了“治国先治吏”思想在现代企业治理中的新发展。
五、历史智慧的当代启示：迈向“中国之治”新境界
鉴古知今，历史的智慧为我们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提供了深刻启示：
启示一：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包容”的统一，筑牢共同体认同。“大一统”传统启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同时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促进各民族文化、各种社会活力的繁荣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启示二：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现代化，夯实执政根基。“民本思想”的现代表达，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有政策制定与效果评估，都应以是否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标准。这要求我们不断完善民主制度，畅通民意表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启示三：推动“德治、法治、智治”融合，提升治理效能。应继承“礼法合治”的精髓，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上，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发挥道德教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实现“智治”，构建刚柔并济、立体多元的现代治理体系。
启示四：汲取“革故鼎新”的变革勇气，激发体制活力。面对新时代挑战，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传统智慧，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完善干部选拔考核监督机制(“治吏”)，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永葆治国理政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辉煌。中华文明积淀的治理智慧，是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治国理政的丰厚资源。它告诉我们，一个文明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和武力的强盛，更在于其能否建构一套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激发社会活力，既能传承文化根脉、又能包容创新变革的治理体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沉湎于辉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更自信地开创未来。将历史的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的时代课题相结合，我们必将能走出一条超越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让中华民族以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二章当今之中国：变局中的崛起与治理新篇
回望百年，中国从“文明蒙尘”的谷底奋力攀爬，穿越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激流险滩。今日之中国，正航行在民族复兴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三峡”。前方，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洪流;脚下，是经济总量近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巍巍巨轮。这艘巨轮何以在变局中破浪前行?其动力之源与航向之锚何在?本章旨在剖析当代中国在变局中崛起的深层逻辑，审视其治理体系为适应新时代而进行的深刻变革，从而在历史的纵深感与全球的宽广度中，探寻迈向强国富民彼岸的坚定航向。
百年变局风云激荡，东方巨龙昂首腾飞。当世界经济格局因地缘冲突、技术壁垒而暗流涌动，当人类社会面临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双重挑战，中国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书写了大国崛起与治理革新的恢弘篇章。从脱贫攻坚的人间奇迹到科技创新的突破赶超，从生态文明的绿色实践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当今中国正以“自身之治”破解“时代之问”，在传承千年治理智慧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更是亿万人民同心筑梦的实践伟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站在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历经七十余年社会主义建设、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2024年，中国GDP达到135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即将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古训。在治理实践中，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政治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蓬勃发展，从杭州青山村的“议事会”到云南喜洲镇的“村民协商”，从12345政务热线到基层立法联系点，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正如巴西学者卡瓦略所言：“中国的民主制度强调公众的广泛参与，核心目标是为民众的现实需求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经济上，形成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独特优势，制造业产值占全球30%以上，连续15年居世界首位，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5500万户民营企业与254家央企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双引擎”。科技领域，中国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量子通信领跑全球，5G网络用户普及率达到56%，芯片出口额突破1.14万亿元，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华为等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远超国际同行;文化领域，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文艺赋美”工程开展55万场演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中焕发新生;生态领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持续下降，湿地保护率提高到55%，重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此同时，中国深知自身所处的复杂环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博弈、全球化逆风等挑战并存，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民族复兴的大方向没有改变。正如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所指出的：“中国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自身问题上，与此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能不断实现新的跨越与发展。”当今之中国，既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庞大的市场红利、丰厚的人才储备，更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迈向未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一、变局中的崛起：多重维度下的中国态势
当代中国的崛起，并非单一经济指标的线性增长，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重维度上的整体性复兴。这种复兴，是在应对严峻挑战中淬炼而成的。
一是历史性成就：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万元增加到8.1万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2，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3，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4，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二是经济巨轮的韧性航迹：压力下的“稳”与“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展现了超大规模经济体独有的韧性与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是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11月份，国民经济延续稳中有进发展态势：1，生产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4%，产业升级态势明显。2，消费持续恢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力显效，带动消费升级。3，外贸展现韧性：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1%，其中出口增长5.7%。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6%，外贸多元化成效显著。4，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核心CPI同比上涨1.2%。5，全年粮食再获丰收，产量达14298亿斤，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根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结，在“顶压前行”中，中国经济预计全年增长5%左右，继续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4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高度。这份成绩单的含金量，不仅在于速度，更在于其向“新”向“优”的结构之变：1，动力之变：内需作为“稳定锚”的作用日益凸显，前三季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1%。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持续释放。2，结构之变：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研发应用走在全球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3，底气之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这是统筹供给与需求、参与全球竞争的“稀缺资源”和坚实根基。
二是科技创新的系统性突破：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中国的科技创新已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提升。2025年，一系列标志性成果震撼世界：1，仰望星空，探索未知：“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取回样品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天问二号”启程奔赴小行星，中国深空探测的步伐迈向更远。2，挑战极限，创造纪录：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亿度千秒量级稳态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让“人造太阳”的梦想照进现实;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的15次方倍，巩固了我国在量子计算优越性领域的领先地位。3，决胜未来，布局前沿：在脑机接口、二维金属材料、6G通信芯片等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同样取得了从“0到1”的原创突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正是这种系统性突破的有力注脚。
三是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应对挑战的制度优势。崛起之路绝非坦途，直面并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恰恰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当前，发展面临“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等挑战。中国的应对之策，凸显了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
宏观政策的精准协同：面对挑战，中国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者形成合力，既着眼当前稳增长，又为未来预留政策空间，彰显了宏观调控的定力与艺术。2，聚焦内需的战略定力：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经济工作首位任务，通过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供给、清理不合理限制等措施，全力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3，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这本质上是政府主动约束自身行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革命。
二、治理新篇：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体系重塑
为支撑和引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治理体系正在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重塑，其核心是更好地回应人民期盼、激发市场活力、塑造未来竞争力。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民生政治的具象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在当代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扎实行动。2025年，中办、国办专门出台文件，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1，从“兜底线”到“促均衡”：政策不仅关注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的精准帮扶，确保“应保尽保”，更致力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体人民不分城乡地享有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例如，国家推动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并优化国家医学中心布局，目标是实现“大病不出省”。2，投资于人，赋能于人：财政支出重点向民生倾斜，全国教育、社保和就业支出预算均接近4.5万亿元。这不仅是消费，更是对人力资本的战略投资。延长春节假期、落实带薪休假等政策，则体现了对劳动者福祉和消费潜能的尊重与激发。3，民意的制度化回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型”向“落实型”深刻转变。延长春节假期的社会呼声，通过代表建议转化为9天假期的新安排;整治平台“仅退款”乱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具体建议，也迅速变为部门的治理行动。这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真实、最管用”的生动写照。
二是数字赋能与基层善治：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智慧升华。社会治理的终点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基层治理的形态。1，成都郫都区的“预付码”实践：针对预付式消费“跑路”顽疾，当地综治中心搭建信用监管平台，通过数据共享和动态资金锁定，将风险监管前置。这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治理思维的变革——从事后被动处置转向事前主动预防。2，从“经验决策”到“数据决策”：郫都区综治中心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实时分析矛盾纠纷热点，从而能主动研判、精准派单，推动法官和调解员上门服务。线上预约调解、AI调解员等应用，则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使古老的“枫桥经验”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三是创新引擎的重磅布局：打造世界级科创枢纽。面对科技竞争，中国不再满足于分散的点状突破，而是谋划更高能级的创新策源地。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升级：中央作出重大部署，将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分别拓展至京津冀、长三角全域。这绝非简单的地理扩容，而是为了整合区域创新资源，破解同质化竞争，形成“原始创新策源—成果转化—产业引领”的强力循环。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已高居第1、第4和第6位，扩围后的聚合效应值得期待。
三、现实挑战与战略突破：通往未来的关键一跃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伟大复兴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我们面临着不少挑战，仍需突破一系列深层结构性约束。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企业面临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民生保障存在薄弱环节;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新挑战等。
一是核心挑战：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失衡。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被精准概括为“国内供强需弱”。一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社会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仍显不足。这一矛盾是许多经济金融风险隐患的深层根源。
二是战略突破：构建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一场系统的战略革新，其路径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推动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
三是主要战略举措：1，以科技创新重塑供给体系：核心是依靠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这不仅要攻关像量子计算、核聚变这样的未来技术，更要推动“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2，以收入分配改革激活需求源泉：振兴消费的根本是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信心。关键在于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完善社会保障网，让人们敢消费、愿消费。3，以全国统一大市场释放规模红利：破除地方保护、打破行政垄断、整治“内卷式”竞争，让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高效流动。这是将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竞争力的制度前提。4，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供需：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优质要素，使中国市场的供需循环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提升韧性。
四、全球角色：动荡世界中的稳定之锚
当世界充满变乱交织的“熵增”与不确定性时，中国的崛起及其治理模式，开始为世界提供稀缺的公共产品——稳定性和确定性。
一是全球经济的“压舱石”：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0%，以占全球约13.3%的进口份额为各国提供市场机遇。这种拉动作用是实实在在的确定性。
二是和平安全的“斡旋者”：从成功调解沙特伊朗复交，到坚持劝和促谈乌克兰危机，中国提供了不同于强权政治、基于东方智慧的冲突解决新范式。
三是全球治理的“建设者”：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中国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中国方案”，旨在弥补日益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正如中国学者所言，这是在为国际社会的“熵增”趋势注入“负熵”。
我们在历史的连续中创造未来。纵观当今中国之崛起与治理新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现代转型。它从“民惟邦本”的传统中汲取养分，生长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政治伦理;它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传承，凝聚起攻关核心技术、建设重大工程的磅礴力量;它更在“苟日新，日日新”的革新精神驱动下，拥抱数字文明，重塑治理体系。这条道路，有其深厚的历史连续性，更有其鲜明的时代创造性。它启示我们，强国富民之路：1，根基在民：一切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亿万人民的福祉与尊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治理体系现代化最根本的衡量标尺。2，动力在创：唯有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才能不断打破发展天花板，塑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3，格局在开：在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以高水平开放链接世界，在贡献全球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深厚的国际认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中国的治理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立足国情的创新、传承智慧的发展。面向未来，要实现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必须把握好以下四个关键维度。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核心路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导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坚持胸怀天下是战略格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要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当今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正处在参与塑造未来世界的重要阶段。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景，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书写新的华章。
站在“十五五”新程的起点，前路仍有风雨挑战。但只要始终锚定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初心，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方法论，不断完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时代要求相契合的治理体系，中国这艘巨轮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驶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其核心命题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破解转型期治理难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分化、治理效能不足、民主参与渠道待拓展等矛盾，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时代诉求。本文立足“稳中有进、守正创新”的改革逻辑，提出以“治理效能化、民主精准化、权力规范化、改革协同化”为核心的创新路径，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政治体制框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为中央决策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
中国改革即将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体系变革，一条结合了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传统智慧与前沿科技的政治体制改革新路正在显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正步入关键阶段，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网络化生存成为常态。传统的治理模式面临效能瓶颈，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仅来自理论界的思考，更源于国家迈向现代化深处的内在驱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应是外部压力的被动响应，而应是主动引领国家转型、释放发展活力的核心战略。其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既能确保长期稳定与统一，又能灵活适应快速变化、高效吸纳民意、持续激发社会创造力的治理体系。与过往聚焦于“机构精简”或“流程优化”的思路不同，本文提出，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应转向构建“系统性适应治理”范式即“适应性治理”体系：该体系旨在使国家治理像生命体一样，具备对外部环境与内部变化的敏锐感知、灵活调适、持续学习和协同进化能力，从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持久的治理效能与发展动力。这一体系以提升整个政治系统的适应性、学习力、抗风险能力和创新涌现能力为根本，确保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制度优势能持续转化为卓越的治理效能。1，现实挑战：改革新阶段的内在张力与时代要求。进入“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其改革必须直面一系列新的内在张力。当前改革已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期。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其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这要求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表面，而需进行系统性重塑。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政治生态和权力运行逻辑正在被深刻重塑。算法推荐、数据决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形成脱离传统监督的“亚政治领域”。如何在拥抱技术红利的同时，防范技术对民主原则和价值理性的侵蚀，成为全新课题。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他们不再满足于“被代表”，更渴望在公共决策中拥有真实、有效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而部分地区存在的“上级决策、基层执行”的单向模式，难以充分激发地方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导致制度活力在某些层级衰减。2，理论基石：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到“系统性适应治理”。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根本方向与核心原则。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这一重要论断为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揭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新时代的改革，正是一场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为此，我们提出构建“系统性适应治理”的新体系。其核心意涵是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使整个政治体系具备以下几种关键能力：(1)动态适应力：能敏锐感知经济社会变化，并主动调整政策和制度。(2)持续学习力：能有效吸纳基层实践智慧和民众反馈，转化为制度优化的养分。(3)抗压复原力：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能保持核心功能稳定并快速恢复。(4)创新涌现力：能在制度框架内，为地方、基层和社会自发的改革创新提供合法空间与激励机制。这一体系，超越了单纯强调“控制”或“放权”的二元思维，追求在“秩序与活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法治与改革”之间达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3，核心支柱：夯实制度性基础与民主主渠道。构建“系统性适应治理”即“适应性治理”体系，需要筑牢以下四大制度性支柱，将根本制度优势转化为可触摸、可检验的治理效能。实现“适应性治理”，需在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框架下，系统性植入四大机制，作为驱动制度进化的“适应性引擎”。(1)多元信号感知与整合机制。①制度化“社会听诊器”：强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基层联络站功能，并将其与“城市大脑”、政务热线大数据平台深度对接。设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态势综合研判中心”，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海量民情信息进行实时聚类、情感分析与趋势预警，将分散的“社会脉搏”转化为结构化的治理议题。②建立“政策先锋实验室”：在国家及省级层面，授权特定区域(如，自贸区、新区)或领域(如，数字经济、基层治理)，针对前沿问题设立“政策实验室”。允许其在明确边界内进行突破性制度试验，成功经验经第三方科学评估后，启动快速立法或修法程序，实现从“试点”到“制度”的敏捷转化。(2)知识学习与政策迭代机制。①创设“国家治理案例库”：系统收集、编码和分析国内外(包括基层)一切成功的治理创新与失败的教训案例，形成可搜索、可模拟的数字化知识图谱。将案例学习明确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培训和决策前置程序。②推行“日落条款”与定期评估立法：对非根本性的重要法规政策，在出台时即预设自动失效的“日落条款”(如，5-8年)，强制进行系统性复盘与更新。对长期性制度，建立由人大主导的、社会力量参与的“五年期强制性绩效评估”制度，评估结果作为存、废、改的直接依据。(3)弹性协同与分布式执行机制。①推行“模块化”政府与“事项化”团队：在保持大部制框架下，推动政府部门内部组织形态向“前端综合+后台专业”转变。针对跨部门复杂任务(如应对老龄化、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可依法临时组建打破部门壁垒的“事项驱动型”虚拟专班，赋予其联合决策权与资源调度权，事毕即散，形成既稳定又灵活的组织矩阵。②深化“激励相容”的央地关系改革：在维护中央权威与统一市场前提下，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实施更精细化的“差异化赋权清单”。例如，对创新驱动型地区，下放更多科技评价与人才认定权;对生态屏障型地区，则强化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考评权，使地方权责与能力、目标高度匹配。(4)韧性维持与风险免疫机制。①引入“治理压力测试”：仿照金融系统，定期对关键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网、重要产业链等系统性领域，进行全场景、极端情况下的“治理压力测试”，暴露出脆弱环节，并提前制定冗余备份和应急预案。②构建“制度防腐层”：利用区块链技术对重大公共项目招标、政府补贴发放、司法执行等高风险流程进行全程可追溯、不可篡改的存证，将监督“焊入”流程，压缩权力滥用的物理空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当前的关键是让人大监督“长出牙齿”，让预算审查、国有资产监督、政府债务监管从程序性审议迈向实质性问责。应积极探索建立人大监督评价指标体系，推动监督结果与官员考核问责更强关联。同时，必须让人大代表“血脉畅通”。要制度化地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并健全反映群众意见的处理反馈机制，确保“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是口号，而是有闭环、有督办、有回复的刚性制度。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改革方向是推动协商民主从“听取通报”更多转向“决策前协商”和“执行中监督”。完善知情明政、协商反馈机制，提升政党协商质量，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能切实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第三是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最广泛的体现。改革的重点是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可探索在街道、乡镇层级建立由居民代表、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委员会，对辖区内的公共服务、环境整治、小微项目拥有实质性的议事决策权和监督评价权。4，技术赋能：构建数字时代的智慧协同治理体系。技术赋能是建设深度互联的“数智治理基座”。技术不应是外挂工具，而应成为适应性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1)建设“国家治理一体化数字平台”：在确保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打破数据壁垒，构建连通各级政务系统、汇聚社会数据的“治理数据湖”。为经过脱敏的公共数据建立安全可控的开放利用机制，鼓励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发分析模型，提升宏观预测和微观洞察能力。(2)发展“人机协同决策支持系统”：在战略规划、公共安全、交通管理等领域，开发高级决策支持系统。它不是替代人类决策，而是通过模拟推演，呈现不同政策选择的可能后果谱系，辅助决策者进行更全面、长远的研判，减少决策盲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赋能工具”，也要求我们主动重塑治理形态。可考虑在国家和省级层面，试点建设“公共政策智能模拟与评估平台”。在重大民生政策、区域规划出台前，利用社会大数据和仿真模型，对政策的多维影响进行推演和预评估，辅助决策者更科学地权衡利弊、预判风险、优化方案。针对数字时代可能产生的“数字鸿沟”和“算法黑箱”问题，必须建立制度护栏。重要公共算法的决策逻辑应接受合规性与公平性审查，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算法(如教育资源分配、社保筛查等)可探索建立公开听证和异议申诉机制。同时，保留和优化传统线下服务渠道，保障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一体化政务数据平台，打破部门间“数据烟囱”，推动跨部门业务流程再造。例如，可将企业开办、工程建设审批、扶残助困等高频事项，从“串联审批”彻底改为“数据共享、并联审批、一网通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质性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5，央地关系：走向“差异化共治”与激励相容的新格局。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政府间关系，推动形成一种“差异化共治”的新格局。这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权责配置，应从“职责同构”更多转向基于功能优势的“差异化分工”。中央层面应更聚焦于战略规划、规则制定、全局性资源配置和跨区域协调。通过强化法治和标准，确保国家统一和市场统一。省级政府应强化承上启下的区域统筹功能，而市县基层政府则应被赋予更充分的属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权限。在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的前提下，应依法、依规扩大地方在特定领域的自主权。例如，在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可允许地方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差别化的政策创新和集成试验。福建等地开展的“一市一试点、一县一特色”改革，正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建立更加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改变过于依赖GDP等经济指标的考核方式，构建涵盖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社会治理、风险防控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公众满意度、企业获得感、基层减负实效等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引导地方政府从“向上负责”更多转向“对下负责”。6，活力之源：构建开放包容、有效试错的改革推进机制。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推进有赖于一套能激发各方活力、包容审慎试错的科学方法论。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对于方向明确、路径清晰的改革(如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推进;对于认识尚不统一、经验不足的新领域新实践，则要鼓励大胆探索、试点先行。必须尊重和激发基层与群众的首创精神。许多成功的改革经验，如“三明医改”、“武平林改”，都源自基层的大胆实践。应为基层设置更宽松的改革“容错空间”，只要出于公心、程序合规、未谋私利，对探索中的失误应予以宽容，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推动改革需要一支“铁肩膀、硬骨头”的干部队伍。要把改革一线、基层一线作为培养和锤炼干部的主战场，让干部在解决复杂矛盾、服务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接几次烫手山芋”，真正增长才干。要完善激励机制，让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7，实施保障：以坚强的党的领导与法治护航改革。越是在改革攻坚期，越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转变，正是健全党对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的战略举措，旨在加强战略研究、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衔接，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要及时推动上升为法律或法规，用法律巩固改革成果。同时，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确保改革进程规范有序。
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必须做好风险评估与舆论引导。对每一项重大改革举措，都应进行全面的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评估，并制定详尽的应对预案。同时，要加强改革政策的宣传解读，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澄清误解，凝聚改革的最大共识。
改革之道，不在追求一个静止的“理想国”，而在打造一个能与时俱进的“进化体”。本文所构建的“适应性治理”框架，其终极愿景是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智慧的生命系统”：它根系深植于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沃土，主干坚挺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它的枝叶则灵敏地感知时代风雨，通过内部养分的智能流动(信息与资源)和持续的代谢更新(制度迭代)，始终保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条道路，既是对“中国之治”内在规律的深刻遵循，也是直面未来百年变局的战略性主动选择。它有望开创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让制度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民族复兴的磅礴动能。
改革成效最终要由人民来评判。应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效能评估机制，不仅看文件出台了多少，更要看市场是否更有序、社会是否更公平、百姓办事是否更便捷、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切实增强。将评估结果作为调整和优化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据。
当年，红旗渠的开凿者们面对悬崖峭壁，没有现代蓝图，却凭借“重新安排河山”的信念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创造了人间奇迹。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需要这份信念与智慧。它不必是疾风骤雨般的剧变，而是如春风化雨，在坚持根本中优化细节，在吸纳众智中凝聚共识，在技术赋能中提升效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核心命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破解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机制梗阻，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制度体系。当前，要素配置效率不足、市场分割与公平竞争缺失、国企民企发展环境不均、宏观治理协同性不强等问题，制约了经济内生动力的充分释放。本文立足“系统协同、精准赋能、守正创新”的改革逻辑，提出以“要素配置市场化升级、市场体系一体化重构、经营主体活力精准激发、宏观治理现代化转型”为核心的创新路径，构建“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主体有活力、协同有机制”的新型经济体制，为破解发展难题、塑造发展新优势提供制度保障，为中央决策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操作性的参考。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性工程，其进程始终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同频共振。经过四十余年实践，中国已成功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与“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产业格局困境，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要素市场分割导致资源错配，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仍受体制机制约束;地方保护与行政垄断破坏市场统一，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国企民企发展待遇不均，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获取等方面仍面临隐性壁垒;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存在脱节，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效应不足;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破解，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不健全。这些矛盾的本质，是现有经济体制的部分运行机制与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是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的动态平衡有待优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诉求，已从“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转向“完善市场经济高质量运行体系”，从“破除旧体制束缚”转向“构建新制度优势”，其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深层次、创新性的体制机制变革，解决“要素如何高效配置、市场如何统一开放、主体如何公平竞争、治理如何协同高效”四大核心问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真正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全要素生产率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从“GDP竞赛”转向“发展质量竞赛”，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与制度驱动”，一场旨在根治“内卷”、释放内需、激发全要素活力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已超过3.6万亿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攀升至第十位。同期，民营经济组织数量增至1.85亿户，贡献了超过96%的经营主体。硬币的另一面是，“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导致价格低迷、产能利用率回落至74%，企业盈利受到挤压。这表明增长的引擎在轰鸣，但驱动系统亟需升级。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已从解决“有无”转向优化“结构与效能”，需要一场系统性的“除障”与“疏浚”工程，以构筑更具活力、韧性与平衡性的现代化经济体制。
首先，改革新方位：破解深层结构性矛盾，重塑发展范式。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过去支撑高速增长的“地方政府GDP竞赛+企业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正面临深刻的转型阵痛。“内卷式”竞争是其最显著的表征。它并非简单的产能过剩，而是源于深层体制扭曲的系统性困境。地方政府在传统增长动能减弱、财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为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源，深度介入产业投资。这导致产业链在部分新兴热门赛道出现一哄而上、同质化布局，造成了需求改善但利润恶化的悖论。同时，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依然存在，妨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源无法跨区域高效配置，企业难以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实现真正的强大。其后果是三重失衡：供需失衡——“供强需弱”制约经济良性循环;激励失衡——地方行为短期化与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循环失衡——国内大市场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对全球产业链变革的适应性承压。因此，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超越针对单一问题的“打补丁”式调整，进行一场旨在重构激励、打通循环、平衡供需的系统性重构。
其次，核心维度与路径：构建五位一体的改革框架。改革需要一套清晰的“施工图”。针对当前核心矛盾，可围绕五大相互关联的支柱展开，构筑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维度一：根除“内卷”基因，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1，核心战略：从“政策推动”转向“法治奠基”，通过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建立稳固的规则体系。2，关键举措：在市场层面，统一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基础制度;在政府层面，出台地方招商引资“正面与负面清单”，严格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从根本上改变盲目招商、同质化竞争的根源。建立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体系，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维度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新平衡。1，核心战略：推动国资国企与民营经济双向发力、协同共生。2，关键举措：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集中，并实质性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占比(如要求中央企业相关资金安排比例不低于70%)。同时，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破除所有制鸿沟，在重大科技攻关、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完善民企参与长效机制，依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
维度三：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实施“供需双侧”协同改革。1，核心战略：超越单纯刺激需求或压缩供给，追求“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关键举措：需求侧，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从根源上提振消费能力;清理抑制消费的不合理限制(如部分服务消费壁垒)，释放增长潜力。供给侧，依靠创新驱动，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将扩大内需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
维度四：释放全要素生产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1，核心战略：推动要素配置从“行政主导”转向“市场决定、效率优先”。2，关键举措：重点突破数据要素市场化，完善其产权确权、流通交易、安全保护制度。深化电价改革，推广如山西电力现货市场每15分钟动态定价的模式。同时，盘活城乡土地、劳动力等存量要素，破除流动壁垒。将“闲置资产”也视为重要要素进行盘活。维度五：塑造未来竞争力，推动科技-产业创新深度融合。1，核心战略：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的生态系统。2，关键举措：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发展“耐心资本”，改革考核机制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支撑高风险、长周期的未来产业研发。完善产业链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提升整体韧性。
第三，改革的动力机制：央地关系重构与系统性激励。改革的成败，取决于能否重塑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刻调整。改革央地财政关系，是破解“内卷”的治本之策。当前地方参与无序竞争的源头之一，在于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带来的财政压力。改革方向是健全地方税体系，例如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研究整合地方附加税，从而充实地方自主财力，稳定其长期预期。同时，必须根本性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降低传统GDP指标的权重，构建包含科技创新、生态保护、居民收入增长、市场环境公平性等多元目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成效，破除地方保护的实际情况，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从指挥棒上扭转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核心是厘清边界、优化服务。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确保“非禁即入”。政府职能应更多转向战略引导、标准制定、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例如加快建设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的政务数据平台和信用体系，为各类主体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第四，协同与保障：系统集成与改革落地。如此宏大的改革，需要精密的协同推进机制，防止“合成谬误”，确保落地见效。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在国家层面建立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集成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五大支柱改革，确保各项政策在目标、时序和力度上同向发力。对新出台的增量政策，必须开展严格的“一致性评估”，防止政策相互冲突或抵消。完善法治保障与容错机制。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原则落到实处，加快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素市场化配置、民营经济促进等成熟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同时，在鼓励地方进行差异化探索时，需明确改革容错清单，保护那些为公、依法、程序合规的改革探索，激发基层首创精神。建立动态评估与民意反馈闭环。引入权威第三方机构，对重点改革举措进行中长期动态效能评估，并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估报告发布机制。更重要的是，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渠道，通过听证会、网络问政等方式吸纳民意，使改革始终紧贴社会需求，增强公众的获得感与认同感。
第五，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突破点。1，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在总结海南“三块地”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推广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参考台湾1970年代“耕者有其田”到“市地重划”的经验，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将土地增值的30%专项用于乡村振兴和农民社会保障。2，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借鉴欧盟《数据治理法案》框架，建立“数据信托”制度，在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前提下，促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有序流通。在上海、深圳等地先行试点数据交易确权、定价、结算机制。3，资本要素优化配置：改革现有银行信贷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政府承担40%违约损失)。参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模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进行信用评估，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
第六，营商环境优化的“新加坡对标”方案。新加坡连续多年营商环境全球领先的关键在于其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体系：1，建立营商环境“负面清单”2.0版：除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外，全面实施“非禁即入”。参考新加坡“公司注册一小时办结”经验，推进企业开办全流程“一网通办”，将平均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2，实施监管“沙盒”制度：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设立“监管沙盒”，允许企业在可控范围内测试创新产品和服务，监管部门同步研究制定适应性监管框架。3，完善产权保护体系：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推广“技术调查官”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故意侵权最高赔偿额提高至实际损失的5倍。
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蓝图，不是一座预设了每个房间细节的静态大厦，而是一套能够自适应、自演化、自修复的“城市操作系统”。它内嵌了如“统一市场条例”这般的基础法治代码，拥有激励“耐心资本”与“科技攻关”的活力算法，更建立了供需动态平衡的精准调节机制。
当中央与地方在全新的“发展质量竞赛”规则下协同发力，当1.89亿户经营主体在公平的赛道上竞相创新，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便将拥有穿越任何风浪的“活力与平衡”新引擎，驶向更为广阔的未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创新性的战略任务，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制度完善与机制创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保障。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坚定的改革决心、科学的系统思维与务实的实践精神。在实践中，需坚持“稳中有进、守正创新”的策略，既要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解体制机制梗阻，又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与安全性，避免出现风险失控;既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要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必将构建起“市场统一开放、要素自由流动、主体公平竞争、治理协同高效、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经济体制，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全要素生产率潜力，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不仅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将为人类市场经济发展贡献新的智慧与方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生命力。(未完待续)
2025年12月28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四万字和至少每天发表两篇文章，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