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光景，此刻回想起来，依旧清晰如昨。那年我50岁生日，远在德国的儿子詹江山发来祝福短信，字里行间除了温暖的生日祝愿，还提到他元月份回北京度假，1月18日返回德国，询问我若有空，能否去北京相聚聊聊。看到短信的瞬间，欣喜与愧疚交织——欣喜于即将见到日夜牵挂的儿子，愧疚于平日里对他关心太少，在他独自海外求学的日子里，未能给予更多照料。那时工作缠身，机构改革调整、第二届博览会开幕、书籍发行等事务繁杂，但在我心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见儿子一面重要，我迫切地想知道他未来的规划、生活的点滴。

　　经过微信沟通，我们敲定1月7日中午在北大医学部见面。我向单位请了一周公休假，计划除了和儿子相聚，还去对接扶贫项目、看望几位将军并汇报工作。告知儿子我的行程后，他细心发来具体见面时间地点，还特意嘱咐尽量独自前往，中午在北大食堂用餐聊天。

　　为给儿子带份合适的见面礼，我绞尽脑汁。新书太重不便携带，土特产又觉得不够特别，给钱也开不了口。正发愁时，想起杭州的贫困户张喜萍。此前我帮她孩子解决上学难题还垫付学费，她寄来的羽绒服我多次退还无果，且我穿着也不合身，便决定将这件饱含情谊的羽绒服带给儿子，就说是占阿姨所赠，也算一举两得。

　　1月5日清晨，我踏上北京的土地。彼时的首都已焕然一新，湛蓝的天空不见往日雾霾，街道广告减少，车流也不再拥堵。我深知，这是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保战略、实施城市规划调整的成果，北京市迁至通州，四十多万人外迁，力度之大令人惊叹。八项规定的落实，让这座城市褪去浮华，回归质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经济形势变化，流动人口减少，加之车辆限行，公交、地铁越发便捷。我在京期间，与朋友相聚、对接项目，一切都简约低调，饭桌上是家常便饭，用餐地点偏僻，大家交谈轻声细语。我也不再像从前麻烦空政安排食宿，和同行四人住在普通标间，费用AA，虽简单却也自在，深切感受到时代风气的转变。

　　终于盼到1月7日与江山见面的日子。前一晚我住在燕郊老乡的宾馆，虽免了房费，但从燕郊到北大路途遥远，需三个多小时车程。当日早上8点半，我匆忙起床赶公交，连早饭都顾不上吃。813路转地铁，长达2个多小时的行程中，因前一晚与战友饮酒且空腹，我头晕恶心、肠胃不适，可一想到能见到儿子，再难的旅程也甘之如饴。十一点四十分，儿子发来信息询问行程，得知我还在地铁上且会迟到半小时，他贴心告知出地铁的最佳路线，还反复叮嘱注意安全。

　　出了地铁，我一路打听前往北大，却误走到小南门。告知儿子已到“南门”后，便在原地等待。十几分钟过去仍不见他身影，向保安询问才知走错，心中满是懊恼，担心儿子在寒风中久等。此时儿子发起位置共享，看着手机上他的位置向我靠近，我犹豫着是否迎上去，最终还是决定站在原地，像个固执的父亲，等着儿子来找我，这也让我想起第一次在北大见面的场景。那次同样约在西门，我却到了南门，儿子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想带我去食堂，却因校园内骑车带人被纠察拦下，他焦急又诚恳地解释，最终打动纠察，载着我奔向食堂。

　　正沉浸在回忆中，一声熟悉的“爸，爸，我来了!”将我拉回现实。转身望去，儿子气喘吁吁跑来，身形魁梧，比我高出一头，身着黑色长款羽绒服，戴着金边眼镜，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接过我的行李，带我前往食堂，边走边关切询问我的近况和返程安排。食堂里，他贴心地让我先找座位，自己去打饭，不一会儿端来我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花菜、带鱼，还有米饭、黑米粥，甚至准备了路上吃的肉沫饼，这些食物与六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那一刻，温暖与感动涌上心头。

　　用餐时，我们畅所欲言。儿子讲述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作为公派学生，每月有固定资助，他省吃俭用还能略有结余。他分享着未来规划，还有两年九个月博士毕业，回国服务两年后若再出国便可定居，但他更想深耕专业知识，为科研事业打好基础。他说医学管理专业未来就业方向，希望进入相关部门工作，尤其钟情科研，最向往的城市还是北京。谈及婚恋，他表示暂不考虑，要等稳定后再做打算，择偶标准以人品和志同道合为先，还特别强调不会找外国对象。他也牵挂着家中亲友，仔细询问大伯、二伯等长辈和兄弟姐妹们的情况，说学成后一定要回老家看看。

　　半小时后，服务员开始打扫，儿子提议边走边聊，送我到西门。路过“北京大学医学部”石碑时，他提议合影留念。走出西门十多米，我忍不住回头，看见儿子仍站在原地，目光紧紧追随，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双眼，心中满是不舍与牵挂，默默叮嘱他保重。

　　如今，四年时光匆匆而过。江山早已顺利博士毕业，留在北大科研部投身科研工作。之后，他受学校委派，先后前往香港、美国参与项目，目前仍在美国忙碌。这期间，因种种原因，我们再未谋面。但那次北京相聚的点点滴滴，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心中最温暖的珍藏，每当思念儿子时，那些画面便会清晰浮现，提醒着我，无论距离多远，父子间的牵挂与爱，永远不会改变 。(詹冬龙)